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聖書園把開業重張定在了2023年的最後一天。這次它搬進了商場里——新店是上下兩層的格局，面積更大，空間和視野也更開闊，位於三層的店面擁有一整面朝東的落地窗。萬聖書園夾在兩家服裝店之間，大約十米之外，有一家電玩城。 書店暫停營業的日子裡，書商們從各地趕來支援，幫著把一架架的書打包、裝車、運輸，再重新上架；在年輕人聚集的社交平台上，用戶自發分享的圖片、視頻夾雜著文字，雪片般湧入信息流。 一家書店搬遷為什麼如此受人關注？就像莎士比亞書店之於巴黎，城市之光書店之於舊金山，在北京，萬聖書園是不折不扣的文化地標，也是這座城市的公共客廳。不確定的日子裡，人們來這裡找尋某種答案或慰藉。 書店開了30年，幾度遷址，並屢屢在挑戰中存活下來，並且「活得還算體面」。在一切都變得速朽的年代，這幾乎可以視作奇蹟。 告別日 每年的10月31日是萬聖書園最熱鬧的日子。一撥又一撥的作家、學者、出版人會在這天擁進書店，三三兩兩地湊在緊鄰的醒客咖啡，或站或坐，熱情交談。書店取名「萬聖」，原本沒有什麼深長的意味，只是淺顯的巧合——老闆劉蘇里的生日恰逢萬聖節前夜，書店也在這一天誕生。 不同於往年店慶，今年10月31日是萬聖書園創辦30周年，也是它在成府路59號的最後一天。12月，它將搬進一公里外的購物中心。 人們趕在最後一夜來告別。狹窄的過道里擠滿了人，排隊買書的隊伍從收銀台一直延伸到廁所門口。氣氛並不傷感。店裡掛滿南瓜色紙燈籠、鬼臉和蜘蛛形狀的紙拉花，溫暖明亮。醒客咖啡一進門的長桌上鋪著印有黑貓「平安」畫像的橘色桌布，上面擺著蠟燭、蛋糕、葡萄酒和各種水果。在場的大多是熟面孔，他們天南地北地聊，時而哈哈大笑，時而又擺出端莊的姿勢，拉著劉蘇里拍照。老闆娘張煥萍在一旁來回走動，挨個跟剛進門的朋友打招呼、擁抱，嘴角一直沒放下來。她個子不高，嗓門清脆，身穿一件大紅色襯衫，配一條黑色絲絨長裙。實在累了，就倚在門口，悄悄脫下一隻高跟鞋，踩在刻有「萬聖書園」字樣的石磚上休息。 作為書店經營者，劉蘇里和張煥萍早就過了法定退休年齡，但比起書店那隻出名的黑貓「平安」——今年18歲，相當於一位80多歲的老人——夫妻倆還很年輕。每天出門前，張煥萍都會把「平安」抱在懷裡，臉貼住它的額頭，輕聲囑咐：「好好的，等媽媽回來」——她怕天黑回到家，「平安」就離開了。於是她一邊在心裡默默告別，一邊又計劃著，新店開業那天，要讓「平安」去跟新老讀者和店員們，再打個照面。 創辦於1993年的萬聖書園有種強烈的「old school」氣質。在這裡，書是真正的主角。店裡有八萬多種書，但其中超過一半的情形是，兩到三年才能賣掉一本。因為主營人文社科類圖書，萬聖書園也被視為中國當代學術思想的風向標。 光顧這裡的讀者多是知識分子和廣泛的精英階層。季羨林、何兆武、吳良鏞、楊振寧、湯一介、樂黛雲、沈昌文、羅新、劉擎、周濂、劉瑜、羅翔、梁文道、馬家輝、許知遠……耳熟能詳的名字多得一口氣念不完。日子久了，醒客員工都了解了楊振寧喝咖啡的口味，見他走進來，就直接端一杯espresso過去。 書店最早開在北三環西路三義廟，附近高校林立，人大、北理工、北外都在步行範圍內。而它真正成型是在成府街。這是一條東西向的小巷子，連通了北大東門和清華西門。書店搬到這裡，打通了與北大、清華的「血脈聯繫」。再往後遷至成府路，背靠的藍旗營小區，是北大清華的教師宿舍。兜兜轉轉，萬聖書園始終沒有脫離自己的目標人群。 雖然開在學校邊上，但它幾乎從不打折。圖書品牌「甲骨文」的創始人董風雲上大學那幾年，每周末都會騎著自行車逛書店。路線一般是從人大一路向北，先經過海淀圖書城，再到萬聖。大部分時間裡，他去萬聖只是看，偶爾也買，「有些貴的，就跑到海淀圖書城去買打折的。」董風雲隱約記得，「後來大概買到100塊錢，有個九五折，反正最低好像就是九折。」 新東方聯合創始人王強是在萬聖買書最多的讀者之一。1996年他從美國回來創業，驚喜地發現北京出現了一批接近國外獨立書店概念的民營書店，「我記得有三味書屋、風入松、萬聖，離我最近的就是萬聖。」打那起，他就成了萬聖的常客。剛開始騎著自行車去，後來開車去，像逛shopping mall一樣，每次都能一口氣買滿兩大袋子，塞進後備廂。 在他的認知里，好像去書店就等於去萬聖。 「流動的盛宴」 或許可以這樣說，萬聖之於讀者就如同巴黎之于海明威：假如你有幸在年輕時到過這裡，那麼此後一生中不論你去到哪裡，它都與你同在。從這個意義上說，萬聖是一席「流動的盛宴」。幾乎每一年，都有新讀者變成老讀者，老讀者變成好朋友。 書店開在三義廟那會兒，作家李靜還在北京師範大學讀書。有天她在校園裡騎車，迎面碰上教日本文學的老師，「他說他去萬聖，北京最好的學術書店。」那是李靜第一次知道萬聖，「那時候店面不是很大，書也擺得很樸素。」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周濂對萬聖最初的記憶則是一輛中巴車。一個周末的下午，他去北大著名的三角地，遠遠地就看到一輛中巴車，門口放著一塊廣告牌，上面寫著一些書名。他好奇地鑽了進去。中巴車不大，裡面放滿了書，大多是學術著作，年輕的周濂買了一本維特根斯坦的《哲學研究》，「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白底黃皮。」 後來，萬聖搬到了成府街的一處小平房。「當時到萬聖看書的窮學生多得要死。」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蕭瀚說，年輕時有些書買不起，只能站在店裡看，「別的書店可能看你老不買書就會趕你走，蘇里他們絕不會。」萬聖開了30年，他在萬聖看了28年書。1995年，蕭瀚辭掉在老家的工作到北京考研，就住在北大東門外的成府街上，離當時的萬聖只有50米。「那時候年輕，精力也充沛，雖然準備考試的東西我沒什麼興趣，但是看別的書，我的興趣高得要死。」幾乎每天，他都會去萬聖看書。時間久了，劉蘇里忍不住跟他開玩笑：「你究竟是來考研的，還是研究考研的？」 沒有收入的日子裡，去不去萬聖也需要進行一番思想鬥爭——去呢，兜里沒錢，看到想買的書又不敢買，「感覺很不好」；不去呢，又擔心錯過那些好書，「書店跟菜市場不一樣。菜市場的菜每天都有，甚至可能是一樣的。但是書店裡的書，每種可能只進幾本，今天不買，明天就沒有了。」有一次，蕭瀚攢了好幾天才去，一進門冷不丁碰上了剛出版的《國史大綱》，他咬著牙買了一套，「當時覺得用不了一天，別人就會把它買光了。」 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的成府街充滿了理想主義色彩和文化氣息。萬聖對面的雕刻時光咖啡館，經常會放些小眾新潮的電影，與萬聖一牆之隔的「閑情偶寄」，每周舉辦學術沙龍。 出了這條街，整個北京還是灰濛濛一片。1997年，董風雲從雲南大理考入中國人民大學。他回憶，當時的北京風沙很大，人大東側的白頤路還沒有改造成後來的中關村大街，沒有高樓大廈，「都是平房，樹木也不像現在這麼多」。雖然校園生活很美好，學生們的願景很豐滿，但整個社會還處在上一個時代的審美和氣氛之中，色調是灰暗的。 萬聖在這個特殊時期進入董風雲的視野。「這不就是我們一直在找的東西嗎？」