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是前年。老宋在杭州請幾個老朋友吃飯。我湊巧在杭州，也參加了。 還是九溪的玫瑰園酒店裡。早春三月，孔雀在草地上行走。 第一次見老宋，也在玫瑰園。2010年，那時他鮮衣怒馬，坐行業二把交椅，說要超越萬科。 十幾年一晃而過，行業跌宕起伏。他當年要超越的萬科，陷入各種傳言中，他曾經的兄弟孫宏斌衝上巔峰，又像流星般隕落。 但這些，和老宋似乎已經無關了。他就每天中午晃悠著走過來，坐酒店走廊上抽煙，專註自己的事。他頭髮已花白，遠離聚光燈多年。 飯桌上，大家談論過去的人和事，行業的，家國的。玫瑰園裡談論這些，有點像王小波寫過的一句話，躺在河底，看著潺潺流水、波光、落葉、浮木、空酒瓶： 一樣樣從身上流過去。 飯桌上，老宋隨嘴問一個杭州朋友，這幾年買房掙的有2000萬嗎。朋友笑著說： 托杭州這座城市的紅利，當然不止。 那幾年，杭州整座城都處於搖號炒房的亢奮中。大家都在狂熱地搞錢搞指標，搞房子。 也是那年，杭城的另一場飯局。整整三個小時，杭州幾個朋友都在說誰搖中了一套房子，準備搖什麼房子，動輒都是兩三千萬的房子。 我沒怎麼能說上話。出來時，跟朋友說： 氣氛熱烈，很像2016年年底北京的飯局。 他們不知道，之後的北京發生了什麼。尤瓦爾·赫拉利在《人類簡史》中寫過： 歷史的鐵律就是，事後看來無可避免的事，在當時看來總是毫不明顯。 1 杭州房企濱江被傳將被杭州國企收購的前幾天，濱江老闆戚金興和夫人，在杭州淳安縣胡家坪的山上，接待了濱江的業主們。 戚老闆說，山上空氣清新，人也能保持清醒。 過去兩年，戚老闆和其他房地產從業者，似乎不是一個時代的。 每逢年底，所有民企都疲於應對債務和維權時，濱江都要上頭條——中國房企里最長的春節假，今年是20天。還有幾萬元的全家春節旅遊大禮包，讓多少下崗地產人羨慕得流口水。 疫情期間，普通員工還領到了2萬元消費券。被隔離在家的網友們感覺受到了十萬點傷害，紛紛喊話戚老闆： 能不能安排個工作。 很多房企慕名來拜訪學習，像挖寶一樣挖濱江，甚至喊出了「學習濱江，成為濱江」的口號。但調研了一圈後說，濱江是很好，但真學不來。 它的獨特性太明顯了。 濱江60%土地儲備，在中國房地產市場最好的城市杭州；85%的土儲，在中國最富饒的省份浙江；他們去年拿了33個項目，27個項目在杭州。 這家公司人員高度精幹，流動性很低。2023年濱江1076人管了120個項目，賣了1534億： 人均銷售額1.43億元。 它的合夥夥伴也忠實、穩固。濱江帶著一幫小兄弟拿地，合作開發，有錢，有品質。 它很好地繼承了同城老大哥綠城的營造質量和客戶口碑。但在人均產出、成本控制和周轉速度上，比老大哥做得好太多——幾乎也是全行業最好的。 打個比方，這個行業里老宋的綠城曾以手工定製保時捷為豪；楊國強的碧桂園建起了五菱宏光的自動化生產線；但一回頭，戚老闆在杭州建了一條保時捷的自動化流水線： 生產比你快、利潤比你高、口碑還比你好。 而且直到當下，戚老闆也是房地產老闆里，少有的敢公開表達的人。 在綠城老宋半隱退的日子裡，他一個人扛起了浙江地產商的大旗，直截了當在一些場合里指名道姓地批評同行業績造假，並對市場進行預測。 像同城大哥老宋當年一樣，戚老闆有時金句頻頻。他鬆弛地講著大實話，聽起來像凡爾賽。比如，2023年，濱江最低一筆項目貸款是2.2%，戚老闆說： 有時候我都覺得難為情。 說到自己業績，戚金興說不是濱江猛，而是別人往後退的速度比濱江快。去年他跟我討論市場，他說自己做夢也沒想到，自己竟成為中國民企第三： 排前面的房企都暴雷了。 但他自己對後市非常不樂觀，說房地產的豐產期已經過了： 我現在的戰略是，其他城市再有誘惑力，也不去了，保住現在成果。 很快，他又成為了民企第二。去年在多數房企銷售額同比普遍下滑40%的情況下，這家只偏安杭州的地產商，依然實現了業績持平，坐上了中國地產商第11名的位置。民營房企里規模比他大的，只有： 民企之光龍湖。 龍湖銷售額只比濱江多200億，員工數量，是濱江的二十倍；龍湖的有息負債是1926億元，濱江的有息負債只有360億元。 濱江的負債里，短期負債只有135億，手裡的現金，有327億。 某種意義上，已經沒有比濱江財務更安全、模式更完美、管控更好的民營房企了。 但今年過完年，濱江的合作夥伴們發現，濱江似乎有一些變化。曾以卷死整個杭州聞名的濱江，突然不卷了。 濱江過去的核心競爭力，是工程和財務的高周轉。一拿地，濱江就會集中一切力量，不惜一切成本，和時間賽跑，搶首次開盤的預售證。 但最近幾個月，有地塊濱江拍下來很久了，工地仍靜悄悄。 流言很快找上濱江。 2 時間倒回九年前，2015年的戚老闆，其實和當時的老宋一樣，是個半退休的狀態。 我第一次見戚老闆，也是在2015年。在濱江杭州慶春東路的辦公室里。他坐在寬大沙發上，頭髮梳理得井井有條，穿著藍色襯衣。 濱江是鄧小平南巡講話的產物。戚老闆年齡比老宋小四歲，1992年，30歲的杭州市江干區鄉鎮企業局科長戚金興，8萬元起家創辦了濱江，幸運踏上了中國房地產的順風車。 在杭州，濱江在品質上與大哥綠城的較量，也把這座城市捲成： 中國房產品質最高的城市。 雖然非常卷產品，但每天早上九點，戚老闆都會坐夫人的車到辦公室。每天下午，夫人下班後會到公司接他，倆人一起回家。 和其他房產老闆不一樣，戚老闆極為自律。他沒有應酬，少有飯局，幾十年如一日。 2015年前後那幾年，每個月，戚老闆都要休一個禮拜的假，帶著家人去旅遊，去全國各地，世界各地。他基本是甩手掌柜，項目開工去下，樣板房檢查驗收下。 2015年的戚老闆跟我說，濱江的財務要從安全改為保守： 確保企業安全運營。 戚老闆這麼保守，是因為當時杭州樓市太糟心了。 2013年杭州賣了1326億的土地，創了金融危機以來的紀錄。但第二年，杭州新房庫存就超過了十幾萬套，到了歷史巔峰。 老宋非常頭疼如何去庫存。綠城2009年買的地，很多2014年都沒賣出去，「買房的人都在哪裡？」2014年的一天，他攤開手來這樣問過我。 轉機很快就來了。2015年之後： 杭州全是利好。 阿里巴巴上市，杭州開始從工業經濟向信息經濟的轉型，人口每年都飆漲十幾萬。 2016年9月，杭州又成功舉辦了G20。杭州城市的操盤手，準備用亞運會把自己推向更重要的位置。杭州由此開始了一輪大規模的城市更新建設，拆遷了10幾萬戶。 新增人口需要住房，拆遷戶也需要住房。綠城和濱江怎麼找都找不來的客戶，就這樣被政府、被產業創造出來了。2017年，杭州賣掉了17萬套房子。很多人都是一次性付款。 戚老闆突然就發現，自己已經沒法像老宋一樣隱退、帶著家人出去玩了。因為專註於杭州的他們，好日子說來就來了。 從2016年開始，杭州開始成為中國最熱的土拍城市，房企爭相來到這裡競技。 我粗略算過，2016年到2023年，杭州這八年總土地收入超過1.8萬億，全國遙遙領先。 杭州樓市和土拍市場一直高溫不退，這其中，有濱江的巨大功勞。 從2019年開始，濱江在杭州的土拍市場上，一直斷崖式領先。我粗略算了下，過去八年，濱江在杭州土地市場的總投資，超過了2000億。 濱江因而被戲稱為「杭州第二城投」。因為他們甚至不需要做投資測算，認準的土地，別人敢出價，濱江就跟著舉牌。在前幾年，杭州土地市場的第一定律是： 濱江永遠可以比別人多加1000萬。 杭州城市的操盤手，顯然需要濱江這樣的「城投」企業，來撐起地價。這座城市既要賣地，又要限房價，還不能把房子造得太爛，就只能壓縮開發商的利潤。 開發商只能進行速度比拼了。「杭州城投」濱江這時候的優勢凸顯了——它總能以別人想想不到的速度完成項目審核，拿到貸款，開工，拿預售證。 更重要的，濱江造房子的速度，也讓別人望塵莫及。我的朋友社長寫過，濱江連混凝土，也比別人成型得更快一點。 同樣的時間拿地，別人的項目剛打第一根樁，濱江已經開門賣房子了；別人剛開始賣房子，濱江已經清盤了；政府給濱江批的售價，甚至總比其他開發商高一些。 押注杭州城運的戚老闆，得到應得的回報。濱江2023年在杭州的銷售額超過600億——他們已經連續六年稱冠杭州。 這麼努力了，但濱江這幾年的項目利潤，不超過5%。戚老闆有一年甚至喊出，努力做到1%-2%利潤率。 濱江項目的利潤率，已是全杭州最高。這其實也是過去十年中國房地產的謎案： 利潤去哪了。 3 其實這幾年，外界其實也在質疑濱江。