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Archives for 看新聞 > Page 153
民生無小事! 沸沸揚揚的重慶燃氣「換表增費」事件持續發酵。 近日,重慶多個區市民集體反映,2023年下半年自更換新的智能燃氣表後,使用量未增加,燃氣費用卻增長了不少。 4月10日,重慶燃氣集團回應稱,收到個別客戶反映燃氣費用高、懷疑氣表計量不準的情況,「對此,我們秉著高度負責的態度,逐一核實情況,及時回復處置,得到了用戶的認可。」 4月12日,重慶燃氣集團發布《澄清公告》,稱該公司「新更換的氣表均經法定計量檢定機構檢定合格,並具有檢定合格的標識」,且「截至本公告發布日,未發現已複核氣表存在計量失准問題」。 但上述行為未能平息輿論風波。 網路圖片 目前,重慶市市場監督管理局等多個相關部門組成的聯合調查組,已經進駐重慶燃氣集團、凱源燃氣等相關燃氣企業開展調查工作。 在調查結果出來之前,公眾的疑惑不會散去。這些天,重慶市民曬出的燃氣賬單,讓網友們大開眼界。 有人反映「新表比飛機都『跑得快』,家裡沒什麼人,換表之前從來沒有上過100元,現在每個月幾乎都得200元」。 重慶20萬更換了燃氣表的居民用戶發現,他們的燃氣費用,上漲到了原來的2倍不止。 有市民表示家裡今年3月份的燃氣費用增加了5倍多。更有甚者,有市民發布視頻顯示,小區停氣後,打開水龍頭,燃氣表仍然在轉動,驚呼離奇。 「七年前換了房子,搬進去後電錶從幾十度漲到幾百度一個月。現在最少一個月是421度。這事疑惑好幾年了。」 還有人拍視頻佐證,家中沒人,但燃氣表自動在走。 在網上,關於質疑和聲討重慶燃氣的輿情迅速引起廣泛共鳴和聲浪。但重慶燃氣公司稱,燃氣表符合國家規定,不存在計量失准問題。 對此,有人認為,可能是他們人為地將燃氣的濃度或氣壓調低了,導致氣量增加,這種手段堪比入室搶劫。 網路圖片 我看了下重慶燃氣的財務數據: 2020年凈利潤3.76億。 2021年凈利潤4.56億。 2022年凈利潤4.02億。 2023年快報凈利潤約4.93億。 從數據上看,2023年的前三季度是低於2022年的前三季度利潤,低了約1個億。 而2023年的第四季度利潤卻大幅增長,同比增長約824%,達2.19億,佔了全年利潤的44%左右。 第四季度利潤的暴增,和重慶「換表增費」的時間線高度重合。 網路圖片 一邊是居民燃氣費用出乎異常地翻倍,一邊是涉事企業大賺特賺,天然氣卻沒多賣多少,這種巧合很難不讓人產生聯想。 重慶燃氣事件的發酵過程說明,光靠燃氣公司自查自糾,或讓市民和燃氣公司來回扯皮,解決不了問題。 現在輿情鬧大了,重慶市成立了聯合調查組進駐重慶燃氣公司:萬一查出點問題,你說這算是違法所得,還是財務造假呢? 其實燃氣,自來水,電力等都是關於民生的相關企業,他們一旦業績大幅上漲,那麼倒霉的一定是老百姓。 他們業績越好,老百姓就掏的越多,真的是無法無天了! 希望全國都徹底查一查。這是觸碰社會底線,更是從群眾口中奪食! 一定要查出這些蛀蟲,必須將其繩之以法才能平息群眾怒火! 這不是個例,在全國都有這種事情發生,甚至在水表,電錶上有沒有可能做了手腳。 今天又看到媒體報道,在問政四川平台上,有人說自己的房子1年沒住人,卻出現了燃氣費用及違約金。疑似是成都的網友曬出欠費截圖,稱自家更換新表後,短短20天內竟有高達17000元的天然氣費用。 同樣是更換新表,同樣是費用異乎尋常地暴漲,如果這些反映屬實,需要跟進投訴、聯合調查組進駐的,可能遠不止重慶一地。 我們國家計量儀錶,是有強制合格證和檢驗制度的,走表不準,這麼大的批量,是如何能躲過監管的?監管有沒有瀆職、腐敗?這個問題也是核心。 面對水電燃氣這樣關於市民切身利益的大事,更應該有當地政府來回答、釐清,讓每一戶有疑問的人家都得到滿意的解釋,不能讓人多花一分冤枉錢。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非虛構故事
「年紀輕輕的,怎麼就想不開來當保潔了?」 幾乎每個轉行做保潔的年輕人都經歷過這樣的質疑。畢竟在世俗觀念中,保潔算不上是一份高大上的工作,乾的都是些臟活累活,如果不是別無退路,很難想像有年輕人願意主動投身其中。 但事實是,年輕的從業者,甚至是年輕的高學歷從業者,正不斷湧進家政行業。 保潔的臟和累是真的。 入行一年九個月,「90後」江岳數不清自己打死過多少只蟑螂和老鼠。若是在悶熱的夏天遇上難度係數較大的單子,垃圾發酵的味道幾乎要將人「腌入味」了,回家要洗三次澡。 對於入行兼職剛滿三個月的「95後」研究生張曉而言,腰酸背痛已是常態。由於過多接觸清潔劑,他的雙手經常脫皮,指肚上的指紋都快被「燒沒了」。陳浩凡仍記得第一單收費的單子是2000元,他和三個夥伴連續做了三天三夜。 張曉的手/受訪者供圖 但他們並不後悔自己做出的選擇。江岳覺得,他們這幫做保潔的年輕人,最大的共性就是「能吃苦」。而在吃過各種各樣的苦後,他們變得更加務實,最終在保潔的「苦」中收穫到了自己渴求的價值。 1、一份「純粹」的工作 走進廚房,映入眼帘是瓷磚牆壁上密密麻麻的黑色霉點以及大片黃色油污,然後是銹跡斑斑的灶台;隨手翻開一個紙箱或挪動一個架子,十幾隻蟑螂逃竄四散,隨之而來是尖銳的爆鳴聲。 這是陳浩凡團隊2021年年底在B站上傳的第一個保潔視頻。三四個20多歲的年輕小夥子穿著統一的黑色短袖與深色背帶褲,手腳麻利,分工明確,視頻里的短短一分半鐘,屋子便煥然一新,變得既整潔且溫馨。 陳浩凡今年27歲,安徽人,2018年從部隊退伍。在進入保潔市場之前,他在教培行業做過幾年銷售。據他觀察,退伍軍人選擇有限,大多都做了健身教練或銷售。不久疫情來襲,教培行業生存困難,他決定尋找新的出路。在和家長們的聊天中,他偶然了解到很多人在搞衛生方面有更高的訴求,而傳統家政無法滿足,於是他敏銳地捕捉到了其中的商機。 艾媒諮詢的一份數據顯示,中國家政服務市場規模從2015年的2776億元上升至2022年的10890億元,增長近3倍,未來將保持平穩的增長態勢,2027年中國家政服務市場規模有望突破13000億元。據行業協會測算,我國家政從業人員超過3000萬,實際需求超過5000萬,是較為少見的供不應求的行業。 年輕的保潔員們與堆滿垃圾的屋子/圖源:馬俐管家 保潔不是什麼高大上的工作,但陳浩凡覺得,這一行的發展潛力大,門檻相對較低,況且部隊衛生要求嚴苛,搞衛生恰巧又是他擅長的領域,值得一試。2021年,他拉了三個退伍的朋友一起,籌了十幾萬,註冊了「超級管家」公司,並經營起自媒體賬號,將清潔過程配上歡快有趣的bgm,吸引流量,進而獲取客源。 