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救产科”:当一个产科医生在会上哭了

对于妇产科专家段涛来说,看着产科逐渐萎缩,是一个有点绝望的过程。 他是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的教授,从事产科三十多年,今年2月末,他在微博上发出一篇“救救产科”的文章,“如果不改变现状,产科整个学科可能真的就塌方了。” 网络图片 “救救产科”的呼吁背后,是“二胎政策”实行后第7年,中国少了的近1000万分娩量,和不断被系统挤压出逃,或者说,无处可逃的产科科室和产科医生。 过去一年,“关闭”“分流”“失业”和产科高频地绑在一起,媒体用“产科关停潮”形容产科正在经历的漫长冬天。2022年,全国关闭了十几家医院产科,2023年,在产科关停的名单上,又增添了浙江嘉兴平湖市中医院、广州新造医院、浙江温州苍南县中医院、广西来宾市武宣县禄新镇中心卫生院、江苏新沂市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的名字,2024年刚刚过去三个月,据不完全统计,就已经先后有3家医院发出产科停诊公告。 段涛的微博有上千条留言。很多人在这里宣泄着怀孕生子过程中的痛苦和被过度医疗的不满,“先把产妇当个人看再谈生孩子吧,又是没指标不给剖腹产,又是禁止喂奶粉,自己身体自己都不能做主。”也有人觉得段涛是在催生,“产科学科塌方跟我有什么关系,我的人生如果生了孩子就真的塌方了。” 网络图片 我们把这些声音念给段涛时,他平静地说了一句“正常”,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多元声音的一部分,他理解这些多元的观点并愿意承担因为呼吁发声而带来的压力。 在交谈中,他和我们聊到了他所亲历的产科从繁盛到衰败的过程、当下的艰难处境,以及那些产科医生作为个体痛苦但可能依旧是徒劳的挣扎。 以下是他的讲述: “整个科室都没了” 前些天,上海浦东新区的一些产科主任们在一起开会,让我讲讲产科转型的事儿。会上,一个二十多年的产科主任,说着说着,哭了,说她们医院的产科,最近被关了。医院在重新装修,院长对产科一直不是很满意,趁着装修这个时间,产科就关了,整个科室都没了。 听到那个产科主任说那些的时候,我很难受。产科虽然不受待见,但大多数在那个会上的产科医生,都还挺爱产科的,他们一辈子做产科,也不会做别的。 产科关了,这群只会做产科的人,咋办呢? 其实产科的困境,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从去年开始,和很多产科主任开会的时候,大家都唉声叹气的。2016年的分娩量,是1786万,去年的时候,公开报道的分娩量,是902万,少了将近1000万。 网络图片 床位是在放开生育之后,政府出面要求医院加出来的,现在分娩量少了,床还在。但这些床创造不出更多的价值,产科门诊诊室的数量和产科床位数量,在一天天变得更少。 对于这个24小时不眠的科室来说,一个孕妇在深夜中突然分娩,意味着至少要配着两个产房医生、一个麻醉医生、一个新生儿科医生、两到三个护士。 在医院,院长每天都要算账,产科的收费这么低,成本这么高,麻烦这么大,从各项指标来看,都不划算,哪个正常的院长,会愿意产科做大做强呢? 这两年,和很多产科主任交流的时候,大家有一个普遍的困惑,产科越来越沦为医院里“老少边穷”的科室,不被重视,不受待见,工作累,待遇低,留不住人,尤其是年轻人。 一般来说,医院发的固定的收入,只占医生收入的10%到20%,百分之八九十的收入,得靠自己挣出来。但现在业务量降了一半,还指望能拿奖金?收入少了一大半,不扣钱就不错了。 即使你想招人,人家总会想去一个朝阳行业吧,大家都要吃饭要结婚买房成家吧?这么苦、这么累、这么多麻烦,还没有钱,你又不是雷锋,一个正常的人,怎么会去选择产科? 留不住年轻人的科室,是没有未来的。越来越少的人愿意选择产科。病人量越少之后,新的产科医生越学不到东西,他们能接触到的临床案例,正在急剧萎缩。 网络图片 对于年轻的产科医生来说,病人量越少,越学不到东西,遇到挑战的时候,越容易出事,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闭经指数” 我母亲是产科医生,我是在产房里,跑来跑去长大的。 当时很厉害的妇产科专家是山东大学医学院教授江森,那时的住院医生和进修医生,好多都听过他讲过“妊高征”。那时,科室里还没有投影仪和电脑,没有讲稿,就靠一支粉笔,江森教授可以洋洋洒洒讲两个晚上。俄文、日文、英文脱口而出,典故出处了然于胸,不仅是疾病,还讲疾病的历史和故事,还有自己的观点。这是一个真正的中国知识分子身上应该有的东西。 我们这批六零后做产科的医生,也算是赶上了一些黄金时代。刚起步时,大家也都看不起产科。但那时候,分娩量是一年比一年多,愿意做产科的人也多,好像慢慢也得到了一些国际同行的认可。 网络图片 产科分娩量最高潮的时候,是2016年的时候。社会笼罩在一种亢奋的“全面二孩”的氛围里,一个北京的朋友怀孕了,建卡建不上,急得团团转,去了几家医院,都不行,打电话给我,让我找北京的医院问问。 那时,一个同事也来找我,说想要“限卡”,“限卡”就是限制新的孕妇在我们院建卡做产检。同事说要“限卡”时,我有点纠结。 结果,去现场一看,很震惊。孕妇生完孩子,直接睡在走廊,床位就紧张成这样。当时一天要接待100多个孩子,那不得跟打仗一样。 纪录片《生门》里的场景,也发生在现实里,科室里的电话随时可能响起,“没有床了,你懂我意思吗?”“板凳都没有了,走廊都只能坐着。” 网络图片 甚至在那时候,有一个神秘的指数,在我们医院流行,叫“闭经指数”。 我们医院那时候有90多个产科医生。年轻的住院医生要轮岗,一轮到产科,月经都不来了,一回到妇科,就都正常了,工作压力就疯狂成这样。 那年,我们一妇婴的分娩量,飙到3.4万例,在全国来看,都是很高的。还好,我们当年“踩了刹车”,要不,超过4万的分娩量,是非常可怕的超负荷的数字。 这些可怕疯狂的数字,也会增加医疗事故的隐患。我心一横,那就限吧。但这一“限卡”可倒好,还被人投诉到上面去了,有次开人代会,产科建卡的事儿,还被拎到了会上。 大家开玩笑说,这是市委书记第一次讲产科。在当时,上到政府到下到百姓,都非常关注产科。正常情况下,院长们都希望多做妇科,妇科比产科的麻烦少,收入还高。而且即使医院想扩大某科室的床位,卫健委也未必允许。那一年,政府迅速做了决定,要求医院增加产科床位。 不仅从妇科这边挪过去了一部分床位和医生,也投了钱,专门支持产科。 系统性的困境 然而生孩子很快从一床难求变成一个人的“包场”。 大厅里加的床被陆续撤走,病房由八人间改成两人间,再接着,两排病房只有一排会被使用,再然后,两人间也开始住不满了,现在有的时候,产房变成了一个人的“包场”。 前两天,我看好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说现在生孩子,产房里,就自己一个人,包括手术室,包括病房,就自己一个人。 实际上分娩量下降的趋势从2017 年的时候,就开始了。经历了2016年亢奋的小高峰。之后,就一年不如一年,每年跌个10%左右,到2023年是902万。 疫情结束了,生育潮并没有来,龙年到了,生育潮也没有来,和生肖属相比,年轻人更信星座。单纯的龙年,不会有那么多的增量。 产科还有一个存在很久的历史问题,就是收费标准。 解放前,还没有公立医院的时候,生孩子,都是接生婆来。穷人要生孩子,富人也要生孩子,解放之后,大家去定接生的价格的时候,需要考虑到的,是平均的支付能力。 网络图片 当时,中国的出生人口有 60% 是在县级,或者是更下面的医院,你给它定个高的价,怎么能支付得起呢?历史收费就已经很低了,哪怕后面再增加一倍,从50涨到100,不还是很低么? 辅助生殖(一种采用医疗辅助手段使不育夫妇妊娠的技术)和产科的收费,是两个极端。辅助生殖一开始进中国的时候,所有的药材、耗材都是要进口的,收费价格都是按照国际标准来收的,一开始就收得很高。你又不用值夜班,风险又不高,即使做失败了,没成功,也还可以收几万块钱,你愿不愿意去? 但产科医生的收入,是和这个收费标准挂钩的。你不涨价,产科医生的收入,就永远上不去,永远留不住人。涨价了,老百姓不满意,本来大家就不愿意生,接生的价格再往上提,就更不愿意生了。这就是一个悖论。 对于公立医院的院长来说,悬在头上的另一把“刀”,是国考指标。国考设计的初衷是对的,鼓励三甲医院,能多看一些疑难杂症,多做一些手术,反映收治病例疑难复杂程度的CMI指数越高,四级手术(风险高、过程复杂、难度大、资源消耗多或涉及重大伦理风险的手术)越多。 很多地方,会拿“国考”结果,来考核院长,你不行,就把你换掉。但抱歉,对于以保障母婴安全为第一准则的产科,它天然是CMI指数的敌人。预防做得好,并发症就少,不需要手术,更别提CMI指数。 在CMI指数之外,还有一个妇幼保健体系提出的指标,和CMI指数正好是相反的。它希望产科要保证母婴安全,降低孕产妇的发病率、死亡率和并发症的发生率。概括下来,就是鼓励顺产。 于是,形成了这样一个怪现象,顺产越多,越符合妇幼司的要求,但却越在“国考”上亏。那么,到底该听谁的? 为了满足“国考”,很多医院,就开始卷“手术”,对于产科来说,就是鼓励剖宫产,能自己生的,不能自己生的,都要到”剖宫产”一游。指标好看了,但孕产妇遭殃了。 网络图片 对于院长来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医保控费的政策。控费的核心是降费。比如,一个城市某个区域里,顺产、剖腹产费用平均数是啥,然后要求每年的费用的平均数要下降。本来,产科的利润就低,再往下降的空间很小很小。 在这种情况下,很多医院觉得产科不划算,就把产科关掉了。 但有些医院,为什么没关呢?是因为有些时候,上面觉得,作为一个综合医院,是要有产科这个科室的,有些地方,上面管得不紧的,关也就关了。 大家不是没想过办法自救。开一些新的营收项目,比如说像产后康复这种,好歹先自己养活自己。 但类似自救的努力,很快就会被现实弹回来。想开项目,得先有钱购买设备,申请资金的这个环节,就先会被卡住。为啥?审批通过之前,院里会先考核你的营收和盈利,在第一步,就会被pass。 网络图片 对于产科医生来说,这是一个系统性的困境,不是靠我们自己就能改变的。为啥大家会觉得无奈,就是你明明知道有问题,但你却改变不了。 对于年轻的产科医生来说,他不做产科,还可以做妇科,对于年纪大、还只会做产科的人,就很难很难了。 上两天有媒体报道,一个三甲医院的产科科室关停之后,医院让她去泌尿外科继续上班,但她干了两个星期,就辞职了,因为“适应不了,心里别扭,上班就哭”。 在这样一个形势下,产科医生的转型非常困难,大家都在紧缩,产科医生越来越不被需要了。虽然目前还没影响到正常的产科医疗,但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产科更多地关停下去,产妇的就医半径会明显地增加,就医慢慢变得越来越不方便。 “救救产科”的那篇文章发出之后,好多人觉得我是在催生。 我不是在催生,我是痛心产科已经跌到冰点,我不想我们在冰窟窿深处的时候,再想起来去解决,那时候就已经太晚了。 如果真的有一天,没有了产科,没有人愿意做产科医生,谁来帮我们接生?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 

起底被瑞典政府驱逐的中国女记者—中国影响力行动“特工”?

