中國經濟狀況在2023年是每況愈下，在新冠肺炎疫情結束後，經濟狀況不但沒有明顯好轉，而且面臨增長放緩、人口減少、房地產行業掙扎、外國投資下降和青年失業率創歷史性新高等多重打擊。而且由於大批企業相繼倒閉及訂單大幅下降，導致工人被剋扣或拖欠工資的情況愈趨嚴重，各地工人無奈之下紛紛被迫走上維權之路。密切關注中國工人權益的人權團體報告指出，在2023年即將結束之時，今年發生在中國全國的工人運動和維權案例，已是去年全年的一倍。 從2023年一月開始，在中國發生的勞資衝突事件便沒有間斷。今年新年伊始的第八天（1月8日），去年才榮獲全國總工會「全國五一勞動獎」的重慶中元匯吉生物技術公司，已因訂單被取消而無協調之下大規模裁員，最終引發據稱有二萬名工人的抗議遊行和流血衝突。一天後，杭州奧泰生物公司數百名員工，也因工資和辭退問題而聚集在工廠門外抗議，後來演變為示威遊行到地方政府大樓，最終在政府介入下，糾紛才獲得解決。 類似這樣的勞資衝突事件，並沒有因為中國政府宣布疫情結束而減少。總部位於香港、致力於促進和維護中國工人權利的非政府組織中國勞工通訊（China Labour Bulletin，CLB），在今年上半年就已錄得741宗中國勞資衝突和維權個案，數量直逼2022年全年的830宗。當時中國勞工通訊的分析指，導致工人抗議個案大增的主要原因，是全球經濟受疫情影響而衰退，尤其來自海外的訂單大幅減少，引致沿海省份的製造業陷入倒閉潮，激發了工人的抗議活動。 不過到了下半年，情況不但沒有改善，反而變得更加嚴重。中國勞工通訊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今年十一月，全國的工人維權事件已達1,604宗，已超過以往三年的全年數字，光是十月就發生了225宗工人維權事件，創下該機構2017年開始錄取相關數據以來的單月最高紀錄。維權事件在每個省市都有個案，不過勞資糾紛最多的還是工廠最多的廣東省，佔294宗。而且在今年的1,604宗維權事件之中，光是跟建築業有關的事件已達836宗，比去年全年的總數還要多。 企業為逃避欠薪問題而提早放春假 由於情況愈趨嚴重，故此不少企業早於十月左右，便開始讓員工提前放假，假期時間長達三個月以上。位於廣東省佛山市的大瀝川通鋼化玻璃有限公司，亦於十二月四日向員工發出放假通知，明確表示「由於經濟低迷，市場需求持續下滑」，所以決定從十二月十一日起讓員工放假，直至明年三月十一日才復工。 這些企業在假期開始前能否發放應有薪金予工人，以及在「悠長假期」後是否可以如期復工都是疑問。中國時事觀察員王劍表示，中國工人普遍收入很低，導致難以有多餘的錢儲蓄，所以必須每個月拿到足夠維持開支，包括養得起老家親人的錢才行，否則一拿不到錢就會抗議。王劍認為這些「放長假」的員工很可能會因為薪金和失業問題而跟其他工人一樣走上維權之路。 中國勞工通訊的研究員周艾丹分析指出，過去三年疫情期間，中國的工人維權個案屢創新低，是因為當時縱然因封城等防疫政策導致失業，工人們也會體諒這不是企業和老闆的問題，而且也可以改為從事快遞或到方倉醫院上臨時班，暫時解決失業問題。可是當疫情結束後，就算工人可以復工，也因為訂單大幅減少導致欠薪情況愈來愈嚴重，最終一發不可收拾。他告訴美國之音： 「工會跟政府部門沒有恆常代表工人，廠內的工會也沒運作，工人不能恆常監察工廠運作，所以一旦爆發問題，便已達到難以收拾的地步。那時老闆也許已經拖欠了五至六個月薪金，他們已經無法如數發給工人。因此工會和政府難以介入，只能要求工人返回崗位，承諾每人只加月薪一二百元，並要求公司交待何時能清還欠薪而已。」 工人憤怒之下發起維權運動 由於企業拖欠工人的薪金愈來愈多，往往達致無法償還，而引發工人群起參與維權運動，因此企業索性選擇倒閉的情況也不罕見。 位於廣東省惠東縣的港資企業港惠針織有限公司，在今年四月復工，卻在六月宣布解散，在復工工資和遣散費安排引起員工不滿。員工張女士在網上發布信息指，在四月一日復工後的薪資只有2019年八月時的一半，而且以往的所有補貼都被取消。工人們因不滿而集體去信工廠管理層要求補回薪金差額，但管理層無動於衷，反而在六月末發出解釋信指此舉沒違反合同。而且管理層在六月三十日發公告指工人消極怠工，令客戶對公司失去信心，因此即日解散公司，賠償金卻只得總額六成。於是縱然沒有工會介入和組織，工人們也發起行動要求公司負責。用戶名稱為「笑對人生」的員工在抖音留言表達不滿說：「單方面降低員工底薪，想逼員工自己走人，一分錢不想賠，嚴重違法，還出個說明好像自己多有道理似的，厚顏無恥這四個字都不足以形容此時員工們對它的憤慨!」 居於雲南省大理市的饒召雲，在2022年與妻子為高力建設集團有限公司的大理未來城項目擔任油漆工，可是到了承諾發薪的年底遭拖欠三千元人民幣尾款，到現在還沒收到錢。他向美國之音告訴苦況： 「從去年底他們已經沒叫我們回去開工了，我們在今年三月找勞動局幫忙，他們承諾四月付清，但一直沒有支付。於是我們只有繼續找他們追討尾款，雖然他們答應會付，卻沒有說是什麼時候付。這段時間我只能夠打零工維生，賺到的都不夠用。」 饒召雲表示，無奈之下只能透過在Twitter發表留言，希望引起外界關注和伸出援手。 在今年的1,604宗工人維權個案之中，跟建築業和製造業有關的佔了超過四分之三。相比之下，跟服務業有關的案例少很多，原因是欠薪問題沒那麼嚴重和普遍。可是服務業的工人們卻面臨著另外一些問題。 在山東省擔任外賣快遞員的孫富貴說，他任職的公司是大型連鎖企業，所以暫時沒遇上欠薪，不過職安問題和薪金過低也令他和同行感到憂慮。他告訴美國之音： 「外送就是趕時間的行業，所以很容易因此遇上交通事故，也容易犯上闖紅燈等違反交通規則的法例。而且工資實在太低，我們普遍一單外送只賺三元，而且根本沒有漲薪機會，所以常常跑很多卻賺很少。」孫富貴補充說，由於外送入行門坎低，所以愈來愈多人加入，訂單卻因經濟不景而不斷減少，導致生活愈來愈困難。他不諱言如果出現連外送行業也出現欠薪問題，外送員也會參與維權運動。 中國政府長期以來不惜代價極力維持社會穩定，對於群眾運動和維權運動一向採取打壓態度，但是今年的維權個案報道卻愈來愈多。中國時事觀察員王劍認為，政府是不敢也不能對工人維權運動進行打壓。他告訴美國之音： 「維權事件實在太多，所以政府不敢太用力鎮壓，因為工人們一旦翻臉，他們也很難辦。而且現在地方政府的地賣不出去，收入減少加上過去十年借了很多錢，財政收入一半要用來還利息，甚至連警察的工資都發不了，派出所五個合併為兩個，現在的氣焰也不沒有過去那麼囂張了。」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今年也開始在全國出現公務員的維權運動，王劍直言這對中國政府來說是嚴重的管治危機。 中國政府無力打壓維權運動 中國地方政府欠債問題嚴重，去年總債務已達156萬億元人民幣，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126%。但另一方面，據中國財政部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卻只有11.9萬億元人民幣。 居於廣東省的獨立經濟學者鞏勝利分析指，中國政府債台高築的主因是各級政府設立太多機關。鞏勝利說： 「各級政府都設立各種機構，這些全都要中央政府撥款。在架構層次過多之下，花的錢自然很多，算起來比西方法治國家要多花很多錢。」 鞏勝利補充說除了政府架構臃腫，生活成本過高也令政府營運成本增加。 中國勞工通訊研究員周艾丹則認為，外界太高估中國政府的能力： 「始終維權事件實在太多，每個禮拜在每個區都有兩至三宗，大部分都是只有不足一百人參與，也無法在社會上引起關注，所以政府也無法逐一處理。除非事件發展為大規模堵路，能夠引起公眾關注又影響到其他民眾，政府才會在最嚴重的情況下進行打壓。」
