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状况在2023年是每况愈下，在新冠肺炎疫情结束后，经济状况不但没有明显好转，而且面临增长放缓、人口减少、房地产行业挣扎、外国投资下降和青年失业率创历史性新高等多重打击。而且由于大批企业相继倒闭及订单大幅下降，导致工人被克扣或拖欠工资的情况愈趋严重，各地工人无奈之下纷纷被迫走上维权之路。密切关注中国工人权益的人权团体报告指出，在2023年即将结束之时，今年发生在中国全国的工人运动和维权案例，已是去年全年的一倍。 从2023年一月开始，在中国发生的劳资冲突事件便没有间断。今年新年伊始的第八天（1月8日），去年才荣获全国总工会“全国五一劳动奖”的重庆中元汇吉生物技术公司，已因订单被取消而无协调之下大规模裁员，最终引发据称有二万名工人的抗议游行和流血冲突。一天后，杭州奥泰生物公司数百名员工，也因工资和辞退问题而聚集在工厂门外抗议，后来演变为示威游行到地方政府大楼，最终在政府介入下，纠纷才获得解决。 类似这样的劳资冲突事件，并没有因为中国政府宣布疫情结束而减少。总部位于香港、致力于促进和维护中国工人权利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ur Bulletin，CLB），在今年上半年就已录得741宗中国劳资冲突和维权个案，数量直逼2022年全年的830宗。当时中国劳工通讯的分析指，导致工人抗议个案大增的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受疫情影响而衰退，尤其来自海外的订单大幅减少，引致沿海省份的制造业陷入倒闭潮，激发了工人的抗议活动。 不过到了下半年，情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变得更加严重。中国劳工通讯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十一月，全国的工人维权事件已达1,604宗，已超过以往三年的全年数字，光是十月就发生了225宗工人维权事件，创下该机构2017年开始录取相关数据以来的单月最高纪录。维权事件在每个省市都有个案，不过劳资纠纷最多的还是工厂最多的广东省，占294宗。而且在今年的1,604宗维权事件之中，光是跟建筑业有关的事件已达836宗，比去年全年的总数还要多。 企业为逃避欠薪问题而提早放春假 由于情况愈趋严重，故此不少企业早于十月左右，便开始让员工提前放假，假期时间长达三个月以上。位于广东省佛山市的大沥川通钢化玻璃有限公司，亦于十二月四日向员工发出放假通知，明确表示“由于经济低迷，市场需求持续下滑”，所以决定从十二月十一日起让员工放假，直至明年三月十一日才复工。 这些企业在假期开始前能否发放应有薪金予工人，以及在“悠长假期”后是否可以如期复工都是疑问。中国时事观察员王剑表示，中国工人普遍收入很低，导致难以有多余的钱储蓄，所以必须每个月拿到足够维持开支，包括养得起老家亲人的钱才行，否则一拿不到钱就会抗议。王剑认为这些“放长假”的员工很可能会因为薪金和失业问题而跟其他工人一样走上维权之路。 中国劳工通讯的研究员周艾丹分析指出，过去三年疫情期间，中国的工人维权个案屡创新低，是因为当时纵然因封城等防疫政策导致失业，工人们也会体谅这不是企业和老板的问题，而且也可以改为从事快递或到方仓医院上临时班，暂时解决失业问题。可是当疫情结束后，就算工人可以复工，也因为订单大幅减少导致欠薪情况愈来愈严重，最终一发不可收拾。他告诉美国之音： “工会跟政府部门没有恒常代表工人，厂内的工会也没运作，工人不能恒常监察工厂运作，所以一旦爆发问题，便已达到难以收拾的地步。那时老板也许已经拖欠了五至六个月薪金，他们已经无法如数发给工人。因此工会和政府难以介入，只能要求工人返回岗位，承诺每人只加月薪一二百元，并要求公司交待何时能清还欠薪而已。” 工人愤怒之下发起维权运动 由于企业拖欠工人的薪金愈来愈多，往往达致无法偿还，而引发工人群起参与维权运动，因此企业索性选择倒闭的情况也不罕见。 位于广东省惠东县的港资企业港惠针织有限公司，在今年四月复工，却在六月宣布解散，在复工工资和遣散费安排引起员工不满。员工张女士在网上发布信息指，在四月一日复工后的薪资只有2019年八月时的一半，而且以往的所有补贴都被取消。工人们因不满而集体去信工厂管理层要求补回薪金差额，但管理层无动于衷，反而在六月末发出解释信指此举没违反合同。而且管理层在六月三十日发公告指工人消极怠工，令客户对公司失去信心，因此即日解散公司，赔偿金却只得总额六成。于是纵然没有工会介入和组织，工人们也发起行动要求公司负责。用户名称为“笑对人生”的员工在抖音留言表达不满说：“单方面降低员工底薪，想逼员工自己走人，一分钱不想赔，严重违法，还出个说明好像自己多有道理似的，厚颜无耻这四个字都不足以形容此时员工们对它的愤慨!” 居于云南省大理市的饶召云，在2022年与妻子为高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的大理未来城项目担任油漆工，可是到了承诺发薪的年底遭拖欠三千元人民币尾款，到现在还没收到钱。他向美国之音告诉苦况： “从去年底他们已经没叫我们回去开工了，我们在今年三月找劳动局帮忙，他们承诺四月付清，但一直没有支付。于是我们只有继续找他们追讨尾款，虽然他们答应会付，却没有说是什么时候付。这段时间我只能够打零工维生，赚到的都不够用。” 饶召云表示，无奈之下只能透过在Twitter发表留言，希望引起外界关注和伸出援手。 在今年的1,604宗工人维权个案之中，跟建筑业和制造业有关的占了超过四分之三。相比之下，跟服务业有关的案例少很多，原因是欠薪问题没那么严重和普遍。可是服务业的工人们却面临着另外一些问题。 在山东省担任外卖快递员的孙富贵说，他任职的公司是大型连锁企业，所以暂时没遇上欠薪，不过职安问题和薪金过低也令他和同行感到忧虑。他告诉美国之音： “外送就是赶时间的行业，所以很容易因此遇上交通事故，也容易犯上闯红灯等违反交通规则的法例。而且工资实在太低，我们普遍一单外送只赚三元，而且根本没有涨薪机会，所以常常跑很多却赚很少。”孙富贵补充说，由于外送入行门坎低，所以愈来愈多人加入，订单却因经济不景而不断减少，导致生活愈来愈困难。他不讳言如果出现连外送行业也出现欠薪问题，外送员也会参与维权运动。 中国政府长期以来不惜代价极力维持社会稳定，对于群众运动和维权运动一向采取打压态度，但是今年的维权个案报道却愈来愈多。中国时事观察员王剑认为，政府是不敢也不能对工人维权运动进行打压。他告诉美国之音： “维权事件实在太多，所以政府不敢太用力镇压，因为工人们一旦翻脸，他们也很难办。而且现在地方政府的地卖不出去，收入减少加上过去十年借了很多钱，财政收入一半要用来还利息，甚至连警察的工资都发不了，派出所五个合并为两个，现在的气焰也不没有过去那么嚣张了。”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今年也开始在全国出现公务员的维权运动，王剑直言这对中国政府来说是严重的管治危机。 中国政府无力打压维权运动 中国地方政府欠债问题严重，去年总债务已达156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26%。但另一方面，据中国财政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却只有11.9万亿元人民币。 居于广东省的独立经济学者巩胜利分析指，中国政府债台高筑的主因是各级政府设立太多机关。巩胜利说： “各级政府都设立各种机构，这些全都要中央政府拨款。在架构层次过多之下，花的钱自然很多，算起来比西方法治国家要多花很多钱。” 巩胜利补充说除了政府架构臃肿，生活成本过高也令政府营运成本增加。 中国劳工通讯研究员周艾丹则认为，外界太高估中国政府的能力： “始终维权事件实在太多，每个礼拜在每个区都有两至三宗，大部分都是只有不足一百人参与，也无法在社会上引起关注，所以政府也无法逐一处理。除非事件发展为大规模堵路，能够引起公众关注又影响到其他民众，政府才会在最严重的情况下进行打压。”