刚刚加入北约的瑞典最近决定将一名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的中国记者驱逐出境,且终身不得再次入境瑞典。有专家认为,中国政府的海外大外宣媒体人员只是中共统战和情报网络的冰山一角, 瑞典政府需要及时针对其非法活动进行起诉, 广泛开展监督和公众教育行动,系统性地挫败中共的影响力行动。 根据瑞典媒体报道,这位中国女性大约20年前抵达瑞典,被逮捕时拥有瑞典永久居留权。该记者去年10月被捕,警方称其在过去十年间实施的活动已对瑞典的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她与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以及瑞典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人士有接触,带领多个中共政府和企业代表团访问瑞典,还尝试安排他们访问瑞典一些政府部门。 由于案件的敏感性,瑞典政府并未公开涉事人的姓名和构成的具体威胁。但据瑞典媒体《中国新闻》(Kinamedia)披露,这名当事人是《北欧绿色邮报》(Green Post)的社长及主编陈雪霏(Chen Xuefei Axelsson)。 Kinamedia的记者悠野(Jojje Olsson)告诉美国之音,“陈雪霏与中国大使馆密切合作,她在瑞典的中国观察人士中也颇有名气。我可能会称她为中国影响力行动特工。” 对陈雪霏进行过长期研究的瑞典国家中国问题研究中心(Swedish National China Center)分析师埃里卡·斯塔法斯·埃德斯特罗姆(Erika Staffas Edström)告诉美国之音,陈雪霏去年秋天的确被瑞典安全部门拘留,并被下令驱逐出境。 “然而,她仍在瑞典,尚未被驱逐。 4月4日,瑞典政府决定驳回她对根据《特定外国人特别管制法》(LSU)驱逐出境的决定所提出的上诉。” 截至发稿,瑞典司法部和陈雪霏本人尚未回复美国之音采访查询,瑞典移民署、瑞典安全局则拒绝提供更多案件细节。 陈雪霏的律师洛伊特里姆·卡德里乌(Leutrim Kadriu)向瑞典电视台表示,她本人并不认为她对瑞典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星期一回应说,中国驻瑞典大使馆表示,中方一贯要求本国公民遵守所在国法律,大使馆要求瑞典切实保障在瑞中国公民的正当合法权益。 媚共、“毛粉”、美化新疆种族灭绝—中共宣传者还是记者? 陈雪霏是瑞典华文媒体圈的知名人物, 还担任中欧对话网创始人、中欧文化协会(CECA)和瑞典专业外国记者协会(PROFOCA)的会长,以及瑞中桥科技文化交流公司(Sweden-China Bridge)总经理。据《北欧绿色邮报》发布的简介,陈雪霏出生于1966年、满族人,曾为中国官媒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新华社、《环球时报》工作,她“喜欢高大上,但同情弱者,追求平等,公平正义,善良,是环保主义者,提倡节俭,从不浪费一粒粮食。” 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活动主任劳拉‧哈斯(Laura Harth)对美国之音表示,“就我个人而言,我不会称陈雪霏为‘记者’,当然她并没有因为新闻工作而被驱逐。” 哈斯表示,除了公开报道的内容以及陈雪霏和各种中共和中国实体的非常明确的联系,特别是各种统战组织的活动之外,导致她被指定为国家安全威胁的具体情况, 目前还不为公众所知。但她指出,陈雪霏的案件释放了欧洲政府严肃对待中共海外影响力活动的积极信号。 “然而,据我所知,这是欧洲第一个公开的此类案例,这让人们对欧洲国家的政府产生了一些希望, 即终于认识到需要对抗中共的外国影响力行动(foreign interference operations)所构成的广泛威胁。 ” 在瑞典,陈雪霏安排了一系列粉饰和支持中共政权的活动,例如举办支持中共观点的新疆图片展,展示自己应邀到新疆去拍摄的35幅照片,参会者不乏瑞典企业家、新闻记者和学术研究人员。 陈雪霏自己在报道中写道,“……这次陈雪霏女士精心组织展示了这么多美丽的新疆图片展真是让人豁然开朗,原来新疆是如此这般美丽迷人,通过观看图片,他感受到新疆是安全的、和谐的、美丽的,令人有种冲动和激情想到新疆走一走,去领略她那旖旎的风光,他要说的是新疆的美丽是永恒的。” 在中共统治下,近百万维吾尔等少数民族穆斯林被关进新疆集中营并且遭受了一系列虐待,包括强迫劳动、绝育、强奸、种族灭绝等等。悠野指出,“我认为陈雪霏的这类活动不是正常的记者工作。她安排的文化展览是中国政府对新疆发生的事情的叙事版本,试图改变公众舆论,与中国当局合作。” 他表示,陈雪霏一直积极在瑞典通过各种途径为中共的观点做宣传和辩护。“如果有研讨会甚至是关于中国的电视辩论,有时她会出席并传达北京版本的故事, 比如由瑞典电视台组织的关于人权的辩论。她经常出现并为中国政府的观点辩护。” 在陈雪霏本人撰写的大量文章中,她毫不遮掩对于中共政权和领导人的赞美和依恋。在报告文学《百年家国》中,她写道,“一个党一个国家总是在不断探索,不断反思中曲折前进。好在这个劲头依然不减。相信未来一定会好的。” 2023年发布的《9月9日纪念毛泽东》一文中,陈雪霏深情地缅怀道,“他不愧为是伟人,去世都选择的是九九重阳。在人们的心目中也是久久不能忘却。”在1976年的文革末期,陈雪霏一家食不果腹,春天要用杨树叶补给,城里的亲戚一个月里总有三到五天要挨饿,但对她来说,毛主席的去世相当于天都塌了,他就是“我们的主宰”、“我们的一切”。 “毛主席总是给很多人以启迪。对与错,他本身就是话题,他做的一切都值得我们思考。是否世界各民族大团结万岁的愿望能够真正实现?应该。否则,地球就太小了。” 陈雪霏对美国对于中国实施的科技出口管控满怀愤懑,将之联系到朝鲜战争的历史,“美国听说华为要自己搞,更是百般刁难和打压,在世界上拉帮结伙对付华为。中国刚解放,尤其是朝鲜战争之后,中国就是面临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封锁。” 《北欧绿色邮报》上署名“记者陈雪霏”的“新闻报道”自去年10月后停更,过往文章多聚焦于呈现中共掌权人物的活动和思想,显示出又红又专的特色,比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带领百年大党奋进新征程”、“中国驻瑞典大使崔爱民在瑞媒体发表署名文章《真实的新疆,美好的家园》”、“彭丽媛出席202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女童和妇女教育奖颁奖仪式”、“北欧深圳总商会年会在斯德哥尔摩成功举办”等等。 2022年,她亲赴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中共二十大并在报道中为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唱赞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百年大党,党员人数世界第一……习近平已经三次连任总书记。为中国的稳定和增强人民的信心提供了保证。 由瑞典国家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的埃德斯特罗姆撰写并于去年七7月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陈雪霏主办的《北欧绿色邮报》的许多内容直接来自与其合作的中国官媒和党媒,以及瑞典境内与中国统战组织有关的人员。报告揭露,瑞典大使馆为《北欧绿色邮报》网站上发表的每篇文章支付1000瑞典克朗,2022年1月至8月,包含中国驻瑞典大使崔爱民名字的文章有44篇。 “保护卫士”的哈斯认为,海外统一战线的关键作用既是扩大中共的影响圈,也是控制海外侨民和压制异议。 “统战人员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充当了中共在海外的长臂,在建立影响力网络方面越成功,就越容易肆无忌惮地进行跨国镇压。” 2020年,瑞典籍的华裔桂敏海因为出售对中共及其最高领导人声誉不利的书籍而被中国判处有期徒刑十年,罪名是“为境外非法提供情报”。瑞典要求放人,但是遭到北京拒绝。哈斯表示,对比陈雪霏所受到的驱逐,桂敏海遭受的不公判决和刑期体现出中共政权和瑞典民主的巨大差异。 “我只想提醒大家,中国仍在拘留瑞典公民桂敏海,在他与两名瑞典外交官一起乘坐火车时绑架了他,并错误地指控他从事间谍活动,因为他的一些出版物伤害了习近平的感情。 关于中国和瑞典,或者中共政权和民主国家之间的差异,你需要了解的一切都在这里。”哈斯说。 中共在瑞典广铺统战和情报网络 瑞典过去也曾采取行动,挫败中国记者的影响力运作和中共情报关系网络。2018年,一名在瑞典的藏人多杰嘉登(Dorjee Gyantsan)涉嫌收集流亡藏人难民和异见人士信息并提供给中国官员,在其中一次活动中获取5万瑞典克朗的报酬,瑞典法院以“非法进行情报工作”判处他入狱22个月。 2009年,已入籍瑞典的巴布尔·梅苏特(Barbur Mehsut)将有关维族活动人士在瑞典、挪威、德国和美国的活动、健康和财务状况,传递给中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的新闻官周璐璐,以及《人民日报》驻瑞典记者雷达,两人后来遭驱逐出境。 马赫苏特被判刑16个月。 瑞典记者悠野曾追踪桂敏海和新疆棉等敏感事件,被中国拒发签证并频遭中国大使馆威胁。他认为,西方和中国有着不同的“记者”概念:“在中国,大多数记者实际上受雇于中国共产党。因此,记者从事中国影响力行动或情报工作对我来说并不奇怪,因为他们受雇于中国政府。” 他指出,欧洲国家很难在保护新闻自由和制止中共影响力运作和情报工作之间,取得非常好的平衡。“但我认为瑞典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府必须改变心态,明白中国记者受雇于共产党,也努力鼓动共产党的政治目标,这种情况通常也是通过影响力行动发生的,不仅仅是新闻报告。” 除了陈雪霏的《北欧绿色邮报》,瑞典国家中国问题研究中心的埃德斯特罗姆在研究报告中指出,瑞典的华文媒体“北欧中华网”(chineseonline.se)、《北欧时报》(Nordic Chinese Times)、《北欧华人报》(Nordic Chinese Newspaper)和北欧国际新闻中心(Nordic International News Center),与中共统战网络存在着组织联系,通过组织中共官方媒体论坛、赞助旅行和培训记者以及免费提供社论新闻材料来施加影响力。 埃德斯特罗姆建议,瑞典政府机构、地方政府和民间社会需要增进理解,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对华侨和侨民媒体施加影响力的战略努力;此外,瑞典政府需要探索制定一项战略,以支持侨民新闻业不受中共影响的目标,包括如何以中文提供更多新闻和社会信息、如何有效接触相关目标人群;最后,瑞典政府需要研究探讨中共以及侨民媒体对于侨民社区造成的潜在影响。 “保护卫士”的哈斯建议,欧洲国家应更加关注和广泛监督中国的外国干涉活动及其行为者,在发生非法活动时依法予以处理,并且针对政治家、企业家、学者、记者等社会阶层,开展关于中共影响行动的信息普及活动。他表示,这些措施也有利于保护中共在欧洲进行跨国镇压的潜在目标群体。 “这些步骤可以有效地在目标社区内建立更多的信任,让他们感到自己的权利受到保护,并且在发生针对他们或社区的非法活动时可以安全地向地方当局报告,”他说,“你可以想象,当看到当地政客和执法人员都高兴地在中共统战赞助的活动中摆拍时,他们几乎不会这样做。 ”