年輕人愛看這類視頻,能從清潔前後的巨大反差中感到「解壓」,「90後」江岳也愛看,尤其愛看「馬俐管家」的視頻,他喜歡看把東西打掃乾淨的過程,也喜歡裡頭年輕的保潔員們輕鬆自在的相處氛圍。2022年7月,他決定加入這個保潔團隊。 江岳厭倦了複雜的辦公室生態。他的上一份工作是在一家大型智能設備公司做銷售,對錯綜複雜的職場關係怨言頗多。譬如,A領導跟B領導不和,但是兩個領導同時安排下來工作,他不想得罪任何一方,但精力有限,也沒法不得罪任何一方,總是會陷入兩難的境地。還有同事間勾心鬥角拉幫結派,下級巴結上級,類似的事見多了,他覺得沒勁。 他很喜歡目前的狀態,雖然身體更累了,但「心不累」。他原本想做收納師,實際做了清潔師,享受把髒亂的屋子收拾整潔帶來的成就感。他這兩年被調到了運營崗,但單子多起來,他也常去一線參與保潔。兩份工作薪資差不多,都在600——800的區間內,但做保潔「更純粹一點」。他的同事也都是「90後」「00後」,彼此玩得來,偶爾幹活會開啟「PK模式」,看誰踩死的蟑螂和老鼠數量更多,無論輸贏都覺得開心。「沒有那麼多組織框架,大家就一個目標,就是把這個客戶的單子做好,每個人都能拿到自己對應的回報。」 垃圾旁,牆面上爬著幾十隻蟑螂/圖源:馬俐管家社交平台發布視頻截圖 「(他們)基本都是看過視頻,覺得工作很解壓,相當一部分都是沖著這個來的。」江岳的同事來自各行各業,除開占相當大比例的退伍軍人,還有搞銷售的、搞業務的、外賣騎手、進廠打工的。有些出乎意料的是,公司的人員構成中,本科生的比例達到了50%,大多有從事本專業相關工作的經歷。 江岳沒太深入了解其他人轉行的原因,但要說這群人有什麼共性,那就是「能吃苦」。「身體很累,但天上沒有免費的午餐」,而他們樂意吃保潔的苦。 2、研究生,上岸保潔 在「樂意吃保潔的苦」的年輕人中,張曉的研究生身份格外出挑。 張曉是「95後」,目前在廣州一所一本院校的管理專業讀研究生,兼職做個人上門保潔已有三個月。在他接觸的做這個兼職的人中,老一輩居多,本科以上學歷的幾乎沒有。 他剛開始兼職保潔時,是跟著家政團隊一塊,「干足一天才220元,被壓榨得很厲害」。他一邊做一邊留心別人的清理工具和手法、技巧,學懂了便決定脫離團隊,自己單幹。再加上本身當過兵,又愛整理,他一路收穫了很多好評,如今已積累起穩定的客源,時薪能達到50——60元,「算是比較高的」。 他有一個黑色的大雙肩包,平日里裝的是電腦、充電器和書本,做兼職時則裝滿了除膠劑、除油劑、小蘇打、百潔布、地刷等各類清潔工具,大概「兩個西瓜重」。周邊同學中知道他在干保潔的不多,常調侃他又「出門釣魚」。 張曉發布的小紅書帖子 張曉的工作日通常是這樣開始的。六點起床,吃過早餐,七點前抵達離學校1公里的地鐵站,再坐一個多小時的地鐵,趕在客戶早上出門上班之前到達。跟客戶確認過需求,張曉便進入房間,從天花板、牆壁,再到柜子、各種死角,最後再進行收納、收拾垃圾。「從上到下,從裡到外」都得搞乾淨,到用白手套隨手擦拭都不見灰塵的地步。有時上午搞完衛生,他下午就得趕回學校敲論文或參加學術講座。 得知張曉在讀研究生,大多數人的反應是驚詫。有一次,一個老客戶對他說:「只要願意吃苦,就會有吃不完的苦。你一個研究生,居然能放下身段做保潔?」在更新保潔日常的小紅書賬號里,評論區也充斥著不解的聲音,甚至質疑他故意造人設。他明白對方沒有惡意,也猜測自己的選擇在別人看來或許是無能的表現。 事實上,張曉主動選擇保潔,是經過深思熟慮的。在此之前,他做過很多次嘗試,吃過許多保潔之外的苦。 他本科讀的是工科專業,畢業後當了兩年兵,退役後由於缺乏工作經驗無法找到專業對口的工作,跑去國際物流公司做過半年銷售。 《不止不休》劇照 銷售的苦是低廉的工資和無力感。工作底薪3500元,刨去公積金到手2600元,再減去1100元的房租,他忙活一個月掙來的錢恰巧只夠他「拮据」地活著。電話推銷的成功率很低,通常撥50個電話,只能加上兩三個客戶。他本身不抵觸這份職業,但被拒絕多了,每回準備撥打電話時,他甚至暗暗地祈禱對面不要接聽。他花了很多心思和一位客戶維持聯絡,兩人交談甚歡,以為馬上要談攏了,到頭來發現對方業務與公司產品不匹配,只能空歡喜一場。 當時受疫情影響,他感覺物流行業在走下坡路,決定另尋出路,辭職備考。張曉覺得自己不再年輕,「沒有孤注一擲的資本」,選擇了「多線作戰」,同時準備了省考、國考、軍隊文職考、研究生考試,「幾乎把能考的都考了」。那段時間,他每天四點起,晚上十一二點睡覺,中途還去擺攤賣過「黃酒」,最終意外上岸了花費心思最少的研究生。 張曉選擇保潔最直接的原因,是自由的時間分配和相對豐厚的收入。 他的同學大多在大廠實習「鍍金」,為日後找工作做準備。對張曉而言,實習需要坐班一整天,時間不自由,補貼少,難以養活自己。再者,他害怕單位會給他交社保,讓他失去應屆生的身份。 《不止不休》劇照 他做過考研諮詢老師,但機構太遠,需要坐班,遂放棄;他還做過家教,每周給四個學生上課,時薪在80——150之間,但學校課程和授課時間相撞在夜晚,再次放棄。 「在很多人看來(保潔)是比較低賤的」,但張曉對「現實的考慮更勝一籌「,而保潔這份工作確實能夠幫他更好地處理當下的狀態。他能夠在不耽誤學業的前提下自由協調工作時間,時薪較高,他手腳勤快些,每月能賺六七千。這筆錢足夠生活,還能額外給家人一些幫補。 「別人能幹,那我為什麼不能幹?」張曉的想法很簡單。畢竟「所有工作做到最後都是會感到疲憊的」,保潔也只是其中之一。不過,他不想讓父母覺得自己很辛苦,並不打算把自己在做保潔的事情告知他們。 2月的最後一天,張曉在自媒體賬號上寫道:「不管怎麼樣,脫下孔乙己的長衫,錢多錢少不重要,沒有什麼高低貴賤,什麼都干,存錢最重要。」 3、酸痛,臭味,與成就感 入行保潔的年輕人會很快發現,這份工作比想像中的還要苦。 身體上的疲憊是顯而易見的。張曉愛踢足球,也打羽毛球,身子硬朗,但「兩個西瓜重」的書包背多了,再加上搞衛生時需要持續地彎腰,他經常感覺腰酸背痛。有時太痛了,疊衣服時他會直接跪在地上,挺直腰板,這樣的姿勢能讓他舒服一些。由於經常接觸清潔劑,他的手經常脫皮,手指肚子「滑溜溜的,指紋都被燒沒了」,指甲旁還常長出倒刺。 常規單是三四個小時,但碰上開荒保潔或面積特別大的單子,需要連續干八九個小時,更誇張的時候,他一天的工作時長是16個小時。「一天做完累了,累了就會早點睡,早點睡覺就是我消除疲憊的一個方法。」 另一個變化是,飲食不再規律。由於體力下降或複雜的現場情況,花在某一單的時間經常會比預想的要長,他只能過了飯點再吃。有時是兩個單子時間挨得近,他需要趕去下一單;有時是單子結束得晚,又要一路狂奔到地鐵站搭末班車,張曉總是匆忙地奔波在路上。