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一軍被抓後，在網上讀到一篇標題為《唐會咬出他的恩公嗎？》的短文，說的是”唐一軍被指後期升遷主要是找了浙江省前政協主席劉楓，劉楓找了時任中組部部長的趙樂際，因為劉楓曾長期在青海工作，是趙樂際的老領導”。 話說的確實沒錯。不過外界從未報道過的事實真相是，調浙江前曾長期在青海工作的劉楓與趙樂際曾經的密切關係，首先還不是上下級，而是劉楓與他趙樂際的父親趙喜民之間的「革命情誼」甚至是「患難與共」。這才是日後趙樂際對自己從四歲就開始尊為「劉叔叔」的劉楓「有求必應」的最根本原因。 劉楓是河北隆堯人，生於1937年2月，1957年以「調干生」身份進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從此與河北老鄉艾寶元同窗四年。這裡說明一點，在上個世紀50年代初中期，人大主要招調干生，還有開展一些在職幹部的培訓，基本不從應屆高中畢業生中選調。 這裡特別提及這個艾寶元，是因為劉楓當年所在的人大新聞系57級一百好幾十號人里，日後真正在中國內地的新聞界能夠被稱得上「人物」的，只有這個艾寶元。此人1961年畢業後被直接分配到北京人民廣播電台，隨改名艾豐。 1978年，這個艾豐以40歲高齡考進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成為「文革」後全國恢復高考制度後的第一屆研究生。次年便在《人民日報》發表了揭露黑龍江王守信貪污集團長篇報道《觸目驚心，發人深省》，從此名聲大噪。 此公已於2019年去世，生前有許多學術職務，新聞界的最高職務是《經濟日報》總編輯。官至副省部級。 而整個人大新聞系57級的一百好幾十號人里，日後混至正省部級者，好像只有劉楓一個。 和艾豐同鄉、同窗卻不同命。1961年8月艾豐被留在北京，而劉楓卻被安排「支援三線」，在北京車站對著送行的艾豐等同窗好友哼唧了一句「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便頭也不回地踏上西去的列車，到青海省電台報道去了。 筆者當年在西北地區有一位恩師也是1961年北京某大學畢業，被分配到「艱苦地區「的原因是當年進入大學後雖然只趕上了反右鬥爭的尾巴，但卻不幸又迎來了」反右傾運動「，被「錯打」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而劉楓本人是大學畢業的當月才被發展入黨，所以應該不屬於被「發配」性質，而是屬於為了爭取入黨主動要求「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的。 抵達青海省會西寧之後，劉楓很快就結識了時任省委宣傳部理論處的處長，趙樂際的父親趙喜民。當時的趙樂際才4歲。雖然口吃學話晚，但這個時候已經能夠開口學叫「劉叔叔」了。 那個年代的青海省內，無論是省直機關的黨政幹部還是省內的新聞出版單位的編輯記者，基本組成人員都是「支邊」的工農幹部和少數當地提拔起來的幹部，絕大多數的實際學歷只相當於當今聖上的初中輟學甚至更低，能夠被劉楓這位當時整個青海省境內唯一一個大學新聞系畢業生所佩服的，只有一個「留蘇「背景的趙喜民。 趙喜民是陝西西安人，年長劉楓4歲，當年也是「調干生「。1954年在「習仲勛親自領導組建」的西北人民革命大學新民主主義青年團委員會任職期間，有幸與當時在團中央辦公廳工作的錢其琛等人一同被時任團中央主要領導人胡耀邦選拔推薦到前蘇聯的中央團校受訓。兩人是同班同學。據中共黨史史料記載：」應蘇聯團中央的邀請，經黨中央批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從1950年冬到1957年秋，共派出六期學生共152人。他們在蘇聯主要學習政治經濟學、哲學、聯共（布）黨史等政治理論知識。」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當年在延安時期的直接部下之一劉端棻「文革」初期曾經和被造反派押回西安的習仲勛一起接受批判遊街……。他的兒子劉斌在其追憶文章《往事悠悠憶習老》中有如下 一段描述：「父親晚年多病。他在病中完成了一本書的寫作……。這本書叫《回首延安——邊區教育生活十二年》。他在這本書中，記載了自己1937年——1949年期間，在延安辦教育的往事。也記錄了他與習仲勛同志的友誼和習老的革命事迹……。《回首延安》由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當時的社長兼總編輯趙喜民同志親自關心和安排了此書的出版。趙喜民社長也是一位老同志，新中國初期他曾在西北人民革命大學工作，他也是習老的老下級。」 由此說來，日後的趙樂際之所以能夠受到習近平的格外青睞，也是首先得益於「父輩之間的革命情誼」。 當年入學蘇聯中央團校後，錢其琛未等完成學業便被選拔留在中共駐蘇大使館工作，趙喜民則是學成歸國後自己主動要求回到自己原來所在的組織系統「西北局」，並志願「到最艱苦的地方工作」，於是便被分配到青海省，先在團省委任職，日後又調進省委任省委宣傳部的理論處處長。繼而也就有了他的包括長子趙樂際在內的四個兒子都是在青海西寧出生的後來。 劉楓在青海省電台的編輯和記者職務一直持續到「文革」初中期。期間，無論是「文革」前參加「四清」工作組還是「文革」初、中期下放到「五七幹校」勞動改造，都是和已經被工農幹部出身的省直機關造反派們「拉下馬「的趙喜民為伴。 當時他們去的這個「五七幹校」在「文革」中名噪一時，位於「黃河源頭第一鎮」康揚，早期稱康揚勞改農場，曾大批關押從內地送去的各類「犯人」，而其中又以「地富反壞右」之類的政治犯居多。由此可見出那裡的氣候和生活條件之艱苦。 「五七幹校」勞改期間，身體情況一直不太好的趙喜民時常都會得到」比親弟弟還親「的劉楓的無微不至的照顧。兩人之間確實稱得上是」患難之交「。 結束「五七幹校「下放勞動生活後，劉楓回到省城，被安排到省委辦公廳當秘書，主要任務是負責省委內部刊物《青海通訊》的編輯出版。趙喜民則是趕上了」整團建團「，被安排到恢復組建的團省委擔任副書記。不久即因擔任團幹部已經年齡偏大，被安排為《青海日報》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 1977年初，軍隊「支左幹部「出身的時任青海省委第一書記兼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劉賢權被中央下令調出青海，此前曾擔任過長達5年時間浙江省委第一書記的譚啟龍接掌了青海。 當年毛澤東見到他從來不叫他的大名而是叫他「放牛娃」的譚啟龍本身文化不高，但也許是受他少年時代的好朋友胡耀邦的影響，比較尊重黨內的知識分子幹部。所以他的到任令劉楓迎來了「政治上春天」。 譚啟龍到任沒有幾天，召集省委辦公廳全班人馬開了個會之後，即宣布劉楓擔任他本人的政治秘書。 譚啟龍主掌青海的具體時間是1977年2月至1979年12月，期間他只讓劉楓在自己身邊呆了一年多，即於1978年4月提拔他為至青海省委辦公廳副主任兼省委調研室副主任。 1979年3月，譚啟龍又推薦劉楓到中央黨校受訓，7個月後劉楓回到西寧即被譚啟龍提升青海省委書記助理。 這段時間的劉楓被譚啟龍如此快速提拔，除了譚啟龍欣賞他的個人原因，也是因為大力提拔重用（黨內）知識分子的大環境驅使。 也就是在劉楓開始擔任了青海省委要職期間，決定了趙樂際日後的命運。 1980年，趙樂際的父親被接替譚啟龍青海省委第一書記職務的梁步庭安排外放至海西州任副州長。當時的趙喜民才47歲，梁步庭如此的目的是讓他積累一兩年地方領導資歷即可提拔為省委或者省政府副職負責人，但趙喜民主要因為身體原因，一心要回老家陝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也正好趕上1980年胡耀邦首次考察青海，當年赴蘇留學前曾受到胡耀邦接見的趙喜民藉機向胡耀邦表達了自己的「退意」。於是，胡耀邦一個電話打給了時任陝西省委第一書記，當年也是習仲勛老部下，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被確定為 「習仲勛、賈拓夫、劉景范反黨集團」成員的馬文瑞，於是，趙喜民於1981年2月被如願調回他的陝西老家，平級出任了商洛專區的行署副專員。 當時的趙喜民回到陝西不久，夫人即攜趙樂際的三個弟弟到西安，全家只剩一個趙樂際被趙喜民「託孤」給了劉楓。 趙樂際的母親帶著他的三個弟弟當年是直接回到了陝西省城西安，進入省委機關報工作。而趙喜民在商洛任職的時間不到兩年即回調回西安，先擔任省人民出版社副社長 ，隨即奉命主持組建了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任社長兼總編輯。 如此說來，當年的趙樂際也是一個地地道道的官二代，而且他青年時代入仕的學歷基礎，都是靠父輩們的安排才得到的。 這裡我們不妨比較一下趙樂際和習近平的早期政壇經歷。 1957年出生的趙樂際比習近平年輕4歲，正式步入中共政壇之前，兩人一個是北大的工農兵學員，一個是清華大學的工農兵學員，結業時間一個是1979年，一個是1980年。不過當年的清華大學工農兵學員是四年制，北大則是三年制，所以習近平的入校時間比趙樂際早兩年。 成為工農兵學員之前，習近平是在農村入黨，趙樂際也是。 1974年高中畢業（當時的學制是初中兩年，高中兩年）後的趙樂際因為是家中長子，難逃上山下鄉命運，於是成了青海省貴德縣河東鄉貢巴大隊的插隊知青，次年便加入了中共。加入中共的當年便被安排「返城」，入職青海省商業廳當了通訊員。 當年有過知青經歷的人都知道，下鄉知青被招工或者招乾的首要一個前提就是插隊時間至少兩年。而當時的趙樂際為什麼就能夠「搞特殊化」呢？因為他的爸爸當時已經是青海日報副社長兼副總編輯， 更重要的是他的劉楓叔叔已經是雖然級別不高但說話特別好使的省委辦公廳秘書。 