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每日郵報》報道，哈爾濱這座位於中國東北的冰雪城市，在元旦假期引起了國際媒體的矚目。報道稱，哈爾濱以其不可思議的冰雪景觀和零下35攝氏度的寒冷氣候吸引了遊客們的目光。 有分析認為，《每日郵報》標題中的「brrrrr」可能是形容人冷得發顫的叫聲，同時也可能化用了諧音梗(Raise the bar)，以此表揚哈爾濱提升了旅遊景區的標準。 火爆的元旦假期 元旦假期，哈爾濱舉辦了各種獨特的冰雪活動，如冰雕、音樂演出、煙花表演等，吸引了大量遊客的蜂擁而至。不僅在國內引起熱潮，哈爾濱的旅遊熱潮也在國際媒體如路透社、《每日郵報》、新加坡亞洲新聞台(CNA)、《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等處得到關注。 來源：新華社 路透社報道稱，哈爾濱在元旦假期吸引了創紀錄數量的遊客，許多人被冰雕的壯觀所吸引。這些冰雕是用取自松花江上的冰塊建造而成，在夜幕降臨時被燈光照亮。 為了吸引遊客，哈爾濱推出了豐富多彩的活動，並改善了餐飲、住宿和購物等服務。據中方媒體數據，元旦期間，哈爾濱市累計接待遊客304.79萬人次，實現旅遊總收入59.14億元，超過2019年同期。黑龍江省文化和旅遊廳的數據顯示，全省累計接待遊客661.9萬人次，同比增長173.7%；旅遊收入69.20億元，同比增長364.7%。 國際遊客的興趣高漲 哈爾濱的旅遊熱潮也吸引了外國朋友的興趣。英國博主「Barrett看中國」分享了自己在哈爾濱旅遊的體驗視頻，讚歎冰雪大世界的壯觀景象。美國人上官傑文和紐西蘭媒體人安柏然也表達了對哈爾濱的興趣，計劃前往旅遊。 來源：網路截圖 在社交媒體上，許多網友表示被哈爾濱的美麗和神奇所吸引。有網友表示「神奇而美麗的地方，我很想去那裡。」外國遊客的期待，使得哈爾濱成為這個寒冬里的新晉「頂流」。 哈爾濱的冰雪風光在國際上引起轟動，各國網友紛紛表示「被震撼，想去」，使得這座冰城在寒冬中煥發出獨特的魅力，吸引著更多遊客的關注和探訪。
從沒有任何一條規則能殺人，能殺人的，從來都是我們心中的傲慢與偏見，戾氣與惡意。 各位好，剛看了三聯生活周刊的一則報道《青島保安刺死外賣員：小區門口的衝突與殺害》，有一種遏制不住的感慨，隨筆寫下了這篇文章。 1 在報道當中，那個不幸殞命的外賣小哥李越凱，記者給他做了形象還原——32歲，未婚，父母年近六十，家中曾經對他期望頗高，高中一畢業就送他到澳洲留學，攻讀心理學，總共花了一百多萬。從澳洲回來後，因為找不到合適的工作，一直在送外賣打零工補貼家用，看得出，小李是個非常勤奮有想法的人，想自己創業、做木工、把手工傢具發到網上售賣，看到視頻平台很火，就想拍短視頻推售傢具，但回國五六年了，一直沒激起什麼水花。所以只能出來送外賣，同時過著一種低慾望的生活。「他說不打算戀愛和結婚，只希望經濟上取得一點成績，父母有經濟壓力。」入職外賣員的幾天，他工作很勤奮，別人一天送幾十單，他送100單。 但就在他在為自己的未來奔波的時候，一次與小區門口保安的爭執，和突然刺來的兇刀，結束了他的生命。 網路圖片 我讀到這個畫像的時候很觸動，因為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我自己的影子，也許另一個時空位面里，我就是他，他就是我。 32歲，這剛好是兩年多前，我從單位辭職，開始專職做自媒體的年紀。尤其記得，當時領導在簽字放我走之前，還最後勸了我一句，說「小西，你可能想好了。自媒體可不比鐵飯碗。也許你出了單位這個門，你的號立刻就沒了。到時候你怎麼辦？」 當著領導的面，我當然感謝一番領導，然後請他放心。可是真辭職出來，我自己心裡也在自嘲：是啊，萬一那樣了。我怎麼辦？ 我不敢給家裡打電話，怕他們無謂的擔心。只能跟朋友商量，然後自己給自己打氣，說「大不了，出門送外賣唄。總還能養活自己。」 朋友說：「拉倒吧！你復旦大學畢業，最後淪落到去送外賣，這不跟北大出來賣豬肉一樣驚世駭俗么？」 我當時苦笑：「這有什麼不可以呢？人總得活著吧？」 是啊，人總得活著吧？從開過那個玩笑之後，我點外賣時有了個習慣，會把外賣平台送我的那個紅包，用打賞的方式轉送給外賣員。雖然也就三塊五塊的，但多少也是一份心意。 我也曾自嘲的想，這是不是一種偽善呢？ 但想過之後我發現不是的，我這樣做的唯一原因，僅僅是因為我在開過那個玩笑之後，真的意識到了一個事實——如果我的自媒體創業失敗，或者像新聞中的那位小哥一樣，屢次努力而不得門可入，我可能真的就去送外賣了。因為我總得活著。 你看這位不幸的外賣員，留學歸來，因為際遇不好，不也得送外賣為生么？ 所以，我、我們和那些外賣員之間，真的沒有什麼不可逾越的「職業鴻溝」。