三年后,我降价95万卖掉了房子

历时一年之久,我终于卖掉我位于南方某省会的房子。交税前我跟买家说,你们现在还可以反悔,我们不扣定金。那对情侣对视了一下,笑了。 我也笑了,想起三年前被我放了鸽子的准买家,这一年来,我常常觉得最该谢我的就是她,毕竟咱对她有个不卖之恩。 但那时候她非常失落,我像个渣男一样口干舌燥地道歉,辩称并没有出价更高的买家,只是不想卖了。假如有天改了主意,我一定会卖给她。 挂了电话我一阵懊悔,以后的事谁能说得准?非亲非故,我干嘛要这么信誓旦旦的。 渣男迫于无奈说自己不婚也是这副德性吧。 楼市上也能见天地见众生见沧海桑田,三年后,我把这房子卖给这对情侣,便宜了95万。借港剧的台词就是,这三年发生了很多事。跌落的不只是房子价格,还有人们对房子的信仰。 “要真卖亏了你得负全责哦。” 第一次动念卖房是在2021年,办公室里同事讨论房价,七嘴八舌都说最近楼市特别火。我有一套房龄十多年的老破大闲置着,一直想加点钱换个好点的养老房,听大家这么一说,心里就有点急慌慌的,再涨的话我的置换成本也要增加。 跑到门口中介那登记,小哥问我挂多少,半年前邻居卖了260万,我这房子装修好些,现在市场也更好些,我说挂280万。小哥默想片刻,说,挂320万吧,有还价空间。 平台犹如现代烽火台,刚登记完我的手机就开始响,有中介想自己先来看看的,也有说带客户一起来的。半小时前我还担心无人问津,忽然就一家有女百家求了。 我家房子虽老旧,还算整洁温馨,装修风格是不容易过时的简约风,买家似乎都挺满意,有人当场就拉着我要谈价钱,清一色全款。这繁华景象让我开心的同时,也生出小小的不安,楼市到底发生了什么?我是不是也要作为买家感受一下。 网络图片 这一感受不当紧,我发现,当下,买个房子太难了。 工作日,阴雨天,几个楼盘售楼处门口居然像大牌店一样限流了,出来一批才能进去一批。 置业顾问的职责好像不是卖房而是逐客,高冷地声称已开楼栋皆售罄。剩下楼栋啥时开呢?全部回答“不知道”。实在点的干脆告诉我,能买到他们家的房子的“非富即贵”,我听出了他的言外之意。 新房高攀不上,就去看二手房吧。 我打开几个卖房App,赫然面对一个新世界。我心仪的两个小区,印象中经常有十几套几十套房源挂着,现在只有三四套,要么楼层不好,要么户型奇葩。 别看我看不上,我还买不起,价格比印象中涨了三分之一。终于找到一个差强人意的,约了中介去看,客餐厅只有一扇高高的小窗,光影昏沉如王家卫的电影,让我提前看见我的凄凉晚景。 中介小哥谆谆教导:“姐,你才多大,就想着养老了。这房子有学区加持,涨幅能跑赢市场上百分之九十五的房子,过个十几二十年,你卖掉去买个郊区大别墅岂不好?” 规划得很好,但总不可能一直这么击鼓传花下去吧?砸谁手里还真说不定。 我说回去想想。下午我还没想出个所以然,中介小哥打来电话,以为他催回复,他却莫名欢快地告诉我,那个房子已经卖掉啦! 又不是他卖的,不知道他高兴个什么劲,可能有时候证明自己正确,比赚到钱都开心吧。 我开始迟疑我的房子还卖不卖,卖了我有可能买不着。这样说可能有点欠揍,但我确实不太敢想象把一大笔钱拿在手里。 普通的储蓄利率跑不过通胀,高利率的理财都声称不保本。炒股更是超出我智商范围,我有朋友是资深网民,还在报纸上开专栏指导别人炒股,但她告诉我,她给孩子的第一条忠告就是,永远不要碰股市。 还是有个房子在那心里踏实,可住可租,要用钱时卖掉就是,还有增值预期——起码在本地,这么多年,我没见房子真跌过。 中介小哥不肯帮我下架,建议我把房价再挂高一点。我一狠心,涨到360万,想着这个价钱总可以劝退了。当晚就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是邻居,想给爸妈在这小区买个房,问我350万能不能卖,全款。 这价钱再不卖天理难容,我还价到355万。对方说要和家里人商量一下,没多久就说可以,还发来一份她草拟好的合同。 她的爽快让我害怕,我那习惯于凡事斟酌的老公再三问我,你确定真的要卖吗?照这上面说的,反悔可是要付百分之二十违约金的。 没有人经得住被这样问,它的潜台词是:“要真卖亏了你得负全责哦。” 这时又有中介打来电话,说是有个阿姨看了我家房子后特别喜欢。阿姨儿子在这个小区,她去年把老城区的学区房卖了,跟儿子媳妇住着,一直在找房子。看了我的房子急得不得了,一定要跟我见面谈。 那个阿姨看房时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八十高龄仍称得上雪肤花貌,说话时会看着你的眼睛,无端有一种哀恳的表情。但正因如此,我更加踟蹰了,如果我贸然把房子卖掉,那我岂不是下一个她? 如果现在的我能对当时的自己说一句话,我会说:“我劝你善良”。但是以今天的情形看,是不是不卖给她更善良一点? 回绝掉已经谈得差不多的那位买家更加艰难一些,毕竟给人家一场空欢喜。我语无伦次,结结巴巴,在电话这边脑门上出汗。对方倒没怎么指责我,而是呈现出一种疲惫的悲伤,似乎这结局在她意料之中,她不想再争取什么,问我是不是有人出了更高价,大概想求个真相。 我说,没有,就是不想卖了。我心怀愧疚地挂了电话。 处境真的很决定认知 我打算先买后卖。2021年底出了新政策,限购限贷,新房都得摇号。市场冷了许多,但位置稍好点的房子依然抢手,我参加了几次新房摇号,颗粒无收。二手房价进入平台期,相当稳定。我想要不将来就回老房子里养老,那么漂亮的阿姨都能在那养老,以我之平平无奇,要求不要太高了。 直到2023年初,这种平稳的心态被打破了。没有发生惊天动地的大事,但这一年从年初就给我一种奇怪的感觉,看似如常,但总有哪里不对,我比过去焦虑得多。 首先是花大钱的几件事突然变得迫在眉睫。孩子即将面临高考,成绩飘忽不定,就算运气不错,上个一本乃至211,听说本科生工作也不太好找。年轻人都去卷考研,比高考轻松不到哪里去,人生苦短,这么年复一年地煎熬太不划算。 国外的硕士相对好申请一点,但这几年国外学费飞涨,加上汇率变化,和我原本的预算之间就有了不小的缺口。 网络图片 再有,这两年我父母身体都不太好,住院吃药加上请护工,是不小的一笔开支,而且是长期开支,不能不准备好。 本来我也知道会有这些花销,只是觉得早着呢,以后都能挣到。疫情结束后,这模糊的希望多少有点破灭,我的收入没有像想象中那样好转,反而更差了。 明天变得难测,手里有笔现钱才敢说话。前两天不还有“富二代留学生被家里断供一年后”上热搜了吗?大进大出的生意人,都有可能现金流断掉,我等工薪族,更来不得半点莽撞。 盘来盘去,也就是那套老破大能卖点钱。我重新踏上卖房路,一切都比上次来得更艰难。 第一个绊脚石是我老公。他是那种超级厌恶损失型人士,就是宁可不赚一万块也不能亏一百块。上次是置换,他稍微能接受,这次我说的是卖房,在他看来,这就属于“国有资产”流失了。 一个房子放在那里,就算贬值,他觉得那是造化弄人,要是他亲手卖了,房子又涨了,他不能原谅他自己。所以上次都快要卖掉了他还会那样问我,无所作为更能维持他内心的秩序。 另外和很多男人一样,他有一种“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的自信,自认为早已洞察宇宙全部奥秘。楼市不好,那一定是周期。你要是在最低点卖掉了,将来得多后悔啊。他这样对我说。 我知道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没用,直接历数他这些年来在理财决策上的失误,感情专家眼里这是大忌,但不这么干真没法触及灵魂。 他总算是同意了,只是要我徐图之。之后他今天说要出差,明天说要下雨,后来说要去旧房子好好收拾一下,慢性子治急性子,有的是办法。 一晃就是小半年,到了六月间,楼市上很少再有好消息。于是又吵了几架,说了很多伤感情的话,老公才答应立即、马上把房子挂出去。 还是去门口那家中介,当年的小哥已经离职。接待我的小哥告诉我,他手里有个房子正在谈,面积位置跟我们家差不多,楼层低一点,买家出300万,卖家坚持305万,就为这五万块僵持不下。 老公的脸色已经变了,大概他想到会跌,没想到会跌这么多。 情况好转,但风没刮到我家 低迷行情下,房东们无不姿态放低,我听说有房东甚至会给看房者准备零食饮料,中介带看一次送一包中华烟。还有的房东给所有中介拉个百人大群,天天发红包给他们鼓劲加油。我没有这么鸡血,但也拿出全部情商。 首先人家看房时我绝不跟随,因为我自己逛商场常常承受不了售货员的热情落荒而逃,卖房同理;其次,客户指出的问题我不隐瞒不回避,那么,你指出的优点对方也会相信。 我从前不知道,我在给人介绍房子这件事上是有天赋的,具体地说,就是我的描述很有场景感。 网络图片 我告诉他们餐厅的窗外是一片海棠花,三月份时坐在餐桌前每天看花开一点点,非常梦幻。我也跟他们说,防盗网种多肉再合适不过,一个冬天都不用管,全靠老天照顾,转年春天也能好看得要命。当然,没有一盆多肉能熬过夏天,所以我种多肉的诀窍就是秋天再重买。 还有,我们这栋楼楼间距很大,阴天下雨都会变得苍苍茫茫,既保证视野,又有私密性,像这样能两全其美的房子可不多了。 总之就是,你要感性地让对方认识到,这不只是一套房子,还是一个储存了很多妙曼记忆的容器。 是有点文艺腔,但我本来就是个有点文艺腔的人,真诚才是必杀技。再就是人人心里都珍藏着一点文艺腔,就看你能不能触发。有很多次,我清楚地看到对方被我触发了,他们的眼睛亮起来,看见了我指给他们看的生活。可惜,只要谈到价钱就会清醒过来。 我反思了一下,造梦固然好,但易碎。要想稳准狠地击中对方心坎,就要找到更加刚需的核心竞争力。于是有次当一个客户注意到我家小朋友的书房时,我不但告诉他这个书房安静开阔,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我甚至特意告诉他,我家小朋友就是住进这所房子后成绩飞升的,一举考上重点高中。 这句话确实击中对方心坎,也打开对方的话匣子。他滔滔不绝,反向输出,大谈他的育儿之道。凭良心说,他的育儿之道颇有可取之处,大胆放养,细心观察,让在育儿上太紧张的我听了有茅塞顿开之感。 我发自肺腑的佩服鼓舞了他,他讲完儿子,又开始讲他自己这一生。听起来很像《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农家出身的有志青年,靠奋斗跳出农门,也曾遇到明枪暗棒的夹击,但他机智地躲过那一切,抵达了人生新高度。 一个多小时后,他结束了话题。我猜他不大有机会做这种酣畅淋漓的输出。他对我说,跟你交流很愉快,以后就算咱们这笔生意不成,认识了也算一场缘分。 他这话让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果然他给的价钱近乎对半砍。 如是三番五回,老公也有点沉不住气,他也开始看那些房产自媒体。有一天他很高兴地告诉我,房贷降息了,这是个重大利好消息。我已经处变不惊,告诉他类似利好消息出了不少了,形势还是这么个形势。对“好消息”要两面看,有时候,“好消息”没出来,人家还怀有期待,这种期待也是个支撑。一旦利好出尽,再起不来,那就真起不来了。 在各种新政的刺激下,楼市短暂地好了一下,奇怪的是,尽管全市的成交数字有所增长,那股东风怎么也刮不到我家来,看房的人并没有变多,还疑似变少了。我琢磨了一下,发现,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新区炒房者太多了,另外就是在新区,我们小区算是吊车尾那一类。 新区也曾红红火火恍恍惚惚过。早年有次我去教委办事,工作人员正在接电话,对方是外来务工人员,在新区有套房,但没有户口,无法上心仪的学校,抱怨本地排外等等。工作人员说:“怎么能叫排外呢,你看你都能在新区挣套房,我们都没有。”羡慕嫉妒溢于言表。 外地土豪来买房,都是直接杀到新区,据说有的一买就好几套,把价钱炒了上来。但行情好的时候,众人拾柴火焰高,行情差的时候,争相出逃必然造成踩踏。 当然,要是能成为屈指可数的那几个红盘,不乏问津者。问题是,我们小区名声一般。楼市火的时候,人家管不了那么多,能买到就不错了,好房子更贵。现在,就少不了要挑挑拣拣,好房子多得是,我们首先被筛选掉了。 听说自媒体会把房子呈现得更加直观,有个热搜就是“小X书上能卖房”。我下载了App,写了文案,拍了视频,自己都觉得一颗自媒体新星冉冉升起了。发出去一两天,浏览量少得可怜,倒是有个人问我愿不愿意出租,他是做二房东的。 有不少中介流量很大。我通过私信联系其中一位。他很久才回复,说我的房子在市场上不太被认可,去拍的话影响流量,除非我肯出镜,拍个当场砍价的视频,大家都爱看那种。 就算着急卖房,这牺牲对我都有点太大了。我想着算了,中介说他可以找个人扮演“房东”,不过需要一点费用,五千。我还了下价,敲定三千。 不久视频播出,他找了一位女中介演房东。两人在门口假装不熟地寒暄,进屋后他对户型视野夸奖有加,也挑出一些小毛病。女中介面带尴尬的微笑,承认的同时,也尝试着辩驳。最后两人坐在沙发上,进入砍价流程。我不得不佩服这位女中介的演技,她笑容苦涩,声音干涩,将一个负隅顽抗的房东从不甘到屈服的过程表达得细致入微,果然高手在民间。 浏览量不小,但评论大都不友善。有的说,去个0还差不多,有人骂炒房客活该,还有人说再等等,明年就能白送……看完感觉就是:“幸好我没买。” 中介不肯删评论或视频,说这是他做自媒体人的底线。好吧,您还挺有底线。协商结果是挂一个月再删,他安慰我说,他最近拍了几个更劲爆的,很快就会把我那条覆盖掉。怎么说呢,小哥是懂得怎么安慰人的。 真高兴能成为 一个不用再买房卖房的人 随着天气转冷,楼市也冷下来。二手房App上的成交量少得可怜,成交价屡创新低。中介一直催降价,说不降价就是给别人抬轿子,要想抢跑,就得出一个超越大家心理底线的价位。我们把价钱降下来,发现整个小区也都降了,估计中介对每个卖家都动用了同样的话术。 业主群里,有人破口大骂降价的卖家,坑了整个小区,有人跳出来对线,说:“你觉得卖便宜了你买去啊。”两人吵得不可开交,其他人皆静观,我想他们跟我一样,已经乏力。 这个冬天没怎么下雪,但我心中尽是风霜。我不觉得我是炒房客,我配不上这个词,我两手空空地来到这座城市,只是想像蚂蚁那样勤奋工作,节俭克己,一点点积攒起一份家业,过上笃定的有底气的生活。 网络图片 当初我打电话跟我妈说我买了这套房子,按揭的,我妈借鉴了她曾经在农村生活的经验,跟我说:“你就当是养了个猪,每天吃剩的给它一口,小猪变大猪,大猪再生小猪,农村人的日子就这么过的。” 我当时听了只是笑,现在想来,我妈描述的是多么平静幸福的日常。它意味着没有诱惑,也没有陷阱,只要脚踏实地,就能够积累财富,获得对未来生活的底气。楼市的起伏,让这个底气曾快速膨胀,将人推至妄念的巅峰,如今这底气被抽离,要说绝望也谈不上,更多的是茫然。 环顾四周,我发现像我这样茫然的人还不少,同事、朋友不少人困于卖房中。大家谈起这事儿摇头叹气,但不愿深谈,情知说了也没用,何必影响气氛呢。 春节我回了一趟老家,一个十八线小城,数年来房子没怎么涨过,家乡人因此能活在“房价污染”之外。整个春节,我没有听任何人谈过房子,大家觥筹交错言笑晏晏,雾气把每一张面孔变得柔和,想起这一年那些有关房子的挣扎沉浮,竟是那么遥远。 这半年来,我被消耗得太狠,很少能睡上一个好觉,我无休止地翻看关于房产的各种媒体自媒体,从只言片语里寻求答案。我的专注度被极大破坏,工作五分钟,就要到床上躺一躺,然后顺手拿起手机,打开熟悉的App,看博主眉飞色舞地信口开河。我知道他们此刻的观点跟三个月前大相径庭,但我需要这陪伴。 是时候做个了断了,心态上的了断。从此后不管能不能卖掉,我不能让这件事成为我生活的重心。曾看一位作家说,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浩劫”,我们这一代人的“浩劫”可能就是房子,我们被卷入其中,为之亢奋、焦虑、恐惧、无望……我们能否主动地逃离浩劫,如常生活? 至于说我即将面临的那些花费,可能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紧迫,也许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想最大限度地掌控生活。买房卖房无不如此,但生活是不可掌控的。 回到我生活的城市,我尝试着把卖房当成生活中的一件事。我开始能睡得好一点,虽然还没恢复过去的工作状态,但专注时间变长了。我给自己鼓劲,起码,你这一天里,是有点小小的成功的。 带着这种心态进入三月,有个周末中介打来电话,说有买家看中了我们的房子,很有诚意,约我们去谈谈。那天正好无事,怀着无可无不可的心情来到房屋中介所,买家是一对小情侣,准备结婚,要买个婚房,说才去看了我们的房子,他们快乐地说:“很好很好”。 这让我意外,通常买家总要挑些毛病。女孩说她看了好几个楼盘,其他的虽然公区奢华一点,都摊在得房率上面了。人待在家里的时间,可比经过大堂的时间长太多,他们就那么点钱,要花在刀刃上。 不是,这不应该是卖家的说辞吗?姑娘,你怎么把我的台词给抢了? 到了讲价环节,他们几乎是试探地问我们能不能便宜一点。当然可以,我一下子就给出我心理底价,老公在旁边震撼地抬头看了我一眼,但没有说话。 这对小情侣也没像有些买家那样试图进一步扩大胜利,他们对视了一眼,就笑了起来。那幸福的样子,不只是因为对这个房价满意,相爱的人只要遇到一点好事,就会觉得非常好。 就这样卖掉了。 也算是缘分,祝他们像我们一样,在这个房子里收获快乐的时光。 我卸载了那些房产App,取关了房产大V,只是在某些凌晨,忽然醒来,还是会习惯性地摸手机,想看看昨天的成交量更新了没有。手机屏幕闪着蓝幽幽的光,我想起那些已经成过往,有一种大梦初醒的恍惚,我真高兴能成为一个不用再买房卖房的人。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