1977年，已經是省委第一書記政治秘書的劉楓又不失時機地要求省有關部門把北京下來的工農兵學員的名額分配給省商業廳一個。於是，趙樂際便成了北京大學哲學系的最後一屆工農兵學員。 我們在多年前的相關文章中即已經介紹過當年從陝西梁家河大學「轉學」進了清華的習近平離開清華校門時沒有按照黨的工農兵學員「從哪裡來到哪去」的畢業分配原則，而是以「參軍入伍」的形式直接在當時的中央軍委秘書長和中央軍委會議主持人耿飆手下當了政治秘書，官拜副營級（正營級？）。 而當時的趙樂際不過一介在青海省會西寧當地才數得上號的官二代，北京大學是沒有可能讓他享受習近平一樣的「特殊化」的。於是，北京大學哲學系「普通班」的三年學習期滿，按照「從哪裡來回哪裡去」的工農兵學員畢業分配原則，趙樂際於1980年下半年回到青海省城，繼續供職省商業廳，職務是政治幹事。不久即因為其北大學歷而被安排進商業廳下屬的商業學校當教師，併兼任了校團委書記。而就在這期間，趙喜民在被同意調回陝西老家之後，就趙樂際自願留在西寧一事鄭重徵求了當時已經官拜省委書記助理的劉楓的意見。意思自然是孩子留在西寧就是圖了個「前途」，而前途是不是看好，就全看他劉叔叔的了……. 再到後來發生的故事就非常好理解了。趕在劉楓本人離開青海的前3年，也就是趙樂際29歲那年，就已經被提拔到了副廳局級，為日後成為最年輕的副省級、正省級幹部打下了堅實的組織基礎。 到此為止聽眾和讀者們已經能足夠明白日後的趙樂際高就中央領導人之後，為什麼對劉楓會有求必應了。 前面說了劉楓當年的「伯樂」譚啟龍在赴青海之前已經擔任了5年時間的浙江省委主持工作的書記和省委第一書記。更何況這個譚啟龍早在中共建政之初，就先後擔任了浙江省委副書記兼省政府副主席和省委書記兼省政府主席職務，同時還是第七兵團兼浙江軍區政委。所以他在世期間對浙江一直是非常有話語權的。而這就是劉楓在升任了青海省委常務副書記兼省政協主席的情況下，還是產生了離開艱苦地區的念頭之後，很快就能夠平調至浙江省的關鍵原因。 1089年10月劉楓調任浙江省委副書記後，時任浙江省委宣傳部主任幹事的唐一軍從1991年開始在他身邊擔任專職秘書，直到1997年調任浙江省舟山市委秘書長。 而劉楓本人則是從1993年1月開始兼任省政協主席。5年後專任省政協主席，直到2003年1月才結束任期。而當時的浙江省省委書記已經換成了習近平。如此說來，這個劉楓應該是習近平也要給點面子的「老同志「之一。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2 月底，沈舒羽收到一個來自前公司的快遞，裡面有個 U 盤。打開其中的視頻，她看到自己走出門、上下地鐵，走進現公司，臉部完全暴露。幾天前，她接到過來自法院的電話，告知她被前公司以違反競業限制協議的名義起訴。這視頻內容就是證據——證明她確實入職了一家跟前公司存在競爭關係的公司。她被前公司起訴索賠近 30 萬元。兩年前她應屆畢業進入這家公司，對競業相關問題懵然無知，被起訴後，才試圖弄清楚什麼降臨在自己身上。 曾在北京一家互聯網大廠工作的曾悅被跟拍超過三個月。他看到的視頻里，拍攝者離自己只有半臂距離，而他渾然不知。另一些因同樣原因被追訴的人被拍到的場景是在現公司內部活動中。 被起訴前，讓孫岩和家人感到異常的是兩次陌生人來訪。一次是有人敲門確認 「是不是 xx 家」。另一次，一個男子按響可通話門鈴，「你知道你們在違法嗎？」 不久後，他收到了起訴書和前公司僱用第三方跟拍他上下班的視頻證據。 公司提交起訴周涵的視頻證據中，沒有他的容貌特徵。他習慣在出門前戴上頭盔，但他通勤的摩托車暴露了他的新去向。前公司查詢車牌號，確認這輛車登記在他的名下。這一證據得到了法院的支持。 公司常常最大化地計算起訴金額。在一兩年之間，一些公司將索賠金額從當事人此前收入 2 倍升至 10 倍，甚至更高。還有多位被起訴的人發現，前公司把加班費也納入違約金的計算。他們面對這樣的荒誕因果：過去加班越多，現在被索賠越多。 大多數互聯網大公司員工多少了解競業限制的問題。比如，收到過公司通報的警示消息。不過很少有人認真閱讀那些通報，簡短的字句也無法提供更多信息。很多人不覺得那與自己切身相關，意識不到其中風險，直到親身經歷。 根據《勞動合同法》，競業限制協議適用於通稱 「兩高一密」 的高級管理人員、高級技術人員和其他負有保密義務的人員，限制他們在最多兩年內從事與前公司有競爭關係的工作。最近幾年，競業限制協議在大公司不斷下沉至基層員工、應屆生、實習生甚至外包人員。 一位在跨境電商平台倉庫負責打包的外包勞務人員說，他們從 2 月起和公司簽訂的新合同中，也有了競業限制條款。這個跨境電商平台目前僱用了約 5 萬名外包勞務員工。 被起訴違反競業限制協議，對個體來說可能會背上沉重的違約金，面對與大公司打官司的精神壓力。 2023 年春天，曾悅接到被起訴的電話時，以為是詐騙。起訴書上的索賠金額是 100 多萬元。他的職務、工作年限甚至都被寫錯了。後來他推測這是一套模板，被起訴的可能不止他一人。 也在那段時間，在北京另一家互聯網大廠工作的韓宇銳出差時接到父母打來的視頻 , 兩人坐得板正，顯得緊張。「兒子，你被起訴了。」 他被前公司索賠 60 萬元。 去年年底以來，數位當事人在社交媒體分享他們被前公司起訴的經歷，讓 「應屆生被起訴違反競業限制」 引起關注。一部分人同情其遭遇，也有不少人質疑當事人：你是不是簽了協議？公司是不是支付了補償金？你是不是在約定期限內入職了競業範圍內的新公司？——法庭上的問詢重點也是這些基本的法律事實，「是，或不是？」。 沈舒羽的答案都是 「是」，確實簽署了，確實在限制期內入職前公司的競對公司。但她還是想不通，自己不算 「兩高一密」 人員，「連 10 萬都沒掙到手，現在讓我賠 30 萬。」 我們對話了三十多位被前公司起訴違反競業限制的人，他們被要求賠償的違約金從十餘萬元到千萬元不等。其中一些是應屆生或初入職場的年輕人，沒印象入職時簽過競業協議；而有的人工作了二十幾年，曾簽過幾十份大小競業和保密協議——過去這些紙張從未真的起作用，意外於這次簽署要付出巨大代價。 被起訴的當事人中，一部分人簽署了協議、但在競業期限內加入了競業限制名單上的公司，做和過去有一些關聯的業務。他們辯稱的理由有以下幾個： 一些人自認無起訴價值，比如應屆生、實習生甚至外包人員，自己的去向並不會對公司造成真實的損失。他們質疑競業限制範圍的下沉、擴大。也有一部分人加入的新公司不在競業限制名單上，但因為公司營業執照經營業務範圍重疊（如都包含 「網路、科技、計算機軟硬體領域的技術開發、技術服務」）被起訴。 一些當事人與公司在 「涉密」 與否的問題上存在分歧。一位當事人追問為什麼被啟動競業的是自己，對方的回答是，「你比較核心」。她不認同 8000 元底薪的工作算 「核心」。同期離職的、職級崗位相似的其他同事也沒有被啟動競業。 另外，他們質疑簽署競業、啟動競業的程序中，存在隱性的壓力、模糊的威脅、含混的潛規則。多位當事人離職時，被提示不簽署競業啟動通知書，他們將拿不到離職證明，還有人提到 HR 有類似 「不簽也沒用，公司可以單方面啟動競業」 的表達。 最後，他們自我辯護的理由還出於真實的生存壓力。幾位應屆生過去很大部分收入來自加班費，但公司在競業限制期的補償通常是基礎工資的 30%，幾位應屆生員工每月收到補償金 2000 多元，難以維繫在一二線城市的生活。大公司們不斷推進新業務，競對公司名單也普遍越來越長。多家互聯網大公司的競業限制適用地域覆蓋全球。幾家新能源領域大公司的競業限制範圍蔓延至產業鏈上下游。當事人們在被啟動競業的那一刻，發現在同行業求職的路幾乎被堵死。 競業限制本來是為了保護公司的商業秘密、知識產權等，減少不正當競爭。競業限制起源於英國普通法，被美國大部分州沿襲。矽谷所在的美國加州是個例外：南北戰爭結束後不久，加州就立法禁止競業協定，促進人才自由流動。有學者認為，矽谷的繁榮受益於此。 在中國，2007 年頒布的《勞動合同法》首次以法律形式規定了競業限制制度。中國知識產權保護還不完善，公司信息管理不夠成熟，大公司更傾向於用競業限制協議制約員工，因為這是一種比較低成本、便捷的約束手段。 早年，互聯網行業並不怎麼嚴格執行競業。這個行業的參與者真誠地試圖營造一個單純的工作環境，以吸引中國教育體制的勝出者。年輕人從大學進入 「大廠」，身邊的人不是 「同事」 「同志」 而是 「同學」，就算遇到公司創始人，也可以直呼其名。辦公室不但提供免費餐食，有的 HR 部門還會細緻規定下午茶蘋果的甜度以及食堂牛肉麵里的牛肉克重，對供應商說 「要把這些員工當成寶寶。」 短短几年十幾年裡，這個行業的佼佼者從民宅創立的小公司成為價值數百上千億美元的巨頭。他們的早期員工每天超長工作，也確實得到其他行業難以比肩的超額回報。 但當所有巨頭都逐漸變成同一個樣子：演算法推薦內容、賣商品、收廣告費，競爭就不再有邊界，對效率的追求也不再有上限。曾經百般呵護員工的部門，現在需要嚴格杜絕員工離職後的風險，競業協議是最趁手的工具。 一些公司不斷擴大競業限制範圍甚至於 「全員競業」。個別公司 HR 部門設立專項團隊，與法務部門共同處理競業限制的事務。一些公司的法務或 HR 背上了競業追訴相關的 KPI，追討的數量、金額與他們的績效、年終獎金直接掛鉤。平日里開展業務的增長目標和管理方法被套用在執行競業，前員工們在另一個視角感受到了公司是怎樣的強大。 行業已經被高度競爭推著完成了工業化分工，沒有人不可替代，而有的是人願意為這份薪酬接受更嚴苛的條件。 在互聯網行業 「降本增效」 的背景下，有人擔心來之不易的入職機會等到限制期結束就沒了，一些人選擇在職業生涯收入的高點跳槽，一些年輕人的離職原因僅僅是過度疲勞——這都是 「冒險」 的原因。有人用假身份入職，每天戴帽子戴口罩上班，避免使用實名軟體，避免一切職場社交，避免被人認出或被前公司拍到行蹤。 違背競業限制協議，冒險入職新公司之後，他們不得不過上這種 「新」 生活。 更多對象、更長的限制名單 李曉志對被起訴感到不解。他是技術工程師，約三年前從一家電商公司離職，競業限制期 1 年。期間他加入了一家幾十人規模的安全公司——不在前公司劃定的競業名單上。