我們不過就是這個漂泊不定的社會當中奮力掙扎的個體而已。區隔我們的，不過是幾個偶然的運氣與際遇。 我們這一代年輕人，工作確實不好找，而階層淪落，確實太容易了。 我想這也是為什麼這個外賣小哥的不幸遭遇引發了那麼多網友共鳴的原因——我們都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們本質上是在同情自己。 2 但我覺得這種討論中，有一種傾向是讓我不贊同的。那就是很多人討論了半天，最終會把矛頭指向外賣員這份職業，認為是外賣平台要求小哥必須準時送單的契約和演算法激化了雙方的矛盾，讓外賣員「困在演算法」中，甚至「害死了小哥」。 我覺得這個流傳甚廣的想法有問題。 首先從報道還原的新聞事實我們能很容易的看到，外賣這份職業，至少給李越凱在困境中提供了一種自食其力掙錢的機會——「海歸大學生回國送外賣」這個說法聽上去固然很令人，但至少比「海歸大學生回國在家待業」要強得多！在確實找不到合適的工作的時候，能跑幾單外賣，自食其力的掙錢，這難道還不正能量么？ 而很多人一說起外賣員太辛苦，就呼籲要嚴管、乃至取消外賣這個行業。這種思路之幼稚，讓人想起了郭德綱老師講的那個笑話：村裡的「大善人」看不得乞丐要飯，就要要把全城的乞丐都趕走，以圖他良心安寧。 是的，真要實現在了這樣的思路，固然能讓很多善男信女心裡好受一些，可是卻會讓更多的李越凱們淪入更困難的現實境地當中——只不過我們不再那麼容易看到罷了。 還有人呼籲平台應該「放寬演算法和送單時效，讓外賣員們不要那麼趕」。這個想法看似慈善，實則也是似是而非—— 我們必須要澄清一個問題，促使外賣員抓緊時間送單的規則，到底是誰制定呢？表面上看，似乎是平台方與他們簽訂的契約。但實則不然，是外賣行業目前的供需關係和商業規律使然。 根據全國總工會公布第九次全國職工隊伍狀況調查結果，目前全國新就業形態勞動者達8400萬人，而這個「新就業形態」主要指的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外賣員、快遞員、網約車司機、代駕司機等以網約服務業。 而若問，到底是什麼讓網約服務業擁有如此龐大的就業人口吸納量呢？ 答案是網約服務業的高效、快捷與廉價。簡單的說，就是因為當你叫外賣時，能夠預期到快遞小哥會迅速而且便宜的把外賣送給你，才會有這麼多人選擇外賣、網約車等服務。 請問，如果我們不依靠市場的自然調解，而是主動強行更改外賣平台的送單契約。那會造成什麼呢？ 表面上看，可能會緩解外賣員的壓力。但長期結果卻一定是，外賣業在用戶的眼中不再那麼快捷、廉價了。進而很多用戶會放棄選擇點外賣。快遞員最終的總體接單池會迅速萎縮，最終導致這個行業無法容納那麼多的工作機會，讓很多李越凱們失去獲得「落腳工作」的機會。 網路圖片 是的，把悲劇歸因於行業送單契約的嚴格，說外賣員「困在演算法里」。這是一種很多人在看到此類新聞時最容易想到的議論，可是這種議論卻也是最廉價而無用的——讓外賣員不得不趕時間的，是該類服務業目前所達成的客觀供需平衡，表面的平台規則無非是呈現了這種市場的動態平衡罷了。 幻想通過強力的方式，強行修改這個契約的實現與價格，或者簡單的譴責平台。也許能解一時之氣，但一切試圖與經濟客觀規律作對的一廂情願，一定是受到規律的反噬和懲罰。最終為此買單的，依然是那些奔波的外賣員。 所以我覺得，眼下某些評論對這起新聞的評說，有些跑偏了，把矛頭對準外賣這個行當，空說些什麼「資本對人的異化」「困在演算法里」。這些議論停留在「評論家的輕易」中，是一種簡單歸因的想當然，是空想者試圖修改客觀規律的狂妄。 那麼，我們從此事中，應當得到的正確反思，到底應該是什麼呢？我覺得還是要先回歸到個案的本身當中，才能瞧出端倪。 3 首先我們必須承認，該起事件是一起偶發的惡性兇殺案，那個殺害外賣小哥的保安，你就很難將他歸為一個「正常保安」，正常保安誰閑著沒事帶刀上崗執勤，一言不合捅別人一刀啊？ 可以想見，在這起悲劇發生之前，這個保安身上其實已經自帶了一種戾氣，隱約產生了那種無差別攻擊，就是要找一個人來捅一捅的惡念。而那位外賣小哥，則不幸撞到這個惡徒的倒扣上。甚至他有可能是為該小區業主擋了刀——反正刀已經在手了，如果這個惡徒不是因為當天的爭執捅了他，他沒準也會為別的爭執去捅別人。 網路圖片 但是，這名保安最終挑上了外賣小哥下手，又有一定的必然性——我不知你平時用心觀察過沒有，國內個別「高檔」小區、寫字樓的保安，平素確實經常找外賣員的「茬」的。人家要進去送個快遞，在可放可不放的「自由裁量」之間，有些保安就會天然傾向於不放。 我自己出門在外，就親見過了不止一次這種事情，寫這篇文章時，我都能回憶起某些保安「拿」住外賣員時的那種神態，面對對方送單時限快到，卻不得門而入時的哀求，有些保安臉上居然生出了一絲居高臨下的管理者的得意與享受。 