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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歲，工地發不了工資

張蘭此前不知道50歲會是個門檻，直到今年4月初，工地上的財務告訴她，因為她50歲了，工資發不下來。財務說，項目部有規定，女性超過50歲不能在工地務工。張蘭的銀行卡和身份證報上去，被項目部駁回。近三年，張蘭先後在三個交通項目工地食堂做飯，但從不知道工地上對年齡有如此明確的限制。實際上，她遇到的門檻早在幾年前就已存在。2019年起，上海、天津等地針對60歲以上的建築業男性農民工和50歲以上的女性農民工發出了「清退令」，禁止超齡農民工進入建築業工地。全國多地發布建築業清退令相關話題曾登上微博熱搜到2022年3月，「清退令」蔓延至深圳、江蘇泰州、江西南昌和湖北荊州等多個地方。受「清退令」影響的並非張蘭一人。根據國家統計局2024年4月30日發布的《2023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下稱「監測報告」），2023年全國農民工總量2.9753億人，其中50歲以上的佔30.6%，共9100多萬人。華中師範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王歐告訴鹽財經，從人口學來看，上世紀50-70年代早期，是中國人口出生的高峰，尤其是農村人口。因而未來10-15年，隨著這一高峰期出生的人口已經或陸續進入老年，大齡、超齡農民工這個群體，規模很大。而這些人將陸續或已經受到「清退令」影響。「監測報告」還提到，2023年建築業農民工就業人數減少650萬人。可在此現狀下，還有4581萬農民工從事建築業，建築業仍是吸納農民工就業的第二大行業。 2018年-2023年全國農民工規模及增速/圖源：國家統計局建築業「清退令」的出台，最初是為了減少超齡農民工在工地上的傷亡事故。 2019年，上海在出台「清退令」後，上海市建設工程安全質量監督總站安全科科長崔勇對此回應稱，2018年全年建築業安全生產事故造成死亡的人員里，超過60歲的佔比達到15％，而當時建築從業工人中，超過60歲的佔比僅有1％。但張蘭並不理解，只在食堂做飯的她，應屬於後勤人員，50歲的年紀，有何危險？財務給不了她回答，只說項目部如此規定，他們也沒辦法。「50歲離領養老金還有10年，不打工怎麼辦呢。」財務跟她感嘆道。 01 農民工沒有退休一說張俊男的父親也是從今年開始找不到活的。過往二十幾年，她父親通過在工地上支模、扎鋼筋，撐起了一家四口人的生活。但他今年到了60歲後，突然間沒有工地願意要他。「因為他過了60歲沒法買保險，而且那些正規工地上都要點名，他混不過去。」張俊男告訴鹽財經。她剛讀大一，還是花錢的年紀，大她12歲的姐姐早已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沒有餘力幫他們。張俊男想給父親找份工作，但她在求職軟體上看了很多，「基本不要60歲以上的，在我們小縣城，適合60歲以上老人的工作也很少很少。」焦慮的父親想不明白，自己還能幹活，怎麼就超齡了。張蘭同樣不解，50歲的她根本算不上老人，家裡的孩子都沒有成家，怎麼突然就超齡了？頂著炎熱天在工地上工作的老年農民工/圖源：視覺中國某種程度上，超齡是城市的標準。「超齡的標準線，是按照城市退休工人來定的，但農民沒有退休意識，也沒有和城鎮職工一樣的退休保障。」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夏柱智告訴鹽財經，農民都是干到干不動了才停下來，沒有退休一說。「清退令」中，關於男性60歲和女性50歲的標準線，實際上是按照《國務院關於工人退休、退職的暫行辦法》（下稱「辦法」）確定的。「辦法」第一條規定，「全民所有制企業、事業單位和黨政機關、群眾團體的工人」符合「男年滿六十周歲，女年滿五十周歲，連任工齡滿十年的」應該退休。 4月6日，武漢大學社會學院院長賀雪峰對此發文分析稱，退休意味著可以領退休金，但實際中，建築業「清退令」禁止超齡農民工進入，卻並未給農民工辦理退休退職手續，沒有發放城鎮職工標準的退休金。賀雪峰認為，事實上，「辦法」要求退休的對象並不包括農民工。因此，禁止超齡農民工進入建築行業，在一定程度上是對農民工利益的實質性損害。這一點，跟蹤研究農民工10餘年的王歐也有同感。「針對清退令，我們要追問的是，現在建築工地勞動力的年齡結構到底是什麼樣子？」王歐告訴鹽財經，目前建築業勞動力中，主要以大齡農民工為主。「監測報告」也指出，全國近3億農民工中，50歲以上的佔比最多（30.6%），9100萬人。但在10年前，境況並非如此。王歐還記得，2014年的農民工佔比中，新生代農民工超過50%。當時，他有個預感：新生代農民工會越來越多，老一代農民工逐漸退出勞動力市場。江蘇海安：建築業勞動者/圖源：視覺中國可現實的發展超出他的預料。「沒過幾年，特別是2018年以後，新生代農民工的佔比一直在下降，老一代農民工反而在增加，比重超過50%，這個群體未來數量還會增多。」王歐說。這跟現實中負責建築業招工的包工頭的感知一樣。老郭在武漢當包工頭10多年，他告訴鹽財經，建築這個行業「50-60多歲的農民工是主力，現在根本沒年輕人做這個事情。」王歐說，「清退令」本意是為了保護勞動力，「但實際有那麼多大齡、超齡的勞動力在建築業工作，（所以）這樣的政策反而有一個排斥作用」。 02 離開工地去哪裡 2022年初，多地出台「清退令」引發輿論關注後，當年5月，國家發改委就業司發文表示：對待超齡農民工不能「一退了之」，理應有周全的政策考量。有些地方的「清退令」的確給超齡農民工預留出了彈性空間。如天津市住建委下發的相關通知中，雖然明確禁止施工單位與60歲以上男性和50歲以上女性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但同時，還規定「因特殊情況確需安排或使用超齡建築工人的，施工單位應當對超齡人員健康證明（健康證明有效期為1年）進行核驗，並根據項目具體情況合理安排工作崗位」。可現實中，建築企業尤其是大型企業為了合規，對待政策「都是就上不就下…這樣就能避免地方政府問責，萬一出了問題，它可以說僱傭完全是合法合理，有政策依據的」，夏柱智說。像張蘭就職工地所在的省份並未出台過任何建築業「清退令」，但她所在的項目，根據企業的規定，仍舊依照「清退令」執行。不過張蘭的遭遇還沒到最壞的一步。得知她因為超齡無法領取工資後，財務提供了解決方法：讓張蘭找一張沒超過50歲人的銀行卡和身份證，替她領工資。牽扯到後續的工資，旁人信不過，張蘭最後交了自己兒子的銀行卡和身份證上去。