但是，前公司以兩家公司營業執照上的經營範圍重合為由（都包含 「網路、科技、計算機軟硬體領域的技術開發、技術服務」 ）判斷存在競爭關係，向他索賠 71.2 萬元。 被索賠 450 萬的孫岩情況相似。他離職後加入了一家小公司，不在前公司劃定的競業名單上。被起訴理由同樣是公司經營範圍重合。這是他生活里又一個壞消息。幾年中，他的家人患上癌症，前後花費數十萬治療費用。巨額的索賠讓他喘不過氣。 當下，不少互聯網公司會在競業限制名單上列出幾十家甚至上百家公司。不僅是有直接業務競爭的公司，還包括那些公司投資後持股超過 20%、為其提供任意形式服務的公司，均禁止離職員工加入。一些公司在明確列舉的競業限制名單末尾加上 「等」，進一步擴大範圍。實際情形中，如孫岩、李曉志等經歷的，加入不在名單中的公司也可能被起訴。 就李曉志的情形，前公司在庭審時提出的質證是，該公司用戶服務協議規定，該公司會使用各種安全技術和程序防止用戶信息的丟失、不當使用、披露等，以此證明公司業務範圍內包括網路安全和信息安全技術。前公司認為，他入職的安全公司官網描述的 「專註於賬戶安全等互聯網安全服務」，與前公司存在競爭關係。 一審、二審期間，李曉志和律師舉出公司出具的證明和各種業務文件，試圖展示兩家公司之間不存在競爭關係，均未獲得法院支持。一審法院判決李曉志賠償 71.2 萬元，二審法院維持原判。 一些公司會提前圈定競業範圍，即便自身沒有實際開展業務。周涵簽署的競業協議的限制名單中，除阿里、美團、京東等國內互聯網公司及其持股超過 20% 的公司外，還包括 Akulaku、Shopee、Lazada […]
網路圖片 在山西靜樂縣，一位200多斤的19歲青年，倒在了春天來臨前。 第一個發現他的，是父親趙志傑。2024年1月15日，午飯過後，兒子虛弱地躺在床上，連衣服都沒力氣穿。父子體格過於懸殊，他跑到家對面喊親戚幫忙，想合力扛他起來。 幾人的力量還是沒能將被朋友稱呼為胖的青年托起來。再後來，醫院也無力回天，宣告19歲男孩生命終結。 次日，父親在兒子陳舊的床墊底下，發現了他從未被人知曉的經歷。 兒子趙偉有一本供血漿證，還有一張被認定情況「危」的「入院證」。靜樂縣人民醫院在1月5日診斷，趙偉「全血細胞減少，重度貧血」。悲傷的父親經兒子朋友的提醒，將矛頭對準了在過去8個月里抽了趙偉16次血漿的「中國生物忻州血漿站」（以下簡稱「忻州血漿站」）。 這個血漿站，在城區有一棟四層樓房。四層血漿站開外，豪華高聳的小區正拔地而起，發出突突聲的機器打著地基，為下一座高樓做準備。 很少有人注意到，很多像趙偉一樣的縣城青年，每隔約半個月，會坐上一次獻血漿的大巴或計程車，朝市區駛去。那裡，他們的血液會被一個比平常抽血更粗大的針頭抽出來，分離出血漿，再將紅細胞等血細胞回輸體內。 血漿站得到一袋600克的黃色血漿；被抽血的人，會換來一筆誤工費，200-400元不等，附加一頓飯。 在山西，這通常是一碗面；在山東，是大肉包子；在江西，那就是小籠包。 這類人有相似的處境：學歷不高，收入低，自己為自己兜底。許多時候，他們在這片大地上保持沉默，沉默得如同黃土高原上的楊樹，被眾人理所當然地認為，他們理應在不利的環境里，自尋生路。 男孩之死 在忻州市區向西120公里外的靜樂縣城，人煙罕至的黃土高原與盎然的綠無緣，灰色才是三月的主色調。 趙偉就在忻州人眼裡「又偏遠又窮」的縣城長大，沒離開過。他的家位於縣城外圍的公路旁，對面是加油站，大貨車與客車從此呼嘯而過，路人的眼睛總被吹進風沙。 3月，陽光逐漸毒辣，縣城青年之死開始引發騷動。 張樂的文具店離趙偉家600米。她扯著尖嗓門告訴我，前不久，一個年輕的男孩「抽血漿，抽死了」。「我們一般家庭哪會獻血漿賣錢啊？」在這位老闆娘眼裡，獻血漿是一個「鋌而走險」的舉動，她無法理解。 文具店再隔幾個店鋪，去年秋天新開了一家綠色招牌的站點——「中國生物忻州血漿站靜樂宣傳點」。趙偉的離世曝光後，它已經停業。 網路圖片 張樂曾往裡頭張望過，平日站里人不多，有三四位護士。但她經常能看到門口停著車，將聚集在此的人「拉走」。 但對於死去的趙偉具體是誰，絕大數人是無知且沉默的。 他生前在離家約2公里的網吧工作。在空氣不流通的網咖一層，橫七豎八地擺放了二十多張電競桌椅。聚集在此的年輕人和中年男人多數都在打遊戲，有的趴在桌子熟睡。沒人想得起曾在此工作過1個月的趙偉。 父親趙志傑聲線沙啞，告訴我，孩子去年12月在縣城網吧當網管，每天早晨出門，晚上11點下班，到家後還要算網吧的賬。在死前約一周的時間，他開始生病——出現一種疑似感冒的癥狀。 「我給他喝葯吃罐頭，每天給孩子兌水。我還以為這孩子累著了，讓他好好休息。」 但在外工作久未歸家的父親也不知道，在趙偉開始獻血漿的2023年里，自己的孩子在哪工作，平日會去哪裡。 住在趙偉家樓下，早點店老闆娘李艷對這個胖小伙倒是有些印象。 網路圖片 她家與趙家共享一個院子和一幢二層平房。小夥子的生活軌跡，通常是經過她廚房後門吱呀作響的樓梯，走出或回到二樓靠近公路的家。 這個二層的家，裡頭也像二層建築的外牆一樣，陳舊且簡陋。靠近走廊的窗戶落了厚厚的灰，家裡的白牆老得有點發黑。在向北窗邊的小房間里，只擺放了一張床，連衣櫃也沒有。 李艷記得，趙偉身上總穿著那麼幾套衣服，但「小孩愛乾淨」，平時的衣服都是乾乾淨淨的。 趙偉有動靜時，她總能聽到——因為體重很重，樓梯會發出沉重的響聲。 還是因為胖，李艷回憶，趙偉來店裡吃飯，她會做招牌上沒寫的加大份餛飩。每當這時，他還會從兜里掏出一包速食麵，也不願麻煩她煮，將乾麵餅泡在餛飩湯里。 這位從雲南遷徙而來的女人也曾細心地發現了「生病」前後的區別。1月時，李艷還和家人說過，樓上的小孩走路不再有發出沉重的響聲、聽上去很重的聲音。 他的腳步愈發輕，愈發愛拖著地板走。 直到1月15日，死亡突然降臨樓上的家庭。 另一個世界 無法承受的父親查看醫院單子、兒子的手機才發現，孩子還有另一個世界。 去年5月，趙偉主動給一名李姓友人發微信，問他：「抽血漿的活，現在還能不能行了？」 他至少在一年前就得知血漿站的存在。紅星新聞報道稱，2022年，沒錢上網時，趙偉曾和朋友開玩笑，「不行也跟（李某）一樣，賣賣血」。 趙志傑提供的聊天記錄顯示，2023年5月3日，趙偉開始和一名微信備註為「呂姓忻州血漿站」男子，溝通到血漿站獻漿。 網路圖片 2023年5月18日，呂某問他，「明天來不？」他果斷地回復，「來」。這是他人生第二次獻血漿，獲得了比第一次更多的280元「誤工費」。 之後的2023年6月1日和6月20日，趙偉都主動詢問呂某，他是否能夠再次獻血漿。從此以後，他像搭上了時代的快車般興奮，幾乎每半個月，就坐車前往忻州，在8個月共計獻血漿16次。 他還曾在2023年7月發微信給呂某，主動詢問他，「靜樂分站什麼時候弄了？」 「我想去了么。」他說。 對於兒子去年熱衷「獻血漿」，趙志傑認為，這是血漿站用金錢誘惑、拉人頭等方式，「誘導」其獻漿，導致了悲劇的發生。 網路圖片 1月5日，趙偉前往靜樂縣人民醫院進行檢查。該醫院入院證顯示，趙偉入院情況為「危」，診斷其為「心悸原因待查，全血細胞減少，重度貧血」，疑出現造血功能障礙。血清檢查報告單顯示，趙偉的「血清總膽紅素測定」「血清總蛋白測定」等多項指標已不在正常值。 趙志傑說，事發後，他曾通過報警、撥打市長熱線等方式反映趙偉情況，但都未得到答覆。過年後，他四處聯繫律師，準備走司法程序，調查孩子獻漿的忻州血漿站。 忻府區衛健委有關負責人在3月19日答覆媒體時表示，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趙偉去世，需要醫學損害鑒定或者司法鑒定，只有這樣才能劃清死因責任與單采血漿站有沒有聯繫。但1月15日當天趙某就已經入土安葬，距今已經有兩個月的時間，要想通過司法鑒定或者醫學損害鑒定，還需有關部門進一步調查。 網路圖片 忻府區衛生健康和體育局也在3月19日發布通報稱，已成立調查處置工作專班，展開調查。涉事企業已停業整頓。目前，調查仍在進行中。 獻漿青年 每兩周獻血漿會否給身體帶來損害？ 趙偉的好朋友，22歲的趙魏站向支持的一方。 趙魏也在靜樂縣長大。在短視頻平台上，他喜歡自己曬開車的視頻，以及對著鏡頭抽煙、吞雲卷霧的模樣。 2021年，他經朋友介紹，與小2歲的趙偉認識。後者打得一手好遊戲。 趙魏記得，網吧有一個遊戲排名榜，趙偉每次都拿第一，而且是「斷崖式地領先」。「別人都拿一兩千分，就他三四千分。」 這一年，也是趙魏第一次知曉「獻血漿，賺補貼」的產業。他回憶，2021年，忻州血漿站的宣傳人員，將攤位擺到了縣城的中心廣場上。 廣場位於靜樂縣城人流最集中的便民市場對面。等待接孩子的家庭主婦、老人，無所事事的綠頭髮青年，都會來此打牌、嘮嗑或單純曬個太陽。於是，當一個新鮮事物來臨，哪怕是發傳單的人，都會成為全場的焦點。 網路圖片 「包車接送，對身體有好處，每次還能得到一定的誤工費。」趙魏記得工作人員的話術。他在忻州血漿站的攤位上，留下了姓名和聯繫方式。 與獻全血不同，獻血漿是僅捐獻血液中的液體部分，約佔人體血液的55%。而根據我國《獻血漿者須知（2021年版）》規定，獻血漿的兩次間隔不得少於14天，成人一年內累計獻血漿次數不得超過24次。 與此對應的，採集血漿的主體也與獻全血有區別，單采血漿站的運營主體一般是企業。採集的血漿被其用於製造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和凝血因子等各類血液製品。 網路圖片 區分兩者還有一個更簡單的方法：獻全血通常無償，而獻血漿者會有一筆補貼。 北京中醫藥大學法律系衛生健康法學教授鄧勇對南風窗解釋，獻血漿的補貼標準在全球因國家和地區而異，並且可能會隨時間調整。 「在中國，血漿站給予的補貼通常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基本的營養和交通補助費，另一部分是根據獻血漿量和頻率提供的獎勵金。」 山東一縣城「80後」林明月，正因為補貼和豐厚獎勵，從2021年開始獻血漿。 他給我拍了獻血漿時粗壯的手臂，上面有紋身，插著粗粗的針管。 與趙偉一樣，每過國家規定的14天最短間隔時間，他就坐上車，朝市區的血漿站走去。過去3年，他每年都獻了「頂格」——24次血漿。 