我覺得這其實是一種底層互害的心態在作祟——有些保安作為服務業從業者，有自己的工作壓力。這種壓力產生的戾氣，除非遇上疫情那種極特殊情況，他們無法向業主或上級這樣的強者發泄，於是會更傾向於拿捏比他「弱」的外賣員。通過「管理」對方獲得一種心理補償。 而推而廣之的說，有這種「捏軟柿子」心理的，又何止是個別保安呢？ 這兩天我我剛好看到了另一則新聞，某地醫院的一位護士，點了一份外賣，因為只寫了科室沒寫樓層，外賣員無法送上樓。結果該護士就打電話過去追責。按說這本來也沒什麼，用戶權益么，可是那位護士在打電話時說的一句話特別讓人受不了：「你就是個社會底層，怎麼能這麼（跟我）說話呢？」 網路圖片 我看到這則新聞的時候，就覺得這位護士的思維方式真的既可笑又可鄙——說句不好聽的，如果真的要在各種職業當中分個三六九等，同為「伺候人」的行當，護士又到底能比外賣員「高端」多少呢？你說人家是底層，那你不是么？ 我們現實中有些人，真的就是這樣對待他人的。越是自己身處底層，反而越是以過時而庸俗的層級的身份去審視、衡量他人，媚上虐下，一定要比出一個他比別人更「上層」的結果來，以求心理滿足。宛如未庄的阿Q總覺得自己比王胡或小D高級一些。 這讓我想起了魯迅先生當年對我們國民性的諷刺：「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仆臣台。但是「台」沒有臣，不是太苦了么？無須擔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長大，升而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驅使了。如此連環，各得其所……」 我覺得，這種在他人進行階層比較中找優越感、存在感的心態，是有毒且可鄙的。它在我們社會中的陳陳相因，才是造成外賣員和所有「伺候人」的服務者在現實中壓力、甚至釀造這場兇案悲劇的真正原因。 因為當大量人都像那位護士一樣，潛意識裡認定外賣員是「社會底層」，就會有更多的用戶苛責給他們送單的外賣員、更多保安苛待想要「從此過」的外賣員。 而這樣的人多了，保不準就真會有人像那個殺人的兇徒一樣「弱者之怒抽刃向更弱者」，胸中一有戾氣，就向比他們「更弱」「更底層」的外賣員發泄。 所以，對於這起事件，我不呼籲什麼「改變外賣規則」「抵制資本對人的異化」，因為我知道從事外賣業是那些外賣員們的主動選擇，強行更改外賣的規則，試圖以人的意志扭轉客觀規律，除了讓他們失去這份寶貴的營生別無任何作用。 我要呼籲的，是改變我們的人心，改變那種底層互害、讓更多人從把他人視為更底層的互害心態中走出來，走向「底層互憐」、走向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寬容，互相幫助。 如果你是點外賣的用戶，請你向每一個給你及時送單的外賣員報一個微笑、說一句謝謝、甚至給幾塊錢打賞。 如果你是小區或寫字樓的保安，請給他們多一點通融、幫助。 也請把這種善意普惠到所有你所看到的，為你服務或你所服務的人身上。 別再分什麼「上層」「底層」，因為在這個變動不居的時代里，在這個誰的工作都可能說沒就沒的際遇里，你還分什麼上層底層？ 給你送單的那個外賣員、給你打針的那位護士、為你出門抬桿的那位保安……他可能就是昨天的你，而你，也許會成為明天的他。 是的， 那個爭分奪秒送外賣的小哥就是我， 那個儘力照顧病人周全的護士就是我， 那個在寒風中看門護院的小區保安就是我。 請對所有這些默默無聞的「底層人」報以微笑， 請看見他們的辛勞， 請理解他們的困苦， 請不要對他們發泄你從別處得到的戾氣。 因為如果我們不這樣做， 下一個突遇風波、淪入底層、掙扎求生，卻無人憐憫的人， 就一定是我！ 我們無法決定冬天是否到來， 但我們可以決定向他人傳遞冷漠還是溫暖。 凜冬之中，就讓我們彼此相憐。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海邊的西塞羅
近日，鶴壁日報社製作部官方賬號（抖音號：86434129051）發布了一段「男子拍下六旬老漢帶四個娃坐公交」的視頻，標註時間地點為：12月31日 河南.商丘。 視頻畫外音稱，「都說現在生活壓力大，這位大哥六十了，要了4個孩子，我看也不錯，人才興旺」。 這位六旬男子則在鏡頭裡稱：孩子的媽媽年輕又漂亮。 根據我的判斷，鶴壁日報社發布這則抖音視頻的初衷，是為了起到鼓勵生育的作用，宣揚的是「人才興旺」。 有好奇的網友按圖索驥到實地考察拍攝後發現，這位六旬老漢不止有4個孩子，而是5個，都是未成年人，最大者才10歲左右，家庭生活環境破敗不堪、骯髒無比。 然而至今，我們沒有看到孩子們的媽媽露面。 看到這裡，我突然感覺這一幕劇情，與「鐵鏈女」有著太多相似之處。 