但張俊男的父親沒有這麼幸運。實在找不到正規工地上的活後，她父親跟著一個管工地的堂哥去了外地，平時工地上有什麼雜活、零活就讓他干，沒有歇著。「但這種零工或黑工，沒有任何保障，不能買保險也不能簽合同，出了事只能自己擔著。」張俊男說。這種零工或黑工，沒有任何保障，出了事只能自己擔著/圖源：視覺中國不能買保險加劇了建築業不敢用超齡農民工的不利處境。夏柱智告訴鹽財經，按照城市的標準，到退休年齡後，就失去了購買工傷保險的資格。而對僱傭方而言，不能購買工傷保險的超齡農民工會使其承受很大的風險，不敢用。不過，針對這一困境，不少地方試圖做出改變。據北京日報2023年末的報道，安徽省、上海市、海南省、湖北省等多地發布相關通知和意見，明確進一步擴大工傷保險覆蓋範圍，擬將超過法定退休年齡就業人員等群體納入工傷保障。這意味著超齡農民工在工地繼續幹活，仍舊可以購買工傷保險。但這沒有改變「清退令」帶來的附加後果。「『清退令』的後果就是部分超齡農民工失去了就業機會，他本來可以干，但現在不能幹了。」夏柱智說，工地上原本有一些模糊地帶，就算超過60歲也可以工作，只是名字不能出現在登記簿上，「掛一個你老婆或者孩子的名字，這在工地上都可以變通」。但「清退令」嚴格執行後，需要刷臉實名驗證，要經常督查，工地就很難僱傭超齡農民工。不過，包工頭老郭說，他現在還是會招超齡農民工，方法就是借用他人的身份。碰上有人督查，就讓超齡農民工歇著。項目部發不了工資，他就想辦法給發。張蘭也是被幸運地變通了一下，但最終結果如何，仍不可知。上交資料已經一個多月了，工資還沒發。而且，財務通知了所有人：前兩個月工資發下後，再迴轉給老闆，之後再跟其他月的工資一起發。這麼做的理由並不清楚，張蘭問了工地上其他工友，他們說這不是什麼新鮮事。王歐告訴鹽財經，張蘭經歷的這種變通雖然可以保住工作，但也埋下了隱患。之後如果出現什麼勞動糾紛，例如欠薪或發生工傷，就很難去證明自己的勞動關係，大概率只能自己承擔所有意外。可為了生活，因「清退令」離開工地的超齡農民工，並不會就此回家養老。「要麼去做保潔保安，要麼回家在縣城的小工地上幹活」，夏柱智告訴鹽財經，清退令影響的是農民工中的弱勢群體，他們在勞動市場上找不到其他工作，只能憑自己的體力吃飯。王歐和學生們做過「清退令」後超齡農民工的去向調查，發現他們的選擇主要有三：極少一部分回家務農，另一部分是回老家，但不務農，而是等待別的工作機會。剩下大部分動用自己多年來干建築形成的工友網路和包工頭網路，換一個沒有「清退令」的城市或工地，繼續干建築業。此外，王歐和學生們還發現，被「清退」的超齡農民工因潛在失業，開始大量進入零工市場。「如果這些人身體健康，零工市場是很歡迎他們的，因為他們能吃苦耐勞，任勞任怨，而且他們往往不是一個人，而是幾個人，有一個小的同鄉網路。」王歐說，但這會衝擊零工市場，跟那些零工市場主力——大齡單身男工群體搶活。而很多人不解，為什麼這些已經超齡的農民工非要工作不可？ 03 要繼續掙錢張俊男把父親找不到活的事情和由此帶給全家的焦慮分享在了社交平台後，評論區有不少人在問：60歲不應該退休了嗎？但張俊男知道，父親沒法退休。「花錢的地方很多，我上學是一大筆費用，日常消費也得花錢。我父母關係很不好，經常會因為錢吵架，所以我對錢非常非常敏感。」張俊男說，父親是家裡的經濟支柱，自從他沒法在工地幹活後，家裡人都變得很焦慮。她說，母親今年54歲，身體不好，待在家裡。這兩年，家附近在開發一個旅遊度假區，母親有時會去那邊干清潔零工。家裡雖有點土地，但都是些靠近廢棄煤礦和坡度比較大的，「土壤差，種起來也不太方便」。而且，「不知道為什麼，這幾年農業收入很低，掙不到錢，有時候收成或是糧價不行的話，還會虧」，所以，「現在就是種點蔬菜自己吃，其他的很少，划不來。」張俊男說。張蘭也無法在50歲就直接退休。雖然張蘭一雙兒女都已畢業工作，但她沒法就此賦閑在家。因為兒子去了大城市工作，在當地買房結婚成了一家的重擔。圖源：視覺中國十多年來，張蘭干過各種活，餐廳服務員、賓館保潔、棉花採摘員……直到三年前找到這份工地上廚師工作，她拿到了遠超當地水平的工資，覺得可以好好攢點錢，沒想到今年被突然通知已經超齡。儘管她暫時靠變通保住了工作，但「上面」跟她說了，最多干到今年底，她就得走。而之後去哪裡、幹什麼，她毫無頭緒。張蘭清楚，因為自己是文盲，幹不了需要文化的工作，而像工廠、工地等工作，她的年齡已是障礙。未來的活計不可知，但有一點張蘭非常清楚：要繼續掙錢。「現在大量的大齡、超齡農民工，還在為他的子代，甚至孫代勞作。」王歐告訴鹽財經，現在的一個趨勢是：農村蓋房不行了，都要到縣城或到發達點的鄉鎮買房。「這是子女結婚的條件」，王歐說，他長期跟蹤研究的幾個農民工都在縣城給孩子買了一套房，基本上是父母付首付，「幾十萬很正常，有的父母還會供房貸」。此外，在縣城買房後，往往是奶奶去陪孫子讀書。他們的子女在外打工，有自己的壓力，往往是大齡或超齡農民工父母承擔在縣城很大一部分的生活成本。「所以這些人他只要還能掙錢，不管60歲還是70歲，他們根本都來不及考慮自己養老的問題。」王歐說，「他們會把養老、醫療的需求推得很後，等待著未來不確定性的到來。」儘管他們不把養老問題排在前面，但養老最終還是會成為不得不面對的問題。夏柱智認為，超齡農民工仍去工作，某種程度上也是在解決他們自己的養老問題。「如果他們現在不掙錢，到了干不動活的時候，養老就成問題了，靠養老金是解決不了養老問題的，靠子女也不是他們的選擇。」夏柱智說，很多農村老人不願意讓子女去掏錢，他們都是自我養老，還恨不得把自己掙的錢都給子女。 04 超齡農民工的根本問題是養老如果超齡農民工被建築業清退，又難以找到其他工作，剩下的幾乎只有退守農村一條路。張蘭告訴鹽財經，儘管家裡有幾畝山地，但種地是最後實在找不到工作時才會考慮的選項。不過隨之而來的問題是：種地可以解決養老問題嗎？夏柱智認為，種地可以解決已沒有太大支出的高齡老人養老問題，但前提是村裡有較豐富的土地資源。「而一些低齡農村老人，一是自己還需要消費，二是還要幫扶自己的子女，光靠種田是不可持續的。」夏柱智說。他以自己老家為例，「我家是湖北陽新丘陵山區，那邊戶均不到5畝地，而且有一半是旱地，沒什麼產出，還不好種。」夏柱智說，在這種地方種地解決不了養老問題，最多只能種點口糧和蔬菜，沒有收入。「而在有些地方」，他繼續說道，比如湖北恩施山區，一戶有5~10畝土地，這些土地可以種茶，一家種5畝茶，就有1萬元收入，可以供養兩個老人。湖北恩施：土家「藤茶」/圖源：視覺中國武漢大學社會學院院長賀雪峰撰文指出，超齡農民工路在何方的問題，從根本上講並非「清退令」的問題，而是應當如何設計中國城鄉的社會保障制度，以應對人口老齡化挑戰的問題。賀雪峰認為，超齡農民工的養老問題或有兩種解決方案，但第二種方案對當下的國家現實而言，難以實現。