朱令的告别仪式定在了12月24日中午12点，这是一天中相对温暖的时段。而她离开的那天恰逢冬至，有着北半球最漫长的黑夜。 我们记录下了家人和朋友们与朱令告别的几个瞬间——爸爸用自己的额头贴了贴她的额头，脸上带着笑容；妈妈穿着毛衣和塑料拖鞋，在寒夜里目送女儿远去。 对于朱令案，我们会继续关注。和所有关注朱令案的网友一样，我们希望终有一日看到真相，以慰朱令的短暂人生。 朱令的告别仪式上，我们编辑部集体给朱令送了花圈和挽联： “朱颜逢劫，令人扼腕，当年谜案留追忆； 才女香消，举世悲叹，此生命运意难平”。 再见，朱令，人生中最艰难的仗你已经打过。 管子是一根根从朱令身上撤掉的，最后拿掉的是连着脖子和呼吸机的那根。她的气管自2011年切开后就没再合上，她因此没再说过话，伤口长期发炎。这是清华学妹赵婷（化名）第一次见到这根管子离开朱令的身体，“觉得她在那一刻终于得到了自由，不用再劳苦了。” 告别仪式定在了12月24日中午12时，八宝山。朱令的父亲吴承之解释说，更早的时段没能排上，只好定在了12点，“也挺好的，冬天了，12点蛮暖和的。” 这是一个80多人参加的小范围送别。发送邀请时，为了顺利、平静地送朱令最后一程，朱令家人特地加了一句，“恳请不要将此消息对外传播”。 哀乐选择了《广陵散》——1994年，朱令在北京音乐厅演奏过这首曲子。彼时，她已经中毒。遗像则是一张20岁左右时的照片。经过修复的黑白照片上，留着短发的朱令露齿笑着。原本有两张备选，另一张是头发长一些的侧脸照。最后大家选了短发这张，因为照片里的她“笑得开怀，满是青春活力”。赵婷觉得，“这张更像现在的她，笑起来脸上的肉会收起来，颧骨鼓得高高的。” 最后的告别 虽然早已做好准备，但最后的告别还是来得突然。 12月22日一早，赵婷接到护工电话，“昨晚就说可能不行了，应该就是这一两天了。” 12月21日中午，朱令出了各种状况——酸中毒，高压低到七八十上不去，体内二氧化碳含量超标，血抽不出来，脸色由红变成了红黑色……医生开始找家属谈话，“估计很快了，大概就在20-48小时之内”。 22日下午，亲友们陆续赶往医院，准备做最后的告别。那天是冬至，朱令父母先招呼大家吃了饺子，是朱令最爱的茴香馅。 情况真正紧张是在当天晚上八九点后。先是母亲朱明新从里屋跑出来，急着说夹在手指上的血氧仪测不出来数了。“没事，一会儿就能测出来。”一向乐观的父亲吴承之是大家的主心骨。赵婷和护工一起揉了揉朱令的手，搓热一些后，血氧仪出现了数字。 九点半左右，高压突然降到40多，医生和护士赶来推了一针，升上去一些。医生说，大家可以准备跟她说说话了，然后把病房留给了亲属。 接近11点时，被老人催着去休息的众人又被叫回朱令病房时，她已经平静地离开了，医院记录时间为22时59分。仪器显示屏出现了一条直线，医生拔掉了她身上的管子。 朱明新取下蒙在朱令眼睛和嘴巴上的纱布，帮她把脸擦干净，大家再一起小心地用纱布清理最近生出的褥疮，给她擦洗身体和穿衣服。自从9月插上大呼吸机急救后，朱令就没穿过衣服，“其实会觉得没有尊严，也总担心她冷”。这次大家给她从头到脚穿上了粉色、蓝色的新衣服，拉得平平的，一点褶子都没有，还戴了一顶蓝色毛线帽，暖暖和和、漂漂亮亮。 吴承之走进来，笑眯眯地看着穿戴好的朱令，说了句“还不错”，接着低下头，用自己的额头贴了贴朱令的额头，脸上带着笑容。在场的人全部屏住呼吸，看着这对父女额头贴在一起。“这种亲昵的动作他以前也做过。”在华霖救助基金会志愿者徐柏看来，这算是父亲对女儿的告别。 后来，吴承之告诉赵婷，自己当天血压一直不高，也没难受，但回房间休息时，突然有一瞬间觉得心脏不舒服，接着护工就进来说“令令不行了”。老人觉得“有感应”，赵婷说，也许这是女儿在跟他打招呼说，爸爸我走了。 整个晚上，朱明新的世界里仿佛只有朱令，一直跟着她、看着她。赵婷记得，晚上10点多，朱明新斜躺在朱令旁边的小床上，大家劝她躺平。“不行，躺平我就看不见了。”老人说。赵婷意识到，她必须要全程看着女儿才能安心。 23日凌晨1点左右，殡仪馆的车来接朱令，原本在里间的朱明新突然出现在棺木旁边，伸出两只手捧着朱令的脸颊，静静看了好一会儿。徐柏注意到，她的手在微微颤抖。 这个一年中最漫长的黑夜里，她穿着一件蓝色毛衣，站在门口，一句话没说，也没掉一滴泪，眼看着棺木抬上车。赵婷脱下羽绒服裹在她身上。“车上冷吗？”朱明新突然问了一句。大家这才发现她穿的还是塑料拖鞋，却只想着女儿在车上会不会冷。 凌晨两点左右，朱令被送到了八宝山殡仪馆。一直睡在朱令旁边小床的朱明新搬到了吴承之的病房，两位老人相伴度过了朱令离开后的第一个夜晚。 “朱令打完了她的仗” “医院一直到最后也没有放弃，我们也没有放弃。”12月23日，吴承之在电话里的声音听起来更疲惫也更沙哑了。自从朱令上次病危后，他的话就变少了，不说话的时候，时常闭着眼睛。 最后这段时间，家人和朋友们一直想办法医治她的脑瘤，寄希望于她能醒过来。但另一方面，处于深度昏迷中的朱令，随时状况不断。最近的状况始于12月20日前后。她突然胃出血，医生停掉了通过胃管输送的营养液，此后各项指标开始出现异常。 其实，自11月18日朱令因脑瘤发作陷入重度昏迷后，就“随时都有可能走”。“她的身体各方面已经破败不堪了，无法预料哪里会突然出现危机。”朱令的清华校友张黎利说。 而在此之前，她从9月底开始，就因为感冒引发的肺部感染，一直卧床，靠呼吸机维持。2013年以前，她因肺部感染，几乎每年都要被下一次病危通知，身体总是刚有起色，便又被打回原地。 朱明新一直心疼女儿。尤其是9月份以来，她看到朱令躺在床上不能动，任由大家折腾来折腾去，却还是乐呵呵的，她总觉得女儿太懂事了，也心疼这种懂事，“虽然是大家在照顾令令，但其实不能动的、疼的都是她，是她在受苦”。 也因为如此，赵婷觉得，最后在家人和朋友爱的怀抱里，朱令挣脱了各种管子的束缚，脱离了寄居的这具躯壳，像跳芭蕾一样，一个跨步跃出去，自由自在地去新的生命里撒欢去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赵婷说，“朱令真是把她当打的仗都打完了，是好顽强的一个勇士。” “让历史记录下来” 大家也从未遗忘朱令。 《朱令，人生五十》发出后，一些曾经和朱令有过交集的人主动找来，想要讲讲他们记忆中的朱令。 其中包括朱令早期的古琴老师李蓬蓬。朱令从16岁开始，跟她学了三四年古琴。这个学生在她眼里，会留很短的短发，简单善良，问一句说一句，对人情世故不太敏感，但很认真，进步也很快。上世纪90年代初，知道古琴的人极少，李蓬蓬觉得，一个16岁的少女愿意每周花时间去学习，还学得有模有样，本身就很难得。 还有朱令在汇文中学的同学陈杰浩，他和朱令做过一年同桌。他记忆中的朱令，短发，开朗，下课后会趴在书桌上跟同学开玩笑，聊当年大家沉迷的金庸小说。 他也还记得，初三那年夏天，快期末考试时，老师把朱令从课堂上喊了出去。等她再回来时，一句话没说，低头收好东西就走了，脸上明显有哭过的痕迹。 后来，大家得知是她的姐姐出了事。等到朱令再回来时，沉默寡言了好一阵，还把自己的名字从“朱令令”改成了“朱令”。同学们私下推测原因，有种说法是，这是为了跟姐姐吴今的笔划一样，都是11划。陈杰浩记得，朱令在学校主楼北边的彭雪枫像下，种下了一棵小小的桂花树苗，后来长到了半米高。 他再听到朱令的消息，是她中毒后。1999年左右，陈杰浩打听到朱令一家在方庄的住处，特地去探望了一次，当时朱令的智力已经受到影响，能讲一些话，但声音很小，基本听不清，需要靠父母翻译；视力也变得模糊，非说一只棕色的玩具熊是黄色的。 2023年11月朱令病危后，陈杰浩在朋友圈转发了相关的视频和文章，转发语是，“貌似俏黄蓉，又似王靖雯。王靖雯有盘磁带的封面简直就是我记忆里的朱令。” 陈杰浩说，朱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是他的梦，直到梦碎了。 此前的采访中，朱明新告诉我们，“她（指朱令）在这儿，我们能照顾她，也等于生活全部的寄托都在这儿了。”这一家三口也总被外界评价为牢固的“铁三角”，现在属于朱令的那条边被拿走了。 朋友们则努力想要代替她成为那一条边，帮老人重新建立平衡。几乎每次通话，张黎利都会说起对两位老人的担忧，据他透露，老人希望在朱令走后继续住在疗养院，基金会的志愿者每个月会去探望4次。赵婷则说，“我们什么时候都是一家人，不会因为一个人离开就走散。” 两位老人已年过八旬。“朱令熬了将近30年，都没等到铊中毒案在法律上的真相，也没等来一句道歉，叔叔阿姨能不能等到？大家也不知道。但我觉得我能等来（道歉）。”张黎利说。 朱令50岁生日前，他说，“只要朱令活着，我们每年还能祝她生日快乐，就非常有意义。”现在朱令离开了，他觉得，“我们还在世的人，也不能遗忘。不光是为了朱令，也为了自己和后代。” 张黎利管理的“朱令我们在一起”公众号，在12月23日发了朱令离世的消息，连发了数十次“悲愤交集”。他决定，以后每年朱令的生日和忌日，都要继续记录，“没有证据了，法律上已经没办法了，只能让历史将这件事完全记录下来。”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冷杉RECORD