朱令的告別儀式定在了12月24日中午12點，這是一天中相對溫暖的時段。而她離開的那天恰逢冬至，有著北半球最漫長的黑夜。 我們記錄下了家人和朋友們與朱令告別的幾個瞬間——爸爸用自己的額頭貼了貼她的額頭，臉上帶著笑容；媽媽穿著毛衣和塑料拖鞋，在寒夜裡目送女兒遠去。 對於朱令案，我們會繼續關注。和所有關注朱令案的網友一樣，我們希望終有一日看到真相，以慰朱令的短暫人生。 朱令的告別儀式上，我們編輯部集體給朱令送了花圈和輓聯： 「朱顏逢劫，令人扼腕，當年謎案留追憶； 才女香消，舉世悲嘆，此生命運意難平」。 再見，朱令，人生中最艱難的仗你已經打過。 管子是一根根從朱令身上撤掉的，最後拿掉的是連著脖子和呼吸機的那根。她的氣管自2011年切開後就沒再合上，她因此沒再說過話，傷口長期發炎。這是清華學妹趙婷（化名）第一次見到這根管子離開朱令的身體，「覺得她在那一刻終於得到了自由，不用再勞苦了。」 告別儀式定在了12月24日中午12時，八寶山。朱令的父親吳承之解釋說，更早的時段沒能排上，只好定在了12點，「也挺好的，冬天了，12點蠻暖和的。」 這是一個80多人參加的小範圍送別。發送邀請時，為了順利、平靜地送朱令最後一程，朱令家人特地加了一句，「懇請不要將此消息對外傳播」。 哀樂選擇了《廣陵散》——1994年，朱令在北京音樂廳演奏過這首曲子。彼時，她已經中毒。遺像則是一張20歲左右時的照片。經過修復的黑白照片上，留著短髮的朱令露齒笑著。原本有兩張備選，另一張是頭髮長一些的側臉照。最後大家選了短髮這張，因為照片里的她「笑得開懷，滿是青春活力」。趙婷覺得，「這張更像現在的她，笑起來臉上的肉會收起來，顴骨鼓得高高的。」 最後的告別 雖然早已做好準備，但最後的告別還是來得突然。 12月22日一早，趙婷接到護工電話，「昨晚就說可能不行了，應該就是這一兩天了。」 12月21日中午，朱令出了各種狀況——酸中毒，高壓低到七八十上不去，體內二氧化碳含量超標，血抽不出來，臉色由紅變成了紅黑色……醫生開始找家屬談話，「估計很快了，大概就在20-48小時之內」。 22日下午，親友們陸續趕往醫院，準備做最後的告別。那天是冬至，朱令父母先招呼大家吃了餃子，是朱令最愛的茴香餡。 情況真正緊張是在當天晚上八九點後。先是母親朱明新從裡屋跑出來，急著說夾在手指上的血氧儀測不出來數了。「沒事，一會兒就能測出來。」一向樂觀的父親吳承之是大家的主心骨。趙婷和護工一起揉了揉朱令的手，搓熱一些後，血氧儀出現了數字。 九點半左右，高壓突然降到40多，醫生和護士趕來推了一針，升上去一些。醫生說，大家可以準備跟她說說話了，然後把病房留給了親屬。 接近11點時，被老人催著去休息的眾人又被叫回朱令病房時，她已經平靜地離開了，醫院記錄時間為22時59分。儀器顯示屏出現了一條直線，醫生拔掉了她身上的管子。 朱明新取下蒙在朱令眼睛和嘴巴上的紗布，幫她把臉擦乾淨，大家再一起小心地用紗布清理最近生出的褥瘡，給她擦洗身體和穿衣服。自從9月插上大呼吸機急救後，朱令就沒穿過衣服，「其實會覺得沒有尊嚴，也總擔心她冷」。這次大家給她從頭到腳穿上了粉色、藍色的新衣服，拉得平平的，一點褶子都沒有，還戴了一頂藍色毛線帽，暖暖和和、漂漂亮亮。 吳承之走進來，笑眯眯地看著穿戴好的朱令，說了句「還不錯」，接著低下頭，用自己的額頭貼了貼朱令的額頭，臉上帶著笑容。在場的人全部屏住呼吸，看著這對父女額頭貼在一起。「這種親昵的動作他以前也做過。」在華霖救助基金會志願者徐柏看來，這算是父親對女兒的告別。 後來，吳承之告訴趙婷，自己當天血壓一直不高，也沒難受，但回房間休息時，突然有一瞬間覺得心臟不舒服，接著護工就進來說「令令不行了」。老人覺得「有感應」，趙婷說，也許這是女兒在跟他打招呼說，爸爸我走了。 整個晚上，朱明新的世界裡彷彿只有朱令，一直跟著她、看著她。趙婷記得，晚上10點多，朱明新斜躺在朱令旁邊的小床上，大家勸她躺平。「不行，躺平我就看不見了。」老人說。趙婷意識到，她必須要全程看著女兒才能安心。 23日凌晨1點左右，殯儀館的車來接朱令，原本在裡間的朱明新突然出現在棺木旁邊，伸出兩隻手捧著朱令的臉頰，靜靜看了好一會兒。徐柏注意到，她的手在微微顫抖。 這個一年中最漫長的黑夜裡，她穿著一件藍色毛衣，站在門口，一句話沒說，也沒掉一滴淚，眼看著棺木抬上車。趙婷脫下羽絨服裹在她身上。「車上冷嗎？」朱明新突然問了一句。大家這才發現她穿的還是塑料拖鞋，卻只想著女兒在車上會不會冷。 凌晨兩點左右，朱令被送到了八寶山殯儀館。一直睡在朱令旁邊小床的朱明新搬到了吳承之的病房，兩位老人相伴度過了朱令離開後的第一個夜晚。 「朱令打完了她的仗」 「醫院一直到最後也沒有放棄，我們也沒有放棄。」12月23日，吳承之在電話里的聲音聽起來更疲憊也更沙啞了。自從朱令上次病危後，他的話就變少了，不說話的時候，時常閉著眼睛。 最後這段時間，家人和朋友們一直想辦法醫治她的腦瘤，寄希望於她能醒過來。但另一方面，處於深度昏迷中的朱令，隨時狀況不斷。最近的狀況始於12月20日前後。她突然胃出血，醫生停掉了通過胃管輸送的營養液，此後各項指標開始出現異常。 其實，自11月18日朱令因腦瘤發作陷入重度昏迷後，就「隨時都有可能走」。「她的身體各方面已經破敗不堪了，無法預料哪裡會突然出現危機。」朱令的清華校友張黎利說。 而在此之前，她從9月底開始，就因為感冒引發的肺部感染，一直卧床，靠呼吸機維持。2013年以前，她因肺部感染，幾乎每年都要被下一次病危通知，身體總是剛有起色，便又被打回原地。 朱明新一直心疼女兒。尤其是9月份以來，她看到朱令躺在床上不能動，任由大家折騰來折騰去，卻還是樂呵呵的，她總覺得女兒太懂事了，也心疼這種懂事，「雖然是大家在照顧令令，但其實不能動的、疼的都是她，是她在受苦」。 也因為如此，趙婷覺得，最後在家人和朋友愛的懷抱里，朱令掙脫了各種管子的束縛，脫離了寄居的這具軀殼，像跳芭蕾一樣，一個跨步躍出去，自由自在地去新的生命里撒歡去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趙婷說，「朱令真是把她當打的仗都打完了，是好頑強的一個勇士。」 「讓歷史記錄下來」 大家也從未遺忘朱令。 《朱令，人生五十》發出後，一些曾經和朱令有過交集的人主動找來，想要講講他們記憶中的朱令。 其中包括朱令早期的古琴老師李蓬蓬。朱令從16歲開始，跟她學了三四年古琴。這個學生在她眼裡，會留很短的短髮，簡單善良，問一句說一句，對人情世故不太敏感，但很認真，進步也很快。上世紀90年代初，知道古琴的人極少，李蓬蓬覺得，一個16歲的少女願意每周花時間去學習，還學得有模有樣，本身就很難得。 還有朱令在匯文中學的同學陳傑浩，他和朱令做過一年同桌。他記憶中的朱令，短髮，開朗，下課後會趴在書桌上跟同學開玩笑，聊當年大家沉迷的金庸小說。 他也還記得，初三那年夏天，快期末考試時，老師把朱令從課堂上喊了出去。等她再回來時，一句話沒說，低頭收好東西就走了，臉上明顯有哭過的痕迹。 後來，大家得知是她的姐姐出了事。等到朱令再回來時，沉默寡言了好一陣，還把自己的名字從「朱令令」改成了「朱令」。同學們私下推測原因，有種說法是，這是為了跟姐姐吳今的筆劃一樣，都是11劃。陳傑浩記得，朱令在學校主樓北邊的彭雪楓像下，種下了一棵小小的桂花樹苗，後來長到了半米高。 他再聽到朱令的消息，是她中毒後。1999年左右，陳傑浩打聽到朱令一家在方庄的住處，特地去探望了一次，當時朱令的智力已經受到影響，能講一些話，但聲音很小，基本聽不清，需要靠父母翻譯；視力也變得模糊，非說一隻棕色的玩具熊是黃色的。 2023年11月朱令病危後，陳傑浩在朋友圈轉發了相關的視頻和文章，轉發語是，「貌似俏黃蓉，又似王靖雯。王靖雯有盤磁帶的封面簡直就是我記憶里的朱令。」 陳傑浩說，朱令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一直是他的夢，直到夢碎了。 此前的採訪中，朱明新告訴我們，「她（指朱令）在這兒，我們能照顧她，也等於生活全部的寄託都在這兒了。」這一家三口也總被外界評價為牢固的「鐵三角」，現在屬於朱令的那條邊被拿走了。 朋友們則努力想要代替她成為那一條邊，幫老人重新建立平衡。幾乎每次通話，張黎利都會說起對兩位老人的擔憂，據他透露，老人希望在朱令走後繼續住在療養院，基金會的志願者每個月會去探望4次。趙婷則說，「我們什麼時候都是一家人，不會因為一個人離開就走散。」 兩位老人已年過八旬。「朱令熬了將近30年，都沒等到鉈中毒案在法律上的真相，也沒等來一句道歉，叔叔阿姨能不能等到？大家也不知道。但我覺得我能等來（道歉）。」張黎利說。 朱令50歲生日前，他說，「只要朱令活著，我們每年還能祝她生日快樂，就非常有意義。」現在朱令離開了，他覺得，「我們還在世的人，也不能遺忘。不光是為了朱令，也為了自己和後代。」 張黎利管理的「朱令我們在一起」公眾號，在12月23日發了朱令離世的消息，連發了數十次「悲憤交集」。他決定，以後每年朱令的生日和忌日，都要繼續記錄，「沒有證據了，法律上已經沒辦法了，只能讓歷史將這件事完全記錄下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冷杉RECORD