趕不及吃飯是常事,他一般會到便利店買一兩個菠蘿包,或者乾脆不吃,「一整天沒吃東西的時候都有過,不停地在做」。 為了趕上下一單,張曉買了兩個菠蘿包在路上吃/受訪者供圖 陳浩凡對這種高負荷的工作強度深有體會。他至今記得第一個收費的單子,他和另外三個創業夥伴做足了三天三夜,往往是做到凌晨一兩點,睡四個小時,然後五六點又起床趕路到客戶家中接著干。這一單的收費是兩千元,驗收完成的那天夜裡,四個人又餓又累,走到街上,恰巧看到路邊攤有賣烤全羊,於是花一千多點了一隻羊,全吃光了。 被大尺度解壓清潔視頻吸引前來的江岳,發現實際面臨的工作環境比視頻中「還要惡劣幾十上百倍」。同事們做過最誇張的一單,垃圾在門口堆得半人高,搞衛生得爬進去,由於老鼠太多,屋裡甚至還有蛇。 最可怕的是氣味。高溫的夏天,狹小的空間,垃圾發酵的味道直竄鼻腔,戴上防毒面罩也沒法阻擋。一整天待在裡頭,人幾乎腌入味了,做完回家得洗三次澡。 苦,是真的苦,但成就感也是實打實的。 張曉在進行清潔工作時,時常會遇到害蟲/受訪者供圖 張曉本身有通過打掃衛生消除壞情緒的習慣,工作時也「把別人家當作自己家」,每當看到煥然一新的整潔房屋,看到客戶滿意的笑臉,張曉「看了也覺得開心」。客戶特別滿意時,還會額外給他轉個幾十塊甚至一百多塊。 成果是可見的,反饋是即時的,幹得多掙得就多,干保潔的年輕人喜歡這套簡單的邏輯。 對於江岳而言,保潔的意義還在於增長見識和幫助他人。 雖然是只佔極少數的情況,但他確實遇到過一些需要幫助的個案,譬如患有囤積癖的孤寡老人,家中埋著許多動物屍體的中年男人,長期閉門不出、家中堆滿外賣垃圾的年輕人。他起初覺得不解,怎麼會有人把家弄成這樣?後來發現各有各的難處,有的是性格孤僻,有的是罹患疾病,有的是生活遇挫,有的是缺乏家庭和社會關愛。 他碰見過一個住在老小區的老婆婆,六七十平的空間里,擺滿了各種保健品、洗衣液、調料品,光是醬油、生抽就幾十瓶,許多早已過期變質。他站在那裡,看到老人的手機屏幕里充斥著各種買東西的群,「很明顯就是上當受騙那種」,後來了解到,老人性格孤僻,和家人存在溝通問題。那一單做了三天,老人不願意扔東西,他們就把上面的灰塵擦掉,擺放整齊,又細細地叮囑對方如何維持衛生。 張曉從客戶家中清理出來的垃圾/受訪者供圖 後來他們陸續回訪過幾次先前服務過的屋主,發現一些人的生活確實發生了積極的改變。一個家裡臟到「包漿」的老爺爺有意識地改變了衛生習慣,不再被鄰居抱怨。習慣是很難扭轉的。相當一部分屋主在一次清潔過後又囤積起新的垃圾,但至少短期內,他們的精神狀態好了不少。 4、留下的,離開的,徘徊的 近幾年,隨著服務者地位與薪酬等因素的逐步提升,家政服務行業正逐漸被人們重新定義,從業人員開始迎來年輕力量。 《2023中國藍領群體就業研究報告》顯示,在過去的十年里,月嫂、外賣員、保潔等中國藍領人群的平均月薪呈現穩步增長態勢,藍領與白領群體在收入方面的差距正在逐漸縮小。在並不樂觀的就業環境中,年輕人四處碰壁,變得更加務實,努力地為自己尋求更多可能性和後路,一部分人把目光投向了傳統視角下「不體面」的保潔。 但真正留下來的年輕人不多。陳浩凡的合伙人中途更替過一位,上一位幹了幾單後發現自己無法接受,早早地離開了。「馬俐管家」在B站上的粉絲總數超過一百萬,和江岳一樣帶著憧憬前來求職的年輕人很多,但大多數人試崗幾天便離開了。大概每十個人里,只有一個人會留下來。 張曉暫時沒想過放棄保潔,但在心裡悄悄崩潰過。 《不虛此行》劇照 一天早上,張曉覺得身體不舒服,但為了履行提前幾天約好的訂單,他還是一大早就背著「異常沉重」的雙肩包出發,搭乘一個多小時地鐵跨越三個區。抵達客戶樓下時,他發現對方給他留的鑰匙被另一位租客拿走了,相當於白跑一趟。 對方提出給他轉20塊錢,請他吃午飯,他說不上來具體是什麼感覺,很難受,但「再累也得繼續完成已經規劃好的東西」。他趕在下午前回到學校,把雙肩包放回宿舍,買了麵包,然後參加了一個學術講座,「當沒有事發生那樣」。 他有往保潔方向創業的想法,但更優的選擇依舊是考公上岸。他本科期間很抗拒考公,闖社會這幾年,想法有所改變,在他的預想中,「考上了不說大富大貴,但至少能保證小康」,公務員的穩定性優於其他行業。 張曉在客戶家中清理陽台灰塵/受訪者供圖 今年3月,他還去考了傳說中的「媽媽開心證」——教師資格證,一是滿足媽媽長期以來的願望,二是給自己多留一條出路。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南風窗
「總理先生,聽說德國已經合法化大麻了,那我們去德國留學是不是必須吸大麻啊?」 這樣的提問,發生在德國總理朔爾茨與同濟大學學生交流會上,很有代表性,也很值得討論。(上圖為現場圖片示意,非提問者) 首先,從邏輯層面來看,這當然是個愚蠢的提問。德國以及其他國家把大麻合法化,並不是強制推廣,不存在必須吸食大麻的問題。 所以朔爾茨總理的回答也是重申了這一常識: 「嗯,是的,德國確實已經合法化大麻了。但合法化的目的,其實是為了更好地管理和控制,降低非法交易和濫用的情況。至於留學嘛,當然沒有必須吸大麻的規定啦!」 朔爾茨還表示,他已經快66歲了,從來沒有吸過大麻,也不鼓勵任何人吸食。 就像煙草和酒精在中國合法,也絕對堪稱泛濫,但沒有任何法律規定來華留學生必須吸煙喝酒,這道理再簡單不過了。 然後,在分析這位同學提問方式愚蠢的同時,也需要肯定其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值得關心的問題。 大麻合法化與否,既是中德兩國之間的法律差異,也是社會文化差異。 德國、美國、加拿大等國家將吸食大麻的行為合法化,是基於在當地大麻事實上無法禁絕的現狀,希望通過合法化以及納入公開監管的方式來對大麻進行限制和管理,背後的文化根源在於公眾接受政府的能力與職責有限,不要求政府承諾一個「絕對乾淨的完美社會」,也是警惕政府通過追求「大麻清零」而過度干涉公民生活。 而中國規定吸食和販賣大麻違法,是基於一個竭盡全力打擊毒品,無限壓縮吸毒販毒生存空間的決心和目標,背後的文化根源是近代歷史上中國社會飽受鴉片等毒品摧殘,留下了難以磨滅的歷史記憶。另一方面,中國公眾也普遍更願意為打擊毒品犯罪而讓渡自由、隱私等權利,政府制定嚴格的禁毒法規有著堅實的民意基礎。 所以,我們中國人當然可以基於自己的經歷和價值觀來反對大麻合法化,但也不用覺得其他國家允許大麻合法化的做法是愚蠢邪惡的,就是被利益集團綁架的。至少,德國的朔爾茨總理不太可能比同濟那位提問的學生見識更少能力更差。 最後是一個公共場合溝通方式的問題。