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一军被抓后，在网上读到一篇标题为《唐会咬出他的恩公吗？》的短文，说的是”唐一军被指后期升迁主要是找了浙江省前政协主席刘枫，刘枫找了时任中组部部长的赵乐际，因为刘枫曾长期在青海工作，是赵乐际的老领导”。 话说的确实没错。不过外界从未报道过的事实真相是，调浙江前曾长期在青海工作的刘枫与赵乐际曾经的密切关系，首先还不是上下级，而是刘枫与他赵乐际的父亲赵喜民之间的“革命情谊”甚至是“患难与共”。这才是日后赵乐际对自己从四岁就开始尊为“刘叔叔”的刘枫“有求必应”的最根本原因。 刘枫是河北隆尧人，生于1937年2月，1957年以“调干生”身份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从此与河北老乡艾宝元同窗四年。这里说明一点，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中期，人大主要招调干生，还有开展一些在职干部的培训，基本不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选调。 这里特别提及这个艾宝元，是因为刘枫当年所在的人大新闻系57级一百好几十号人里，日后真正在中国内地的新闻界能够被称得上“人物”的，只有这个艾宝元。此人1961年毕业后被直接分配到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随改名艾丰。 1978年，这个艾丰以40岁高龄考进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成为“文革”后全国恢复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次年便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揭露黑龙江王守信贪污集团长篇报道《触目惊心，发人深省》，从此名声大噪。 此公已于2019年去世，生前有许多学术职务，新闻界的最高职务是《经济日报》总编辑。官至副省部级。 而整个人大新闻系57级的一百好几十号人里，日后混至正省部级者，好像只有刘枫一个。 和艾丰同乡、同窗却不同命。1961年8月艾丰被留在北京，而刘枫却被安排“支援三线”，在北京车站对着送行的艾丰等同窗好友哼唧了一句“君不见，青海头，古来白骨无人收“，便头也不回地踏上西去的列车，到青海省电台报道去了。 笔者当年在西北地区有一位恩师也是1961年北京某大学毕业，被分配到“艰苦地区“的原因是当年进入大学后虽然只赶上了反右斗争的尾巴，但却不幸又迎来了”反右倾运动“，被“错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刘枫本人是大学毕业的当月才被发展入党，所以应该不属于被“发配”性质，而是属于为了争取入党主动要求“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 抵达青海省会西宁之后，刘枫很快就结识了时任省委宣传部理论处的处长，赵乐际的父亲赵喜民。当时的赵乐际才4岁。虽然口吃学话晚，但这个时候已经能够开口学叫“刘叔叔”了。 那个年代的青海省内，无论是省直机关的党政干部还是省内的新闻出版单位的编辑记者，基本组成人员都是“支边”的工农干部和少数当地提拔起来的干部，绝大多数的实际学历只相当于当今圣上的初中辍学甚至更低，能够被刘枫这位当时整个青海省境内唯一一个大学新闻系毕业生所佩服的，只有一个“留苏“背景的赵喜民。 赵喜民是陕西西安人，年长刘枫4岁，当年也是“调干生“。1954年在“习仲勋亲自领导组建”的西北人民革命大学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委员会任职期间，有幸与当时在团中央办公厅工作的钱其琛等人一同被时任团中央主要领导人胡耀邦选拔推荐到前苏联的中央团校受训。两人是同班同学。据中共党史史料记载：”应苏联团中央的邀请，经党中央批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从1950年冬到1957年秋，共派出六期学生共152人。他们在苏联主要学习政治经济学、哲学、联共（布）党史等政治理论知识。” 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当年在延安时期的直接部下之一刘端棻“文革”初期曾经和被造反派押回西安的习仲勋一起接受批判游街……。他的儿子刘斌在其追忆文章《往事悠悠忆习老》中有如下 一段描述：“父亲晚年多病。他在病中完成了一本书的写作……。这本书叫《回首延安——边区教育生活十二年》。他在这本书中，记载了自己1937年——1949年期间，在延安办教育的往事。也记录了他与习仲勋同志的友谊和习老的革命事迹……。《回首延安》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当时的社长兼总编辑赵喜民同志亲自关心和安排了此书的出版。赵喜民社长也是一位老同志，新中国初期他曾在西北人民革命大学工作，他也是习老的老下级。” 由此说来，日后的赵乐际之所以能够受到习近平的格外青睐，也是首先得益于“父辈之间的革命情谊”。 当年入学苏联中央团校后，钱其琛未等完成学业便被选拔留在中共驻苏大使馆工作，赵喜民则是学成归国后自己主动要求回到自己原来所在的组织系统“西北局”，并志愿“到最艰苦的地方工作”，于是便被分配到青海省，先在团省委任职，日后又调进省委任省委宣传部的理论处处长。继而也就有了他的包括长子赵乐际在内的四个儿子都是在青海西宁出生的后来。 刘枫在青海省电台的编辑和记者职务一直持续到“文革”初中期。期间，无论是“文革”前参加“四清”工作组还是“文革”初、中期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都是和已经被工农干部出身的省直机关造反派们“拉下马“的赵喜民为伴。 当时他们去的这个“五七干校”在“文革”中名噪一时，位于“黄河源头第一镇”康扬，早期称康扬劳改农场，曾大批关押从内地送去的各类“犯人”，而其中又以“地富反坏右”之类的政治犯居多。由此可见出那里的气候和生活条件之艰苦。 “五七干校”劳改期间，身体情况一直不太好的赵喜民时常都会得到”比亲弟弟还亲“的刘枫的无微不至的照顾。两人之间确实称得上是”患难之交“。 结束“五七干校“下放劳动生活后，刘枫回到省城，被安排到省委办公厅当秘书，主要任务是负责省委内部刊物《青海通讯》的编辑出版。赵喜民则是赶上了”整团建团“，被安排到恢复组建的团省委担任副书记。不久即因担任团干部已经年龄偏大，被安排为《青海日报》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1977年初，军队“支左干部“出身的时任青海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刘贤权被中央下令调出青海，此前曾担任过长达5年时间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的谭启龙接掌了青海。 当年毛泽东见到他从来不叫他的大名而是叫他“放牛娃”的谭启龙本身文化不高，但也许是受他少年时代的好朋友胡耀邦的影响，比较尊重党内的知识分子干部。所以他的到任令刘枫迎来了“政治上春天”。 谭启龙到任没有几天，召集省委办公厅全班人马开了个会之后，即宣布刘枫担任他本人的政治秘书。 谭启龙主掌青海的具体时间是1977年2月至1979年12月，期间他只让刘枫在自己身边呆了一年多，即于1978年4月提拔他为至青海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兼省委调研室副主任。 1979年3月，谭启龙又推荐刘枫到中央党校受训，7个月后刘枫回到西宁即被谭启龙提升青海省委书记助理。 这段时间的刘枫被谭启龙如此快速提拔，除了谭启龙欣赏他的个人原因，也是因为大力提拔重用（党内）知识分子的大环境驱使。 也就是在刘枫开始担任了青海省委要职期间，决定了赵乐际日后的命运。 1980年，赵乐际的父亲被接替谭启龙青海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的梁步庭安排外放至海西州任副州长。当时的赵喜民才47岁，梁步庭如此的目的是让他积累一两年地方领导资历即可提拔为省委或者省政府副职负责人，但赵喜民主要因为身体原因，一心要回老家陕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也正好赶上1980年胡耀邦首次考察青海，当年赴苏留学前曾受到胡耀邦接见的赵喜民借机向胡耀邦表达了自己的“退意”。于是，胡耀邦一个电话打给了时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当年也是习仲勋老部下，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被确定为 “习仲勋、贾拓夫、刘景范反党集团”成员的马文瑞，于是，赵喜民于1981年2月被如愿调回他的陕西老家，平级出任了商洛专区的行署副专员。 当时的赵喜民回到陕西不久，夫人即携赵乐际的三个弟弟到西安，全家只剩一个赵乐际被赵喜民“托孤”给了刘枫。 赵乐际的母亲带着他的三个弟弟当年是直接回到了陕西省城西安，进入省委机关报工作。而赵喜民在商洛任职的时间不到两年即回调回西安，先担任省人民出版社副社长 ，随即奉命主持组建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任社长兼总编辑。 如此说来，当年的赵乐际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官二代，而且他青年时代入仕的学历基础，都是靠父辈们的安排才得到的。 这里我们不妨比较一下赵乐际和习近平的早期政坛经历。 1957年出生的赵乐际比习近平年轻4岁，正式步入中共政坛之前，两人一个是北大的工农兵学员，一个是清华大学的工农兵学员，结业时间一个是1979年，一个是1980年。不过当年的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是四年制，北大则是三年制，所以习近平的入校时间比赵乐际早两年。 成为工农兵学员之前，习近平是在农村入党，赵乐际也是。 