一是傳統的家庭養老，包括自養和家庭贍養。但這種養老方式是有前提的：農民只要能勞動就繼續勞動，同時，各種體制向農民開放。「比如，城市務工機會向農民開放，農村土地仍然向返鄉農民工開放（農民工返鄉後可以要回承包地自種），以及農民工在農村仍然有自己的住宅等等。」賀雪峰在文中寫道。不現實的第二種思路——讓農民工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獲得城鎮職工標準的退休金。賀雪峰認為，既然「清退令」將農民工退出建築行業的年齡限制在男60周歲和女50周歲以上，那麼農民工超齡後不再勞動時，理應獲得城鎮職工標準的退休金。賀雪峰在文中提到，按照2021年社保數據，如果將農民的基本養老保險平均發放水平提高到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水平，每年要支付的社保基金將超過10萬億元，佔到全國財政收入的一半以上。「這顯然不符合中國當前國情。」賀雪峰寫道。在上述思路難以實現的情況下，賀雪峰認為，應對農民工養老的主導辦法，就是以返鄉為基礎的養老。不過返鄉養老的前提是，儘可能將各種城鄉就業獲利機會向農民開放，讓農民依據自身實際情況進行理性選擇。此外，在允許農民進城的同時，也保留農民工自由返鄉的空間。不過，像張蘭和張俊男父親這樣的超齡農民工們，不會考慮這麼大的問題。張俊男聽父親說，他常為沒活焦慮，偶爾有活時又焦慮自己的進度趕不上工地相對年輕的工人。所以，「我爸只能在其他人休息的時候，他加班去做，趕上進度」。張俊男說。張蘭自從把兒子的身份證和銀行卡交上去後，仍然擔心工資最後能不能真正發下來。同時，她還在想，要是工資發下來，要怎樣撒謊，才能不把工資再轉回老闆。說完這些，她又突然想到，去年在另一個項目還有兩個月的工資沒有發。她去催過幾遍，對方也是說因為她過了50歲，項目部不批，目前仍在想辦法。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南風窗

「中國文化幾千年來從未沒落過」

「中國文明已經綿延了幾千年，我們中國文化從來沒有沒落，所以說我們中國是很強大的。我們中國人要強大，必須要精神上強大。」日前，在哈爾濱地鐵上，一位大學生向乘客們如此慷慨陳詞。此事的起因是一位老阿姨談到基督教，這位年輕人看不過去，說「你選擇去信耶穌，不如去信女媧捏小人」，他尤其擔心在這人員流動很大的車廂里，那些心智尚未成熟、三觀還沒確立的孩子，聽了外國信仰之後會受影響，因而有必要宣揚一番中國文化的優越性。不必意外，留言一邊倒地支持這一「正能量」的表態——那是自然，誰不喜歡聽人說自家好？至少，那可以帶來一種心理上的自豪感和滿足感，因為作為這個共同體的一份子，無論你活成什麼樣，僅僅這個身份本身就能讓你分享由此而來的榮光，彷彿是一份不勞而獲的遺產。然而，如果你願意靜下來細想一下，就會發現那番話是經不起推敲的。文化是不是沒落，和「強大」有什麼關係？美國如此強大，但歐洲人一直鄙視它沒文化；古埃及早已衰亡，但不妨礙歐美人一直痴迷其文化。更何況，如果真的「從來沒有沒落」，那為什麼現在要談「偉大復興」？「復興」至少意味著曾經沒落過吧？儘管文化的盛衰，很難用什麼指標來衡量，因而「從未沒落」這樣論斷也能含糊過去，但不可否認的一點是，近代中國人可不是這麼想的。至少「五四」那一代，可是把批判傳統作為己任，激進者甚至將這一文化傳統視為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根本阻礙。事實上，各主要文明中，中國是唯一一個在現代化過程中原有文化傳統斷裂的——儒家文化早已成了「遊魂」。退一步說，在五千年的漫長時間裡，就算沒落過，又怎麼了？文明的興衰起落，原本就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全球通史》一書就曾寫道，羅馬帝國衰亡之後的一千年里，西方文明是各大古典文明中唯一一個斷裂而非連續的，然而，正是這種斷裂開創了後來的新局面。從江戶時代到近代，日本在與外界（尤其中國）打交道時，最慣常拿來論證自身優越性的，就是天皇的系譜從未中斷，所謂「萬世一系」。這確實讓他們得意洋洋，但我們現在看來，多少有點莫名其妙，不能理解這怎麼就能證明日本的優越性，畢竟，連綿不斷並不必然是優點，倒是從這種執念中可以見到日本社會有一種特別保守的傾向。當然，情有可原的是，人總是有一種自發的衝動，不僅追求自我肯定，而且要將自身的優越性建構為一向如此，就像一些西方的歷史著作，也會將西方在近現代的優勢追溯到希臘羅馬時代就已奠定了基礎，尤其是科學，當然更是在古希臘城邦時代就已決定了的。凡此等等，都是歷史決定論的種種變形，否定了歷史發展曾有過的可能性。網路圖片當下我們所看到的，其背後的社會心理恐怕還沒那麼複雜，那更多的不過是一種近代以來民族自尊心慘遭打擊之後的過度補償，畢竟要承認器物上不敵堅船利炮容易，要承認文化不如人可就太難了——事實上，即便在晚清國勢最衰頹的時期，除了「開眼看世界」的極少數，大部分中國人仍堅信，洋人只是槍炮厲害，但論文化道德，那是遠遠不如我們的。「文化自信」當然有其必要，否則很容易出現異化，變成「為了實現現代化，必須拋棄自身文化傳統」，但通往現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條，各國歷史也都證明，這種異化既無必要，也不可能，更何況是像中國這樣的大國。我當然能理解，「中國文化幾千年來從未沒落過」的說法讓人感覺良好，至於事實如何，很多人只怕也並不在意，因為這種宣稱原本就是一種「超歷史」（supra-history）的烏托邦信念，而意識形態本來就是要無視一部分歷史真實的，就此而言，這一論斷無從辯駁，你要麼信，要麼不信——甚至你都沒有不信的權利。在此真正值得警覺的是：像這樣的絕對化的論斷，從根本上說是脆弱的。這就像一個人信誓旦旦地自稱完美，但正因此，任何瑕疵都可能使這一宣稱無法成立。借用武志紅《深度關係》中的看法，這其實乃是一種「全能自戀」：這種超高自戀會導致學習障礙，因為學習意味著你要承認自己無知，要容納其他信息的湧入。[……]完美的東西不需要學習，不需要吸納。所以一旦你覺得自己完美了，就不會再開放自己了。我們得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歡迎自戀的挫傷，而當自戀被撕開時，才能有光進來，於是你得到了滋養。那位地鐵上的年輕人所流露出來的意思也正是如此：中國文化一直優越，我們自家的東西就足夠好，沒什麼必要去吸納國外的。這乍看起來是自信的，但在本質上卻是自我封閉的。真正的自信，沒有必要非得如何論證自身的文化優越性。至少在二戰之前，美國面對歐洲一直有一種文化上的低劣感，但美國的文化界既沒有否認這一點，也不妨礙他們不斷從歐洲汲取文化養分。所謂「文化」，原本就是在交流互動中形成的，它不應當是一種權力關係，接受者反而發揚光大的事，歷史上也比比皆是——佛教在印度早已沒落，倒是在中國開枝散葉。在曾經的開放年代裡，社會之所以朝氣蓬勃，很大的一個原因恰是承認自身的不足：在我小時候的教科書上，經常讀到新中國「一窮二白」、諸多領域薄弱的說法，當然還有對國民素質的批判——正是意識到種種不足、欠缺，急起直追的趕超心態才順理成章。說這些，既不是要否認這些年取得的進步，也不是說無須調整，而是期待一種更冷靜理性的「文化自信」：我們無須向歷史和傳統乞靈，完全可以面對真實問題，做出真正的文化創造。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維舟

