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每日邮报》报道，哈尔滨这座位于中国东北的冰雪城市，在元旦假期引起了国际媒体的瞩目。报道称，哈尔滨以其不可思议的冰雪景观和零下35摄氏度的寒冷气候吸引了游客们的目光。 有分析认为，《每日邮报》标题中的“brrrrr”可能是形容人冷得发颤的叫声，同时也可能化用了谐音梗(Raise the bar)，以此表扬哈尔滨提升了旅游景区的标准。 火爆的元旦假期 元旦假期，哈尔滨举办了各种独特的冰雪活动，如冰雕、音乐演出、烟花表演等，吸引了大量游客的蜂拥而至。不仅在国内引起热潮，哈尔滨的旅游热潮也在国际媒体如路透社、《每日邮报》、新加坡亚洲新闻台(CNA)、《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等处得到关注。 来源：新华社 路透社报道称，哈尔滨在元旦假期吸引了创纪录数量的游客，许多人被冰雕的壮观所吸引。这些冰雕是用取自松花江上的冰块建造而成，在夜幕降临时被灯光照亮。 为了吸引游客，哈尔滨推出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并改善了餐饮、住宿和购物等服务。据中方媒体数据，元旦期间，哈尔滨市累计接待游客304.79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59.14亿元，超过2019年同期。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的数据显示，全省累计接待游客661.9万人次，同比增长173.7%；旅游收入69.20亿元，同比增长364.7%。 国际游客的兴趣高涨 哈尔滨的旅游热潮也吸引了外国朋友的兴趣。英国博主“Barrett看中国”分享了自己在哈尔滨旅游的体验视频，赞叹冰雪大世界的壮观景象。美国人上官杰文和新西兰媒体人安柏然也表达了对哈尔滨的兴趣，计划前往旅游。 来源：网络截图 在社交媒体上，许多网友表示被哈尔滨的美丽和神奇所吸引。有网友表示“神奇而美丽的地方，我很想去那里。”外国游客的期待，使得哈尔滨成为这个寒冬里的新晋“顶流”。 哈尔滨的冰雪风光在国际上引起轰动，各国网友纷纷表示“被震撼，想去”，使得这座冰城在寒冬中焕发出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更多游客的关注和探访。
从没有任何一条规则能杀人，能杀人的，从来都是我们心中的傲慢与偏见，戾气与恶意。 各位好，刚看了三联生活周刊的一则报道《青岛保安刺死外卖员：小区门口的冲突与杀害》，有一种遏制不住的感慨，随笔写下了这篇文章。 1 在报道当中，那个不幸殒命的外卖小哥李越凯，记者给他做了形象还原——32岁，未婚，父母年近六十，家中曾经对他期望颇高，高中一毕业就送他到澳洲留学，攻读心理学，总共花了一百多万。从澳洲回来后，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一直在送外卖打零工补贴家用，看得出，小李是个非常勤奋有想法的人，想自己创业、做木工、把手工家具发到网上售卖，看到视频平台很火，就想拍短视频推售家具，但回国五六年了，一直没激起什么水花。所以只能出来送外卖，同时过着一种低欲望的生活。“他说不打算恋爱和结婚，只希望经济上取得一点成绩，父母有经济压力。”入职外卖员的几天，他工作很勤奋，别人一天送几十单，他送100单。 但就在他在为自己的未来奔波的时候，一次与小区门口保安的争执，和突然刺来的凶刀，结束了他的生命。 网络图片 我读到这个画像的时候很触动，因为我在他身上看到了我自己的影子，也许另一个时空位面里，我就是他，他就是我。 32岁，这刚好是两年多前，我从单位辞职，开始专职做自媒体的年纪。尤其记得，当时领导在签字放我走之前，还最后劝了我一句，说“小西，你可能想好了。自媒体可不比铁饭碗。也许你出了单位这个门，你的号立刻就没了。到时候你怎么办？” 当着领导的面，我当然感谢一番领导，然后请他放心。可是真辞职出来，我自己心里也在自嘲：是啊，万一那样了。我怎么办？ 我不敢给家里打电话，怕他们无谓的担心。只能跟朋友商量，然后自己给自己打气，说“大不了，出门送外卖呗。总还能养活自己。” 朋友说：“拉倒吧！你复旦大学毕业，最后沦落到去送外卖，这不跟北大出来卖猪肉一样惊世骇俗么？” 我当时苦笑：“这有什么不可以呢？人总得活着吧？” 是啊，人总得活着吧？从开过那个玩笑之后，我点外卖时有了个习惯，会把外卖平台送我的那个红包，用打赏的方式转送给外卖员。虽然也就三块五块的，但多少也是一份心意。 我也曾自嘲的想，这是不是一种伪善呢？ 但想过之后我发现不是的，我这样做的唯一原因，仅仅是因为我在开过那个玩笑之后，真的意识到了一个事实——如果我的自媒体创业失败，或者像新闻中的那位小哥一样，屡次努力而不得门可入，我可能真的就去送外卖了。因为我总得活着。 你看这位不幸的外卖员，留学归来，因为际遇不好，不也得送外卖为生么？ 