1974年高中毕业（当时的学制是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后的赵乐际因为是家中长子，难逃上山下乡命运，于是成了青海省贵德县河东乡贡巴大队的插队知青，次年便加入了中共。加入中共的当年便被安排“返城”，入职青海省商业厅当了通讯员。 当年有过知青经历的人都知道，下乡知青被招工或者招干的首要一个前提就是插队时间至少两年。而当时的赵乐际为什么就能够“搞特殊化”呢？因为他的爸爸当时已经是青海日报副社长兼副总编辑， 更重要的是他的刘枫叔叔已经是虽然级别不高但说话特别好使的省委办公厅秘书。 1977年，已经是省委第一书记政治秘书的刘枫又不失时机地要求省有关部门把北京下来的工农兵学员的名额分配给省商业厅一个。于是，赵乐际便成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 我们在多年前的相关文章中即已经介绍过当年从陕西梁家河大学“转学”进了清华的习近平离开清华校门时没有按照党的工农兵学员“从哪里来到哪去”的毕业分配原则，而是以“参军入伍”的形式直接在当时的中央军委秘书长和中央军委会议主持人耿飙手下当了政治秘书，官拜副营级（正营级？）。 而当时的赵乐际不过一介在青海省会西宁当地才数得上号的官二代，北京大学是没有可能让他享受习近平一样的“特殊化”的。于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普通班”的三年学习期满，按照“从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工农兵学员毕业分配原则，赵乐际于1980年下半年回到青海省城，继续供职省商业厅，职务是政治干事。不久即因为其北大学历而被安排进商业厅下属的商业学校当教师，并兼任了校团委书记。而就在这期间，赵喜民在被同意调回陕西老家之后，就赵乐际自愿留在西宁一事郑重征求了当时已经官拜省委书记助理的刘枫的意见。意思自然是孩子留在西宁就是图了个“前途”，而前途是不是看好，就全看他刘叔叔的了……. 再到后来发生的故事就非常好理解了。赶在刘枫本人离开青海的前3年，也就是赵乐际29岁那年，就已经被提拔到了副厅局级，为日后成为最年轻的副省级、正省级干部打下了坚实的组织基础。 到此为止听众和读者们已经能足够明白日后的赵乐际高就中央领导人之后，为什么对刘枫会有求必应了。 前面说了刘枫当年的“伯乐”谭启龙在赴青海之前已经担任了5年时间的浙江省委主持工作的书记和省委第一书记。更何况这个谭启龙早在中共建政之初，就先后担任了浙江省委副书记兼省政府副主席和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职务，同时还是第七兵团兼浙江军区政委。所以他在世期间对浙江一直是非常有话语权的。而这就是刘枫在升任了青海省委常务副书记兼省政协主席的情况下，还是产生了离开艰苦地区的念头之后，很快就能够平调至浙江省的关键原因。 1089年10月刘枫调任浙江省委副书记后，时任浙江省委宣传部主任干事的唐一军从1991年开始在他身边担任专职秘书，直到1997年调任浙江省舟山市委秘书长。 而刘枫本人则是从1993年1月开始兼任省政协主席。5年后专任省政协主席，直到2003年1月才结束任期。而当时的浙江省省委书记已经换成了习近平。如此说来，这个刘枫应该是习近平也要给点面子的“老同志“之一。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2 月底，沈舒羽收到一个来自前公司的快递，里面有个 U 盘。打开其中的视频，她看到自己走出门、上下地铁，走进现公司，脸部完全暴露。几天前，她接到过来自法院的电话，告知她被前公司以违反竞业限制协议的名义起诉。这视频内容就是证据——证明她确实入职了一家跟前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公司。她被前公司起诉索赔近 30 万元。两年前她应届毕业进入这家公司，对竞业相关问题懵然无知，被起诉后，才试图弄清楚什么降临在自己身上。 曾在北京一家互联网大厂工作的曾悦被跟拍超过三个月。他看到的视频里，拍摄者离自己只有半臂距离，而他浑然不知。另一些因同样原因被追诉的人被拍到的场景是在现公司内部活动中。 被起诉前，让孙岩和家人感到异常的是两次陌生人来访。一次是有人敲门确认 “是不是 xx 家”。另一次，一个男子按响可通话门铃，“你知道你们在违法吗？” 不久后，他收到了起诉书和前公司雇用第三方跟拍他上下班的视频证据。 公司提交起诉周涵的视频证据中，没有他的容貌特征。他习惯在出门前戴上头盔，但他通勤的摩托车暴露了他的新去向。前公司查询车牌号，确认这辆车登记在他的名下。这一证据得到了法院的支持。 公司常常最大化地计算起诉金额。在一两年之间，一些公司将索赔金额从当事人此前收入 2 倍升至 10 倍，甚至更高。还有多位被起诉的人发现，前公司把加班费也纳入违约金的计算。他们面对这样的荒诞因果：过去加班越多，现在被索赔越多。 大多数互联网大公司员工多少了解竞业限制的问题。比如，收到过公司通报的警示消息。不过很少有人认真阅读那些通报，简短的字句也无法提供更多信息。很多人不觉得那与自己切身相关，意识不到其中风险，直到亲身经历。 根据《劳动合同法》，竞业限制协议适用于通称 “两高一密” 的高级管理人员、高级技术人员和其他负有保密义务的人员，限制他们在最多两年内从事与前公司有竞争关系的工作。最近几年，竞业限制协议在大公司不断下沉至基层员工、应届生、实习生甚至外包人员。 一位在跨境电商平台仓库负责打包的外包劳务人员说，他们从 2 月起和公司签订的新合同中，也有了竞业限制条款。这个跨境电商平台目前雇用了约 5 万名外包劳务员工。 被起诉违反竞业限制协议，对个体来说可能会背上沉重的违约金，面对与大公司打官司的精神压力。 2023 年春天，曾悦接到被起诉的电话时，以为是诈骗。起诉书上的索赔金额是 100 多万元。他的职务、工作年限甚至都被写错了。后来他推测这是一套模板，被起诉的可能不止他一人。 也在那段时间，在北京另一家互联网大厂工作的韩宇锐出差时接到父母打来的视频 , 两人坐得板正，显得紧张。“儿子，你被起诉了。” 他被前公司索赔 60 万元。 去年年底以来，数位当事人在社交媒体分享他们被前公司起诉的经历，让 “应届生被起诉违反竞业限制” 引起关注。一部分人同情其遭遇，也有不少人质疑当事人：你是不是签了协议？公司是不是支付了补偿金？你是不是在约定期限内入职了竞业范围内的新公司？——法庭上的问询重点也是这些基本的法律事实，“是，或不是？”。 沈舒羽的答案都是 “是”，确实签署了，确实在限制期内入职前公司的竞对公司。但她还是想不通，自己不算 “两高一密” 人员，“连 10 万都没挣到手，现在让我赔 30 万。” 我们对话了三十多位被前公司起诉违反竞业限制的人，他们被要求赔偿的违约金从十余万元到千万元不等。其中一些是应届生或初入职场的年轻人，没印象入职时签过竞业协议；而有的人工作了二十几年，曾签过几十份大小竞业和保密协议——过去这些纸张从未真的起作用，意外于这次签署要付出巨大代价。 被起诉的当事人中，一部分人签署了协议、但在竞业期限内加入了竞业限制名单上的公司，做和过去有一些关联的业务。他们辩称的理由有以下几个： 一些人自认无起诉价值，比如应届生、实习生甚至外包人员，自己的去向并不会对公司造成真实的损失。他们质疑竞业限制范围的下沉、扩大。也有一部分人加入的新公司不在竞业限制名单上，但因为公司营业执照经营业务范围重叠（如都包含 “网络、科技、计算机软硬件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被起诉。 一些当事人与公司在 “涉密” 与否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一位当事人追问为什么被启动竞业的是自己，对方的回答是，“你比较核心”。她不认同 8000 元底薪的工作算 “核心”。同期离职的、职级岗位相似的其他同事也没有被启动竞业。 另外，他们质疑签署竞业、启动竞业的程序中，存在隐性的压力、模糊的威胁、含混的潜规则。多位当事人离职时，被提示不签署竞业启动通知书，他们将拿不到离职证明，还有人提到 HR 有类似 “不签也没用，公司可以单方面启动竞业” 的表达。 最后，他们自我辩护的理由还出于真实的生存压力。几位应届生过去很大部分收入来自加班费，但公司在竞业限制期的补偿通常是基础工资的 30%，几位应届生员工每月收到补偿金 2000 多元，难以维系在一二线城市的生活。大公司们不断推进新业务，竞对公司名单也普遍越来越长。多家互联网大公司的竞业限制适用地域覆盖全球。几家新能源领域大公司的竞业限制范围蔓延至产业链上下游。当事人们在被启动竞业的那一刻，发现在同行业求职的路几乎被堵死。 竞业限制本来是为了保护公司的商业秘密、知识产权等，减少不正当竞争。竞业限制起源于英国普通法，被美国大部分州沿袭。硅谷所在的美国加州是个例外：南北战争结束后不久，加州就立法禁止竞业协定，促进人才自由流动。有学者认为，硅谷的繁荣受益于此。 在中国，2007 年颁布的《劳动合同法》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了竞业限制制度。中国知识产权保护还不完善，公司信息管理不够成熟，大公司更倾向于用竞业限制协议制约员工，因为这是一种比较低成本、便捷的约束手段。 早年，互联网行业并不怎么严格执行竞业。这个行业的参与者真诚地试图营造一个单纯的工作环境，以吸引中国教育体制的胜出者。年轻人从大学进入 “大厂”，身边的人不是 “同事” “同志” 而是 “同学”，就算遇到公司创始人，也可以直呼其名。办公室不但提供免费餐食，有的 HR 部门还会细致规定下午茶苹果的甜度以及食堂牛肉面里的牛肉克重，对供应商说 “要把这些员工当成宝宝。” 短短几年十几年里，这个行业的佼佼者从民宅创立的小公司成为价值数百上千亿美元的巨头。他们的早期员工每天超长工作，也确实得到其他行业难以比肩的超额回报。 但当所有巨头都逐渐变成同一个样子：算法推荐内容、卖商品、收广告费，竞争就不再有边界，对效率的追求也不再有上限。曾经百般呵护员工的部门，现在需要严格杜绝员工离职后的风险，竞业协议是最趁手的工具。 一些公司不断扩大竞业限制范围甚至于 “全员竞业”。个别公司 HR 部门设立专项团队，与法务部门共同处理竞业限制的事务。一些公司的法务或 HR 背上了竞业追诉相关的 KPI，追讨的数量、金额与他们的绩效、年终奖金直接挂钩。平日里开展业务的增长目标和管理方法被套用在执行竞业，前员工们在另一个视角感受到了公司是怎样的强大。 行业已经被高度竞争推着完成了工业化分工，没有人不可替代，而有的是人愿意为这份薪酬接受更严苛的条件。 