最後一批「80後」，正在掙紮上岸

超過35周歲1天時間，意味著於超失去了2024年考公報名資格——他所在的省發布的公務員招考公告里，將考生出生日期限制在「1988年2月20日至2006年2月19日，而於超恰恰在1988年2月19日出生。他給有關部門打電話希望通融，得到的答覆是，「差一天，一分鐘都不行」。上岸無望。於超一把抓下套在手腕上的佛珠，狠狠扔到河裡，「不讓我上岸，你也別想上岸。」佛珠是他花了500元從寺院求來的，說是讓大師開過光。彼時他剛打算考公，希望佛珠能給他帶來好運。但這串珠子似乎沒能加持他的命運，尤其在考公這件事上。進入2024年，意味著包括於超在內的「80末」一代走到了考公的年齡死線上。一般來說，國內考公對本科學歷年齡要求普遍是35周歲以下。這個年齡線依據，來自於2007年中共中央組織部、人事部制定的《公務員錄用規定》。這不僅成為日後35周歲報考上限規定的依據，也成為民企招聘市場中默認的年齡紅線。然而外部世界的變化，讓公務員考試這一曾經被相當一部分「80後」視作雞肋的考試變得炙手可熱——互聯網大廠裁掉35歲以上員工的消息頻頻傳出，社交媒體上擠滿了再就業的離職博主。曾經看似堅不可摧的東西盡數瓦解，在巨大的不確定性下，擁有一個編製、一個鐵飯碗似乎成了更為穩妥的選擇。有人因此感嘆，以前的故事從「下海」開始，現在的故事到「上岸」結束。而對最後一批「80後」來說，當他們意識到該上岸的時候，留給他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岸的誘惑想要上岸的時候，於超還是名律師。他本碩都讀的法律，學生時代就通過了司法考試。25歲研究生畢業時，也有同學考公。但對於超來說，公務員在彼時並不是很有吸引力，它意味著一成不變的生活和看得到盡頭的未來，這些顯然不是他當時想要的。「我那時候想掙錢。和律師比，公務員雖然穩定，但收入一般。」 27歲那年，於超成了執業律師。幾年律師做下來，他的案源並不穩定，平均每年掙5萬元已經是上限。最慘的時候，全年收入只有1.5萬元，甚至沒達到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時他還陷入了一個怪圈，「每天各種應酬，到處推銷自己。」 30歲那年有了孩子後，生活壓力更大了，漸入中年的於超開始意識到一份穩定的收入有多重要，看到有同行辭職考公，他也動了這個念頭。他注意到，律師考公的，大多進了公檢法單位。他們除了有穩定的基本工資外，還不乏各種津貼、年終獎、節日福利等。一個岸上的朋友告訴於超，他們在食堂吃飯，每餐只要1塊錢。平時即便請假，對薪資也沒什麼影響。而這種穩定，對整日為案源焦慮的於超來說，簡直是神仙般的日子。這更堅定了他考公的決心。對大齡青年來說，編製意味著鐵飯碗一千個大齡考公者，會找出一千個考公理由。而當何國權告訴我他是山東人時，他似乎也不用解釋太多理由了。「一個過了35周歲還沒上岸的山東人，能有什麼未來？」坐在我對面的何國權，猛抽了一口12元一包的「泰山宏圖」香煙，煙霧打著轉從鼻孔里鑽了出來。何國權是獨生子，父母常年做小生意，家裡經濟條件過得去。因為整個家族沒人從政，在何國權很小的時候，爸爸就給他「洗腦」，常掛在嘴邊一句話就是：「士農工商，做官才最厲害。」但何國權對當官沒興趣，他覺得做生意掙錢最實在。當年在山東某大學讀書時，他學了經濟學，2010年本科畢業時，在父親命令下，參加過一次公務員考試。失敗後，就跟著父親做生意。何國權是做生意的好手，他對成本和利潤天生敏感，嘴巴也甜。他的父親承認，自從兒子在家幫忙後，家裡每年能多掙幾十萬。但何國權的生意做得再好，也不能成為父親驕傲的資本。後者不斷提醒兒子再去考公，並時常念叨著，要真考上了，會對家裡生意有什麼幫助，自己跟朋友們說起來臉上也有面子。父親念叨了好幾年，也沒能打動何國權。他對考公還是沒興趣，日常除了生意上的事，就是打遊戲，中途倒是談了個戀愛，甚至一度到了談婚論嫁的地步。見家長時，女方父親勸他，「你上了個大學，就應該去考公。」何國權明確表示自己不打算再考。對方當面沒說什麼，私下卻跟女兒說，「小何這人，沒啥大出息。你是老師，在編的，他配不上你。」後來兩人分手後，何國權的父親也藉此再次鼓動兒子考公，「人家就是因為你不是公務員，才看不起你。」父子倆為此吵了起來，當兒子的說，不考公又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事。當父親的則不斷重複，「我是為你好。」生意做到33歲那年，何國權突然沒了興趣，他「覺得沒什麼尊嚴」。所謂的尊嚴，來自幾次同學聚會。幾個畢業後進了體制的同學當了領導，哥兒幾個聚會時，體制外的同學給他們敬酒，總是低頭哈腰，一口一個「領導」「主任」叫著，氣氛尷尬又局促。何國權說，實際上，那幾個體制外的同學都挺有錢，但在體制內的人面前，不由自主地卑微起來。起初何國權看不上這種「卑微」，參加了幾次飯局後，他對權力迷戀起來。他突然意識到，金錢在權力面前，一文不值，並因此萌生了考公的念頭。當時是2020年，何國權33歲。大齡考生按照35歲的年齡上限推算，當時的何國權理論上還有上岸機會。當年11月，他老家公務員局發布2021年度招錄公務員時，對專科、本科年齡要求是18周歲以上、35周歲以下（1984年11月至2002年11月期間出生）。何國權是1987年11月出生。但他報考的那個區級單位，只招錄1個人，意味著需要走「獨木橋」上岸。備考的日子漫長又難熬。300多頁的申論教材，與400多頁的行政職業能力測驗，何國權通常看不到10頁就開始打瞌睡。醒來後，發現之前看的幾頁，幾乎忘光了。為了不讓自己犯困，他試過各種濃茶、咖啡，但都無濟於事，他無法保持專註。他也到考公培訓機構考察過。剛一進去，工作人員就滿臉堆笑地走過來，「叔，是咱家孩子要考編嗎？」何國權尷尬地笑了笑，悻悻離開。從那之後，他再未考慮過上培訓班。《南方人物周刊》的報道中也提到過一個類似細節：在某考公線下衝刺班裡，一個大齡考公者和一名「95後」學員同桌。