所以，我、我们和那些外卖员之间，真的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职业鸿沟”。我们不过就是这个漂泊不定的社会当中奋力挣扎的个体而已。区隔我们的，不过是几个偶然的运气与际遇。 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工作确实不好找，而阶层沦落，确实太容易了。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外卖小哥的不幸遭遇引发了那么多网友共鸣的原因——我们都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我们本质上是在同情自己。 2 但我觉得这种讨论中，有一种倾向是让我不赞同的。那就是很多人讨论了半天，最终会把矛头指向外卖员这份职业，认为是外卖平台要求小哥必须准时送单的契约和算法激化了双方的矛盾，让外卖员“困在算法”中，甚至“害死了小哥”。 我觉得这个流传甚广的想法有问题。 首先从报道还原的新闻事实我们能很容易的看到，外卖这份职业，至少给李越凯在困境中提供了一种自食其力挣钱的机会——“海归大学生回国送外卖”这个说法听上去固然很令人，但至少比“海归大学生回国在家待业”要强得多！在确实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的时候，能跑几单外卖，自食其力的挣钱，这难道还不正能量么？ 而很多人一说起外卖员太辛苦，就呼吁要严管、乃至取消外卖这个行业。这种思路之幼稚，让人想起了郭德纲老师讲的那个笑话：村里的“大善人”看不得乞丐要饭，就要要把全城的乞丐都赶走，以图他良心安宁。 是的，真要实现在了这样的思路，固然能让很多善男信女心里好受一些，可是却会让更多的李越凯们沦入更困难的现实境地当中——只不过我们不再那么容易看到罢了。 还有人呼吁平台应该“放宽算法和送单时效，让外卖员们不要那么赶”。这个想法看似慈善，实则也是似是而非—— 我们必须要澄清一个问题，促使外卖员抓紧时间送单的规则，到底是谁制定呢？表面上看，似乎是平台方与他们签订的契约。但实则不然，是外卖行业目前的供需关系和商业规律使然。 根据全国总工会公布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结果，目前全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达8400万人，而这个“新就业形态”主要指的就是大家所熟悉的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代驾司机等以网约服务业。 而若问，到底是什么让网约服务业拥有如此庞大的就业人口吸纳量呢？ 答案是网约服务业的高效、快捷与廉价。简单的说，就是因为当你叫外卖时，能够预期到快递小哥会迅速而且便宜的把外卖送给你，才会有这么多人选择外卖、网约车等服务。 请问，如果我们不依靠市场的自然调解，而是主动强行更改外卖平台的送单契约。那会造成什么呢？ 表面上看，可能会缓解外卖员的压力。但长期结果却一定是，外卖业在用户的眼中不再那么快捷、廉价了。进而很多用户会放弃选择点外卖。快递员最终的总体接单池会迅速萎缩，最终导致这个行业无法容纳那么多的工作机会，让很多李越凯们失去获得“落脚工作”的机会。 网络图片 是的，把悲剧归因于行业送单契约的严格，说外卖员“困在算法里”。这是一种很多人在看到此类新闻时最容易想到的议论，可是这种议论却也是最廉价而无用的——让外卖员不得不赶时间的，是该类服务业目前所达成的客观供需平衡，表面的平台规则无非是呈现了这种市场的动态平衡罢了。 幻想通过强力的方式，强行修改这个契约的实现与价格，或者简单的谴责平台。也许能解一时之气，但一切试图与经济客观规律作对的一厢情愿，一定是受到规律的反噬和惩罚。最终为此买单的，依然是那些奔波的外卖员。 所以我觉得，眼下某些评论对这起新闻的评说，有些跑偏了，把矛头对准外卖这个行当，空说些什么“资本对人的异化”“困在算法里”。这些议论停留在“评论家的轻易”中，是一种简单归因的想当然，是空想者试图修改客观规律的狂妄。 那么，我们从此事中，应当得到的正确反思，到底应该是什么呢？我觉得还是要先回归到个案的本身当中，才能瞧出端倪。 3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该起事件是一起偶发的恶性凶杀案，那个杀害外卖小哥的保安，你就很难将他归为一个“正常保安”，正常保安谁闲着没事带刀上岗执勤，一言不合捅别人一刀啊？ 可以想见，在这起悲剧发生之前，这个保安身上其实已经自带了一种戾气，隐约产生了那种无差别攻击，就是要找一个人来捅一捅的恶念。而那位外卖小哥，则不幸撞到这个恶徒的倒扣上。甚至他有可能是为该小区业主挡了刀——反正刀已经在手了，如果这个恶徒不是因为当天的争执捅了他，他没准也会为别的争执去捅别人。 