德國警方接到情報，指襲擊者計劃在元旦前夕襲擊科隆大教堂。德國警方12月23日晚間進行了5個小時的仔細搜查。警方隨後表示，在嚴格安保措施下，德國科隆大教堂聖誕夜依然如期舉行彌撒活動並向信眾開放。據悉，特別的安保措施將至少持續到12月31日除夕夜。 據路透社報導，德國政府此前收到了外國情報機關提供的線索，指出多個伊斯蘭極端分子團伙正在策劃於聖誕及新年期間對歐洲多地發動恐怖襲擊，其中包括著名地標建築科隆大教堂。 德國之聲報導稱，目前，歐洲各地警方正在就此對奧地利、西班牙、德國等地的嫌疑人加緊調查。據悉，這些團伙成員大多和恐怖組織”伊斯蘭國”阿富汗分支有關聯。 德國內政部長費瑟(Nancy Faeser)表示，安全機關嚴密關注著伊斯蘭極端組織，並會採取堅決措施。 德新社報導，奧地利內政部12月24日上午也通報稱，已經抓獲了4名疑為極端伊斯蘭分子的嫌疑人，但同時也表示維也納並沒有”面臨直接的恐襲威脅”。
2023年行將收尾，也到了媒體盤點年度新聞的時刻。今年，Z世代實驗室做了一個過去很多年想做而沒做的選題：盤點年度十大「爛尾」新聞——那些喧囂一時的熱搜事件，總有些還在等候結果出爐，也有些已經不了了之。但互聯網是有記憶的，我們打撈起這份記憶，與你共同回望一同圍觀過的2023。 01 遼寧省綏中縣的韓成（化名）是一名大貨車司機。2022年初，韓成與妹夫賀某從黑龍江綏芬河返回遼寧綏中縣的家中後，綏芬河出現疫情，不久綏中縣也出現疫情，韓成也感染新冠病毒。由於韓成未向當地有關部門報備行程，當地檢察機關認為，韓成及賀某造成綏中縣範圍內大量人員被感染，2022年10月31日，韓成與賀某犯妨害傳染病防治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從2022年4月24日至今，韓成一直被監視居住，即使後面法院宣判，他也沒有被收監。雖然沒有在監獄，但他也不能再跑貨車，失去了收入來源。 2023年1月8日國家衛健委宣布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實施「乙類乙管」後，韓成將申訴材料遞交給綏中縣法院，但法院讓其等電話，對媒體表示已收到材料。此事未見後續的公開報道。 02 2023年1月，多名自稱在河南雅聖思素質教育基地學習的網友在不同的網路平台相繼曝出該基地存在體罰打罵學生的現象，引發眾多網友關注和熱議。據網路曝光，在該機構，教官用皮帶抽打學生的屁股，用PVC管抽打學生的關節，還讓學生背著輪胎進行跑步訓練；教官和老師手持辣椒水，對學生實施隨意懲罰；學校對外掩蓋真實情況，甚至對學生進行監視，以防止他們通過信件或電話向外界求助。 輿論發酵後，河南省鄭州市中牟縣發布消息稱，多部門組成聯合調查組進駐該公司進行調查。5月，中牟縣教育體育局工作人員向媒體表示，該基地很早就停止訓練，學生、相關人員已經清退，全部離開中牟縣。但相關知情人士告訴回訪記者，該教育機構並未關停，而是轉移了新地址，繼續正常教學。6月，有媒體查證，河南省雅聖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經營狀態於6月6日由存續變更為註銷，但其他後續處理未見相關報道。 無獨有偶，2023年1月，一篇控訴衡水二中教學管理模式的文章《衡水二中學生的發聲，救救我們》在網路流傳，引發輿論關注。文章作者講述了一些發生在衡水二中的「可怕故事」：包括對女生進行體罰、有些學生得了抑鬱症等等。衡水二中相關人員在接受採訪的時候回應，學校還在放假，並聲稱此前沒有接到過有關體罰的投訴。衡水市教育局稱已安排工作人員介入調查，但並無後續進展公開。 03 2023年5月，笑果文化旗下的脫口秀演員House（李昊石）在北京演出時，調侃自己領養的兩條野狗追逐松鼠的場景讓他想起「作風優良，能打勝仗」，隨後有網民發微博指責House玩梗「辱軍」。在引發強烈輿論震蕩之後，House本人及笑果文化發表道歉聲明，並宣布停止之後的一切演出活動。 隨後北京市文化和旅遊局宣布，北京市文化市場綜合執法總隊依據《營業性演出管理條例》第46條規定，沒收此次「笑果脫口秀」的「違法所得」共計1325381.6元，同時處以罰款13353816元。笑果文化也宣布與House解約，並停止全國各地所屬的線下演出，進行整改。同時，朝陽公安宣布對House展開立案調查。目前笑果文化及脫口秀行業依舊前途未卜。 04 2023年6月，BBC刊發報道《販賣性暴力：揭露性侵影片網站的幕後主謀》。文章稱，BBC卧底記者通過超1年的調查，扒出了一個主犯藏匿在日本、卻以中國為主要犯罪基地的色情黑產團伙。該團伙拍攝了大量公共場合的性侵視頻（多數拍攝於中國大陸），並販賣到國外不良網站牟利，已然形成了一條成熟的產業鏈。 隨後在微博、抖音等社交媒體上，相關詞條檢索受到限制，該事件也並未在中文社交媒體上擊起太大水花。對此事件的核實與調查，後續再無公開報道。 05 2023年7月底8月初，受颱風杜蘇芮影響，京津冀地區出現了極端降雨過程。洪汛期間，河北涿州市、北京門頭溝房山區等地受災嚴重。涿州市是此次受災最嚴重的地區之一，成為一座被洪水圍困的孤島。當地災情應對能力不足受到輿論批評，如組織救援不力，要求民間救援隊持「邀請函」進入，市民遭遇斷水、斷電、斷糧等情況。 洪水問題引發涿州是否成為「力保北京和雄安之外的欽定受害者」的猜測，其間河北省領導表態 「要減輕北京防洪壓力，堅決當好首都護城河」，相關專家則表示不存在「泄洪」等情況。最終關於水災成因的討論不了了之。 06 2023年7月、11月，黑龍江連續發生兩起體育館坍塌事故。7月23日，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第三十四中學發生體育館坍塌事故，共造成11人死亡。11名遇難者皆為女性，是該校女排成員，其中1人為教練，10人為學生。根據官方通報，事故原因為學校施工方違規在體育館房頂堆砌的珍珠岩建材浸水後增重所致，相關責任人已被控制。不過該事故背後也存在諸多疑問：過去半年內多次有人對樓頂堆放建材問題表示擔憂；事故發生前三天宣布完成安全生產培訓；承接三十四中的施工單位能力與承接項目不符，涉事工程招標公司與監理單位相同等多項疑點。根據《重大事故查處掛牌督辦辦法》，國務院安委會決定對該起重大事故查處實行掛牌督辦，目前尚未有最終調查結果。 11月7日，黑龍江省佳木斯市樺南縣悅城體育俱樂部發生屋頂坍塌事故。事故造成3人遇難，均為初中生。該場館於2017年7月開始奠基，2018年7月竣工，項目開發商黑龍江省悅城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已於2022年5月註銷。根據天眼查及裁判文書信息，悅城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法人吳立遷為樺南縣建築局退休幹部，其妻子楊巾力曾任樺南縣環保局幹部。根據《三聯生活周刊》報道，悅城房地產開發公司曾承包樺南縣棚改住房項目。事故發生後已有11人被採取強制措施，其中包括吳立遷夫婦，最終調查結果目前尚未公布。 07 2023年8月，國家統計局發言人付凌暉在記者發布會上宣布，自今年8月份開始，全國青年人等分年齡段的城鎮調查失業率將暫停發布。主要原因是：經濟社會在不斷發展變化，統計工作需要不斷完善，勞動力調查統計也需要進一步健全優化。比如，近年來，我國城鎮青年人中，在校學生規模不斷擴大。2022年，我國16-24歲城鎮青年有9600多萬人，其中在校學生達到6500多萬人。在校學生的主要任務是學習，畢業前尋找工作的學生是否應納入勞動力調查統計，社會各方面有不同的看法，需要進一步研究。再比如，隨著我國居民受教育水平提高，青年人在校學習時間增加，在勞動力調查統計中，對於青年人年齡範圍的界定也需要進一步研究。 發言人表示，針對這些情況，國家統計局將深入研究，進一步完善勞動力調查統計，更好反映就業情況。不過目前尚未有研究結果出爐，青年年齡段的勞動力調查統計沒有完善後再發布。 08 2023年9月，《治安管理處罰法》在實施17年後迎來首次大修，公開徵求民眾意見。其中修訂草案中的多個條款引發了輿論關注，爭議最大的第34條規定：「在公共場合或強制他人在公共場合穿著、佩戴有損中華民族精神、傷害中華民族感情的服飾、標準的可以最多被處以15日拘留，並處5000元罰款。」 