一，一開始都是官方（官媒）以宣傳正能量的方式開幕，最後也「負能量」翻車而劇終； 二，孩子的媽媽都曾年輕漂亮，但一開始都不露面。 三、孩子多，孩子爸爸年紀大且猥瑣； 四，生育孩子的頻率相似，平均兩年一個； 五、稀飯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食物之一； 網路圖片 六，生活貧困，家庭環境破敗髒亂。 網路圖片 大家猜猜看，五個孩子年輕漂亮的媽媽去哪了？有沒有脖子被鎖上一根鐵鏈關在某個地方精神已經失常的可能？ 如果有這種可能，大家應該怎麼辦？ 我們絕不能容忍剛拯救一個「鐵鏈女」，又冒出千千萬萬個「鐵鏈女」來。 敬請請有關方面介入調查。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衝破黎明前的黑暗
網路圖片 虧本爬出來 大件傢具留在屋裡，鑰匙交給賣房中介，去年3月，徐敏靜離開成都龍泉驛區的家，搬進出租屋。她沒有和房子留下一張合影，「只想趕緊走。」有一年半的時間，小區房價從每平方米1.8萬的高位點下滑到1.4萬，她坐不住了，在2022年年底把房子掛牌上架。 當時，同小區、同戶型的二手房基本都報價130萬。徐敏靜判斷，大部分的賣房者還是希望能從中獲利。她對房價走勢沒有信心，怕拖久了虧得多，直接降到120萬——覆蓋房款和三年來的房貸支出。中介跟她說，這算是「良心價」。 掛牌20多天里，只來了五波人，依然往下砍，「一刀就是十萬。」接著趕上春節假期，人越來越少。徐敏靜急了，聯繫中介又降2萬。終於來了個買家，壓到116萬，徐敏靜咬牙接受了。但簽合同時，對方貸款資質出了紕漏，交易被迫中止。 按這個價格掛了半年，房子才出售。算上還貸的利息，徐敏靜賣房虧了大約10萬。63歲的母親不理解這番折騰：房子就是根，就算房價下跌，也沒必要賣了再去漂泊。而徐敏靜著急的是，要把房產變現，從坑裡出來。從買房到賣房，用她的話說，「被房子綁架」了4年。 徐敏靜最初也有投資的考慮。2017年3月，成都推行限購政策後，房價一路高漲。徐敏靜觀望了兩年，決心「上車」。她看中龍泉驛區是2023年大學生夏季運動會核心場館的所在地，升值空間大。 二十齣頭時，她篤定「別人的生活是別人的，自己就算一輩子租房，也沒什麼問題」。但進入地產媒體行業後，她看到有片區的房價直接翻番，獲取的信息里總充斥著「量價齊漲」「地價天花板」等字眼。某個周一，她得知，工位旁邊的兩個年輕同事都在周末看了房。還聽說有人在搖到購房資格當天，向同事們借錢湊首付，「當時大家都覺得，搖到就是賺到，會很積極地借錢。」 她盤算，等過了政策規定的三年出售期，就轉手這套房子。按當時房價飛漲的趨勢，徐敏靜預估三年後至少能收回40萬，能置換更好的房子。她把下一步的目標鎖定在高新區，在她眼裡那是成都最好的區域，房價近3萬一平。 為了這筆投資，她在2019年背上了每月4000塊房貸，比原本的房租貴了3000。如今回憶起來，徐敏靜覺得這並非一個謹慎的決策——房貸超過月收入的30%，「不符合財經專家所說的安全範圍」。但當時，她確信，這是一筆穩賺不賠的買賣。 那時，她轉型到大廠地產口媒體，月收入一萬多，比當年成都平均月工資高出四千多。她身邊有不少前輩能靠接私活、做項目提高收入。徐敏靜打算在這裡「熬下去」，收入指定一年比一年好。 以前她從不把心思放在省錢上，買房後，工資一到賬就先繳房貸，寬慰自己當作存錢了。打車次數越來越少，點外賣也學會領優惠券下單，她萌生出一種責任感，「感覺自己長大了。」 但壓力漸漸超過了閾值，她發現，在爆雷和疫情的雙重影響下，她的行業在經歷轉型，人員不斷發生變動。這幾年，她換了4份工作，都做不長久，中間甚至有接近一年沒班上。 待業期間，她靠提公積金維持貸款，最拮据的時候倒騰過信用卡。買房一年多，徐敏靜還了十幾萬，後來才發現，這些錢大部分都是利息。一種被欺騙的感覺包裹她，「這十幾萬，幹什麼不好？」母親來和她一起住的時候，她不能在家發泄情緒，就跑去天台砸碎玻璃汽水瓶。 網路圖片 北方一線城市的互聯網人覃逸也在買房後，才發現還貸是在給銀行打工。他和徐敏靜在同一年買房，每月房貸一萬三左右。他「不敢花錢」，喝的咖啡從40多元降到10元，最後索性自己煮。四年來，他還了近40萬利息，本金只有20萬。 去年7月，公司砍掉了覃逸所在的產品線。身為部門總負責人，他也沒有逃過被裁員的命運。這一年他34歲，認為這個年紀沒法在互聯網再找到更好的工作，決定回老家威海。至於這套房產，他想過出租，但這不現實——按市場價，最多帶來每月6500元租金，遠不能覆蓋房貸。 他沒有戶口，即便擠進了這座大城市的東五環，房產也不能成為孩子上學的資本。賣房成了最優解。覃逸想以445萬成交這套45平的一室一廳，避免成為「房損一代」。