在互联网行业 “降本增效” 的背景下，有人担心来之不易的入职机会等到限制期结束就没了，一些人选择在职业生涯收入的高点跳槽，一些年轻人的离职原因仅仅是过度疲劳——这都是 “冒险” 的原因。有人用假身份入职，每天戴帽子戴口罩上班，避免使用实名软件，避免一切职场社交，避免被人认出或被前公司拍到行踪。 违背竞业限制协议，冒险入职新公司之后，他们不得不过上这种 “新” 生活。 更多对象、更长的限制名单 李晓志对被起诉感到不解。他是技术工程师，约三年前从一家电商公司离职，竞业限制期 1 年。期间他加入了一家几十人规模的安全公司——不在前公司划定的竞业名单上。但是，前公司以两家公司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重合为由（都包含 “网络、科技、计算机软硬件领域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 ）判断存在竞争关系，向他索赔 71.2 万元。 被索赔 450 万的孙岩情况相似。他离职后加入了一家小公司，不在前公司划定的竞业名单上。被起诉理由同样是公司经营范围重合。这是他生活里又一个坏消息。几年中，他的家人患上癌症，前后花费数十万治疗费用。巨额的索赔让他喘不过气。 当下，不少互联网公司会在竞业限制名单上列出几十家甚至上百家公司。不仅是有直接业务竞争的公司，还包括那些公司投资后持股超过 20%、为其提供任意形式服务的公司，均禁止离职员工加入。一些公司在明确列举的竞业限制名单末尾加上 “等”，进一步扩大范围。实际情形中，如孙岩、李晓志等经历的，加入不在名单中的公司也可能被起诉。 就李晓志的情形，前公司在庭审时提出的质证是，该公司用户服务协议规定，该公司会使用各种安全技术和程序防止用户信息的丢失、不当使用、披露等，以此证明公司业务范围内包括网络安全和信息安全技术。前公司认为，他入职的安全公司官网描述的 “专注于账户安全等互联网安全服务”，与前公司存在竞争关系。 一审、二审期间，李晓志和律师举出公司出具的证明和各种业务文件，试图展示两家公司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均未获得法院支持。一审法院判决李晓志赔偿 71.2 万元，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一些公司会提前圈定竞业范围，即便自身没有实际开展业务。周涵签署的竞业协议的限制名单中，除阿里、美团、京东等国内互联网公司及其持股超过 20% 的公司外，还包括 Akulaku、Shopee、Lazada […]
网络图片 在山西静乐县，一位200多斤的19岁青年，倒在了春天来临前。 第一个发现他的，是父亲赵志杰。2024年1月15日，午饭过后，儿子虚弱地躺在床上，连衣服都没力气穿。父子体格过于悬殊，他跑到家对面喊亲戚帮忙，想合力扛他起来。 几人的力量还是没能将被朋友称呼为胖的青年托起来。再后来，医院也无力回天，宣告19岁男孩生命终结。 次日，父亲在儿子陈旧的床垫底下，发现了他从未被人知晓的经历。 儿子赵伟有一本供血浆证，还有一张被认定情况“危”的“入院证”。静乐县人民医院在1月5日诊断，赵伟“全血细胞减少，重度贫血”。悲伤的父亲经儿子朋友的提醒，将矛头对准了在过去8个月里抽了赵伟16次血浆的“中国生物忻州血浆站”（以下简称“忻州血浆站”）。 这个血浆站，在城区有一栋四层楼房。四层血浆站开外，豪华高耸的小区正拔地而起，发出突突声的机器打着地基，为下一座高楼做准备。 很少有人注意到，很多像赵伟一样的县城青年，每隔约半个月，会坐上一次献血浆的大巴或出租车，朝市区驶去。那里，他们的血液会被一个比平常抽血更粗大的针头抽出来，分离出血浆，再将红细胞等血细胞回输体内。 血浆站得到一袋600克的黄色血浆；被抽血的人，会换来一笔误工费，200-400元不等，附加一顿饭。 在山西，这通常是一碗面；在山东，是大肉包子；在江西，那就是小笼包。 这类人有相似的处境：学历不高，收入低，自己为自己兜底。许多时候，他们在这片大地上保持沉默，沉默得如同黄土高原上的杨树，被众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理应在不利的环境里，自寻生路。 男孩之死 在忻州市区向西120公里外的静乐县城，人烟罕至的黄土高原与盎然的绿无缘，灰色才是三月的主色调。 赵伟就在忻州人眼里“又偏远又穷”的县城长大，没离开过。他的家位于县城外围的公路旁，对面是加油站，大货车与客车从此呼啸而过，路人的眼睛总被吹进风沙。 3月，阳光逐渐毒辣，县城青年之死开始引发骚动。 张乐的文具店离赵伟家600米。她扯着尖嗓门告诉我，前不久，一个年轻的男孩“抽血浆，抽死了”。“我们一般家庭哪会献血浆卖钱啊？”在这位老板娘眼里，献血浆是一个“铤而走险”的举动，她无法理解。 文具店再隔几个店铺，去年秋天新开了一家绿色招牌的站点——“中国生物忻州血浆站静乐宣传点”。赵伟的离世曝光后，它已经停业。 网络图片 张乐曾往里头张望过，平日站里人不多，有三四位护士。但她经常能看到门口停着车，将聚集在此的人“拉走”。 但对于死去的赵伟具体是谁，绝大数人是无知且沉默的。 他生前在离家约2公里的网吧工作。在空气不流通的网咖一层，横七竖八地摆放了二十多张电竞桌椅。聚集在此的年轻人和中年男人多数都在打游戏，有的趴在桌子熟睡。没人想得起曾在此工作过1个月的赵伟。 父亲赵志杰声线沙哑，告诉我，孩子去年12月在县城网吧当网管，每天早晨出门，晚上11点下班，到家后还要算网吧的账。在死前约一周的时间，他开始生病——出现一种疑似感冒的症状。 “我给他喝药吃罐头，每天给孩子兑水。我还以为这孩子累着了，让他好好休息。” 但在外工作久未归家的父亲也不知道，在赵伟开始献血浆的2023年里，自己的孩子在哪工作，平日会去哪里。 住在赵伟家楼下，早点店老板娘李艳对这个胖小伙倒是有些印象。 网络图片 她家与赵家共享一个院子和一幢二层平房。小伙子的生活轨迹，通常是经过她厨房后门吱呀作响的楼梯，走出或回到二楼靠近公路的家。 这个二层的家，里头也像二层建筑的外墙一样，陈旧且简陋。靠近走廊的窗户落了厚厚的灰，家里的白墙老得有点发黑。在向北窗边的小房间里，只摆放了一张床，连衣柜也没有。 李艳记得，赵伟身上总穿着那么几套衣服，但“小孩爱干净”，平时的衣服都是干干净净的。 赵伟有动静时，她总能听到——因为体重很重，楼梯会发出沉重的响声。 还是因为胖，李艳回忆，赵伟来店里吃饭，她会做招牌上没写的加大份馄饨。每当这时，他还会从兜里掏出一包方便面，也不愿麻烦她煮，将干面饼泡在馄饨汤里。 这位从云南迁徙而来的女人也曾细心地发现了“生病”前后的区别。1月时，李艳还和家人说过，楼上的小孩走路不再有发出沉重的响声、听上去很重的声音。 他的脚步愈发轻，愈发爱拖着地板走。 直到1月15日，死亡突然降临楼上的家庭。 另一个世界 无法承受的父亲查看医院单子、儿子的手机才发现，孩子还有另一个世界。 去年5月，赵伟主动给一名李姓友人发微信，问他：“抽血浆的活，现在还能不能行了？” 他至少在一年前就得知血浆站的存在。红星新闻报道称，2022年，没钱上网时，赵伟曾和朋友开玩笑，“不行也跟（李某）一样，卖卖血”。 赵志杰提供的聊天记录显示，2023年5月3日，赵伟开始和一名微信备注为“吕姓忻州血浆站”男子，沟通到血浆站献浆。 网络图片 2023年5月18日，吕某问他，“明天来不？”他果断地回复，“来”。这是他人生第二次献血浆，获得了比第一次更多的280元“误工费”。 之后的2023年6月1日和6月20日，赵伟都主动询问吕某，他是否能够再次献血浆。从此以后，他像搭上了时代的快车般兴奋，几乎每半个月，就坐车前往忻州，在8个月共计献血浆16次。 他还曾在2023年7月发微信给吕某，主动询问他，“静乐分站什么时候弄了？” “我想去了么。”他说。 对于儿子去年热衷“献血浆”，赵志杰认为，这是血浆站用金钱诱惑、拉人头等方式，“诱导”其献浆，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网络图片 1月5日，赵伟前往静乐县人民医院进行检查。该医院入院证显示，赵伟入院情况为“危”，诊断其为“心悸原因待查，全血细胞减少，重度贫血”，疑出现造血功能障碍。血清检查报告单显示，赵伟的“血清总胆红素测定”“血清总蛋白测定”等多项指标已不在正常值。 赵志杰说，事发后，他曾通过报警、拨打市长热线等方式反映赵伟情况，但都未得到答复。过年后，他四处联系律师，准备走司法程序，调查孩子献浆的忻州血浆站。 忻府区卫健委有关负责人在3月19日答复媒体时表示，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赵伟去世，需要医学损害鉴定或者司法鉴定，只有这样才能划清死因责任与单采血浆站有没有联系。但1月15日当天赵某就已经入土安葬，距今已经有两个月的时间，要想通过司法鉴定或者医学损害鉴定，还需有关部门进一步调查。 网络图片 忻府区卫生健康和体育局也在3月19日发布通报称，已成立调查处置工作专班，展开调查。涉事企业已停业整顿。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中。 献浆青年 每两周献血浆会否给身体带来损害？ 赵伟的好朋友，22岁的赵魏站向支持的一方。 赵魏也在静乐县长大。在短视频平台上，他喜欢自己晒开车的视频，以及对着镜头抽烟、吞云卷雾的模样。 2021年，他经朋友介绍，与小2岁的赵伟认识。后者打得一手好游戏。 赵魏记得，网吧有一个游戏排名榜，赵伟每次都拿第一，而且是“断崖式地领先”。“别人都拿一两千分，就他三四千分。” 这一年，也是赵魏第一次知晓“献血浆，赚补贴”的产业。他回忆，2021年，忻州血浆站的宣传人员，将摊位摆到了县城的中心广场上。 广场位于静乐县城人流最集中的便民市场对面。等待接孩子的家庭主妇、老人，无所事事的绿头发青年，都会来此打牌、唠嗑或单纯晒个太阳。于是，当一个新鲜事物来临，哪怕是发传单的人，都会成为全场的焦点。 网络图片 “包车接送，对身体有好处，每次还能得到一定的误工费。”赵魏记得工作人员的话术。他在忻州血浆站的摊位上，留下了姓名和联系方式。 与献全血不同，献血浆是仅捐献血液中的液体部分，约占人体血液的55%。而根据我国《献血浆者须知（2021年版）》规定，献血浆的两次间隔不得少于14天，成人一年内累计献血浆次数不得超过24次。 与此对应的，采集血浆的主体也与献全血有区别，单采血浆站的运营主体一般是企业。采集的血浆被其用于制造白蛋白、免疫球蛋白和凝血因子等各类血液制品。 网络图片 区分两者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献全血通常无偿，而献血浆者会有一笔补贴。 