德国警方接到情报，指袭击者计划在元旦前夕袭击科隆大教堂。德国警方12月23日晚间进行了5个小时的仔细搜查。警方随后表示，在严格安保措施下，德国科隆大教堂圣诞夜依然如期举行弥撒活动并向信众开放。据悉，特别的安保措施将至少持续到12月31日除夕夜。 据路透社报导，德国政府此前收到了外国情报机关提供的线索，指出多个伊斯兰极端分子团伙正在策划于圣诞及新年期间对欧洲多地发动恐怖袭击，其中包括著名地标建筑科隆大教堂。 德国之声报导称，目前，欧洲各地警方正在就此对奥地利、西班牙、德国等地的嫌疑人加紧调查。据悉，这些团伙成员大多和恐怖组织”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有关联。 德国内政部长费瑟(Nancy Faeser)表示，安全机关严密关注着伊斯兰极端组织，并会采取坚决措施。 德新社报导，奥地利内政部12月24日上午也通报称，已经抓获了4名疑为极端伊斯兰分子的嫌疑人，但同时也表示维也纳并没有”面临直接的恐袭威胁”。
2023年行将收尾，也到了媒体盘点年度新闻的时刻。今年，Z世代实验室做了一个过去很多年想做而没做的选题：盘点年度十大“烂尾”新闻——那些喧嚣一时的热搜事件，总有些还在等候结果出炉，也有些已经不了了之。但互联网是有记忆的，我们打捞起这份记忆，与你共同回望一同围观过的2023。 01 辽宁省绥中县的韩成（化名）是一名大货车司机。2022年初，韩成与妹夫贺某从黑龙江绥芬河返回辽宁绥中县的家中后，绥芬河出现疫情，不久绥中县也出现疫情，韩成也感染新冠病毒。由于韩成未向当地有关部门报备行程，当地检察机关认为，韩成及贺某造成绥中县范围内大量人员被感染，2022年10月31日，韩成与贺某犯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从2022年4月24日至今，韩成一直被监视居住，即使后面法院宣判，他也没有被收监。虽然没有在监狱，但他也不能再跑货车，失去了收入来源。 2023年1月8日国家卫健委宣布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后，韩成将申诉材料递交给绥中县法院，但法院让其等电话，对媒体表示已收到材料。此事未见后续的公开报道。 02 2023年1月，多名自称在河南雅圣思素质教育基地学习的网友在不同的网络平台相继曝出该基地存在体罚打骂学生的现象，引发众多网友关注和热议。据网络曝光，在该机构，教官用皮带抽打学生的屁股，用PVC管抽打学生的关节，还让学生背着轮胎进行跑步训练；教官和老师手持辣椒水，对学生实施随意惩罚；学校对外掩盖真实情况，甚至对学生进行监视，以防止他们通过信件或电话向外界求助。 舆论发酵后，河南省郑州市中牟县发布消息称，多部门组成联合调查组进驻该公司进行调查。5月，中牟县教育体育局工作人员向媒体表示，该基地很早就停止训练，学生、相关人员已经清退，全部离开中牟县。但相关知情人士告诉回访记者，该教育机构并未关停，而是转移了新地址，继续正常教学。6月，有媒体查证，河南省雅圣思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经营状态于6月6日由存续变更为注销，但其他后续处理未见相关报道。 无独有偶，2023年1月，一篇控诉衡水二中教学管理模式的文章《衡水二中学生的发声，救救我们》在网络流传，引发舆论关注。文章作者讲述了一些发生在衡水二中的“可怕故事”：包括对女生进行体罚、有些学生得了抑郁症等等。衡水二中相关人员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回应，学校还在放假，并声称此前没有接到过有关体罚的投诉。衡水市教育局称已安排工作人员介入调查，但并无后续进展公开。 03 2023年5月，笑果文化旗下的脱口秀演员House（李昊石）在北京演出时，调侃自己领养的两条野狗追逐松鼠的场景让他想起“作风优良，能打胜仗”，随后有网民发微博指责House玩梗“辱军”。在引发强烈舆论震荡之后，House本人及笑果文化发表道歉声明，并宣布停止之后的一切演出活动。 随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宣布，北京市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总队依据《营业性演出管理条例》第46条规定，没收此次“笑果脱口秀”的“违法所得”共计1325381.6元，同时处以罚款13353816元。笑果文化也宣布与House解约，并停止全国各地所属的线下演出，进行整改。同时，朝阳公安宣布对House展开立案调查。目前笑果文化及脱口秀行业依旧前途未卜。 04 2023年6月，BBC刊发报道《贩卖性暴力：揭露性侵影片网站的幕后主谋》。文章称，BBC卧底记者通过超1年的调查，扒出了一个主犯藏匿在日本、却以中国为主要犯罪基地的色情黑产团伙。该团伙拍摄了大量公共场合的性侵视频（多数拍摄于中国大陆），并贩卖到国外不良网站牟利，已然形成了一条成熟的产业链。 随后在微博、抖音等社交媒体上，相关词条检索受到限制，该事件也并未在中文社交媒体上击起太大水花。对此事件的核实与调查，后续再无公开报道。 05 2023年7月底8月初，受台风杜苏芮影响，京津冀地区出现了极端降雨过程。洪汛期间，河北涿州市、北京门头沟房山区等地受灾严重。涿州市是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成为一座被洪水围困的孤岛。当地灾情应对能力不足受到舆论批评，如组织救援不力，要求民间救援队持“邀请函”进入，市民遭遇断水、断电、断粮等情况。 洪水问题引发涿州是否成为“力保北京和雄安之外的钦定受害者”的猜测，其间河北省领导表态 “要减轻北京防洪压力，坚决当好首都护城河”，相关专家则表示不存在“泄洪”等情况。最终关于水灾成因的讨论不了了之。 06 2023年7月、11月，黑龙江连续发生两起体育馆坍塌事故。7月23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第三十四中学发生体育馆坍塌事故，共造成11人死亡。11名遇难者皆为女性，是该校女排成员，其中1人为教练，10人为学生。根据官方通报，事故原因为学校施工方违规在体育馆房顶堆砌的珍珠岩建材浸水后增重所致，相关责任人已被控制。不过该事故背后也存在诸多疑问：过去半年内多次有人对楼顶堆放建材问题表示担忧；事故发生前三天宣布完成安全生产培训；承接三十四中的施工单位能力与承接项目不符，涉事工程招标公司与监理单位相同等多项疑点。根据《重大事故查处挂牌督办办法》，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该起重大事故查处实行挂牌督办，目前尚未有最终调查结果。 11月7日，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桦南县悦城体育俱乐部发生屋顶坍塌事故。事故造成3人遇难，均为初中生。该场馆于2017年7月开始奠基，2018年7月竣工，项目开发商黑龙江省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已于2022年5月注销。根据天眼查及裁判文书信息，悦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法人吴立迁为桦南县建筑局退休干部，其妻子杨巾力曾任桦南县环保局干部。根据《三联生活周刊》报道，悦城房地产开发公司曾承包桦南县棚改住房项目。事故发生后已有11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其中包括吴立迁夫妇，最终调查结果目前尚未公布。 07 2023年8月，国家统计局发言人付凌晖在记者发布会上宣布，自今年8月份开始，全国青年人等分年龄段的城镇调查失业率将暂停发布。主要原因是：经济社会在不断发展变化，统计工作需要不断完善，劳动力调查统计也需要进一步健全优化。比如，近年来，我国城镇青年人中，在校学生规模不断扩大。2022年，我国16-24岁城镇青年有9600多万人，其中在校学生达到6500多万人。在校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毕业前寻找工作的学生是否应纳入劳动力调查统计，社会各方面有不同的看法，需要进一步研究。再比如，随着我国居民受教育水平提高，青年人在校学习时间增加，在劳动力调查统计中，对于青年人年龄范围的界定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发言人表示，针对这些情况，国家统计局将深入研究，进一步完善劳动力调查统计，更好反映就业情况。不过目前尚未有研究结果出炉，青年年龄段的劳动力调查统计没有完善后再发布。 08 2023年9月，《治安管理处罚法》在实施17年后迎来首次大修，公开征求民众意见。