有人公開討教戚老闆，重押一個城市是不是風險太大。建業老闆胡葆森「只有河南」的得與失，就是教訓。 戚老闆回應說，杭州是全國最好的市場了。 那幾年，杭州用數據打臉質疑者，操盤手靠著倒掛紅利，使新房市場維持著熱度。尤其是核心區的高端改善項目，至今仍然熱度不下。 濱江稱自己為高端品質標準制訂者。換句話說，濱江剛好就是吃杭州樓市這口飯的。 但現在，風險還是來了。 2021年年初，戚老闆宣布，在杭州，以限價3.5萬元為劃分，以上和以下各佔一半。也是從這時開始，濱江去了以前不會去的地方，拿了以前不會拿的地。 但2022年開始，杭州外圍市場就明顯冷清了。像崇賢、寧圍這樣曾被吹爆的板塊，都恢復了中介拖著廣告牌攬客的日常。 2023年，杭州外圍市場更是急轉直下，連渠道強大的中介，也沒辦法將客戶拉到案場了。 濱江去的臨平、蕭山臨浦、臨安、富陽甚至良渚、龍塢都成了高庫存重災區。戚老闆引以為傲的品牌效應、人員精幹效應，都在這裡失效了。 以蕭山臨浦臨瀾之城為例，戚老闆緊急調集了公司最看好的營銷高手負責項目推進，但效果還是寥寥。 2023年，濱江以自己的名義拿了15宗地，近10個項目綜合新開盤去化率都低於50%。大江東的河印觀翠灣，總共開盤兩次，去化率到現在也只有27%。 前幾年，杭州高端改善買不到大戶型房子。戚老闆看到了大平層的機會，成為杭州地產商中第一個吃大平層螃蟹的開發商，並最先受益。 剛開始，濱江確實收割了一批頂豪改善客戶。即便杭州整治大平層後，濱江依然與運河集團合作開發錦上灣，項目的商業部分是突破想像力的： 杭州第一個800方大平層。 這個800方大平層在準備入市了，戚老闆定價很便宜。 對大平層，戚老闆也早看到風險，去年就在用力甩了。濱江說有「三大戰役」，去商鋪、去車位、去大平層。 只是住宅都難賣時，大平層就更難了。 另外，這些年，同行對標學習濱江也不是沒有成果。 以前從拿地到拿出預售證，濱江都是最快的。但現在這個優勢已經越來越不明顯了。綠城已經全面趕超濱江了，很多次，綠城剛拿完地，工程車和集裝箱已經運到了工地。 就連外來的建發，也學到了濱江的精髓。拿完地，工地圍擋很快就圍上並貼宣傳欄了。 而濱江一向難以超越的人員精幹效應，也遇到了問題，去年，濱江深陷歐琳假水槽事件，雖然濱江報警並自查是供應商問題，但管理問題是逃脫不了的。 濱江集團的老闆之一朱慧明過去總出席奠基儀式。但這件事後，朱老闆退休了。戚老闆將總裁的權杖，交給了他口中的年輕人： 張洪力。 張洪力1973年出生，早在1997年就加入濱江，是濱江第一位本科生。他已在濱江任職時間長達26年，從基層干起，先後擔任過董辦負責人、項目負責人、副總裁、常務副總裁、執行總裁。 在戚老闆C位指點售樓處的照片里，旁邊緊挨著的總是張總。濱江內部人評價張總，上班最早，下班最晚，做事很細緻。 新總裁帶來的變化也是顯著的。他成立了集團招采中心和監察部門。另外，這家一向工程團隊強勢的公司也更重視營銷了。 濱江也在對標綠城的降本增效。未來，濱江讓同行羨慕的福利待遇，恐怕也要打折扣了。 某種意義上，全國最好的市場，周期只是被操盤手人為拉長了一些；而中國最好的民營房企，也只是補以前缺下的課。 說到底，這個世界是沒有奇蹟的。 4 今年4月29日杭州土拍前一天，錢江新城二期地塊可能流拍的消息就傳遍了。 這天中午，杭州一位朋友找我嘮嗑，說錢二地塊坐地單位想下架，卻下架不了。建發報名了，但遲遲不交保證金。 臨近下午5點截止時間，錢二地塊還無開發商出價。臨近晚上6點半左右，杭州市規劃和自然資源局發布錢二地塊終止掛牌公告，理由是： 經研究決定。 錢二是杭州的面子和里子。過去兩年，杭州這座城市的操盤手畫的餅很大很成功，2021年至今，錢二相繼推出涉宅地塊達14宗，開發商們造得又大又豪，收割了一批又一批富人。 上一次錢二拍地，濱江和城投底價拿了地，錢二總算保住了一點顏面。但現在，這個餅，連濱江都吃不下了。即便錢二操盤手們抬高了地房價差，開發商還是不願上鉤。 眼看著要流拍了，操盤手們只能宣告終止出讓，聽上去要比流拍要好點。 五一前的土拍，其實很明顯。世紀城的地就是出來帶節奏的，地塊不大，總價不高。果然，15家開發商競拍22輪，綠城近14%的溢價率搶到手了。 […]
38歲那年，袁枚做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個決定，辭掉了體制內公務員的身份。 年齡超過了35歲的他，甚至都不用顧忌中年危機。之所以有裸辭的底氣，關鍵還是他擅長理財投資。 靠著萬金田產、萬兩白銀，吃利息，他就活得很滋潤了。平時就是噹噹美食博主，寫寫《隨園食單》，人生不要太愜意了。 袁枚最成功的投資，還是地產。 32歲的時候，袁枚僅僅花了300兩白銀，就抄底了江寧織造隋赫德被法拍的私家園林。300兩，也就是他當官時幾個月的收入而已。 這可能是袁枚一生中最得意的一次投資。以至他70多歲，垂垂老矣時，還在《隨園詩話》無比自豪地寫下，曹雪芹寫了一本石頭記，裡頭記了好多風月繁華的大場面。當中有個叫大觀園的： 那就是我的隨園呀。 曹家的大觀園，在袁枚手下煥發了新生。他是隨園的總設計師，一草一木、一水一石，都出自他的謀劃。位置優越，庭院富麗，放在今天，它都是好的投資標的。 1 大觀園在哪，我們都已經知道了。不過很長一段時間，就算熟讀紅樓夢的專家，對曹雪芹在北京住哪兒，也毫無頭緒。 紅學研究者去過很多地方。北京崇文門的蒜市口，香山腳下的黃葉村，但始終沒有準確的答案。 事情在1963年出現轉機。一位叫張永海的香山老土著，在研究者吳恩裕的採訪下，還原了曹雪芹生前住在香山的細節。 曹雪芹是通過拔旗歸營的途徑，來到香山的，住正白旗，地點在四王府的西邊，地藏溝口左邊靠近河的地方。過去那地方有點荒涼，不時還有狼。很容易找： 那兒到今天，還有一棵200多年大槐樹。 之後，正白旗39號的屋子裡，一面寫滿曹雪芹筆跡的老牆重見天日。這裡正是當年老人指認的位置。人們終於確信，這裡就是當年寫下曠世奇作的小破屋。 很快，圍著歪脖槐樹，北京造起第一座曹雪芹紀念館。 不止是曹氏老宅，過去北京的大街、衚衕、四合院里，槐樹幾乎是標配。北京是中國槐樹最多的城市，人們對北京綠化的定位也很精準： 老宅必有老槐。 蘇軾給朋友寫過一篇10W+文章，叫《三槐堂銘》。朋友的爺爺在庭院種下三棵槐樹，並許下心愿。多年後，朋友的父輩，都考公成功，當上了高官： 歸視其家，槐蔭滿庭。 而在西山，每棵樹都有一百種可能。它可能曾被文徵明寫進詩里，被曹雪芹觸摸過，被溥心畬畫進畫里。它們見過人們見不到的王朝更迭，吸收著西山獨一份的靈性和貴氣。 在西山的另一頭，距離黃葉村10公里左右，一個叫劉娘府的村子裡，有兩棵古樹。其中一棵是槐樹，另一棵，也是槐樹。 兩株古槐都歷經百年。其中一株種下時，中國正值康熙盛世，美國依舊還沒誕生；另一株種下時，辛亥革命槍聲剛剛打響，十幾公里外的紫禁城內，溥儀即將退位，王朝更替就在眼前。 如今村子早已不在。樹還鬱鬱蔥蔥地挺立著，什麼話都不說，自帶滄桑。有一棵老槐樹，連樹葉都長成了「愛你」的心形。 2022年的春天，有一群人來到老槐樹下。他們長久地觀察著兩棵樹的變化，思考著什麼事情。就這樣，過去了好幾個月。 人類歷史的很多重要時刻，都是在大樹底下發生的。菩提樹下的釋迦牟尼參透了萬物即空，被蘋果選中的男人，一砸成名。 在老槐樹底下思考的人們，來自一家叫綠城的企業。樹腳下的土地，被綠城小心翼翼地保護了起來。 網路圖片 類似的事情，綠城干過很多次。 在浙江麗水，綠城保留了原址上的四棵古樟樹。那裡本來是個叫蛙蟆坑的村子。村民戀舊，又搬了回來。在外面打拚的他們，心中有抹忘不掉的綠： 有樹的地方，就是家。 在杭州，綠城為了一棵剛滿18歲的柿子樹，翡翠城的設計原稿一改再改。他們要把樹，還有樹旁的河道、溪流，全部都一一照顧。 這家公司，一直在和土地對話，一直也在聽著土地給的答案。 過去，北京樓市大平層最好賣的定律，被市場驗證過無數遍。但綠城不願意辜負北京難得一見的西山淺山坡地。於是，他們第一次把淺山別墅從江南搬到了北方，做了一個北京罕見的項目： 西山雲廬。 這個項目剛立項，他們就發現了一個棘手的問題。兩棵古槐樹都在項目的土地上。於是，在拿地的七八個月里，綠城就做了兩件事。第一件是論證產品，第二件，是： 保護兩位樹先生。 保護樹先生的故事，我之前寫過一次。保護這兩株古樹的核心任務，是保護古樹腳下的土地。