媒体,连俄罗斯的核辐射都不敢说了?

差不多3天前,国外就在陆陆续续报道俄罗斯边境核辐射10倍超标的事情了,据网上一些当地人透露,这个泄漏更是从上个月就已经开始。而地点,仅仅只和黑龙江省隔江相望。或者说距离我们国家,仅仅只有30公里左右的距离。 乌克兰还没看到核威慑,我们看到了。 网络图片 现在有两点基本可以确认。 第一,这个哈巴罗夫斯克地区的确出现了放射源,并且距离当地的居民区只有2.5公里。当地自己也宣布了进入紧急状态以及超出正常辐射水平。 第二,这件事昨天才开始有国内一些小媒体陆续报道,甚至不能算“报道”,只是单纯的转发,“哈巴罗夫斯克检测到核辐射,那儿离我们很近。” 即便是如此,国内那些要给普京生娃的男男女女也忍不了这种“负面”传播了,开始各种洗地,甚至说这是“谣言”。可能对于他们而言,核辐射前面只要加上俄罗斯三个字,不仅是甜的,还能消菌杀菌,是来自慈父的关怀。 网络图片 我很好奇,俄罗斯人要是在那搞个游乐园,专门向俄粉开放,不知道这些人会不会依旧和现在一样趋之若鹜,奔之见父。 起初你可能以为“不报道”就是极限,接着你会发现,但凡一点点对俄罗斯的不满,都将受到苛责、来自俄粉的攻击,不知道还以为他们是俄罗斯人。 事实上,驻当地的使馆昨天已经回应了顶端新闻的记者,并且承认的确有核泄漏源被发现这个事实。 “当地部分地区进行管制,对核泄漏源头进行紧急处理,目前没有造成很大影响,也没有影响到我们边境。” 网络图片 至于那个5.99μSv的数值并不是国内的网友所测量,否则那就已经产生极大影响了,因为人类一段时间生活在这种辐射剂量的环境中,是会导致癌症的。 从常识的角度来说,我是相信哈巴罗夫斯克这次出现的辐射对境内群众还不会产生特别严重的影响,只要俄罗斯立刻清理放射物并找到辐射源。可更关键的问题在于,媒体的噤声,让我们不得不思考另外一件事:万一俄罗斯下次来个更猛的,而没有任何声音和报道,当地人又不知情呢? 大部分已知的危险,人类都能想办法躲避。真正可怕的是那些未知且突如其来的东西。  事情发生这么多天,竟然只有凤凰网几个小媒体在三言两语的报道,而大媒体清一色沉默,选择性失明,这可不像他们当初报道日本核废水那般卖力。我们甚至到现在都不知道这辐射来自什么,是核垃圾,还是核弹头遭到了破坏,亦或者核电站泄漏。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除了俄罗斯离国内很近的地方被检测出核辐射。那小心翼翼的样子,甚至仿佛泄漏的不是核辐射,而是正能量一样。 网络图片 上一次,这批人跟着俄军一起纪念俄国人没抢到的我国领土达曼斯基岛侵略战,还特么给俄国人致敬,说珍宝岛是俄国的。 这一次,被俄国抢走的“伯力”地区出现核辐射,都引起边境同胞的不满了,他们又说“小题大做”,甚至连媒体都不敢作声。 那么下一次呢?我不知道我们在培养什么,但如此这般的底线放纵,那培养出来的一定是一群不利于自己国家的怪物。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剑客写字的地方

《三体》的逻辑漏洞

《三体》无疑是近年来中国科幻现象级的作品,其狂热粉丝更将之誉为“神作”,容不得任何批评。我虽然很多年前也曾追看过刘慈欣作品,《三体》问世后也第一时间就找来读了,但老实说,我并不觉得它有多“神”,相反,它的缺点几乎和优点一样明显。 和大刘以往的诸多作品一样,《三体》最吸引人的是其硬科幻的想象力(诸如二向箔、智子、水滴),但弱点则是其流露出的价值观(特别是社达、厌女)和文学性——最让人诟病就是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刻画的脸谱化。 不怕得罪人地说,《三体》如果撇开“科幻”元素,单纯从“小说”层面而论,那这其实就是一部三流小说。 当然,这并不妨碍它的流行,至于由此改编的影视作品则更是两回事。电影大导演希区柯克还有句名言:“三流小说出一流电影,一流小说出三流电影。”因为影视语言和文字表达全然不同,且越是一流小说还越难改编,哪部莎剧改编的电影能像原著那么经典? 《三体》之所以和经典还有差距,根源恰在于刘慈欣的那两个短板:这固然不失为一个颇具想象力的故事,但缺乏思想深度,就很难像科幻小说鼻祖《弗兰肯斯坦》那样挖掘出更多深入的思考,而人物形象的单薄,则违背了现代小说最根本的使命,那就是呈现人性的深度。简言之,这两点都削弱了作品自身的复杂性和深度。 网络图片 程心这个人物代表着刘慈欣对女性的许多刻板印象 虽然构思宏大,但细想想,《三体》的许多设定本身就值得质疑:三体人攻击地球的动机是什么?好像仅仅是看中地球这个家园比他们自家的更好。但试想一下,沙漠固然看起来荒凉,但适应了沙漠生存的物种,搬到热带雨林去就能活得更好吗? 更进一步说,这样一个文明反反复复中断、摧毁又重建的星球,又是怎么发展出高等级文明的?毕竟文明进程需要连续、积累才能一点点突破,要是中国文明每次发展到农业时代就推倒重来,那能有今天? 这且不论,要是三体人果真发展出了远比地球先进的文明,那仅距离这儿4光年之外,还需要叶文洁发出什么邀请信号吗?按说他们的宇宙探测器早就找上门来了——原先甚至不知道地球的存在,没多少年“智子”竟然了解了地球人的所有秘密,这合乎逻辑吗? 再说,真要入侵地球,难道三体人不考虑军事行动的成本、胜算吗?载人恒星级航天飞行所需的能量极高,冯·赫尔纳认为,这种旅行所需的能量就算是用湮灭做能源也满足不了推力需求。在“合理”的时间段(比如一个人的一生)从一个星系飞到另一个星系意味着要近光速飞行,其所需的湮灭物质量几乎相当于月球的质量。可想而知,这对技术、成本的要求极高。 一说到“三体人”,仿佛他们就都是单一的他者,但想想看,就算当年十字军东征,联盟内部都争吵不休呢。三体人竟然那么轻信叶文洁的话,立刻投入巨资组成1000艘战舰的远征舰队,孤注一掷,难道不需要先探测一下,哪怕先了解下地球对三体人是否宜居呢!想想看,我们人类对火星殖民都探测了一次又一次。 网络图片 地球人最终用来反制三体人的主要手段之一,是威胁向外太空发射其坐标,这样三体星本身就可能被更强的敌人摧毁。这看起来倒是一个有效威慑,但在超大时空尺度下,仍是这样吗? 冯·赫尔纳假定文明的平均寿命为6500年,文明间的平均距离为1000光年。当等待回复的时间仅占(在局域性“灵生代族群”中)整个文明寿命中相对短暂的时段时,文明间信息的成功交换才有可能。 也就是说,如果距离太遥远,星际文明的互动是不可能的,就算可能也有时间差——如果真有比三体星更高的敌对文明,但他们过1000年摧毁三体星时,人类已经在600年前被三体人摧毁,那这样的威慑对拯救人类有意义吗? 何况,真有那么厉害的高级文明,要探知三体星的存在,还需要地球人给他们发射坐标?你在定向越野、探索目标时,需要一只猴子告诉你方位吗? 当然,“艺术许可”(licentia poetica)是保障所有虚构文学的基础,要是这么较真起来,那整个故事就没法讲下去了。然而,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三体》是以科幻的外衣出现的,但其内核却恰恰不是关于某个科学设想。 1957年,天体物理学家弗雷德·霍伊尔在科幻小说《黑云压境》(Black Cloud)中提到一种“生命体”:一片大型星云,集合了宇宙尘埃和气体,在电磁场内保持稳定的动态结构,是可以被构建出来的。像这样的科学设想探求,在《三体》里是看不到的,更多的是二向箔这样犹如魔法一般的“技术”。 《三体》的主题,从本质上来说,其实是政治的:它真正幻想的,是一种心理补偿机制:当再次面临外敌或巨大外部挑战时,“我们”能赢。类似的主题,在刘慈欣早些年的作品《全频带阻塞干扰》中表现得更显眼——其中设想,中国再次面临外国联军入侵,不得已实施全频带阻塞干扰,使敌方的先进武器失效,迫使他们回到拼刺刀的肉搏战。 网络图片 《全频带阻塞干扰》 《三体》的“黑暗森林法则”看似是未来的,实则是几乎所有传统社会都有的倾向:外部世界是危险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研究太平洋群岛土著后发现,他们“对异己群体的基本态度是敌视和不信任,每一个陌生人都是敌人,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民族志特征”。 宇宙是否真是一个“黑暗森林”,这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这个故事中,人类的反应所针对的并不是外部世界本身,而是他们心目中的外部世界形象。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说过,“将虚幻的对象误认为是真实存在的对象是一种危险的观念,认为通过自我的形象就能够认识现实,并据此来对外部世界作出反应也是一种危险的观念和行为。” 最令人不安的是,《三体》中毫不掩饰地流露出这样一种理念:在巨大危机面前,善意是妇人之仁,大众也只是群氓,只有极少数精英掌握着真理,能拯救所有人。 这不是偶然的,他的另一部作品《流浪地球》同样涉及危机面前的集体决策,而结果也大致差不多:一些人只能被牺牲,剩下的只能仰赖于救世主不出错且碰巧还心怀善意。 这不是科幻,而是现实;不是未来,而是传统——或者说,是把我们的过去,投射到了未来。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维舟