修訂草案將一個內涵模糊的概念作為法律上的處罰標準，可能會導致處罰範圍的隨意擴展或權力濫用，此事引髮網民熱烈討論。修訂草案徵求意見至9月30日截止後，未見後續公開報道。 09 2023年10月，十一長假期間，河南南陽「迷笛音樂節」登上了熱搜榜，因為就在音樂節結束之際，現場及露營區發生了集體盜竊案，樂迷們的手環、手機、電腦、帳篷、甚至內褲等財物丟失。從網傳的大量照片及視頻來看，現場的盜竊行為十分猖獗，甚至稱得上是公開洗劫。 在南陽迷笛音樂節盜竊事件引發輿情之後，當地警方專門成立了指揮部，迅速抓獲多名盜竊者，截至10月5日，已追回身份證79張、電腦3台、手機17部，並承諾對已登記受理的遺失和被盜物品將加大尋找、追繳力度。南陽部分愛心企業和人士已明確提出對受損樂迷給予補償。對確實無法追回的損失，經核實後將予以彌補。此後未見媒體公開報道，不知物品被盜的樂迷是否得到了妥善處理。 另外，南陽方面稱，對在網路上發布虛假謠言信息的行為將進一步加大打擊力度。目前，已對發布「好多帳篷誰需要過來拿」不實信息，煽動誤導村民的陳某依法刑事拘留；對發布「碗口粗的電纜被偷了」謠言的張某某（微博網名「老talk」）依法開展調查。至於後續如何「加大打擊力度」及相關調查結果，未見公開信息更新。 10 2023年11月，備受關注的吉林洮南浮橋案再審開庭。此案源於吉林省洮南縣振林村村民黃德義因在洮兒河上私自搭建浮橋並收取過橋費，於2019年被當地法院以犯尋釁滋事罪為由判處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二年。其為主犯，另有17名親屬獲緩刑。黃德義不服判決，向洮南市人民法院提出申訴，於2023年3月被駁回。同年6月，他再次向白城市中級人民法院提出申訴。11月13日，白城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再審此案。一名參與庭審人員表示，檢察官當庭建議改判部分被告人無罪，建議對部分被告人定罪免罰，仍認為黃德義構成尋釁滋事罪。當日庭審結束，法院未當庭宣判，此後亦未見此案宣判消息。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Z世代實驗室
開發商接連破產後，中國房市今年籠罩在爛尾樓愁雲中，幾乎天天都有業主上街抗爭，哭訴一生積蓄恐化為烏有、甚至活不下去的艱難。有經濟學者因此呼籲，政府兜底保交樓，以免約兩千萬受害家戶引爆社會動蕩。但也有金融學者反對這種全民買單式的解方，因為若更多地產商恣意破產，政府要收拾的爛攤子恐是無底洞。 對中國受薪階層而言，買房是他們窮盡一生積蓄才能有的「中國夢」，但這一年來，數以千萬計的家戶恐會夢碎，尤其是買到爛尾樓的業主們，他們或消極望樓興嘆，或積極上街維權卻反被視為暴民，許多人跌入人間地獄的心聲只能透過社媒訴說。 望樓興嘆，我未來的家呢? 一位抖音號叫「住進爛尾樓的快樂生活」的河南業主12月1日就重回樓盤現場並拍攝視頻稱:「一年了，我的樓依然是沒有動工……，希望我的房子不管以什麼情況，都能儘快復工，早日住上我未來的家。」 為了住進這未來的家，更多爛尾樓業主選擇抗爭並上傳視頻，盼獲關注。例如，山東荷澤市的「金都華府三期」樓盤已爛尾兩年，百位業主11月22日聚集售樓部，敲鍋抗議，哭喊「還我家園」。而上海松江區奧林匹克花園三期樓盤的大量業主11月18日則圍繞當地派出所，要求警方釋放一名早前被抓捕的維權業主。 在四川成都，「山河玖璋」的業主11月20日齊聚樓盤現場，「請求政府，協助復工」。這372位是當年搖號產生的幸運兒，本預計明年底入住新房，現樓盤卻因開發商的債務糾紛而遭法院查封，讓他們急得像熱鍋螞蟻。 一位業主在微信群哭訴：「我孩子要讀書，每月還著6000(人民幣)的房貨，付著2500(人民幣)的房租，還有每年四萬的幼兒園費用！真是壓得透不過氣！請政府幫幫我們！」 但據美國之音向該區城市建設局徵詢的結果，目前主管機關僅能要求前後期開發商就債權糾紛協商，「每兩周向山河玖璋業主代表報告進度」。換言之，政府能做得並不多。 美國之音透過微信、抖音、小紅書等平台私信近20位爛尾樓業主，但無人願意受訪，兩位分處上海和北京的代理律師也拒訪，北京律師輾轉告知:「司法局將此類案件定性為敏感類集體訴訟」，禁止律師受訪，當事人更不敢接受外媒採訪。 另類爛尾樓? 除了爛尾，樓盤品質欠佳也是開發商長年遭詬病之處，形成中國另類的爛尾樓問題。 據《封面新聞》11月6日報道，貴州省正安縣御熙苑小區的800多戶業主，近日被要求搬離住了10年的房子，以配合「危房整治」，但當地政府未出示危房鑒定報告，開發商也僅提供總計10,500元人民幣的搬遷和半年過渡費，讓不少業主心生質疑，更無法接受這樣的「霸王條款」。 一位不願具名的御熙苑業主告訴美國之音，她月收入不到3000元人民幣，還要續繳按揭三四年，根本無餘錢出去租房子，且開發商僅提供半年費用，也未承諾後續賠償，因此，她拒絕搬遷，除非政府以正常市價收購她的房子。 另一位御熙苑業主也告訴美國之音，連同周邊其他前期樓盤，如「東方之城」業主，已有約2000戶同意搬離。他說，雖然他去年剛繳完按揭，但小孩還在附近學校就讀，因此他也拒絕搬遷，而且樓盤既已成危房，他要求省政府所屬的開發商「就地拆房、還房，並補償裝修費」，他說:「一套房是一輩子的積蓄，(一次性補償幾千元)怎麼夠?」 爛尾樓業主有多絕望? 據美國智庫「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旗下「異言網(China Dissent Monitor)」搜集各大社媒的零星視頻統計，自2022年6月至今年9月，已總計有近1900件業主和建築工人的維權事件，月均數持續攀升、且於8-9月達高峰，每月都有50-70件的爛尾樓業主抗爭事件，可見中國房市問題之嚴重。 「異言網」駐台北的計劃經理史凱文(Kevin Slaten)說，根據視頻片段研判，雖部分業主偶有擋路、擋車的阻礙行為，但多數都屬和平抗爭，不過，高達四分之一的視頻仍出現警察打人或拘捕的暴力場面。 他說，面對偏高的警察打壓概率，業主仍持續抗爭，代表他們處於極度絕望的困境。 史凱文長期研究中國社運，他說，爛尾樓業主未來是否持續抗爭?各地業主會不會串連，形成規模更大的全國性社會運動?目前還很難判斷。他還說，不同於去年底的白紙運動，政府只須解除清零封控就能紓緩民怨，今年的爛尾樓問題積重難返，且民怨也橫跨各收入階層，北京政府短期內恐難找到解決方案。 史凱文告訴美國之音:「爛尾問題導致整個社會受影響，這種問題從一個政策的角度，你(中共)很難用一個很簡單的手段去解決，(這)社會問題可能一直延續下去。」 他還說，這樣的社會不穩定情緒，對重集權、維穩的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來說，必然對其政權帶來威脅。 野村證券：爛尾樓恐多達2000萬套 爛尾樓問題已持續多年，但中國官方至今未有任何相關統計，讓外界難一窺其全貌。 據日本野村證券香港分公司提供給美國之音的研究報告，該行首席中國經濟學家陸挺保守預測，全中國於2015-2020年間爛尾的樓盤面積約有20億平方米，相當於2000萬戶，若以50%的完工率及每平米3000元人民幣的建造費來計算，開發商恐需3.2萬億元人民幣的資金才能完工保交樓，他說，即便央行近來已向房企釋出5500億人民幣的貸款紓困，但後續仍有2.7萬億元人民幣的資金缺口。 陸挺認為，中國房市問題無法靠商業銀行貸款救市，他於11月27日發布報告稱:「北京恐須扮演最後的出資方角色來挽救房市，保交樓。」 他直言，北京若不願兜底保交樓，爛尾樓問題明年恐危及社會穩定。反之，則可提高建材和建築工人的需求，刺激房市並促進金融穩定。 陸挺也肯定，北京近幾個月來推出多項房市刺激方案，包括「認房不認貸」，讓部分城市二套房的首付款由七、八成大降至四成，以及金融監管機構傳出正在草擬一份50家房企的白名單，以提供無擔保貸款，唯房企白名單傳聞傳了一個多月，都未獲官方證實。 李楠:政府兜底救問題房企恐引發道德危機 但上海金融學者李楠反對政府兜底救問題房企，她說，預付房款本屬閉環控制，專款專用以確保交樓，除非遭房企不法挪用。因此，目前陷爛尾危機的數十家房企恐都犯了違法挪用資金的欺詐行為，應依法依規將現有資金和資產優先用於「保交樓」，不應把責任推給政府。 