由於相關教育的缺失,很多中國學生其實特別不擅長提問,即使是中國最頂尖一批高校的學生也好不到哪去。 在演講交流的場合,最常見的問題是把提問的機會當成表達自己觀點的機會,站起來說了一大通自己的(不同)想法,根本沒有與演講嘉賓溝通交流達成一致的打算。當然並不是說不能對演講嘉賓發表反對意見,關鍵是表達反對的方式,應該是基於事實和邏輯指出嘉賓的錯誤,繼而要求演講者補充論據或者重新論證,這樣才有機會澄清事實和道理。 另一種常見的問題是以「攻擊」為目標來提問,這也是本次同濟大學這位提問的同學犯的錯誤。 簡而言之,這位同學的「提問」其實是為了表達對德國大麻合法化的反對,並不打算傾聽德國制定相關法律的考量,也並不打算探討如何才能更好地治理大麻的危害,純粹就是為了展現「我們國家把大麻管得很嚴格很好」的優越感。 或許,這是一種我理解不了的當代年輕人的自信吧。 這樣的學生,建議還是不要背井離鄉去留學了。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建設性意見
過去一年多來,各地醫院的產科陸續傳出被關停或合併的消息。與之對應的是,2023年國內出生人口902萬,和2016年放開二胎後的生育高峰相比,產科分娩量少了八百多萬。 2月28日,知名婦產科專家段濤公開呼籲,「救救產科!你們擔心的是生娃的人少了,我擔心的是產科學科的塌方。」一時間,網友開始辯論起到底是產科,還是重壓下的年輕人更需要被拯救? 喧囂聲中,作為一個最早感知到出生率變化的行業,有一批人已經被輕輕撥轉了方向。 基層產科靜悄悄 事情發生前總有預兆,王晴早有察覺,也做了一定心理準備。但春節後返崗,聽到科室主任宣布,醫院產科即將停止服務,那一瞬間,她還是覺得,「非常受不了」。 王晴27歲,是某一線城市一家二級綜合性醫院的產科護士,已經工作了8年。消息公布後,同事們起初還開玩笑,「我們醫院的出生證明以後都是限量版了。」但很快,孕婦建檔工作停止,之前訂購的、藥廠還沒來得及發貨的產科用藥都陸續退了,再後來,護士長說剖宮產包,還有其他無菌包都不用再消毒了。王晴意識到,「我真的見證了(我們醫院)產科即將落幕的歷史時刻。」 幕布當然不是在瞬間落下的。大約是一年多前,產科的工作已經很不飽和,她開始兼任部分內科的工作,給老人拿降壓藥、輸液。2023年的最後幾個月,產科每月的接生數量跌至個位數,到今年2月,產科宣布關閉前,「我們只接生了一個,然後就沒有了。」 在廣西東南部某鄉鎮衛生院,助產士梁麗娜「今年還沒有開張」。過去15年,她一直在這裡的產科工作,同時管理醫院的接生登記本。她清晰地看到登記本上的名單越縮越短,「以前每個月最低都能有30多個產婦,能保證至少每一天都有一個新生兒。」後來這個頻率變成幾天,幾星期,甚至幾個月。 如今婦產科唯一還算熱鬧的時段是早上,偶爾有人來做檢查,「到下午基本上沒有什麼人過來了,整個醫院都是靜悄悄的。」 臨近幾個鄉鎮醫院的情況也算不上好。醫護人員有時在一起開會,交換各自的信息,梁麗娜知道隔壁市另一個鎮上的衛生院前兩年已經停止接生工作,只保留了婦科和孕檢。還有相鄰的一個鎮衛生院,因為配備了麻醉師,能開展剖腹產手術,周圍幾個鎮上的居民都願意過去生產,「最高峰一個月都有一百多個,去年開始直接跌到一個月三四十,今年到目前才十個左右。」 梁麗娜工作的衛生院不大,只分三個科室,綜合科、婦產科和中醫科。她估計,再過一段時間,婦產科就要和中醫科合併了,「還沒有正式通知,不過我們主任都在討論了,也沒有必要單獨保留產科。」 過去幾年,類似的情況在全國多個醫院的產科重複上演。《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鑒》數據顯示,2019年到2021年,國內婦產(科)醫院數量減少了16家。2023年9月以來,公開宣布暫停或合併產科業務的醫院數量,至少有9家。 這些醫療機構絕大部分是二級綜合性醫院和一級基層醫院、衛生院。上海市第一婦嬰保健院教授段濤說,在出生率不斷下跌的情況下,目前最受影響的也確實是一二級醫院,「三甲醫院畢竟有好的醫生資源,還是能吸引大多數病人。」 即便是三級頭部醫院,依舊能感受到危機。段濤說,2016年二胎剛開放時,上海第一婦嬰保健院全年分娩量達3.4萬。上海第一婦嬰保健院被稱為上海的「大搖籃」,分娩量連續8年位居上海第一,「現在一年差不多2萬5(例),上海過去一年新生人口20萬,現在連10萬不到,我們這個分娩量已經佔了四分之一。所以我們下降這一點,其他醫院受影響的肯定會更大。」 前段時間,段濤和浦東新區的產科主任開會,大家的討論重點是「產科轉型」。他記得一位有二十多年工作經驗的產科主任發言,說自己所在的綜合性醫院要重新裝修,一向不滿意產科的院長趁機關閉了整個科室。那位主任哽咽了。段濤也很無奈,「他們幹這一行幹了十幾年,花了多少時間精力,轉行又轉去哪呢?」 開完會沒多久,段濤寫下了那篇「救救產科」的長文:「如果再不改變現狀……產科整個學科可能真的就會出現塌方了。」 網路圖片 從高峰滑落 段濤還記得產科巔峰的時期。2016年全面二胎政策開放,那年全國新生人口1786萬。段濤所在的上海第一婦嬰保健院有90多名產科醫生,一天得接生近100個孩子,還得查房、寫報告、病歷。當時醫院裡有個說法叫「閉經指數」,指的是年輕醫生在各科間輪崗,每次輪到產科,忙得月經都不來了,到了婦科又好了。 在另一座一線城市,產科護士王晴畢業時正好是2016年,和其他醫護一樣,她印象最深的是產科的樓道,「因為生孩子的太多了,樓道里都塞滿了病床。」每天夜班更是像打仗一樣,「我們科有兩個產床,經常是我們在裡邊接生,待產室里還躺著好幾個已經陣痛、準備生產的孕婦,一晚上可能就要出來五六個孩子。」 全面兩孩政策實施前,不少數據機構預測,和過去相比,開放後第一年新增的出生人口至少超過200萬,且未來幾年出生人口將保持增長態勢。 2016年最終只比2015年增加了131萬新生人口。但那時大部分醫院產科床位已經處於緊缺狀態,為了迎接全面二胎,解決「建檔難」和「一床難求」的問題,2016年下半年,原國家衛計委要求,在縣級醫院新增產科床位8.9萬張,三級醫院可以將特需病房調整成普通病房增加床位,同時爭取在「十三五」時期,增加產科醫生和助產士14萬名。 2016年10月29日,在襄陽市第一人民醫院產科,家長們推著嬰兒車排起長隊,等候護士給新生兒做護理。 高峰沒能持續太久。「2017年開始,每年的分娩量都在下降,那個時候我們已經能感受到變化,」段濤說,「但影響是有延遲效應的,下降到一定程度,去年就900多萬,後續的負面效應都集中凸顯出來了。」 