北京中医药大学法律系卫生健康法学教授邓勇对南风窗解释，献血浆的补贴标准在全球因国家和地区而异，并且可能会随时间调整。 “在中国，血浆站给予的补贴通常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基本的营养和交通补助费，另一部分是根据献血浆量和频率提供的奖励金。” 山东一县城“80后”林明月，正因为补贴和丰厚奖励，从2021年开始献血浆。 他给我拍了献血浆时粗壮的手臂，上面有纹身，插着粗粗的针管。 与赵伟一样，每过国家规定的14天最短间隔时间，他就坐上车，朝市区的血浆站走去。过去3年，他每年都献了“顶格”——24次血浆。 “顶格”的好处，林明月说，不仅可以拿到更多的误工费，连年末的奖品都是最多的。“我举个例子，如果你一年捐1-5次（浆），血浆站就发5斤大米；5-10次的话，他就发20斤大米。” 至于为什么图每个月多出的600余元，他显得轻描淡写：“不图什么，以前大手大脚惯了。现在有多少花多少。”但说到血浆站周年庆、春节举办的抽奖活动，“一等奖有洗衣机、冰箱”，李明月的语气又变得兴奋。 2023年，林明月收获了血浆站奖励的最高等级的礼品，一个沉甸甸的坚果大礼包。 3年前，走上的献浆之路，似乎对他的身体没有带来太多改变。“献浆完缓几个小时，多喝水就好。”林明月告诉我。他暂且没发现献血浆给身体带来的负面反应，“（就算有）无所谓”。 重要的是，献浆的钱，比他在学校食堂上班的日薪200元，“来得轻易得多”。 赵魏也是为了拿补贴，在2021年连续献了三次血浆。但他发现，献完血浆后，“身体虚脱得厉害”，具体的表现是浑身没力气，又没了精神。这个症状通常要在两三个小时后才能好转。 他接下来发现，自己身体免疫力出现下降。他变得容易生病，小病也需吃药控制。 从此以后，赵魏极少献血浆。 于是，2023年5月，好兄弟赵伟问他忻州血浆站人员的联系方式，他没回复。 钱 一切还是没能抵挡住，19岁的赵伟通过另外的朋友，走上了献浆道路。 “缺钱，我家娃娃性格内向。”这是赵志杰解释的儿子献浆原因。 他发现，没钱时，赵伟也不向家人求助。而翻看儿子的聊天他才发现，赵伟曾因为3元向朋友借钱。 而在赵魏的眼里，认识赵伟的三四年，他一直都是“自力更生”。父亲长期不在家，他的母亲有精神疾病。很多时候，他就是那个“一家之主”，要给母亲做饭，照顾两人起居。 网络图片 多位邻居也记得，这位少年从小学毕业就开始辍学，与母亲共同生活。多年来，他靠到网吧当网管，或者当服务员维生。” 这位“条件差”的孩子也没有县城青年标配的电动车，出门全靠走路。赵魏回忆，一年的多数时候，性格内向的好朋友就愿意“宅”在家里。男孩们出去玩，无非是“打桌球、打游戏，出去吃个饭”，赵伟很少出现。 “只有我叫他，他才会愿意出来。” 他也是少数到过赵伟家的人。 赵魏评价，这个家“完全没有家的样子”。房间格外阴暗，“家徒四壁”。走进去，屋内没配备打英雄联盟需要的电脑，没有安装电视，甚至，也没有沙发。 网络图片 到了冬季，赵魏记忆里的赵伟家，光又暗了些，暖气似乎也不起作用。因为不够暖和，赵伟的妈妈整天裹在被子里,”也不下床走动“。 这种情况下，赵魏也认为，献血浆是好朋友缺钱不得不做的举动。血浆站补助的两三百块，“对他来说相当于别人两三千，能维持他很多天的吃饭”。 赵志杰也想知晓，儿子的钱到底用在了哪里。但血浆站多数时候补助的是现金，而儿子逝世时，微信余额和钱包，都已经没钱了。 他从聊天记录发现，2023年下半年，赵伟很多线上的金钱往来，给了网吧。他愿意让别人垫钱上网，也会自掏腰包补上网吧账单的缺口。 有人问他借钱，10元、15元、20元，只要他有钱，都愿意借。 他最后一笔大开销，是去年12月买的一部新手机。 网络图片 那个月，山西已经供暖。赵志杰在过去4年来第一次回到家，一家三口得以团圆。 他没想到，他这个刚成年，体重200多斤的儿子，会细心地注意到，自己在用亲戚给的老式手机。 半个月后，赵伟直接把一部智能手机摆在他面前，对他说，“爸爸你用新的吧”。 他在儿子去世后才知道价格，这部智能手机，花费了赵伟950元。 1月13日，生病的赵伟没忘记让父亲帮他取快递。 快递盒子直到他去世后才被打开。 那是一双价值68元的女鞋，妈妈的鞋码和款式。 可能的漏洞 冲着钱捐献血浆，是众多“赵伟”“赵魏”等县城青年主要的心思。 2021年，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研究者在一篇论文里，对比了全血捐献者与单采血浆捐献者的人群，发现两个群体之间显著的差异。 前者，捐献全血人群，随着学历的提升而人数增加，大专/大学学历及以上人群占比最大。而血浆捐献人群恰好相反，初中学历的人占比最大，大专/大学及以上献浆的仅占4.5%。 群体之间的悬殊，研究者在论文指出，这是因为“我国对献血浆者有一定的经济补偿，这对低学历、低收入群体吸引力更大”。 另一组数据也说明了不同人群的参差——血浆捐献人群家庭年收入小于3 万元的占比最大，比例高达三分之二。 容易被金钱刺激的低收入群体，支撑起了需求庞大、竞争激烈的血液制品市场。 赵伟献浆的忻州血浆站，母公司是1998年上市的北京天坛生物。在3月28日公布的年报中，天坛生物披露，2023 年有79家在营血浆站，共计采集血浆2415 吨，同比增长了18%。这个浆量，约占行业总采浆量的20%，居行业第一，成为天坛生物年报中列举到的“公司优势”。 当商业的力量推动采浆，长期研究医疗健康法的邓勇认为，企业有可能滋生的漏洞分为几类：一是利用信息不对称，未充分告知捐献者可能的风险。 二是过度采集，为追求利益而忽视捐献者的健康状况； 三是，缺乏有效的内部控制和外部监管。 赵魏对南风窗回忆，忻州血浆站为了招揽客人，鼓励他们14天期限一过就来献血浆，这样给的补贴更高。赵志杰也从儿子聊天记录中看到，如果赵伟在上次献浆后隔14天后迅速献浆，“忻州血浆站就能多给他几十块”。 […]
以前常说，计划生育工作是“天下第一难”，其实世界上更普遍的情形是：想要让人多生孩子才是真正的“天下第一难”。这一点，中国也越来越明显。自开放二胎以来，2015年、2017年是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的出生峰值年，但适龄妇女生育率（total fertility rate，即平均每个妇女一生中生育的子女总数）仅有1.04和1.20，均远低于国家卫计委预期的1.8和2.1。这样低的生育率意味着低生育意愿已经在全社会根深蒂固。 我们的邻居韩国在这方面甚至更为惨淡：不久前公布的数字显示，韩国的生育率已低至0.9，跌破1.0的“人口防线”。根据《韩国日报》的民调，76.7%的民众认为“0.9冲击是国家危机”——这并非耸人听闻，而是实实在在的危机，2014年韩国国家立法机关就研究过，如无移民补充，即便韩国的生育率维持在1.19，韩国人也将在2750年自然灭绝。早在2006年，牛津大学人口学教授大卫·科尔曼就曾预言韩国将是全世界第一个因人口减少而从地球上消失的国家。 这还不仅是中韩，事实上整个东亚差不多都是如此：2018年全世界224个国家和地区中，生育率最低的六个席位中，东亚就包揽了五席，甚至韩国都还算差强人意（倒数第六），港澳台更低，而垫底的新加坡仅有0.83。日本稍好，以1.41排倒数第十五，虽然各家研究机构预测不一，但大致同意，按现在的趋势下去，到本世纪末日本人减少三分之一应该不成问题。事实上，东亚各国女性的超低生育率领先世界已有多年，可说是出了名的不想生孩子，但这又是为什么呢？ 女性的复仇 随便问一个中国人，为什么不想生孩子，得到的答复十有八九可能都是“房价太高了”、“负担太重，自己都没钱，还养孩子？”这当然代表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但如果真以为这就是人们不想生孩子的根本原因，那就错了。理由很简单：就算人们有足够抚养孩子的钱，他们也还是不愿意生。我周围同事、朋友中不乏家有几套房、夫妻俩年薪百万的，但他们未必就想生二胎——甚至一胎都未必想要。甚至一位自己创业、身价上亿的，竟然也以同样的理由解释自己为何不要二胎。 网络图片 关于“二胎”的讨论，很多人都关注“房价”等“成本”因素 对此，一个盛行已久的观点认为，“经济发展是最好的避孕剂”。李华芳的文章《就算鼓励生十胎，恐怕也没什么用》就旗帜鲜明地认为：“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上去了，生育率必然降下来，这是规律使然。”这一点就单个国家的人口发展史来看，不无道理，但且不论历史上不是没有过生育率反弹的现象，也不能解释国家之间的差别：2017年各国总和生育率，中国（1.60）和越南（1.81）比美国（1.87）和英国（1.89）还低，而韩国（1.26）更远低于人口总量差不多的法国（2.07）。 显然，这几个东亚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还远不及美国和法国，这至少意味着：就算各国出生率都在随着经济发展而下降，但下降的速度是不一样的——在东亚要快得多，中国的下降尤其快。据联合国统计，1950-2015年间世界平均的总和生育率从4.7降到2.4，美国从3.3降至1.9，印度从5.9降至2.4，日本从3.0降至1.4，均远小于中国从6.0跌到1.6的降幅。 生育孩子是牵涉到诸多方面的复杂决策，远不止是“生活好了，生的就少了”这么机械的经济学逻辑。表面上看，生育率与经济发展水平普遍成反比，但真正起作用的也不仅是经济因素，倒不如说是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社会变化：越来越多女性接受更好的教育并进入职场，女性权利意识提升，开始更多使用避孕措施来夺回对生育的自主权。 即便在世人心目中性别不平等已形成惯例的伊朗，这样的变化也势不可挡：女性开始利用现代化发展的成果，来反对以性别取人的社会关系。显而易见，越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在生育方面越具有自主意识：在伊朗，15岁以上受过教育的母亲平均生育2.5个孩子，但不识字的母亲则平均生育6.4个孩子。 在中国也一样，根据1982年人口普查数据，1925年出生的中国女性90%是文盲，平均18岁结婚，生育5.5个孩子；但之后的女性文盲率和生育率都逐渐下降，1950年出生的女性文盲率降到40%，初婚年龄20岁，平均只生育2.7个孩子。在1940-1970年间，虽然中国人的生活也有好转，但导致生育率降低的更主要因素倒不如说是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和自主意识的增长——简言之，总体上“读书少生娃多”。 