她說，保交樓是對的政策，至於房企以高槓桿操作財務所衍生的其他金融債則應依法依規進行處置。 李楠告訴美國之音:「現在叫得凶的、叫得狠的房企，大多是那些之前以高槓桿、高風險運作的，政府沒有理由兜底。因為政府對這些企業進行了兜底、進行了扶持以後，就會產生巨大的道德危機。」 道德危機指的是，一旦政府為問題房企兜底，所有房企必然會更加肆無忌憚地進行高風險運作，因為若破產了，可以把財務爛攤子再丟給政府。 她說，對於政府而言，釐清站在誰的根本利益上是合理處置該問題的核心，是站在人民群眾、還是開發商的根本利益？還是站在平事兒、不出亂的地方政府政績角度？她認為，只有站在維護公平有序的商業規則和市場秩序的角度，才能真正維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 李楠說，市場化的處置應是，針對房企違法行為追究相關法人的刑事責任，查沒其所有非法所得私人財產，房企破產後，交由其他正常營運的業者來收購併盤活這些爛尾的不良資產，這才是最公平合理的作法。 她說，1997-1998年間，廣東省出現大量的爛尾樓就是以不良資產的方式處置，雖然耗時長達十幾年、二十多年，但最終都步上正軌。 二手房市的金九銀十熱能持續嗎? 在官方推出「認房不認貸」的政策後，一位不願具名的兩岸房產仲介商經理告訴美國之音，中國各地二手房的買氣微幅回升，包括9-10月也呈「金九銀十」熱。 她說，各中國分店表示，下半年的來客數比上半年好轉，雖然多數買家出手謹慎，購屋情緒仍普遍低落，且在房價走跌的預期心態下，多有殺價空間。 據中指研究院12月1日發布的統計，全中國百城新建住宅11月的均價比10月略漲0.05%，比去年同期也走漲0.08%。但百城二手住宅的均價已連續19個月下跌，較去年同期的跌幅也擴大至3.21%。 展望明年的中國房市，這位房仲經理說，端賴中國經濟復甦的力道，目前看來，難有樂觀的條件。尤其她說，爛尾樓的處置可能得耗時5-10年，其中，一線城市爛尾樓的盤活概率較高，但部分三、四線城市的爛尾樓「恐成廢墟」。
所以我要說，明知道這會引來有些人的攻擊，我依然要說——祝你聖誕快樂。 各位好，今天是聖誕節，祝所有我的讀者朋友聖誕快樂。 當然，我知道我這樣說，肯定有些人一定急得跳腳，最近這些年來，每到聖誕節前後，民間總會出現一股聲音，要「抵制洋節」「抵制聖誕」，持有這種思想的人，你祝他一句聖誕快樂，他反而要罵你，什麼「崇洋媚外」、「洋奴思維」之類的，這種人你跟他是很難講清道理的，你若跟他說：「禮拜天休息這個習慣最早其實也是從西方傳來的，甚至本身帶有比聖誕節更強烈的宗教色彩，如果你真么誠心抵制外來文化，那乾脆雙休日都別休了吧！成天007為老闆換新車而努力奮鬥，豈不美哉？」他們多半只能詳裝沒聽見。 但是今年，「抵制聖誕」這個口號還是達到了一個有些魔幻的程度。你看前兩天深圳某物業管理公司就給其業主下發了一份「倡議書」，打出「堅持文化自信」「不過聖誕節、平安夜等國外傳統節日」的口號，要求業主們不能過聖誕。 我看到這個消息的時候，第一反應是這家物業公司實在是太掂不清自己的身份了。通觀這份文件，除了標題給業主留了點情面，叫「倡議書」之外，內文的口氣透出一股濃的沖鼻子的爹味，感覺如果套個紅，就可以直接當官方文件下發了。 我猜寫這個文件的那位物業工作人員在寫作過程當中一定是非常之爽，因為他走筆龍蛇之間，儼然把自己想像成一級官員，在「管」著業主與商戶們。可問題恰恰在於——說句不好聽的，你物業公司算個什麼東西？也配管起業主的私生活來了。 物業不過就是業主們花錢請來伺候他們的服務者。他們的本職任務是服務業主，而不是管理業主！從法理上講，物業公司根本沒有任何權力，憑藉自己的好惡，去規定業主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什麼！否則，如果今天物業公司有權要求業主不能過聖誕，明天會不會強制業主參加個什麼活動，強制他們消費以牟利呢？ 要我說，這家物業公司，八成還在懷念前幾年疫情期間他們所擁有的某些臨時權力——那個時候很多小區的物業確實牛逼，把小區大門一鎖，業主們的生活必需品買誰家的全由物業，甚至門口今天執勤的那位保安說了算。多少無良物業公司藉此謀了多少不法的利益？這事兒業主們可都還記得。 好嘛此事未了，又有物業公司敢鬧這麼一出，幻想繼續他們對業主的「管理」。我深刻建議聘請這家物業管理他們小區的業主們考慮一下炒他們的魷魚。如今有些小區的物業費挺貴的，動輒幾千甚至上萬，而物業行業其實競爭激烈。花這麼多錢，卻請一個爺來天天管著你，難道業主們真的有那麼賤么？ 是的，如果我們對人性誠實，我們要承認這個世界上很多人是把「管制他人」當做一種樂趣的。但當他們現實中的地位不支持他們日常滿足這種樂趣的時候，他們就會想出各種大義名分來至少「小管」一下身邊的人。傳統宗法農村里長舌婦嚼舌根、偽道學先生逼著寡婦「餓死事小」、以及某些特殊年代的小將批鬥他人，無非都是這種心態的呈現。而如今「抵制聖誕」大約又是這類思維的一種回潮。 可是「抵制洋節」這種名號真的有很多人想像中那麼堂而皇之么？ 12月22日，第78屆聯合國大會協商一致通過決議，將春節（農曆新年）確定為聯合國假日。這個消息傳來之後，國內不少人對此歡呼雀躍，覺得「全世界都在過中國節」，我們的文化輸出終於取得了一次重大勝利。 可是我知道，希望老外都過春節的人群當中，同樣有大批人同時希望中國人最好一個都不要過聖誕節。你不覺得這兩種想法，能在同一個頭腦中共存，其實是件很奇葩的事情么？ 一方面，這些人希望老外們都能迅速地、不存任何心理芥蒂地過我們的節日、接受我們的文化輸出。可是另一方面，他們對於一切西方來的文化輸出，乃至一個普通的傳統節日，都恨不得除之而後快。試問，假如我們中國人真的都以這樣的心態與世界進行交流，我們的文化輸出又能健康進行多久呢？ 都不談什麼高深的商業、外交理論，就用那家物業公司掛在嘴邊的「民族傳統文化」而論，你這也涉嫌嚴重違背我們的傳統文化啊！ 孔夫子怎麼教育我們的？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假如你不希望對中國文化稍有好奇或好感的老外在國外過個春節，就被罵成是x奸、媚華，那你也就不應該在自己的同胞想過個聖誕的時候對他們扣帽子。否則都不說什麼全球共識，你連我們傳統文化中最精髓、最寶貴的那部分忠恕之道都沒學會啊！就這，你還好意思一口一個傳統文化？ 咱能不逗了么？ 是的，孔子說：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耶穌則講：憐憫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將被他人所憐憫。如果真的深入比較中西文化，你會發現它們在很多基層邏輯之上是有相通之處的。這一點早在明末「西學東漸」時期，就被徐光啟和利瑪竇等人發現了，所以他們當時曾經一起搞過「以儒釋耶」「以耶解儒」，這種嘗試的本質其實就是完成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與互溶。只可惜隨後滿清入關，為穩固其統治搞起了閉關鎖國。我們於是錯失了最好的一次與西方文化、科技進行交流、學習並完成追趕的良機。而這又直接導致了我們在近代被迫重開國門時對西方的全面落後。 事實證明，想要追上世界潮流，想要不再在滾滾而來的世界之潮中落伍，就要秉持一種真正自信、開放、包容的心態，唯有堅定不移的保持開放，才能發展自己、造福世界。而時下民間一些極端的聲音，同胞過個洋節他們都恨不得除之而後快。 我就想問兩個問題： 第一，這幫人，連對待自己的同胞都如此苛刻，他們真的有自己標榜的那麼愛國么？ 第二，假如讓這幫人真佔據了輿論的主流，那麼我們離曾經無比慘痛的教訓，究竟還有多遠？ 洋節並不一定等於西方文化，西方文化並不一定等於西方勢力，就算是西方勢力，也並不一定等於西方敵對勢力。連這個邏輯鏈條都沒搞清楚，看到別人過洋節就非要把對方打成漢奸的人，他們的智商不配參與文化討論。 與其抵制聖誕，不如抵制蠢蛋。 更何況，聖誕節這種節日傳入中國，對我們自身的傳統節日其實是能構成良好的互補的。我雖非基督徒，但也挺喜歡在聖誕節時去教堂，因為那個氛圍確實很好，當聖誕鐘聲敲響的時候，牧師會要求大家：請對你身邊的人，無論你們相識與否，都祝福一句聖誕快樂。 於是很多陌生人就能在這種氛圍下互相祝福，甚至彼此相識。很多平時不那麼熟悉的同事、朋友，也可以藉此拉近關係。