業內人士有個共識，古樹最好不要移植，原土原址，是最好的保護。 因為擔心古槐樹會把自己撐破，他們挖深了樹下的土方。他們找來的專家吵了六個月，做了十二版方案，最終決定給古樹大土方做一個： 壩。 這個壩挖到最後，出現了一個反弧形的垂直立面，深十四米，寬度達到了四十米。要是水平攤開，比一個籃球場還要大得多。 如此大塊裸露在外的土方，對任何開發商來說，都不太容易處理。但綠城論證之後，決定又一次把它交給了面前的西山： 青松四面雲藏屋，翠壁千尋石作梯。 從這一刻開始，保護樹先生的故事，開始變成了另外一個故事。 一個製作巨石崖壁的故事。 2 2023年的夏天，河北、山西好幾家石材基地，都出現了一個奇怪的老頭。 他滿頭白髮，身穿戶外馬甲，拄著一根拐杖，手裡拿著筆，不停在紙上畫著什麼。偶爾和身邊的人，小聲說著當地人聽不懂的話。 老人來自日本，是日本一個骨灰級的庭院設計師，名叫野村勘治。北京野奢酒店天花板悉曇酒店，和日本京都麗思卡爾頓酒店的庭院景觀，都出自他的手。 網路圖片 兩家背景迥異的酒店，收穫的入住評價卻很相似。住過那裡的人都說： 一萬多一晚的房間，光是看著窗外庭院，就能值回八千。 這一次，綠城找到野村勘治，給了他一個更艱巨的任務——在西山雲廬，以古槐樹為中心，打造一處屬於西山的崖壁。 野村出生於1950年，是日本人常說的團塊世代。 如果不是父母反對，年輕時候的野村，可能會成為一名畫家。他在東京農業大學學景觀建築，跟著另一位庭院設計大師重森三玲，實地勘察了很多像金閣寺、龍安寺這樣的國寶級庭院。 野村對山水畫的認知，啟蒙於日本畫家雪舟。 雪舟曾是明朝時留學中國的藝術生。遊歷了中國的名山大川，在山水畫上，師法學習了宋朝著名山水畫家馬遠和夏圭。 實際上，讓日本人慾罷不能的枯山水庭院，一直是以唐宋代山水畫為母體的。 京都的大德寺大仙院，全庭景色是根據北宋郭熙《早春圖》來布局的；名古屋的很多著名庭院，也都是南宋玉澗的畫風。 從雪舟開始，野村也對中國唐宋時代的山水畫，尤其是南宋的山水畫，心生嚮往。在他看來，南宋山水畫色彩由濃重趨向清淡，雖然不像北宋畫得那麼深邃，但大量留白，更有： 禪宗的味道。 年輕時候的野村，一直都想來中國，像雪舟一樣，看看馬遠和夏圭筆下中國的山水。不過他第一次來中國，已經是46歲了。 2006年，野村應上海一家五星酒店邀請，來到中國做了他第一個庭院作品。 悉曇酒店的庭院，則是他在北京的第一個作品。也是因為京都麗思卡爾頓和悉曇，綠城決定邀請這位庭院設計師，來做西山雲廬的崖壁。 這是野村從未見過的原始場地。與京都庭院式的精巧不同，綠城這塊壩的尺寸，是龐大的。隱約流露一股蒼勁硬朗的氣勢，帶著歲月感。 看完現場，野村馬上想到了宋代山水畫，尤其是那幅北宋畫家范寬的： 溪山行旅圖。 不止是范寬，夏圭、馬遠的畫，也像放電影一樣在野村眼前逐幀閃現。 他意識到，面前這幅反弧面的崖壁，像極范寬巨碑式山水畫的捲軸。他決定用立體的石頭，堆疊出一幅中國山水畫，用來致敬他一直熱愛的中國前輩大師們。 七十多歲的野村沒有怠慢。做崖壁最重要的是石頭，為了找石頭，在去年夏天，他一路從北京房山、輾轉大同靈丘，再到保定曲陽，他甚至專程跑到山東，去了一趟泰山。 他要找的石頭，得填充《溪山行旅圖》那般的空間感，顏色、肌理、褶皺，石頭之間高低錯落，都能互相照應，還有馬遠和夏圭筆下的留白。 日本的造園技藝，其實也發軔於中國唐宋。他們第一本系統園林理論書《作庭記》，開篇就講堆砌石頭的重要性。首先要找到相符地形的自然山水，考慮主人意願，融入作庭家的思考，對石塊排列。 野村也確實是這麼做的。 原生的石頭，把一生的命運都寫在了模樣上。對設計師來說，選石頭得靠敏銳的洞察力，需要和石頭對話，才能創作出石頭之間彼此呼應的陣列。 但這種創作手法，在中國已經不多見了。在中國現有的園林里，也找不到類似的疊石方式。 綠城給予了這位大師最大的尺度去創作。從一開始，綠城中國北京城市公司總經理陸建強就對他們自己的設計師說： 你們統統後退，給老師空間。 野村花了近半年，挑選了28塊原石。最大的一塊，竟然切割後仍達到21噸重。它們的紋理和顏色，甚至是表面上的褶皺，都經過嚴格的審視。 網路圖片 比起人工工藝，原石是未知的，最後的崖壁，有時候也沒辦法和設計稿完全吻合。但對於野村來說，疊石頭的過程，也是一種再創作，也充滿著各種驚喜。 這位75歲的老人，為了盯緊施工工程，在北京最冷的12月，穿著棉衣棉褲，在石壁腳下扎了個小帳篷。 這一盯，就是小半年。大多數時候，懸吊一塊石頭，在空中幾厘米幾厘米地調整，就得用上一整天的時間。放上對應位置，安裝又得再花上一整天。 最大的21噸原石，就算整個北京荷載最重的吊車，也沒法吊起來，他們只能現場把石頭小心翼翼地切割成兩塊，再把這兩塊石頭，堆疊在崖壁上。 4月底，崖壁終於完工。一副雄渾遼闊的、讓人看得心生敬畏的《溪山行旅圖》，在所有人面前呈現了出來。 3 五一節後，西山雲廬的巨石崖壁，褪去了最後一層罩紗。為了這個時刻，西山雲廬已經等了整整兩年。 崖壁的全貌，會透過巨大的落地窗，在三面環繞的下沉空間毫無保留地呈現。下沉空間是西山雲廬的會所。綠城為會所取了好聽的名字： 雲在庭。 1300多年前，杜甫到成都躺平，在江邊的亭子里曬著太陽，寫下： 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 王小波也說過類似的話，他寫到：在我一生的黃金時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愛，想吃，還想在一瞬間變成天上半明半暗的雲。 一個能看樹、看書，看雲，看石，看流水的地方，對於一個北京人來說，簡直是奢望。但綠城在西山雲廬，做到了。 網路圖片 雲在庭面對的，就是古樹崖壁瀑布景觀。崖壁有兩條瀑布，左邊的叫「祥龍瀑」，取法自峨眉山的「一線天」；右邊那條瀑布，名叫「龍門瀑」，取法自中國古代的傳說： 鯉魚躍龍門。 山石和水流，得有華山和萬里江湖的氣勢。像文震亨在《長物志》里說的： 一峰則太華千尋，一勺則江湖萬里。 網路圖片 崖壁和瀑布的畫面，又分別用元寶石、鯉魚石、龍頭石劃分出了三個層次結構。巨石堆疊的山巒，最終匯聚於右邊龍門瀑布最上部的「龍頭」。 在中國的山水語言里，這些都對應著人生的不同階段，表達了不斷向上飛躍的願望。 在會所云在庭的各個空間里，從不同角度不同季節，每個人看到的崖壁和瀑布的景觀，也各不相同。 西山雲廬所在位置西山，這裡一年裡有一半的時間，天藍得不像是在北京。春天細雨，夏天昭陽，秋天紅葉，冬日瑞雪，都是面前這幅立體山水畫的共創者。 就算一天的不同時辰，石頭也有日晷一般的陰翳流轉。墨色深深淺淺，讓這副中國山水畫，有了跳動的韻律。 網路圖片 陸建強說，他最期待的是冬天，從地下三層泳池邊上的落地窗向外看，雪落在石上，水汽氤氳，泳池宛如仙境。 我以前說過，綠城是一家讀過書的公司。他們在這裡要做的，也不止是運營健身房、游泳池、私廚餐廳的會所，他們要為雲廬別墅的主人們，還原一處與西山、與歷史對話的場地。 網路圖片 放在整個行業里看，綠城做的會所，都是特立獨行的。同行造會所，以歐洲南美的奢石裝飾，數十種不帶重樣。 而西山雲廬，扒拉的是老祖宗箱底，用的，是28顆長滿青苔，渾身包漿的石頭。有一次選石，野村看上的，竟然是一個河道里被洪水沖刷下來的亂石。 同行做會所，還喜歡放西洋畫和藝術裝置。但綠城放的，是崖壁、瀑布，古槐樹，和四庫全書。 會所的地下一層，是文瀾書院。裡面存放著一整套完整的影印版《四庫全書》，有1559本。 網路圖片 這套《四庫全書》，是綠城創始人宋衛平在自己資金最緊張的時候，捐資三千萬給杭州出版社，請他們修繕出版的。 在古樹和古書下，已經有了專屬的文化社群組織，西社。今後，一批批文化界大家，將在這裡交流思想。 中國最早的會所活動，也是從宋朝開始，有了雛形，名曰雅集。 在雅集里，那時的知識分子，找到了比權力和財富更高的價值。一代代人追尋西園雅集圖中的畫面，其實也是在追求自由放鬆的精神世界。 野村說，對崖壁的空間營造，他期待能夠讓人們重新反思，自己本身的能力和強大。 作為團塊世代，野村年輕時趕上經濟低谷。不過跟著重森三玲學習作庭，他已經和石頭打了半輩子的交道。 在30歲之前，他一度想辭掉工作，專心搞藝術。但摸的石頭越多，那種焦慮和迷茫慢慢消失了。石頭身上的歲月感，給他灌輸著振奮的力量。 半個世紀里，野村的職業生涯隨著日本經濟的高漲和低落，上下浮沉。他說： 時代的好壞，其實不重要。 […]