虐猫和道德审判

当新闻说南京大学以思想品德不过关为由,拒绝虐猫者的研究生申请的时候,我承认自己有一瞬间的小骄傲,产生了“不愧是南大啊”的想法。但是转念之间,我又感觉有点别扭,总觉得有点什么地方不对。 等到兰州大学随后也拒绝了申请之后,我终于想明白了不对在哪里—如果我们把拒绝录取作为一种对虐猫者的惩罚的话,这件事不应该是由大学来做,压力也不应该由大学来承担。并且,拒绝的理由不应该是道德品质。 应该首先这么问:为什么虐猫者可以安然毕业,为什么虐猫者可以报考研究生,甚至可以参加完笔试面试的全流程? 因为法律上并无禁止,虐猫不是违法行为。于是,公众利用舆论进行道德审判,学校利用自主招生的权限,以道德品质为由,代替法律进行了惩戒。法律有真空的地方,自然会有别的东西进来填补。法律是风俗,是传统,也是众人合意,众人不喜欢盗窃,不喜欢伤人杀人,不喜欢欠债不还,道德谴责缺乏强制力,于是上升为法律,约束所有人的行为。 反对虐猫也是一项众人合意,猫咪在疫情期间已经成为中国家庭保有量最高的宠物,人们的观念正在快速变化,猫咪从捕鼠的工具性动物正在彻底转变为提供情感和陪伴价值的宠物,基本上等同于家庭成员。人们越来越难以容忍杀猫取肉,更不用说是毫无道理的虐杀,更不用说虐杀之后发布在网上。但是法律对此并没有做出回应,这是个真正的问题。 道德审判有用,但它是个极为危险的工具。比如说把它和大学的自主招生权相结合,所谓的“道德品质”的裁量就可以变得无边无际。今天虐猫不符合道德品质标准,明天纹身符合不符合?失信符合不符合?高中伪造保送资格符合不符合?大学劈腿十八次符合不符合?忤逆不孝叛出家门卖身求学符合不符合? 大学总是会拒绝多数入学申请的,所以才有招生条例,招生标准,一条条大家按照标准比着来。而道德品质是个黑箱,什么都可以往里面装,怎么都能成立。也许是得到了道德,但是公平公正呢? 同样的,今天网上关注了虐猫考研者,导致他失去了录取资格。那么,其他虐待动物的人呢?因为他们没有受到网络关注,所以他们可以安然继续生活?这个人虐猫一只,被网络围剿,失去了入职资格。那个人虐猫十只,躲在网络之外,刚刚得到公司的升职加薪。这种惩戒难道可以说是公平的吗?这种惩戒对于猫咪的保护而言,究竟有多大帮助? 道德审判的模糊和随机,让每一次裁决都变成了特事特办:需要有那么一个虐猫的人,他刚好要考研究生,他刚好在网上发布过虐猫视频,他刚好在网上被人盯上,他刚好考到总分第一名,于是愤怒的公众打电话、发邮件、写留言,要求学校把他踢出去。问题是,众人合意不是惩戒某一个特别的人,而是禁绝虐待动物这件事。在厨房里吊死一只老鼠,并不能阻拦其他老鼠继续入侵厨房扫荡食物。 裁决、处罚虐猫者,这不应该是公众的事,也不应该是大学的事,未来也不应该是某家公司的事,这是法律应该管的事。在法律没有缺位的情况下,也许虐猫者早就失去了大学毕业的资格,哪里还需要来探讨应不应该招收为研究生这种问题?人才是否难得这件问题?有病治病,犯法坐牢,总得有个去处,而不是让这样的人在社会上飘荡着,哪天撞到公众,哪天大家就围殴一顿算一顿。咬牙切齿暴踩一顿的同时,其他幸运儿躲在网络之外的角落捂着嘴笑,甚至继续在网上售卖虐猫录像。 指责公众道德审判,指责学校道德品质万能黑箱,我认为是不公平的。每次特事特办,公众选择一个同类行为的代表出来吊打,这种行为我认为它本身代表了公众的意愿:一个人虐猫,意味着这个人喜欢凌虐弱小,凌虐毫无反抗能力的生物,这样的人不说是必须得到惩戒和行为矫正,最起码也应该距离我的小区远一点,距离我的孩子远一点。因此,如果法律不做干预的话,只能当众吊死一只老鼠算一只,起码能给其他老鼠一点威慑。 最后,对于任何犯错犯罪的社会成员而言,法律其实是一种保护。法律和公义一天没有落下来,那么这个人就会终生活在道德审判的追杀令下。拒绝进入研究生院只是个开始,同样的理由,同样的事情可以发生在求职的时候,发生在求婚的时候,形同被彻底驱逐出了社会。所以,死囚在被刽手用锯子锯脖子的时候,会强烈地主动申请换成刀。这一幕我们已经见过,哪怕过去了许多年,哪怕已经身在重洋之外,人也不能逃脱无尽的追索。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槽边往事

政法大学生起诉欧莱雅:天下女性苦“粉红税”久矣!

女性不拒绝粉红色,但坚决拒绝粉红税。 01  惹到法学生, 商家算是踢到铁板了。 02  近日一起案件引发了广泛讨论。 华政大学的张同学在“欧莱雅”天猫超市 购买了女性专用洗面奶, 价值149元。 紧接着店铺给她推送了 一款男士洗面奶,价值82元。 这个常见的差别 却引起了张同学的注意。 “咨询客服索要两款产品的成分表后, 却发现两款产品成分 与主打功效相差无几。” 网络图片 同一个品牌下的产品, 自然不存在品牌溢价的问题。 从包装上看, 男士洗面奶为按压泵包装, 女士洗面奶是塑料管包装, 包装成本也不应有太大的差距。     但凭什么两款差不多的洗面奶, 售价相差高达67元? 03  张同学一怒之下, 到法院起诉欧莱雅公司涉嫌价格歧视。 几轮拉扯之后, 欧莱雅开始答应退款, 但是要求张同学签订保密协议, 不能在社交平台或 向媒体透露案件任何信息。 自己理亏还诸多要求? 那是不是还要让更多消费者上当? 考虑到这个要求不利于后续维权, 张同学他们直接拒绝这个提议。 后来经过多方沟通和协商, 这起案件最近终于了结了: 欧莱雅公司全额退款, 所谓的保密协议也不用签了。 钱虽不多, 但这是法学生的一次胜利, 也是一次弱势战胜强势的战役。 04  诉讼虽然结束了, 但这个案件却引发了 网络极大的关注和讨论。 为什么两款几乎完全相同的洗面奶, 一个贴上“女性专用”的标签, 就能身价大涨? 类似让女性花更多钱买单的情况, 究竟还有多少? 很多留心的网友发现,  这种针对女性的价格差异现象, 不仅仅是护肤圈, 在很多地方比比皆是。 现在针对这种现象有个专用名词: 粉红税。 所谓粉红税, 指的是同样的商品或服务, 只要打上女性“专属”标签 或是做成女性喜欢的粉色等颜色,     价格和利润立马提升。 欧莱雅这款价值149元 女性专用洗面奶是如此, 无数商品也是如此。 05  天下女性苦“粉红税”久矣! 购物网站里针对不同性别 有不同的定价标准: “女士专用”的洗发水 就比男士的贵出好几倍; 带上“女”字的瑜伽垫比男的贵; 一模一样的衬衫, 女款就是要比男款贵10美元。 网络图片 类似的价格歧视在购物平台比比皆是。 网络图片 女性标签成了溢价的潜规则。 一个网友说, 她人生中第一次直观感受到粉红税, 是在她买某品牌的键盘时。 粉色款209元, 比黑色和金色都要贵30多。    网络图片 博主@淦诗岐 也曾发视频揭露过这个现象: 同系列的某品牌手表, 金色的女款比男款贵200元。 配置相同的电脑, 粉色款比黑色款贵上千块。 “有的人可能会说 女生喜欢的颜色和款式, 一般都需要一些特别的设计, 所以贵点很合理。” 是因为女性款式 需要特别的设计所以更贵? 并不是。 她特意去搜了一下“卫生巾 男”, 这是一种专门为 轻度尿失禁男性使用的产品。     结果她发现, 即使是这样需要各种设计和 考虑的同品牌同规格的男用卫生巾, 还是比女用的更便宜。 网络图片 电子产品、日用品、 美妆产品、服装领域 都是粉红税的重灾区。 一位博主曝光过, 某品牌的男女同款羽绒服, 男士的充绒量更多, 但价格比女士便宜100元。 被曝光罚款后, 商家的做法是给男士羽绒服涨价100…… […]

陈嘉宏专栏:赖清德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总统?