我覺得這對於那些在大城市漂泊，舉目無親的年輕人來說，是種非常好的慰藉。 我不知你注意到一個有趣的現象沒有，我們大部分的傳統節日，無論春節、清明、中秋、還是重陽，幾乎都是以「闔家團圓」作為底色的。闔家團圓吃年夜飯、闔家團圓上墳祭祖、闔家團圓吃月餅、闔家團圓登高處……就連七夕這種現在被改造為中國情人節（也是受了西方影響之後改的）的節日，原本的習俗也是家裡的女眷聚在一起祭祀「乞巧」。 這種特點，除了儒家重視「親親之恩」的思想外，其實是與我們曾長期處於農業社會是很相關的。農業社會，尤其是小農經濟，是以家庭生產為單位的，所以這種社會產生並成功保留下來、受到重視的節日，一定會優先協調親屬之間的關係。 可問題恰恰在於，當下的中國，恰恰已經完成了工業化和城市化，城市化社會的生產單位是社會屬性的、而非家庭的。生活在這種社會中的人，存在客觀上的需求，要與原本陌生的其他社會人藉助節日完成彼此之間的交流和心靈的互相安慰。否則怎麼辦？你總不能指望所有在外漂泊、打工的年輕人，只在過年的時候回一趟家，完成傳統節日闔家團圓的慰藉與朝聖。其他節日都只能搞什麼「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吧？ 所以城市化的現代社會，需要社會公共社交屬性更強的現代節日對人們完成心靈的安撫與慰藉。而在我們自身的傳統節日沒有或者難以完成這種現代化、公共化改造的時候，直接搞一點拿來主義，讓年輕人過過聖誕節、萬聖節，讓他們有機會在外面玩一玩、鬧一鬧、互相送個祝福、彼此交個朋友，請問這有什麼不好呢？ 何況中華文明在其最光輝、最自信的時代，從來都是兼收並蓄的，把洋節拿來自用自古就有，如今有多少人知道「臘八節」其實也是個洋節，它的原型是佛教中的「佛誕日」呢？ 當然我知道，雖然講了這麼多，對很多偏狹的人來說依然是無用的，畢竟如前文所述，很多人「抵制聖誕」本質上不是為了他們口稱的大義名分，他們享受的其實是把自己的想法強加到別人身上，非要別人按照自己意志行事的那種快感。這種癖好與現代文明是格格不入的，甚至也有違我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傳統文化。你身為一個現代人，但凡有文明或者有文化一點，我都不建議你這樣偏執。 法不禁止即許可，在法律允許的框架內，每個人都是自由的，我不強迫你接受我的想法，你也別逼著我非得按照你的思路行事。說到底，你誰啊你？我就過個節，你憑什麼管我？ 所謂「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中庸》你總讀過吧？ 沒讀過的話，請您先回家好好學習學習，再回來跟我討論如何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好嗎？ 否則，說真的，你連討論都還不夠格。 聖誕節了，讓我祝您聖誕快樂，無論您怎樣對我，我都在這一天誠心的祝福您。 因為那日頭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 我祝您聖誕快樂，並不是想從您那裡索求什麼，而是為了至少在這一天，完成自己內心的純凈與凈化。 子曰：「仁乎遠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當我們自己擁有一顆寬容、自由、對他人溫柔的內心時，一個美好的世界，就正在到來的路上。 所以我要說，明知道這會引來有些人的攻擊，我依然要說——祝你聖誕快樂。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海邊的西塞羅
前些天，有網友拍了一段長春地鐵安檢的視頻，上面的畫面顯示安檢員完全是在「糊弄」。視頻經過進一步傳播和發酵之後，貌似官方加強了安檢力度，進一步規範了安檢流程。後續網路傳出的視頻又顯示「地鐵站外有好幾百人排隊等待安檢，在凜冽的寒風中簌簌發抖……」 恰恰近日，這些年來最嚴重的寒潮籠罩全國，這樣的視頻和圖文在網路上持續流傳，又一次激起了廢除地鐵安檢的呼聲。 中國是全世界安檢最嚴格的國家之一。進入機場、地鐵站、火車站都要安檢，有的城市甚至連部分醫院、學校也搞起了安檢。 關鍵是，許多時候安檢其實基本流於形式。這種「形式化安檢」進一步讓不少本來不反對地鐵安檢的人，也開始轉變態度，因為既然安檢變得形式化了，那麼安檢「有助於保障人身安全」這個最大的理由也就不復存在了，又何必再搞什麼安檢呢？ 但也有人說，地鐵存在敷衍了事「形式化安檢」，恰恰說明應該堵住各種漏洞，進一步加強安檢，最好做到像機楊安檢那麼嚴格。這樣說的很可能是不經常坐地鐵的人。要知道，即便在形式化安檢的情況下，多地也經常出現「地鐵站外有好幾百人排隊等待安檢，在凜冽的寒風中簌簌發抖……」的情景。這當然說明目前這種相當不嚴格的安檢就已經嚴重影響地鐵的效率了。 倘若地鐵安檢的嚴格程度真的要與機楊安檢看齊，那麼許多城市每天的高峰期都將會成為一場不折不扣的災難。 但是地鐵安檢似乎從來都不缺乏支持者，同時「通過安檢來保障地鐵安全運營和乘客人身安全」也是一個很難加以反駁的理由。當地鐵安檢支持者祭出「安全第一、生命至上」這面大旗時，主張取消地鐵安檢的人似乎就不得不退避三舍了。也正因為如此，是不是應該取消地鐵安檢的討論，往往很容易變成意氣之爭、立場之分。 因此這裡存在一個很大的困難，那就是，儘管眾所周知，對於地鐵安檢存廢這個問題，本來應該考慮的是安全、效率和成本之間的權衡。但是從效率和成本的角度出發說明地鐵安檢應該取消的論證，無論多麼有力，可能也沒有辦法真的說服地鐵安檢支持者。 那麼，是不是存在超越地鐵安檢存廢之爭的途徑呢？這意味著，必須在很大程度上放棄從效率和成本出發的論證思路（儘管我自己向來喜歡這種思路）。不過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可能還要先澄清幾個相關的問題。 數據顯示，地鐵安檢有「大炮打蚊子」之嫌 安檢支持者經常強調，地鐵安檢關係到每一位乘客的生命安全。當事情沒有落到你的頭上時，你嫌安檢麻煩，一旦出了事情，你就什麼都完了。聽上去似乎有些道理。 關鍵是，這種說法的底層邏輯其實也意味著，地鐵安檢如果不能百分之一百地保障安全，那麼就會失去其存在的絕大部分意義。 那麼，地鐵安檢真的能保障地鐵完全安全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地鐵安檢有助於提高地鐵安全程度，這一點應該是沒有任何疑問的。在最一般的意義上，地鐵安檢制度的存在，可以從「事中」和「事前」兩個層面上降低地鐵的安全風險。 在「事中」層面上，當乘客進入地鐵站乘坐地鐵時，安檢能夠發現一些危險物品和違禁品。 北京地鐵公布的信息顯示，2008年至2018年期間，北京地鐵安檢共計檢查物品98億件次，查獲各類違禁品116萬件，平均每百萬件物品中查出118件違禁品。 另外在2019年，北京市地鐵運營公司共檢查物品13.17億件次，查出違禁品22.3萬件，檢出率為0.017％，其中日常用品（打火機油、氣，民用噴劑，普通刀具）佔比為99％。 不過，有自媒體提到的另一個數據則顯得有些奇怪，似乎不可能是真的：「據公安部門披露，在2022年一年，全國範圍內的地鐵安檢查獲了超過1000起攜帶危險品或違禁品的事件」。 在事前層面上，安檢制度的存在，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提前防止乘客攜帶違禁品前往乘坐地鐵。這裡又有兩個機制，一是對潛在違法犯罪分子有震懾作用，二是對普通乘客有勸阻或提醒作用。儘管「事前攔阻」在地鐵站外的違禁品的具體數據無法準確統計，但是很可能不是小數目。 而在現實世界裡，由於地鐵安檢事實上已經趨向「形式化」，上述機制大打折扣。 例如，現在有的地方地鐵對不帶包的乘客通常不檢查即放行，而且即便進行手檢，也有許多部位未能覆蓋到。有些城市還試行了「大包必查、小包抽查」，但是小包的標準並不明確。又如，經常可以觀察到有人越過欄杆遞接未經安檢的物品的現象。 對此，有專家指出，地鐵安檢也有「木桶效應」，其效果由最薄弱的環節決定。若有一個地方檢查不嚴，則整個安檢都會失去意義。 當然，地鐵安檢支持者可能不同意這個觀察結論。他們強調，目前的種種漏洞，恰恰說明必須進一步加強安檢。 是的，地鐵安檢如果像機楊安檢那麼嚴格，地鐵也許會更加安全一點。