王晴和梁麗娜都清楚地記得,自己所在醫院的分娩量從2017年底開始有下滑趨勢,當時主要因為原國家衛計委從2017年7月開始,陸續在各個城市推行《孕產婦妊娠風險評估與管理工作規範》。 二胎開放後,多家醫院反饋,高齡產婦比例上升至20%,而過去這一數據在10%左右。《工作規範》按風險嚴重程度,由低到高以「綠、黃、橙、紅、紫」5種顏色對孕婦進行分級。王晴說,她所在的二級醫院之後都不能接診橙色級別以上的孕婦,「當時就分流了一波人。」 致命一擊來自出生率的持續下降。梁麗娜回憶,大約從2021年開始,她所在的鄉鎮醫院肉眼可見地空了。這一年國家開放三胎,但新增人口從2020年的1200萬,跌至1062萬。梁麗娜所在的鄉鎮離市區大約十幾公里,不算遠,且交通發達,產科床位不那麼緊張後,很多人會選擇開車到十幾公里的市區生孩子,「求的就是一個安全。」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博士生李岩2022年曾經到湖北省兩個鄉鎮衛生院進行調研。據他統計,一個鄉鎮一年僅有200左右新生兒,「新生兒的數量從根本上決定了產科的發展空間。」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鄉鎮衛生院婦產科變得靜悄悄是資源集中與利用的表現,是正常的市場行為下的優勝劣汰,在全國普遍低生育、人口仍然向城市集中的背景下,需要對鄉鎮、村莊的各種資源進行整合。 但他也寫道,「資源整合或者被砍掉之後應該怎麼辦?沒有補充力量進入,農村女性想要看婦科病、想要做產科手術只能去縣城,結果是『看病越來越難也越來越貴』,這與我國長期堅持的醫改方向與目標是相矛盾的。」 段濤也提出,「中國人口的出生數量有一半以上是在縣級及以下醫院的,產科的就醫半徑還比較短,不像看腫瘤做試管嬰兒,可以全國跑。特別是孕程後期,她們每一到兩周就要做產檢,你不能讓全縣城的孕婦都從鄉鎮跑到縣裡生孩子,醫療的可及性就沒了。」 「產科以前那麼忙是不正常的,產婦都睡走廊了。」但如今時不時傳來的關停消息,同樣讓段濤感到憂心。 2017年8月5日,一名小女孩和她即將生二胎的媽媽。 被「嫌棄」的產科 梁麗娜從去年開始就沒有領過績效了。身邊很多同事都在考慮下班後做點副業。「有同事出去擺攤賣東西,我們很多護士就找點手工活,弄一些塑料珠花,能在家裡做,每個月多幾百塊錢。」 她也問過家樓下制衣廠的老闆,自己能不能幹一份兼職,但被拒絕了。老闆擔心她在醫院經常值夜班,遇上工廠趕貨,也抽不出時間來幫忙。 過去生孩子的人多,醫護人員能拿到的績效也高,當時梁麗娜一個月工資能有6000多元,在鄉鎮是個不錯的水平。她有編製,現在每個月工資還能維持在3000元左右,但「我們醫院的合同工每個月才1500,還要租房、吃飯,他們也覺得做得沒有什麼意義。」 過去半年,她所在的產科已經有三位醫護人員離職。 在她的觀察里,婦產科一向不是醫院的發展重點。她所在的鄉鎮級別醫院自然分娩的醫療費是230元,「我們一個產包進貨價是九十塊錢,包括棉簽、一次性墊布之類的,還有一個接生包,就是產鉗、剪刀,用一次折舊價算幾十塊錢,再加上人工,就剩100塊錢。」加上整個孕期要收取的各類產檢費用,梁麗娜說,醫院接待一個孕婦,大概盈利1000多元。 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婦產科教授李小毛在接受《第一財經》採訪時說,如果產科月分娩量無法達到50個,就難以覆蓋整個科室正常的運營成本。超過100個,科室的運作才處於良好狀態。 出生率下降後,產科的運營壓力首先暴露出來。段濤說,在所有科室里,產科收費是偏低的,順產費用通常是幾百到一千元,剖宮產稍高,能達到兩三千元。「但維持產科的成本又是很高的,其他科室晚上可以少點人,產科24小時都要有人,很多產婦都是晚上發動,產房醫生、麻醉醫生、助產士、護士,一天三班倒,最起碼得有幾十號人。」 而對於三級醫院來說,還有另一重壓力。2019年,國家衛健委啟動三級公立醫院績效考核工作,鼓勵大醫院提高服務質量和效率,其中兩個最重要的指標是CMI指數(醫院收治病例的疑難危重度),和四級手術(最高級別)。 段濤認為矛盾的地方在於,產科的原則是保障母嬰安全,把母嬰併發症和死亡率降到最低水平,「所以產科做得好的時候更多的是順產,預防工作做好了,就沒有各種併發症,CMI指數很低很低,更不要提四級手術。要醫院指標好看,那遭殃的就是產婦。」 段濤感嘆,「醫學的學科不像養豬,你能在一個比較短的周期很快做決定,成本不需要那麼高。但你要培養一個好的醫生要花多少年?十幾年吧。現在出生率又越來越低,產科不掙錢,能獲得的投入會越來越少,醫生的機會也少,沒有人願意做產科,以後產婦有個突發情況,誰去做手術?」 他擔心未來有一天,產科也會重複兒科那樣的命運。「少子化這是個大趨勢,但如果什麼都不做,產科可能就直接自由落體往坑裡掉了。」 3月27日,國家衛健委發布《關於加強助產服務管理的通知》,強調公立醫療機構要承擔產科服務兜底責任。其中還提到,要努力使綜合性醫院產科醫師的薪酬水平不低於醫院醫師平均水平,嚴禁向產科醫務人員下達創收指標。 在段濤看來,這是一個積極信號,「但我們希望看到的是真正的落地,醫院每天都要算賬的,政策到了下面能落實多少?」 段濤的微博圖片來源網路 另尋出路 王晴如今大部分時候都在內科工作,一個月前,醫院已經正式發出公告,「停止助產技術服務與產前篩查技術服務項目」,之前已經建檔的產婦將陸續分流到周邊其他醫院。王晴說,後續醫院應該就要處理嬰兒床、改造病房,產科的帷幕要徹底落下了。 內科的工作很飽和,病人從來沒有斷過,她發現許多老人用不了兩三個月,還會再來住院,「人多了都住不上。」看起來,她可能很長一段時間都不會有失業危機了,畢竟人們可以不生育,卻無法避免衰老。但也說不好,她猶豫了下,8年前她剛進入產科時,也以為自己永遠不會失業,「那個時候我就覺得,每個人都會面臨生孩子這個問題。」 她感慨,「以前做產科,現在干內科,這不就是一個從新生走向死亡的過程嗎?」唯一值得高興的是,她的收入可以漲回來了,去年分娩量最低的時候,她一個月的收入只有2000多元。 梁麗娜能理解如今年輕人不願生育的想法。她36歲,有兩個孩子,婆婆有時還會催她再生一個。她說如果三胎開放時間早六七年,自己肯定考慮生,「那時候才三十齣頭,家裡也還有點積蓄,父母也不算很老。」但現在經濟壓力大,養兩個孩子已經很累,「折騰不起,打死都不會生。」 梁麗娜喜歡助產士這份工作,「我想著可以干一輩子,而且看著新生兒出生,感覺真的是挺偉大的。」