网络图片 现代医学技术大大降低了孕产和婴儿初生死亡率，这和避孕套的发明一样，成为女性解放的福音。 在古代社会，人均寿命短、幼儿死亡率高，其结果是“仅仅为了维持现有人口，每位女性就要平均生育5到6个孩子。事实上，如果考虑到不育和守寡等其他因素，这个数字将上升到接近9个。”但18世纪后，技术的发展、教育普及和现代爱情观的兴起终于逐渐使女性摆脱了生育的重负。 早在一百年前，斯宾格勒就在《西方的没落》中提到了“文明人的不育状态”，并带着先知般的语气说，这是因为现代的集体生存已“消除了对死亡的恐惧”。现代婚姻不再像传统时代那样以宗族的延续为使命，而是一种高级的精神结合，双方都想成为对方的“生活伴侣”或更高意义上的“灵魂伴侣”（soulmate），“这种选择成了一个心理上的问题”。 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原始的妇女，即农妇，是母亲。从孩提时代起，她所渴望的整个天职，都包括在‘母亲’这个词之中”，但现代的文明女性却不再渴望只是成为母亲，“她们都只属于她们自己，她们都是不生育的”。 网络图片 对于一个现代女性而言，仅仅当一个母亲毫无吸引力——她想成为自己，而不是一堆孩子的母亲。我一位女性朋友看到美国肥皂剧里有位少妇谈到自己的四个孩子如何可爱，脱口而出：“四个孩子？简直恐怖。给我一千万都不干。”不久前美国学者Leta Hong Fincher赞许中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女性以不婚不育来反抗社会，但更确切地说，中国年轻女性往往是缺乏那种“母职的快乐”（joy of motherhood，借用荷兰美素佳儿奶粉的广告词），很多人即便生二胎也不过是随丈夫或双方父母的心愿，而并不是发自内心想多要一个孩子。不是说人们完全不想“成为母亲”，只是这个社会中要达成这个目标和其它目标（例如职场晋升、保持夫妻独处空间）相互冲突，一个女性很难兼顾。 最终，有些人索性选择自己过日子，也就是只致力于自我实现这一个目标——韩国已经出现所谓“三抛世代”（Sampo generation）：无亲密关系、不结婚、不生娃。这个2011年由《趋势新闻》创造出来的概念，随着年轻人的不满发酵，从“三抛”发展为“五抛”，乃至“七抛”，恋爱、结婚、生小孩、人际关系、购房、梦想、希望，通通都可以抛弃。到2016年底甚至诞生了“全抛世代”，唯一还未抛弃的就只剩下“生命”本身了。 对很多女性而来，现实生活苦不堪言。韩国2017年上半年最卖座小说《82年生的金智英》中，描述了一个女性的生命轨迹：从小家里就重男轻女，长大后受尽各种或明或暗的歧视，结婚后亲友就关问何时生孩子，还一口断定是她身体有问题才怀不上，等有了孩子，不得不辞职在家带孩子，而丈夫也无法帮上忙，好不容易摆脱精疲力竭的育儿生活，在外喝咖啡喘口气，却听到人嘲讽：“命真好，我也好想用先生赚来的钱买咖啡喝、整天到处去闲晃……” 东亚女性为什么不想生孩子？简单地说，她们缺乏有力的内心激励，所谓“生不起”都只不过是为“不想生”找的借口。现代化在东亚社会进行得尤为急骤，带来的冲击极为深远，造成两个看似矛盾的后果：一方面，传统价值观的瓦解赋予了女性更多生育自主权和受教育机会，鼓励她们走出家门进入职场，去成就自我；但另一方面，传统的家长制和男权结构却仍然顽强地保留下来，其结果，她们发现自己不得不做出艰难的取舍。 在韩国的生育率降至1.08时，曾有新闻媒体发明了一个新名词：“生育罢工”。韩国人口学者朴光骏解释说：“劳动市场中存在男女工资待遇上的差异及对女性保护（对生育和育儿的担忧）事业的不关心（甚至反感），在这种状况没有得到改善的情况下，女性劳动参与程度的增加导致了女性生育的延期或放弃，这些是导致韩国生育率极低的原因所在。一句话，正是对女性的歧视才导致了生育率的低下。” 网络图片 很多职场机会对女性仍不友好 从全世界范围来看，东亚和南欧社会均带有浓厚的家族主义传统，因而也呈现出某些相似的社会特点，如：以“坚固的家庭”（strong family）作为社会秩序的原理、家长制和男权的社会构造、极低的生育率、啃老或父母照顾子女的现象突出。这样的社会即便经历了现代化，但对女性而言整个社会环境仍然并不友好。今年上映的韩国电影《燃烧》中有句心酸的台词：“女人化妆被说，不化妆也被说；穿得少被说，穿得多也被说。听说过一句话吗？没有适合女性生存的国度。” 日本在三十年前推出了《男女雇佣机会均等法》，规定禁止职场中对男女的区别对待，在录用、晋升、教育培训、退休、辞职、解雇等方面平等对待女性。这确实推动了女性踏入社会，当初过了二十五岁左右“适龄期”还没有结婚的女性会被社会诟病，而今四十岁前后的“アラアオー”（Around 40）仍未婚的女性大幅增多，不少人自信地讴歌单身生活。 但尽管如此，日本女性的平权之路仍很漫长。2007年，日本厚生劳动大臣柳泽伯夫虽然据说在家里很怕老婆，但在一次公开发言中要求日本女性努力多生孩子时，却将妇女称作“生育机器”，招来如潮的抨击。这说到底是这些掌权者的思想已经跟不上时代了：在别人自主意识已经日渐觉醒的情况下，不设法去改善状况、做出让步，却还希望像以前一样，单方面要求“生孩子都是女人的事”，那遭到抵制是很自然的事。 政策杠杆有用吗？ 这个问题在中国甚至更复杂：自近代以来，中国的传统比日本破坏更大，女性解放也更彻底。根据2005年夏日本博报堂生活综合研究所的调研，相比起日本女孩将家庭主妇列为自己心目中最理想的职业，中国女孩最理想的职业是公司首席执行官或高级管理层。对中国女性而言，“家庭主妇”仅是自己多个选项之一（所谓“上得了厅堂，进得了厨房”），当母亲也不错，但没必要多生，何况“超生游击队”对多子女家庭的污名化深入人心，让人感觉多生孩子不仅愚昧可笑，且是导致贫困和不幸的重要原因。 网络图片 逃离“家庭主妇”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整个职场环境本身就不容女性多生孩子，从应聘到晋升，生育都是女性职场发展的绊脚石。尤其二胎放开之后，很多公司（哪怕是体制内企业）更不敢轻易要女员工——确实我也有女同事入职不久就怀孕休产假，生完刚复职不久又怀了二胎准备休产假。 企业的逻辑只求自己利益最大化，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更不愿意承担这样社会福利的成本，因而现在一些企业招聘时一听说女性已婚未育，哪怕你发誓将来丁克不生都不信，直接拒绝，因为他们会觉得“你们每个人都说自己是丁克，结果都是一进来就生孩子”。站在企业的角度来说，除非不打算长期聘用，否则一个女员工的孕产假几乎就是一个不知何时会发作的定时炸弹，为了规避这一“风险”，甚至在招聘时就直接问：“你能保证在两年内不生孩子吗？可以的话就录取你。” 这样，一个中国女性如果要生孩子，需要付出很大的生育成本，这还不仅仅是抚养孩子的经济支出和自己的精力，更重要的是在一定程度上牺牲掉自己的职场机会、甚至一部分的自我。社会一方面要求女性多生，但自相矛盾的是，又不做任何能有助于她们抚育后代的改善举措。国家想要人口红利，呼吁多生孩子，但尚未见到实质性的补助：虽然法律规定了孕产妇的合法权利，但这部分的生育成本都由企业买单，而企业又忙不迭地推给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有时家人和丈夫也帮不上，那就只有女性自己单独承担。“人口红利”是归国家和社会的，但生育成本则落在你自己肩上，这自然让许多人“想生都不敢生”。 这是一种在中国社会盛行的逻辑，大体可称之为“有权者的单边主义”：只考虑自己的需要，不考虑你的难处。所以国家的潜台词是：“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什么。”企业也类似：“是我在挑你，你不愿自有下一个”，等你入职了，最常听到的可能也是“我只要结果，不要借口”。在这种情况下，担子被层层转包，直到最弱势的那一方无可推卸挑起来。现在的问题是，她们也撂挑子了。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很难指望每个人在明知道要付出很大的情况下还能自觉自愿去做一件对自己未必有利的事。因此国外这些年来在鼓励人口生育的政策设计上，基本思路都是由国家出面来减轻企业和个人的负担：首先给企业补贴因女性员工孕产假、哺乳假等带来的损失，生育哺乳期的工资则由社保解决；其次，让父亲也享有陪产假和育儿假（在丹麦是2周+32周），这样做的目的旨在避免社会对妇女的歧视，因为男性也休产假，那么雇主就不会因此而不愿意聘用女性了；最后，给儿童（尤其是二胎以上）幼儿园、小学入学予以学费减免。总之这都是为了尽量让人觉得“生孩子并不需要我个人做出难以承受的牺牲”。 网络图片 但这些政策管用吗？很遗憾，在大部分国家，即便如此，生育率仍然一路下滑——尽管你可以说，如果不这样，会下滑得更快。因为任何公共政策都不可能承担“从摇篮到坟墓”的所有福利开支，这只是能帮助那些想生的不至于“不敢生”，但对那些“不想生”或“不想多生”的则毫无办法。因而不久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呼吁重视少子化问题时，坦率地承认：“很遗憾，我自己也没孩子，但我们的政策应当是为那些想生的人营造一个尽可能好的环境。” 不过，这仍然不是最终的解决之道。在日本，尽管政府近些年来再三推出鼓励举措，但年轻人别说生孩子，连谈恋爱的意愿都在下跌；而韩国政府这些年来已绞尽脑汁，花了几百亿韩元，结果却是生育率跌破1.0，意味着每对夫妇只生不到一个孩子。至于中国各地这两年为鼓励二胎推出的一些举措，更被网上嘲讽为“法拉利5元代金券仅限第二辆使用”。 因为这些政策出发点本身，都是为了提高生育水平，但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说，她们毕竟很少真的只是为了响应这些政策号召就去生孩子——就像很少会因为有点促销的小便宜就去买一堆自己实际并不需要的东西。正如复旦大学人口学教授任远所说的，“鼓励生育和限制生育一样，都是超越了公共服务和管理的边界”，国家真正应该做的是“支持家庭”，提升人民生活的幸福感，而不是刻意强调“鼓励生育”，生孩子本应是一个幸福家庭的自主决定。 现代女性怎样才愿意生娃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就束手无策了？一个国家在实现现代化之后，生育率就只能不断下滑而不可逆转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否则在现代化和生育率都不可逆转的前提下，那人类整体的命运也只能是自然灭绝了。 