「頂格」的好處，林明月說，不僅可以拿到更多的誤工費，連年末的獎品都是最多的。「我舉個例子，如果你一年捐1-5次（漿），血漿站就發5斤大米；5-10次的話，他就發20斤大米。」 至於為什麼圖每個月多出的600餘元，他顯得輕描淡寫：「不圖什麼，以前大手大腳慣了。現在有多少花多少。」但說到血漿站周年慶、春節舉辦的抽獎活動，「一等獎有洗衣機、冰箱」，李明月的語氣又變得興奮。 2023年，林明月收穫了血漿站獎勵的最高等級的禮品，一個沉甸甸的堅果大禮包。 3年前，走上的獻漿之路，似乎對他的身體沒有帶來太多改變。「獻漿完緩幾個小時，多喝水就好。」林明月告訴我。他暫且沒發現獻血漿給身體帶來的負面反應，「（就算有）無所謂」。 重要的是，獻漿的錢，比他在學校食堂上班的日薪200元，「來得輕易得多」。 趙魏也是為了拿補貼，在2021年連續獻了三次血漿。但他發現，獻完血漿後，「身體虛脫得厲害」，具體的表現是渾身沒力氣，又沒了精神。這個癥狀通常要在兩三個小時後才能好轉。 他接下來發現，自己身體免疫力出現下降。他變得容易生病，小病也需吃藥控制。 從此以後，趙魏極少獻血漿。 於是，2023年5月，好兄弟趙偉問他忻州血漿站人員的聯繫方式，他沒回復。 錢 一切還是沒能抵擋住，19歲的趙偉通過另外的朋友，走上了獻漿道路。 「缺錢，我家娃娃性格內向。」這是趙志傑解釋的兒子獻漿原因。 他發現，沒錢時，趙偉也不向家人求助。而翻看兒子的聊天他才發現，趙偉曾因為3元向朋友借錢。 而在趙魏的眼裡，認識趙偉的三四年，他一直都是「自力更生」。父親長期不在家，他的母親有精神疾病。很多時候，他就是那個「一家之主」，要給母親做飯，照顧兩人起居。 網路圖片 多位鄰居也記得，這位少年從小學畢業就開始輟學，與母親共同生活。多年來，他靠到網吧當網管，或者當服務員維生。」 這位「條件差」的孩子也沒有縣城青年標配的電動車，出門全靠走路。趙魏回憶，一年的多數時候，性格內向的好朋友就願意「宅」在家裡。男孩們出去玩，無非是「打撞球、打遊戲，出去吃個飯」，趙偉很少出現。 「只有我叫他，他才會願意出來。」 他也是少數到過趙偉家的人。 趙魏評價，這個家「完全沒有家的樣子」。房間格外陰暗，「家徒四壁」。走進去，屋內沒配備打英雄聯盟需要的電腦，沒有安裝電視，甚至，也沒有沙發。 網路圖片 到了冬季，趙魏記憶里的趙偉家，光又暗了些，暖氣似乎也不起作用。因為不夠暖和，趙偉的媽媽整天裹在被子里,」也不下床走動「。 這種情況下，趙魏也認為，獻血漿是好朋友缺錢不得不做的舉動。血漿站補助的兩三百塊，「對他來說相當於別人兩三千，能維持他很多天的吃飯」。 趙志傑也想知曉，兒子的錢到底用在了哪裡。但血漿站多數時候補助的是現金，而兒子逝世時，微信餘額和錢包，都已經沒錢了。 他從聊天記錄發現，2023年下半年，趙偉很多線上的金錢往來，給了網吧。他願意讓別人墊錢上網，也會自掏腰包補上網吧賬單的缺口。 有人問他借錢，10元、15元、20元，只要他有錢，都願意借。 他最後一筆大開銷，是去年12月買的一部新手機。 網路圖片 那個月，山西已經供暖。趙志傑在過去4年來第一次回到家，一家三口得以團圓。 他沒想到，他這個剛成年，體重200多斤的兒子，會細心地注意到，自己在用親戚給的老式手機。 半個月後，趙偉直接把一部智能手機擺在他面前，對他說，「爸爸你用新的吧」。 他在兒子去世後才知道價格，這部智能手機，花費了趙偉950元。 1月13日，生病的趙偉沒忘記讓父親幫他取快遞。 快遞盒子直到他去世後才被打開。 那是一雙價值68元的女鞋，媽媽的鞋碼和款式。 可能的漏洞 沖著錢捐獻血漿，是眾多「趙偉」「趙魏」等縣城青年主要的心思。 2021年，中國醫學科學院、北京協和醫學院研究者在一篇論文里，對比了全血捐獻者與單采血漿捐獻者的人群，發現兩個群體之間顯著的差異。 前者，捐獻全血人群，隨著學歷的提升而人數增加，大專/大學學歷及以上人群佔比最大。而血漿捐獻人群恰好相反，初中學歷的人佔比最大，大專/大學及以上獻漿的僅佔4.5%。 群體之間的懸殊，研究者在論文指出，這是因為「我國對獻血漿者有一定的經濟補償，這對低學歷、低收入群體吸引力更大」。 另一組數據也說明了不同人群的參差——血漿捐獻人群家庭年收入小於3 萬元的佔比最大，比例高達三分之二。 容易被金錢刺激的低收入群體，支撐起了需求龐大、競爭激烈的血液製品市場。 趙偉獻漿的忻州血漿站，母公司是1998年上市的北京天壇生物。在3月28日公布的年報中，天壇生物披露，2023 年有79家在營血漿站，共計採集血漿2415 噸，同比增長了18%。這個漿量，約佔行業總采漿量的20%，居行業第一，成為天壇生物年報中列舉到的「公司優勢」。 當商業的力量推動采漿，長期研究醫療健康法的鄧勇認為，企業有可能滋生的漏洞分為幾類：一是利用信息不對稱，未充分告知捐獻者可能的風險。 二是過度採集，為追求利益而忽視捐獻者的健康狀況； 三是，缺乏有效的內部控制和外部監管。 趙魏對南風窗回憶，忻州血漿站為了招攬客人，鼓勵他們14天期限一過就來獻血漿，這樣給的補貼更高。趙志傑也從兒子聊天記錄中看到，如果趙偉在上次獻漿後隔14天後迅速獻漿，「忻州血漿站就能多給他幾十塊」。 […]
以前常說，計劃生育工作是「天下第一難」，其實世界上更普遍的情形是：想要讓人多生孩子才是真正的「天下第一難」。這一點，中國也越來越明顯。自開放二胎以來，2015年、2017年是單獨二孩、全面二孩的出生峰值年，但適齡婦女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即平均每個婦女一生中生育的子女總數）僅有1.04和1.20，均遠低於國家衛計委預期的1.8和2.1。這樣低的生育率意味著低生育意願已經在全社會根深蒂固。 我們的鄰居韓國在這方面甚至更為慘淡：不久前公布的數字顯示，韓國的生育率已低至0.9，跌破1.0的「人口防線」。根據《韓國日報》的民調，76.7%的民眾認為「0.9衝擊是國家危機」——這並非聳人聽聞，而是實實在在的危機，2014年韓國國家立法機關就研究過，如無移民補充，即便韓國的生育率維持在1.19，韓國人也將在2750年自然滅絕。早在2006年，牛津大學人口學教授大衛·科爾曼就曾預言韓國將是全世界第一個因人口減少而從地球上消失的國家。 這還不僅是中韓，事實上整個東亞差不多都是如此：2018年全世界224個國家和地區中，生育率最低的六個席位中，東亞就包攬了五席，甚至韓國都還算差強人意（倒數第六），港澳台更低，而墊底的新加坡僅有0.83。日本稍好，以1.41排倒數第十五，雖然各家研究機構預測不一，但大致同意，按現在的趨勢下去，到本世紀末日本人減少三分之一應該不成問題。事實上，東亞各國女性的超低生育率領先世界已有多年，可說是出了名的不想生孩子，但這又是為什麼呢？ 女性的復仇 隨便問一個中國人，為什麼不想生孩子，得到的答覆十有八九可能都是「房價太高了」、「負擔太重，自己都沒錢，還養孩子？」這當然代表了一種普遍的社會情緒，但如果真以為這就是人們不想生孩子的根本原因，那就錯了。理由很簡單：就算人們有足夠撫養孩子的錢，他們也還是不願意生。我周圍同事、朋友中不乏家有幾套房、夫妻倆年薪百萬的，但他們未必就想生二胎——甚至一胎都未必想要。甚至一位自己創業、身價上億的，竟然也以同樣的理由解釋自己為何不要二胎。 網路圖片 關於「二胎」的討論，很多人都關注「房價」等「成本」因素 對此，一個盛行已久的觀點認為，「經濟發展是最好的避孕劑」。李華芳的文章《就算鼓勵生十胎，恐怕也沒什麼用》就旗幟鮮明地認為：「經濟發展了，生活水平上去了，生育率必然降下來，這是規律使然。」這一點就單個國家的人口發展史來看，不無道理，但且不論歷史上不是沒有過生育率反彈的現象，也不能解釋國家之間的差別：2017年各國總和生育率，中國（1.60）和越南（1.81）比美國（1.87）和英國（1.89）還低，而韓國（1.26）更遠低於人口總量差不多的法國（2.07）。 顯然，這幾個東亞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還遠不及美國和法國，這至少意味著：就算各國出生率都在隨著經濟發展而下降，但下降的速度是不一樣的——在東亞要快得多，中國的下降尤其快。據聯合國統計，1950-2015年間世界平均的總和生育率從4.7降到2.4，美國從3.3降至1.9，印度從5.9降至2.4，日本從3.0降至1.4，均遠小於中國從6.0跌到1.6的降幅。 生育孩子是牽涉到諸多方面的複雜決策，遠不止是「生活好了，生的就少了」這麼機械的經濟學邏輯。表面上看，生育率與經濟發展水平普遍成反比，但真正起作用的也不僅是經濟因素，倒不如說是隨之而來的一系列社會變化：越來越多女性接受更好的教育並進入職場，女性權利意識提升，開始更多使用避孕措施來奪回對生育的自主權。 即便在世人心目中性別不平等已形成慣例的伊朗，這樣的變化也勢不可擋：女性開始利用現代化發展的成果，來反對以性別取人的社會關係。顯而易見，越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在生育方面越具有自主意識：在伊朗，15歲以上受過教育的母親平均生育2.5個孩子，但不識字的母親則平均生育6.4個孩子。 在中國也一樣，根據1982年人口普查數據，1925年出生的中國女性90%是文盲，平均18歲結婚，生育5.5個孩子；但之後的女性文盲率和生育率都逐漸下降，1950年出生的女性文盲率降到40%，初婚年齡20歲，平均只生育2.7個孩子。在1940-1970年間，雖然中國人的生活也有好轉，但導致生育率降低的更主要因素倒不如說是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和自主意識的增長——簡言之，總體上「讀書少生娃多」。 網路圖片 現代醫學技術大大降低了孕產和嬰兒初生死亡率，這和避孕套的發明一樣，成為女性解放的福音。 在古代社會，人均壽命短、幼兒死亡率高，其結果是「僅僅為了維持現有人口，每位女性就要平均生育5到6個孩子。事實上，如果考慮到不育和守寡等其他因素，這個數字將上升到接近9個。」但18世紀後，技術的發展、教育普及和現代愛情觀的興起終於逐漸使女性擺脫了生育的重負。 