但他在中介平台上看到，同小區、同戶型的房子基本都掛的是420萬。 賣房的80多天里，他每天都會接待一批看房者，但幾乎沒有人主動出價。為了儘快脫手，他三次降價，最終以415萬成交，比預期低了30萬。房子被一位中年買家全款買走。閑聊中，覃逸得知對方住著價值千萬的房子，買下這套房只為給海歸的孩子落戶。 這兩年，不斷有人靠折價賣房止損。有鄭州的房產中介對媒體稱，由於二手房較2017、2018年降價了百分之二三十，有家裡遭遇變故的業主無法支撐高額月供選擇「免費送房」——只要買方願接過房貸，房子就直接過戶。 社交平台上，也出現不少寧願虧本也要「從坑裡爬出來」的購房者。湖南一對80後夫妻在2018年「上車」期房，4年後小區附近的設施沒有如期完善，房價每平米也降了好幾百，為了避免損失，夫妻倆提前還清20多萬貸款，在2022年年底賣房，虧了30多萬。有留言甚至說，把「賣房換租」看作是一種「反向置換」的辦法。 心理綁定 徐敏靜記得，搬新家那天，家裡來了許多親戚。有人拿來象徵「節節高」的甘蔗、帶有好兆頭的發糕和橙子，搞了一場熱鬧的「進門儀式」。長輩們把買房當作一件大喜事，在他們眼中，這和成功的人生緊密掛鉤。 2019年過完年，徐敏靜在家裡支持下買的龍泉驛區這套二手房。76平的三室一廳，單價每平不到1.4萬。父母很高興，認為女兒是在成都落定了，即便沒有結婚，也算有了一個家。母親常拿她和同齡人做比較，說她能獨立還貸，稱得上優秀。 徐敏靜清楚，自己是被裹挾「上車」的。2015年下半年，在重慶工作的她考慮換城市發展，當時母親勸她回家進體制，還說如果答應就給她買房、買車。但從小到大，徐敏靜都盼著逃離母親的視線。 家鄉是四川一座小城，徐敏靜總覺得，人和人之間沒有秘密。高中一次下晚自習的途中，她給母親打電話，還沒等她開口，母親就說：有人看到你在某某路口上，你在幹嘛呢？徐敏靜心裡發毛，形容自己像活在一張無形的網裡，長大後不想再回去。 後來，徐敏靜在成都定居，母親仍試圖干預，催她買房、結婚。當時她還忙著打拚，想等有婚育需求再買，況且每月1000多已經能租房住，她不著急。但同齡人陸陸續續都在買房，表哥大學一畢業，父母就給他安家置業，小一歲的表弟則在長輩們眼中「最好的年紀」結婚成家，搬進新房。 網路圖片 在這些觀念里，買房和考上名牌大學、找到體面工作一樣，是世俗定義的模板人生中的一個標的。985名校碩士，27歲結婚買房，30歲前年薪百萬，康怡集這些標籤於一身，就會是很多人眼中的「人生贏家」。 畢業後，她和男友留在一線城市的金融圈打拚，婚後雙方父母不斷在提：「安家，就是要有自己的房子。」2019年3月，在樓市交易的小陽春，小夫妻買下了東三環邊上一套二手兩居室。康怡請來設計師，按照自己的喜好，裝了開放式廚房和衣帽間。 解決了「人生大事」，困境沒有消失。一萬七左右的房貸給康怡帶來的更多是「心理上的綁定」，「因為它的存在，你需要維持一份還不錯的收入。」隱性的負擔讓她不敢輕易辭職休息，即便早已不堪重負。 生活一直被工作填滿，她每天加班到十點，周末也常常上班。手機從不關機，甚至婚禮前一天，她都在待命。在新家安裝的浴缸，她一天都沒有用過。然而，賣房、辭職，這些「偏軌」的時刻她從未想過。 康怡一直是「別人家的孩子」，外界的高期待也讓她始終對自己保持高要求，「擔心成長速度不夠快，沒有競爭力。」長期高壓下，焦慮像一鍋沸水快要衝破閥門。直到2022年11月底，她忽然接到爺爺病重的消息，連夜趕回西安。兩周後爺爺去世了，她才在想，自己究竟想過什麼樣的生活？ 是在軌道上度過成功但緊繃的一生，還是跳脫出外界制定的遊戲規則，找到自己的節奏？——最後，她冒出賣房的念頭，想從這件事開始，一點點掙脫世俗的目光，覺得只有先擺脫房貸，才有勇氣辭掉工作，琢磨未來的方向。 出於投資的角度，從事金融的丈夫贊同賣房。夫妻倆觀察到，近年來很多小區三居室的單價面積都高於兩居室，加上房齡已有十多年，再拖幾年，賣價不容樂觀。2022年九月，房子最終以700多萬賣給一對年輕夫婦。康怡說，簽約當天從對方眼神里讀出了憧憬。而現在的她心裡輕鬆多於不舍，「無貸一身輕，我們可以去任何地方開啟新的生活。」 網路圖片 枷鎖與安全感 賣房後，康怡幾乎把所有傢具留給了新主人，和丈夫重新開始租房。租到完全滿意的房子不容易。第一個在郊區，環境好，但房租超過了原先的房貸，通勤也不便利，沒住上一年，夫妻倆決定再換一個。康怡希望小區環境宜居，物業靠譜，最重要的是能有親手布置的餘地。看了50多套房之後，他們才定下來。 卸下房貸壓力後，她裸辭自立門戶，接待自己的客戶，也嘗試自媒體。擺脫了高強度的職場生活，單幹的收入不如上班的待遇高，也不穩定。偶爾焦慮冒出頭時，丈夫的支持暫時給康怡吃下一顆定心丸。她現在發現，內心是否安定不是一套房能解決的，歸屬感或許來自穩定的親密關係，或許根植於謀生能力，「可能要用一輩子去爭取。」 