4月28日下午，病毒學家張永振的航班，降落在上海虹橋T2航站樓。 本來團隊成員陳燕玫準備開車來接他，但她沒有出現。這位研究員正被關在張教授團隊的實驗室里。張教授的其他學生，則被攔在實驗室門外。 在此前的25號那天，實驗室所在地上海市公共衛生臨床中心的一名副院長，帶著保衛科長及幾名中心幹部，通知所有工作人員有急事兒，要開個會。 領導在會上宣布，這裡的實驗室要進行改造裝修，必須在2天內全部搬離。在現場的一名研究員說： 整個通氣會一共開了1分鐘。 領導們隨後匆匆離開，留下一臉懵逼的眾人。 一個超過500平方米的實驗室，器材、設備、冰箱、樣本數量都沒統計的實驗室，要如何在2天內搬完，大家不知道。 陳燕玫在釘釘上詢問，得到的回復是，要他們暫時搬去另外一名教授那裡。 陳燕玫有點蒙。且不說2天的時間太短，他們做的是病毒研究，新的實驗場所符不符合要求，是不是應該提前詢問一下當事人的意見？ 已經沒人回復她了。 恰逢張永振出差廣州，陳燕玫決定老師回來之前，都住在實驗室里。出乎意料，兩天的期限一到，實驗室大門立即被關閉了。 出差回到上海的張永振開車來到實驗室門口。和保安對話無果後，這位馬上60歲的著名病毒學家做了個決定： 睡在實驗室門口。 一堆紙殼，一床被子，一個枕頭。紙殼是學生們在中心裡收集的，被子和褥子是陳燕玫從實驗室樓的縫隙遞出來的。 夜色中，只有實驗樓外昏暗的燈光閃爍。保安們用手機刷著抖音，聲音很大。上海開始下起了雨，張永振想向有遮擋的方向靠近一點，也不不容易。 那晚，他的被子濕掉了。 實驗室門口，張永振躺了3天2夜。期間，公衛中心的領導來過一次，讓張永振回去，別躺了，其他什麼也沒說。 輿論發酵後，4月30日晚，張永振拿回了門禁卡。5月1日早上，學生們也回到了實驗室。 我問這位2020年《Nature》雜誌年度自然科學領域十大人物，躺實驗室門口時想了些什麼？他搖了搖頭，說一夜難眠： 但沒關係，這幾年也都睡得不好。 1 能成為《Nature》雜誌年度十大自然科學領域人物，還得從四年前另一個夜晚說起。 2020年1月5日凌晨2點，正準備睡覺的張永振接到學生陳燕玫從北京昌平打來的電話。她告知張永振，武漢送來的樣本數據經過分析： 發現了類冠狀病毒的序列。 張永振一直在關注肺炎。他曾經參加抗擊非典疫情，一直認為經呼吸道傳播的疾病，一定會成為人類世界的大威脅。 因此，2014年前後，張永振就和武漢疾控中心、武漢中心醫院建立了合作關係。當有不明原因肺炎出現時，對方就會將樣本送往張永振的實驗室進行檢測。 12月中旬，張永振就聽說武漢出現了不明原因肺炎。但彼時恰逢妻子去世，張永振還沒精力關注。 之後，上海中山醫院又發生了不明原因的腹瀉，張永振被指定進行研判。因此在疫情爆發的初期，他和新冠病毒擦肩而過。 時間到了1月3號，剛過完生日的張永振收到武漢市疾控中心的生物樣本，及武漢市中心醫院呼吸科醫生們採集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人灌洗液樣本。 兩名助手宋志剛和吳凡開始進入p3實驗室處理樣本和核酸。其他人開始建立文庫，進行高通量測序。北京的陳燕玫，則負責進行數據分析。 5號的凌晨，他接到了陳燕玫的電話。那天凌晨，張永振讓陳燕玫別睡了，連夜把全部基因序列都做出來，並讓一名在北京的同學趕去給陳燕玫幫忙。 第二天早上，張永振團隊就獲得了新病毒的基因組序列。分析後大家發現，這是一種人類尚未發現過的全新病毒。 張永振立刻給自己的合作夥伴，武漢中心醫院呼吸內科的主任打去一個電話，詢問病患情況。結合合作夥伴的反饋，張永振得出了判斷： 這是一種新型冠狀病毒； 經呼吸道傳播； 致病性和公共衛生風險高於高致病性禽流感。 同時他建議，公共場所採取防控措施，臨床上使用抗病毒治療。 一夜沒睡的張永振馬上上報。他找到時任上海市公衛中心的負責人朱同玉，告訴他這件事非同小可，請求他馬上通過最高渠道上報。 而後，他又通過各種渠道，向上海市政府和國家疾控和衛生部門進行彙報。 這一天，他也為新病毒註冊了GenBank。 次日，張永振回到北京，為剛剛去世的妻子選好墓地，又將總結好的關於新型冠狀病毒的論文投給了《Nature》。 1月8號，張永振親自去了一趟武漢，到武漢中心醫院和一線醫生了解情況。這更加深了他的判斷和憂慮。 9號，他接到了《Nature》編輯打來的電話，問他能不能公開序列並發表文章預印版。張永振怕被人說搶發論文，拒絕了預印版。公開序列則表示自己要考慮一下。 張永振想了很久。11號，他臨登上飛往北京的飛機前，再次接到合作夥伴打來的電話。對方告訴他，香港等地已經出現了疑似病例，希望他能儘快公開序列。 張永振用了不到一分鐘時間來思考，最終決定授權合作對象在網路上公開全部序列。 這一分鐘，挽救了這座星球上無數人的生命。 後來推動研發出新冠mRNA疫苗的德州大學教授麥克米倫這樣評價張永振的工作： 公布基因組序列的那一刻，發令槍就響了。 2 2020年2月，國家疾控中心傳染病所收到一份來自上海公衛中心的商調函，希望將該單位的研究員張永振，調往上海公衛中心全職工作。 張永振2018年就在公衛中心兼職工作了。根據當時的合作協議，張永振將和公衛中心展開合作，為期5年。 公衛中心當時的領導朱同玉和盧洪洲非常看重張永振的工作。儘管他沒有院士這種閃耀的頭銜，但沒辜負兩位領導的期望——從2018年到2020年，張教授帶領團隊以公衛中心的名義，在《Cell》和《Nature》上各發表了3篇文章。 2020年，張永振決定接受兩位領導邀請，前往上海公衛中心全職工作。 當年10月，張永振出現在上海公衛中心擬錄用的公示名單中。國家疾控中心也辦理了張永振教授的調離手續。 彼時張永振受到了公衛中心的禮遇。主任朱同玉將自己辦公室讓出來給張永振。無論是實驗室改造，還是招收學生，申請宿舍，張永振都得到全力支持。 但兩位領導從公衛中心離職後，張永振覺得氣氛有一些微妙了。 他的人事關係被卡在了半空，公衛中心遲遲不為他辦理入職。學生們發現自己的實驗開始變得並不順利。申請材料、宿舍等小事開始屢屢受阻。 就合作協議到期時間及勞務費等問題，公衛中心也和張永振產生了爭議。公衛中心認為協議開始於2017年10月，到2022年10月就已經終止了。現任領導說： 張永振就是賴著不走。 張永振卻認為，協議實際簽署於2018年3月，實際到期時間應該是2023年的3月： 我2018年4月才辦的銀行卡，用來收勞務費。 當初的協議，雙方都沒有寫明日期。 公衛中心依舊按2022年10月的日期，在此之後停了張永振的OA許可權。隨後，上海公衛中心向國家疾控中心退回了張永振的檔案，但檔案被拒收了。 因為到期時間的爭議，協議中規定的勞務及研究費用也停發。張永振認為公衛中心欠了團隊近千萬勞務費和實驗經費。 拋開合作協議額，張永振認為自己明明是事業編製，人事調動是公對公行為。結果乾了幾十年，快60歲了： 編製莫名其妙沒了。 因為曾患有甲狀腺癌，張永振每天都需要服用藥物。此外，他還患有嚴重的靜脈曲張，也一直拖著沒去醫院做手術。因為編製沒了，他的醫保停了，社保也停了。 至於實驗室改造，按照張永振的說法，實驗室根本不需要改造，因為整個實驗室落成是在2020年，這才過去幾年？ 在他的實驗室同一棟樓里，還有一個P3（生物安全三級）實驗室。P3實驗室剛剛才通過國家認可委專家現場評審測試。這又需要改造什麼？ 一句「賴著不走」，讓張永振心寒。他說如果不是檔案和勞務費等問題，他早想離開這裡。但這些問題，一直沒人出面和他溝通。 3 張永振很簡樸。 一條已經磨掉色的皮帶，一塊戴了10年的手錶，一雙已經磨掉底的皮鞋。 他幾乎沒有什麼個人愛好，唯一愛好就是工作。每天張永振都會在8點前趕到實驗室，然後一直忙到晚上十一二點，再回家。 每一個學生的實驗，張永振都會親自把關。學生們說，在張教授的實驗室，除了春節： 沒有休假、沒有雙休。 按理說，這種遠比996強度還大的實驗室，很難讓現在的年輕人呆得住。 但奇怪的是，張永振似乎有種獨特的魅力。陳燕玫是中山大學為了吸引他幫他招收的研究生，一路跟著他從國家疾控中心到了上海。 宋志剛原本是公衛中心的正式員工，卻跟著一個「兼職」教授走到最後。 還有很多學生來自復旦。這些天，這些學生都一直跟陪在張永振左右。 