他強烈地感覺到，這家書店有別於當時整個的社會風氣和生活氛圍，「是超前的，活色生香的」，「首先它有一個不一樣的小鬼Logo，進去以後完全像是一個書屋，一眼望去什麼書都想買，買完書還可以蓋一個藍色的章。」有時候他不買書，也願意去萬聖泡著。 那時候中關村一帶湧現出好幾家洋溢著人文氣息的書店。除了萬聖，還有國林風、風入松。風入松是北大哲學系教授王煒開辦的，周濂記得很清楚，那是個地下室，走進書店門口，抬頭就是海德格爾的名言，「人，詩意地棲居。」 但在董風雲的記憶里，最好的書店就是成府街那家萬聖的樣子。「可能因為我們年輕時是那樣過來的，我們對那個時代的回憶，我們的青春，所有美好的東西，都留在了那間小平房裡。」 「偏執」的老闆 作為城市公共客廳，萬聖書園接待過的人既包括早年蕭瀚、董風雲這樣的窮學生，也不乏何兆武、吳良鏞、楊振寧這樣的老先生。「許知遠自己開書店，可他老在我這兒買書。」劉蘇里說，萬聖之外，他們是名人、是網紅。但在萬聖，所有人精神層面都是平等的，「都是萬聖的讀者。」 這其中當然也包括他自己。劉蘇里家有五萬冊左右的藏書，每一本書都是從萬聖買回來的。王強問過他，擁有一家書店還用買書嗎？劉蘇里的回答是肯定的。作為恪守商業規則的書店經營者，他需要把公私分清楚。 但在王強的印象里，劉蘇里一直不太像書店老闆，而更像是一個資深讀者。他經常看到劉蘇里戴著厚厚的眼鏡，在書店最深處的書架前翻一本哲學或是政治學著作，「你很少見到一個書店老闆是這樣的。」王強覺得，劉蘇里就和書店那隻著名的黑貓一樣，「老是在書堆里扎著，很有雕塑感。」 作家梁文道在文章中說，他每次到北京，一定要去萬聖報到，而且從來沒在那裡找不到自己要找的書，「很奇怪，它擺出來的書恰巧就是我想看的，而我不想看的，一本也見不著。」 「蘇里自己就是個瘋狂看書的人，所以他知道市面上哪些書該看，哪些書不需要看但你得知道，還有哪些書付你錢你也不能看。」總的來說，蕭瀚覺得這位書店老闆還是寬容的，「他可能看不上這個人的書，甚至覺得這個人的學術、品格都不行」，但出於思想上的平衡和體系上的完善，有些書哪怕「只具有零部件的意義」，也會被選入萬聖的書架。 李敖的書是個例外。蕭瀚問過劉蘇里，萬聖為什麼一本李敖的書都沒有，得到的回答讓他至今記憶猶新，「我非常討厭他，就是不賣他的書。」印象里，這是蕭瀚唯一一次聽到劉蘇里親口說自己不賣誰的書，語氣還很嚴肅，「他可能不喜歡李敖的文風——不厚道——而且不是一般的不喜歡，否則到不了這個地步。」 在蕭瀚眼裡，這是劉蘇里骨子裡非常固執的一面。「萬聖能夠走到今天，有這樣的名聲、規模和象徵性地位，都跟蘇里的性格連在一起。他遠不只是個賣書的，你說他偏執也好，堅持也好，總之他賦予了萬聖一個非常特別的靈魂。」 大多數人對劉蘇里的第一印象都是嚴肅。他講話慢條斯理，配上東北漢子的高大身形，不怒自威。接受採訪時，劉蘇里一落座就表明態度，「老問題我是不回答的。」 可真正聊起天來，他又像個憨態可掬的老頭。因為出生在烏蘇里江畔，父母給他取名劉蘇里。他是虎林這個縣級市第一個考到北京的大學生。高考時，他原本填報的志願是淮北煤炭師範學院，沒想到放榜後收到一份教育部電報，說他的分數能上北大——那一年，他考了黑龍江省第13名，雖然數學只有40分。 他前面的題都沒看，就做最後一道題，寫了三頁紙，最後給求證出來了，直角等於直角。熟悉劉蘇里的人在一旁打趣，「估計老師也看煩了，給40分吧。」 排行榜 從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畢業後，劉蘇里考入中國政法大學研究生院，攻讀政治學和公共行政學。儘管沒有成為一名著作等身的學者，但他一直在和書打交道。 李靜記得，萬聖開在成府街那會兒，有一天她去買書，看到劉蘇里坐在門口，嚴肅又語重心長地跟一個大學生模樣的年輕人說話，「語氣很像一位嚴師，內容挺學術」。那時候她還不認識劉蘇里，只覺得這是一個「精神上自我定位超乎書店老闆的人」。 開書店的人大多都有幾分理想主義氣質。劉蘇里的特別之處在於，他對書有著極其敏銳的判斷力。大部分書，他只需要掃一眼作者、選題和目錄，再翻翻前言，幾分鐘就可以決定這本書能不能賣。 很多書都是這樣從萬聖走出去的。比如《歷史深處的憂慮》，這是作家林達「近距離看美國」系列的第一部作品。當時印出來七八千冊，三聯書店發行部的負責人找到劉蘇里，「你幫著看看這書能賣嗎？」劉蘇里翻了十來分鐘，說，「這是好書！這個作者太厲害了！」他當場採購了200本——1997年，這筆錢讓書店背負了不小的壓力。但劉蘇里沒猶豫，「後來林達火到什麼程度大家都知道。」 最近的一個例子是學者李碩的《翦商——殷周之變與華夏新生》。這部歷史學著作在去年10月出版，是萬聖當月推薦的新書之一。過去一年裡，它多次登上萬聖月排行的榜首，唯一一次沒上榜，是因為去年12月書店關門——當時萬聖的員工幾乎全員感染了新冠。 在出版業，萬聖的月排行和「年度圖書」具有極高權威性。「月排行是嚴格按照銷售量排序來的。」劉蘇里唯一可以做調整的空間，是當銷量出現並列的情況，「比如第20名，可能有六七本書，我可以從中選一本。」算下來，書店老闆的個人意志大概佔10%-15%，剩下的「都是讀者投票」。李靜還補充了這樣一個細節：如果是作者到萬聖買自己的書，無論買多少本，都只算一本。在萬聖，買榜是不可能的。 「早期免不了會夾帶私貨。」劉蘇里有些不好意思，「張總（指張煥萍）接手管理之後已經杜絕這種現象了。」至於賣什麼書不賣什麼書，既不是追隨市場潮流的結果，也不是劉蘇里個人趣味能左右的，更多是「看學科需不需要」。他像搭建築一樣，為書店搭建了一套「產品體系」。 中間也不是沒有動搖過——有一兩年，學術思想類圖書「賣得不好」，劉蘇里解釋，「實際上不是賣得不好，是因為你開始想賣別的品類的書了，沖淡了，資源分配就是那麼一個格局。我們不會追著讀者的興趣走，也不會不照顧讀者的興趣。與其說是照顧讀者的興趣，不如說是把著社會的脈搏。後來還是張總意識到，學術思想類的圖書依然是剛需，因為各方面形勢越來越差，人們想要從書中找答案。」 最近幾年，一些不易察覺的變化正在書店裡上演：有兩類圖書的銷量越來越突出。一類是科學人文，比如《量子物理如何改變世界》，老上榜。另一類是以《秋園》為代表的寫實類作品，「這些書替代了原來的那些時事評論。」劉蘇里一一列舉，像《張醫生與王醫生》《鹽鎮》，包括羅新的《有所不為的反叛者》《漫長的餘生》，「9個月連續上榜，都排在前10名，有好幾個月都在第一第二，嚇死了。」 「總指揮」 書店30周年店慶前，夫妻倆把1994年以來的年度圖書和2001年以來的月排行做成了一本紀念冊。「哎喲，看到有一些書上榜，我都替它不好意思。」劉蘇里撇撇嘴，「沒辦法，那就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風貌。」 紀念冊下印廠那天，張煥萍往微信群里丟了幾張成品照片。周濂轉述梁文道的話，「印象中只有美國的一家獨立書店干過這事，國內絕無僅有。」在萬聖，印紀念冊這種大大小小的事務性工作，基本都是張煥萍在張羅。 劉蘇里打了個比喻，「萬聖就像是一個樂團，張總是樂團里的總指揮。」 工作很繁瑣，但張煥萍也有方法。她從來不召集員工開會，「有事說事，開什麼會啊。」在萬聖，員工會用最直接的方式彙報工作——每天早上老闆娘一進店，負責打掃衛生的員工就走到犄角旮旯，伸出手抹一下，再把手放在老闆娘面前，輕輕喊一聲「張總」，一句多餘的話沒有。