某種程度上，「賣房換租」後會讓一些人有了能周轉的資金，嘗到這樣相對的自由。去年上半年，一位單親媽媽賣掉一套在一線城市五環內的房產，拿回115萬房款，租到郊區新小區的小高層，三居室坐北朝南。客廳落地窗外是一片綠地，她常和孩子在那兒散步，寬敞的客廳也讓家人之間有互不打擾的空間。 她原先的家是一套單層面積25平的Loft，空氣不流通，待久了容易憋悶。房子在商圈附近，熱鬧擁堵，她覺得不適合孩子成長。賣房後，她拿出30萬存做定期，當作孩子未來三年上幼兒園的學費。有這筆錢兜底，她在下半年辭掉了穩定的工作，開始創業。 像打開了一個枷鎖，一開始總會看見解脫的幸運，但之後的限制會換種方式接踵而來。賣掉大城市的房產，手握百萬存款回老家生活，覃逸本來也期待自由的生活，但離家十多年再回到父母身邊，35歲的他感覺重新變回一個孩子。 上個月，父母信不過覃逸找的租房中介，非要找熟人幫他看房。租房預算也受限。最初，覃逸想花3000元租在海邊，享受海景。父母說，1000塊錢的房子也能住，何必再多花這麼多錢。看在老人操心的份上，覃逸只好尊重了他們的意見，租下一套兩年多前精裝交付的三居室。 網路圖片 徐敏靜在上半年重新租房後，也繼續陷入跟長輩觀念的拉扯中。還是在龍泉驛區，她租下一套總面積40多平的Loft，月租2200元。搬家那天，行李塞了滿滿三四輛小型麵包車，紙箱堆在客廳，沒處下腳。母親來幫忙，收拾出租屋的衣櫃時，看了一眼地上堆積的衣物，對著逼仄的空間滿臉發愁。 當初買房後，母親從老家搬去，跟她一人用一個卧室。母親很滿意那個家，幾乎把老家自用的東西都安放進去，還新添了電器，布置上花瓶和花。換租後這一年，母親只來短住過三次，時常抱怨。徐敏靜選擇沉默，她一直是個順從的女兒，以前定志願、選專業全是母親在安排。 決定賣房，算得上她的一次叛逆。那天她們在電話里起了爭執，母親又拿她和同齡人做比較，壓力累積到極點，徐敏靜脫口喊到：「你所想的這個我，是我展示給你的，真實的我你知道嗎？你不知道！」 去年6月，徐敏靜待了兩年的地產口報道站點關停，她又一次遭遇裁員。沒有房貸壓力，又有賠償金兜底，失業後的她想按下暫停鍵，思考日後去向。她開始研究短視頻，考慮放下這些年的沉沒成本去轉型。 買房四年來，她沒有告訴過父母自己在工作中遭遇的變動，待業時也獨自扛下房貸。如今，表弟生了二胎，長輩又不停催促她成家。她厭倦母親用這些價值去衡量自己，可她做不到不受家人影響，「不能太自我，說白了還是要給他們一個交代。」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極晝工作室
東北大蘿蔔們，你們好！ 不知道你們聽到『東北大蘿蔔』這個昵稱是怎樣的感受，但我想，應該可以部分體會到我作為南方人聽到『南方小土豆』的膈應。 對，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所以我重新講一遍。 熱情的哈爾濱朋友們，大家好！ 首先說一下，我非常高興看到哈爾濱當下旅遊市場的火爆，看到全社會對東北這片區域的關注，我也非常嚮往到冰雪大世界撒歡玩兒。所以，我沒有任何惡意，純粹是一個善意的提醒。 無論是在公共話題的傳播中，還是在旅遊服務的執行中，人與人之間的邊界感是一個很重要的概念。『南方小土豆』這種雜糅著寵溺與偏見的稱呼，它最大的風險在於打破了人與人之間的邊界感。 一個很簡單的道理： 關係很好的哥們兒見面，你喊他『胖子』，甚至『傻X』都是常見的，是不會被惡意解讀的。但是你隔著一條馬路喊： 「對面那個胖子，幫我把球丟過來。」 這就不太合適對吧？ 『南方小土豆』也是這麼個道理，從南方過去的姑娘們這麼自稱自嘲沒問題，某些自媒體跟著起鬨調侃也沒問題，但你們哈爾濱官方和哈爾濱市民也拿它來稱呼外地遊客，甚至還覺得這是表達熱情好客的方式，那就誤會大了…… 其實稱呼什麼的都是小節啦，我也不是非要上綱上線，但稱呼背後所反映出來的『邊界感』的問題，或者說社會文化差異問題，其實對哈爾濱以及整個東北至關重要。 請注意，這個問題是對東北重要，而不是對外地遊客重要。 遊客如果覺得被冒犯、不舒服，可以選擇不去或者去過一次不再去。但東北如果繼續維持甚至強化這樣一個粗豪（當地人自認為是豪爽）的形象，其實對經濟發展是非常不利的。 東北要發展經濟留住人口，最大的難題（沒有之一）是『投資不過山海關』的觀念。這種觀念的形成是有深遠社會文化背景的： 東北人認為的很多正常的人際交往方式和做事情的方式，在市場經濟相對發達的南方社會看來是非常扭曲、非常危險的。 人和人之間缺乏邊界感，覺得滿世界都是爺的領地，所以才有『你瞅啥』『瞅你咋地』的主動冒犯，而不是默認保持一個善意的安全距離。 人和權力之間缺乏邊界感，認為任何權力都有空子可鑽，所以做任何事情都是先想著找關係，哪怕是拐了十八道彎的關係，以至於誇張到辦一張公交卡都要去找熟人，就很離譜。 