有位復旦生命科學院的在讀博士本來不打算讀碩博的，直到遇到張教授。 這位博士說，很多團隊都是什麼火做什麼。但像張永振這樣一直在病毒學領域深耕多年的，非常少。 和很多教授不一樣，張永振沒有任何留洋經歷。本科是石河子農學院，學的畜牧專業。畢業後又在新疆兵團做了6年的行政工作，甚至管過拖拉機。 1998年，張永振博士畢業。但直到2005年才發出自己第一篇SCI。在很長一段時間裡，他的實驗室連台像樣的PCR機器都沒有： 唯一一台進口PCR儀器，還是從別人那裡借來的。 但張永振之後在全球病毒學界享有盛譽。他曾帶著團隊發現了5500多種新病毒，多次在全球頂級期刊上表論文。國家疾控中心評價他的工作： 填補了病毒進化上的主要空缺，改變了病毒學的傳統觀念。 儘管沒有任何留洋經歷，但張永振能說一口流利的英文。他那間小辦公室里的桌子上放著一本牛津英漢詞典。 這位土生土長的中國科學家，有著濃厚的家國情懷。 當初《Nature》將他評選為年度十大科學人物時，他曾有過一段不能明言的抗爭，在個人榮譽和國家形象面前，堅定選擇了後者。 他記得自己第一次出國時，在澳大利亞看到現代化畜牧業的震撼。當地一雙皮鞋也要幾十澳元。而他當時的工資，也就100塊錢。後來他才知道，一個剪羊毛的女工： 一天就能掙80。 這麼多年來，他始終記得這種差距，有一種強烈想追上發達國家的迫切感。 張永振說，最大的遺憾，是自己的科研工作被耽誤。 他躺在實驗室門口的照片，像一幅油畫。江湖夜雨，昏暗的燈光，若無其事的保安，拍照的學生，及躺在紙板上的張永振。 他要守護的，是他的生物安全實驗室和樣本，作為病毒實驗室，室內要處於負壓。 一旦壓力增大，內部氣體泄露出來，那就要出大問題了。 網路圖片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獸樓處
張蘭此前不知道50歲會是個門檻，直到今年4月初，工地上的財務告訴她，因為她50歲了，工資發不下來。 財務說，項目部有規定，女性超過50歲不能在工地務工。張蘭的銀行卡和身份證報上去，被項目部駁回。 近三年，張蘭先後在三個交通項目工地食堂做飯，但從不知道工地上對年齡有如此明確的限制。 實際上，她遇到的門檻早在幾年前就已存在。2019年起，上海、天津等地針對60歲以上的建築業男性農民工和50歲以上的女性農民工發出了「清退令」，禁止超齡農民工進入建築業工地。 全國多地發布建築業清退令相關話題曾登上微博熱搜 到2022年3月，「清退令」蔓延至深圳、江蘇泰州、江西南昌和湖北荊州等多個地方。 受「清退令」影響的並非張蘭一人。根據國家統計局2024年4月30日發布的《2023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下稱「監測報告」），2023年全國農民工總量2.9753億人，其中50歲以上的佔30.6%，共9100多萬人。 華中師範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王歐告訴鹽財經，從人口學來看，上世紀50-70年代早期，是中國人口出生的高峰，尤其是農村人口。因而未來10-15年，隨著這一高峰期出生的人口已經或陸續進入老年，大齡、超齡農民工這個群體，規模很大。 而這些人將陸續或已經受到「清退令」影響。 「監測報告」還提到，2023年建築業農民工就業人數減少650萬人。可在此現狀下，還有4581萬農民工從事建築業，建築業仍是吸納農民工就業的第二大行業。 2018年-2023年全國農民工規模及增速/圖源：國家統計局 建築業「清退令」的出台，最初是為了減少超齡農民工在工地上的傷亡事故。 2019年，上海在出台「清退令」後，上海市建設工程安全質量監督總站安全科科長崔勇對此回應稱，2018年全年建築業安全生產事故造成死亡的人員里，超過60歲的佔比達到15％，而當時建築從業工人中，超過60歲的佔比僅有1％。 但張蘭並不理解，只在食堂做飯的她，應屬於後勤人員，50歲的年紀，有何危險？財務給不了她回答，只說項目部如此規定，他們也沒辦法。 「50歲離領養老金還有10年，不打工怎麼辦呢。」財務跟她感嘆道。 01 農民工沒有退休一說 張俊男的父親也是從今年開始找不到活的。過往二十幾年，她父親通過在工地上支模、扎鋼筋，撐起了一家四口人的生活。 但他今年到了60歲後，突然間沒有工地願意要他。「因為他過了60歲沒法買保險，而且那些正規工地上都要點名，他混不過去。」張俊男告訴鹽財經。 她剛讀大一，還是花錢的年紀，大她12歲的姐姐早已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沒有餘力幫他們。 張俊男想給父親找份工作，但她在求職軟體上看了很多，「基本不要60歲以上的，在我們小縣城，適合60歲以上老人的工作也很少很少。」 焦慮的父親想不明白，自己還能幹活，怎麼就超齡了。張蘭同樣不解，50歲的她根本算不上老人，家裡的孩子都沒有成家，怎麼突然就超齡了？ 頂著炎熱天在工地上工作的老年農民工/圖源：視覺中國 某種程度上，超齡是城市的標準。 「超齡的標準線，是按照城市退休工人來定的，但農民沒有退休意識，也沒有和城鎮職工一樣的退休保障。」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夏柱智告訴鹽財經，農民都是干到干不動了才停下來，沒有退休一說。 「清退令」中，關於男性60歲和女性50歲的標準線，實際上是按照《國務院關於工人退休、退職的暫行辦法》（下稱「辦法」）確定的。 「辦法」第一條規定，「全民所有制企業、事業單位和黨政機關、群眾團體的工人」符合「男年滿六十周歲，女年滿五十周歲，連任工齡滿十年的」應該退休。 4月6日，武漢大學社會學院院長賀雪峰對此發文分析稱，退休意味著可以領退休金，但實際中，建築業「清退令」禁止超齡農民工進入，卻並未給農民工辦理退休退職手續，沒有發放城鎮職工標準的退休金。 賀雪峰認為，事實上，「辦法」要求退休的對象並不包括農民工。因此，禁止超齡農民工進入建築行業，在一定程度上是對農民工利益的實質性損害。 這一點，跟蹤研究農民工10餘年的王歐也有同感。 「針對清退令，我們要追問的是，現在建築工地勞動力的年齡結構到底是什麼樣子？」王歐告訴鹽財經，目前建築業勞動力中，主要以大齡農民工為主。 「監測報告」也指出，全國近3億農民工中，50歲以上的佔比最多（30.6%），9100萬人。但在10年前，境況並非如此。 王歐還記得，2014年的農民工佔比中，新生代農民工超過50%。當時，他有個預感：新生代農民工會越來越多，老一代農民工逐漸退出勞動力市場。 江蘇海安：建築業勞動者/圖源：視覺中國 可現實的發展超出他的預料。「沒過幾年，特別是2018年以後，新生代農民工的佔比一直在下降，老一代農民工反而在增加，比重超過50%，這個群體未來數量還會增多。」王歐說。 這跟現實中負責建築業招工的包工頭的感知一樣。 老郭在武漢當包工頭10多年，他告訴鹽財經，建築這個行業「50-60多歲的農民工是主力，現在根本沒年輕人做這個事情。」 王歐說，「清退令」本意是為了保護勞動力，「但實際有那麼多大齡、超齡的勞動力在建築業工作，（所以）這樣的政策反而有一個排斥作用」。 02 離開工地去哪裡 2022年初，多地出台「清退令」引發輿論關注後，當年5月，國家發改委就業司發文表示：對待超齡農民工不能「一退了之」，理應有周全的政策考量。 有些地方的「清退令」的確給超齡農民工預留出了彈性空間。如天津市住建委下發的相關通知中，雖然明確禁止施工單位與60歲以上男性和50歲以上女性農民工簽訂勞動合同，但同時，還規定「因特殊情況確需安排或使用超齡建築工人的，施工單位應當對超齡人員健康證明（健康證明有效期為1年）進行核驗，並根據項目具體情況合理安排工作崗位」。 可現實中，建築企業尤其是大型企業為了合規，對待政策「都是就上不就下…這樣就能避免地方政府問責，萬一出了問題，它可以說僱傭完全是合法合理，有政策依據的」，夏柱智說。 像張蘭就職工地所在的省份並未出台過任何建築業「清退令」，但她所在的項目，根據企業的規定，仍舊依照「清退令」執行。 不過張蘭的遭遇還沒到最壞的一步。得知她因為超齡無法領取工資後，財務提供了解決方法：讓張蘭找一張沒超過50歲人的銀行卡和身份證，替她領工資。 