張煥萍笑著回應，「好，可以」。 萬聖的員工學歷都不高，來的時候十八九歲，高中或中專畢業。張煥萍雖然要求嚴格，但很少發脾氣。員工犯了錯只要能舉手承認，就不算錯。她也不允許員工阿諛奉承，萬聖因此沒有所謂的辦公室政治。私下裡，沒有她不管的事。員工生病、談婚論嫁、生小孩、父母去世，甚至是家裡人被抓了，她都跟著操心打點。大部分正式員工一干就是十五六年，離職的員工則會在每年10月31日準時回來看看。有員工離開北京回了老家，張煥萍年年春節給對方打錢買豬崽。 對大多數萬聖員工來說，老闆劉蘇里更像是一個模糊的精神象徵。張煥萍或許沒那麼耀眼，沒那麼名聲在外，但誰都知道，離了這位老闆娘，萬聖無法成為今天的萬聖。 劉蘇里也承認，萬聖活到今天，活得還算體面，張煥萍功不可沒。比如，很多人都認為是醒客咖啡一直養著萬聖，「其實它從開業第一天就沒掙過萬聖。」醒客開業之前，張煥萍就提出來，書店和咖啡是兩門生意，各養各的。二者之間恐怕唯一的聯繫是在給咖啡取名這件事上——方法很簡單，從萬聖月排行里挑一些好聽的書名，比如周濂《你永遠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搬到醒客的菜單上就叫「裝睡」，「如果周濂、劉瑜（兩口子）的書都在上面，買兩杯就打折。」 在朋友們眼中，張煥萍直爽、幹練、熱情，能說會道且幽默風趣，總之是一個活潑的人。她給劉蘇里嚴肅、深沉的世界開了一扇窗。紀念冊里，劉蘇里原本寫了一些「煽情」的、對妻子表示感謝的話，最後都被張煥萍刪掉了。她說自己不需要誇獎。「萬聖是一棵樹，我就負責好好澆灌它。」她對自己的定位是職業經理人，做著自己喜歡的事，不習慣也不願意「以萬聖的名義」說話，「我沒那麼大能量，就跟蘇里打架時勁頭足，哈哈哈。」 兩人都有主見，也難免有爭執，但絲毫沒影響感情。韓國出版家金彥鎬在《書店東西》一書中，摘錄了一段張煥萍2014年12月31日的日記： 「夫妻店好開也不好開，二十四小時在一起工作、生活的夫妻，凡不抓狂的，或是有暖男，或是有憨妻。我們倆的性格都強。劉蘇里一身的大男子氣，我這個被逼出來的『沒頭腦』，經歷了多少隱忍，那就不提了。好在蘇里是有反省力的人。比如當他發現他管不好錢時，就對錢再也不過問。日常生活中，我們常因為性格都太強而吵嘴，但是奇了，在工作上，在對待公共事務上，我倆很少分岐。我們有明確分工，他管採購和『外宣』，其他的事我管，且互不干涉內政。劉蘇里和我都認為，萬聖的『勝』和『盛』都在書，我們只懂書，不能做別的。所以萬聖走到今天，書仍是如此豐盛。」 總有人正年輕 「貓吃晚飯了嗎？」告別日的晚上，10歲的布穀關心起書店裡的貓。她是周濂和劉瑜的女兒，眼睛大大的，扎著兩條麻花辮，身高快要追上一旁的劉瑜。就在剛剛，大家分蛋糕的工夫，新任店貓叢叢懶洋洋地鑽出桌子，從布穀腳邊溜走了。 在萬聖書園，貓的元素無處不在——印在桌布和帆布包上、掛在牆上，張煥萍的微信頭像也是一隻思考的貓。 黑貓「平安」是萬聖書園最著名的貓之一。它來的時候只有兩個月大。那天剛好是平安夜，張煥萍脫口而出給它起名「平安」。之後的日子，「平安」長得比別的貓都快，大家就開始叫它「大平安」。 張煥萍的日記里提到過一個細節，「和蘇里到店後一般我在收銀台看數據，他到辦公室開電腦。我當然會先撫摸書台上的平安，告訴它：『去看看爸爸吧，爸爸來了。』平安便常常輕啊一聲，踱著貓步款款地，穿過長長的書架通道去辦公室視察。它知道爸爸來店裡要做訂書單，長年累月地堅持，也挺辛苦的。它知道給人以安慰，更知道這種時候它去比媽媽去更管用。常常會聽到從蘇里辦公室傳出：『哎呀，我們平安來啦，爸爸的大平安呢！』多少艱難與煩惱，都雲散了。」 艱難和煩惱不是沒有過。疫情期間，人出不了門，書店的讀者也少。最難的日子裡，劉蘇里心生退意。兩年前，朋友們約著去郊外「放風」，晚上大家聚在院里燒烤，他大概是說了幾句喪氣話。「我們當時都力勸他不可以關門，這麼多讀者這麼多年跟著你，再難也要堅持下去。如果資金上有問題，我們可以眾籌。」周濂記得，劉蘇里當時態度很堅決，眾籌是不可能眾籌的，「這不是一個很健康的書店和讀者之間的關係。」 「平安」退休後，接班的是一隻長得像海盜的小花貓「叢叢」。它更年輕，也更懶，用劉蘇里的話說，「懶到家了」。搬遷前一晚，收銀台前排隊的讀者一直沒有斷過，接近午夜，徘徊不肯走的大多是附近學生。而此刻叢叢已經癱倒在地，任由店員隨意撫摸、擺弄。 營業時間早就過了，還有人往書架前面沖。那是個年輕女孩，一頭淺綠色長發，鼻子上架著一副眼鏡。張煥萍在門口叫住她，抱歉地說，「不好意思，閉店了」。女孩怔了一下，轉身走開，過了一會兒又舉著手機跑回來，像是急得快要哭出來，「我就找一下這本書可以嗎？」張煥萍心一軟，「進去吧」，並招呼店員幫女孩找書。 年輕讀者越來越多。這種變化始於書店上一次搬遷。當時為這事，王強沒少在背後奔走牽線——前一個店址租約到期，如果找不到合適的去處，最壞的打算是關門。王強聽了，當即在飯桌上表態，「我雖然不開書店，但是看看能不能做點什麼。」之後他便想辦法託人幫忙，2012年年底，書店向東挪了198步，從成府路123號搬到了59號。 那兩年正好碰上全國範圍內獨立書店的倒閉潮，很多書店都以「尋求新地址」為由歇業，但很少真的會重張。怕讀者擔心，張煥萍就在微博上「直播」搬家過程，隔些日子發幾張照片，報告裝修進展。「那時候微博還是最熱鬧的，那些所謂的大V帶動了一批以前不知道萬聖的新讀者。」 自那以後，萬聖40歲以上的讀者比重從七成掉到了三成，而30歲左右、掙到錢的高級白領、職業經理人和IT創業者一躍成為這家書店的主力客群。2016年，自媒體作者小西受當時的單位委派，到北大進修。一天傍晚，他被同學帶到萬聖，燈光昏黃，書架通天，他甚至能聞到書散發出來的氣味，「像木頭的香味」。小西覺得自己像是走進了《哈利·波特》中的「奧利凡德魔杖商店」。他從書架上抽出一本伽利略的《關於兩門新科學的對話》，一口氣讀了下去。 「我當時覺得這本書就是我的魔杖。」那是小西第一次意識到，伽利略不僅是一個天文學家，還是一個「相當偉大的文學創作者」。之後每到周五，他都要去一趟萬聖，「隨便看哪本書，總會有點啟發」。有時候只是粗略地逛一圈，「接觸一下最前沿的（學術思想）潮流」。小西覺得，這是圖書館提供不了的視角。 「信息時代的主題是揀選，要從大量龐雜的信息中選擇有效的信息和知識，如果碰到懂行的書店老闆，幫你過濾一些書，會大大節省你的時間。」在小西看來，關於「人們是否還需要實體書店」這個問題，萬聖給出了答案。 最近這段時間，萬聖書園陸續在一些新興的社交平台上開了賬號。10月份，劉蘇里還做了三場直播。 劉蘇里說，他們一直想找一條有萬聖特點的賣書渠道——既不想學傳統電商，「據說傳統電商現在已經落後了，屬於外婆級的」；又不想去吆喝，「像一些小商家就靠打折」。這樣看來，新興社交平台的出現就成了契機，「轉悠了幾天了，我發現它的玩法有點像微博，這個我有經驗啊。」他嘿嘿一笑，「還得再觀察觀察。」 眼下他最放心不下的是貓。新店開在購物中心，書店裡養貓或許不再可行，「這可能是最終最大的遺憾，還在交涉。」至於書店的未來，他覺得沒什麼好擔心的。成府路59號最後一夜，將近零點，門口還聚集著些許年輕人，遲遲不願離去。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冷杉RECORD