其中修订草案中的多个条款引发了舆论关注，争议最大的第34条规定：“在公共场合或强制他人在公共场合穿着、佩戴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的服饰、标准的可以最多被处以15日拘留，并处5000元罚款。” 修订草案将一个内涵模糊的概念作为法律上的处罚标准，可能会导致处罚范围的随意扩展或权力滥用，此事引发网民热烈讨论。修订草案征求意见至9月30日截止后，未见后续公开报道。 09 2023年10月，十一长假期间，河南南阳“迷笛音乐节”登上了热搜榜，因为就在音乐节结束之际，现场及露营区发生了集体盗窃案，乐迷们的手环、手机、电脑、帐篷、甚至内裤等财物丢失。从网传的大量照片及视频来看，现场的盗窃行为十分猖獗，甚至称得上是公开洗劫。 在南阳迷笛音乐节盗窃事件引发舆情之后，当地警方专门成立了指挥部，迅速抓获多名盗窃者，截至10月5日，已追回身份证79张、电脑3台、手机17部，并承诺对已登记受理的遗失和被盗物品将加大寻找、追缴力度。南阳部分爱心企业和人士已明确提出对受损乐迷给予补偿。对确实无法追回的损失，经核实后将予以弥补。此后未见媒体公开报道，不知物品被盗的乐迷是否得到了妥善处理。 另外，南阳方面称，对在网络上发布虚假谣言信息的行为将进一步加大打击力度。目前，已对发布“好多帐篷谁需要过来拿”不实信息，煽动误导村民的陈某依法刑事拘留；对发布“碗口粗的电缆被偷了”谣言的张某某（微博网名“老talk”）依法开展调查。至于后续如何“加大打击力度”及相关调查结果，未见公开信息更新。 10 2023年11月，备受关注的吉林洮南浮桥案再审开庭。此案源于吉林省洮南县振林村村民黄德义因在洮儿河上私自搭建浮桥并收取过桥费，于2019年被当地法院以犯寻衅滋事罪为由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其为主犯，另有17名亲属获缓刑。黄德义不服判决，向洮南市人民法院提出申诉，于2023年3月被驳回。同年6月，他再次向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11月13日，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再审此案。一名参与庭审人员表示，检察官当庭建议改判部分被告人无罪，建议对部分被告人定罪免罚，仍认为黄德义构成寻衅滋事罪。当日庭审结束，法院未当庭宣判，此后亦未见此案宣判消息。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Z世代实验室
开发商接连破产后，中国房市今年笼罩在烂尾楼愁云中，几乎天天都有业主上街抗争，哭诉一生积蓄恐化为乌有、甚至活不下去的艰难。有经济学者因此呼吁，政府兜底保交楼，以免约两千万受害家户引爆社会动荡。但也有金融学者反对这种全民买单式的解方，因为若更多地产商恣意破产，政府要收拾的烂摊子恐是无底洞。 对中国受薪阶层而言，买房是他们穷尽一生积蓄才能有的“中国梦”，但这一年来，数以千万计的家户恐会梦碎，尤其是买到烂尾楼的业主们，他们或消极望楼兴叹，或积极上街维权却反被视为暴民，许多人跌入人间地狱的心声只能透过社媒诉说。 望楼兴叹，我未来的家呢? 一位抖音号叫“住进烂尾楼的快乐生活”的河南业主12月1日就重回楼盘现场并拍摄视频称:“一年了，我的楼依然是没有动工……，希望我的房子不管以什么情况，都能尽快复工，早日住上我未来的家。” 为了住进这未来的家，更多烂尾楼业主选择抗争并上传视频，盼获关注。例如，山东荷泽市的“金都华府三期”楼盘已烂尾两年，百位业主11月22日聚集售楼部，敲锅抗议，哭喊“还我家园”。而上海松江区奥林匹克花园三期楼盘的大量业主11月18日则围绕当地派出所，要求警方释放一名早前被抓捕的维权业主。 在四川成都，“山河玖璋”的业主11月20日齐聚楼盘现场，“请求政府，协助复工”。这372位是当年摇号产生的幸运儿，本预计明年底入住新房，现楼盘却因开发商的债务纠纷而遭法院查封，让他们急得像热锅蚂蚁。 一位业主在微信群哭诉：“我孩子要读书，每月还着6000(人民币)的房货，付着2500(人民币)的房租，还有每年四万的幼儿园费用！真是压得透不过气！请政府帮帮我们！” 但据美国之音向该区城市建设局征询的结果，目前主管机关仅能要求前后期开发商就债权纠纷协商，“每两周向山河玖璋业主代表报告进度”。换言之，政府能做得并不多。 美国之音透过微信、抖音、小红书等平台私信近20位烂尾楼业主，但无人愿意受访，两位分处上海和北京的代理律师也拒访，北京律师辗转告知:“司法局将此类案件定性为敏感类集体诉讼”，禁止律师受访，当事人更不敢接受外媒采访。 另类烂尾楼? 除了烂尾，楼盘品质欠佳也是开发商长年遭诟病之处，形成中国另类的烂尾楼问题。 据《封面新闻》11月6日报道，贵州省正安县御熙苑小区的800多户业主，近日被要求搬离住了10年的房子，以配合“危房整治”，但当地政府未出示危房鉴定报告，开发商也仅提供总计10,500元人民币的搬迁和半年过渡费，让不少业主心生质疑，更无法接受这样的“霸王条款”。 一位不愿具名的御熙苑业主告诉美国之音，她月收入不到3000元人民币，还要续缴按揭三四年，根本无余钱出去租房子，且开发商仅提供半年费用，也未承诺后续赔偿，因此，她拒绝搬迁，除非政府以正常市价收购她的房子。 另一位御熙苑业主也告诉美国之音，连同周边其他前期楼盘，如“东方之城”业主，已有约2000户同意搬离。他说，虽然他去年刚缴完按揭，但小孩还在附近学校就读，因此他也拒绝搬迁，而且楼盘既已成危房，他要求省政府所属的开发商“就地拆房、还房，并补偿装修费”，他说:“一套房是一辈子的积蓄，(一次性补偿几千元)怎么够?” 烂尾楼业主有多绝望? 据美国智库“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旗下“异言网(China Dissent Monitor)”搜集各大社媒的零星视频统计，自2022年6月至今年9月，已总计有近1900件业主和建筑工人的维权事件，月均数持续攀升、且于8-9月达高峰，每月都有50-70件的烂尾楼业主抗争事件，可见中国房市问题之严重。 “异言网”驻台北的计划经理史凯文(Kevin Slaten)说，根据视频片段研判，虽部分业主偶有挡路、挡车的阻碍行为，但多数都属和平抗争，不过，高达四分之一的视频仍出现警察打人或拘捕的暴力场面。 他说，面对偏高的警察打压概率，业主仍持续抗争，代表他们处于极度绝望的困境。 史凯文长期研究中国社运，他说，烂尾楼业主未来是否持续抗争?各地业主会不会串连，形成规模更大的全国性社会运动?目前还很难判断。他还说，不同于去年底的白纸运动，政府只须解除清零封控就能纾缓民怨，今年的烂尾楼问题积重难返，且民怨也横跨各收入阶层，北京政府短期内恐难找到解决方案。 史凯文告诉美国之音:“烂尾问题导致整个社会受影响，这种问题从一个政策的角度，你(中共)很难用一个很简单的手段去解决，(这)社会问题可能一直延续下去。” 他还说，这样的社会不稳定情绪，对重集权、维稳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说，必然对其政权带来威胁。 野村证券：烂尾楼恐多达2000万套 烂尾楼问题已持续多年，但中国官方至今未有任何相关统计，让外界难一窥其全貌。 据日本野村证券香港分公司提供给美国之音的研究报告，该行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陆挺保守预测，全中国于2015-2020年间烂尾的楼盘面积约有20亿平方米，相当于2000万户，若以50%的完工率及每平米3000元人民币的建造费来计算，开发商恐需3.2万亿元人民币的资金才能完工保交楼，他说，即便央行近来已向房企释出5500亿人民币的贷款纾困，但后续仍有2.7万亿元人民币的资金缺口。 陆挺认为，中国房市问题无法靠商业银行贷款救市，他于11月27日发布报告称:“北京恐须扮演最后的出资方角色来挽救房市，保交楼。” 他直言，北京若不愿兜底保交楼，烂尾楼问题明年恐危及社会稳定。反之，则可提高建材和建筑工人的需求，刺激房市并促进金融稳定。 陆挺也肯定，北京近几个月来推出多项房市刺激方案，包括“认房不认贷”，让部分城市二套房的首付款由七、八成大降至四成，以及金融监管机构传出正在草拟一份50家房企的白名单，以提供无担保贷款，唯房企白名单传闻传了一个多月，都未获官方证实。 李楠:政府兜底救问题房企恐引发道德危机 但上海金融学者李楠反对政府兜底救问题房企，她说，预付房款本属闭环控制，专款专用以确保交楼，除非遭房企不法挪用。因此，目前陷烂尾危机的数十家房企恐都犯了违法挪用资金的欺诈行为，应依法依规将现有资金和资产优先用于“保交楼”，不应把责任推给政府。 