历史上并非没有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生育率的提升。连日本这样低生育率的国家，总和生育率在2005年下滑到1.26之后，居然也曾在2015年反弹回1.46。在二战前后，美国出现了“婴儿潮一代”，一举逆转近两个世纪以来出生率持续下降的局面。1930年代的美国育龄妇女平均生育2.4个孩子，但到1950年代却平均生3.2个孩子。 这并不是因为新移民带动（何况此前美国也一直有源源不断的新移民），而只是因为当时在战争和繁荣所激发的情绪下，所有人都在生孩子。在当时美国社会的道德观下，几乎每个人都认为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团结是成功的、健全的个人生活的标志；1957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多数美国人认为做父母是幸福之路，没有孩子被认为是反常的、自私和可怜的。 网络图片 这种价值观在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后开始瓦解，美国的生育率再度下滑，但即便如此，美国至今仍有许多年轻女性对生育满怀热望，且是那种非常真诚、狂热地喜欢并想要孩子。这首先恐怕是因为教堂等传统主义的机构从小就在给女孩们灌输一个完美的“美国模范家庭”的形象不能缺少孩子；而美国的个人权利保护相当完善，无论对儿童抚育还是女性权益都很重视，因此女性对亲子生活抱有良好的期许。这在中国社会几乎看不到，中国人历来更多是把生育后代看作是任务（延续后代的使命）、是到了一定的人生阶段必须要去做的事，而不是自己发自内心地喜欢多几个孩子。 不过，即便是美国，婴儿潮的反弹也只是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昙花一现，近些年成功走出“低生育率陷阱”，出现人口明显回升的是东南欧国家，但真正成功的典范是瑞典和法国。在瑞典，2000年的生育率已低至1.53，但2010年却反弹到1.67，去年更回到了1.88，在北欧各国中仅此一家。 法国更为神奇，2000年是1.75，2010年达到1.97，2017年高达2.07，是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成功回到接近人口更替水平的国家。这并不是因为移民的贡献：法国在2008年就估算过，第一代移民的贡献率仅相当于把全国的生育率提升了0.07，按这些年移民占法国人口8%的比值计算，他们也就只比法国本国人平均多生一个孩子。 它们是怎么做到的呢？作为最早完成现代化的地区，欧洲的生育率近百年来一直是全世界的“洼地”，而瑞典等北欧国家又是洼地中的洼地，在1970年左右是最早跌破人口更替水平（2.1）的国家；但在1980年代之后，其它欧洲各国生育率下跌时，北欧却开始不跌反涨，在瑞典尤为成功，被称为“第二次人口转变”。 瑞典在1970年代末开始推动一项变革婚姻和家庭制度的创新，就是大规模的非正式同居，1980年代更颁布专门的《同居法》，承认同居关系的法律效力，规范国民的非婚同居生育行为。30年后，近70%生下第一胎的瑞典妇女或是同居女性，或是单身母亲。 网络图片 在法国，自1974年以来生育率就一直较为稳定，有着全球最理想的人口结构，是发达国家中第一个实现人口结构可持续发展的。但其实在1970年代之前的长达百余年的时间里，法国上下一直为人口问题深感头痛。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三十年里，英国人口增加了1000万，宿敌德国增加了1800万，而法国却只增加了200万，当时无数法国知名人士大声疾呼，试图扭转人口减少的趋势。当时的德国人也得意洋洋地说法国“男人不愿从军，女人拒绝生育，这样一个民族会变得麻木，失去活力，注定要受控于一个年富力强的民族”。 统计学家和人口学家贝蒂荣（Jacques Bertillon）当时甚至担心法国长此以往将变得像波兰一样，被欧洲其他大国瓜分；随着讲法语的人口减少，法国也将随之丧失文化上的影响力。他说：“虽然我心如刀割，但我还是要说，我正注视着指明我们的国家终将消失的铁证。” 这个问题的原因众多：法国上层阶级出生率低、继承法倾向于打压大家族，甚至还有人归结为媒体和戏剧中对“小家庭更好”观念的鼓吹、避孕药的应用，以及反生育运动。随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恩威并行：1920年出台了严厉的反堕胎法案（直至1974年才废除），刑法规定堕胎是犯罪，要被判处6个月到3年不等的监禁，到1942年甚至将堕胎等同于叛国；避孕直至1967年才随着“新出生法案”（loi Neuwirth）通过而得到认可，此前提供避孕知识的医疗人员常遭到起诉；同时对多生孩子的家庭给予福利补助。但尽管如此，这些举措却成效甚微。 真正带来改变的是法国女性的觉醒。1971年，经受非法堕胎的343名法国妇女发表宣言“我们的子宫属于我们”。第二年，法国国民议会正式承认非婚生子女和婚内子女拥有完全平等的地位。1975年，以卫生部长西蒙娜·韦伊（Simone Veil）命名的“韦伊法案”不顾天主教会和右翼的激烈反对，宣布大多数情况下的堕胎合法化。 这被广泛视为启蒙运动的世俗价值理念战胜了传统、自由思想战胜了天主教信仰。避孕越自由，堕胎就越少，其结果，法国在以前靠惩罚和小恩小惠没能做到的人口增长，通过授予女性避孕和堕胎的自主权反倒做到了。这一特殊现象被称为“法式例外”（l’exception française）。 网络图片 1975年法国卫生部长西蒙娜·韦伊推出法案，宣布堕胎合法化 在一个国家现代化之后，要提升生育率，到目前为止几乎别无他途：降低女性生育成本、出台公共措施固然必要，但那还不够，真正要做的是必须给予女性更充分的自主权，打破传统的男权结构，承认非婚生子女的合法权利。在法国和英国，非婚生育率（xtra-marital birth）在40年内从 6%-8%攀升到了40%-42%。只有女性获得了更多解放、权利和自主权，而不必担心自己遭到侵害或非婚生子女被社会歧视时，她们才愿意生自己想要的孩子而无须顾虑。 与此同时，这还需要社会福利的完善和法律的公平保障，否则开放同居、承认非婚生子女的结果可能又变成女性独自承受结果：未婚妈妈更容易贫困化，反倒只是方便了男性甩手。 为此，法国在1970年代就制定一项名为“公民同居协议”的新制度，废除亲子关系中对非婚生子女的差别待遇，就算不结婚，长期同居的伴侣也被认可享有与配偶相同的社会权利，并由政府提供丰厚的育儿支持和家庭支援。这已经不只是提高生育率的简单问题了，而变成整个社会结构、观念和制度都要发生相应的变革。 这也是为何南欧和东亚这些家长制更浓厚、观念更保守的地区在现代化之后生育率更难回升的一大原因：因为婚前同居率很低，社会也不接受非婚生育行为，很多孩子被视为“不该出生”，那出生率就只能在1.4以下挣扎了。 2008年欧美各发达国家的非婚生子女率都相当高：瑞典54.7%、法国52.6%、英国43.7%，连美国也有40.6%，而日本却仅有2.1%——日本直至2013年才废除非婚生子女在遗产继承权利上的差别，但社会上对非婚生子的歧视仍然存在。 如今很多压力要求女性生二胎，但如果现状没有改善（丧偶式育儿盛行的东亚三国，在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迄今排名倒数），那么在这样的结构下，对一个有充分自我意识的女性来说，多生孩子显然并非人生最佳选择，因为在这社会里，仅仅“做女人”本身就已经够累的了；但要赋予女性充分的自主权，则会带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结构性变化。所以，问题的根本不在于没有办法，而是这个办法你敢不敢接。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维舟的方舟
网络图片 如今，对许多卖房人来说，他们正在经历一种“断崖式卖房”的体验。当初他们以为手里握着房子，就是握着一种不会贬值的资产。然而，随着被现实的凉水一次次地浇醒，他们每一次觉得价格到“底”了，但又有更低的“底”出现。 他们因此得出一个惨痛的教训：要珍惜第一个出价的人。就像周星驰在《大话西游》里那段名台词——曾经有一位真诚的买房人出现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到失去的时候才后悔莫及。如果上天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对他说两个字：“我卖！” 后悔时刻 杨晨璐做梦也没想到，3月初，被他们拒绝的“提着三十米砍价大刀”的那位买家，现在看来，竟然是出价最高的那个。 她要卖的是杭州余杭区一套89平方米的小三房，买入价在290万，算上五年来的利息和税费，成本超过330万。 经过三次降价后，她终于等来了第一个出价的买家。对方是一位刚需年轻人，想在杭州买房立足，像极了当初买房时的自己。不过，对方砍价很凶，给出站到谈判桌前的价格是220万上下，比他们的买房成本足足低了110万。 中介劝夫妻俩去谈，丈夫不愿意，“这个价格没有谈的必要”。 那天，杨晨璐只身一人，从晚上六点多谈到八点。最后，买家同意加价，价格距离杨晨璐的心理底价235万还差七八万。对她来说，心理底线的235万是一个微妙的数字，正好能把亏损控制在百万以内。不过，丈夫仍然不同意。 会面不欢而散之后，杨晨璐没有放弃，经过谈判，买家再次加价——与心理底线的差距缩小到了三四万。为了再争取空间，杨晨璐甚至向中介要求降低中介费，相当于卖房成本再降低了一些。 万事俱备，她觉得已经可以点头同意了，丈夫却不肯，“很坚持，不想贱卖”。他们买下这个房子是在2019年，是夫妻俩的婚房，自住仅有五年，无论是从亏损程度还是对房子的感情来说，都让丈夫下不了降价这么多的决心。 中介的电话天天打过来催，夫妻俩为此产生了巨大的意见分歧。直到两周后，她终于说服了丈夫，同意了买家的出价。结果就如同每一个擦肩而过的故事，“对方已经去考虑别的房子了”。 杨晨璐有时候会想，自己是不是已经错过了最好的买家了？像她一样，在今年的卖房市场里，无数人证明，错过了第一个出价的人，基本就等于错过了卖出的最高价。 网络图片 国家统计局数据也显示，2024年2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各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继续下降。