网络图片 但是，这名保安最终挑上了外卖小哥下手，又有一定的必然性——我不知你平时用心观察过没有，国内个别“高档”小区、写字楼的保安，平素确实经常找外卖员的“茬”的。人家要进去送个快递，在可放可不放的“自由裁量”之间，有些保安就会天然倾向于不放。 我自己出门在外，就亲见过了不止一次这种事情，写这篇文章时，我都能回忆起某些保安“拿”住外卖员时的那种神态，面对对方送单时限快到，却不得门而入时的哀求，有些保安脸上居然生出了一丝居高临下的管理者的得意与享受。 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底层互害的心态在作祟——有些保安作为服务业从业者，有自己的工作压力。这种压力产生的戾气，除非遇上疫情那种极特殊情况，他们无法向业主或上级这样的强者发泄，于是会更倾向于拿捏比他“弱”的外卖员。通过“管理”对方获得一种心理补偿。 而推而广之的说，有这种“捏软柿子”心理的，又何止是个别保安呢？ 这两天我我刚好看到了另一则新闻，某地医院的一位护士，点了一份外卖，因为只写了科室没写楼层，外卖员无法送上楼。结果该护士就打电话过去追责。按说这本来也没什么，用户权益么，可是那位护士在打电话时说的一句话特别让人受不了：“你就是个社会底层，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呢？” 网络图片 我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就觉得这位护士的思维方式真的既可笑又可鄙——说句不好听的，如果真的要在各种职业当中分个三六九等，同为“伺候人”的行当，护士又到底能比外卖员“高端”多少呢？你说人家是底层，那你不是么？ 我们现实中有些人，真的就是这样对待他人的。越是自己身处底层，反而越是以过时而庸俗的层级的身份去审视、衡量他人，媚上虐下，一定要比出一个他比别人更“上层”的结果来，以求心理满足。宛如未庄的阿Q总觉得自己比王胡或小D高级一些。 这让我想起了鲁迅先生当年对我们国民性的讽刺：“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舆，舆臣隶，隶臣僚，僚臣仆，仆臣台。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 我觉得，这种在他人进行阶层比较中找优越感、存在感的心态，是有毒且可鄙的。它在我们社会中的陈陈相因，才是造成外卖员和所有“伺候人”的服务者在现实中压力、甚至酿造这场凶案悲剧的真正原因。 因为当大量人都像那位护士一样，潜意识里认定外卖员是“社会底层”，就会有更多的用户苛责给他们送单的外卖员、更多保安苛待想要“从此过”的外卖员。 而这样的人多了，保不准就真会有人像那个杀人的凶徒一样“弱者之怒抽刃向更弱者”，胸中一有戾气，就向比他们“更弱”“更底层”的外卖员发泄。 所以，对于这起事件，我不呼吁什么“改变外卖规则”“抵制资本对人的异化”，因为我知道从事外卖业是那些外卖员们的主动选择，强行更改外卖的规则，试图以人的意志扭转客观规律，除了让他们失去这份宝贵的营生别无任何作用。 我要呼吁的，是改变我们的人心，改变那种底层互害、让更多人从把他人视为更底层的互害心态中走出来，走向“底层互怜”、走向人与人之间的互相宽容，互相帮助。 如果你是点外卖的用户，请你向每一个给你及时送单的外卖员报一个微笑、说一句谢谢、甚至给几块钱打赏。 如果你是小区或写字楼的保安，请给他们多一点通融、帮助。 也请把这种善意普惠到所有你所看到的，为你服务或你所服务的人身上。 别再分什么“上层”“底层”，因为在这个变动不居的时代里，在这个谁的工作都可能说没就没的际遇里，你还分什么上层底层？ 给你送单的那个外卖员、给你打针的那位护士、为你出门抬杆的那位保安……他可能就是昨天的你，而你，也许会成为明天的他。 是的， 那个争分夺秒送外卖的小哥就是我， 那个尽力照顾病人周全的护士就是我， 那个在寒风中看门护院的小区保安就是我。 请对所有这些默默无闻的“底层人”报以微笑， 请看见他们的辛劳， 请理解他们的困苦， 请不要对他们发泄你从别处得到的戾气。 因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 下一个突遇风波、沦入底层、挣扎求生，却无人怜悯的人， 就一定是我！ 我们无法决定冬天是否到来， 但我们可以决定向他人传递冷漠还是温暖。 凛冬之中，就让我们彼此相怜。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海边的西塞罗