後者做判斷推理題的速度很快，寫完後對前者說，「阿姨，你不適合考試了，你看我早算完了，你這麼長時間還沒算完。」何國權似乎也不適合考試了。2020年12月中旬參加完筆試，他的成績只有40分（滿分100分）。當年，該地筆試合格分數線為50分，他連面試資格都沒拿到。考公這條路上，屢戰屢敗的大有人在。何國權決定再戰。 2021年11月，當地公務員局發布了2022年招錄公務員公告，何國權沒有超齡，他也就把所有流程重新走了一遍。筆試仍然沒過線。2023年，再考，還是沒過。連續三次考公失敗，何國權的父親不耐煩了，「你是不是彪（傻）呀？」一次喝多後，他對兒子說。何國權沒有反駁。這次失敗，意味著他只有最後一次機會了。 2023年11月，當地發布2024年度錄用公務員公告，何國權年齡上屬於壓線。這次他的筆試過了，進入到面試流程。憑藉自己生意場上的能說會道，何國權本以為面試會順利通過。結果考官三個問題一出，他腦子裡一片空白，完全不記得自己在說什麼。當時是4月，從考場出來，他的後背被汗水浸濕了一大片。最終，綜合成績未達到錄取標準。於是，在35周歲前，何國權失去了最後一次考公機會。「35歲，就是一個廢人了。」何國權徹底被擊倒了。那段時間，他幾乎每晚泡在網吧通宵打遊戲，白天窩在家裡睡覺，既不出去找工作，也不接受父母的相親安排，甚至連頭髮和鬍子也懶得打理，衣服半個月換一次，身上飄著汗水和頭油混雜在一起的味道。長久以來，35周歲一直是考公年齡紅線扔了佛珠的於超，在未超齡前，也是參加過一次公務員考試的。 2023年1月下旬，當地公務員局發布了2023年度公務員招錄公告，於超符合條件。在完成報名、資格審查、繳費等程序後，他報了某區的紀委監委。報名成功後，於超在家自學——得益於法律專業的學習，對於行政職業能力測驗和申論，他學起來很是得心應手。2023年3月下旬成績出來，他超了當地筆試最低控制分數線幾十分，順利進入面試。「我當時根本不擔心面試。」做了多年律師的於超，對自己的口才和應變能力非常滿意，在他看來，面試無非是走個流程。2023年4月，他穿著筆挺的西裝，戴著佛珠去參加面試。面試過程只有十幾分鐘——做完自我介紹，考官問了他三個問題。一是分析熱點事件，二是如何處置突發事件，還有個與法學相關。面試成績滿分100分，合格線為60分。最終，於超面試拿到了70多分，但在當天所有面試人員中，處於中下水平。他一下子蒙了，不知道是哪裡出了問題。妻子看到他手腕上那串油膩膩的佛珠，突然問：「面試當天也戴著？」於超回答「是」。妻子搖搖頭：「你都考公了，怎麼還戴佛珠？」於超辯解說那只是個裝飾。妻子則一口咬定，一定是佛珠，讓面試官有了什麼誤解。再後來，有人問起於超考公失利的原因，他也就怪到佛珠上。他想著，自己才34歲，還有一次機會，可以來年再戰。直到今年2月，得知自己因一天之差被淘汰出局。「差一個月，人生完全不同」武俊傑也輸給了年齡，儘管他選擇了難度相對較小的上岸途徑——考編。不同於公務員考試，考編指的是參加事業編製考試，考上以後取得事業編製，如教師、醫生等。和於超們一樣，武俊傑也沒打算在畢業之初就捧一份鐵飯碗。2010年從南京的一所大學本科畢業後，他先是到了當地一家教育培訓機構上班。彼時教培還是朝陽產業。當年，全年共有34家中國公司在美國主要的交易所進行IPO上市，其中教培領域公司就佔了4個席位，成為五大上市行業的主力軍。前瞻產業研究院數據稱，「2010年我國教育培訓行業市場規模已達7800億元」。剛入職時，於超每月能拿到6000多元薪水，最高的時候，拿過3萬多。一切來得猝不及防。疫情之初，他所在的機構尚能勉強維繫，但最終還是沒能撐下去。2020年，武俊傑回了安徽。但在老家那個小縣城裡，工作並不好找，有朋友建議他，不如考事業單位。武俊傑對考編考公了解不多，僅有的常識讓他覺得，考編至少比考公容易，反正都是鐵飯碗。武俊傑出生在1988年2月，在他打算考編的2020年，顯然在年齡線之內。於是他報了當地某單位的「財政全供」專業技術崗，該崗位招兩個人。筆試是在當年7月下旬進行的，考試科目有《綜合知識》和《申論》兩科。兩個科目滿分分別是100分。考試成績下來後，武俊傑離筆試分數合格線差了一點，第一次考編失敗。武俊傑想放棄，但老家留給他的工作機會太少了。他曾經工作過的教培行業，在2021年經歷了一次大規模整頓，2021年12月，教育部培訓監管司給出的數據是，「線下校外培訓機構已壓減83.8%，線上校外培訓機構壓減84.1%」。這意味著，想要回到從前的賽道，也變得愈發艱難。他只能繼續備戰考編。 2021年，該縣招事業單位人員時的年齡要求和上一年一樣。彼時33歲的武俊傑仍然沒有超齡，但拿到筆試科目一看，他傻眼了——由於第一次考的是《綜合知識》和《申論》，他在之後的備考中，也一直惡補這兩門。但到了2021年，筆試科目換成了《職業能力傾向測驗》和《綜合應用能力》，武俊傑只能倉促學習。武俊傑記得，那年一共招101個人，「35周歲以下好像只要15個，其餘全是30周歲以下，有的甚至要求25周歲以下。」而在為數不多的「35周歲以下」的崗位中，還有幾個是面向特殊經歷人員的「定向招聘」。比照了年齡和專業等要求後，他發現只有某執法大隊和殯儀館適合自己。即便如此，這兩個單位也分別只招一人，武俊傑選擇了執法大隊。筆試成績一出，又失敗了。考編人員的模擬題武俊傑還是得考，考編幾乎成了他的最後一根稻草。 2022年6月，當地再次招事業單位人員時，彼時34歲的武俊傑在招聘公告中發現了一個細節，「之前對年齡問題，縣裡會特彆強調30周歲以下，和35周歲以下。2022年時，只提了30周歲以下，完全沒提35周歲。」他趕緊打開當年的崗位計劃表，認真數了下，發現當年該縣80多個崗位共招104人，只有11個崗位要35周歲以下的。讓武俊傑難以接受的是，這11個崗位的專業要求，他一個都不符合。相當於，這一年的武俊傑，儘管有年齡優勢，但因專業不對口失去了報名資格。那次之後，武俊傑知道自己在考編市場中，幾乎沒有任何希望了。於是他開了家小超市，閑來無事，還是會時刻關注考編信息——2023年，他發現，縣裡在招聘事業單位人員時，大多數要求為30周歲以下「1992年4月1日（含）以後出生」，另外一小部分25周歲以下。對35周歲以下的只有兩個「定向招聘」崗位。看著這份公告，他越想越氣，到最後，直接抓起電話打給有關部門，表示希望將大部分崗位年齡放寬到35歲。有關部門的回復客氣又官方，只說是根據要求，合理設置的崗位，但也表示，會根據歷年招聘情況進行優化。實際上，「35歲」門檻被詬病已久。全國政協委員、四川省律師協會副會長李正國此前提出，「設定『35歲門檻』不僅不利於人力資源的合理開發和充分利用，更涉嫌違反勞動法和就業促進法，侵害勞動者平等就業權利。」 2024年3月，武俊傑發現，自己所在的縣打算招聘的70多個事業單位人員中，35周歲以下年齡崗位，佔到了30多人。