早在一百年前，斯賓格勒就在《西方的沒落》中提到了「文明人的不育狀態」，並帶著先知般的語氣說，這是因為現代的集體生存已「消除了對死亡的恐懼」。現代婚姻不再像傳統時代那樣以宗族的延續為使命，而是一種高級的精神結合，雙方都想成為對方的「生活伴侶」或更高意義上的「靈魂伴侶」（soulmate），「這種選擇成了一個心理上的問題」。 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原始的婦女，即農婦，是母親。從孩提時代起，她所渴望的整個天職，都包括在『母親』這個詞之中」，但現代的文明女性卻不再渴望只是成為母親，「她們都只屬於她們自己，她們都是不生育的」。 網路圖片 對於一個現代女性而言，僅僅當一個母親毫無吸引力——她想成為自己，而不是一堆孩子的母親。我一位女性朋友看到美國肥皂劇里有位少婦談到自己的四個孩子如何可愛，脫口而出：「四個孩子？簡直恐怖。給我一千萬都不幹。」不久前美國學者Leta Hong Fincher讚許中國受過高等教育的年輕女性以不婚不育來反抗社會，但更確切地說，中國年輕女性往往是缺乏那種「母職的快樂」（joy of motherhood，借用荷蘭美素佳兒奶粉的廣告詞），很多人即便生二胎也不過是隨丈夫或雙方父母的心愿，而並不是發自內心想多要一個孩子。不是說人們完全不想「成為母親」，只是這個社會中要達成這個目標和其它目標（例如職場晉陞、保持夫妻獨處空間）相互衝突，一個女性很難兼顧。 最終，有些人索性選擇自己過日子，也就是只致力於自我實現這一個目標——韓國已經出現所謂「三拋世代」（Sampo generation）：無親密關係、不結婚、不生娃。這個2011年由《趨勢新聞》創造出來的概念，隨著年輕人的不滿發酵，從「三拋」發展為「五拋」，乃至「七拋」，戀愛、結婚、生小孩、人際關係、購房、夢想、希望，通通都可以拋棄。到2016年底甚至誕生了「全拋世代」，唯一還未拋棄的就只剩下「生命」本身了。 對很多女性而來，現實生活苦不堪言。韓國2017年上半年最賣座小說《82年生的金智英》中，描述了一個女性的生命軌跡：從小家裡就重男輕女，長大後受盡各種或明或暗的歧視，結婚後親友就關問何時生孩子，還一口斷定是她身體有問題才懷不上，等有了孩子，不得不辭職在家帶孩子，而丈夫也無法幫上忙，好不容易擺脫精疲力竭的育兒生活，在外喝咖啡喘口氣，卻聽到人嘲諷：「命真好，我也好想用先生賺來的錢買咖啡喝、整天到處去閑晃……」 東亞女性為什麼不想生孩子？簡單地說，她們缺乏有力的內心激勵，所謂「生不起」都只不過是為「不想生」找的借口。現代化在東亞社會進行得尤為急驟，帶來的衝擊極為深遠，造成兩個看似矛盾的後果：一方面，傳統價值觀的瓦解賦予了女性更多生育自主權和受教育機會，鼓勵她們走出家門進入職場，去成就自我；但另一方面，傳統的家長制和男權結構卻仍然頑強地保留下來，其結果，她們發現自己不得不做出艱難的取捨。 在韓國的生育率降至1.08時，曾有新聞媒體發明了一個新名詞：「生育罷工」。韓國人口學者朴光駿解釋說：「勞動市場中存在男女工資待遇上的差異及對女性保護（對生育和育兒的擔憂）事業的不關心（甚至反感），在這種狀況沒有得到改善的情況下，女性勞動參與程度的增加導致了女性生育的延期或放棄，這些是導致韓國生育率極低的原因所在。一句話，正是對女性的歧視才導致了生育率的低下。」 網路圖片 很多職場機會對女性仍不友好 從全世界範圍來看，東亞和南歐社會均帶有濃厚的家族主義傳統，因而也呈現出某些相似的社會特點，如：以「堅固的家庭」（strong family）作為社會秩序的原理、家長制和男權的社會構造、極低的生育率、啃老或父母照顧子女的現象突出。這樣的社會即便經歷了現代化，但對女性而言整個社會環境仍然並不友好。今年上映的韓國電影《燃燒》中有句心酸的台詞：「女人化妝被說，不化妝也被說；穿得少被說，穿得多也被說。聽說過一句話嗎？沒有適合女性生存的國度。」 日本在三十年前推出了《男女僱傭機會均等法》，規定禁止職場中對男女的區別對待，在錄用、晉陞、教育培訓、退休、辭職、解僱等方面平等對待女性。這確實推動了女性踏入社會，當初過了二十五歲左右「適齡期」還沒有結婚的女性會被社會詬病，而今四十歲前後的「アラアオー」（Around 40）仍未婚的女性大幅增多，不少人自信地謳歌單身生活。 但儘管如此，日本女性的平權之路仍很漫長。2007年，日本厚生勞動大臣柳澤伯夫雖然據說在家裡很怕老婆，但在一次公開發言中要求日本女性努力多生孩子時，卻將婦女稱作「生育機器」，招來如潮的抨擊。這說到底是這些掌權者的思想已經跟不上時代了：在別人自主意識已經日漸覺醒的情況下，不設法去改善狀況、做出讓步，卻還希望像以前一樣，單方面要求「生孩子都是女人的事」，那遭到抵制是很自然的事。 政策槓桿有用嗎？ 這個問題在中國甚至更複雜：自近代以來，中國的傳統比日本破壞更大，女性解放也更徹底。根據2005年夏日本博報堂生活綜合研究所的調研，相比起日本女孩將家庭主婦列為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職業，中國女孩最理想的職業是公司首席執行官或高級管理層。對中國女性而言，「家庭主婦」僅是自己多個選項之一（所謂「上得了廳堂，進得了廚房」），當母親也不錯，但沒必要多生，何況「超生游擊隊」對多子女家庭的污名化深入人心，讓人感覺多生孩子不僅愚昧可笑，且是導致貧困和不幸的重要原因。 網路圖片 逃離「家庭主婦」 更重要的是：中國的整個職場環境本身就不容女性多生孩子，從應聘到晉陞，生育都是女性職場發展的絆腳石。尤其二胎放開之後，很多公司（哪怕是體制內企業）更不敢輕易要女員工——確實我也有女同事入職不久就懷孕休產假，生完剛復職不久又懷了二胎準備休產假。 企業的邏輯只求自己利益最大化，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更不願意承擔這樣社會福利的成本，因而現在一些企業招聘時一聽說女性已婚未育，哪怕你發誓將來丁克不生都不信，直接拒絕，因為他們會覺得「你們每個人都說自己是丁克，結果都是一進來就生孩子」。站在企業的角度來說，除非不打算長期聘用，否則一個女員工的孕產假幾乎就是一個不知何時會發作的定時炸彈，為了規避這一「風險」，甚至在招聘時就直接問：「你能保證在兩年內不生孩子嗎？可以的話就錄取你。」 這樣，一個中國女性如果要生孩子，需要付出很大的生育成本，這還不僅僅是撫養孩子的經濟支出和自己的精力，更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犧牲掉自己的職場機會、甚至一部分的自我。社會一方面要求女性多生，但自相矛盾的是，又不做任何能有助於她們撫育後代的改善舉措。國家想要人口紅利，呼籲多生孩子，但尚未見到實質性的補助：雖然法律規定了孕產婦的合法權利，但這部分的生育成本都由企業買單，而企業又忙不迭地推給個人——在現實生活中，有時家人和丈夫也幫不上，那就只有女性自己單獨承擔。「人口紅利」是歸國家和社會的，但生育成本則落在你自己肩上，這自然讓許多人「想生都不敢生」。 這是一種在中國社會盛行的邏輯，大體可稱之為「有權者的單邊主義」：只考慮自己的需要，不考慮你的難處。所以國家的潛台詞是：「不要問國家能為你做什麼，要問你能為國家做什麼。」企業也類似：「是我在挑你，你不願自有下一個」，等你入職了，最常聽到的可能也是「我只要結果，不要借口」。在這種情況下，擔子被層層轉包，直到最弱勢的那一方無可推卸挑起來。現在的問題是，她們也撂挑子了。 趨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很難指望每個人在明知道要付出很大的情況下還能自覺自愿去做一件對自己未必有利的事。因此國外這些年來在鼓勵人口生育的政策設計上，基本思路都是由國家出面來減輕企業和個人的負擔：首先給企業補貼因女性員工孕產假、哺乳假等帶來的損失，生育哺乳期的工資則由社保解決；其次，讓父親也享有陪產假和育兒假（在丹麥是2周+32周），這樣做的目的旨在避免社會對婦女的歧視，因為男性也休產假，那麼僱主就不會因此而不願意聘用女性了；最後，給兒童（尤其是二胎以上）幼兒園、小學入學予以學費減免。總之這都是為了盡量讓人覺得「生孩子並不需要我個人做出難以承受的犧牲」。 網路圖片 但這些政策管用嗎？很遺憾，在大部分國家，即便如此，生育率仍然一路下滑——儘管你可以說，如果不這樣，會下滑得更快。因為任何公共政策都不可能承擔「從搖籃到墳墓」的所有福利開支，這只是能幫助那些想生的不至於「不敢生」，但對那些「不想生」或「不想多生」的則毫無辦法。因而不久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在呼籲重視少子化問題時，坦率地承認：「很遺憾，我自己也沒孩子，但我們的政策應當是為那些想生的人營造一個儘可能好的環境。」 不過，這仍然不是最終的解決之道。在日本，儘管政府近些年來再三推出鼓勵舉措，但年輕人別說生孩子，連談戀愛的意願都在下跌；而韓國政府這些年來已絞盡腦汁，花了幾百億韓元，結果卻是生育率跌破1.0，意味著每對夫婦只生不到一個孩子。至於中國各地這兩年為鼓勵二胎推出的一些舉措，更被網上嘲諷為「法拉利5元代金券僅限第二輛使用」。 因為這些政策出發點本身，都是為了提高生育水平，但對大部分普通人來說，她們畢竟很少真的只是為了響應這些政策號召就去生孩子——就像很少會因為有點促銷的小便宜就去買一堆自己實際並不需要的東西。正如復旦大學人口學教授任遠所說的，「鼓勵生育和限制生育一樣，都是超越了公共服務和管理的邊界」，國家真正應該做的是「支持家庭」，提升人民生活的幸福感，而不是刻意強調「鼓勵生育」，生孩子本應是一個幸福家庭的自主決定。 現代女性怎樣才願意生娃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是否就束手無策了？一個國家在實現現代化之後，生育率就只能不斷下滑而不可逆轉了嗎？答案是否定的，否則在現代化和生育率都不可逆轉的前提下，那人類整體的命運也只能是自然滅絕了。 