近日，鹤壁日报社制作部官方账号（抖音号：86434129051）发布了一段“男子拍下六旬老汉带四个娃坐公交”的视频，标注时间地点为：12月31日 河南.商丘。 视频画外音称，“都说现在生活压力大，这位大哥六十了，要了4个孩子，我看也不错，人才兴旺”。 这位六旬男子则在镜头里称：孩子的妈妈年轻又漂亮。 根据我的判断，鹤壁日报社发布这则抖音视频的初衷，是为了起到鼓励生育的作用，宣扬的是“人才兴旺”。 有好奇的网友按图索骥到实地考察拍摄后发现，这位六旬老汉不止有4个孩子，而是5个，都是未成年人，最大者才10岁左右，家庭生活环境破败不堪、肮脏无比。 然而至今，我们没有看到孩子们的妈妈露面。 看到这里，我突然感觉这一幕剧情，与“铁链女”有着太多相似之处。 一，一开始都是官方（官媒）以宣传正能量的方式开幕，最后也“负能量”翻车而剧终； 二，孩子的妈妈都曾年轻漂亮，但一开始都不露面。 三、孩子多，孩子爸爸年纪大且猥琐； 四，生育孩子的频率相似，平均两年一个； 五、稀饭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食物之一； 网络图片 六，生活贫困，家庭环境破败脏乱。 网络图片 大家猜猜看，五个孩子年轻漂亮的妈妈去哪了？有没有脖子被锁上一根铁链关在某个地方精神已经失常的可能？ 如果有这种可能，大家应该怎么办？ 我们绝不能容忍刚拯救一个“铁链女”，又冒出千千万万个“铁链女”来。 敬请请有关方面介入调查。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网络图片 亏本爬出来 大件家具留在屋里，钥匙交给卖房中介，去年3月，徐敏静离开成都龙泉驿区的家，搬进出租屋。她没有和房子留下一张合影，“只想赶紧走。”有一年半的时间，小区房价从每平方米1.8万的高位点下滑到1.4万，她坐不住了，在2022年年底把房子挂牌上架。 当时，同小区、同户型的二手房基本都报价130万。徐敏静判断，大部分的卖房者还是希望能从中获利。她对房价走势没有信心，怕拖久了亏得多，直接降到120万——覆盖房款和三年来的房贷支出。中介跟她说，这算是“良心价”。 挂牌20多天里，只来了五波人，依然往下砍，“一刀就是十万。”接着赶上春节假期，人越来越少。徐敏静急了，联系中介又降2万。终于来了个买家，压到116万，徐敏静咬牙接受了。但签合同时，对方贷款资质出了纰漏，交易被迫中止。 按这个价格挂了半年，房子才出售。算上还贷的利息，徐敏静卖房亏了大约10万。63岁的母亲不理解这番折腾：房子就是根，就算房价下跌，也没必要卖了再去漂泊。而徐敏静着急的是，要把房产变现，从坑里出来。从买房到卖房，用她的话说，“被房子绑架”了4年。 徐敏静最初也有投资的考虑。2017年3月，成都推行限购政策后，房价一路高涨。徐敏静观望了两年，决心“上车”。她看中龙泉驿区是2023年大学生夏季运动会核心场馆的所在地，升值空间大。 二十出头时，她笃定“别人的生活是别人的，自己就算一辈子租房，也没什么问题”。但进入地产媒体行业后，她看到有片区的房价直接翻番，获取的信息里总充斥着“量价齐涨”“地价天花板”等字眼。某个周一，她得知，工位旁边的两个年轻同事都在周末看了房。还听说有人在摇到购房资格当天，向同事们借钱凑首付，“当时大家都觉得，摇到就是赚到，会很积极地借钱。” 她盘算，等过了政策规定的三年出售期，就转手这套房子。按当时房价飞涨的趋势，徐敏静预估三年后至少能收回40万，能置换更好的房子。她把下一步的目标锁定在高新区，在她眼里那是成都最好的区域，房价近3万一平。 为了这笔投资，她在2019年背上了每月4000块房贷，比原本的房租贵了3000。如今回忆起来，徐敏静觉得这并非一个谨慎的决策——房贷超过月收入的30%，“不符合财经专家所说的安全范围”。但当时，她确信，这是一笔稳赚不赔的买卖。 那时，她转型到大厂地产口媒体，月收入一万多，比当年成都平均月工资高出四千多。她身边有不少前辈能靠接私活、做项目提高收入。徐敏静打算在这里“熬下去”，收入指定一年比一年好。 以前她从不把心思放在省钱上，买房后，工资一到账就先缴房贷，宽慰自己当作存钱了。打车次数越来越少，点外卖也学会领优惠券下单，她萌生出一种责任感，“感觉自己长大了。” 但压力渐渐超过了阈值，她发现，在爆雷和疫情的双重影响下，她的行业在经历转型，人员不断发生变动。这几年，她换了4份工作，都做不长久，中间甚至有接近一年没班上。 待业期间，她靠提公积金维持贷款，最拮据的时候倒腾过信用卡。买房一年多，徐敏静还了十几万，后来才发现，这些钱大部分都是利息。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包裹她，“这十几万，干什么不好？”母亲来和她一起住的时候，她不能在家发泄情绪，就跑去天台砸碎玻璃汽水瓶。 网络图片 北方一线城市的互联网人覃逸也在买房后，才发现还贷是在给银行打工。他和徐敏静在同一年买房，每月房贷一万三左右。他“不敢花钱”，喝的咖啡从40多元降到10元，最后索性自己煮。四年来，他还了近40万利息，本金只有20万。 去年7月，公司砍掉了覃逸所在的产品线。身为部门总负责人，他也没有逃过被裁员的命运。这一年他34岁，认为这个年纪没法在互联网再找到更好的工作，决定回老家威海。至于这套房产，他想过出租，但这不现实——按市场价，最多带来每月6500元租金，远不能覆盖房贷。 他没有户口，即便挤进了这座大城市的东五环，房产也不能成为孩子上学的资本。卖房成了最优解。覃逸想以445万成交这套45平的一室一厅，避免成为“房损一代”。