每次嬰兒哇一聲哭出來,就是梁麗娜工作中最有成就感的時刻。她嘆氣,「真的從來沒有想過婦產科會淪落到這種地步的。」 2024年2月10日,浙江省舟山醫院產科分娩室迎來龍年第一個「龍寶寶」出生。圖為一名醫務人員正在為「龍寶寶」敲腳印。 一些年輕的醫學生在掙扎。浙江某醫學院,一位婦產科專碩研究生入學時就規劃好,畢業後就回家鄉鎮上的醫院當一名產科醫生,壓力不大又安穩。然而兩年後,2023年6月,父母告訴她,鎮上衛生院的產科被取消了。 內蒙古一位助產專業的學生說,剛上大學時,所有人都跟她強調助產士稀缺,她因此放棄轉換到檢驗專業,如今即將畢業,「結果我現在找不到工作。」今年3月,教育部將護理學、助產學調整為國家控制布點專業,除了涉及國家安全等特殊專業,被列入國控專業的通常是市場需求量已經飽和的專業。 31歲的趙慧子鬱悶了好一段時間,她在某二線城市的醫科大學讀產科博士。2023下半年開始,她發現學校附屬醫院的產科病人越來越少,病床經常住不滿。但年初她決定讀博時,產科的情況還不是這樣的,「沒想到之後我可能要失業了。」 趙慧子最近在搜集一些大型醫院的產科招聘信息,希望儘早做好準備,「從招聘人數上看,這幾年一直是縮減的。我家鄉有些醫院,以前可能一年招兩三個,現在基本都不會招了,對學歷的要求也高了,以前本科生就可以,現在要研究生博士。」 她承認自己有些迷茫,就像乘坐的郵輪已經開到了大海中央,沒辦法中途跳下去了。她只能鼓勵自己積極起來,「我讀博也還有機會轉成科研崗,還有一些師兄去到專科院校當老師,還有醫藥生物公司,醫學翻譯。」她把可能性一一列出來。 最後,她只能安慰自己,「我們學校還不錯,已經畢業的師兄師姐都還找到了工作,應該不會那麼糟糕。」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極晝工作室
第一個故事:2005年5月27日的一起庭審中,內蒙古赤峰法院宣布: 消費者王小華在購買並服用了翁牛特旗醫藥公司銷售的龍膽瀉肝丸後,導致患有「慢性腎衰、慢性間質性腎炎、腎性貧血」,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判原告王小華勝訴,翁牛特旗醫藥公司向王小華賠償3.9304萬元。 距離王小華將翁牛特旗醫藥公司告上法庭,僅過去一個月。 第二個故事:2012年6月1日的一起庭審中,台灣最高法院宣布: 因服用台灣科達製藥公司生產的龍膽瀉肝湯導致尿毒症,中醫師王韻凱獲賠1500萬元新台幣,當時約等於人民幣320萬元。 作為一名篤信中醫藥的中醫師,王韻凱不但經常給患者開龍膽瀉肝湯,自己也堅持長期服用,然而在一天突然暈倒並被送到醫院之後,王韻凱才得知,年紀輕輕的自己患上了可怕的尿毒症,而導致尿毒症的罪魁禍首,正是他非常信賴的龍膽瀉肝湯。 為了捍衛自己的權利,也為了讓自己在腎臟衰竭之後還能維繫生活,王韻凱委託律師,將大名鼎鼎的科達製藥告上了法庭。 擁有32年歷史的科達製藥,是台灣中醫藥界舉足輕重的龍頭企業之一,想要撼動這樣的企業,豈是王韻凱這樣的小人物可以輕易做到的? 果然,在王韻凱及其律師的前三次起訴中,每一次都被法院直接駁回,理由是:科達製藥生產的龍膽瀉肝湯獲得了台灣衛生署的許可,且王韻凱一方提供的藥品檢驗「可信性存疑」。 在前三次上訴均被駁回後,堅持不懈的王韻凱繼續上訴,終於在第四次上訴後,法院受理了案件。 但即便如此,整個訴訟過程對於王韻凱和他的律師都無比艱難,不但台灣的媒體在報道中偏袒科達製藥,而堅持上訴的王韻凱方,也被指責為「導致台灣人民不敢吃中藥」,甚至連當初為王韻凱進行藥品檢驗的醫院,也因為被指責「影響中醫名聲」,而不得不向台灣民眾鞠躬道歉。 用王韻凱律師的話說:「這是一場小蝦米與大鯨魚的博弈。」 不過,他們還是咬牙堅持了下來。 在經歷了無數的上訴、駁回、一審勝訴、科達製藥不服、再上訴,以及庭外數不清的威脅、利誘、公關之後,這場長達十年的訴訟,終於以王韻凱勝訴而告終。 上面兩個故事,是擁有共同文化背景的海峽兩岸,唯二因服用龍膽瀉肝丸(湯)導致腎衰竭的受害者,起訴商家且獲勝的案例。 時間回到2004年2月22日下午,28名因服用龍膽瀉肝丸導致腎衰竭的患者聚集到了北京煒衡律師事務所,準備集體起訴將藥物賣給他們同仁堂。 距離春節已過去整整一個月,春寒料峭卻擋不住她們維護權益的決心。 這不是全國所有的受害者,卻是所有因服用龍膽瀉肝丸導致腎衰竭的患者中,最需要幫助的20幾個人。 在服用同仁堂生產的龍膽瀉肝丸患上尿毒症之後,47歲的吳淑敏因為腎臟衰竭虛弱到無法通過工作維持生計,彼時的她,已經為治病欠下了10多萬元的債,2004年的十多萬,無疑是一筆巨款。 另一位年近50的傅女士,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我的飲食起居都無法自理,要讓丈夫甚至孩子來照顧。我成了一個廢人。」 為了治療尿毒症,傅女士已花費了近20萬元的治療費。這對經濟狀況本就緊張,還失去了工作能力的傅女士來說,是足以壓垮整個家庭的沉重負擔。 46歲的王春華及其他20幾位受害者與她們情況類似,為此,煒衡律師事務所的律師近乎義務地為她們代理官司。 她們實在太需要幫助了,而她們更需要的是,贏得這場她們理應該贏下的官司,獲得她們本應該獲取的賠償。 其實,她們並不是剛剛才患上尿毒症,但是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她們並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患上這種可怕的腎臟疾病。 2003年2月,新華社記者朱玉發表了《龍膽瀉肝丸是清火良藥還是「致病」根源?》系列報道,堪稱石破天驚,在很短的時間裡,國內大量的尿毒症患者意識到——自己原來是龍膽瀉肝丸的受害者。 據新華社報道,當時全國有200多家藥廠生產龍膽瀉肝丸,致病人數達十幾萬之巨。 龍膽瀉肝丸是一種由多種中藥材組方而成的著名中成藥,其中一種叫做關木通的成分含有大量的馬兜鈴酸。 早在上個世紀,國外的科研機構就發現,馬兜鈴酸具有極強的腎毒性,長期服用會對腎臟造成不可逆的損傷,且由於馬兜鈴酸難以被人體所代謝,其在人體中的日積月累,即便是少量長期的服用方式,也會對人體產生巨大的傷害。 1992年,比利時的一些婦女,因服用從香港進口的減肥中藥導致腎衰竭,該減肥藥中含防己和厚朴,這一案例,引起了國際醫學界的關注。 1993年,比利時布魯塞爾自由大學發表論文,認為這些發生腎臟纖維化的案例,都與服用中藥有關。研究發現,致病的罪魁禍首是這些中藥中的馬兜鈴酸。 