她说，保交楼是对的政策，至于房企以高杠杆操作财务所衍生的其他金融债则应依法依规进行处置。 李楠告诉美国之音:“现在叫得凶的、叫得狠的房企，大多是那些之前以高杠杆、高风险运作的，政府没有理由兜底。因为政府对这些企业进行了兜底、进行了扶持以后，就会产生巨大的道德危机。” 道德危机指的是，一旦政府为问题房企兜底，所有房企必然会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高风险运作，因为若破产了，可以把财务烂摊子再丢给政府。 她说，对于政府而言，厘清站在谁的根本利益上是合理处置该问题的核心，是站在人民群众、还是开发商的根本利益？还是站在平事儿、不出乱的地方政府政绩角度？她认为，只有站在维护公平有序的商业规则和市场秩序的角度，才能真正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李楠说，市场化的处置应是，针对房企违法行为追究相关法人的刑事责任，查没其所有非法所得私人财产，房企破产后，交由其他正常营运的业者来收购并盘活这些烂尾的不良资产，这才是最公平合理的作法。 她说，1997-1998年间，广东省出现大量的烂尾楼就是以不良资产的方式处置，虽然耗时长达十几年、二十多年，但最终都步上正轨。 二手房市的金九银十热能持续吗? 在官方推出“认房不认贷”的政策后，一位不愿具名的两岸房产仲介商经理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各地二手房的买气微幅回升，包括9-10月也呈“金九银十”热。 她说，各中国分店表示，下半年的来客数比上半年好转，虽然多数买家出手谨慎，购屋情绪仍普遍低落，且在房价走跌的预期心态下，多有杀价空间。 据中指研究院12月1日发布的统计，全中国百城新建住宅11月的均价比10月略涨0.05%，比去年同期也走涨0.08%。但百城二手住宅的均价已连续19个月下跌，较去年同期的跌幅也扩大至3.21%。 展望明年的中国房市，这位房仲经理说，端赖中国经济复苏的力道，目前看来，难有乐观的条件。尤其她说，烂尾楼的处置可能得耗时5-10年，其中，一线城市烂尾楼的盘活概率较高，但部分三、四线城市的烂尾楼“恐成废墟”。
所以我要说，明知道这会引来有些人的攻击，我依然要说——祝你圣诞快乐。 各位好，今天是圣诞节，祝所有我的读者朋友圣诞快乐。 当然，我知道我这样说，肯定有些人一定急得跳脚，最近这些年来，每到圣诞节前后，民间总会出现一股声音，要“抵制洋节”“抵制圣诞”，持有这种思想的人，你祝他一句圣诞快乐，他反而要骂你，什么“崇洋媚外”、“洋奴思维”之类的，这种人你跟他是很难讲清道理的，你若跟他说：“礼拜天休息这个习惯最早其实也是从西方传来的，甚至本身带有比圣诞节更强烈的宗教色彩，如果你真么诚心抵制外来文化，那干脆双休日都别休了吧！成天007为老板换新车而努力奋斗，岂不美哉？”他们多半只能详装没听见。 但是今年，“抵制圣诞”这个口号还是达到了一个有些魔幻的程度。你看前两天深圳某物业管理公司就给其业主下发了一份“倡议书”，打出“坚持文化自信”“不过圣诞节、平安夜等国外传统节日”的口号，要求业主们不能过圣诞。 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这家物业公司实在是太掂不清自己的身份了。通观这份文件，除了标题给业主留了点情面，叫“倡议书”之外，内文的口气透出一股浓的冲鼻子的爹味，感觉如果套个红，就可以直接当官方文件下发了。 我猜写这个文件的那位物业工作人员在写作过程当中一定是非常之爽，因为他走笔龙蛇之间，俨然把自己想象成一级官员，在“管”着业主与商户们。可问题恰恰在于——说句不好听的，你物业公司算个什么东西？也配管起业主的私生活来了。 物业不过就是业主们花钱请来伺候他们的服务者。他们的本职任务是服务业主，而不是管理业主！从法理上讲，物业公司根本没有任何权力，凭借自己的好恶，去规定业主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否则，如果今天物业公司有权要求业主不能过圣诞，明天会不会强制业主参加个什么活动，强制他们消费以牟利呢？ 要我说，这家物业公司，八成还在怀念前几年疫情期间他们所拥有的某些临时权力——那个时候很多小区的物业确实牛逼，把小区大门一锁，业主们的生活必需品买谁家的全由物业，甚至门口今天执勤的那位保安说了算。多少无良物业公司借此谋了多少不法的利益？这事儿业主们可都还记得。 好嘛此事未了，又有物业公司敢闹这么一出，幻想继续他们对业主的“管理”。我深刻建议聘请这家物业管理他们小区的业主们考虑一下炒他们的鱿鱼。如今有些小区的物业费挺贵的，动辄几千甚至上万，而物业行业其实竞争激烈。花这么多钱，却请一个爷来天天管着你，难道业主们真的有那么贱么？ 是的，如果我们对人性诚实，我们要承认这个世界上很多人是把“管制他人”当做一种乐趣的。但当他们现实中的地位不支持他们日常满足这种乐趣的时候，他们就会想出各种大义名分来至少“小管”一下身边的人。传统宗法农村里长舌妇嚼舌根、伪道学先生逼着寡妇“饿死事小”、以及某些特殊年代的小将批斗他人，无非都是这种心态的呈现。而如今“抵制圣诞”大约又是这类思维的一种回潮。 可是“抵制洋节”这种名号真的有很多人想象中那么堂而皇之么？ 12月22日，第78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决议，将春节（农历新年）确定为联合国假日。这个消息传来之后，国内不少人对此欢呼雀跃，觉得“全世界都在过中国节”，我们的文化输出终于取得了一次重大胜利。 可是我知道，希望老外都过春节的人群当中，同样有大批人同时希望中国人最好一个都不要过圣诞节。你不觉得这两种想法，能在同一个头脑中共存，其实是件很奇葩的事情么？ 一方面，这些人希望老外们都能迅速地、不存任何心理芥蒂地过我们的节日、接受我们的文化输出。可是另一方面，他们对于一切西方来的文化输出，乃至一个普通的传统节日，都恨不得除之而后快。试问，假如我们中国人真的都以这样的心态与世界进行交流，我们的文化输出又能健康进行多久呢？ 都不谈什么高深的商业、外交理论，就用那家物业公司挂在嘴边的“民族传统文化”而论，你这也涉嫌严重违背我们的传统文化啊！ 孔夫子怎么教育我们的？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假如你不希望对中国文化稍有好奇或好感的老外在国外过个春节，就被骂成是x奸、媚华，那你也就不应该在自己的同胞想过个圣诞的时候对他们扣帽子。否则都不说什么全球共识，你连我们传统文化中最精髓、最宝贵的那部分忠恕之道都没学会啊！就这，你还好意思一口一个传统文化？ 咱能不逗了么？ 是的，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耶稣则讲：怜悯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将被他人所怜悯。如果真的深入比较中西文化，你会发现它们在很多基层逻辑之上是有相通之处的。这一点早在明末“西学东渐”时期，就被徐光启和利玛窦等人发现了，所以他们当时曾经一起搞过“以儒释耶”“以耶解儒”，这种尝试的本质其实就是完成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互溶。只可惜随后满清入关，为稳固其统治搞起了闭关锁国。我们于是错失了最好的一次与西方文化、科技进行交流、学习并完成追赶的良机。而这又直接导致了我们在近代被迫重开国门时对西方的全面落后。 事实证明，想要追上世界潮流，想要不再在滚滚而来的世界之潮中落伍，就要秉持一种真正自信、开放、包容的心态，唯有坚定不移的保持开放，才能发展自己、造福世界。而时下民间一些极端的声音，同胞过个洋节他们都恨不得除之而后快。 我就想问两个问题： 第一，这帮人，连对待自己的同胞都如此苛刻，他们真的有自己标榜的那么爱国么？ 第二，假如让这帮人真占据了舆论的主流，那么我们离曾经无比惨痛的教训，究竟还有多远？ 洋节并不一定等于西方文化，西方文化并不一定等于西方势力，就算是西方势力，也并不一定等于西方敌对势力。连这个逻辑链条都没搞清楚，看到别人过洋节就非要把对方打成汉奸的人，他们的智商不配参与文化讨论。 与其抵制圣诞，不如抵制蠢蛋。 更何况，圣诞节这种节日传入中国，对我们自身的传统节日其实是能构成良好的互补的。我虽非基督徒，但也挺喜欢在圣诞节时去教堂，因为那个氛围确实很好，当圣诞钟声敲响的时候，牧师会要求大家：请对你身边的人，无论你们相识与否，都祝福一句圣诞快乐。 于是很多陌生人就能在这种氛围下互相祝福，甚至彼此相识。很多平时不那么熟悉的同事、朋友，也可以借此拉近关系。