但他在中介平台上看到，同小区、同户型的房子基本都挂的是420万。 卖房的80多天里，他每天都会接待一批看房者，但几乎没有人主动出价。为了尽快脱手，他三次降价，最终以415万成交，比预期低了30万。房子被一位中年买家全款买走。闲聊中，覃逸得知对方住着价值千万的房子，买下这套房只为给海归的孩子落户。 这两年，不断有人靠折价卖房止损。有郑州的房产中介对媒体称，由于二手房较2017、2018年降价了百分之二三十，有家里遭遇变故的业主无法支撑高额月供选择“免费送房”——只要买方愿接过房贷，房子就直接过户。 社交平台上，也出现不少宁愿亏本也要“从坑里爬出来”的购房者。湖南一对80后夫妻在2018年“上车”期房，4年后小区附近的设施没有如期完善，房价每平米也降了好几百，为了避免损失，夫妻俩提前还清20多万贷款，在2022年年底卖房，亏了30多万。有留言甚至说，把“卖房换租”看作是一种“反向置换”的办法。 心理绑定 徐敏静记得，搬新家那天，家里来了许多亲戚。有人拿来象征“节节高”的甘蔗、带有好兆头的发糕和橙子，搞了一场热闹的“进门仪式”。长辈们把买房当作一件大喜事，在他们眼中，这和成功的人生紧密挂钩。 2019年过完年，徐敏静在家里支持下买的龙泉驿区这套二手房。76平的三室一厅，单价每平不到1.4万。父母很高兴，认为女儿是在成都落定了，即便没有结婚，也算有了一个家。母亲常拿她和同龄人做比较，说她能独立还贷，称得上优秀。 徐敏静清楚，自己是被裹挟“上车”的。2015年下半年，在重庆工作的她考虑换城市发展，当时母亲劝她回家进体制，还说如果答应就给她买房、买车。但从小到大，徐敏静都盼着逃离母亲的视线。 家乡是四川一座小城，徐敏静总觉得，人和人之间没有秘密。高中一次下晚自习的途中，她给母亲打电话，还没等她开口，母亲就说：有人看到你在某某路口上，你在干嘛呢？徐敏静心里发毛，形容自己像活在一张无形的网里，长大后不想再回去。 后来，徐敏静在成都定居，母亲仍试图干预，催她买房、结婚。当时她还忙着打拼，想等有婚育需求再买，况且每月1000多已经能租房住，她不着急。但同龄人陆陆续续都在买房，表哥大学一毕业，父母就给他安家置业，小一岁的表弟则在长辈们眼中“最好的年纪”结婚成家，搬进新房。 网络图片 在这些观念里，买房和考上名牌大学、找到体面工作一样，是世俗定义的模板人生中的一个标的。985名校硕士，27岁结婚买房，30岁前年薪百万，康怡集这些标签于一身，就会是很多人眼中的“人生赢家”。 毕业后，她和男友留在一线城市的金融圈打拼，婚后双方父母不断在提：“安家，就是要有自己的房子。”2019年3月，在楼市交易的小阳春，小夫妻买下了东三环边上一套二手两居室。康怡请来设计师，按照自己的喜好，装了开放式厨房和衣帽间。 解决了“人生大事”，困境没有消失。一万七左右的房贷给康怡带来的更多是“心理上的绑定”，“因为它的存在，你需要维持一份还不错的收入。”隐性的负担让她不敢轻易辞职休息，即便早已不堪重负。 生活一直被工作填满，她每天加班到十点，周末也常常上班。手机从不关机，甚至婚礼前一天，她都在待命。在新家安装的浴缸，她一天都没有用过。然而，卖房、辞职，这些“偏轨”的时刻她从未想过。 康怡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外界的高期待也让她始终对自己保持高要求，“担心成长速度不够快，没有竞争力。”长期高压下，焦虑像一锅沸水快要冲破阀门。直到2022年11月底，她忽然接到爷爷病重的消息，连夜赶回西安。两周后爷爷去世了，她才在想，自己究竟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是在轨道上度过成功但紧绷的一生，还是跳脱出外界制定的游戏规则，找到自己的节奏？——最后，她冒出卖房的念头，想从这件事开始，一点点挣脱世俗的目光，觉得只有先摆脱房贷，才有勇气辞掉工作，琢磨未来的方向。 出于投资的角度，从事金融的丈夫赞同卖房。夫妻俩观察到，近年来很多小区三居室的单价面积都高于两居室，加上房龄已有十多年，再拖几年，卖价不容乐观。2022年九月，房子最终以700多万卖给一对年轻夫妇。康怡说，签约当天从对方眼神里读出了憧憬。而现在的她心里轻松多于不舍，“无贷一身轻，我们可以去任何地方开启新的生活。” 网络图片 枷锁与安全感 卖房后，康怡几乎把所有家具留给了新主人，和丈夫重新开始租房。租到完全满意的房子不容易。第一个在郊区，环境好，但房租超过了原先的房贷，通勤也不便利，没住上一年，夫妻俩决定再换一个。康怡希望小区环境宜居，物业靠谱，最重要的是能有亲手布置的余地。看了50多套房之后，他们才定下来。 卸下房贷压力后，她裸辞自立门户，接待自己的客户，也尝试自媒体。摆脱了高强度的职场生活，单干的收入不如上班的待遇高，也不稳定。偶尔焦虑冒出头时，丈夫的支持暂时给康怡吃下一颗定心丸。她现在发现，内心是否安定不是一套房能解决的，归属感或许来自稳定的亲密关系，或许根植于谋生能力，“可能要用一辈子去争取。” 某种程度上，“卖房换租”后会让一些人有了能周转的资金，尝到这样相对的自由。