網路圖片 我就很納悶兒，這有什麼必要動用人脈呢？ 政府和企業之間缺乏邊界感，覺得企業的任何事情都可以被管起來，所以再偏門的公權力單位都覺得自己可以去企業插一杠子、撈一瓢油水，以至於企業光是應付各種檢查辦證就已經不堪重負，哪還有餘力去創新發展呢？ 邊界感導向的不是疏離，而是規則。人和人之間按文明規則相處，而不是按關係親疏來決定用哪副面孔。恰恰是這種必要的邊界感，才讓每個人在社會中處於一個舒展的狀態，可以在更廣闊的空間里發展。 邊界感的導向的不是冷漠，而是安全。你想對一個陌生人表達善意，可以先問一句「你好，你需要幫助嗎」，而不是上去就拽人，「南方小土豆，上我車，我送你去」。後者真的會讓很多南方人覺得不安全，覺得被冒犯。 邊界感導向的不是失控，而是活力。政府和企業之間保持必要的邊界感，少插手一些企業的經營活動，並不會導致企業無序發展而失控，恰恰相反，企業會在法律的框架內盡情地努力創新，為地區經濟發展貢獻活力。 缺乏邊界感的社會，人們總是會用「我這是為你好」來打破邊界，喊你『南方小土豆』是寵你，把你推到兒童滑道是為了你更安全滑下去，到你企業檢查是為了幫你合法合規經營…… 網路圖片 很多人沒想通的地方在於： 我明明是好意，你怎麼不領情還反過來埋怨我呢？ 殊不知，重點不在於善意惡意，而在於有沒有邊界感、規則感，有沒有市場經濟意識。 缺乏邊界感的社會文化不改，外地遊客的旅遊體驗不會好，大東北的投資環境也不會好。 真心希望那麼美麗富饒的哈爾濱和大東北能夠以積極的改變打破『投資不過山海關』的成見。 文章來源文章公眾號：基本常識
「怎麼看待老百姓有錢不敢花，不願意花的問題？」 據說，白岩松問了個腦殘的問題，被全網噴成了篩子。 「何不食肉糜」，「給快餓死的人灌開塞露」，「太監對美女不動心是因為他不想動嗎」…… 一時間，類似的批判鋪天蓋地。 因為看到的視頻都只有三四十秒，我上網搜到了完整的節目。看完後，我發現他們的對話並不是網上說的那樣。 這段視頻來自於—— CCTV2023年12月29日《新聞1+1》的節目《元旦春節促消費，今年有何不同？2024年促消費重點關注哪幾方面問題？》 與白岩松對話的，是G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二級研究員、市場經濟研究所原所長王微。 網上那段對話的完整文字版如下： 白岩松： 王教授，你看啊，一說到這個促消費，老百姓馬上第一反應肯定是「我沒錢，你得讓我錢多一點，我才能消費啊」，這是一個。 還有一個是，有錢，他也不敢花，不願意花，您怎麼看待這兩種因素，讓人有錢，讓人願意花錢？ 王微： 應該說這幾年呢，中國經濟社會中出現了一種非常重要的現象，就是消費的分化。一部分人，是錢少，不夠花；還有一部分人呢，是有錢不能花。 對於錢少不夠花的呢，我們更重要的是通過穩定經濟增長、穩定就業，來讓老百姓的收入能夠得到穩定的增長； 同時呢，對於有錢不想花，是跟老百姓的這種信心、預期，和他這個消費能不能得到滿足啊，有很大的關係啊。 特別是在提振信心方面，2023年，實際上我們在整個推進經濟穩定增長的過程中，就是要給大家一個信心。 同時呢，我們也在通過政策的推動，和一些改革的措施，能讓老百姓的消費環境，更加完善，讓他有錢敢消費。 再有，就是要創造新供給，讓他的錢能夠花得出去。 看吧，無論是白岩松還是專家王微，其實都是提到了「老百姓沒錢」這個意思的。 尤其是白岩松，最起碼在這一段，是沒什麼太大問題的。他不過是問了一個問題： 如何讓人們有錢？如何讓人願意花錢？ 站在2024年的年頭，我們不得不承認，白岩松這個問題，是個好問題，也是個真問題。如果以誠懇的態度繼續往深了探討，是能夠觸達社會的弊病和本質的。 但可惜的是，他們並沒有這樣誠懇的態度。 他們雖然都提到了「沒錢」、「錢不夠花」、「增加收入」，但這樣的提及，更多是邏輯上的必然。要討論花錢，在邏輯上就不可能迴避【有沒有錢】這個前提；為了維護最起碼的底線，他們不得不提一嘴，不過也僅僅是提一嘴，並不想真心實意想要討論這個問題。 所以，當白岩松眉頭緊皺地提出這個問題，專家就煞有介事地表示，增加收入，就要穩定經濟增長、穩定就業。然而，這樣正確的廢話，沒有任何實指，說了等於沒說，隨便抓個高中生都比這說得全面，何須勞動G務院級別的專家？用正確的廢話，就是來堵住往深處討論的可能 他們輕飄飄地忽視掉「有沒有錢」的問題後，就又挖空心思算計你手裡的仨瓜倆棗。 專家給出了三個讓人願意花錢的方法。 一、讓人們有信心花錢。人們有錢不願意花，當然是對未來沒有信心。但問題在於，提振對未來的信心，靠的是找出病因，對症下藥，而不是說車軲轆話。我問，如何提高孩子的成績，你說要讓孩子有信心提高成績，我需要你放這車軲轆屁？ 