我觉得这对于那些在大城市漂泊，举目无亲的年轻人来说，是种非常好的慰藉。 我不知你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没有，我们大部分的传统节日，无论春节、清明、中秋、还是重阳，几乎都是以“阖家团圆”作为底色的。阖家团圆吃年夜饭、阖家团圆上坟祭祖、阖家团圆吃月饼、阖家团圆登高处……就连七夕这种现在被改造为中国情人节（也是受了西方影响之后改的）的节日，原本的习俗也是家里的女眷聚在一起祭祀“乞巧”。 这种特点，除了儒家重视“亲亲之恩”的思想外，其实是与我们曾长期处于农业社会是很相关的。农业社会，尤其是小农经济，是以家庭生产为单位的，所以这种社会产生并成功保留下来、受到重视的节日，一定会优先协调亲属之间的关系。 可问题恰恰在于，当下的中国，恰恰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和城市化，城市化社会的生产单位是社会属性的、而非家庭的。生活在这种社会中的人，存在客观上的需求，要与原本陌生的其他社会人借助节日完成彼此之间的交流和心灵的互相安慰。否则怎么办？你总不能指望所有在外漂泊、打工的年轻人，只在过年的时候回一趟家，完成传统节日阖家团圆的慰藉与朝圣。其他节日都只能搞什么“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吧？ 所以城市化的现代社会，需要社会公共社交属性更强的现代节日对人们完成心灵的安抚与慰藉。而在我们自身的传统节日没有或者难以完成这种现代化、公共化改造的时候，直接搞一点拿来主义，让年轻人过过圣诞节、万圣节，让他们有机会在外面玩一玩、闹一闹、互相送个祝福、彼此交个朋友，请问这有什么不好呢？ 何况中华文明在其最光辉、最自信的时代，从来都是兼收并蓄的，把洋节拿来自用自古就有，如今有多少人知道“腊八节”其实也是个洋节，它的原型是佛教中的“佛诞日”呢？ 当然我知道，虽然讲了这么多，对很多偏狭的人来说依然是无用的，毕竟如前文所述，很多人“抵制圣诞”本质上不是为了他们口称的大义名分，他们享受的其实是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到别人身上，非要别人按照自己意志行事的那种快感。这种癖好与现代文明是格格不入的，甚至也有违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传统文化。你身为一个现代人，但凡有文明或者有文化一点，我都不建议你这样偏执。 法不禁止即许可，在法律允许的框架内，每个人都是自由的，我不强迫你接受我的想法，你也别逼着我非得按照你的思路行事。说到底，你谁啊你？我就过个节，你凭什么管我？ 所谓“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中庸》你总读过吧？ 没读过的话，请您先回家好好学习学习，再回来跟我讨论如何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好吗？ 否则，说真的，你连讨论都还不够格。 圣诞节了，让我祝您圣诞快乐，无论您怎样对我，我都在这一天诚心的祝福您。 因为那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我祝您圣诞快乐，并不是想从您那里索求什么，而是为了至少在这一天，完成自己内心的纯净与净化。 子曰：“仁乎远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当我们自己拥有一颗宽容、自由、对他人温柔的内心时，一个美好的世界，就正在到来的路上。 所以我要说，明知道这会引来有些人的攻击，我依然要说——祝你圣诞快乐。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海边的西塞罗
前些天，有网友拍了一段长春地铁安检的视频，上面的画面显示安检员完全是在“糊弄”。视频经过进一步传播和发酵之后，貌似官方加强了安检力度，进一步规范了安检流程。后续网络传出的视频又显示“地铁站外有好几百人排队等待安检，在凛冽的寒风中簌簌发抖……” 恰恰近日，这些年来最严重的寒潮笼罩全国，这样的视频和图文在网络上持续流传，又一次激起了废除地铁安检的呼声。 中国是全世界安检最严格的国家之一。进入机场、地铁站、火车站都要安检，有的城市甚至连部分医院、学校也搞起了安检。 关键是，许多时候安检其实基本流于形式。这种“形式化安检”进一步让不少本来不反对地铁安检的人，也开始转变态度，因为既然安检变得形式化了，那么安检“有助于保障人身安全”这个最大的理由也就不复存在了，又何必再搞什么安检呢？ 但也有人说，地铁存在敷衍了事“形式化安检”，恰恰说明应该堵住各种漏洞，进一步加强安检，最好做到像机杨安检那么严格。这样说的很可能是不经常坐地铁的人。要知道，即便在形式化安检的情况下，多地也经常出现“地铁站外有好几百人排队等待安检，在凛冽的寒风中簌簌发抖……”的情景。这当然说明目前这种相当不严格的安检就已经严重影响地铁的效率了。 倘若地铁安检的严格程度真的要与机杨安检看齐，那么许多城市每天的高峰期都将会成为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 但是地铁安检似乎从来都不缺乏支持者，同时“通过安检来保障地铁安全运营和乘客人身安全”也是一个很难加以反驳的理由。当地铁安检支持者祭出“安全第一、生命至上”这面大旗时，主张取消地铁安检的人似乎就不得不退避三舍了。也正因为如此，是不是应该取消地铁安检的讨论，往往很容易变成意气之争、立场之分。 因此这里存在一个很大的困难，那就是，尽管众所周知，对于地铁安检存废这个问题，本来应该考虑的是安全、效率和成本之间的权衡。但是从效率和成本的角度出发说明地铁安检应该取消的论证，无论多么有力，可能也没有办法真的说服地铁安检支持者。 那么，是不是存在超越地铁安检存废之争的途径呢？这意味着，必须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从效率和成本出发的论证思路（尽管我自己向来喜欢这种思路）。不过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可能还要先澄清几个相关的问题。 数据显示，地铁安检有“大炮打蚊子”之嫌 安检支持者经常强调，地铁安检关系到每一位乘客的生命安全。当事情没有落到你的头上时，你嫌安检麻烦，一旦出了事情，你就什么都完了。听上去似乎有些道理。 关键是，这种说法的底层逻辑其实也意味着，地铁安检如果不能百分之一百地保障安全，那么就会失去其存在的绝大部分意义。 那么，地铁安检真的能保障地铁完全安全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地铁安检有助于提高地铁安全程度，这一点应该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在最一般的意义上，地铁安检制度的存在，可以从“事中”和“事前”两个层面上降低地铁的安全风险。 在“事中”层面上，当乘客进入地铁站乘坐地铁时，安检能够发现一些危险物品和违禁品。 北京地铁公布的信息显示，2008年至2018年期间，北京地铁安检共计检查物品98亿件次，查获各类违禁品116万件，平均每百万件物品中查出118件违禁品。 另外在2019年，北京市地铁运营公司共检查物品13.17亿件次，查出违禁品22.3万件，检出率为0.017％，其中日常用品（打火机油、气，民用喷剂，普通刀具）占比为99％。 不过，有自媒体提到的另一个数据则显得有些奇怪，似乎不可能是真的：“据公安部门披露，在2022年一年，全国范围内的地铁安检查获了超过1000起携带危险品或违禁品的事件”。 在事前层面上，安检制度的存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前防止乘客携带违禁品前往乘坐地铁。这里又有两个机制，一是对潜在违法犯罪分子有震慑作用，二是对普通乘客有劝阻或提醒作用。尽管“事前拦阻”在地铁站外的违禁品的具体数据无法准确统计，但是很可能不是小数目。 而在现实世界里，由于地铁安检事实上已经趋向“形式化”，上述机制大打折扣。 例如，现在有的地方地铁对不带包的乘客通常不检查即放行，而且即便进行手检，也有许多部位未能覆盖到。有些城市还试行了“大包必查、小包抽查”，但是小包的标准并不明确。又如，经常可以观察到有人越过栏杆递接未经安检的物品的现象。 对此，有专家指出，地铁安检也有“木桶效应”，其效果由最薄弱的环节决定。若有一个地方检查不严，则整个安检都会失去意义。 当然，地铁安检支持者可能不同意这个观察结论。