去年上半年，一位单亲妈妈卖掉一套在一线城市五环内的房产，拿回115万房款，租到郊区新小区的小高层，三居室坐北朝南。客厅落地窗外是一片绿地，她常和孩子在那儿散步，宽敞的客厅也让家人之间有互不打扰的空间。 她原先的家是一套单层面积25平的Loft，空气不流通，待久了容易憋闷。房子在商圈附近，热闹拥堵，她觉得不适合孩子成长。卖房后，她拿出30万存做定期，当作孩子未来三年上幼儿园的学费。有这笔钱兜底，她在下半年辞掉了稳定的工作，开始创业。 像打开了一个枷锁，一开始总会看见解脱的幸运，但之后的限制会换种方式接踵而来。卖掉大城市的房产，手握百万存款回老家生活，覃逸本来也期待自由的生活，但离家十多年再回到父母身边，35岁的他感觉重新变回一个孩子。 上个月，父母信不过覃逸找的租房中介，非要找熟人帮他看房。租房预算也受限。最初，覃逸想花3000元租在海边，享受海景。父母说，1000块钱的房子也能住，何必再多花这么多钱。看在老人操心的份上，覃逸只好尊重了他们的意见，租下一套两年多前精装交付的三居室。 网络图片 徐敏静在上半年重新租房后，也继续陷入跟长辈观念的拉扯中。还是在龙泉驿区，她租下一套总面积40多平的Loft，月租2200元。搬家那天，行李塞了满满三四辆小型面包车，纸箱堆在客厅，没处下脚。母亲来帮忙，收拾出租屋的衣柜时，看了一眼地上堆积的衣物，对着逼仄的空间满脸发愁。 当初买房后，母亲从老家搬去，跟她一人用一个卧室。母亲很满意那个家，几乎把老家自用的东西都安放进去，还新添了电器，布置上花瓶和花。换租后这一年，母亲只来短住过三次，时常抱怨。徐敏静选择沉默，她一直是个顺从的女儿，以前定志愿、选专业全是母亲在安排。 决定卖房，算得上她的一次叛逆。那天她们在电话里起了争执，母亲又拿她和同龄人做比较，压力累积到极点，徐敏静脱口喊到：“你所想的这个我，是我展示给你的，真实的我你知道吗？你不知道！” 去年6月，徐敏静待了两年的地产口报道站点关停，她又一次遭遇裁员。没有房贷压力，又有赔偿金兜底，失业后的她想按下暂停键，思考日后去向。她开始研究短视频，考虑放下这些年的沉没成本去转型。 买房四年来，她没有告诉过父母自己在工作中遭遇的变动，待业时也独自扛下房贷。如今，表弟生了二胎，长辈又不停催促她成家。她厌倦母亲用这些价值去衡量自己，可她做不到不受家人影响，“不能太自我，说白了还是要给他们一个交代。”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极昼工作室
东北大萝卜们，你们好！ 不知道你们听到‘东北大萝卜’这个昵称是怎样的感受，但我想，应该可以部分体会到我作为南方人听到‘南方小土豆’的膈应。 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我重新讲一遍。 热情的哈尔滨朋友们，大家好！ 首先说一下，我非常高兴看到哈尔滨当下旅游市场的火爆，看到全社会对东北这片区域的关注，我也非常向往到冰雪大世界撒欢玩儿。所以，我没有任何恶意，纯粹是一个善意的提醒。 无论是在公共话题的传播中，还是在旅游服务的执行中，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感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南方小土豆’这种杂糅着宠溺与偏见的称呼，它最大的风险在于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边界感。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关系很好的哥们儿见面，你喊他‘胖子’，甚至‘傻X’都是常见的，是不会被恶意解读的。但是你隔着一条马路喊： “对面那个胖子，帮我把球丢过来。” 这就不太合适对吧？ ‘南方小土豆’也是这么个道理，从南方过去的姑娘们这么自称自嘲没问题，某些自媒体跟着起哄调侃也没问题，但你们哈尔滨官方和哈尔滨市民也拿它来称呼外地游客，甚至还觉得这是表达热情好客的方式，那就误会大了…… 其实称呼什么的都是小节啦，我也不是非要上纲上线，但称呼背后所反映出来的‘边界感’的问题，或者说社会文化差异问题，其实对哈尔滨以及整个东北至关重要。 请注意，这个问题是对东北重要，而不是对外地游客重要。 游客如果觉得被冒犯、不舒服，可以选择不去或者去过一次不再去。但东北如果继续维持甚至强化这样一个粗豪（当地人自认为是豪爽）的形象，其实对经济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东北要发展经济留住人口，最大的难题（没有之一）是‘投资不过山海关’的观念。这种观念的形成是有深远社会文化背景的： 东北人认为的很多正常的人际交往方式和做事情的方式，在市场经济相对发达的南方社会看来是非常扭曲、非常危险的。 人和人之间缺乏边界感，觉得满世界都是爷的领地，所以才有‘你瞅啥’‘瞅你咋地’的主动冒犯，而不是默认保持一个善意的安全距离。 