赖清德日前在出席“郑南榕和自由时代”特展时表示,他将更努力守护台湾主权,保障民主、自由与人权,绝不让过去不幸的历史重演;他希望让每个人明白民主的价值并加以珍惜,要进一步推动“社会改造、国家重建”工程,“洗涤每一个人的人生”,让所有人了解,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对此,台大教授左正东表示,赖清德喊改造社会、洗涤人心(生),这种讲法真的很可怕,让人有种杀气腾腾的感觉。名嘴郭正亮也说,要“国家重建”就修宪改国号啊,勇敢一点,“我看美国也在发抖吧!” 在这场致词里,赖清德全程没看稿,用台语演讲,他推崇郑南榕是捍卫100%言论自由的先驱,但也提到言论自由在台湾的挑战,宣示未来就职总统之后有3件重要的事情要做:一是坚决守护台湾主权,因为有主权才有民主,也民主才有自由,有自由也才有人权;二是透过不断反省、检讨过去种种事件,让大家更了解自由并非从天而降;他说到假讯息对台湾社会的危害,也是在这里提到“社会改造、国家重建”工程,以及“洗涤人生”的字眼。三是持续推动转型正义工作,让受苦难与迫害的人得到平反。 在一般民进党内部的场合理,上述言论再平常不过。但作为一个众所瞩目的准总统,赖清德这番话立刻衍生了许多问题: 第一、什么叫“社会改造、国家重建”?有人从诗人李敏勇于2006年发表于《自由时报》的一篇专论〈朝“国家重建”和“社会改造”之路向前走〉找到线索,文章主轴是台湾首次政党轮替后,不断发生民主化转型的不适应症候群,所以希望从“国家重建”和“社会改造”的概念,去建构一个独立的、人权和福祉的新台湾。只是,那毕竟是18年前的文章,这18年来,台湾又经历过两次政党轮替,国内外的政经局势与台湾的社会人心都早已发生钜变,现在要套用文章里的观念与作法,实在稍嫌勉强。 第二、所谓“国家重建”的意涵非常多,从赖清德行文的语意上分析,看似非郭正亮所说,会让美国“瑟瑟发抖”的法理台独。但真是如此,恐怕也要反问赖清德:既然都以“推动社会改造、国家重建工程”为名,那你的具体目标是什么?方略何在?有没有清楚的步骤?如果一切都没有,也就难怪这些名嘴政敌们帮你随意填空,直接诠释;搞到最后,又得花几倍的力气澄清。 第三、这场致词总长6分钟,但总统府发出的新闻稿却只有寥寥995字,特别的是,被名嘴冷嘲热讽的“洗涤每一个人的人生”9个字并没有出现在新闻稿里。这又有两种可能,一是总统府幕僚自知这字眼不妥,因此主动删去这几个字;二是赖清德看到满场Nylon的支持者,再度脱稿演出,用最贴近他们的体己话来阐述自己的政治理念。但话说回来,什么叫“洗涤人生”?身为民主人自由人,谁会愿意被政治力“洗涤”呢?一场牛头不对马嘴的政治口水于焉发生。 去年7月,赖清德出席“全国宜兰旅外乡亲赖清德后援会座谈会”,也是面对满场的支持者,赖清德脱口而出要把“走进白宫”当成政治方向与目标。这一番话让美方感到惊愕,一度演变成选战危机甚至是外交危机。当时,本专栏为文〈当总统“没有不读稿的自由”〉,呼吁赖清德往后要谨言慎行,即使再有自信,身为总统参选人,也没有不读稿的自由。事隔10个月,赖清德已是准总统,在这场铭记Nylon言论自由日的致词里,是不是又让外界似曾相识呢? 做一个总统,说话必须一言九鼎,不确定的事绝对不说,说出口的话一定做到;如果没把握,最好是做了再说,而不是说了不做、说了未必做,或说了做不成。总统就职前夕,赖清德的每场公开谈话都众所瞩目,许多人盯著他的字里行间,试图寻找其中的微言大义;特别是来自蓝白红的政敌,更是想方设法要将他标签定性,得以见缝插针政治攻击。这一切的差别在于,赖清德究竟如何期许自己?他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总统?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