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降幅最大，其中，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下降0.9%、0.6%、1.0%和0.5%。 但对许多人来说，他们心中的降幅要比这个数据明显得多。 生活在北京的章伟至今还记得第一个找他出价的人。那是去年9月，他要卖一套位于昌平的小两居。刚把房子挂上平台，没等几天，就有一个买家出价395万。当时挂牌的价格是425万，“虽然没到心理预期，但是想出手的”。 这时，父亲却犯了嘀咕：“算上装修和利息，得赔四五十万啊。”章伟一听，犹豫了。第一次卖房的他，像一个还没学会游泳就踏入大海的小白，只懂得最眼前纸面价值的计算，不了解市场的走向，更不知道卖房市场的深浅。 实际上，去年10月，随着认房不认贷政策的效应逐渐削弱，北京的新房与二手房交易均由升转降，跌幅扩大。根据诸葛数据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2023年10月北京二手住宅成交10653套，环比下降25.3%；同比下降5%，同比降幅较9月扩大4.5个百分点。 事实证明，在如今的市场，每多犹豫一天，价格就有可能降一天。当时章伟想不到，这将是他长达五个月的卖房时间里出价最高的买家。 网络图片 被反复突破的底线 在这场堪称“断崖式卖房”的拉锯战中，几乎所有人都面临一个最头痛的问题——究竟底在哪里？ 对杨晨璐来说，她的底线被一次又一次反复突破，“没有最低，只有更低”。 那是去年10月，第一次挂牌时，杨晨璐还抱着“不亏太多”的心态，挂牌315万，这是她最开始的“底”。“当时觉得亏15万已经不少了。”然而，挂上去一个月，一个看房人都没有，反倒是同小区内的成交价一降再降。 在当今买房市场，买房人少，房源太多。以杭州为例，它面临着挂牌量高企和需求乏力的双重压力。根据贝壳研究院数据，2024年2月，杭州二手房网签2543套，环比下滑62%，价格跌幅也在扩大。截至2月底，杭州二手房挂牌量已经达到14.99万套，环比新增3815套。 因此，二手房挂价需要根据成交价即时调整，如果挂价高于上一套的成交价，基本没有客流。也就是说，卖得越晚，价格就越低。到了元旦，杨晨璐不得不把自己的价格底线降到260万——因为同小区，已经出现了250万的成交价了。 这还不够。过年回来，小区内的成交价已经突破240万。杨晨璐只好咬一咬牙，再次调整到248万。 像很多卖房人一样，她不甘心比当时的底价卖得更低，“总得稍微定高点，好留个谈价的空间”，但也正因为如此，她就像是陷入了一场追不上对手的追逐游戏，她徒劳地追逐着那个“底”，弄得自己身心俱疲。 尤其是夫妻两人心里的底线常常不同步，这也加剧了卖房的困难。由于杨晨璐是主力卖房谈价的那个，往往是她接受了，丈夫那边还得过段时间才能接受，因此，等到丈夫反应过来，“（房价）基本就直线下来了”。 更为重要的是，许多卖房者发现，过去评估房价的那些要素似乎在一夜之间失效了。在房价上升的年代，包括配套、装修、区位、学区等在内，所有的一切都被明码标价，要估算出一套房子的价值并不难。但现在，过去的那套价格体系失灵后，买房者看中的最主要因素，变成了降价幅度。 在拒绝了第一个买家后，迎来国庆节，章伟收到了第二个买家的报价——370万。时间仅隔半个月，“和上次价格还低了25万”。 对方一眼看中了房子，觉得自带装修、楼层合适，楼下还有幼儿园，设施齐全，后续加价了3万。章伟没有立刻点头。过了十余天，中介劝他：“370万，卖了吧。”经过一段时间的内心建设，他终于决定同意了。 然而没想到，这回角色调转，“落花有意流水无情”，买家反而又不急了。 网络图片 章伟成了越发着急的那个。过了房地产行业传统的金九银十，房子出价越来越低，当收到360万报价的时候，他心态崩了，“一下差价了30多万，接受不了”。 他感到，自己的底线被逼得一步步往后退，“不仅是价格，也是心理上的。”每一次有人报价，他都要花上几天做思想建设。 一气之下，章伟告诉中介，“不卖了”。 底线被反复突破的滋味并不好受，因为它象征着一次又一次地自我怀疑，与此同时，还要承受来自中介的压力。 27岁的北京女孩张沁，一度为卖房一事失眠，甚至做噩梦梦到房子卖不出去。她的房子位于望京中心地段，拥有北京市的重点学区，与万柳书院属于同一开发商。然而，由于户型是一居室，且位于29层的顶楼，挂牌数月，至今无人谈价。 张沁第一次挂牌是在去年3月份，当时小区的成交价在630万，为了留出砍价空间，她定价670万。 中介不断地用各种话术向张沁施压：“不再降一点，就上不了必看好房，就卖不出去。”还拿同小区同户型与她对比，“楼下挂了530万，你是顶楼，要至少比他便宜两个点”。 她的底价不断往后退，从525万到509万，比之去年最开始的挂牌价，整整差了161万。 有一回，她忍无可忍发了火：“我说我不可能再调价了，大不了我把新房退了。”她感到无比气愤，“太欺负人了，这个房子被说得好像一文不值。” 但是气恼过后，她不敢真的和中介翻脸——不仅不能翻脸，甚至还需要讨好，请喝奶茶、请吃饭，因为卖房还得靠他们。 网络图片 必须卖房的理由 孩子，是许多人选择卖房并置换房子的最大原因。 杭州的杨晨璐想换房，“100%为了孩子”。一年前，她迎来了第二个女儿，七十平方米的小三房，容纳包括老人在内的一家五口略显拥挤。大女儿即将上小学，自己在余杭区，教育资源偏弱，她想换到学区更好的位置去，为此，“亏了也认了”。 而在没有孩子的时候，杨晨璐一度不认为“学区、教育”是她考虑范围里的因素。她是在2019年房价高点的时候买下的房子，预算300万以内，“本身选择不多”。 在学区、生活环境、离主城区远近多个因素中，杨晨璐选择弱化了第一项，“有一个学校就行，不想卷”。 她最后挑中的是一个二手房，由万科开发，卖给她的业主在2016年买下，三年后均价从一万五涨到三万，翻了一倍，“前业主净赚100多万”。 如今，时过境迁，轮到她卖房，却是“要亏100多万”。但另一方面，她也安慰自己，换了更好的学区房，两个孩子都能享受到，“也不是那么亏”。 在卖房买房的潮流里，杨晨璐深切感到了自己作为普通人的无措。错过了卖房的高点，错过了房价上涨期，还经常陷入后悔，“如果我很清楚我的底线在哪儿，可能这房子已经卖掉了”。 她偶尔还会想，如果当年选择买新房，“怎么也不会亏”。再或者，倘若能早些卖，去年8月、9月选择抛售，“还能保本”。想得再美好一些，如果在2022年房价上涨到4万一平方米的时候就能想到卖掉，杨晨璐停顿了一下，“……谁知道后来会这样呢？” 除此之外，对于卖房者们来说，还有一个卖房的重要理由，是因为他们想买的改善房也降价了，一出一进，亏损似乎就被抵消了。 多名卖房者甚至表示，他们如果亏100万卖掉了自己的房子，那么，他们就会抱着砍价200万的决心，去买新的房子。于是，在这个击鼓传花的游戏中，谁都不希望自己成为最后背锅的那一个。 对张沁这样置换型业主来说，她甚至觉得，此时是置换上车的好时机。“努力够一够就能买到。”因此，对于想置换的人而言，面积大、环境好的房子更有市场，而相比之下，张沁手里的一居室，受众群体窄小，卖房变得难上加难。 但动作一定要快。由于张沁已经先定下了新房，所以必须马上处理掉她现在的房子，要不然资金链就断了。 还有一些人卖房，则是因为工作变动或是出国等原因。 比如在安徽蚌埠从事房产工作数年的孙盈，她的房子买在2018年，那是个“谁都在买房”的年代，“只要有点钱都去买房”。她所在的行业，几乎人人手里都有房，甚至买几套房。亲戚朋友凡是聚在一起，房子是必不可少的话题，谁买了新房，谁买的房子升值了，没有房子，就失去了一部分社交属性，在攀比中落了下风。 风气推动之下，孙盈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要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那时候，她将近30岁，房子成为未婚的她的依靠。 网络图片 没想到，买下之后，她工作变动，在另一个城市结婚定居，属于自己的房子一天都没住过。从去年国庆到今年2月底，每每看到“挂牌一年没出手，亏50万”的新闻，孙盈就感到一阵揪心，“上班辛辛苦苦攒的钱，就因为一个选择，亏得血本无归。” 但没办法，等到新房的两年契税一满，她赶紧挂牌出售，不然，她害怕亏得更多。 卖房的代价 最后，许多业主都不得不面对一个令人心碎的事实——房子想卖也是能卖掉的，无非是自己愿意支付什么代价。 对张沁来说，她付出的是极大的精力和耐心。甚至，还为此改变了自己的生活状态。 此番卖房，她向出手了两套房的邻居讨教，对方告诉她：“房主自己住在房间里，自己给客户介绍最好。” 于是，出现了颇为荒诞的一幕——三年前，买下房子后，为了偿还高额的房贷，张沁一直选择租房住，“以租养贷”。而现在，她终于第一次正式住进了自己买的房子里，却是因为想把房子卖掉。 从前租房住时，她随性惯了，东西随手乱放。现在，搬进家里，到家拆完快递，她立刻把垃圾箱清理干净，每天上班前把床铺铺好，窗帘拉开，“保证屋子采光良好，没有异味”。 这一切，都是为了给过来看房的人留下个好印象。 网络图片 即使周末在家，她也保持“随时进入战时看房状态”。中介通知“十分钟后过来看房”，她会从床上蹦起来，飞速收拾。遇上不在家的时候，她通常选择让中介晚点来，预留出飞奔回家的时间，“我希望尽量是我在家给客户讲解”。 为了推销房子，她还总结了一套优点，从学区到治安，从车位价格到小区密度，甚至搬出了玄学：“租客租了房子后实现薪资翻倍，我搬进来之后也拿到了理想的工作offer。”她把手机壁纸换成“卖房符”，每逢刷到卖房成功的帖子，都在下面留言，“接好运”。 不过，尽管诚心且努力，张沁所作的充其量是锦上添花的事，最重要的仍然是价格。没有“低价”这朵鲜花吸引客户，有时候再多绿叶衬托也无济于事。 而章伟则选择继续降价。他重新找回中介，联系之前有出价意向的买家。买方市场下，作为房东的话语空间不断缩小，挂牌价与成交价之间的议价空间最少20万，有的甚至能达到四五十万，“很恐怖的”。 价格下滑到340万左右时，曾经出价370万的第二位买家，再次报价，344万。这回，章伟已经吃了足够多的亏，万万不敢错过，对方说想要多一点家具，他也同意了，“实在是熬不住了”。 网络图片 章伟签完合同回家的那天，母亲正好来北京陪看孩子。进门看到母亲，想到为了买下这个房子父母操心前后的奔波、借钱，他们几十年辛苦攒下的钱，转头变成竹篮打水一场空，章伟心里的难受达到了顶点。 房子卖掉之后好几天，他都处在恍惚里。 卖房的时候，遇到第一个出价买家的时候，章伟都没有想到这几个月会如此难熬。经历无数次对心理底线拷打的煎熬，在夜里为卖房唉声叹气辗转反侧，无数次计算亏了越来越多钱时的后悔和心疼，这些情绪拧成一股绳子，把他勒得难受。 