牽扯到後續的工資，旁人信不過，張蘭最後交了自己兒子的銀行卡和身份證上去。 但張俊男的父親沒有這麼幸運。實在找不到正規工地上的活後，她父親跟著一個管工地的堂哥去了外地，平時工地上有什麼雜活、零活就讓他干，沒有歇著。 「但這種零工或黑工，沒有任何保障，不能買保險也不能簽合同，出了事只能自己擔著。」張俊男說。 這種零工或黑工，沒有任何保障，出了事只能自己擔著/圖源：視覺中國 不能買保險加劇了建築業不敢用超齡農民工的不利處境。夏柱智告訴鹽財經，按照城市的標準，到退休年齡後，就失去了購買工傷保險的資格。 而對僱傭方而言，不能購買工傷保險的超齡農民工會使其承受很大的風險，不敢用。 不過，針對這一困境，不少地方試圖做出改變。 據北京日報2023年末的報道，安徽省、上海市、海南省、湖北省等多地發布相關通知和意見，明確進一步擴大工傷保險覆蓋範圍，擬將超過法定退休年齡就業人員等群體納入工傷保障。 這意味著超齡農民工在工地繼續幹活，仍舊可以購買工傷保險。 但這沒有改變「清退令」帶來的附加後果。 「『清退令』的後果就是部分超齡農民工失去了就業機會，他本來可以干，但現在不能幹了。」夏柱智說，工地上原本有一些模糊地帶，就算超過60歲也可以工作，只是名字不能出現在登記簿上，「掛一個你老婆或者孩子的名字，這在工地上都可以變通」。 但「清退令」嚴格執行後，需要刷臉實名驗證，要經常督查，工地就很難僱傭超齡農民工。 不過，包工頭老郭說，他現在還是會招超齡農民工，方法就是借用他人的身份。碰上有人督查，就讓超齡農民工歇著。項目部發不了工資，他就想辦法給發。 張蘭也是被幸運地變通了一下，但最終結果如何，仍不可知。上交資料已經一個多月了，工資還沒發。 而且，財務通知了所有人：前兩個月工資發下後，再迴轉給老闆，之後再跟其他月的工資一起發。這麼做的理由並不清楚，張蘭問了工地上其他工友，他們說這不是什麼新鮮事。 王歐告訴鹽財經，張蘭經歷的這種變通雖然可以保住工作，但也埋下了隱患。之後如果出現什麼勞動糾紛，例如欠薪或發生工傷，就很難去證明自己的勞動關係，大概率只能自己承擔所有意外。 可為了生活，因「清退令」離開工地的超齡農民工，並不會就此回家養老。「要麼去做保潔保安，要麼回家在縣城的小工地上幹活」，夏柱智告訴鹽財經，清退令影響的是農民工中的弱勢群體，他們在勞動市場上找不到其他工作，只能憑自己的體力吃飯。 王歐和學生們做過「清退令」後超齡農民工的去向調查，發現他們的選擇主要有三： 極少一部分回家務農，另一部分是回老家，但不務農，而是等待別的工作機會。剩下大部分動用自己多年來干建築形成的工友網路和包工頭網路，換一個沒有「清退令」的城市或工地，繼續干建築業。 此外，王歐和學生們還發現，被「清退」的超齡農民工因潛在失業，開始大量進入零工市場。 「如果這些人身體健康，零工市場是很歡迎他們的，因為他們能吃苦耐勞，任勞任怨，而且他們往往不是一個人，而是幾個人，有一個小的同鄉網路。」王歐說，但這會衝擊零工市場，跟那些零工市場主力——大齡單身男工群體搶活。 而很多人不解，為什麼這些已經超齡的農民工非要工作不可？ 03 要繼續掙錢 張俊男把父親找不到活的事情和由此帶給全家的焦慮分享在了社交平台後，評論區有不少人在問：60歲不應該退休了嗎？ 但張俊男知道，父親沒法退休。 「花錢的地方很多，我上學是一大筆費用，日常消費也得花錢。我父母關係很不好，經常會因為錢吵架，所以我對錢非常非常敏感。」張俊男說，父親是家裡的經濟支柱，自從他沒法在工地幹活後，家裡人都變得很焦慮。 她說，母親今年54歲，身體不好，待在家裡。這兩年，家附近在開發一個旅遊度假區，母親有時會去那邊干清潔零工。 家裡雖有點土地，但都是些靠近廢棄煤礦和坡度比較大的，「土壤差，種起來也不太方便」。 而且，「不知道為什麼，這幾年農業收入很低，掙不到錢，有時候收成或是糧價不行的話，還會虧」，所以，「現在就是種點蔬菜自己吃，其他的很少，划不來。」張俊男說。 張蘭也無法在50歲就直接退休。雖然張蘭一雙兒女都已畢業工作，但她沒法就此賦閑在家。因為兒子去了大城市工作，在當地買房結婚成了一家的重擔。 圖源：視覺中國 十多年來，張蘭干過各種活，餐廳服務員、賓館保潔、棉花採摘員……直到三年前找到這份工地上廚師工作，她拿到了遠超當地水平的工資，覺得可以好好攢點錢，沒想到今年被突然通知已經超齡。 儘管她暫時靠變通保住了工作，但「上面」跟她說了，最多干到今年底，她就得走。而之後去哪裡、幹什麼，她毫無頭緒。張蘭清楚，因為自己是文盲，幹不了需要文化的工作，而像工廠、工地等工作，她的年齡已是障礙。 未來的活計不可知，但有一點張蘭非常清楚：要繼續掙錢。 「現在大量的大齡、超齡農民工，還在為他的子代，甚至孫代勞作。」王歐告訴鹽財經，現在的一個趨勢是：農村蓋房不行了，都要到縣城或到發達點的鄉鎮買房。 「這是子女結婚的條件」，王歐說，他長期跟蹤研究的幾個農民工都在縣城給孩子買了一套房，基本上是父母付首付，「幾十萬很正常，有的父母還會供房貸」。 此外，在縣城買房後，往往是奶奶去陪孫子讀書。他們的子女在外打工，有自己的壓力，往往是大齡或超齡農民工父母承擔在縣城很大一部分的生活成本。 「所以這些人他只要還能掙錢，不管60歲還是70歲，他們根本都來不及考慮自己養老的問題。」王歐說，「他們會把養老、醫療的需求推得很後，等待著未來不確定性的到來。」 儘管他們不把養老問題排在前面，但養老最終還是會成為不得不面對的問題。 夏柱智認為，超齡農民工仍去工作，某種程度上也是在解決他們自己的養老問題。 「如果他們現在不掙錢，到了干不動活的時候，養老就成問題了，靠養老金是解決不了養老問題的，靠子女也不是他們的選擇。」夏柱智說，很多農村老人不願意讓子女去掏錢，他們都是自我養老，還恨不得把自己掙的錢都給子女。 04 超齡農民工的根本問題是養老 如果超齡農民工被建築業清退，又難以找到其他工作，剩下的幾乎只有退守農村一條路。 張蘭告訴鹽財經，儘管家裡有幾畝山地，但種地是最後實在找不到工作時才會考慮的選項。 不過隨之而來的問題是：種地可以解決養老問題嗎？ 夏柱智認為，種地可以解決已沒有太大支出的高齡老人養老問題，但前提是村裡有較豐富的土地資源。「而一些低齡農村老人，一是自己還需要消費，二是還要幫扶自己的子女，光靠種田是不可持續的。」夏柱智說。 他以自己老家為例，「我家是湖北陽新丘陵山區，那邊戶均不到5畝地，而且有一半是旱地，沒什麼產出，還不好種。」夏柱智說，在這種地方種地解決不了養老問題，最多只能種點口糧和蔬菜，沒有收入。 「而在有些地方」，他繼續說道，比如湖北恩施山區，一戶有5~10畝土地，這些土地可以種茶，一家種5畝茶，就有1萬元收入，可以供養兩個老人。 湖北恩施：土家「藤茶」/圖源：視覺中國 武漢大學社會學院院長賀雪峰撰文指出，超齡農民工路在何方的問題，從根本上講並非「清退令」的問題，而是應當如何設計中國城鄉的社會保障制度，以應對人口老齡化挑戰的問題。 賀雪峰認為，超齡農民工的養老問題或有兩種解決方案，但第二種方案對當下的國家現實而言，難以實現。 一是傳統的家庭養老，包括自養和家庭贍養。但這種養老方式是有前提的：農民只要能勞動就繼續勞動，同時，各種體制向農民開放。 「比如，城市務工機會向農民開放，農村土地仍然向返鄉農民工開放 （農民工返鄉後可以要回承包地自種），以及農民工在農村仍然有自己的住宅等等。」賀雪峰在文中寫道。 不現實的第二種思路——讓農民工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獲得城鎮職工標準的退休金。 賀雪峰認為，既然「清退令」將農民工退出建築行業的年齡限制在男60周歲和女50周歲以上，那麼農民工超齡後不再勞動時，理應獲得城鎮職工標準的退休金。 賀雪峰在文中提到，按照2021年社保數據，如果將農民的基本養老保險平均發放水平提高到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水平，每年要支付的社保基金將超過10萬億元，佔到全國財政收入的一半以上。 「這顯然不符合中國當前國情。」賀雪峰寫道。 在上述思路難以實現的情況下，賀雪峰認為，應對農民工養老的主導辦法，就是以返鄉為基礎的養老。不過返鄉養老的前提是，儘可能將各種城鄉就業獲利機會向農民開放，讓農民依據自身實際情況進行理性選擇。 此外，在允許農民進城的同時，也保留農民工自由返鄉的空間。 不過，像張蘭和張俊男父親這樣的超齡農民工們，不會考慮這麼大的問題。張俊男聽父親說，他常為沒活焦慮，偶爾有活時又焦慮自己的進度趕不上工地相對年輕的工人。 所以，「我爸只能在其他人休息的時候，他加班去做，趕上進度」。張俊男說。 張蘭自從把兒子的身份證和銀行卡交上去後，仍然擔心工資最後能不能真正發下來。同時，她還在想，要是工資發下來，要怎樣撒謊，才能不把工資再轉回老闆。 說完這些，她又突然想到，去年在另一個項目還有兩個月的工資沒有發。她去催過幾遍，對方也是說因為她過了50歲，項目部不批，目前仍在想辦法。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南風窗