他有些驚喜，但這一年，他已經超齡了——這份公告上，「35周歲以下」是指1988年3月1日以後出生的人。武俊傑出生於1988年2月。「對大齡青年來說，差一個月，人生就完全不同。」武俊傑說，在決定考編之前，他從來沒有過年齡焦慮，朋友們一起吃飯，他總是最小的那個。而這些年，都開始有人管他叫「叔」了，「想不到最終讓我覺得自卑的，是我的年齡，真是悲涼。」岸上危機當越來越多的人擁入考公賽道時，這條賽道的廝殺也變得愈發殘酷。比較一下這些年的數據，2022年的國考，計劃招錄3.12萬人，報名過審人數突破200萬，最終有142.2萬人實際參加考試，參加考試人數與錄用計劃數之比約為46:1。2023年的國考報名審核通過人數達到259.7萬，達到近些年審核通過人數最多的一年，招錄比達到70:1。到了2024年，國考報名人數首次突破300萬人，招錄人數為39561，今年通過資格審查人數與錄用計劃數之比約為77:1。而在大齡考公人群中，如果能夠壓線上岸，毫無疑問是被無數人艷羨的幸運兒。周燕燕就是其中之一——由於已然上岸，她在接受採訪時尤其慎重，也再三提出不能透露任何個人信息，包括她所在的省份。 34歲那年，周燕燕決定考公。年齡意味著她只有這唯一的一次機會，而她抓住了。實際上，做這個決定前，她是有些冒險的。因為各地招錄公務員，對年齡的限制，都會卡在發布公告日期，比如，該地2021年對「35周歲以下」卡在1985年1月後出生，2022年對「35周歲以下」卡在1986年2月後出生。而出生於1987年1月的周燕燕，如果2023年報考時卡在1月份，她還有機會；但如果卡在2月，就沒機會了。「輸了，就當學習了。」周燕燕決定賭一把。備考半年後，2023年1月份，該省公務員局發布考試公告，周燕燕的年齡剛好壓線，她賭贏了。接下來是筆試、面試，再進入到體檢考查環節時，周燕燕知道，上岸穩了。她到此前工作的報社辭職，領導和同事嚇了一跳。有報社領導表示完恭喜，趕緊說，「以後當領導了，記得咱報社是你娘家。」周燕燕的家人臉上似乎也有了光，不止一次，丈夫回家後告訴她，「我們領導托我說，想請你吃飯。」周燕燕一概拒絕了，「你們這些男人，我這個年紀好不容易上岸，不要想著把我拉下水。」 2023年7月入職後，周燕燕先是進行了初任培訓，並分到相關崗位去實習。實習期為一年，其間有工資和社保。試用期滿考核合格的的話，才能任職定級，如果不合格，則要被取消錄用。眼下周燕燕正在實習期，和她一同實習的，多是20來歲的年輕人。她一刻不敢放鬆，「我能在這個年齡考公上岸，非常不容易。年輕人不想乾的我干，年輕人干不好的我干，他們下班吃火鍋、看電影，我在學公文寫作。」相比之前在報社的工作，周燕燕覺得無比疲憊，但她清楚，既然自己年齡上沒有優勢，就要贏在工作態度上。「就算上岸了，也照樣有35歲焦慮。」周喆理解周燕燕的危機感。他在29歲那年考公上岸，在鎮上的綜治辦工作。周喆上班的鄉鎮離家50多公里，如果不值班、沒有突髮狀況的話，他一般會在周末回家。他所在的綜治辦，用官方說法，是主要負責維穩、信訪、平安建設、防範與處理邪教、社會治理等。具體到實際工作中，就是解決發生在老百姓中的各種矛盾，細碎又繁瑣。「經常被一群人圍著，各說各的，誰也不聽，腦仁疼。」前幾年周喆還敢大聲訓斥群眾，智能手機普及後，他只要大聲說話，立馬有人舉著手機拍他。每到這時周喆就異常緊張，「怕他們發社交媒體，畢竟輿情壓倒一切。」他覺得自己足夠小心謹慎且和善了，但還是經常被投訴。上面查了一圈，發現沒有實際問題，又都不了了之。最讓周喆難以接受的是，從前在企業時，他可以兼顧家裡。自從做了鄉鎮公務員，基本與家庭割裂了。夫妻倆起初還會為此吵架，現在發展到基本不聯繫，只是保持著一份有名無實的婚姻。周喆想過離開鄉鎮，到市裡工作，可這太難了。按照組織部門要求，像他這種鄉鎮公務員，在鄉鎮機關最低服務年限為5年，並且要簽訂書面服務協議，這5年不能辭職。想要離開，只有辭退和被開除兩種。後果就是，如果被辭退，五年內不得報考公務員；開除的話，終身不得報考公務員。 2021年，周喆5年服務期滿。他已經適應了公務員工作，不想離開這個隊伍。即便考公上岸，也沒那麼輕鬆而如果想要離開鄉鎮，唯一可行的路是公務員遴選。所謂公務員遴選，簡言之，就是上級機關直接向下級基層機關選人。其中很大的一個特點，就是可越級遴選，這是很多基層公務員晉陞的黃金通道。具備遴選資格的人，除了已經是公務員外，一般也要求35周歲以下，甚至有些崗位要求在30周歲以下。 2022年2月，該省公務員局發布當年省直機關遴選公告後，周喆趕緊報了名。當時，省里對年齡規定是「35周歲以下（1986年2月以後出生）」。周喆生於1987年4月。他報考了一個省直部門。有同事鼓勵他好好考，並和他開玩笑，「考到省里了，以後多照顧老同事」。公務員遴選也分筆試和面試，筆試滿分100分。周喆沒能通過筆試，回到單位，當時鼓勵他的同事說起了風涼話，「好好待在鄉鎮干，就別想高攀了。」 2023年，在35歲「大限將至」前，周喆又考了一次，仍然沒有考過。「如果不辭職，我大概是要在鄉里干到退休了。能混到正科，就已經是燒高香。」周喆遴選徹底失敗後，妻子基本不和他說話，偶爾吵起來，就抱怨他遴選時不找關係，走門路。周喆無言以對，他還會時不時關注各地遴選信息。他發現，網路平台上經常有基層公務員抱怨遴選年齡的問題，並建議將遴選年齡拓寬到40周歲。而在四川、貴州等一些地方，已經將遴選年齡改到了40周歲。周喆眼下唯一的希望，就是在五年之內，他所在省份也能做出這樣的調整。接受完採訪不久，頹廢消沉了一段時間的何國權突然主動聯繫我，說他打算考研了，但最終目的仍然是考公。之所以有這個想法，是從2023年開始，大部分省份已明確將碩士、博士應屆生年齡限制放寬到40歲，新疆更是將縣（市、區）及以下機關職位的應屆碩士、博士研究生年齡放寬到45歲。不過，這种放寬，基本只針對應屆碩士和博士生。何國權算了一下，自己如果考研成功，研究生畢業不到40歲，還能以應屆碩士身份去考公，「希望別到時候把研究生學歷也卡到35周歲，畢竟現在滿大街都是研究生了。」於超則放棄了上岸打算，繼續做回了律師的老本行，只是每每提起考公，還會對那串佛珠耿耿於懷。偶爾他也會想到那句經典的佛教用語，「苦海無邊，回頭是岸」。文章來源：冷杉RECORD

年輕人為何不願繳社保，周小川這回捅破窗戶紙了