久別三年多，終於能夠親自發表自己的近況了。在發布此文此文之際，我已安全抵達英國，並正式向入境人員申請政治庇護。 今年六月五日，我已正式從大欖懲教所刑滿獲釋，在牆外重獲自由，但一切卻只是要承受嚴密監控的開端。在預定䆁放日期前一個星期，我依然每天都在擔心國安人員會否以公務探訪名義，前來告知將會加控我什麼罪行。 最終他們如我預期出現了向我警告，以及質問我會否繼續「分裂國家」，並提醒我在未來一年內不要離境，並預告將會在我出獄後持續約見。 懲教處的保安組、更生事務組以及監督亦早在刑滿一個月前開始，多次強烈要求我不要對外公布䆁放日期，因此在六月五日當天，也只有少量人知悉我重獲自由的消息。 基於我判刑時未滿21歲，出獄後必須遵守懲教處監管令一年，一開始我的監管內容與一般人無異，必須就學或就業。獲䆁時剛好臨近暑假，所以我在暑假時覓得一份暑期工，卻在不久後被懲教處高層告知不容許我受雇於「特定店鋪」（監管令條文並沒禁止），於是在暑假的最後一個月，我也只能夠無奈等待開學。他們的要求變相剝奪了我的財政自主權，並為國安處後來的金錢利誘鋪墊。 其後我接到懲教電話，表示高層決定更改監管內容，需要與更生事務組更高級的職員會面。我被勒令簽署修訂版監管令，增加（一）禁止發布任何我被定罪罪行相關內容的發布物，包括公開發言和訪問、（二）禁止發布任何「客觀而合理地被視作危害國家安全」的發布物，以及（三）禁止公開發言。 國安人員從六月份開始，每隔兩至四星期便會要求見面，我從來沒有選擇的餘地，每次都被約到隨機地點，命令我登上拉上窗帘的七人車，然後把我載到未知的地方。每次約見他們都會要求我交代過去數周的行蹤，查問我與什麼人見面，即使是小學同學也要我交出中文全名，甚至連到過什麼食肆酒吧、過程中的交談內容也要詳盡告知。到我九月開學後，他們要求我將學生證交給他們拍攝，申請學生資助也需要向他們通知，並需要交出銀行戶口資料。若然不滿足他們的要求，便換來一輪訓話，告誡我他們已掌握我的所有行蹤，著我向他們坦白，實情要勒索我繼續就範。 在缺乏任何工作收入的這半年間，國安人員不斷威逼利誘我投向他們。以我猜測，他們透過我在銀行戶口的資料，得悉我的經濟狀況不佳，因此向我提出給予線人費，要求我提供他人的資料，並以此證明我已經改過自新，樂意投誠。 在九月初一個例行約談中，兩位國安人員向我提出到中國大陸「旅遊」，當時我極度警惕，擔心會被送中，但在過去的三個月，我根本無法拒絕他們任何事情，所以我只能迴避的反問他們：「我不可能申請到回鄉證吧？」他說只要我想的話他們便可以安排到，並會派人陪同我一同北上。我沉默不言，他們見狀問我有什麼需要考慮，我唯有如實告訴他們，我不想。他們遂質問我是否仍然有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所以遲疑，隨後他們要求我在下次見面時向他們給予回復。幸好直至我離開香港前，他們都未有再次提出，但我心知這種要求在未來也只會接踵而來。 從十月起至今，我時不時便會無故生病，期間曾向西醫中醫求診，均診斷我是由於極大的精神壓力及心理因素，導致免疫力下降，並建議我長遠下去需尋求心理輔導。 2020年7月29日，我在元朗街頭突然被接近十名國安人員從後撲出制服我，並搶走我的電話。自刑滿獲釋以來，我每日都恐懼同樣的往事會否再次重演，我害怕走出家門，害怕在街上使用電話，擔心會再次在街上被國安人員拘捕。每次被國安人員約見，我都充滿恐懼，懼怕他們會說我危害國安，要求我自證清白。有時他們偶爾的斷聯，會令我更擔心他們是否已打算重新拘捕檢椌，故沒有再需要與我約談的必要。 但基於他們要求我簽署有關《國安法》第63條的文件當中，禁止我向任何人透露與他們的一切溝通內容，所以我亦根本無法尋求律師協助，亦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我的困境。在如此龐大的壓力及恐懼下，我只能默默承受。 我曾幻想過國安人員會否信守承諾，在一年後的六月還我出入境的自由，不再干擾我的生活，但我心裡明了這些都是虛假的承諾，他們更有可能打算拖延我至明年基本法23條立法後，繼續向我施加額外的罪名。經心思熟慮後，以調適情緒為由，說服懲教批准在聖誕期間離境旅遊。我選擇了符合經濟狀況且政治敏感度較低的沖繩為目的地，在起行數天前向他們提交機票住宿等資料，並成功獲懲教署批核。 在離開的最後一天，我仍深思這個決定是否適當，畢竟這個月在香港發生了很多事，但懲教罕有的批核，令我始終相信這已是最好的時機。當日我帶著僅余的四萬港元前往香港機場，直至起飛前一秒，我都一直在擔心能否安全離境。到飛機起飛剎那，我才稍鬆一口氣。 但始終因行程及住宿細節已報備當局，我也未敢怠慢。在沖繩的幾天，我與英美加三地認識的相關人士及機構求助並共同商討，他們向我講述了當地的移民政策及政庇審核狀況，並提供有關英國庇護及簽證的法律建議。在得悉三地的資訊後，考慮到英國有更多我認識的抗爭者已獲批庇護，並且近日在對中國的立場上變得明確，我們最終一致認同循英國的政治庇護程序入境為最保險及適當的途徑。 於是當下我便趕在理應回港的限期前買了往英國的機票，並在當地時間12月27日晚上7時到達英國。這也意味著在可預見的將來，我也不可能再次回到香港這個家，縱然過去曾有預想過這天的到來，但在下定決心的當刻，我的心情還是一副沉重。自十四歲投身社會運動以來，我一直相信香港是我們香港民族唯一的家園，要走的從不應是我們。 在未來的日子，我將會繼續完成我的學業，望以流亡港人的身份為香港奉獻我的一切，如初地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嘗試。我相信只有全體香港民族持續竭力，香港才會重新成為那個值得我們驕傲的家。我相信只有香港民族永不放棄，自由民主的種子終有一天能夠重新發芽，在未來的某一天，我們終會在煲底再聚。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鍾翰林
無論你是想要在2023年畫上圓滿的句號，還是想要以精彩的方式開始2024。我們搜羅了悉尼地區最佳跨年和元旦活動，為你提供全方位的指南。 Le Foote 101 George Street, The Rocks Le Foote迎來它的處女新年，豪華慶典即將啟幕。位於The Rocks的NYE熱門區域的新Swillhouse場館將推出豐富的宴會菜單，並悄悄添加了一些令人驚喜的豪華附加項。並且，它坐落在悉尼大橋，這個標誌性煙花地標的附近，是跨年餐廳的好選擇。 House Canteen Bennelong Point Lower Concourse, Sydney Opera House 在House Canteen，小吃和飲品源源不斷，煙花也近在咫尺。今年的主題是「GLOW」，所以請穿上你最亮眼的服飾，參加這場豪華的派對，為這一年畫上華麗的句號。 Harbour Party At Luna Park 1 Olympic Drive, Milsons Point 在最近月亮公園進行華麗的改造之後，這座標誌性的遊樂園將成為新年之夜的狂歡之地。新的Immersive Big Top採用了先進的技術，如全息投影、運動感應LED屏幕以及最先進的燈光和音響。