当一位北大教授成为24小时照护者

当你身处人生盛年,拥有智慧、事业、家庭和现代生活方式,忽然间,你被每天强制劳动9小时,包括但不限于:制作软质食物;喂饭;清理地板痰渍;将打翻物品归位;洗澡、擦拭、换尿布;换洗内外衣物;换洗床单被褥;陪玩陪聊;跑医院;喂药…… 你昼夜颠倒。你悬心吊胆。你面对意外,面对破坏,面对毫无理性的怒气和敌意。你每天的核心挑战是抓住排泄时机(你观察食物摄入量、计算消化时间并神经质地反复追问:现在要不要尿尿?要不要大便?),行动必须精准,差之毫厘,意味着加倍的擦拭、清理、换洗,更不走运的日子里,你做这一切时,对方在玩屎。 你面前的这个人,不是孩子——那毕竟意味着希望,而是地球上唯一曾为你做过这一切的人。他/她的生命如身体一样逐渐枯萎,直到困于一间屋子或一张床。你们的身份调转了。 “作为一个50多岁的人,我此前没有料想到的一个困境是,这个年龄的人,完全有可能从一位事业有成的专业人士变成全天候护理人员。”胡泳说。 胡泳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一个典型的“三明治一代”:父亲以96岁高龄过世未久,母亲今年85岁,患有重度阿尔茨海默症,孩子未成年,本人处于事业巅峰期。过去三年多,照护父母占据了他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活动范围随之缩小,现在他已经基本不出海淀区了。原本的学术工作和个人生活遭到切割、压缩,并轨到“换尿布、擦屎擦尿、洗澡、洗床单、做饭的自动化程序里”。 网络图片 你出于反哺之情接下这项工作时,未料到被改变的将是你的整个生命状况。生活变成了纯粹的耐力问题,以及和绝望对抗的心理问题。你将每天早上睁开眼就做这个,数年如一日地做这个。你将时时刻刻在生活、工作和照护之间寻求平衡,在做自己和做个孝子之间寻求平衡。不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越来越被困在父母身上动弹不得。 你曾以为生活是持续的,甚至可以添砖加瓦,而照护一位老人,则是必然的失败。你无法奢望奇迹,必须接受现实:你的付出在增加,却换来一个愈加衰老、离死亡更近的亲人。 一年,三年,五年,十年,你还敢不敢日复一日地踏进去?直到一切完成了,在失去之剧痛的同时,你成了堑壕里被推到第一排招架强敌的士兵,你成了只有四壁而难逃风雨倾泻的小屋——再没有什么可以隔开你和死亡了。 2023年十一假期,胡泳兄妹三人和父亲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父亲花了好几天,写了一份正式遗嘱,写下这一生中做过什么,哪些是他骄傲的,哪些是他怀有遗憾的,以及他最后的心愿:“不要悲伤,不要搞任何悼念活动”。父亲专门向母亲做了正式告别,抓着她的手,跟她叙说,这一生感谢你,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对不起你。 胡泳母亲完全不明白他在讲什么,她说,“你看老头子他衣服扣子没系好,冷不冷?”十月中旬,胡泳父亲去世。 网络图片 一个晚上,看电影《困在时间里的父亲》,胡泳泪流不止。他叫来两个孩子,让他们陪自己一起看。孩子看完说,能理解爸爸照顾阿尔茨海默老人有“多么难,多么难”。 “今天你可能风华正茂,但是你早晚都会遇到。”胡泳说,世界上只有四种人:曾经是照护者的人,现在是照护者的人,即将成为照护者的人,以及需要照护者的人。 他认为,社会需要很大的认知转变,在此刻所有的趋势性变化中,最致命的就是人口结构——中国已经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了。处境更严酷的将是下一代照护者,独生子女一代。 以下是胡泳对凤凰网的讲述: 01最难的是排便问题 我母亲今年85岁,是阿尔茨海默症重度患者。她现在所有的行为方式跟三岁的儿童没有太大的差别。她需要人喂饭,你就做一些她能吃的东西,剁得碎碎的,给她戴上兜兜,一口口的,就像给小孩喂饭一样。 最难的是排便问题。她没有意识,不知道自己应该要大便或者小便了。甚至很多时候,她不知道,她会把各种东西弄脏。所以你生活当中的核心问题是,天天追问她,你现在要不要尿尿?要不要大便? 你得计算,她可能三四个小时要尿,但是这又跟她喝了多少水,吃了多少流质的食品有关系。严格地讲,这不会是科学的,相当于你每天都有可能遭遇到很狼狈的时刻,把所有的衣服、床单都洗了。 如果有一天,你看住了她整个的排便过程,她既没有尿湿裤子,也没有拉在被窝里,你觉得这一天好有成就感。但其实这是你每时每刻要做的事,天天如此。常有人问,为啥不给她用成人纸尿裤呢?我心疼她,因为会有其他负面后果,所以能不用就尽量不用。 用我的话来讲,人生是从屎尿屁开始的,最后也归于屎尿屁。这是人生的基本常识,只不过我们用各种东西掩饰它。我们发明各种委婉语,巧妙地觉得它不存在。没有必要掩饰。这就是真相,人生的真相。我母亲现在在家里随处大小便,不是真的随处大小便,而是使用移动的坐便器,所以屋子内常年弥漫一股屎尿味。而这就是人生真实的味道。 网络图片 疫情时期,为了不让我父母(被)传染,我有段时间是纯物理隔离。我们也改成网课了,我完全在家,停止了一切交往,也辞了保姆。有那么几个月是我一个人管他们俩。我父亲的头脑是完全清楚的,不需要我特别操心。母亲不能自由行动,她出门坐轮椅,在家推着一个小推车。我早上起来,先准备早饭,管理我母亲的大小便,我也得给他们俩洗澡。做完早饭是中饭,然后是晚饭,洗衣服,拖地,擦灰,刷碗,洁厕,白天做这些事。 我给我妈穿裤子,穿袜子,穿鞋,扶她站起来,晚上脱衣服,脱鞋,扶她上床,对我的腰真是个考验。收拾他俩掉在地上的饭粒和菜屑也是。 晚上很痛苦。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个特点是,黑白颠倒,没有时间概念,没有空间概念。她不知道是晚上,她不睡觉,经常折腾。一个方式是反复收拾东西,比如衣服,本来你给她叠得好好的,她把衣服从柜子里翻出来,摊得满床都是,全部弄乱,再一件一件叠。卫生间储物柜里头的洗衣液、洗发水、卫生纸,她半夜起来,全部翻出来,扔到地上,到处都是。你就很恐慌,你怕她拧开某一个什么液,给喝了。我瘦了很多,真的非常辛苦。 网络图片 2022年12月31号晚上1点多钟,我在另一个屋子里睡觉,就听见扑通扑通地响。你知道照顾老人最怕屋里有响声,你怕她摔了。我的心揪到嗓子眼儿里,一阵恐慌,赶紧爬起来,发现我妈把东西扔在地板上,卫生纸撕得满地都是。 我火了,跟她大吵了一顿。我说:你知道我照顾你有多累吗?老妈:谁让你累了?谁让你照顾了?我:我不照顾你谁照顾你?老妈:我对不起你啊?——这句话一出,我就知道自己徒然枉费心力,也徒然生气。 这个架有什么意义呢?就好像孩子把父母气得不行了,你把他/她大骂一通,骂完了以后你特别地后悔,你觉得不是孩子的问题,是你自己无能,无能到你为什么要发这个火。我就反省说,不能吵架,不能吵架。我就写了“控制情绪”四个字贴在电脑上。 人都是凡胎,很难遏制住情绪。但是如果你想得透彻,你就会减少冲突的次数。这是一个磨炼心性的过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好难。所以我说都是相通的,你能够通过照护了解关系的真谛,它就可以适用在任何关系上。 02“你时刻要想承受到什么程度” 我是典型的“三明治一代”:我的孩子未成年,我要养孩子,同时养老人,又处于事业上有很多要求的时期。作为一个50多岁的人,我此前没有料想到的一个困境是,这个年龄的人,完全有可能从一位事业有成的专业人士变成全天候护理人员。 非常挣扎,你怎么平衡?所以一开始,我动了把父母送到养老院的念头。 我也真的看了北京的养老院。我的核心诉求不在于郊区的风景有多么好,而在于跟老人的交往有多经常,养老院离医院有多近,所以我选的都是城里有地铁的地方。 我的确喜欢上一个可以搭乘地铁到达的养老院,环境也不错,就在二环边上。院长我也谈了,他们考察了日本的养老机构,引进了一些做法。我带父母去看了,医生也聊了。回来以后开家庭会,结果是我父亲愿意去,但我妈不同意。她那个时候是轻度症状,她对很多事情还是明白的。 网络图片 老人有老人的心理。如果有亲人环绕在身边,对他们来讲是更舒服的环境。养老院几乎不可能完全按照老人的需求来设定。它有一整套机构的规矩,不然没法运行。但是老人就会受到很多的限制。 养老院首先要评估老人的健康状态。生活能自理的,放在自理区;其次叫半自理区;不能自理了,由护工管着。你在这里头,很容易心情不好。这是人生的单行道,只会越走越荒凉。某一天,突然有一个人不见了,他挪到别的区了。最后的结果,每个人都知道会去哪儿。 从人性化的角度来说,在家养老肯定好于去养老院。但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养老院?因为在家养老,有太多的负担是照护者承受不了的,照护者有自己的困难。 归根结底,还是要遵循老人的意见。我妈拒绝以后,我就跟我的兄弟姐妹说,我们要做好很充分的在家照护的准备。你得认识到如此选择给你带来的一系列的后果,它不是个可以轻易做出的选择。 很艰难,常常遇到决策的两难,不仅是身体的劳累,也有心理的,你时刻要想承受到什么程度。 网络图片 无论你做多少准备,也是没有用的。实际情况永远比你的准备复杂得多,麻烦也要多得多。一边照顾着,一边对自己做各种建设,包括怎么保存体力,怎么形成一套照顾方法——老人的衣食起居,生病了怎么办,其他子女的安排,怎么安排你自己的生活。“三明治”的问题还没解决,你怎么在各种责任当中找平衡。 你说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真的是无私的?假定说正态分布,大部分人都是自私的,这就导致有一系列的损益比的计算,我做这个事情,对我有什么影响。在长寿时代下,照顾老人可能十几年。那损益比,你咋算,压根就没法算。 最终,这就是我们人生的基本境况,所谓的human condition,生老病死,人之所以为人,就是要经过这些状况,管理这些状况。你不需要说你是不是一个道德动物,什么自私与无私的比例。这就是你的责任。 03你会提前看见你的晚年 有一度,天气不冷的时候,在太阳不那么热烈的下午,我会推着轮椅带我妈散步。我爸拄着拐杖跟着。然后,我就进入到一个老人的聊天环境。因为在外头的主要两群人,一群是小孩,到处跑,另一群就是老人。以前我从来不会在这么一个时段干这么一个事儿,听到这样的一些谈话。 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怎么忽然进入到一种生活状态。随着父母哪怕是最小的任务(例如吃饭、穿衣服和上厕所)都渐渐需要帮助,你会感觉自身被带到一个奇怪的、不真实的世界中。你陷入换尿布、擦屎擦尿、洗澡、洗床单、做饭的自动化程序里。 这几年,我很多的时间都是在家里。我都不出海淀了,如果有人要找我,我把他约到海淀。我生活中的一大块都交给了这件事,社会活动受到很大的影响。我妈的作息时间是乱的,没有保姆时,我也做不到(按时休息)。 有一个统计数据说,照顾老人的平均时间为四年,但15%的照护者照顾年迈父母的时间超过十年。痴呆症患者的家庭护理人员报告称,他们每天平均花费九个小时来履行护理职责。照顾久了,每天一睁眼就在干这个事,十几年如一日地干这个事,你真的非常容易焦躁。生活变成了纯粹的耐力问题,以及和绝望对抗的心理问题。 你永远在平衡,平衡工作和生活,平衡你和父母的关系,平衡你和配偶的关系,平衡你和孩子的关系。不幸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可能会越来越觉得自己被困在父母身上动弹不得。 网络图片 从根本上讲,照护一点也不浪漫,它很残酷——在我最累的时候,我会暗想,什么照护者?不过就是我父母的一个女佣罢了。很抱歉,我冒出的念头的确是“女佣”,可能因为女性总是更多地和照护联系在一起。我有时在朋友圈里写些“照护琐拾”,可是又常常觉得,照护这东西有什么好写的呢?能写出来的,都是包装过了的。残酷的东西不可言说。 很多时候,你会质疑,自己做这事的意义在哪里?你不能把它们浪漫化。一旦浪漫化,最后受打击最大的就是你,因为浪漫化的泡沫会破灭。 看着最亲的人的生命在你面前一点点流失,而你对此无能为力,那种滋味,是一种刀割般的疼痛。 我看到他们老了,我就在想我老了怎么办?我老了也是这个样子,多么痛苦啊。 到后期的时候,家里不论来任何人,我父母一定要在窗户(前)瞅着这个人走。他们已经被限制了,窗户外面对他们来讲是一整个世界。人到最后就是囚徒了,这个世界对他/她来讲越来越难以进入了,他/她变得越来越小,甚至成为婴儿。 网络图片 家里的电话本来经常响。每年拜年的时候,有很多人打电话,后来拜年的人越来越少,他们的同龄人都去世了。最后那个电话再也不响了,响的时候全是垃圾电话。 你把自己放到这个位置上,会想到一个人越来越废物,什么也干不了,社会关系一点一点被斩断,就逐渐产生一种无力感。 兔年大年初一的下午,老妈躺在床上对我说:没意思。怎么一下子就成了这个样子?昨天本来挺好的,吃了饭,到了晚上,纸也没有了,裤子也没得穿。——别看她一生刚硬,其实最终对生活是那么无力。 在寻找意义的过程当中,我突然悟到,老了,就是学会做一个无力量的人,习惯于羞耻。这是所有老去的人的归宿。男人更难一些,因为女人早已懂得什么是羞耻。 其实,有力量的人,也未必有自由。没有力量的人,可能扎下更古老的根。力量有大小,但别忘了,力量也有深浅。 04坐下来,和父亲谈谈死亡 去年十一假期时,有一个上午,我们子女三人跟我父亲围坐在桌旁,很严肃地谈了一次话(父亲因为耳聋,他是笔谈)。我父亲花了好几天,写了一份正式的遗嘱。他写了这一生当中做过什么,哪些是他骄傲的,哪些是他怀有遗憾的,以及他最后的心愿:“不要悲伤,不要搞任何悼念活动……”我们和他谈了什么是临终关怀,如果进医院,应该怎么办。 我父亲专门跟我母亲做了一个正式的告别。他抓着我母亲的手,跟她讲,这一生感谢你,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对不起你。 我妈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他在讲啥。我妈说,你看老头子他衣服扣子没系好,冷不冷? 10月3号,我们给父亲穿上正式的衣服,我们三个陪着他,没下车,经过海淀区,走公主坟,到复兴门,然后横穿长安街,带他看了天安门。10月中旬,我父亲去世了。我很悲伤,但整个过程中,我的心情是宁静的。我觉得他没有什么遗憾。 网络图片 怎么跟老人讨论死亡这个事情,我觉得需要坐下来认真地说,哪怕你不好张口。因为很难,比如父母还健在,你跟他讨论说,爸,能不能留个遗嘱。你觉得能说得出来吗?我不觉得这适用于所有家庭。但是我会主张说,凡是有条件的,父母比较开明,兄弟姐妹之间也没有特别大的矛盾,我非常建议这些重大的事情放在桌面上来谈。 在照护老人这种事情上,也需要开家庭会。怎么分工,去不去养老院,得病了怎么治疗。中国人有个特点,很多事儿不明说,说了好像伤和气。恰恰是很多时候你不明说,暗流的涌动就会导致很多矛盾。 而且,这个最好在父母身体还好,还没有进入照护需求的时候,趁父母头脑还清晰的时候,和他们一起开这个家庭会。 该寻求帮助的时候就要寻求帮助。这是一个家族链条,同时也是整个人类生生死死循环的一部分。严格来说,要想着怎么把照护变成家庭范围内大家都去思考的事,让你的感受在家族链条之中能够分享。 我前阵看《困在时间里的父亲》这部电影,泪流不止。我叫来我的小孩,我说你们跟爸爸一起看。电影里,阿尔茨海默老人搞不清楚整个生活,所有的东西都是幻觉,就像一场梦,而常常是一场噩梦。孩子看了以后,觉得说,能够理解爸爸照顾奶奶有多么难,多么难(哽咽)。 网络图片 虽然我前边也说过,照护之残酷不可表达,但我还是试图表达,表达是对自己心理的舒缓。我也看了很多关于疾痛、衰老、死亡的书和电影,这是吸收的部分。你看别人是怎么老去,怎么经历死亡,我很大的解脱来自于此。 幸运的是,我是个大学老师,我的自由时间比别的工作多。我还有兄弟姐妹来分担。另外,我想礼赞所有的保姆,如果没有这些可敬的女性,你怎么可能完成这么多照顾的事情?这些女性对于我们能够正常地过某种生活,是了不起的贡献。 这个世界有关养育和成长的东西很多。养育和成长代表着生命的曙光阶段,是向上的,美好的东西都在你的前方。大家乐此不疲地看这些东西。可是,有关照护的东西,大家关注得太少,被表达得也太少。而照护的时日,有时甚至长过养育和成长的时光。这是我愿意出来分享的原因。 05“他/她没有那么痛苦,最亲的亲人很痛苦” 我们看《返老还童》那个电影,把它看成是一种科幻。但是现实当中,人真的是可以逆行的,他/她会回到儿童时代。但是这个“儿童时代”没有任何的浪漫,是一种痛苦。他/她已经丧失了对很多东西的认知,自己没有那么痛苦,但是最亲的亲人都是很痛苦的。 我母亲确诊阿尔茨海默症才三年多。我发现她有症状,带她去医院做正式的诊断。医生说三个东西,比如苹果、算盘、杯子。五分钟后,突然问,刚才我说了三个东西,顺序是什么? 我妈答不上来,真答不上来。有很多方块,医生要她按规则摆来摆去,她就是不会摆。我在那间诊疗室里,当时就挺难过的,好好的一个人,怎么就变成了类似于小孩的智力。 从此以后,如果听见有人说,你怎么智商那么低,跟个小孩似地,我就很敏感。对那些失智失能者,外人看起来觉得很讶异,但你无法了解的,你能吗?他们被关闭在每个正常人的经验之外,你对于这种体验又知道些什么呢? 网络图片 当时我妈结果出来了,我们这些子女可能还有些幻想,她不会发展得那么快。我见过很多高龄的知识分子,有的人90多岁,头脑非常清楚。人到这个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对于公平感的质疑,很自然地就会想,这事不公平。为什么轮到了我?你无法用因果关系来解释这个事情。 阿尔茨海默症是比较残酷的一种病。你不清楚发病机制是什么,至今没有有效的药物来治疗它。医生永远跟你说,只能延缓,不可能治愈。延缓的情况因人而异,说不清楚什么时候就有断崖式的下跌。所以你对它是束手无策的。 更痛苦的是,你眼看着一个人的记忆走向衰亡。人的生活在多大程度上是跟记忆有关的?你记住的东西才是你生活里真正的东西。 开始的时候,我母亲很清楚地知道,这是胡泳,我最小的儿子,我很疼爱他,他管着我。慢慢地她开始糊涂,会把我叫成我哥的名字,然后直接喊我“老哥”。她不知道自己有几个孩子,也不真的清楚老伴去哪了。现在她能沟通的已经很少了,她咕噜咕噜说她的,周围的人稀里糊涂地跟她讲。有时我下班回家,她在床上躺着,我站在床前,她攥着我的手,就那么咿咿呀呀地说下去。 所有的小孩会记得妈妈最拿手的一道菜,所谓的“妈妈的味道”。今天把茄子、辣椒放在她面前,她不认识那些菜,她会问,这是什么东西?我说这是茄子,这是辣椒。过了没有几秒钟,她又问,这什么东西?她这么喜欢做菜的一个人,她根本不记得这些食材。 网络图片 更难过的是,我孩子来了,她搞不清楚孩子和我之间是啥关系。小时候天天跟着她跑的人,她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但是我非常清楚,她认得我。保姆说,咱们去晒太阳好不好?不去,坐那不动。她根本不听保姆的。我就跟她说,咱们去晒太阳好不好?马上点头答应。咱们现在该坐在坐便器上小便了,保姆喊,她经常置之不理,但我一跟她说,她就很痛快。 我希望她一直认得我,就是这么低的要求。 她的脑子似乎有某种怪物,日复一日地蚕食她的记忆。与此同时,她的词汇量越来越少,由一个能够很清晰地表达自己的人,慢慢地变成了一个对于任何事情都无法表达的人。我女儿形容说,奶奶的大脑就像被虫子吃了一样。你看着这个过程一点一点走,心里是非常痛的。 哲学家帕菲特说人之所以成为我,是心理经验的连续性。这在哲学上叫作自我的同一性。但是我用阿尔茨海默症来想这个,我就想不通。因为在任何意义上,我都不能说我妈的心理经验是一致的,但我能说她不是我妈吗? 所以你就需要另外一种解释,它可能跟头脑没有关系,是身体或者气味。在任何场合下,我都认识我母亲的那双手,那是一双劳作的手。现在是瘦的,青筋暴露的,只有皮和骨头的。我回到家,她会拉我的手,说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在家里她的手很热乎,她会说,我给你暖暖手。从小就是这双手领着我,带着我干很多的事情。我觉得可能不是精神的本质性,而是身体的本质性,这双手的本质性。这迫使我去想,到底什么是我,什么是妈妈。 我妈喜欢家里来人。她会问你爸你妈怎么样,你那口子怎么样,你的小宝宝呢?所有人来了,她都这么问,你怎么回答也没关系。她不知道来的是什么人,但她明显地喜欢家里有人。来人了她就高兴,人走了她就很难过。 这也是我不想把她送到养老院的原因。现在她已经没有意志了,我可以轻松地把她送走,她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我很难想象,一个人的记忆丧失到这种程度,对周围的世界已经没有反应,进入到陌生的环境里会怎么样。有一个常年在养老院里工作的看护说,那些病人不仅仅在等待死亡,并且每天都在受折磨,自身病痛和外界的折磨,特别是老年痴呆患者。所以我愿意看着她,哪怕苦或者累。过去我觉得送养老院是对的,现在这个时候我觉得是不对的。我没有动摇过。 06当你到了那一步,你要心甘情愿地被照护 《相约星期二》写的社学会教授莫里·施瓦茨,是真事。他上了很有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问他,你最难受的是什么?他说,过不了多久,就得有人替我擦屁股。你想这个人天天需要别人给他擦屁股,对他的自尊有多大的影响。 被照护者的心理负担很大的。我妈算是好的,为什么,她丧失了这种意识。她的确需要有人擦屁股,甚至像小孩一样,她抓屎,玩痰,这给我们造成很多的麻烦,你得洗很多东西。但是她没有尊严感的丧失。像我父亲,最后插尿管,有个尿袋挂着,他都觉得没有尊严。 我在跟我父母生活的过程中,我常常想说,你们最好是心甘情愿地被我照护,这对我来讲是最省事的。你千万不要跟我讲,我不需要你照顾,我挺好的。那会给我增加很多的麻烦,只会让我更累。因为你想自己干,好,你摔了,麻烦大了。 老人对孩子最大的帮助,是他/她欣赏你为这些事情做出的努力,承认你的努力,不需要对你感恩戴德,但是可以为你感到骄傲。 老人真的夸你两句,你说能有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吗?你该干的事情一件少不了。但是心理上是个很大的安慰。我父亲去世之前,就会写,胡泳为我做了这么多事情,他应该得到更多的回报。我很感谢,父亲看到了。 网络图片 你就在想说,以后你走这条路的时候,你能不能处理得更好。我老了,当我的孩子要来照顾我,我能不能放心大胆地把我交给他们照顾,而不去说你不要照顾我。或者当孩子没有力量照顾,我能不能找到一个我能控制的养老院,我想过一种什么样的晚年生活,我在多大程度上决定我的抢救应该是什么样子,我进不进ICU…… 这个事情需要想得特别透彻。用佛教的话讲,叫作“桶底脱落”,你想得桶底直接掉了。归根结底,你需要被照顾的时候,就是天经地义的,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也没什么尴尬的。因为你到了这一步。每个人都在照护之中,要么照护别人,要么将被别人照护。 07“这个世界是不适合老人居住的” 这个社会需要有很大的认知转变,在所有趋势性变化中,有一个变化最致命:人口结构的变化——我们已经进入到老龄化社会了。 但这个世界是不适合老人居住的,我们的世界主要是为青年人设计的。 我对北京的盲道深恶痛绝,走走就断了,就被占了。北京各种各样的地方都有台阶,没有缓坡,甚至有的地方本来是通的,却要人为地立个栏杆。我们一家到外面聚餐时,我总要先打电话问餐馆,轮椅是不是畅通无阻,就发现很多餐馆不符合这个要求。还有,你极其难以忽视的是什么?厕所——有台阶,是蹲坑,我妈这种腰腿不便的,要去上厕所,这就费了劲了。 你说我可以不外出吃饭,就在家里吃。问题是有个地方你不得不去,医院。社区卫生中心大量的地方不是无障碍通行,或者它真的没电梯。我和我哥两个人把我妈的轮椅抬上二楼做检查。 网络图片 如果你是一个可以到处活动的正常人,你觉得哪里都挺好的。可是你年龄大了,有残疾,处处都是障碍。你会发现周围是一个充满了老年人的世界,而老年人寸步难行。 对老人真正的关爱,是让他/她觉得自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行动。这个行动不仅是物理上的,也是虚拟空间里的。我是互联网学者,研究数字化的适老问题。我曾经严厉抨击过现在的智能电视,连我自己都搞不定,界面无比复杂,让以电视为生的老年人怎么办? 现实当中空间的适老化,我觉得挺难的。凡是改造就很难,最好是你在设计的时候就把它(适老化)设计进去。 网络图片 比方说,家庭的改造,到了某一个阶段,你必须把床扔掉,想办法弄一个能升降的床。老人如果卧床的话,需要翻身、下床,或者需要吃药,医院那种床你能升起来,就可以很容易吃药。 社区范围内能做的事情,比如社区里有没有很近的医院或者卫生中心?尤其是,社区里能不能建食堂?空巢老人,没有子女,或者子女因为各种原因不在,你让老人天天做饭,第一个他们累,第二个有危险,可能真的会忘记关火。 […]