人和权力之间缺乏边界感，认为任何权力都有空子可钻，所以做任何事情都是先想着找关系，哪怕是拐了十八道弯的关系，以至于夸张到办一张公交卡都要去找熟人，就很离谱。 网络图片 我就很纳闷儿，这有什么必要动用人脉呢？ 政府和企业之间缺乏边界感，觉得企业的任何事情都可以被管起来，所以再偏门的公权力单位都觉得自己可以去企业插一杠子、捞一瓢油水，以至于企业光是应付各种检查办证就已经不堪重负，哪还有余力去创新发展呢？ 边界感导向的不是疏离，而是规则。人和人之间按文明规则相处，而不是按关系亲疏来决定用哪副面孔。恰恰是这种必要的边界感，才让每个人在社会中处于一个舒展的状态，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里发展。 边界感的导向的不是冷漠，而是安全。你想对一个陌生人表达善意，可以先问一句“你好，你需要帮助吗”，而不是上去就拽人，“南方小土豆，上我车，我送你去”。后者真的会让很多南方人觉得不安全，觉得被冒犯。 边界感导向的不是失控，而是活力。政府和企业之间保持必要的边界感，少插手一些企业的经营活动，并不会导致企业无序发展而失控，恰恰相反，企业会在法律的框架内尽情地努力创新，为地区经济发展贡献活力。 缺乏边界感的社会，人们总是会用“我这是为你好”来打破边界，喊你‘南方小土豆’是宠你，把你推到儿童滑道是为了你更安全滑下去，到你企业检查是为了帮你合法合规经营…… 网络图片 很多人没想通的地方在于： 我明明是好意，你怎么不领情还反过来埋怨我呢？ 殊不知，重点不在于善意恶意，而在于有没有边界感、规则感，有没有市场经济意识。 缺乏边界感的社会文化不改，外地游客的旅游体验不会好，大东北的投资环境也不会好。 真心希望那么美丽富饶的哈尔滨和大东北能够以积极的改变打破‘投资不过山海关’的成见。 文章来源文章公众号：基本常识
“怎么看待老百姓有钱不敢花，不愿意花的问题？” 据说，白岩松问了个脑残的问题，被全网喷成了筛子。 “何不食肉糜”，“给快饿死的人灌开塞露”，“太监对美女不动心是因为他不想动吗”…… 一时间，类似的批判铺天盖地。 因为看到的视频都只有三四十秒，我上网搜到了完整的节目。看完后，我发现他们的对话并不是网上说的那样。 这段视频来自于—— CCTV2023年12月29日《新闻1+1》的节目《元旦春节促消费，今年有何不同？2024年促消费重点关注哪几方面问题？》 与白岩松对话的，是G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二级研究员、市场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王微。 网上那段对话的完整文字版如下： 白岩松： 王教授，你看啊，一说到这个促消费，老百姓马上第一反应肯定是“我没钱，你得让我钱多一点，我才能消费啊”，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是，有钱，他也不敢花，不愿意花，您怎么看待这两种因素，让人有钱，让人愿意花钱？ 王微： 应该说这几年呢，中国经济社会中出现了一种非常重要的现象，就是消费的分化。一部分人，是钱少，不够花；还有一部分人呢，是有钱不能花。 对于钱少不够花的呢，我们更重要的是通过稳定经济增长、稳定就业，来让老百姓的收入能够得到稳定的增长； 同时呢，对于有钱不想花，是跟老百姓的这种信心、预期，和他这个消费能不能得到满足啊，有很大的关系啊。 特别是在提振信心方面，2023年，实际上我们在整个推进经济稳定增长的过程中，就是要给大家一个信心。 同时呢，我们也在通过政策的推动，和一些改革的措施，能让老百姓的消费环境，更加完善，让他有钱敢消费。 再有，就是要创造新供给，让他的钱能够花得出去。 看吧，无论是白岩松还是专家王微，其实都是提到了“老百姓没钱”这个意思的。 尤其是白岩松，最起码在这一段，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他不过是问了一个问题： 如何让人们有钱？如何让人愿意花钱？ 站在2024年的年头，我们不得不承认，白岩松这个问题，是个好问题，也是个真问题。如果以诚恳的态度继续往深了探讨，是能够触达社会的弊病和本质的。 但可惜的是，他们并没有这样诚恳的态度。 他们虽然都提到了“没钱”、“钱不够花”、“增加收入”，但这样的提及，更多是逻辑上的必然。要讨论花钱，在逻辑上就不可能回避【有没有钱】这个前提；为了维护最起码的底线，他们不得不提一嘴，不过也仅仅是提一嘴，并不想真心实意想要讨论这个问题。 所以，当白岩松眉头紧皱地提出这个问题，专家就煞有介事地表示，增加收入，就要稳定经济增长、稳定就业。然而，这样正确的废话，没有任何实指，说了等于没说，随便抓个高中生都比这说得全面，何须劳动G务院级别的专家？用正确的废话，就是来堵住往深处讨论的可能 他们轻飘飘地忽视掉“有没有钱”的问题后，就又挖空心思算计你手里的仨瓜俩枣。 专家给出了三个让人愿意花钱的方法。 一、让人们有信心花钱。人们有钱不愿意花，当然是对未来没有信心。但问题在于，提振对未来的信心，靠的是找出病因，对症下药，而不是说车轱辘话。