二、通過一些政策和改革，完善消費環境，讓老百姓敢花錢。這就更讓人迷惑了，我不敢花錢，原來不是因為我沒錢，而是因為消費環境不行啊。這就好比，一家店想讓我吃得起他家的飯，不是給我發錢，或者降價，而是把店裡裝修了一番。開什麼玩笑呢？ 三、讓投資創造新的供給，老百姓才能把手中的錢花出去。我之前不買車，是因為投資沒有創造新能源汽車的供給，而不是因為我本來就買不起燃油汽車。這意思就是，我不願意花錢，我的錢花不出去，原來是因為我的錢沒地方可花啊。 我不是經濟專家，憋不出新供給之類的名詞，我只知道，如果想讓我花錢，只需要滿足三個很樸素的條件： 一、首先我得有錢。 二、錢花出去後，我還能剩點錢，遇到事能兜底。 三、我知道，這筆錢花完後，下個月我就能再掙一筆。 如果連這三點都不能保證，其他的蛋扯得再花哨，都是白扯。 但這樣的蛋，就在央視，在眾目睽睽之下被扯了起來。 一個央視主持人，一個G務院專家，都裝作一副要把真問題擺在明面上討論的假惺惺的樣子，但又把這個問題用一些空洞的概念和套話，輕飄飄地給擱置了，糊弄過去了。 而人們真實的收入狀況，收入分配方式的不公，權力對民營經濟的擠壓等等，像房間里的大象，被視而不見。 這是比直接假定你有錢更惡劣更噁心的行徑，因為它有意忽視了你的真實需求，忽略了你的真問題，表面上卻又裝作一副殷切關懷、針砭時弊的樣子，用你的苦與窮，來當遮羞布，裝點門面。 他們提了一個好問題，卻用鬼打牆的方式，來來回回用正確的廢話，消解了那個問題的尖銳性和嚴肅性。當你想知道，城門上寫的是「比丘國」，怎麼改成「小兒城」了呢？人家回答你，原本這是「比丘國」，如今改成「小兒城」了嗎？ 這是雙重的開涮和戲耍。 當真正的答案被束之高閣、視而不見，那個皺著眉頭被問出來的好問題，也不過成了一種存心欺世的表演罷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魏春亮說
在2023年12月31日，河南商丘，有個公交車司機看到有個六旬老漢帶著四個年幼的孩子坐公交，於是手欠拍了個視頻。 在視頻里，一個老頭帶著四個髒兮兮的孩子坐車，不問還以為是他們的爺爺，問了才知道是他們的爸爸。 根據視頻里的水印，找到了這個賬號，是鶴壁日報社製作部的官方賬號。有官方賬號發布，我們自媒體才能跟進。 可能是他們覺得一個老頭都帶了四個子女比較正能量吧。 看他們配的文字就知道他們想宣傳什麼。 都說現在生活壓力大，這位大哥六十了，要了四個孩子，我看也不錯，人財興旺。 並且還提了一句孩子的媽媽年輕又漂亮。 他們想宣傳多子多福，而這個視頻火了之後，就有人去到他們家去拍視頻，於是發現了他們的生存環境宛如垃圾堆。 網路圖片 門口煮著一鍋白菜，不知道是餵豬的還是喂孩子的？ 網路圖片 視頻顯示門口坐著兩個孩子，屋裡有三個孩子，那這個人總共有五個孩子，坐公交車的時候還沒有全部帶出來。 網路圖片 雖然這些孩子看著髒兮兮的，但是他們的樣貌卻不差，五官端正清秀，唯一的一個女孩也挺漂亮。 這就不免讓人好奇，這幾個孩子的媽媽是誰？ 只可惜這個視頻里沒有孩子媽媽的影像，我們不知道孩子的媽媽長什麼樣。 但通過作者回復網友的評論時說孩子媽媽年輕又漂亮，這就讓人產生懷疑了。 一個年輕漂亮的女人會願意嫁給一個又窮又老的人嗎？圖他什麼呢？難道是氣質嗎？ 憑直覺就讓人覺得這其中有故事。 這個視頻的火爆後，很多人都產生了同樣的疑問，但現在這個視頻的作者已經刪除了視頻。 這就更讓人感覺奇怪了。 這個情節讓人想到了豐縣的鐵鏈女，當初也是當地覺得他們家孩子多，有八個孩子，正好可以宣傳一下多子多福，於是很多自媒體都去他家拍視頻，捐款。直到有一個人拍到了被鐵鏈鎖著的孩子的媽媽，輿論才醒悟，這其中可能存在著拐賣。 董志民也是個五十多歲的老男人，家裡也是髒亂差，幾個孩子卻長得十分清秀，在這一點上，這兩件事也是相同的。 前年鐵鏈女事件曝光之時，我也是寫了幾十上百篇文章，雖然那些文章隨著號一起沉入大海，雖然在深夜接陌生的電話，但我對於鐵鏈女案的細節記憶猶新。 如今看到這一幕如此的似曾相識，第一直覺就是這會不會又是拐賣婦女，孩子的媽媽是不是又有精神病？ 網路圖片 而且看地圖就能發現這個地方是挨著徐州豐縣。在鐵鏈女的時候就曝光過這周圍有大量的拐賣婦女。 鐵鏈女是偶然暴露的，這一次也是源於偶然，公交車司機偶然一「手欠」，說不定能暴露其中秘密。 所以我們有理由產生懷疑，孩子的媽媽到底是誰？到底有沒有拐賣？到底生了多少個？到底有沒有精神病？ 當地政府應該去調查一下，如果沒有拐賣，至少還有貧困，都值得幫扶。 希望此事還會有後續。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浣花溪杜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