聿文视界:马英九访中,北京的政治算计和布局

中国人都知道,要打败对手,先要了解你的对手在想什么,会出什么牌,这就是孙子兵法说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若对对手完全无知,或一知半解,在战略竞争中很可能落败,除非双方之间实力差距太悬殊,以致认为对方想什么做什么都不重要,不会改变事情的结局。 凸显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 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正在中国访问,台湾和美国需要了解中国当局此时邀马访中背后的政治算计。马此次中国行,是他卸任总统八年后的第二次西进,和第一次相比,多了些政治意涵。作为一个既无公职亦无党职,且在国民党内,其意见也不太得到党内高层认可和采纳的台湾前总统,北京原本用不着专门邀请他来访,一路上给他颇高礼遇,特别是可能安排他和习近平见面,进行所谓的“马习二会”,北京的目的,大概率是要借此凸显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降低两岸目前剑拔弩张的局势。 对讲究政治规矩和政治礼仪的中国当局来说,习若见马,不会有2015年第一次“马习会”那样的正式会谈,而是一种“老朋友”的见面形式。但北京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由习当着马的面,亲自宣示“和平统一”,向台湾民众及国际社会显示中国对待台湾的诚意。和统是“新时代”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略和政策诉求,但在今年二月金门渔船事件发生后,台湾社会忧虑和统不再是中国优先考量的选项。 针对这种情况,习在两会参加政协联组讨论中重申了和统主张,让台湾社会稍感宽心,然而,如果习在国际舆论关注下,在马习会上亲口讲出“和平统一”四个字,其效果还是不一样的,会有更多的台湾民众以及国际社会听到北京的这个政策主张。 北京为何此时想让更多的台湾人和国际舆论知晓它的和统主张?这就不能不提中国当下面临的内政外交难题。如没有意外,中国未来几年的首要任务,还是发展经济,恢复经济活力,扭转经济下行趋势,重新让经济步入增长的轨道。要实现这个目标任务,对内要“少折腾”,类似三年疫情时期的封控措施这种荒唐的政策不能再出现,同时对民企和外资采取“友好型”态度;对外则要化解美国的围堵打压,塑造对中国有利的周边和区域地缘环境。 目前内政的难点是民众尤其企业的信心仍严重不足,经济并没有按照当局的设想有太大好转;外交的难点是美国的打压和围堵还在加强,中国周边的地缘环境,尤其台海和南中国海不平静,面对不驯服的台湾,北京的和统无从着落,对台独的压制效果不彰,两岸紧张情形有增无减,特别是号称“务实台独工作者”的赖清德上台后,两岸关系又将增加变数,在这个节骨眼上,金门海域发生渔船倾覆事件,进一步催高两岸对立态势。 对两岸紧张情形降温 相较外交,当局在内政上能够使力的空间更大一些,此乃外界从去年以来看到的经济政策的大调整。但这不是说在外交上就只能被动应对,至少在台湾问题上,中国当局若想做某些事,还是能做成一些的。北京常讲,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动权,“操之在我”,这或许有点夸大,可两岸实力的对比确实在向中国倾斜。不过,北京也不愿看到两岸关系的持续紧张,因为这显然对北京意欲营造的周边和国际形势有害,进而影响包括台资在内的外资进入中国的意愿,而中国眼下需要外资和外部市场。从这个角度看,只要台湾不继续刺激中国,北京要对两岸紧张情形进行降温处理,把两岸民众的敌意情绪降下来。 这就是中国当局处理金门事件遵循的逻辑,尤其考虑到今年是美国的大选年以及中菲南海冲突,更是如此。北京不能让台海和南海出现联动局面,将中国陷入两面冲突的“战略陷阱”,因此有必要把因金门事件导致的两岸对立加剧降温。 去年以来中菲南海冲突现在看来有恶化趋势,不排除发生小规模军事摩擦的可能。而今年又是美国大选年,反中是美国的政治正确,中国议题必然伴随美国大选,两党候选人在这个方面不可能对北京示弱,只会一个比一个强硬。美国大选对中国的外溢效应,表现在地缘政治上,就是台海和南海。在这两海的任一军事冲突,都会让美国卷入,不管北京怕不怕,都不希望出现两海联动现象,而相对中菲南海冲突,台海冲突的性质和后果更严重,所以,对北京来说能够避免就尽量避免。这乃是习和拜登日前通话的原因——针对美国大选年的预防外交。 显然,北京要实现上述目的,再没有比邀请马登陆,并以“老朋友”名义同习举行一场非正式会谈,效果更好的了。习如在这种场合宣示和统,虽然中国内部主张武统的民意肯定不高兴,但北京会强调,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台湾问题不能影响中国的和平发展和经济崛起,是北京的大道理和大逻辑,可这也就需要习来压制中国内部的对台强硬民意。 为最后解决台湾问题布局 然而,千万别以为中国当局在经济恢复不力的情况下,会为了经济发展,而无限期拖延解决台湾问题。对北京来说,“马习二会”还有另一政治用意:把中国和统的“诚意”做足做够,做到官方舆论讲的“仁至义尽”,让台湾人民和国际社会感觉北京确实想用和平方式统一台湾并不是宣传。在中国对台展现出最大的和统“诚意”后,如台湾再不“领情”,硬要和中国切割,追求独立,北京届时用非和平方式统一台湾,道德上就可以自我安慰,显得有正当性。 那么,中国是否像美国军方所指的2027年做好武统台湾的准备,不好讲,但基于中共的历史使命,习对历史地位的追求以及他的年龄和任期因素,再考量中国民意对台失去耐性,以及台湾对中国的拒斥未来只会更强烈,随着两岸实力的进一步消长,北京其实有一个解决台湾问题的隐形时间表,大概在2030年左右,不会太远。 无论中国的经济是好是坏,北京可能都会走到这一步。在北京看来,未来几年经济好,在科技领域克服了美国的卡脖子,美国和西方届时对中国发起的经济制裁就作用不大;未来几年经济不好,科技上无法突破美国的卡脖子,打一仗的经济后果无非比现在对中国的经济打压程度上会更严重一点,但实质上不可能摧毁中国的经济和科技,相反,以中国的经济体量,北京的报复也会让美国和西方相当难受。 从这个角度看,北京要以经济为中心并为此争取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为的就是在未来7、8年时间里,把经济进一步做大,底子做得更扎实,最好科技上能够打破美国的“小院高墙”围堵,各种经济和科技短板都补上;同时,在军事上准备得更充分一点,这样才不怕用非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时美国和西方的军事介入和经济制裁。 北京的这个如意算盘打得很精,可以说,马二进中国并可能和习见面,是北京在为最后解决台湾问题争取尽可能多一点的时间而做的总体布局的一步。马在此布局中被北京当作一个“棋子”使用,虽然他未必意识到这点,但台湾,特别是美国,要看懂北京的政治算计和布局。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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