對於月亮公園的港灣派對新年夜活動，它將變身為悉尼的第一個水下酒吧。 Aria Restaurant Sydney 1 Macquarie Street, Sydney 在新年之夜，您將享受到澳式fine dining，與煙花一同品味美味的大餐。早期用餐時段將提供的Three course的菜單；稍晚時段提供的Six Course品鑒菜單均由行政總廚湯姆·戈林吉策劃。 Taronga Zoo Bradleys Head Road, Mosman 如果你的新年計劃是從一件美好的事情開始，那麼你可以選擇在塔龍加動物園度過新年之夜。 在這裡，你不僅可以在現場野餐或品嘗美食，欣賞到迷人的港口景色和現場娛樂，而且你購買的門票將用於支持動物園在接下來的一年裡的保護工作。 29/30 At W Sydney 31 Wheat Road, Sydney 如果你願意揮霍一把，不妨計劃在悉尼最新的豪華酒店——W Sydney度過新年之夜。酒店的兩層樓頂酒吧29/30享有令人驚嘆的達令港景色，室內外泳池露台，以及三種奢華套餐，讓你度過難忘的夜晚。 購買29樓的門票將為你提供暢飲的Veuve Clicquot香檳、特色生蚝、豐盛的小吃和整晚的DJ表演。或者，與朋友們一起預訂泳池邊的帳篷門票，最多可容納六人，保證有座位並提供共享的小吃。如果你想要更高級的體驗，升級到30樓的門票，享受暢飲的Ruinart Blanc de Blancs香檳、魚子醬和生蚝、豐盛的小吃以及午夜後的點心。 來源：W Sydney Field Day The Domain, Sydney CBD Field Day每年都以一個巨大的公園派對拉開序幕，在那裡你可以在草地上嬉戲，將煩惱拋到腦後。 今年的陣容堆滿了各種精彩的表演，RÜFÜS DU SOL是主演，還有一大堆其他令人驚嘆的藝人（比如：Central Cee、GFlip、Romy）。來自house、嘻哈、獨立和電子音樂家族的派對人群將在悉尼皇家植物園跳舞，是最好的時機去釋放你的自我了! Watsons Bay Boutique Hotel 1 Military Road, Watsons Bay 每年Watsons Bay Boutique Hotel都為我們帶來一場沿海派對，讓新的一年開篇如此轟轟烈烈。 一系列A級DJ將為您呈現海濱音樂，而且從中午12點到下午2點，還有小吃和飲品，讓您和您的朋友一起度過一年中第一個充滿美妙的音樂、美食、飲品的下午。 來源：Watsons Bay Boutique Hotel 官網
柴靜你好！ 此刻我在愛爾蘭給你寫信。 本科時我過的不很愉快，最初我帶著朦朧的愛國主義情懷，討厭一位老師。大一大二我對她極厭煩，一到她的課我就躲到最後一排帶上耳機，兩耳不聞。 很難說我到底是怎麼成為這樣一個人的，或許就因為從小受過的教育，從來都是只聽見一種聲音，於是我就只能成為這「一種聲音」。 所以我一開始真的很不喜歡這個老師，覺得她「恨國」。如果黨和國是合二為一的，國和個人是合二為一的，一切宏大都是個體的責任，那麼當有人質疑宏大的時候，就是在質疑你。 她挑戰了十幾年來我所相信的，所以我不想聽她講課。 但後來因為我希望能成為一名電影導演，我開始大量的看電影。但最近幾年，那些讓我想要成為導演的電影，全都在電影院里看不到了。所有的人文學科一定是開智的，這個重塑自己的過程很痛苦，但我終於醒過來。當然疫情三年在這個過程中也功不可沒。那段時間早上一睜眼：正在發生的事實告訴你，其實你生活在一個什麼樣的現實里。 於是我終於意識到誰在和我說真話，誰在和我撒謊。 我明白了那位老師想教給我們什麼。有一次她和我們講，有一位學生期末考試沒有通過，想讓老師高抬貴手，老師以成績上傳系統已經關閉為理由沒有答應。後來我們學院院長找到這位老師，勸說她為其改成績。老師在電話里說，「你要是再來因為這事兒找我，我就去中紀委舉報你們！」 「是誰家公子？」 我當時半開玩笑問。 老師說「我不知道，我也不在乎。」 我尊敬在這種體制下依然敢說不的人。大三大四那陣子再上她的課，我次次坐第一排，她反而沒有再對政治表達過意見了.能獨立思考的人一定不在少數，但是他們只能沉默。 2018年某個新聞一出，我的高中班主任在當天晚自習把教室門關上，和我們說了一番話。當時的我怎麼能懂呢？只覺得他不該說這樣的話，但那時候也並沒有人覺得要舉報老師。不知道他現在怎麼樣了，我想現在他也不得不保持沉默吧。 如今我感謝生命里有過這些老師，即使我當時不懂，甚至厭惡，但今天我回想這一路，我感謝他們願意把學生當作一個真正的「人」，而不是被填的「鴨」。他們本可以加入讚歌的合唱，但是他們沒有。 站在講台上，面對著篤信一樣東西的學生們，表達對它的質疑。那會是什麼樣的心情？ 唯一的、真正的、稀缺的美德是勇敢。而他們很勇敢。非常勇敢。 人是會變的。當你回望從前，你發現當時有一個人並沒有因為你的無知而欺騙你，沒有因為你的幼稚而敷衍你，你會感謝她。當我想寫封信給你時，不知何故，很自然地想起她。一個人可以不同流合污、可以挺直腰板、可以說「不行」，即使只有一個人。想起她我就不覺得自己是個異類。 假如你公開了我的信，我想和每一個聽見這封信的人說：當那個決斷的時刻來臨，我們要聽從自己的良心。 文章來源：推特
最近，國際著名評級機構穆迪將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下調為”負面”，理由是房地產危機加深和經濟增長長期放緩帶來的風險。穆迪預測，由於「人口結構疲軟」，2024-2025年中國的潛在經濟增速將降至4%，2030年將只有3.5%。 中國政府對穆迪的判斷表示不滿。財政部認為，「中國經濟具有巨大的發展韌性和潛力，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國安部更是連續三天發文，將唱衰經濟上升到「威脅國家安全」的高度。 長期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由「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驅動，近年改由「統計局、中宣部、網信辦」新三駕馬車驅動，現在換用國家安全部這一「內燃機」了，今後是不是要啟用軍隊這一「核動力」？ 誇張的經濟預測導致的地緣政治危機 中國官方之所以認為中國經濟「具有巨大的發展韌性和潛力」，是受林毅夫等人錯誤預測所誤導。 2020年8月24日習近平在主持召開經濟領域專家座談會，就「十四五」規劃的編製徵求林毅夫、蔡昉、樊綱、江小涓、王昌林、朱民、陸銘、張宇燕、鄭永年等9位專家的意見。根據這些專家的建議，習近平在《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指出：「到2035年實現經濟總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 林毅夫解釋他們預測的依據：2019年中國的人均收入（購買力平價）只相當於美國的22.6%，德國、日本、韓國則分別在1946年、1956年、1985年達到此水平；這三個經濟體在相應時點之後的16年，平均經濟增速分別為9.4%、9.6%、9.0%。