歷史上並非沒有國家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實現生育率的提升。連日本這樣低生育率的國家，總和生育率在2005年下滑到1.26之後，居然也曾在2015年反彈回1.46。在二戰前後，美國出現了「嬰兒潮一代」，一舉逆轉近兩個世紀以來出生率持續下降的局面。1930年代的美國育齡婦女平均生育2.4個孩子，但到1950年代卻平均生3.2個孩子。 這並不是因為新移民帶動（何況此前美國也一直有源源不斷的新移民），而只是因為當時在戰爭和繁榮所激發的情緒下，所有人都在生孩子。在當時美國社會的道德觀下，幾乎每個人都認為以孩子為中心的家庭團結是成功的、健全的個人生活的標誌；1957年的一項研究表明，多數美國人認為做父母是幸福之路，沒有孩子被認為是反常的、自私和可憐的。 網路圖片 這種價值觀在1960年代的民權運動後開始瓦解，美國的生育率再度下滑，但即便如此，美國至今仍有許多年輕女性對生育滿懷熱望，且是那種非常真誠、狂熱地喜歡並想要孩子。這首先恐怕是因為教堂等傳統主義的機構從小就在給女孩們灌輸一個完美的「美國模範家庭」的形象不能缺少孩子；而美國的個人權利保護相當完善，無論對兒童撫育還是女性權益都很重視，因此女性對親子生活抱有良好的期許。這在中國社會幾乎看不到，中國人歷來更多是把生育後代看作是任務（延續後代的使命）、是到了一定的人生階段必須要去做的事，而不是自己發自內心地喜歡多幾個孩子。 不過，即便是美國，嬰兒潮的反彈也只是在一代人的時間裡曇花一現，近些年成功走出「低生育率陷阱」，出現人口明顯回升的是東南歐國家，但真正成功的典範是瑞典和法國。在瑞典，2000年的生育率已低至1.53，但2010年卻反彈到1.67，去年更回到了1.88，在北歐各國中僅此一家。 法國更為神奇，2000年是1.75，2010年達到1.97，2017年高達2.07，是發達國家中唯一一個成功回到接近人口更替水平的國家。這並不是因為移民的貢獻：法國在2008年就估算過，第一代移民的貢獻率僅相當於把全國的生育率提升了0.07，按這些年移民佔法國人口8%的比值計算，他們也就只比法國本國人平均多生一個孩子。 它們是怎麼做到的呢？作為最早完成現代化的地區，歐洲的生育率近百年來一直是全世界的「窪地」，而瑞典等北歐國家又是窪地中的窪地，在1970年左右是最早跌破人口更替水平（2.1）的國家；但在1980年代之後，其它歐洲各國生育率下跌時，北歐卻開始不跌反漲，在瑞典尤為成功，被稱為「第二次人口轉變」。 瑞典在1970年代末開始推動一項變革婚姻和家庭制度的創新，就是大規模的非正式同居，1980年代更頒布專門的《同居法》，承認同居關係的法律效力，規範國民的非婚同居生育行為。30年後，近70%生下第一胎的瑞典婦女或是同居女性，或是單身母親。 網路圖片 在法國，自1974年以來生育率就一直較為穩定，有著全球最理想的人口結構，是發達國家中第一個實現人口結構可持續發展的。但其實在1970年代之前的長達百餘年的時間裡，法國上下一直為人口問題深感頭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三十年里，英國人口增加了1000萬，宿敵德國增加了1800萬，而法國卻只增加了200萬，當時無數法國知名人士大聲疾呼，試圖扭轉人口減少的趨勢。當時的德國人也得意洋洋地說法國「男人不願從軍，女人拒絕生育，這樣一個民族會變得麻木，失去活力，註定要受控於一個年富力強的民族」。 統計學家和人口學家貝蒂榮（Jacques Bertillon）當時甚至擔心法國長此以往將變得像波蘭一樣，被歐洲其他大國瓜分；隨著講法語的人口減少，法國也將隨之喪失文化上的影響力。他說：「雖然我心如刀割，但我還是要說，我正注視著指明我們的國家終將消失的鐵證。」 這個問題的原因眾多：法國上層階級出生率低、繼承法傾向於打壓大家族，甚至還有人歸結為媒體和戲劇中對「小家庭更好」觀念的鼓吹、避孕藥的應用，以及反生育運動。隨後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恩威並行：1920年出台了嚴厲的反墮胎法案（直至1974年才廢除），刑法規定墮胎是犯罪，要被判處6個月到3年不等的監禁，到1942年甚至將墮胎等同於叛國；避孕直至1967年才隨著「新出生法案」（loi Neuwirth）通過而得到認可，此前提供避孕知識的醫療人員常遭到起訴；同時對多生孩子的家庭給予福利補助。但儘管如此，這些舉措卻成效甚微。 真正帶來改變的是法國女性的覺醒。1971年，經受非法墮胎的343名法國婦女發表宣言「我們的子宮屬於我們」。第二年，法國國民議會正式承認非婚生子女和婚內子女擁有完全平等的地位。1975年，以衛生部長西蒙娜·韋伊（Simone Veil）命名的「韋伊法案」不顧天主教會和右翼的激烈反對，宣布大多數情況下的墮胎合法化。 這被廣泛視為啟蒙運動的世俗價值理念戰勝了傳統、自由思想戰勝了天主教信仰。避孕越自由，墮胎就越少，其結果，法國在以前靠懲罰和小恩小惠沒能做到的人口增長，通過授予女性避孕和墮胎的自主權反倒做到了。這一特殊現象被稱為「法式例外」（l』exception française）。 網路圖片 1975年法國衛生部長西蒙娜·韋伊推出法案，宣布墮胎合法化 在一個國家現代化之後，要提升生育率，到目前為止幾乎別無他途：降低女性生育成本、出台公共措施固然必要，但那還不夠，真正要做的是必須給予女性更充分的自主權，打破傳統的男權結構，承認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權利。在法國和英國，非婚生育率（xtra-marital birth）在40年內從 6%-8%攀升到了40%-42%。只有女性獲得了更多解放、權利和自主權，而不必擔心自己遭到侵害或非婚生子女被社會歧視時，她們才願意生自己想要的孩子而無須顧慮。 與此同時，這還需要社會福利的完善和法律的公平保障，否則開放同居、承認非婚生子女的結果可能又變成女性獨自承受結果：未婚媽媽更容易貧困化，反倒只是方便了男性甩手。 為此，法國在1970年代就制定一項名為「公民同居協議」的新制度，廢除親子關係中對非婚生子女的差別待遇，就算不結婚，長期同居的伴侶也被認可享有與配偶相同的社會權利，並由政府提供豐厚的育兒支持和家庭支援。這已經不只是提高生育率的簡單問題了，而變成整個社會結構、觀念和制度都要發生相應的變革。 這也是為何南歐和東亞這些家長制更濃厚、觀念更保守的地區在現代化之後生育率更難回升的一大原因：因為婚前同居率很低，社會也不接受非婚生育行為，很多孩子被視為「不該出生」，那出生率就只能在1.4以下掙扎了。 2008年歐美各發達國家的非婚生子女率都相當高：瑞典54.7%、法國52.6%、英國43.7%，連美國也有40.6%，而日本卻僅有2.1%——日本直至2013年才廢除非婚生子女在遺產繼承權利上的差別，但社會上對非婚生子的歧視仍然存在。 如今很多壓力要求女性生二胎，但如果現狀沒有改善（喪偶式育兒盛行的東亞三國，在全球性別差距報告中迄今排名倒數），那麼在這樣的結構下，對一個有充分自我意識的女性來說，多生孩子顯然並非人生最佳選擇，因為在這社會裡，僅僅「做女人」本身就已經夠累的了；但要賦予女性充分的自主權，則會帶來牽一髮而動全身的結構性變化。所以，問題的根本不在於沒有辦法，而是這個辦法你敢不敢接。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維舟的方舟
網路圖片 如今，對許多賣房人來說，他們正在經歷一種「斷崖式賣房」的體驗。當初他們以為手裡握著房子，就是握著一種不會貶值的資產。然而，隨著被現實的涼水一次次地澆醒，他們每一次覺得價格到「底」了，但又有更低的「底」出現。 他們因此得出一個慘痛的教訓：要珍惜第一個出價的人。就像周星馳在《大話西遊》里那段名台詞——曾經有一位真誠的買房人出現在我面前，我沒有珍惜，等到失去的時候才後悔莫及。如果上天再給我一次機會，我想對他說兩個字：「我賣！」 後悔時刻 楊晨璐做夢也沒想到，3月初，被他們拒絕的「提著三十米砍價大刀」的那位買家，現在看來，竟然是出價最高的那個。 她要賣的是杭州餘杭區一套89平方米的小三房，買入價在290萬，算上五年來的利息和稅費，成本超過330萬。 經過三次降價後，她終於等來了第一個出價的買家。對方是一位剛需年輕人，想在杭州買房立足，像極了當初買房時的自己。不過，對方砍價很兇，給出站到談判桌前的價格是220萬上下，比他們的買房成本足足低了110萬。 中介勸夫妻倆去談，丈夫不願意，「這個價格沒有談的必要」。 那天，楊晨璐隻身一人，從晚上六點多談到八點。最後，買家同意加價，價格距離楊晨璐的心理底價235萬還差七八萬。對她來說，心理底線的235萬是一個微妙的數字，正好能把虧損控制在百萬以內。不過，丈夫仍然不同意。 會面不歡而散之後，楊晨璐沒有放棄，經過談判，買家再次加價——與心理底線的差距縮小到了三四萬。為了再爭取空間，楊晨璐甚至向中介要求降低中介費，相當於賣房成本再降低了一些。 萬事俱備，她覺得已經可以點頭同意了，丈夫卻不肯，「很堅持，不想賤賣」。他們買下這個房子是在2019年，是夫妻倆的婚房，自住僅有五年，無論是從虧損程度還是對房子的感情來說，都讓丈夫下不了降價這麼多的決心。 中介的電話天天打過來催，夫妻倆為此產生了巨大的意見分歧。直到兩周後，她終於說服了丈夫，同意了買家的出價。結果就如同每一個擦肩而過的故事，「對方已經去考慮別的房子了」。 楊晨璐有時候會想，自己是不是已經錯過了最好的買家了？像她一樣，在今年的賣房市場里，無數人證明，錯過了第一個出價的人，基本就等於錯過了賣出的最高價。 網路圖片 國家統計局數據也顯示，2024年2月份，70個大中城市中，各線城市二手住宅銷售價格同比繼續下降。一線城市二手住宅銷售價格降幅最大，其中，其中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分別下降0.9%、0.6%、1.0%和0.5%。 但對許多人來說，他們心中的降幅要比這個數據明顯得多。 