可那樣的話，即便不考慮成本，也意味著地鐵本身將失去其存在的意義——如果「乘坐地鐵10分鐘，安檢排隊1小時」，那還需要地鐵嗎？ 保障安全是系統工程，安檢並非核心因素 地鐵安檢支持者還有另一個明顯的誤區。他們似乎將安檢等同於「安保」。這種誤解一方面會導致他們忽略了安檢只是地鐵整個安全保障體系中的一個環節，另一方面還可能導致他們誤以為反對地鐵安檢就是反對地鐵的一切安全保障措施。 更重要的是，無論是從一般分析的角度來看，還是從國外和中國香港地鐵運營的實際經驗來看，安檢很可能並不是地鐵安全保障體系的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 如前所述，地鐵安檢能夠從「事中」、「事前」兩個層面上通過多種機制減輕安全風險，但是地鐵安檢所扮演的這個角色，是完全可以替代的，而且有多種方法可以替代。 一個直觀的替代方法是在「事後」層面上的，即加大對違規者的處罰——允許乘客不經安檢直接進站上車，但是一旦發現有人攜帶了違禁品，則加以嚴厲的懲罰（比如說巨額罰款等）。這種懲罰為公眾所知後，也同樣可以發揮事前震懾潛在違法犯罪分子和勸阻普通乘客不要攜帶違禁品的作用，進而把違禁品提前攔阻在地鐵車站之外。 另一個直觀的替代方法利用第二方監督，即要求乘客發現任何可疑物品立即報警，同時在進站口、地鐵站廳和地鐵車廂內等場所加強安保（警力）巡查，及時回應乘客的求助和報警。 地鐵安全保障體系，只有安檢，是不可能正常運轉的，但是沒有安檢卻是仍然可以良好運轉的。在地鐵安檢支持者眼中，安檢就是全部或最主要的安全保障措施。但是事實上，地鐵安全保障體系，僅僅從參與者這個角度來看，就至少還要包括在各處巡查的保安、地鐵公司在現場服務的站務人員、監看閉路電視的後台工作人員（或者還有警察），等等。 因此，在一定意義上，地鐵安檢能夠起到的作用有點類似於防盜門——如果說得更不客氣一點，可能只相當於有的人在自家的防盜門上再加裝的一把鎖。 在分析的層面上，地鐵安檢可能還會有一個副作用，即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為地鐵安全保障體系的其他環節的工作人員的「懈怠」提供理由：既然已經在安檢了，我們不妨輕鬆一點。於是安檢的存在，反而有可能增大安全風險。 從國外和中國香港地區的實際經驗來看，取消安檢確實不一定會影響地鐵安全保障。這方面有太多的例子，不必一一列舉。 但是本文開頭提到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是不是存在超越地鐵安檢存廢之爭的途徑呢？ 有安檢列車和無安檢列車，你願意為前者多付費嗎？ 主張取消地鐵安檢的人通常強調地鐵重大安全事件——特別是恐怖襲擊——是小概率事件，因而安檢意味著「為小概率風險付出極高的效率成本」，得不償失。這種論證思路其實是相當有力的，但是本文將放棄它。 從分析的角度，假設地鐵安檢涉及的人可以分為兩類：好人（即普通乘客）和壞人（最極端的「壞人」是恐怖分子）。好人和壞人都有可能攜帶違禁品，於是就有以下四種情況： （1）壞人攜帶了違禁品，根據上文的分析，在目前的「形式化安檢」下，有一定可能檢不出來； （2）好人攜帶了違禁品，根據上文的分析，在目前的「形式化安檢」下，也有一定可能檢不出來； （3）壞人沒有攜帶違禁品； （4）好人沒有攜帶違禁品。 考慮到地鐵安檢支持者以「生命無價」為立論支點，不妨先承認：由於存在上面第（1）、（2）種情況，地鐵安檢似乎是有必要的。此時，什麼樣的安檢執行狀態是最理想的？ 套用經濟學中的分離均衡的思路，如果能夠做到只在上面第（1）、（2）種情況發生時才進行安檢，那麼當然是最理想的。但是這種均衡在理論上可能是不存在的，在現實世界中也基本上不可能實現。 這可能是「既然要安檢，就必須讓所有人都按最嚴格標準安檢，不然安檢將沒有意義」的根本原因。 於是又重新陷入了要求取消安檢一方強調效率和成本、支持安檢一方強調生命無價的僵局。要打破這個僵局，也許需要在視角上有一個轉變，即從效率-成本視角，轉為行動-演化視角。 這個轉變是這樣的。在上面從經濟學中借用的分離均衡概念上再退一步。承認反對安檢者和支持安檢「都有道理」，然後進行嘗試，讓更好的制度安排有機會在演化過程中浮現出來。 更具體地說，也許可以採取類似這樣的實施方案：選擇一個城市的某一條新建地鐵線路，在地鐵站分設兩個進站口，一個需要安檢，另一個不需要安檢，同時對地鐵列車也加以隔斷，一端為安檢車廂，另一端為非安檢車廂。然後，讓支持安檢的人和反對安檢的人，分別進站，分開乘車。 另外，還要在列車分隔部位採用加固材料並裝備快速分離裝置，以盡量保證萬一非安檢車廂發生重大安全事件，不會涉及安檢車廂。 然後，可能需要讓乘坐安檢車廂的乘客適當多支付票價，因為他們的預期安全係數提高了，為他們提供服務成本也上升了。 不難注意到，這個實施方案的基礎是，目前的「形式化安檢」可能無法實現安檢支持者的目標，同時因為更加嚴格的安檢不可能執行，因此這個方案會給他們帶來很大的改進。另一方面，它也可以給反對安檢者帶來改進。至於地鐵站廳、列車設計和建造方面，當然會增加一些成本，但是應該會比現在的效率損失要小（請原諒，又提到了效率）。 順便提一下，在理論方面，這個方案還受到了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提出的「黑天鵝」概念的啟發。「黑天鵝」事件指的是不可預測且無法事先預防其發生的影響巨大的突發性小概率事件。如果試圖去預防小概率的「黑天鵝」事件的發生，就會陷入誤區。有鑒於此，塔勒布提出，相比預防「黑天鵝」事件的發生，更重要的是為「黑天鵝」事件的出現做好準備。 當然，上述設想非常不成熟甚至顯得有點兒戲，但是或許可以提供一點思路。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風聲OPINION
自中共20大以胡錦濤前總書記遭架離會場為標誌戲劇性落幕，習近平二次連任黨首並統領大體由其親信組成的班底繼續主政已一年有餘。過去這一年，如果從北京四通橋「孤勇者」彭立發疾呼「罷工罷課罷免獨裁國賊習近平」那一刻算起，習近平及其執掌的中共政權獨斷專行的施政（反對者和批評人士稱之為暴政、惡政或苛政）激起了數次大大小小的民間自發抗議事件，包括遍及數十座大中城市街頭提出政治訴求的「白紙革命」和借悼念離奇猝死的前總理李克強表達民間鬱積的強烈不滿和憎惡情緒的「鮮花運動」。分析人士認為，過去一年的趨勢之一是習近平的聲望受到嚴重影響；趨勢之二是經濟危機重重，社會不滿加劇。 反向大變局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個論斷是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於2017年底提出的。之後，「大變局」就成了他和中共宣傳機器常常掛在嘴邊的術語，後來加上了「當前中國處於近代以來最好的發展時期」和「東升西降大趨勢」等前綴和後綴詞語。2021年8月，中共黨媒《求是網》署名「學而時習」的評論稱「總書記這些重要論述振聾發聵」。 不過時隔不久，隸屬中共國家安全部的「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學者傅夢孜就發文承認，「東升西降態勢趨緩，西強東弱的現狀短期內難以完全改變。 從中共20大前夕四通橋橫幅抗議事件之後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發展趨勢來看，現實中許多方面的發展顯然與北京當局期待和宣揚的所謂大變局背道而馳，似乎演化為一種「反向大變局」，或者也可謂之「大亂局」。 評論：四通橋事件的當頭棒喝 四通橋上的抗議者彭立發被稱為「孤膽英雄」，他提出的在中共召開20大之際罷工罷課罷免習近平的主要訴求未能立即實現。但是在一個半月後上海街頭的白紙抗議聲中得到群起響應，「習近平下台！」「共產黨下台！」的口號得到國際媒體普遍報道，的確震驚了世界。 在白紙運動的許多現場和海外聲援的行動中，人們也驚奇地看到和聽到彭立發在橫幅上書寫和通過擴音器喊出的「四要四不要」那些既能切實反映民意，又朗朗上口的口號。 政治學者、前北京學生運動領袖之一王丹一年多前就對美國之音表示，彭立發拉橫幅抗議事件意義重大，反映全中國民意，部分民眾已經忍無可忍，對於習近平是個警告和凶兆。 