即便考慮到人口停滯、中美貿易戰和科技戰，「中國從2019-2035年在8%的增長潛力下實現6%左右的年均增長，從2036-2050年在6%的增長潛力下實現4%左右的增長，也都遊刃有餘。」他預測，中國的經濟規模在2030年將超過美國，到2049年將是美國的2倍，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美國也會心悅誠服。2023年他依然堅持這些預測，認為「卡脖子」的問題可以利用舉國優勢來克服。 其實，林毅夫對中國經濟的預測（比如在2005年、2008年、2011年、2014年分別預測2030年中國的經濟將是美國的1.5-2倍、2.5倍、2倍、1.5-2倍），與蔡昉對人口的預測（比如預測全面二孩後每年將出生4700多萬）一樣，每次都誇張得離譜，無一例外。 中國的決策體系，像一張濾膜，任何客觀的觀點和預警都被視為「唱衰中國」而被過濾掉、甚至被封殺，只有林毅夫等人「唱好」的觀點能夠進入決策視野。 端著「世界第二經濟體」的碗，看著「經濟是美國的兩倍」的鍋，中國領導人豪情萬丈，做出了「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戰略誤判，認為「時與勢在我們一邊」。外交官被要求「發揚鬥爭精神、增強鬥爭本領」以構建「國際新秩序」。林毅夫等人的誇張預測以及中國的戰狼外交，讓美國政要陷入戰略焦慮，將中國視為試圖顛覆二戰後美國領導的自由國際秩序的戰略競爭對手。兩國關係陷入螺旋式下滑。 基於錯誤人口數據的經濟預測 老齡化是經濟的阻力。德國在1946年、日本在1956年、韓國在1985年時，中位年齡分別只有34歲、24歲、24歲，64歲以上老人佔比分別為8%、5%、4%；在之後的第16年中位年齡分別為35歲、30歲、32歲，65歲及以上老人佔比分別為12%、7%、7%。而2019年、2035年中國的中位年齡分別為41歲、49歲，老人佔比分別為13%、25%。可見，中國的年齡結構與當年德、日、韓截然不同。 德國、日本的中位年齡分別在2002年、1997年達到中國2019年的水平，此後16年的平均經濟增長率僅為1.4%、0.7%。德國、日本的64歲以上老人佔比分別在1966年、1991年達到中國2019年的水平，此後16年的平均經濟年增長率僅為2.9%、1.1%。 林毅夫只看到德、日、韓經濟的上半場，沒有看到下半場。勞動力是經濟的動力，德國的15-59歲勞動力在1994年達到歷史峰值，在1995年開始負增長；其人均GDP在1995年達到美國的110%的峰值，然後降至2022年的64%。日本的勞動力在1994年開始負增長，人均GDP在1995年達到美國的154%的峰值，然後降至2023年的42%。韓國的勞動力在2016年開始負增長，人均GDP在2018年達到美國的53%的峰值，然後降至2023年的41%。 如果把中國的經濟比喻為一架飛機，1978年改革開放點燃了燃料（年輕勞動力），讓經濟高速飛行了三十多年。但是勞動力在2012年開始負增長，經濟燃料不足，經濟也開始減速。但是林毅夫等人忽悠說經濟還有8%的增長潛力，建議繼續踩油門（瘋狂投資，尤其是房地產），導致巨大的房地產泡沫。也就是說，2012-2022年6.4%的平均經濟增長率，很大程度是由於房地產泡沫造成的，已經高於真實的潛在增長率了，屬於透支未來的增長。本來那段時間，是讓中國經濟平穩著陸、優化結構的最後時機，但是卻被白白浪費，後患無窮！ 高空飛行的飛機，燃料不足，但是林毅夫現在還在建議踩油門，繼續高速飛行，對中國和世界都是極度危險的。中國是1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貿易夥伴，如果中國經濟機毀人亡，將引發全球經濟危機，因此現在很多國家在紛紛「去風險」。 西方觀察家往往專註於批評中國領導人的言論和決策。其實指出林毅夫、蔡昉等「智囊」（實為「腎囊」）的預測的荒謬性，可能更具建設性，因為他們的預測是中國各項荒唐決策的依據。中國當局不能裝鴕鳥了，應該正視人口危機，在即將召開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上，經濟決策應該基於現實而不是天上掉餡餅的預測。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聊下「裁判文書公開」的話題。 在22號最高院發布《最高人民法院相關部門負責人就徵集人民法院案例庫參考案例有關問題答記者問》（以下簡稱為最高院回應）之後。就近幾天我的觀察來看，相較於此前熱火朝天的討論氛圍，如今大家對於文書公開的討論熱度反而冷卻很多。對於最高院這篇回應，法律界有價值有深度的分析似乎並不多——自賣自誇一下，我自己寫了一篇分析《法律 | 對最高院關於文書公開回應的解讀與隱憂》，文中表達了我的一些擔憂；另外我也看到師姐王旭坤律師寫的《讀最高院就徵集人民法院案例庫答記者問有感》一文，以及仝宗錦老師寫的《學習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案例庫答記者問幾則隨想》，兩位同樣是比較悲觀的看法；也有態度似乎沒那麼悲觀的，比如《裁判文書網的前路和未來：四點疑問與解讀【斑斕·觀點】》一文。 以上幾篇文，連同最高院的回應，大家有興趣可以點開看看。 在此，我也想再梳理、匯總、豐富一下我的觀點。不過本文不想繼續強調「裁判文書公開」一事的重要性，對於這一點論者已經有很多，比如《共議︱裁判公開：法治和正義的底線》一文，眾多教授已經將文書公開的重要性講得相當透徹。並且，最高院自己也並不否認裁判文書網的重要性（只是需要「優化」而已）。在這一點上，無論官方還是民間，應該已經達成了最基本的共識。 只不過，對同一件事、同一個概念，不同的人往往有著不同的解釋。比如最高院對裁判文書網的表態就相當曖昧，「裁判文書網會繼續發揮應有作用，同時，裁判文書上網的標準也需要優化」，至於何謂「應有作用」，何謂「優化」，就很耐人尋味了。 所以本文想重點分析的是最高院對於「裁判文書公開」可能的政策傾向，更具體而言，便是裁判文書網未來的發展前景。而我的態度也正如題目所說——悲觀。 01 從我在本文開頭貼出的「資料庫對比圖」，便可看出裁判文書網的特殊性與重要性——裁判文書網收錄著各級法院的各類裁判文書，並且面向社會公眾開放。相較之下，裁判文書庫雖然同樣收錄著各級法院的各類裁判文書，但卻僅限法院系統內部使用，社會公眾無權接觸；而案例庫雖然面向社會公眾開放，但其收錄的僅僅是經最高院把關過的典型案例，數量極少，遠達不到廣泛公開的程度。 所以社會公眾尤其是法律圈才會對裁判文書網如此重視，而無論新開通的裁判文書庫與案例庫建設得有多好，也都無法替代裁判文書網的重要性。 這也是為什麼，雖然最高院在回應中強調「案例庫建成後將向社會公眾開放」，但這句話其實並沒有什麼意義，因為大家真正關心的並不是案例庫的問題，而是裁判文書網的問題。案例庫與裁判文書網根本不是一個量級。 02 而根據最高院自己給出的數據，裁判文書網「每年上網文書數量從2020年的1920萬件、2021年的1490萬件降至2022年的1040萬件。2023年1月至今，上網文書數量為511萬件。」