「中國文明已經綿延了幾千年，我們中國文化從來沒有沒落，所以說我們中國是很強大的。我們中國人要強大，必須要精神上強大。」 日前，在哈爾濱地鐵上，一位大學生向乘客們如此慷慨陳詞。此事的起因是一位老阿姨談到基督教，這位年輕人看不過去，說「你選擇去信耶穌，不如去信女媧捏小人」，他尤其擔心在這人員流動很大的車廂里，那些心智尚未成熟、三觀還沒確立的孩子，聽了外國信仰之後會受影響，因而有必要宣揚一番中國文化的優越性。 不必意外，留言一邊倒地支持這一「正能量」的表態——那是自然，誰不喜歡聽人說自家好？至少，那可以帶來一種心理上的自豪感和滿足感，因為作為這個共同體的一份子，無論你活成什麼樣，僅僅這個身份本身就能讓你分享由此而來的榮光，彷彿是一份不勞而獲的遺產。 然而，如果你願意靜下來細想一下，就會發現那番話是經不起推敲的。文化是不是沒落，和「強大」有什麼關係？美國如此強大，但歐洲人一直鄙視它沒文化；古埃及早已衰亡，但不妨礙歐美人一直痴迷其文化。更何況，如果真的「從來沒有沒落」，那為什麼現在要談「偉大復興」？「復興」至少意味著曾經沒落過吧？ 儘管文化的盛衰，很難用什麼指標來衡量，因而「從未沒落」這樣論斷也能含糊過去，但不可否認的一點是，近代中國人可不是這麼想的。至少「五四」那一代，可是把批判傳統作為己任，激進者甚至將這一文化傳統視為中國實現現代化的根本阻礙。事實上，各主要文明中，中國是唯一一個在現代化過程中原有文化傳統斷裂的——儒家文化早已成了「遊魂」。 退一步說，在五千年的漫長時間裡，就算沒落過，又怎麼了？文明的興衰起落，原本就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全球通史》一書就曾寫道，羅馬帝國衰亡之後的一千年里，西方文明是各大古典文明中唯一一個斷裂而非連續的，然而，正是這種斷裂開創了後來的新局面。 從江戶時代到近代，日本在與外界（尤其中國）打交道時，最慣常拿來論證自身優越性的，就是天皇的系譜從未中斷，所謂「萬世一系」。這確實讓他們得意洋洋，但我們現在看來，多少有點莫名其妙，不能理解這怎麼就能證明日本的優越性，畢竟，連綿不斷並不必然是優點，倒是從這種執念中可以見到日本社會有一種特別保守的傾向。 當然，情有可原的是，人總是有一種自發的衝動，不僅追求自我肯定，而且要將自身的優越性建構為一向如此，就像一些西方的歷史著作，也會將西方在近現代的優勢追溯到希臘羅馬時代就已奠定了基礎，尤其是科學，當然更是在古希臘城邦時代就已決定了的。凡此等等，都是歷史決定論的種種變形，否定了歷史發展曾有過的可能性。 網路圖片 當下我們所看到的，其背後的社會心理恐怕還沒那麼複雜，那更多的不過是一種近代以來民族自尊心慘遭打擊之後的過度補償，畢竟要承認器物上不敵堅船利炮容易，要承認文化不如人可就太難了——事實上，即便在晚清國勢最衰頹的時期，除了「開眼看世界」的極少數，大部分中國人仍堅信，洋人只是槍炮厲害，但論文化道德，那是遠遠不如我們的。 「文化自信」當然有其必要，否則很容易出現異化，變成「為了實現現代化，必須拋棄自身文化傳統」，但通往現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條，各國歷史也都證明，這種異化既無必要，也不可能，更何況是像中國這樣的大國。 我當然能理解，「中國文化幾千年來從未沒落過」的說法讓人感覺良好，至於事實如何，很多人只怕也並不在意，因為這種宣稱原本就是一種「超歷史」（supra-history）的烏托邦信念，而意識形態本來就是要無視一部分歷史真實的，就此而言，這一論斷無從辯駁，你要麼信，要麼不信——甚至你都沒有不信的權利。 在此真正值得警覺的是：像這樣的絕對化的論斷，從根本上說是脆弱的。這就像一個人信誓旦旦地自稱完美，但正因此，任何瑕疵都可能使這一宣稱無法成立。借用武志紅《深度關係》中的看法，這其實乃是一種「全能自戀」： 這種超高自戀會導致學習障礙，因為學習意味著你要承認自己無知，要容納其他信息的湧入。[……]完美的東西不需要學習，不需要吸納。所以一旦你覺得自己完美了，就不會再開放自己了。我們得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歡迎自戀的挫傷，而當自戀被撕開時，才能有光進來，於是你得到了滋養。 那位地鐵上的年輕人所流露出來的意思也正是如此：中國文化一直優越，我們自家的東西就足夠好，沒什麼必要去吸納國外的。這乍看起來是自信的，但在本質上卻是自我封閉的。 真正的自信，沒有必要非得如何論證自身的文化優越性。至少在二戰之前，美國面對歐洲一直有一種文化上的低劣感，但美國的文化界既沒有否認這一點，也不妨礙他們不斷從歐洲汲取文化養分。 所謂「文化」，原本就是在交流互動中形成的，它不應當是一種權力關係，接受者反而發揚光大的事，歷史上也比比皆是——佛教在印度早已沒落，倒是在中國開枝散葉。 在曾經的開放年代裡，社會之所以朝氣蓬勃，很大的一個原因恰是承認自身的不足：在我小時候的教科書上，經常讀到新中國「一窮二白」、諸多領域薄弱的說法，當然還有對國民素質的批判——正是意識到種種不足、欠缺，急起直追的趕超心態才順理成章。 說這些，既不是要否認這些年取得的進步，也不是說無須調整，而是期待一種更冷靜理性的「文化自信」：我們無須向歷史和傳統乞靈，完全可以面對真實問題，做出真正的文化創造。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維舟
超過35周歲1天時間，意味著於超失去了2024年考公報名資格——他所在的省發布的公務員招考公告里，將考生出生日期限制在「1988年2月20日至2006年2月19日，而於超恰恰在1988年2月19日出生。他給有關部門打電話希望通融，得到的答覆是，「差一天，一分鐘都不行」。 上岸無望。於超一把抓下套在手腕上的佛珠，狠狠扔到河裡，「不讓我上岸，你也別想上岸。」佛珠是他花了500元從寺院求來的，說是讓大師開過光。彼時他剛打算考公，希望佛珠能給他帶來好運。但這串珠子似乎沒能加持他的命運，尤其在考公這件事上。 進入2024年，意味著包括於超在內的「80末」一代走到了考公的年齡死線上。 一般來說，國內考公對本科學歷年齡要求普遍是35周歲以下。這個年齡線依據，來自於2007年中共中央組織部、人事部制定的《公務員錄用規定》。這不僅成為日後35周歲報考上限規定的依據，也成為民企招聘市場中默認的年齡紅線。 然而外部世界的變化，讓公務員考試這一曾經被相當一部分「80後」視作雞肋的考試變得炙手可熱——互聯網大廠裁掉35歲以上員工的消息頻頻傳出，社交媒體上擠滿了再就業的離職博主。曾經看似堅不可摧的東西盡數瓦解，在巨大的不確定性下，擁有一個編製、一個鐵飯碗似乎成了更為穩妥的選擇。有人因此感嘆，以前的故事從「下海」開始，現在的故事到「上岸」結束。 而對最後一批「80後」來說，當他們意識到該上岸的時候，留給他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岸的誘惑 想要上岸的時候，於超還是名律師。他本碩都讀的法律，學生時代就通過了司法考試。25歲研究生畢業時，也有同學考公。但對於超來說，公務員在彼時並不是很有吸引力，它意味著一成不變的生活和看得到盡頭的未來，這些顯然不是他當時想要的。「我那時候想掙錢。和律師比，公務員雖然穩定，但收入一般。」 27歲那年，於超成了執業律師。 幾年律師做下來，他的案源並不穩定，平均每年掙5萬元已經是上限。