生活在北京的章偉至今還記得第一個找他出價的人。那是去年9月，他要賣一套位於昌平的小兩居。剛把房子掛上平台，沒等幾天，就有一個買家出價395萬。當時掛牌的價格是425萬，「雖然沒到心理預期，但是想出手的」。 這時，父親卻犯了嘀咕：「算上裝修和利息，得賠四五十萬啊。」章偉一聽，猶豫了。第一次賣房的他，像一個還沒學會游泳就踏入大海的小白，只懂得最眼前紙麵價值的計算，不了解市場的走向，更不知道賣房市場的深淺。 實際上，去年10月，隨著認房不認貸政策的效應逐漸削弱，北京的新房與二手房交易均由升轉降，跌幅擴大。根據諸葛數據研究中心監測數據顯示，2023年10月北京二手住宅成交10653套，環比下降25.3%；同比下降5%，同比降幅較9月擴大4.5個百分點。 事實證明，在如今的市場，每多猶豫一天，價格就有可能降一天。當時章偉想不到，這將是他長達五個月的賣房時間裡出價最高的買家。 網路圖片 被反覆突破的底線 在這場堪稱「斷崖式賣房」的拉鋸戰中，幾乎所有人都面臨一個最頭痛的問題——究竟底在哪裡？ 對楊晨璐來說，她的底線被一次又一次反覆突破，「沒有最低，只有更低」。 那是去年10月，第一次掛牌時，楊晨璐還抱著「不虧太多」的心態，掛牌315萬，這是她最開始的「底」。「當時覺得虧15萬已經不少了。」然而，掛上去一個月，一個看房人都沒有，反倒是同小區內的成交價一降再降。 在當今買房市場，買房人少，房源太多。以杭州為例，它面臨著掛牌量高企和需求乏力的雙重壓力。根據貝殼研究院數據，2024年2月，杭州二手房網簽2543套，環比下滑62%，價格跌幅也在擴大。截至2月底，杭州二手房掛牌量已經達到14.99萬套，環比新增3815套。 因此，二手房掛價需要根據成交價即時調整，如果掛價高於上一套的成交價，基本沒有客流。也就是說，賣得越晚，價格就越低。到了元旦，楊晨璐不得不把自己的價格底線降到260萬——因為同小區，已經出現了250萬的成交價了。 這還不夠。過年回來，小區內的成交價已經突破240萬。楊晨璐只好咬一咬牙，再次調整到248萬。 像很多賣房人一樣，她不甘心比當時的底價賣得更低，「總得稍微定高點，好留個談價的空間」，但也正因為如此，她就像是陷入了一場追不上對手的追逐遊戲，她徒勞地追逐著那個「底」，弄得自己身心俱疲。 尤其是夫妻兩人心裡的底線常常不同步，這也加劇了賣房的困難。由於楊晨璐是主力賣房談價的那個，往往是她接受了，丈夫那邊還得過段時間才能接受，因此，等到丈夫反應過來，「（房價）基本就直線下來了」。 更為重要的是，許多賣房者發現，過去評估房價的那些要素似乎在一夜之間失效了。在房價上升的年代，包括配套、裝修、區位、學區等在內，所有的一切都被明碼標價，要估算出一套房子的價值並不難。但現在，過去的那套價格體系失靈後，買房者看中的最主要因素，變成了降價幅度。 在拒絕了第一個買家後，迎來國慶節，章偉收到了第二個買家的報價——370萬。時間僅隔半個月，「和上次價格還低了25萬」。 對方一眼看中了房子，覺得自帶裝修、樓層合適，樓下還有幼兒園，設施齊全，後續加價了3萬。章偉沒有立刻點頭。過了十餘天，中介勸他：「370萬，賣了吧。」經過一段時間的內心建設，他終於決定同意了。 然而沒想到，這回角色調轉，「落花有意流水無情」，買家反而又不急了。 網路圖片 章偉成了越發著急的那個。過了房地產行業傳統的金九銀十，房子出價越來越低，當收到360萬報價的時候，他心態崩了，「一下差價了30多萬，接受不了」。 他感到，自己的底線被逼得一步步往後退，「不僅是價格，也是心理上的。」每一次有人報價，他都要花上幾天做思想建設。 一氣之下，章偉告訴中介，「不賣了」。 底線被反覆突破的滋味並不好受，因為它象徵著一次又一次地自我懷疑，與此同時，還要承受來自中介的壓力。 27歲的北京女孩張沁，一度為賣房一事失眠，甚至做噩夢夢到房子賣不出去。她的房子位於望京中心地段，擁有北京市的重點學區，與萬柳書院屬於同一開發商。然而，由於戶型是一居室，且位於29層的頂樓，掛牌數月，至今無人談價。 張沁第一次掛牌是在去年3月份，當時小區的成交價在630萬，為了留出砍價空間，她定價670萬。 中介不斷地用各種話術向張沁施壓：「不再降一點，就上不了必看好房，就賣不出去。」還拿同小區同戶型與她對比，「樓下掛了530萬，你是頂樓，要至少比他便宜兩個點」。 她的底價不斷往後退，從525萬到509萬，比之去年最開始的掛牌價，整整差了161萬。 有一回，她忍無可忍發了火：「我說我不可能再調價了，大不了我把新房退了。」她感到無比氣憤，「太欺負人了，這個房子被說得好像一文不值。」 但是氣惱過後，她不敢真的和中介翻臉——不僅不能翻臉，甚至還需要討好，請喝奶茶、請吃飯，因為賣房還得靠他們。 網路圖片 必須賣房的理由 孩子，是許多人選擇賣房並置換房子的最大原因。 杭州的楊晨璐想換房，「100%為了孩子」。一年前，她迎來了第二個女兒，七十平方米的小三房，容納包括老人在內的一家五口略顯擁擠。大女兒即將上小學，自己在餘杭區，教育資源偏弱，她想換到學區更好的位置去，為此，「虧了也認了」。 而在沒有孩子的時候，楊晨璐一度不認為「學區、教育」是她考慮範圍里的因素。她是在2019年房價高點的時候買下的房子，預算300萬以內，「本身選擇不多」。 在學區、生活環境、離主城區遠近多個因素中，楊晨璐選擇弱化了第一項，「有一個學校就行，不想卷」。 她最後挑中的是一個二手房，由萬科開發，賣給她的業主在2016年買下，三年後均價從一萬五漲到三萬，翻了一倍，「前業主凈賺100多萬」。 如今，時過境遷，輪到她賣房，卻是「要虧100多萬」。但另一方面，她也安慰自己，換了更好的學區房，兩個孩子都能享受到，「也不是那麼虧」。 在賣房買房的潮流里，楊晨璐深切感到了自己作為普通人的無措。錯過了賣房的高點，錯過了房價上漲期，還經常陷入後悔，「如果我很清楚我的底線在哪兒，可能這房子已經賣掉了」。 她偶爾還會想，如果當年選擇買新房，「怎麼也不會虧」。再或者，倘若能早些賣，去年8月、9月選擇拋售，「還能保本」。想得再美好一些，如果在2022年房價上漲到4萬一平方米的時候就能想到賣掉，楊晨璐停頓了一下，「……誰知道後來會這樣呢？」 除此之外，對於賣房者們來說，還有一個賣房的重要理由，是因為他們想買的改善房也降價了，一出一進，虧損似乎就被抵消了。 多名賣房者甚至表示，他們如果虧100萬賣掉了自己的房子，那麼，他們就會抱著砍價200萬的決心，去買新的房子。於是，在這個擊鼓傳花的遊戲中，誰都不希望自己成為最後背鍋的那一個。 對張沁這樣置換型業主來說，她甚至覺得，此時是置換上車的好時機。「努力夠一夠就能買到。」因此，對於想置換的人而言，面積大、環境好的房子更有市場，而相比之下，張沁手裡的一居室，受眾群體窄小，賣房變得難上加難。 但動作一定要快。由於張沁已經先定下了新房，所以必須馬上處理掉她現在的房子，要不然資金鏈就斷了。 還有一些人賣房，則是因為工作變動或是出國等原因。 比如在安徽蚌埠從事房產工作數年的孫盈，她的房子買在2018年，那是個「誰都在買房」的年代，「只要有點錢都去買房」。她所在的行業，幾乎人人手裡都有房，甚至買幾套房。親戚朋友凡是聚在一起，房子是必不可少的話題，誰買了新房，誰買的房子升值了，沒有房子，就失去了一部分社交屬性，在攀比中落了下風。 風氣推動之下，孫盈腦海里只有一個念頭，「我要有一套屬於自己的房子。」那時候，她將近30歲，房子成為未婚的她的依靠。 網路圖片 沒想到，買下之後，她工作變動，在另一個城市結婚定居，屬於自己的房子一天都沒住過。從去年國慶到今年2月底，每每看到「掛牌一年沒出手，虧50萬」的新聞，孫盈就感到一陣揪心，「上班辛辛苦苦攢的錢，就因為一個選擇，虧得血本無歸。」 但沒辦法，等到新房的兩年契稅一滿，她趕緊掛牌出售，不然，她害怕虧得更多。 賣房的代價 最後，許多業主都不得不面對一個令人心碎的事實——房子想賣也是能賣掉的，無非是自己願意支付什麼代價。 對張沁來說，她付出的是極大的精力和耐心。甚至，還為此改變了自己的生活狀態。 此番賣房，她向出手了兩套房的鄰居討教，對方告訴她：「房主自己住在房間里，自己給客戶介紹最好。」 於是，出現了頗為荒誕的一幕——三年前，買下房子後，為了償還高額的房貸，張沁一直選擇租房住，「以租養貸」。而現在，她終於第一次正式住進了自己買的房子里，卻是因為想把房子賣掉。 從前租房住時，她隨性慣了，東西隨手亂放。現在，搬進家裡，到家拆完快遞，她立刻把垃圾箱清理乾淨，每天上班前把床鋪鋪好，窗帘拉開，「保證屋子採光良好，沒有異味」。 這一切，都是為了給過來看房的人留下個好印象。 網路圖片 即使周末在家，她也保持「隨時進入戰時看房狀態」。中介通知「十分鐘後過來看房」，她會從床上蹦起來，飛速收拾。遇上不在家的時候，她通常選擇讓中介晚點來，預留出飛奔回家的時間，「我希望盡量是我在家給客戶講解」。 為了推銷房子，她還總結了一套優點，從學區到治安，從車位價格到小區密度，甚至搬出了玄學：「租客租了房子後實現薪資翻倍，我搬進來之後也拿到了理想的工作offer。」她把手機壁紙換成「賣房符」，每逢刷到賣房成功的帖子，都在下面留言，「接好運」。 不過，儘管誠心且努力，張沁所作的充其量是錦上添花的事，最重要的仍然是價格。沒有「低價」這朵鮮花吸引客戶，有時候再多綠葉襯托也無濟於事。 而章偉則選擇繼續降價。他重新找回中介，聯繫之前有出價意向的買家。買方市場下，作為房東的話語空間不斷縮小，掛牌價與成交價之間的議價空間最少20萬，有的甚至能達到四五十萬，「很恐怖的」。 價格下滑到340萬左右時，曾經出價370萬的第二位買家，再次報價，344萬。這回，章偉已經吃了足夠多的虧，萬萬不敢錯過，對方說想要多一點傢具，他也同意了，「實在是熬不住了」。 網路圖片 章偉簽完合同回家的那天，母親正好來北京陪看孩子。進門看到母親，想到為了買下這個房子父母操心前後的奔波、借錢，他們幾十年辛苦攢下的錢，轉頭變成竹籃打水一場空，章偉心裡的難受達到了頂點。 房子賣掉之後好幾天，他都處在恍惚里。 賣房的時候，遇到第一個出價買家的時候，章偉都沒有想到這幾個月會如此難熬。經歷無數次對心理底線拷打的煎熬，在夜裡為賣房唉聲嘆氣輾轉反側，無數次計算虧了越來越多錢時的後悔和心疼，這些情緒擰成一股繩子，把他勒得難受。 