四通橋抗議事件後不到一個半月，就發生了全國性的白紙革命，而這次以青年和學生為主體的大規模群眾抗爭迫使習近平上台以來第一次被迫收回了他的成命，也就是他所謂堅持不動搖的防疫動態清零政策。 王丹：兩個趨勢 經濟危機加社會不滿 王丹近日指出，習近平20大連任主政一年之後，中國社會出現兩個明確的發展趨勢。 他說：「兩個明確的發展趨勢，一個就是習近平連任之後，他的個人的聲望在整個中國的民間可以說是大幅度的跌落。並沒有因為他的連任而提升，反而因為他的連任而大幅度跌落。那麼不管是白紙運動喊出習近平下台，還是後來所謂鮮花革命對李克強的悼念，反映的都是對習近平個人的這種反感。所以我覺得現在可以下個定論，就是習近平在民間的聲望可以說幾乎跌倒谷底了。至於他在黨內我們掌握情況不太清楚，但是也不可能是非常高的威望，我覺得這是很明顯的一個趨勢。 政治評論人士王丹注意到的第二個趨勢是經濟方面正在加深的嚴重危機。 他說：「我覺得所有這些危機，其實背後一個根本危機就是經濟發展。在中國這種體制下，只要經濟能夠維持一種增長，所有的矛盾都可以被掩蓋住。目前我們來看，外資的這種大規模流出根本無法遏制。內部的這種消費也完全無法提振，就這兩個因素導致中國經濟從房地產到債務危機等等，這個危機是越來越深了，所以如果中國經濟是一直保持這樣下滑，或者說長期的停滯和失業率高漲的情況下的話，那麼所有的那些其他方面的危機恐怕都會難以掩蓋。所以我預期，只要中國經濟沒有一定程度的反彈，未來習近平遇到的挑戰會越來越多。「 白紙革命的先聲 中共20大前夕，彭立發在獨自上四通橋振臂一呼之前曾發推文稱，「要讓獨裁者習近平知道，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中華大地有男兒」。 在此之前，三名老共產黨員實名建議20大反對個人崇拜，並公開質疑「黨領導一切」違憲。還有一些活動人士在網上線下推動「全民共振「、「廁所革命」、「全民倒習救國翡翠運動」、「百萬簽名轟習下台」聯署行動和寫給習總書記的《勸退請願書》，以及出現過據稱由中共黨內改革派發起、廣大民眾參與的「新三反運動」，即「反核酸，反封鎖，反倒退」的群眾運動。一些海外異議人士還發起了《致信中共二十大，罷免審判習近平》全球公開信聯署活動。這些民間呼聲和活動也被一些網路評論人士視作白紙運動間接的前奏和先聲。 李克強驟逝引發鮮花運動 10月27日，中國前總理李克強在未滿黨內不成文規定的退休年齡之前離任不到七個月突然離奇亡故，在中國內外引起了巨大震撼，讓習近平及其親信面臨設計謀害的公眾強烈質疑。一時間，網上線下，質疑聲浪和悼念人潮蔚為壯觀，僅李克強在合肥及其老家故居周圍以及河南鄭州等地就出現大片花海、數以百萬計的祭拜者和成千上萬的褒李諷習祭文，以及上海10月底出現有男女青年搭檔用祭祀花圈和「我好想你-死」的路牌裝扮的萬聖節之夜，都被認為是白紙革命的續集，讓當局深感恐慌，一邊動員網管刪帖封號，一邊部署警力、城管和所謂義工在現場實施管控。儘管如此，民眾自發悼念李克強的活動一直延續到11月上旬遭當局強行阻止。 網友周軍在前身為推特的X社交平台就李克強之死引發大量民眾送鮮花悼念發帖表示，「抬死人壓活人，表達對當下令人窒息的時代和習的不滿，是民眾自然的選擇，不然在間隔10米就有一個監控的中國又能怎樣？人的一生只有幾十年，沒有人有義務為當下這個時代默默陪葬，總要做些什麼，這些應當視作中國的希望。」 反獨裁、結束暴政呼聲四起 觀察人士近期注意到，在活躍于海外的中國民主黨等民運組織以及流亡藏人、維吾爾運動之外，號稱「上海獨立」、「福建獨立」、「滿洲復國」、「重實大帝國」等海外民間團體或活動人士紛紛於當下混亂時局之際在海外社交平台及公共場所登場亮相。上述這些公開鼓動顛覆習氏政權、主張分離或君主立憲的活動有不少仍處在萌芽階段，但作為一些既有或潛在的反對力量，它們或多或少在倒習反獨裁暴政的輿論醞釀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海外民運人士魏京生、王丹、王軍濤等人也在習近平到美國舊金山出席亞太經濟論壇（APEC）峰會期間在洛杉磯發起明年舉辦「國是會議」的倡議，準備「探討結束暴政，創建民主中國的方案」。 展望新的一年，王丹表示，中國民眾借用突發事件來表達不滿的情況會越來越多。 他說：「這個當然不是我們現在能夠預測的。但是類似這種像李克強突然去世就引發一股來自社會的不滿，反映出這種不滿時刻正在醞釀中，所以在未來的2024年，我個人認為這是會看到越來越多的這種社會不滿的情況。我還要強調一下，所有危機的本質就是它的經濟危機。」
上周開始，鄭州市公交集團鼓勵工齡10年以上的老員工們自主創業的徵求意見稿開始在網上流傳。 意見稿大意是說，10年以上工齡的員工，按照自願原則，進行為期2年的自主創業。公司很大方，員工創業期間，社保公司包了，但企業年金和住房公積金就不繳納了。員工自主創業出現傷亡等問題，費用自己承擔。 意見稿還參考了互聯網大廠們的競業條款，要求出去創業的員工，不能加入和公司有競爭的行業，也不能幹有損公司利益的相關活動。 乃悟有個問題，出去跑滴滴算不算和公司有競爭，要是算的話會不會被解除合同？ 要是創業的員工覺得外面不好混，還可以申請回來。當然，回來也得走程序，需要提前15天申請，並且要獲得批准才行。 看得出來，集團非常重視這份意見稿，專門要求各單位機要室務必和主管領導彙報溝通，而後將主管領導的意見反饋給人力資源部。 乃悟查了一下，歷史上，鄭州公交集團還真出過企業家。創業板上市公司天邁科技創始人，就曾是鄭州公交集團的一名統計員。 徵求意見稿流傳出來後，大家都說鄭州公交集團肯定沒錢了。這也不新鮮，公交系統最近幾年由於政府補貼不到位，欠薪、停運的情況大家也都知道。 所以鄭州公交集團在徵求意見稿里也沒有避諱： 為了進一步緩解集團公司經營和資金壓力。 你說鄭州公交沒錢吧，但它有錢買新車。就在今年4月，鄭州公交集團剛剛從比亞迪訂購了100輛新能源公交車，每輛成交價格在113萬。一百輛，就是1.13億元。按照新聞報道，這批新能源車是今年國內最大批量的氫燃料電池公交訂單。 要知道，整個鄭州公交集團去年運營收入也就3個多億，能一口氣拿出三分之一買新車，怎麼看也不像缺錢的樣子。 而且鄭州的公交補貼也沒斷過。根據此前鄭州市交通運輸局發布的《推進城市公共交通高質量發展實施方案》，到2025年： 城市公共交通運營補貼補償到位率達到100%。 你說鄭州公交集團有錢吧，但它又表現得很缺錢。今年，鄭州市內公交線路進行了大規模調整，僅9月份，鄭州公交線路就撤銷了40條線，新增僅4條，調整了超過50條線路。 按照公交集團的說法，通過線路調整，客流量回升，重複線路的問題得到改善，老百姓出門效率提高了，總之是你好我好大家好。 但是你翻翻社交媒體和鄭州公交有關的評論區，大家明顯和公交集團不是一個感受，很多人說自己原本很方便的公交線路被撤銷了，原本一路直達，現在要轉車，還有人說自己通勤時長現在多了半個小時。 總之，不年不節的，鄭州公交卻總能收穫很多問候。 這份龐大的線路改造，並不是公交集團自己一拍腦門想出來的。而是被審計出來的。鄭州市審計局在對公交集團的審計過程中發現公交集團存在盲目投資非主營業務，資產長期閑置，公交造血功能低下，公交線路設計不合理等問題。為了落實審計整改，公交集團調整優化了150條公交線路。 乃悟看到有市民說自己在西四環藥廠街住，原來有趟189去火車站，非常方便，改線後，必須乘公交再換乘地鐵。一塊錢能解決的事，現在要4塊。 宣傳里，公交集團將這些抱怨都歸為陣痛期。也是，老話說得好， 短痛不如長痛。 說實話，乃悟挺同情鄭州公交的。2019年時，鄭州公交高峰日均客流量可以達到290萬，而現在，只有110萬，少了一半都不止。 這種情況下，他們沒有選擇躺平，而是多次想要提高自己的造血功能。什麼里程計費啊，什麼把8折優惠悄悄改成9折優惠啊。但幾次暗戳戳的漲價都迅速被有關部門按了回來。 有一次，他們想在公交站台投放一些商業廣告，結果被有關部門直接扯掉，理由是公交集團投放公益廣告數量不足。 現在，距離全額補貼的時間還剩下兩年，徵求意見稿就適時推出了。裡面有一點寫得不好——領導停薪留職去創業，視為放棄管理崗位。 你這樣寫領導怎麼能無憂無慮起帶頭作用呢？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星球商業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