他们强调，目前的种种漏洞，恰恰说明必须进一步加强安检。 是的，地铁安检如果像机杨安检那么严格，地铁也许会更加安全一点。可那样的话，即便不考虑成本，也意味着地铁本身将失去其存在的意义——如果“乘坐地铁10分钟，安检排队1小时”，那还需要地铁吗？ 保障安全是系统工程，安检并非核心因素 地铁安检支持者还有另一个明显的误区。他们似乎将安检等同于“安保”。这种误解一方面会导致他们忽略了安检只是地铁整个安全保障体系中的一个环节，另一方面还可能导致他们误以为反对地铁安检就是反对地铁的一切安全保障措施。 更重要的是，无论是从一般分析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国外和中国香港地铁运营的实际经验来看，安检很可能并不是地铁安全保障体系的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 如前所述，地铁安检能够从“事中”、“事前”两个层面上通过多种机制减轻安全风险，但是地铁安检所扮演的这个角色，是完全可以替代的，而且有多种方法可以替代。 一个直观的替代方法是在“事后”层面上的，即加大对违规者的处罚——允许乘客不经安检直接进站上车，但是一旦发现有人携带了违禁品，则加以严厉的惩罚（比如说巨额罚款等）。这种惩罚为公众所知后，也同样可以发挥事前震慑潜在违法犯罪分子和劝阻普通乘客不要携带违禁品的作用，进而把违禁品提前拦阻在地铁车站之外。 另一个直观的替代方法利用第二方监督，即要求乘客发现任何可疑物品立即报警，同时在进站口、地铁站厅和地铁车厢内等场所加强安保（警力）巡查，及时回应乘客的求助和报警。 地铁安全保障体系，只有安检，是不可能正常运转的，但是没有安检却是仍然可以良好运转的。在地铁安检支持者眼中，安检就是全部或最主要的安全保障措施。但是事实上，地铁安全保障体系，仅仅从参与者这个角度来看，就至少还要包括在各处巡查的保安、地铁公司在现场服务的站务人员、监看闭路电视的后台工作人员（或者还有警察），等等。 因此，在一定意义上，地铁安检能够起到的作用有点类似于防盗门——如果说得更不客气一点，可能只相当于有的人在自家的防盗门上再加装的一把锁。 在分析的层面上，地铁安检可能还会有一个副作用，即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为地铁安全保障体系的其他环节的工作人员的“懈怠”提供理由：既然已经在安检了，我们不妨轻松一点。于是安检的存在，反而有可能增大安全风险。 从国外和中国香港地区的实际经验来看，取消安检确实不一定会影响地铁安全保障。这方面有太多的例子，不必一一列举。 但是本文开头提到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是不是存在超越地铁安检存废之争的途径呢？ 有安检列车和无安检列车，你愿意为前者多付费吗？ 主张取消地铁安检的人通常强调地铁重大安全事件——特别是恐怖袭击——是小概率事件，因而安检意味着“为小概率风险付出极高的效率成本”，得不偿失。这种论证思路其实是相当有力的，但是本文将放弃它。 从分析的角度，假设地铁安检涉及的人可以分为两类：好人（即普通乘客）和坏人（最极端的“坏人”是恐怖分子）。好人和坏人都有可能携带违禁品，于是就有以下四种情况： （1）坏人携带了违禁品，根据上文的分析，在目前的“形式化安检”下，有一定可能检不出来； （2）好人携带了违禁品，根据上文的分析，在目前的“形式化安检”下，也有一定可能检不出来； （3）坏人没有携带违禁品； （4）好人没有携带违禁品。 考虑到地铁安检支持者以“生命无价”为立论支点，不妨先承认：由于存在上面第（1）、（2）种情况，地铁安检似乎是有必要的。此时，什么样的安检执行状态是最理想的？ 套用经济学中的分离均衡的思路，如果能够做到只在上面第（1）、（2）种情况发生时才进行安检，那么当然是最理想的。但是这种均衡在理论上可能是不存在的，在现实世界中也基本上不可能实现。 这可能是“既然要安检，就必须让所有人都按最严格标准安检，不然安检将没有意义”的根本原因。 于是又重新陷入了要求取消安检一方强调效率和成本、支持安检一方强调生命无价的僵局。要打破这个僵局，也许需要在视角上有一个转变，即从效率-成本视角，转为行动-演化视角。 这个转变是这样的。在上面从经济学中借用的分离均衡概念上再退一步。承认反对安检者和支持安检“都有道理”，然后进行尝试，让更好的制度安排有机会在演化过程中浮现出来。 更具体地说，也许可以采取类似这样的实施方案：选择一个城市的某一条新建地铁线路，在地铁站分设两个进站口，一个需要安检，另一个不需要安检，同时对地铁列车也加以隔断，一端为安检车厢，另一端为非安检车厢。然后，让支持安检的人和反对安检的人，分别进站，分开乘车。 另外，还要在列车分隔部位采用加固材料并装备快速分离装置，以尽量保证万一非安检车厢发生重大安全事件，不会涉及安检车厢。 然后，可能需要让乘坐安检车厢的乘客适当多支付票价，因为他们的预期安全系数提高了，为他们提供服务成本也上升了。 不难注意到，这个实施方案的基础是，目前的“形式化安检”可能无法实现安检支持者的目标，同时因为更加严格的安检不可能执行，因此这个方案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改进。另一方面，它也可以给反对安检者带来改进。至于地铁站厅、列车设计和建造方面，当然会增加一些成本，但是应该会比现在的效率损失要小（请原谅，又提到了效率）。 顺便提一下，在理论方面，这个方案还受到了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提出的“黑天鹅”概念的启发。“黑天鹅”事件指的是不可预测且无法事先预防其发生的影响巨大的突发性小概率事件。如果试图去预防小概率的“黑天鹅”事件的发生，就会陷入误区。有鉴于此，塔勒布提出，相比预防“黑天鹅”事件的发生，更重要的是为“黑天鹅”事件的出现做好准备。 当然，上述设想非常不成熟甚至显得有点儿戏，但是或许可以提供一点思路。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风声OPINION
自中共20大以胡锦涛前总书记遭架离会场为标志戏剧性落幕，习近平二次连任党首并统领大体由其亲信组成的班底继续主政已一年有余。过去这一年，如果从北京四通桥“孤勇者”彭立发疾呼“罢工罢课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那一刻算起，习近平及其执掌的中共政权独断专行的施政（反对者和批评人士称之为暴政、恶政或苛政）激起了数次大大小小的民间自发抗议事件，包括遍及数十座大中城市街头提出政治诉求的“白纸革命”和借悼念离奇猝死的前总理李克强表达民间郁积的强烈不满和憎恶情绪的“鲜花运动”。分析人士认为，过去一年的趋势之一是习近平的声望受到严重影响；趋势之二是经济危机重重，社会不满加剧。 反向大变局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论断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于2017年底提出的。之后，“大变局”就成了他和中共宣传机器常常挂在嘴边的术语，后来加上了“当前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和“东升西降大趋势”等前缀和后缀词语。2021年8月，中共党媒《求是网》署名“学而时习”的评论称“总书记这些重要论述振聋发聩”。 不过时隔不久，隶属中共国家安全部的“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学者傅梦孜就发文承认，“东升西降态势趋缓，西强东弱的现状短期内难以完全改变。 从中共20大前夕四通桥横幅抗议事件之后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趋势来看，现实中许多方面的发展显然与北京当局期待和宣扬的所谓大变局背道而驰，似乎演化为一种“反向大变局”，或者也可谓之“大乱局”。 评论：四通桥事件的当头棒喝 四通桥上的抗议者彭立发被称为“孤胆英雄”，他提出的在中共召开20大之际罢工罢课罢免习近平的主要诉求未能立即实现。但是在一个半月后上海街头的白纸抗议声中得到群起响应，“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的口号得到国际媒体普遍报道，的确震惊了世界。 在白纸运动的许多现场和海外声援的行动中，人们也惊奇地看到和听到彭立发在横幅上书写和通过扩音器喊出的“四要四不要”那些既能切实反映民意，又朗朗上口的口号。 