1999年,英國在發現兩例因治療濕疹而服用含馬兜鈴酸中藥引起的腎衰竭病例後,宣布禁止使用和銷售馬兜鈴屬植物的藥物和膳食補充劑。 2000年,美國FDA宣布禁止含馬兜鈴酸的草藥及製品輸入美國,多達70餘種中藥材被列入黑名單。 「馬兜鈴酸腎病」一詞,名揚海外。 然而,無論國際醫學界對含馬兜鈴酸藥物的態度如何,直到新華社這篇報道發布之前,絕大多數中國人對這類可怕中藥的毒副作用,依然知之甚少。 儘管那時國內因馬兜鈴酸導致腎病的患者早已屢見不鮮,但因為沒有媒體的報道,患者們並不清楚自己患病的真正原因,直到報道發表,他們才意識到,原來導致自己患上尿毒症的元兇,正是之前從未懷疑過的「清火良藥」龍膽瀉肝丸。 而國內生產龍膽瀉肝丸的龍頭企業,正是擁有三百年歷史老字號中藥企業,同仁堂。 在新華社報道發表後不久,2003年4月,國家葯監局發表了《關於取消關木通藥用標準的通知》,宣布取消含馬兜鈴酸的藥材關木通的藥用資格,用木通科木通替換關木通。 而從全國各地聚集到北京提出上訴的這二十多位腎衰竭患者,服用的正是由同仁堂生產的龍膽瀉肝丸。 同樣的事實清楚,證據確鑿。 然而結果是,她們的上訴,以被法院駁回而告終。 對此,同仁堂的回應是,他們生產的龍膽瀉肝丸是嚴格按照藥典配方,並根據藥品管理法的規定上報審批、生產和銷售的產品。 同仁堂宣傳部負責人金永年說:「我們認為,企業嚴格按照法律進行生產經營,不應為此承擔法律責任。」「藥品都有可能對人體造成不良反應,但只要遵醫囑適時適量地服用,不會對身體造成過大傷害。具體就龍膽瀉肝丸而言也是如此。」 金永年還說:「同仁堂早於2000年就向有關監管部門報告了馬兜鈴酸可能導致腎病的情況,並於2001年下半年向國家有關部門提出申請,要求用不含馬兜鈴酸成分的木通代替關木通。」 既然同仁堂早已知道含有馬兜鈴酸的關木通可能導致腎病,為什麼不立刻下架並召回已銷售的龍膽瀉肝丸? 為什麼不在後續銷售的產品說明書中,標註龍膽瀉肝丸具有的毒副作用? 為什麼不通過媒體,公開提示購買過龍膽瀉肝丸的所有消費者謹慎服用、入院檢查? 我們不知道。 時間來到2024年,吳淑敏、傅女士和王春華們早已杳無音訊、生死未卜,而類似的悲劇,還會上演嗎?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老爸講科學
很多時候,對故鄉的思念源自對食物的記憶。這些記憶中漂浮著香甜的糯米雞、乳白的鮮鯽魚、沾滿豆面的驢打滾……它們慢慢地輕輕地抓撓著你的心,讓你不由得望向大洋彼岸。 而在這些記憶中,一定有一段是關於辣椒的。這種源自美洲的作物,自16世紀傳入中國後,在短短几百年間便走遍大江南北,讓人食之不忘。因此,本文特奉上幾家布里斯本值得一試的辣味餐廳,供君尋味,聊慰鄉愁。 1.Miss Chilli Hot Pot 推開復古雕花的大門,便進入了一個熱氣騰騰、麻辣鮮香的世界。這裡的每一顆空氣粒子中都跳動著火熱迷人的椒香,撩動著你的味蕾。 好火鍋全仗著好湯。來自重慶的正宗底料,配上精心熬煮的濃香骨湯,咕嘟嘟翻滾的紅油中透著茴香、辣椒、花椒、八角、桂皮等多種調料的香氣,將你一秒帶回那個熱情爽利的霧都山城。 熱辣滾燙的湯底期待新鮮的食材。這裡的肥牛卷片片布滿細膩的雪花紋路,毛肚被處理得乾淨脆爽,還有嫩滑的鴨血、Q彈的丸子、金酥的響鈴卷……食物在落入鍋後被激出原味。「圍爐聚炊歡呼處,百味消融小釜中。」或許說的就是這般美妙的煙火場景。 自製調料碗是吃火鍋的一大樂趣,這家店的調料台絕對能滿足你的需求。平常的醬料自不必說,連其他店內難得一見的腐乳都被店主尋了來,可謂是下足了工夫。 冷飲也是店內的一大特色,晶涼涼、滑溜溜的冰粉撒上酸甜可口的山楂碎,是火鍋的最佳拍檔。畢竟,冰與火之間的碰撞與消融,靠近的不僅僅是食物,更是溫熱柔軟的人心。 地址:16 Park Rd, Milton QLD 4064 電話:+61 499 771 316 (圖:谷歌地圖) 2.Xiang Chinese Restaurant 說到辣,繞不開川菜和湘菜。店主將兩大菜系的經典菜品都收入食單,吸引著四方的嗜辣食客。 在店內,你會見到辣椒的不同品種,像尖椒、彩椒、螺絲椒、朝天椒;還會見到辣椒的不同形態,如干辣椒、濕辣椒、剁辣椒、腌辣椒。這裡的餐桌彷彿一個小型的辣椒博物館。 在這兒,如何調和辣味,是一種藝術。鮮嫩的牛肉浸滿了濃郁咸香的湯汁,在熱鍋中被青紅椒爆炒裝盤,就是被稱作湖南招牌的小炒黃牛肉;將蒜蓉、薑末、醬料和腌制好的剁椒勻勻地鋪在對半切開的魚身上,蒸熟後淋上熱油和蔥花,香味在一瞬間被炸開,便成了色澤鮮亮、入口嫩滑的剁椒魚。 至於酸辣白菜、干鍋土豆、爆炸花蛤等,更是各有各的用心,道道用辣卻辣得各有千秋。 不過,品川湘菜肴,只吃菜未免太可惜,不妨試試用湯汁拌飯。咸香爽辣的湯汁裹著粒粒分明的米飯吞下肚,同時吞下的還有面對生活的踏踏實實的安心與滿足。 地址:24/261 Warrigal Rd, Eight Mile Plains QLD 4113 電話:+61 415 660 888 (圖:谷歌地圖) 3. Terrific Noodles 吃辣不是川湘的專屬,北方亦有城市被其征服。如果你只想吃一頓簡簡單單的辣味餐食,那就來這家西安麵館吧。 然而,西安的辣不同於川湘的辣,它的辣主要來自於油潑辣子,講究的是香辣而非麻辣。 一塊塊雪白的麵糰被揉捏摔打後勁道十足,做成的麵條寬大、厚實、彈牙、耐嚼,煮熟後整整齊齊地碼在碗中,擺上小菜,再淋上西安特色的油潑辣子,方寸大小的碗碟中顯出的膽識和韌勁,讓你在香氣氤氳中恍若觸碰到了大唐長安。 這裡的biangbiang面、油潑面、干拌面、爆肚面都是西安特色,當然,如果你不喜歡寬面,店內也有細面和拉條子供你選擇。 此外,晶瑩爽辣的涼皮亦是招牌,點一份紅油的或是麻醬的,紅辣醇厚、麻醬香滑,這些來自古城的風味,總有一種能與心靈合契,拂落漫漫長路上你我眉間沾染的風雪沙塵。 地址:Level 1 Shop 6/341 Mains Rd, Sunnybank QLD 4109 電話:+61 450 868 581 View this post on Instagram A post shared by Terrific Noodles (@terrificnoodles)