只有正視了「年輕人為何不願繳社保」的深層原因，以此為基礎反思和重審現行的社保制度設計，養老金缺口危機才真正具備了得以解決的可能性。年輕人不願繳社保，已經是一個半公開的秘密。但在公開場合，這仍然是一個諱莫如深的議題，有限的一些討論，還是以批判年輕人為主：躺平、得過且過、對未來生活缺乏規劃…… 在某些輿論聲音中，年輕人不願繳社保，是一件對自己和社會都不負責任的非理性行為。至於年輕人為什麼不願繳社保的深層原因，就這麼被不知所謂的道德批判掩蓋住了，似乎只要不討論就不存在一樣。圖/視頻截圖總之，社保沒有任何問題，有問題的是年輕人。當然，不願繳社保只是一種意願，社保有其強制性，大多數年輕人未必真能落實，有機會踐行的更多是靈活就業者，但這的確是一種真實的情緒。近日，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周小川在一次公開論壇（首屆中國養老論壇）上，捅破了這層窗戶紙。 01 周小川退休以後很少就公共政策公開表態，但一說話就是直言不諱。上一次，他引爆輿論的發言還是在去年2月，主題仍然是「養老金缺口」，當時放的話也很重：「不要認為養老問題還有拖延的機會，以後再做選擇會更艱難。」這一次，有別於主流聲音對年輕人不願繳養老金的嘲諷及批判，周小川對年輕人的挫敗情緒表達了認可與共情。周小川認為，養老金缺口壓力正層層傳導至年輕一代身上，「現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年輕人覺得即使勞動再多，也很難買房、結婚、養孩子，乾脆直接躺平」。「站在勞動者視角，當衡量社保繳費貢獻大於所獲收益時，自然削弱積極性」，周小川認為，在現有名義個人賬戶下，個人繳費實際用以統籌基金，若過度突出現收現付制，即在崗職工繳費支付當期退休老人的養老金，面對持續攀升的撫養比，難免消解年輕人的制度參與意願，甚至激化代際矛盾。周小川說得很明白了，年輕人不願意繳社保，不是年輕人的問題，而是制度設計出了問題。所謂「現收現付制」，是中國社保的一種特殊制度設計。簡單說就是，由於時代原因（社保制度還沒出現），目前退休的老人當年並沒有實繳社保；而現在年輕人繳納的社保，也不會進入個人賬戶以供未來使用，而是在當年度就會「統籌」發給退休老人；而當現在的年輕人退休後，每月領取的養老金，將來自那時候的年輕人繳費。也就是說，當年老人沒繳的那一筆社保，導致中國社保的賬上永遠缺少一筆錢，或者說存在虧空，只能依靠一代代的「代際轉移」來解決。圖/圖蟲創意我曾和身邊的老人討論過這個問題，正在拿退休金的老人對此無不極其敏感，他們無法接受「自己是被年輕人養」這個事實。他們的反駁當然也有道理：我們年輕時為國家做了貢獻啊，工資也很低，那時候也沒社保，我們的養老金是我們應得的。對此，我經常幽幽地說上一句：那也是國家欠你們的，不是年輕人欠你們的。還有老人會說，老人多拿了養老金，不是正好幫年輕人養孩子么，殊途同歸，左口袋進右口袋，又有什麼可以計較的。我還是幽幽地說：很多年輕人的父母生活在農村，根本拿不到多少養老金，他們一直抱怨「幫別人父母養老」。在這個問題上，老人，或者說城市退休老人是現收現付制的既得利益群體，他們的養老金，經常比正在工作的年輕人還高出一截；而相應地，年輕人和中年人就是現行制度設計的利益受損群體。年輕人（也包括中年人）面對的養老金窘境，可謂是「兩面挨耳光」：一方面，他們要為現在的退休老人支付養老金，這導致他們無法真正擁有一個如銀行儲蓄賬戶一般的「個人社保賬戶」；另一方面，現在的生育率正在下滑，當現在的年輕人變老之後，從哪裡找到足夠的新一代年輕人為他們支付養老金。「腹背受敵」之下，很多年輕人自然也就不願意繳社保了，他們對未來缺乏清晰的預期，這也正如周小川所說：「如果我們都不清楚自己能拿到多少基礎養老金，怎麼能苛求（年輕人）不積极參与個人養老金計劃呢？」圖/視頻截圖這當然是一個惡性循環，越多的年輕人（中年人）不願意繳社保，養老金缺口就越大。但站在年輕人的角度，他們的利益權衡又有什麼不對呢？如果不願意承認每一個年輕人作為真實個體的利益權衡，總是要靠「集體利益」「長遠利益」來做輿論綁架，那就是一種PUA。而PUA一旦被勘破，就註定無法持續。我想，這就是周小川此次發言的真意所在：正視年輕人的利益導向，理解他們的利益權衡。只有正視了「年輕人為何不願繳社保」的深層原因，以此為基礎反思和重審現行的社保制度設計，養老金缺口危機才真正具備了得以解決的可能性。 02 周小川在這次論壇上也提出了養老金缺口的解決方案。目力所及，這是我近幾年來看到的最靠譜改革方案了。周小川指出，現階段更應重視「多繳多得、長繳多得」的激勵性，據此，他提出了人賬戶養老金「供一配一」的設想，「等於個人儲存100元，最終賬戶上有200元，並以此作為基數投資」。周小川的「供一配一」設想部分參考了美國養老保險制度「401K計劃」：員工每月從工資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資金存入個人賬戶，企業也按一定比例向賬戶存入相應資金。如果周小川這一想法可以落實，自然可以突破現行「現收現付制」的弊端，重新激發年輕人和中年人的繳納社保熱情。說白了，就是年輕人覺得繳社保划算了、透明了、有未來了，這三者缺一不可。圖/圖蟲創意但周小川在一個關鍵問題上語焉不詳：如果將年輕人和中年人繳金的一大部分拿去「充實個人賬戶」，年輕人的確有了未來；但誰來支付當下退休老人的養老金缺口呢？這才是最為關鍵之處。應對方案無非有三種：即刻推進延遲退休；財政補缺，資金來源可以是國企上繳利潤，也可以考慮定向發債；逐步降低養老金髮放水平，或至少凍結養老金的逐年增長。但是，這三種方案哪一個不是知易行難？哪一個不是地雷陣蛟龍潭？何況，任何一種單一方案都不足以彌補缺口，需要三箭齊發才能真正見效。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周小川的方案說到了點子上，真正解決了年輕人不願繳社保的「動力問題」，但真要落地執行面臨重重困難。幾乎所有人都知道現收現付制潛藏的弊端，但又豈能是說改就改、一廢了之的。 03 周小川的發言並沒有引發多少輿論關注，其中一大原因就是被「搶戲」了。在同一個論壇上，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朱恆鵬的發言引發了軒然大波。他認為，當前社保能擴面的空間是大量年輕的靈活就業者，但這一人群現在參保率、尤其繳費率仍低，「要調動年輕人的參保積極性，要讓他們知道，自己所繳納的費用，家鄉的父母祖輩是能領到錢的」。朱恆鵬的發言在社交媒體上被噴成了篩子，被視作PUA年輕人的最新例證。圖/圖蟲創意本文的唯一男主角是周小川，這裡也無意對朱恆鵬的發言做過多闡發。雖然朱恆鵬的方案也幾乎沒有任何可行性，但他至少有一點說對了：針對年輕人不願繳社保，現行社保制度不改不行了。幾乎所有人都發現了問題，但有些人出於既得利益（比如拿高退休金的城市老人等群體），不願承認問題，不願接受任何付出代價的改革；有些人迴避問題，還想依靠PUA年輕人得過且過（比如某些輿論）；有些人直面了問題，但提出了啼笑皆非的方案（比如朱恆鵬）；有些人提出了可以治根的方案，卻千難萬阻很難落實（比如周小川）。所有人都不知道怎麼辦，這才是問題。但年輕人也應該滿意了，至少周小川提供了情緒價值。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冰川思享號