政治学者、前北京学生运动领袖之一王丹一年多前就对美国之音表示，彭立发拉横幅抗议事件意义重大，反映全中国民意，部分民众已经忍无可忍，对于习近平是个警告和凶兆。 四通桥抗议事件后不到一个半月，就发生了全国性的白纸革命，而这次以青年和学生为主体的大规模群众抗争迫使习近平上台以来第一次被迫收回了他的成命，也就是他所谓坚持不动摇的防疫动态清零政策。 王丹：两个趋势 经济危机加社会不满 王丹近日指出，习近平20大连任主政一年之后，中国社会出现两个明确的发展趋势。 他说：“两个明确的发展趋势，一个就是习近平连任之后，他的个人的声望在整个中国的民间可以说是大幅度的跌落。并没有因为他的连任而提升，反而因为他的连任而大幅度跌落。那么不管是白纸运动喊出习近平下台，还是后来所谓鲜花革命对李克强的悼念，反映的都是对习近平个人的这种反感。所以我觉得现在可以下个定论，就是习近平在民间的声望可以说几乎跌倒谷底了。至于他在党内我们掌握情况不太清楚，但是也不可能是非常高的威望，我觉得这是很明显的一个趋势。 政治评论人士王丹注意到的第二个趋势是经济方面正在加深的严重危机。 他说：“我觉得所有这些危机，其实背后一个根本危机就是经济发展。在中国这种体制下，只要经济能够维持一种增长，所有的矛盾都可以被掩盖住。目前我们来看，外资的这种大规模流出根本无法遏制。内部的这种消费也完全无法提振，就这两个因素导致中国经济从房地产到债务危机等等，这个危机是越来越深了，所以如果中国经济是一直保持这样下滑，或者说长期的停滞和失业率高涨的情况下的话，那么所有的那些其他方面的危机恐怕都会难以掩盖。所以我预期，只要中国经济没有一定程度的反弹，未来习近平遇到的挑战会越来越多。“ 白纸革命的先声 中共20大前夕，彭立发在独自上四通桥振臂一呼之前曾发推文称，“要让独裁者习近平知道，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中华大地有男儿”。 在此之前，三名老共产党员实名建议20大反对个人崇拜，并公开质疑“党领导一切”违宪。还有一些活动人士在网上线下推动“全民共振“、“厕所革命”、“全民倒习救国翡翠运动”、“百万签名轰习下台”联署行动和写给习总书记的《劝退请愿书》，以及出现过据称由中共党内改革派发起、广大民众参与的“新三反运动”，即“反核酸，反封锁，反倒退”的群众运动。一些海外异议人士还发起了《致信中共二十大，罢免审判习近平》全球公开信联署活动。这些民间呼声和活动也被一些网络评论人士视作白纸运动间接的前奏和先声。 李克强骤逝引发鲜花运动 10月27日，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在未满党内不成文规定的退休年龄之前离任不到七个月突然离奇亡故，在中国内外引起了巨大震撼，让习近平及其亲信面临设计谋害的公众强烈质疑。一时间，网上线下，质疑声浪和悼念人潮蔚为壮观，仅李克强在合肥及其老家故居周围以及河南郑州等地就出现大片花海、数以百万计的祭拜者和成千上万的褒李讽习祭文，以及上海10月底出现有男女青年搭档用祭祀花圈和“我好想你-死”的路牌装扮的万圣节之夜，都被认为是白纸革命的续集，让当局深感恐慌，一边动员网管删帖封号，一边部署警力、城管和所谓义工在现场实施管控。尽管如此，民众自发悼念李克强的活动一直延续到11月上旬遭当局强行阻止。 网友周军在前身为推特的X社交平台就李克强之死引发大量民众送鲜花悼念发帖表示，“抬死人压活人，表达对当下令人窒息的时代和习的不满，是民众自然的选择，不然在间隔10米就有一个监控的中国又能怎样？人的一生只有几十年，没有人有义务为当下这个时代默默陪葬，总要做些什么，这些应当视作中国的希望。” 反独裁、结束暴政呼声四起 观察人士近期注意到，在活跃于海外的中国民主党等民运组织以及流亡藏人、维吾尔运动之外，号称“上海独立”、“福建独立”、“满洲复国”、“重实大帝国”等海外民间团体或活动人士纷纷于当下混乱时局之际在海外社交平台及公共场所登场亮相。上述这些公开鼓动颠覆习氏政权、主张分离或君主立宪的活动有不少仍处在萌芽阶段，但作为一些既有或潜在的反对力量，它们或多或少在倒习反独裁暴政的舆论酝酿中起到了一定作用。 海外民运人士魏京生、王丹、王军涛等人也在习近平到美国旧金山出席亚太经济论坛（APEC）峰会期间在洛杉矶发起明年举办“国是会议”的倡议，准备“探讨结束暴政，创建民主中国的方案”。 展望新的一年，王丹表示，中国民众借用突发事件来表达不满的情况会越来越多。 他说：“这个当然不是我们现在能够预测的。但是类似这种像李克强突然去世就引发一股来自社会的不满，反映出这种不满时刻正在酝酿中，所以在未来的2024年，我个人认为这是会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社会不满的情况。我还要强调一下，所有危机的本质就是它的经济危机。”
上周开始，郑州市公交集团鼓励工龄10年以上的老员工们自主创业的征求意见稿开始在网上流传。 意见稿大意是说，10年以上工龄的员工，按照自愿原则，进行为期2年的自主创业。公司很大方，员工创业期间，社保公司包了，但企业年金和住房公积金就不缴纳了。员工自主创业出现伤亡等问题，费用自己承担。 意见稿还参考了互联网大厂们的竞业条款，要求出去创业的员工，不能加入和公司有竞争的行业，也不能干有损公司利益的相关活动。 乃悟有个问题，出去跑滴滴算不算和公司有竞争，要是算的话会不会被解除合同？ 要是创业的员工觉得外面不好混，还可以申请回来。当然，回来也得走程序，需要提前15天申请，并且要获得批准才行。 看得出来，集团非常重视这份意见稿，专门要求各单位机要室务必和主管领导汇报沟通，而后将主管领导的意见反馈给人力资源部。 乃悟查了一下，历史上，郑州公交集团还真出过企业家。创业板上市公司天迈科技创始人，就曾是郑州公交集团的一名统计员。 征求意见稿流传出来后，大家都说郑州公交集团肯定没钱了。这也不新鲜，公交系统最近几年由于政府补贴不到位，欠薪、停运的情况大家也都知道。 所以郑州公交集团在征求意见稿里也没有避讳： 为了进一步缓解集团公司经营和资金压力。 你说郑州公交没钱吧，但它有钱买新车。就在今年4月，郑州公交集团刚刚从比亚迪订购了100辆新能源公交车，每辆成交价格在113万。一百辆，就是1.13亿元。按照新闻报道，这批新能源车是今年国内最大批量的氢燃料电池公交订单。 要知道，整个郑州公交集团去年运营收入也就3个多亿，能一口气拿出三分之一买新车，怎么看也不像缺钱的样子。 而且郑州的公交补贴也没断过。根据此前郑州市交通运输局发布的《推进城市公共交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到2025年： 城市公共交通运营补贴补偿到位率达到100%。 你说郑州公交集团有钱吧，但它又表现得很缺钱。今年，郑州市内公交线路进行了大规模调整，仅9月份，郑州公交线路就撤销了40条线，新增仅4条，调整了超过50条线路。 按照公交集团的说法，通过线路调整，客流量回升，重复线路的问题得到改善，老百姓出门效率提高了，总之是你好我好大家好。 但是你翻翻社交媒体和郑州公交有关的评论区，大家明显和公交集团不是一个感受，很多人说自己原本很方便的公交线路被撤销了，原本一路直达，现在要转车，还有人说自己通勤时长现在多了半个小时。 总之，不年不节的，郑州公交却总能收获很多问候。 这份庞大的线路改造，并不是公交集团自己一拍脑门想出来的。而是被审计出来的。郑州市审计局在对公交集团的审计过程中发现公交集团存在盲目投资非主营业务，资产长期闲置，公交造血功能低下，公交线路设计不合理等问题。为了落实审计整改，公交集团调整优化了150条公交线路。 乃悟看到有市民说自己在西四环药厂街住，原来有趟189去火车站，非常方便，改线后，必须乘公交再换乘地铁。一块钱能解决的事，现在要4块。 宣传里，公交集团将这些抱怨都归为阵痛期。也是，老话说得好， 短痛不如长痛。 说实话，乃悟挺同情郑州公交的。2019年时，郑州公交高峰日均客流量可以达到290万，而现在，只有110万，少了一半都不止。 这种情况下，他们没有选择躺平，而是多次想要提高自己的造血功能。什么里程计费啊，什么把8折优惠悄悄改成9折优惠啊。但几次暗戳戳的涨价都迅速被有关部门按了回来。 有一次，他们想在公交站台投放一些商业广告，结果被有关部门直接扯掉，理由是公交集团投放公益广告数量不足。 现在，距离全额补贴的时间还剩下两年，征求意见稿就适时推出了。里面有一点写得不好——领导停薪留职去创业，视为放弃管理岗位。 你这样写领导怎么能无忧无虑起带头作用呢？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星球商业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