可以說，最高院主動承認了近幾年裁判文書網的文書公開數量呈逐年階梯式暴跌的趨勢，在此背景之下，最高院又將開通僅限法院系統內部使用的裁判文書庫。 如果說此前大家還期待著最高院能夠再搶救一下裁判文書網，那麼此舉無疑會讓人懷疑最高院要徹底放棄裁判文書網，而將重心轉移到新的裁判文書庫。因此才會引發大家普遍的恐慌。 即便裁判文書網與裁判資料庫之後會同時存在，但兩者也已經無法相提並論。因為裁判文書網與裁判資料庫的差異肯定不僅僅體現在「公開對象」上，在這種「公開對象」差異的背後，也必然意味著「收錄內容」上的差異。雖然兩者的收錄範圍似乎都是「各級法院的各類裁判文書」，但其數量並不會一致。 從邏輯上來說，如果兩者的收錄內容是幾乎一樣的，而兩者的差異僅限於公開對象，那麼最高院其實沒有必要花兩份錢來同時運營兩個近乎相同的法律資料庫，畢竟兩者的核心內容（即文書）都是一樣的。即便對外公開的文書與法院內部保留的文書存在差異，那也頂多是一些隱私保護方面的細小差異（比如對公眾公開的文書可能需要隱去部分個人信息），而這完全可以通過技術手段解決，遠不至於到最高院需要耗費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去重新開通一個新資料庫的程度。 之所以要開通一個新的資料庫，肯定就是要在新舊兩個資料庫的內容上作出差異化。 根據最高院在回應里的說法，未來裁判文書庫主要承擔著「司法大數據」的職能，那麼也就意味著，今後裁判文書庫里的裁判文書會是相當齊全的，會完整收錄有各級法院的各類裁判文書；與此相對應，顯而易見，裁判文書網所收錄的裁判文書便不會是齊全的，文書數量相較於裁判文書庫肯定會少一個量級，未來的裁判文書網只會是選擇性的公開。（我再次強調，如果兩者內容是幾乎一樣的，那麼最高院就沒有必要開通這個新的裁判文書庫了。） 可以說，從最高院開通裁判文書庫這個行為本身，就已經意味著裁判文書網的文書公開數量很難再重回以往的「高光時刻」了，短期內不大可能再恢復到2020年以前的水平。 03 因此，即便最高院在回應中明確強調「從未叫停過文書上網」，但這回應也沒有任何意義。因為大家擔心的並不是網站的直接關停，而是網站文書公開數量持續地斷崖式暴跌，這才是問題所在。畢竟，對裁判文書網而言，「關停」與「停更」沒有實質性區別。 因此，大家希望在回應中看到的，並不是最高院否認「叫停文書上網」，而是希望最高院用更具體的舉措去促進文書的上網，使得裁判文書網的文書公開數量能夠儘快恢復到以往正常的水平。 比如，最高院可以給各級法院以及法官設定政策上的激勵，將裁判文書網的文書上傳率作為法院或法官的績效考核標準，以更強有力的手段去推進文書的上網公開。 我最擔心的正是——如果沒有文書上網的績效考核標準，沒有文書上網率的強制要求，在此情況下，各級法院根本沒有動力去主動公開自己的裁判文書，這也就等同於任由裁判文書網自生自滅，裁判文書網很可能就此荒廢下去。 但在最高院的回應當中，並沒有就前述問題進行明確的表態，最高院沒有從正面回應大家的擔心。在明知公眾普遍擔心的情況下，這種「避而不談」本身就是一種不好的信號。 04 在對裁判文書網的表態上，最高院用了一個極其曖昧的詞——優化。而並沒有明確說明未來裁判文書網的文書公開量是會擴大還是限縮。 裁判文書網的運行過程當中，的確可能存在一些問題，也可能確實需要改進。對此，最高院總結了三方面的問題，但我覺得很難站得住腳，我的意見詳見《法律 | 對最高院關於文書公開回應的解讀與隱憂》一文。 對「優化」一詞可以有很多種理解，最高院也完全可以在不必明顯減少文書公開數量的情況下去進行裁判文書網的優化。比如，如果確實發現涉及國家安全的裁判文書，可以下架，但這部分文書必定是少數；此外，如果擔心部分裁判文書暴露當事人個人隱私，也可以對這些文書做隱名化的處理。但無論如何，不至於導致文書公開數量暴跌的結果。 但是，客觀來看，過去幾年對裁判文書網「優化」的結果就是文書公開數量的「斷崖式暴跌」。作為普通人，便很容易將「優化」與「限制文書上網」產生直接的關聯。並且最高院也大大方方承認了，文書上網數量下降就是最高院主動介入、主動優化的結果，最高院這種「主動」的姿態，也更容易加劇公眾對裁判文書網未來文書公開數量是否會進一步限縮的擔心。 05 最高院對於未來文書上網的一些舉措，也很容易讓人憂慮。比如最高院在回應中表示，「我們將採取線上公開和線下查詢相結合的方式」，言外之意就是會有部分裁判文書不會再上網公開，而是只會通過線下的方式供人查詢，就等於變相表明了對裁判文書上網的限制；在回應中，最高院還批評了過往的文書公開工作屬於「上傳了事、簡單累加」，言外之意就是未來會更注重文書的篩選，這也就意味著肯定會有一部分裁判文書不會再上網公開。 06 在回應當中，最高院的一些表達也很耐人尋味。 比如最高院強調：「公開與公布不能劃等號。」那最高院該如何去面對與解釋《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在互聯網公布裁判文書的規定》第七條之規定呢？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在互聯網公布裁判文書的規定》第七條規定：「發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文書，應當在裁判文書生效之日起七個工作日內在互聯網公布。依法提起抗訴或者上訴的一審判決書、裁定書，應當在二審裁判生效後七個工作日內在互聯網公布。」 又比如，最高院還表示：「民事、行政訴訟法都規定了公眾可以查閱生效裁判文書，但並未要求生效文書必須在同一網路平台上集中公開。」那最高院又該如何去面對《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在互聯網公布裁判文書的規定》第二條之規定呢？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人民法院在互聯網公布裁判文書的規定》第二條規定：「中國裁判文書網是全國法院公布裁判文書的統一平台。」 對於這種修辭遊戲，我相信大家應該都能感受到這種表達背後所釋放出的微妙的信號。大家細品，我就不再展開了。 又聊了這麼多。最後我還是想強調一點，我不是刻意想要去唱衰什麼，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夠相對理性、客觀地去看待目前我們法律行業需要共同面對的現實，從而對我們自身做出恰當的安排與調整。 可以說，我們正在走向「後裁判文書網」的時代，文書公開數量的限縮是未來的趨勢，所以我對裁判文書網的前景並不樂觀。現在已經是2023年底，只需再過一年，等到2025年初，我們再來回顧裁判文書網在2024年度的文書公開數據，其實就能知道我到底是不是在杞人憂天。 我很希望以上只是我個人的過度解讀，我很希望自己是庸人自擾，我很希望自己在未來被現實打臉。 如果被打臉，我會很開心。因為最大的幸福，莫過於虛驚一場。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吾我五木