李濠仲專欄：拜登、川普都「不懂獨裁者」

母親節當天，CNN一則報導說出了拜登面對加薩戰爭的困境，內容提到，自5 月初，拜登因反對納坦雅胡轟炸拉法（靠近埃及邊境城鎮，現有大批巴勒斯坦難民），於是宣布暫停向以色列供給3500枚飛彈，以色列卻繼續布署進攻，拜登隨後再發出最後通牒，強調以色列若一意孤行，美國將直接關閉對以色列部分重要武器的輸送。以色列顯然也沒有理會。這項「武器禁運最後通牒」，回過頭再又受到美國共和、民主兩黨批評，幾乎無論怎麼做，拜登都是錯。站在共和黨立場，他們認為拜登導致了美國和以色列出現史上關係最糟的一刻，另一方面，民主黨也有26名眾議員聯署致函拜登，認為暫停運送武器給以色列，等同於向哈瑪斯等中東恐怖份子發出錯誤訊息，以為美國總統現在傾向了「親哈瑪斯」一方。拜登今天對以色列的最後警告，也被回推認定，原來自二月中開始，他聲稱和納坦雅胡有過多輪通話，其實是無用的，同樣的，他也無法遏制恐怖主義的意識形態，更別說擊敗恐怖主義。到今天，以哈戰爭凸顯的依舊是既有僵局，即，如果納坦雅胡為了「和平」，在約旦河西岸的領土做出任何讓步，他在國內的右翼聯盟就會崩潰。另一方，巴勒斯坦自治政府主席阿巴斯如果在巴勒斯坦人民所認為「不可剝奪的權利」稍有妥協，他也會立刻被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最大派別法塔赫（包括哈瑪斯）視為叛徒。以上兩方的讓步，都可能讓以巴現任領導者垮台，而垮台在專制極權國家，經常意謂「下場很慘」。時間再拉回拜登上任初期，不少自由派媒體都說拜登是民主、跨大西洋主義和國際主義的實踐者，拜登可望藉經驗豐富的外交團隊，體現這些精神，並以一種清醒、理性和現代化的角度，讓美國得以更公平的方式去負起跨國責任。結果，拜登在處理中東問題上，連認可他的民主黨選民都不到五成，自2022年8月阿富汗撤兵以來，拜登的外交政策支持度便持續低檔徘徊在五成以下。如果說，2022年俄羅斯入侵烏克蘭，2023年哈瑪斯突襲以色列，已被視為拜登外交上的敗筆，那麼，這是否就對照出了川普時期的成功，其實也未必。川普在2016年上任之初，曾聲稱要為以色列、巴勒斯坦的和平立下「最終協議」（ultimate deal），當時甚至還有「川普可能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風聲。也就是在他著手中東事務時，再讓所謂的「川普主義」格外受到關注，不少人認為那的確代表了一種簡潔、不感情用事和展現對抗性的特有外交作風。但事實上，川普終究只是把他過去商場交易手段，移植作為國與國的外交談判，且因為他對美國整體經濟和安全利益長期局限在狹隘的概念下，再使其外交政策充滿了交易性質。其中最為人詬病，不就是2019年一名中央情報員舉報，指稱川普曾強烈向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暗示，希望他協助調查拜登的貪腐，以及提供被指由烏克蘭掌握的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伺服器，兩者將決定他是否履行國會授權，對烏克蘭的4億美元援助案。這一舉報，一度讓川普面臨濫權和妨礙國會兩項彈劾，惟藉著共和党參議院多數，兩項彈劾案才未通過。再看川普當年所稱的以色列、巴勒斯坦最終協議。他斡旋的方式，即是透過女婿庫許納，以「美國總統（川普）最信任的人」角色居間傳話，這也是川普任內最常被提及的──施政（尤其對外政策）經常充滿高度人治色彩。川普任內，身邊不乏集結優秀的外交人才，只是，他們所花最大力氣，正是一次又一次試圖將川普的「無政府主義」拉回外交常軌（川普和官員間的緊張關係也是由此而來）。至於當年所謂「最終協議」如何，以哈戰爭已做出最好說明，也就是何來「最終」協議？就拜登而言，他的外交信條，或謂「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就川普來說，則仿若「交易藝術」的國際進階版。但不管是哪一套，事實證明，從俄羅斯的普丁，到巴勒斯坦的哈瑪斯，甚而到以色列的納坦雅胡，專制（獨裁）者的行事，往往超脫了民主美國的思維邏輯。拜登讓美以聯盟數十年來首次出現了裂痕，而川普又難道真的阻止了普丁的野心，或者真的化解了以哈的血海深仇。2019年川普站上南北韓共同警備區板門店，成為首位踏進北韓領土的現任美國總統，他為此自行宣布北韓不再構成核武威脅，到了2023年，金正恩又再次警告，「平壤若『受到核武挑釁』，將毫不猶豫地發動核攻擊。」拜登以「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面對獨裁國家，證明效果不佳，至於川普，他在獨裁者身上所使用的「最終」、「不再」，到頭來也是形容詞大過實際上的意義。 2019年，具生物學博士學位的紐約作家海考克（Dean Haycock）寫下了一本《謀殺心靈》（Murderous Minds），專門討論獨裁暴君如何形成。他提到就性格上，獨裁者首先必須有發展殘酷人格特質的潛能，例如自戀、馬基雅維利主義、偏執狂和非凡的野心，但不是每個這樣的人都能長成暴君，還得有後天環境推波助瀾，一個人才會升起對整個國家的絕對控制欲，這一特定事件所觸發的危險性格，尤其在一個人的童年時期取得發展和強化，最普遍來說，關鍵就在成長於「國家政治制度高度不穩定的時期」。海考克的論述，並以史達林、希特勒、毛澤東和海珊為佐證。前不久，川普的老朋友，福斯新聞主持人漢尼帝公開為川普拉票，說他保證川普若再次當選總統，決不會濫用權力尋求政治報復，有人以為這是漢尼帝背書川普不會變成「獨裁者」，結果川普的回答是：「不會，除了第一天（當選）。」雖然看起來川普的反應很猖狂，但這不也說明了，川普真的不懂什麼是獨裁者，因為沒有一個真正的獨裁者會「只想當一天」，且「濫用權力尋求政治報復」距離獨裁者的統治、征服、折磨和屠殺等特徵，不也還差很大一段距離。如今，拜登、川普面對獨裁者，不可否認各有盲點，甚且，恐怕正因為成長時期完全不同的經驗，才使之難以真正「進入獨裁者的腦袋」去作出判斷、理解和預測對方的行動，他們對真正獨裁者的黑暗性格，難免也都存在美式的樂觀，不管「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還是「交易藝術」都是，只是，就心理學分析，這也算「非戰之罪」吧。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