也有人快刀斩乱麻，卖房时把头埋进土里，相当于是“鸵鸟式卖房”。 31岁的袁婷，生活在杭州，她在制造业私企工作，负责外贸业务，买下房子后便被外派墨西哥，房子的装修皆交由同在杭州的亲妹妹打理。 买下房子的时候，袁婷对房子的所有构想都围绕家人展开。她想把父母接来山水宜人的杭州居住，不过房子买在郊区，每天上班通勤要花费三个小时，周末规划出行必须计算路上的时间。 对她来说，房子已经成为包袱。这四年，她算了一笔账，她一共还款25万，其中只有5万是本金。 同一时刻，她在卖房平台上刷到了邻居正在出售毛坯房，挂牌才85万，按照这个价格，等于她前面四年都在为跌掉的房价打工。这一刻，关于房子的美好想象突然化为泡影。 她花了三天思考，决定不想再经历痛苦漫长的让价折磨，把目标设立得很清晰，“赚是不可能的，只要求收回还没还完的房贷”。 3月10日当天，她联系中介；一天后，中介上门了解房子；又过了一天，摄影师上门拍照；再过了一天，她在社交媒体为房子发帖引流。 当天晚上八点左右，其中一个上门看房的客户，当场便把房子定了下来。 过去一年，对袁婷来说颇具戏剧性。她走完了拿到房产证、装修、入住，再到卖房全部流程。如今，她准备再次买房，这次她的目的就是捡漏一个流通性和抗跌属性都不错的房子，“一定要以一个非常好的价格打动我，让我心甘情愿地再次背上负债”。 更多的人，还在这个断崖式卖房的现状中熬着。 网络图片 “亏100万”，是杨晨璐给自己划定的最终底线。她也有过备选方案，比如把孩子的卧室换成双层床，“怎么也能住”。她家在三楼，如果望向窗外，正好能看见小区里盛开的樱花树。在很多个心情郁闷的时刻，这些景色总能给她带来一些抚慰。 “大不了，我们就不卖了。”杨晨璐说，接下来，她准备把老大的课外培训班再取消几个，日常开销也要更加谨慎。无论如何，她都决定开始省钱了，这也是经历了断崖式卖房之后，她所经历的转变。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每日人物
今年三月下旬，中国发展论坛结束后，习近平与美国商界会见。虽是闭门对谈，内容经由与会者转述，让外界有所了解。 关于政治制度。习近平表示：中国的治理体系（即政治制度）不会改变。中共尊重其他国家、其他形式的治理体系，因此要求其他国家也尊重中国的治理形式。意思是：中共尊重美国的民主制度，美国也应该尊重中国的一党专政，即所谓“全过程民主”。 且不说中共并不尊重美国的民主制度、再三用黑客、网攻、水军、金钱贿赂等手段影响美国选举。就说习近平在此处的逻辑，实际上是黑社会的大黑话：我们尊重你们做君子的道路，希望你们也尊重我们做流氓的道路。如果美国当真接受这样的忽悠，其结果就是：既然你们是君子，你们就守信重诺、循规蹈矩、处处礼让；既然我们是流氓，我们就无法无天、恣意妄为、上下其手。长此以往，自然是中共胜而美国败，所谓“东升西降”。 关于中美关系。习近平说：“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但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这是习近平首次承认：中美关系不可能回到从前。显示其再三争取和挣扎后的幻灭。既然已经回不到过去的蜜月期，又怎能有一个更好的未来？习近平之意，要争取一个比目前最差局面稍好一些的中美关系。然而，以当前走势，中美关系只有更差、没有最差；未必已经触底，就谈不上更好。 说到芯片和半导体，习近平说：美国不应试图遏阻中国的发展，中国不是美国的威胁。这是习近平在不同场合来回重复的说法，但苍白无力，听上去很讽刺。因为，美国遏阻的是中共而不是中国；没有美国的引领和帮助，中国不可能达到今日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中国不是美国的威胁？但中共早已成为美国最大的威胁。 对谈中，习近平还眉飞色舞地比划着说：“中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怎么回事？就是通过交流。交流、合作，最后交融，那不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同分歧永远会存在……求大同，存小异，建立更多的共识。” “思想上也是一样，不同分歧永远会存在，因为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一家人也是不一样的，但要求大同、存小异，建立更多的共识，国家之间、家庭之间、家庭内、亲人之间也是这样的。”果真如此？习近平何不与李克强求同存异？党内的习派何不与团派求同存异？中国共产党何不与中国异见群体求同存异？ 习近平宣称：“中美关系史是一部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过去靠人民书写，未来也要靠两国人民创造。”那么试问：习近平可以会见美国民间人士 – 商界和学术界人士；拜登是否可以会见中国民间人士 – 商界和学术界人士如马云、张维迎等，而确保他们来去自由、回中国后不受习当局报复？ 关于台湾。习近平强调：台湾是一条红线。并称：中方不干涉其它国家的边界，所以其它国家也不应该试图干涉中国的边界。且不说习近平任意把台湾划入其边界，侮辱台湾的主流民意，“乱打台湾豆腐“，就说对周边其他国家如菲律宾、越南、印尼、马来西亚、印度等国，中共又何曾尊重而不干涉这些国家的边界、包括其国际法定义下的经济专属区？ 据悉，香港不在这次对话题内。因为，受邀出席今年度中国发展论坛的各国嘉宾从一开始就被中方打招呼：不得谈论香港。可见，习当局鸭霸到极点，香港话题，不仅不准中国人触及（以非中共意识形态），而且还不准外国人触及。由此可见香港话题之敏感！香港情况之糟糕、局势之严重、人心之对立，或远超外界的评估和想象。 一位参与闭门会谈的美国公司执行长这样总结与习近平的对谈：没有迹象显示（习近平）会有任何改变。中国富人们（民营企业家们）处于恐惧状态，正纷纷把资金转移到国外。中国投资环境仍然可怕。由此，他对中国经济前景毫无信心。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年3月27日，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会见美国商界大佬和学者。原本是每年一度的中国发展论坛结束后的重头戏，原本是中共总理职权内的戏份，但，就像总理职权内的其他戏份一样，习近平悍然推开李强，逐一夺权，亲自出演。意思直接而明确：既要剥夺李强权力，而且不能让李强收获名声，让他连虚名都捞不着。可谓架空得彻底。 习近平首演的这场闭门对谈，受邀出席的美国企业高管15人，外加部分专家学者。令外界诧异的是，苹果公司执行长库克并不在其中。而在之前的报道中，库克是风头人物，此行抵达中国时，库克高调表白： “我爱中国，我爱中国人。” 都以为他将是与习近平对谈的座上宾，孰料竟被排斥在外！笔者判断：习近平借此亮明态度，支持国产货华为而排斥洋品牌苹果。 虽是闭门对谈，内容经由与会者转述，让外界有所了解。 关于中国经济。习近平声称：去年中国经济增速(5.2%)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继续超过30%，中国经济是健康、可持续的。又说：中国经济尚未触顶，每个经济体都有自己的问题，而中国知道如何解决自己的经济问题，中国知道每年必须为应届毕业生创造至少1000万份新工作。 去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真有5.2%？其实是习当局自说自话，外界并不相信这个数字。应届毕业生需要1000万份新工作？大致没错，但这恰恰是习当局无法解决的中国严重社会问题之一，以至于中国青年失业率持续飙高，以至于在去年六月这个数字达到21.3%之后，习当局不再公布相关数据。中国年轻一代流行躺平，已经是当下中国社会的新常态之一。 习近平宣称：中国过去没有因为“中国崩溃论”而崩溃，现在也不会因为“中国见顶论”而见顶。没有因为“中国崩溃论”而崩溃？但，这只是过程中的一个状态。数千年中国历史，有哪一个专制王朝不是以崩溃告终？作为“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之下的红朝，既然是专制王朝的重复和轮回，崩溃只是时间问题。不会因为“中国见顶论”而见顶？其实，在世界范围内，经济见顶现象屡见不鲜。论发达国家，日本、德国等国经济先后见顶；论发展中国家，委内瑞拉、津巴布韦等国经济先后繁荣见顶、随后还再度沦为失败国家。中国经济明显见顶，盛极而衰，已是不争的事实。习不愿承认现实而已。 关于民营企业。有美国高管在会上提到中国民营企业的命运，习近平接话更正说，“你说的是小企业”。在这里，习近平的认知障碍、意识形态和心机目的都暴露无遗。囿于他的认知障碍，他把民营企业一律贬低为小企业。然而，阿里巴巴小吗？腾讯、京东小吗？支撑中国城镇就业占80%的整体中国民营企业小吗？ 在整个会谈中，多名美国高管多次提到中国的民营企业，习近平每次都把话题转开，把话题焦点转到对大型国营企业的支持上。出于极左意识形态，习迷信计划经济，主张“国进民退”、“做大做强国营企业”。不仅这么想，还这么做了：任内反复打击扫荡民营企业。 习近平跟美国公司高管们的对谈，有引进外资的目的，其意图竟是引诱外资帮助发展中国的国营企业、即党营企业，绝不愿外资帮助发展中国的民营企业。对内对外都是“唯我独尊”、“为我所用”的那一套。习近平竟然想不到：所有外商外资，都是外国的民营企业，你如此歧视中国的民营企业，还指望外商外资- 外国的民营企业留恋中国市场？ 关于市场经济。在闭门对话中，习近平虽这样提改革开放：“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中国的改革不会停顿，开放不会止步。”但当与会者提出有关深化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建议时，习近平一概予以拒绝。美国高管们表示，他们由此得到最重要、最清楚的信息：习近平不会放弃对经济的中央集权控制，他无意接受外界、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亲市场改革的任何呼声。 与会的美国高管向媒体透露：在长达一个半小时的会面中，美国企业家们提出了尖锐问题，而习近平都给予了强硬回应。毫无掩饰，习近平尽显其庐山真面目。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