我问，如何提高孩子的成绩，你说要让孩子有信心提高成绩，我需要你放这车轱辘屁？ 二、通过一些政策和改革，完善消费环境，让老百姓敢花钱。这就更让人迷惑了，我不敢花钱，原来不是因为我没钱，而是因为消费环境不行啊。这就好比，一家店想让我吃得起他家的饭，不是给我发钱，或者降价，而是把店里装修了一番。开什么玩笑呢？ 三、让投资创造新的供给，老百姓才能把手中的钱花出去。我之前不买车，是因为投资没有创造新能源汽车的供给，而不是因为我本来就买不起燃油汽车。这意思就是，我不愿意花钱，我的钱花不出去，原来是因为我的钱没地方可花啊。 我不是经济专家，憋不出新供给之类的名词，我只知道，如果想让我花钱，只需要满足三个很朴素的条件： 一、首先我得有钱。 二、钱花出去后，我还能剩点钱，遇到事能兜底。 三、我知道，这笔钱花完后，下个月我就能再挣一笔。 如果连这三点都不能保证，其他的蛋扯得再花哨，都是白扯。 但这样的蛋，就在央视，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扯了起来。 一个央视主持人，一个G务院专家，都装作一副要把真问题摆在明面上讨论的假惺惺的样子，但又把这个问题用一些空洞的概念和套话，轻飘飘地给搁置了，糊弄过去了。 而人们真实的收入状况，收入分配方式的不公，权力对民营经济的挤压等等，像房间里的大象，被视而不见。 这是比直接假定你有钱更恶劣更恶心的行径，因为它有意忽视了你的真实需求，忽略了你的真问题，表面上却又装作一副殷切关怀、针砭时弊的样子，用你的苦与穷，来当遮羞布，装点门面。 他们提了一个好问题，却用鬼打墙的方式，来来回回用正确的废话，消解了那个问题的尖锐性和严肃性。当你想知道，城门上写的是“比丘国”，怎么改成“小儿城”了呢？人家回答你，原本这是“比丘国”，如今改成“小儿城”了吗？ 这是双重的开涮和戏耍。 当真正的答案被束之高阁、视而不见，那个皱着眉头被问出来的好问题，也不过成了一种存心欺世的表演罢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魏春亮说
在2023年12月31日，河南商丘，有个公交车司机看到有个六旬老汉带着四个年幼的孩子坐公交，于是手欠拍了个视频。 在视频里，一个老头带着四个脏兮兮的孩子坐车，不问还以为是他们的爷爷，问了才知道是他们的爸爸。 根据视频里的水印，找到了这个账号，是鹤壁日报社制作部的官方账号。有官方账号发布，我们自媒体才能跟进。 可能是他们觉得一个老头都带了四个子女比较正能量吧。 看他们配的文字就知道他们想宣传什么。 都说现在生活压力大，这位大哥六十了，要了四个孩子，我看也不错，人财兴旺。 并且还提了一句孩子的妈妈年轻又漂亮。 他们想宣传多子多福，而这个视频火了之后，就有人去到他们家去拍视频，于是发现了他们的生存环境宛如垃圾堆。 网络图片 门口煮着一锅白菜，不知道是喂猪的还是喂孩子的？ 网络图片 视频显示门口坐着两个孩子，屋里有三个孩子，那这个人总共有五个孩子，坐公交车的时候还没有全部带出来。 网络图片 虽然这些孩子看着脏兮兮的，但是他们的样貌却不差，五官端正清秀，唯一的一个女孩也挺漂亮。 这就不免让人好奇，这几个孩子的妈妈是谁？ 只可惜这个视频里没有孩子妈妈的影像，我们不知道孩子的妈妈长什么样。 但通过作者回复网友的评论时说孩子妈妈年轻又漂亮，这就让人产生怀疑了。 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会愿意嫁给一个又穷又老的人吗？图他什么呢？难道是气质吗？ 凭直觉就让人觉得这其中有故事。 这个视频的火爆后，很多人都产生了同样的疑问，但现在这个视频的作者已经删除了视频。 这就更让人感觉奇怪了。 这个情节让人想到了丰县的铁链女，当初也是当地觉得他们家孩子多，有八个孩子，正好可以宣传一下多子多福，于是很多自媒体都去他家拍视频，捐款。直到有一个人拍到了被铁链锁着的孩子的妈妈，舆论才醒悟，这其中可能存在着拐卖。 董志民也是个五十多岁的老男人，家里也是脏乱差，几个孩子却长得十分清秀，在这一点上，这两件事也是相同的。 前年铁链女事件曝光之时，我也是写了几十上百篇文章，虽然那些文章随着号一起沉入大海，虽然在深夜接陌生的电话，但我对于铁链女案的细节记忆犹新。 如今看到这一幕如此的似曾相识，第一直觉就是这会不会又是拐卖妇女，孩子的妈妈是不是又有精神病？ 网络图片 而且看地图就能发现这个地方是挨着徐州丰县。在铁链女的时候就曝光过这周围有大量的拐卖妇女。 铁链女是偶然暴露的，这一次也是源于偶然，公交车司机偶然一“手欠”，说不定能暴露其中秘密。 所以我们有理由产生怀疑，孩子的妈妈到底是谁？到底有没有拐卖？到底生了多少个？到底有没有精神病？ 当地政府应该去调查一下，如果没有拐卖，至少还有贫困，都值得帮扶。 希望此事还会有后续。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浣花溪杜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