現在為了阻擋電瓶車的石墩子無處不在,這也影響到了輪椅使用者的正常出行。遇到這些障礙,你會怎麼做呢?是繞道而行,還是尋求他人幫助越過障礙,還是想辦法根除障礙,或者其他情況? 面對障礙,具有豐富輪椅出行經驗的社群夥伴釣者對於如何處理出行障礙也具有相當多的實踐經歷。本篇推文中,釣者就向我們分享了他的兩個案例。 2月11日大年初二上午,我和幾位朋友相約去位於江寧百家湖遊玩,遊玩結束去地鐵站上蓋的景楓中心吃飯。可是走到景楓中心1號門附近時傻掉了,慢車道和人行道連接處原本就存在的無障礙通道被四個大圓石墩擋住了,輪椅無法上去。 這時有幾個好心的路人小夥子試圖幫我們把石墩移開,但石墩太重了根本移不動。他們徵求了我們的意見,然後把我們一一抬上了人行道。 ▲好心路人幫忙搬石墩,但是石墩太重搬不動 進了景楓後我們就來到遊客中心投訴,中心工作人員答覆我說這是江寧城管放置的,她們隨即聯繫城管部門,轉達了我的訴求,城管答應馬上就來處理。 我還不放心,怕城管敷衍我,就請她們把城管的電話號碼給我,我直接打電話跟江寧開發區城管說:請你們馬上就來,我在這裡等你們。 兩分鐘後城管就過來了,承認他們這事做的不對,馬上就處理,很快圓石墩就被他們移開了。 ▲圖左為兩個城管用繩子拉石墩,試圖將石墩從無障礙通道處移開 ;圖右是石墩被移開後的無障礙通道 類似的經歷在19年國慶前夕也發生過。 當時我路過水游城(夫子廟附近的一個大型商城),人行道的盲道和輪椅坡道被一個大花壇擋住了,我下不來。 我隨即進商城,找到客服中心,要求他們找人來將花壇移開。保安隊長來了後和我說花壇是交警隊安放的,目的在於阻止自行車電動車上人行道。聽了保安隊長這話,我直言不諱地對他說:你撒謊,交警不可能這樣放,自行車電動車從旁邊的台階一拎就上來了,根本擋不住,擋的是盲人及輪椅! 保安隊長又說,我們來扶你下去,我拒絕了他的提議並說到:剛才路人就要扶我下去,我謝謝他們,就是要找你們移開花壇。 於是他們(保安)便把我扔那兒不管了。 我隨即又進了商城,再次找到客服中心,說明這事今天必須解決,請他們給我找經理來處理。 經理來了之後,我和他談了無障礙的重要性。經理隨即打電話喊來了保安隊長,讓他帶領幾個人立即將花壇移開,打開無障礙通道。這件事情圓滿解決。 ▲圖左為兩個工作人員正在移動擋住無障礙通道的花壇 ;圖右為石墩被移開後的樣子,盲道不再被遮擋。 在這兩件事上,我的體會是:平時我們在出行的過程中遇到無障礙的場所變成了有障礙的現象,咱們不要繞著走,可以當即就投訴,向他們宣傳無障礙法的精神和有關條文,並要求他們立即整改。 投訴的人多了,上面才會重視,有關部門才了解相關法律精神和我們的需求(其實也是全社會的需求),無障礙道路才會越來越暢通,無障礙的環境才會越來越好。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奇途無障礙
有一年我去某地辦事,飛機延誤,到目的地時已經是下午四點了,連忙打車直奔法院,差不多四點四十前後,可算到了,說進門找法官。誒,保安說要下班了,不安檢了,改天再來。 我說,一來沒到五點,不是強求法官加班,二來眼前就是律師通道,說明你們平時對律師也不安檢。 不知道是因為保安覺得我說話聲音大了點,還是我戴著墨鏡、口罩,看著不像好人。保安忽然喊旁邊房間的人,讓對方報警,說大廳有人擾亂秩序。我說,你這就報警,那不如讓分局給你們排個人,天天就坐在門房,要不然一天八百回報警,累著片警可怎麼辦。 旁邊的人還比較理智,出來問了問情況,知道我只是來交材料,就說法院確實不讓進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不到五點就不讓進了),但可以把材料給他,幫忙轉交。我說,你看,就這麼點事,至於嗎?剛才那個保安又不幹了,指著我說,你再說一遍,同時,執法記錄儀也舉上了。 還是旁邊那個比較理智的人,說算了算了,他今天有事,你趕緊走就行了。我想著也不至於為這點事掰扯,就走了。 可走了是走了,心裡肯定還是不舒服。這點事,如果是我報警,大概率會被認定為謊報吧。但公家人報警(如果他真報的話),片警肯定會來,被帶走的肯定是我,大概率,保安都不需要跟著去做筆錄,被耽誤時間的只有我。即便,最終認定我不存在違法行為,保安這報警跟玩一樣,也不會有什麼後果。 還有執法記錄儀這個東西。他都快懟到我臉上了,也許是想把我臉上有幾顆青春痘都要準確地拍下來吧。可換過來,我拿手機也懟他臉上,結果會怎麼樣? 不敢想。 今天在微博上看到朱孝頂律師被帶走了。大概情況就是朱律師用手機拍攝他認為存在違法行為的工作人員。對方讓他刪,他不同意,於是,報警,帶走。 想當年,北海案時朱明勇律師與對方互拍,雙方都比較克制,現場照片還被刊發在媒體上,一時風行。 網路圖片 但最近這些年。多次聽說,因為拍工作人員,被投訴侵犯隱私或肖像權的;因為拍工作人員,被指斥妨礙公務執法的;更有甚者,還有說尋釁滋事的。 這個事情就非常詭吊。 大領導們每每高調宣傳:工作人員要習慣在「鏡頭」下執法;陽光是最好的殺毒劑;努力、持續、全面、深入、進一步、創造一切條件…公開。 可真要去拿手機拍一下。那就是個事兒。 遲夙生律師在開庭前拍照取證,手機被扣了,人也有段時間不讓走(參《中國的哪條”相關程序「允許警察見證法官私拿律師手機?》)。 紅星新聞報道萬淼淼律師只是被懷疑「偷拍」,手機被扣,人也被留置了一段時間(參《律師閱卷時遭羈押!法院院長當面致歉,分管院領導等停職檢查》)。 這些都是被新聞媒體曝光的,而那些沒曝光的呢? 比如,法律規定,工作人員接受律師提交的材料,要出具回執。但我做了16年律師,就沒遇到一個給我回執的(別拿立案開反駁我,這個法條談的就不僅僅是立案,而是後續程序中收材料也要出回執)。而且,還真發生過我當面把材料給他,事後就找不到,還不承認見過材料。好在都是複印件,沒太大影響。 但有一次,我想固定交材料的時間,拿出手機來要拍一下。對方不高興了,叫來法警。法警問,你幹嘛呢?我說拍個照片,證明我交材料的時間。法警就要檢查我手機。看了照片,確實沒有拍到對方的臉,本來法警都覺得沒事了,收材料的又說必須把照片刪了。我說要麼你今天給我出個回執,要麼我等開庭交,你別說我沒提前交材料。對方說,那你等著吧,轉身走了。 有時,我就覺得律師和被關在看守所里的嫌疑人很像。嫌疑人說,我被刑訊逼供了。對方說,你有證據嗎?嫌疑人說,我被關著,周圍全是你們的人,又不提供看守所的監控,我怎麼提供證據?於是,對方就會說,那沒有證據證明你說的。 律師也是這樣啊。律師說,遇到工作人員違法辦案。對方說,你有證據嗎?律師說,不讓我拍照啊,或者照片被強制刪除了啊。於是,對方就會說,那沒有證據證明你說的。 而如果你硬鋼,像朱孝頂律師這樣,就要拍,就不刪。那麼,大概率,就會被帶走。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金宏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