我覺得自己的年度漢字是「新」。2023年經歷的大事情，幾乎都是新的。 一個是辦書店。這是我過去一直想做又一直抵抗的，當然知道開書店不是浪漫的事，但是最後還是做了。 在杏樹下和朋友喝茶，說起開書店的事，他們都支持，我突然來了使命感。既然這麼難，為什麼不試試呢。 第二個新事是到派出所。來成都18年，除了辦身份證，還沒去過警局。但是突然有一天因為一篇文章被喊過去了。 不能不說有點緊張、激動甚至期待。我是騎著共享單車去的。問他們：你們看了文章嗎？警察叔叔沒看過。他們只是接到上面的電話找我，這讓我有點失望。 「文章已經被和諧了，要不我找原稿給你們看看？」 「算了。反正你以後注意點吧，盡量別寫那種文章。」所長說。 「那是他的工作呀，你不讓寫他怎麼辦？」一位警察叔叔說。 最後所長說：「你還是注意點吧。現在的言論環境確實惱火。」 還有一件事是此前沒想過的，在10月20號，我啟程到哥倫比亞大學訪學。 申請的環節就不必說了，辦簽證也很艱難。更重要的是在2023年到美國訪學似乎不太正面，一直到最後一刻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成行。 在瀋陽辦的加急簽證，然後從那裡出發先到香港再飛舊金山。過海關的時候非常忐忑，女警問我：你怎麼從成都到瀋陽出境？ 「成都的美領館不是沒有了嗎？」 我是周五下午拿到的簽證，周六上午的飛機。瀋陽機場陽光很好，這對我是一個鼓舞。前途茫茫，我專門買了一個訊飛翻譯機，結果到紐約後就沒再用了。 就像玩遊戲一樣，打開了一幅新地圖。 很多事都是措手不及，很慌亂。有那麼幾天感覺自己是在逃亡，離開成都前的那天晚上才和書店合作夥伴說，「明天我要去美國訪學，順利的話……」 他坐在書店的椅子上一臉震驚。我萬分慚愧，也有點憤怒，訪學這麼光明正大的事情，竟然一直小心翼翼隱瞞。 今年的很多事都是這樣。戰戰兢兢，有時候感到相識在逃亡。大多數場合我都盡量表現得很鎮定，但是有時候突然驚覺：一個「不認識」的我正在出現。 天翻地覆的變化：戒了幾年的可樂破戒了；喝咖啡也不再堅持美式，改回拿鐵了。可能，在紐約這個陌生的地方，我需要一種新的「格式」。 這些「新」都不意味著好。 開書店是好事，但是主要是責任，對我來說最掙錢的不是賣書和咖啡，而是在書店寫稿——多麼荒唐的場景。 去派出所，有了第一次就會有很多次…… 到哥大訪學，看上去是很好的事情，但是真真正正的前途未卜，因為接下來會有很多麻煩。 在年底回望這一切，真有一種奇怪的感覺：命運和生活似乎都脫離自己的掌控。我經常會像傻子一樣露出微笑：看看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會有什麼樣的壞事？ 只有在跑步和讀書的時候我才安定下來。哈德遜河畔的局部風景，和中國山水畫幾乎沒有區別，而中央公園湖邊，路面鬆軟，感覺對膝蓋很友好。 前幾天和哥大王老師一起去高耀潔醫生的公寓，那裡的房子已退，高醫生留給世界的最後物品，是兩箱自己的寫的書，家人拜託王老師運回哥大。 想想，這就是一個人的一生。她追求至真至善，得到的就是一種完滿。她面臨的磨難，不知道比我大多少倍。 一路上王老師講了不少高醫生的往事，這讓我們踏實起來。最近幾天想一想即將到來的2024，似乎有一點頭緒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張3豐的世界
日本學者小笠原欣幸在他極為著名的《台灣總統大選－台灣認同的成長與爭奪》一書里，仔細地耙梳台灣過去7次總統大選的勝負結果。他將台灣的選民結構分為三大塊。一塊是所謂的「中國民族主義」，另一塊是所謂的「台灣民族主義」，第三塊是所謂的「台灣認同」。「台灣認同」雖然它重視台灣的主體性，但在國家的選擇上卻不同於前兩者，它包含認同自己是「台灣人」以及認同自己「既是台灣人也是中國人」的族群，更傾向「維持現狀」，支持的是一種對台灣的民主政治及對台灣的強烈歸屬意識。 根據小笠原的理論，不管藍綠任何一方，只要是在總統大選里採取強烈的「台灣民族主義」或「中國民族主義」，最後都將導致失敗；而過去30年總統大選，其實是一場又一場的「台灣認同」的爭奪戰，能贏得絕大多數「台灣認同」者的支持，才能贏得最後的執政權。 從小笠原的理論出發，李登輝之所以在96年勝選，是因為在台海危機下，他極大化了「台灣認同」的這群人，並分別以「台灣民族主義」及「中國民族主義」邊緣化彭明敏與林洋港。2000年後陳水扁的勝選與連任，靠的是他的「新中間路線」，以及民進黨用「台灣前途決議文」擱置「台獨黨綱」。馬英九在08年勝選時，強調的是2300萬台灣人決定自己的前途；12年勝選的關鍵是「九二共識」，但那時候的「九二共識」代表的是「一中各表」。 至於蔡英文兩次勝選都與她爭取「台灣認同」支持者高度相關。16年前夕有太陽花學運，蔡英文對抗的是支持服貿、急速傾中的國民黨；20年有香港大動亂，以及對手韓國瑜寓意的「亡國感」，這都讓訴求「維持現狀」的蔡英文得以勝出。 2024年大選將在18天後投票，但這場選舉迄今沒有「台灣人出頭天」，也沒有「亡國感」，甚至幾乎不太談服貿協議與一中市場。取而代之的是3位候選人的私產爭議－賴清德有萬里老家是否為幽靈房屋的迷團，侯友宜有陽明山凱旋苑高價租金爭議，柯文哲更有新竹炒地皮風波。這是台灣8次總統大選以來最不聚焦在兩岸政策的大選，連小笠原都說道： 「3位候選人均為本省人出身，他們都明確反對『一國兩制』，並主張維持中華民國現狀，因此台灣認同並未成為主要的選戰議題。對於過去搭上台灣認同順風車來擴大聲勢的民進黨來說，等於『無從借力』的情況。無論是賴清德、柯文哲或侯友宜，都有可能獲得來自抱持著寬鬆溫和的台灣認同人們的支持。因此，這次選舉中的選票流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複雜。」 兩岸政策未成為選戰焦點，應該與在野黨避實擊虛，刻意以內政及候選人特質為議題設定的選戰策略有關；不過，在野黨誘敵深入，也得注意到自己是否後防空虛；否則，當候選人個人條件完整攤開在選民面前，發動攻擊者未必能在這場「人格之戰」里討到便宜。 賴清德是民進黨新潮流系長期重點栽培的明日之星，從政近30年的他律己甚嚴，不收禮、不送禮，不參加無謂的應酬，甚至也沒有任何班底，爭議不近身，各方人馬很難從他的親朋故舊部屬去推敲他的喜愛與軟肋。這是為什麼這場總統大選打了一整年，最後對手只能從他一棟位於萬里山腳下的老宅下手的原因。 只是，整棟賴清德老宅價值不到80萬，還不及台北新成屋一坪的價格，根本無利可圖；加上過世多年的老媽媽的確曾住過現址，超過半世紀的老鄰居、老郵差以及戶籍資料都出面佐證房子的確存在，這使得新北市府定位的「幽靈房屋」違建說左支右絀。尤有甚者，侯友宜自己從未清理5年前的文大大群館爭議，包租公的印記使他極力想營造的正義警察形象蕩然無存，加上柯文哲又鬧出新竹炒地風波，反而導致在野候選人選情急轉直下。 全世界都在關注台灣這場總統大選，認為選舉結果將決定台灣與中國的關係，也將對國際社會的未來產生深遠的影響。許多來台觀選的外籍記者無法理解：為何這場大選會聚焦在一棟價值不到80萬的偏遠小屋是否是違建的問題上？其實與兩岸議題疲乏，以及候選人的議題設定高度相關。這是台灣選舉史上首見、兩岸關係未成為焦點議題的總統大選，反而是候選人的「房事」爭議，以及其背後映照出的人格特質，竟可能決定誰是總統的一場選戰。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