也有人快刀斬亂麻，賣房時把頭埋進土裡，相當於是「鴕鳥式賣房」。 31歲的袁婷，生活在杭州，她在製造業私企工作，負責外貿業務，買下房子後便被外派墨西哥，房子的裝修皆交由同在杭州的親妹妹打理。 買下房子的時候，袁婷對房子的所有構想都圍繞家人展開。她想把父母接來山水宜人的杭州居住，不過房子買在郊區，每天上班通勤要花費三個小時，周末規划出行必須計算路上的時間。 對她來說，房子已經成為包袱。這四年，她算了一筆賬，她一共還款25萬，其中只有5萬是本金。 同一時刻，她在賣房平台上刷到了鄰居正在出售毛坯房，掛牌才85萬，按照這個價格，等於她前面四年都在為跌掉的房價打工。這一刻，關於房子的美好想像突然化為泡影。 她花了三天思考，決定不想再經歷痛苦漫長的讓價折磨，把目標設立得很清晰，「賺是不可能的，只要求收回還沒還完的房貸」。 3月10日當天，她聯繫中介；一天後，中介上門了解房子；又過了一天，攝影師上門拍照；再過了一天，她在社交媒體為房子發帖引流。 當天晚上八點左右，其中一個上門看房的客戶，當場便把房子定了下來。 過去一年，對袁婷來說頗具戲劇性。她走完了拿到房產證、裝修、入住，再到賣房全部流程。如今，她準備再次買房，這次她的目的就是撿漏一個流通性和抗跌屬性都不錯的房子，「一定要以一個非常好的價格打動我，讓我心甘情願地再次背上負債」。 更多的人，還在這個斷崖式賣房的現狀中熬著。 網路圖片 「虧100萬」，是楊晨璐給自己劃定的最終底線。她也有過備選方案，比如把孩子的卧室換成雙層床，「怎麼也能住」。她家在三樓，如果望向窗外，正好能看見小區里盛開的櫻花樹。在很多個心情鬱悶的時刻，這些景色總能給她帶來一些撫慰。 「大不了，我們就不賣了。」楊晨璐說，接下來，她準備把老大的課外培訓班再取消幾個，日常開銷也要更加謹慎。無論如何，她都決定開始省錢了，這也是經歷了斷崖式賣房之後，她所經歷的轉變。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每日人物
今年三月下旬，中國發展論壇結束後，習近平與美國商界會見。雖是閉門對談，內容經由與會者轉述，讓外界有所了解。 關於政治制度。習近平表示：中國的治理體系（即政治制度）不會改變。中共尊重其他國家、其他形式的治理體系，因此要求其他國家也尊重中國的治理形式。意思是：中共尊重美國的民主制度，美國也應該尊重中國的一黨專政，即所謂「全過程民主」。 且不說中共並不尊重美國的民主制度、再三用黑客、網攻、水軍、金錢賄賂等手段影響美國選舉。就說習近平在此處的邏輯，實際上是黑社會的大黑話：我們尊重你們做君子的道路，希望你們也尊重我們做流氓的道路。如果美國當真接受這樣的忽悠，其結果就是：既然你們是君子，你們就守信重諾、循規蹈矩、處處禮讓；既然我們是流氓，我們就無法無天、恣意妄為、上下其手。長此以往，自然是中共勝而美國敗，所謂「東升西降」。 關於中美關係。習近平說：「中美關係回不到過去，但能夠有一個更好的未來。」這是習近平首次承認：中美關係不可能回到從前。顯示其再三爭取和掙扎後的幻滅。既然已經回不到過去的蜜月期，又怎能有一個更好的未來？習近平之意，要爭取一個比目前最差局面稍好一些的中美關係。然而，以當前走勢，中美關係只有更差、沒有最差；未必已經觸底，就談不上更好。 說到晶元和半導體，習近平說：美國不應試圖遏阻中國的發展，中國不是美國的威脅。這是習近平在不同場合來回重複的說法，但蒼白無力，聽上去很諷刺。因為，美國遏阻的是中共而不是中國；沒有美國的引領和幫助，中國不可能達到今日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地位；中國不是美國的威脅？但中共早已成為美國最大的威脅。 對談中，習近平還眉飛色舞地比劃著說：「中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怎麼回事？就是通過交流。交流、合作，最後交融，那不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同分歧永遠會存在……求大同，存小異，建立更多的共識。」 「思想上也是一樣，不同分歧永遠會存在，因為人和人是不一樣的，一家人也是不一樣的，但要求大同、存小異，建立更多的共識，國家之間、家庭之間、家庭內、親人之間也是這樣的。」果真如此？習近平何不與李克強求同存異？黨內的習派何不與團派求同存異？中國共產黨何不與中國異見群體求同存異？ 習近平宣稱：「中美關係史是一部兩國人民友好交往的歷史，過去靠人民書寫，未來也要靠兩國人民創造。」那麼試問：習近平可以會見美國民間人士 – 商界和學術界人士；拜登是否可以會見中國民間人士 – 商界和學術界人士如馬雲、張維迎等，而確保他們來去自由、回中國後不受習當局報復？ 關於台灣。習近平強調：台灣是一條紅線。並稱：中方不干涉其它國家的邊界，所以其它國家也不應該試圖干涉中國的邊界。且不說習近平任意把台灣劃入其邊界，侮辱台灣的主流民意，「亂打台灣豆腐「，就說對周邊其他國家如菲律賓、越南、印尼、馬來西亞、印度等國，中共又何曾尊重而不干涉這些國家的邊界、包括其國際法定義下的經濟專屬區？ 據悉，香港不在這次對話題內。因為，受邀出席今年度中國發展論壇的各國嘉賓從一開始就被中方打招呼：不得談論香港。可見，習當局鴨霸到極點，香港話題，不僅不準中國人觸及（以非中共意識形態），而且還不準外國人觸及。由此可見香港話題之敏感！香港情況之糟糕、局勢之嚴重、人心之對立，或遠超外界的評估和想像。 一位參與閉門會談的美國公司執行長這樣總結與習近平的對談：沒有跡象顯示（習近平）會有任何改變。中國富人們（民營企業家們）處於恐懼狀態，正紛紛把資金轉移到國外。中國投資環境仍然可怕。由此，他對中國經濟前景毫無信心。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今年3月27日，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會見美國商界大佬和學者。原本是每年一度的中國發展論壇結束後的重頭戲，原本是中共總理職權內的戲份，但，就像總理職權內的其他戲份一樣，習近平悍然推開李強，逐一奪權，親自出演。意思直接而明確：既要剝奪李強權力，而且不能讓李強收穫名聲，讓他連虛名都撈不著。可謂架空得徹底。 習近平首演的這場閉門對談，受邀出席的美國企業高管15人，外加部分專家學者。令外界詫異的是，蘋果公司執行長庫克並不在其中。而在之前的報道中，庫克是風頭人物，此行抵達中國時，庫克高調錶白： 「我愛中國，我愛中國人。」 都以為他將是與習近平對談的座上賓，孰料竟被排斥在外！筆者判斷：習近平藉此亮明態度，支持國產貨華為而排斥洋品牌蘋果。 雖是閉門對談，內容經由與會者轉述，讓外界有所了解。 關於中國經濟。習近平聲稱：去年中國經濟增速(5.2%)在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名列前茅，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繼續超過30%，中國經濟是健康、可持續的。又說：中國經濟尚未觸頂，每個經濟體都有自己的問題，而中國知道如何解決自己的經濟問題，中國知道每年必須為應屆畢業生創造至少1000萬份新工作。 去年中國經濟增長率真有5.2%？其實是習當局自說自話，外界並不相信這個數字。應屆畢業生需要1000萬份新工作？大致沒錯，但這恰恰是習當局無法解決的中國嚴重社會問題之一，以至於中國青年失業率持續飆高，以至於在去年六月這個數字達到21.3%之後，習當局不再公布相關數據。中國年輕一代流行躺平，已經是當下中國社會的新常態之一。 習近平宣稱：中國過去沒有因為「中國崩潰論」而崩潰，現在也不會因為「中國見頂論」而見頂。沒有因為「中國崩潰論」而崩潰？但，這只是過程中的一個狀態。數千年中國歷史，有哪一個專制王朝不是以崩潰告終？作為「中國政治文化傳統」之下的紅朝，既然是專制王朝的重複和輪迴，崩潰只是時間問題。不會因為「中國見頂論」而見頂？其實，在世界範圍內，經濟見頂現象屢見不鮮。論發達國家，日本、德國等國經濟先後見頂；論發展中國家，委內瑞拉、辛巴威等國經濟先後繁榮見頂、隨後還再度淪為失敗國家。中國經濟明顯見頂，盛極而衰，已是不爭的事實。習不願承認現實而已。 關於民營企業。有美國高管在會上提到中國民營企業的命運，習近平接話更正說，「你說的是小企業」。在這裡，習近平的認知障礙、意識形態和心機目的都暴露無遺。囿於他的認知障礙，他把民營企業一律貶低為小企業。然而，阿里巴巴小嗎？騰訊、京東小嗎？支撐中國城鎮就業佔80%的整體中國民營企業小嗎？ 在整個會談中，多名美國高管多次提到中國的民營企業，習近平每次都把話題轉開，把話題焦點轉到對大型國營企業的支持上。出於極左意識形態，習迷信計劃經濟，主張「國進民退」、「做大做強國營企業」。不僅這麼想，還這麼做了：任內反覆打擊掃蕩民營企業。 習近平跟美國公司高管們的對談，有引進外資的目的，其意圖竟是引誘外資幫助發展中國的國營企業、即黨營企業，絕不願外資幫助發展中國的民營企業。對內對外都是「唯我獨尊」、「為我所用」的那一套。習近平竟然想不到：所有外商外資，都是外國的民營企業，你如此歧視中國的民營企業，還指望外商外資- 外國的民營企業留戀中國市場？ 關於市場經濟。在閉門對話中，習近平雖這樣提改革開放：「改革開放是當代中國大踏步趕上時代的重要法寶。中國的改革不會停頓，開放不會止步。」但當與會者提出有關深化中國市場經濟改革的建議時，習近平一概予以拒絕。美國高管們表示，他們由此得到最重要、最清楚的信息：習近平不會放棄對經濟的中央集權控制，他無意接受外界、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親市場改革的任何呼聲。 與會的美國高管向媒體透露：在長達一個半小時的會面中，美國企業家們提出了尖銳問題，而習近平都給予了強硬回應。毫無掩飾，習近平盡顯其廬山真面目。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