最慘的時候，全年收入只有1.5萬元，甚至沒達到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時他還陷入了一個怪圈，「每天各種應酬，到處推銷自己。」 30歲那年有了孩子後，生活壓力更大了，漸入中年的於超開始意識到一份穩定的收入有多重要，看到有同行辭職考公，他也動了這個念頭。 他注意到，律師考公的，大多進了公檢法單位。他們除了有穩定的基本工資外，還不乏各種津貼、年終獎、節日福利等。一個岸上的朋友告訴於超，他們在食堂吃飯，每餐只要1塊錢。平時即便請假，對薪資也沒什麼影響。 而這種穩定，對整日為案源焦慮的於超來說，簡直是神仙般的日子。這更堅定了他考公的決心。 對大齡青年來說，編製意味著鐵飯碗 一千個大齡考公者，會找出一千個考公理由。而當何國權告訴我他是山東人時，他似乎也不用解釋太多理由了。「一個過了35周歲還沒上岸的山東人，能有什麼未來？」坐在我對面的何國權，猛抽了一口12元一包的「泰山宏圖」香煙，煙霧打著轉從鼻孔里鑽了出來。 何國權是獨生子，父母常年做小生意，家裡經濟條件過得去。因為整個家族沒人從政，在何國權很小的時候，爸爸就給他「洗腦」，常掛在嘴邊一句話就是：「士農工商，做官才最厲害。」但何國權對當官沒興趣，他覺得做生意掙錢最實在。 當年在山東某大學讀書時，他學了經濟學，2010年本科畢業時，在父親命令下，參加過一次公務員考試。失敗後，就跟著父親做生意。何國權是做生意的好手，他對成本和利潤天生敏感，嘴巴也甜。他的父親承認，自從兒子在家幫忙後，家裡每年能多掙幾十萬。 但何國權的生意做得再好，也不能成為父親驕傲的資本。後者不斷提醒兒子再去考公，並時常念叨著，要真考上了，會對家裡生意有什麼幫助，自己跟朋友們說起來臉上也有面子。 父親念叨了好幾年，也沒能打動何國權。他對考公還是沒興趣，日常除了生意上的事，就是打遊戲，中途倒是談了個戀愛，甚至一度到了談婚論嫁的地步。見家長時，女方父親勸他，「你上了個大學，就應該去考公。」何國權明確表示自己不打算再考。對方當面沒說什麼，私下卻跟女兒說，「小何這人，沒啥大出息。你是老師，在編的，他配不上你。」 後來兩人分手後，何國權的父親也藉此再次鼓動兒子考公，「人家就是因為你不是公務員，才看不起你。」父子倆為此吵了起來，當兒子的說，不考公又不是什麼見不得人的事。當父親的則不斷重複，「我是為你好。」 生意做到33歲那年，何國權突然沒了興趣，他「覺得沒什麼尊嚴」。所謂的尊嚴，來自幾次同學聚會。 幾個畢業後進了體制的同學當了領導，哥兒幾個聚會時，體制外的同學給他們敬酒，總是低頭哈腰，一口一個「領導」「主任」叫著，氣氛尷尬又局促。何國權說，實際上，那幾個體制外的同學都挺有錢，但在體制內的人面前，不由自主地卑微起來。起初何國權看不上這種「卑微」，參加了幾次飯局後，他對權力迷戀起來。 他突然意識到，金錢在權力面前，一文不值，並因此萌生了考公的念頭。當時是2020年，何國權33歲。 大齡考生 按照35歲的年齡上限推算，當時的何國權理論上還有上岸機會。 當年11月，他老家公務員局發布2021年度招錄公務員時，對專科、本科年齡要求是18周歲以上、35周歲以下（1984年11月至2002年11月期間出生）。何國權是1987年11月出生。但他報考的那個區級單位，只招錄1個人，意味著需要走「獨木橋」上岸。 備考的日子漫長又難熬。300多頁的申論教材，與400多頁的行政職業能力測驗，何國權通常看不到10頁就開始打瞌睡。醒來後，發現之前看的幾頁，幾乎忘光了。為了不讓自己犯困，他試過各種濃茶、咖啡，但都無濟於事，他無法保持專註。 他也到考公培訓機構考察過。剛一進去，工作人員就滿臉堆笑地走過來，「叔，是咱家孩子要考編嗎？」何國權尷尬地笑了笑，悻悻離開。從那之後，他再未考慮過上培訓班。 《南方人物周刊》的報道中也提到過一個類似細節：在某考公線下衝刺班裡，一個大齡考公者和一名「95後」學員同桌。後者做判斷推理題的速度很快，寫完後對前者說，「阿姨，你不適合考試了，你看我早算完了，你這麼長時間還沒算完。」 何國權似乎也不適合考試了。2020年12月中旬參加完筆試，他的成績只有40分（滿分100分）。當年，該地筆試合格分數線為50分，他連面試資格都沒拿到。 考公這條路上，屢戰屢敗的大有人在。何國權決定再戰。 2021年11月，當地公務員局發布了2022年招錄公務員公告，何國權沒有超齡，他也就把所有流程重新走了一遍。筆試仍然沒過線。2023年，再考，還是沒過。 連續三次考公失敗，何國權的父親不耐煩了，「你是不是彪（傻）呀？」一次喝多後，他對兒子說。何國權沒有反駁。這次失敗，意味著他只有最後一次機會了。 2023年11月，當地發布2024年度錄用公務員公告，何國權年齡上屬於壓線。 這次他的筆試過了，進入到面試流程。憑藉自己生意場上的能說會道，何國權本以為面試會順利通過。結果考官三個問題一出，他腦子裡一片空白，完全不記得自己在說什麼。當時是4月，從考場出來，他的後背被汗水浸濕了一大片。最終，綜合成績未達到錄取標準。 於是，在35周歲前，何國權失去了最後一次考公機會。 「35歲，就是一個廢人了。」何國權徹底被擊倒了。那段時間，他幾乎每晚泡在網吧通宵打遊戲，白天窩在家裡睡覺，既不出去找工作，也不接受父母的相親安排，甚至連頭髮和鬍子也懶得打理，衣服半個月換一次，身上飄著汗水和頭油混雜在一起的味道。 長久以來，35周歲一直是考公年齡紅線 扔了佛珠的於超，在未超齡前，也是參加過一次公務員考試的。 2023年1月下旬，當地公務員局發布了2023年度公務員招錄公告，於超符合條件。在完成報名、資格審查、繳費等程序後，他報了某區的紀委監委。 報名成功後，於超在家自學——得益於法律專業的學習，對於行政職業能力測驗和申論，他學起來很是得心應手。2023年3月下旬成績出來，他超了當地筆試最低控制分數線幾十分，順利進入面試。 「我當時根本不擔心面試。」做了多年律師的於超，對自己的口才和應變能力非常滿意，在他看來，面試無非是走個流程。2023年4月，他穿著筆挺的西裝，戴著佛珠去參加面試。 面試過程只有十幾分鐘——做完自我介紹，考官問了他三個問題。一是分析熱點事件，二是如何處置突發事件，還有個與法學相關。面試成績滿分100分，合格線為60分。 最終，於超面試拿到了70多分，但在當天所有面試人員中，處於中下水平。他一下子蒙了，不知道是哪裡出了問題。妻子看到他手腕上那串油膩膩的佛珠，突然問：「面試當天也戴著？」於超回答「是」。妻子搖搖頭：「你都考公了，怎麼還戴佛珠？」於超辯解說那只是個裝飾。妻子則一口咬定，一定是佛珠，讓面試官有了什麼誤解。 再後來，有人問起於超考公失利的原因，他也就怪到佛珠上。他想著，自己才34歲，還有一次機會，可以來年再戰。直到今年2月，得知自己因一天之差被淘汰出局。 「差一個月，人生完全不同」 武俊傑也輸給了年齡，儘管他選擇了難度相對較小的上岸途徑——考編。不同於公務員考試，考編指的是參加事業編製考試，考上以後取得事業編製，如教師、醫生等。 和於超們一樣，武俊傑也沒打算在畢業之初就捧一份鐵飯碗。2010年從南京的一所大學本科畢業後，他先是到了當地一家教育培訓機構上班。彼時教培還是朝陽產業。當年，全年共有34家中國公司在美國主要的交易所進行IPO上市，其中教培領域公司就佔了4個席位，成為五大上市行業的主力軍。前瞻產業研究院數據稱，「2010年我國教育培訓行業市場規模已達7800億元」。 剛入職時，於超每月能拿到6000多元薪水，最高的時候，拿過3萬多。 一切來得猝不及防。疫情之初，他所在的機構尚能勉強維繫，但最終還是沒能撐下去。2020年，武俊傑回了安徽。但在老家那個小縣城裡，工作並不好找，有朋友建議他，不如考事業單位。武俊傑對考編考公了解不多，僅有的常識讓他覺得，考編至少比考公容易，反正都是鐵飯碗。 武俊傑出生在1988年2月，在他打算考編的2020年，顯然在年齡線之內。 於是他報了當地某單位的「財政全供」專業技術崗，該崗位招兩個人。 筆試是在當年7月下旬進行的，考試科目有《綜合知識》和《申論》兩科。兩個科目滿分分別是100分。考試成績下來後，武俊傑離筆試分數合格線差了一點，第一次考編失敗。 武俊傑想放棄，但老家留給他的工作機會太少了。他曾經工作過的教培行業，在2021年經歷了一次大規模整頓，2021年12月，教育部培訓監管司給出的數據是，「線下校外培訓機構已壓減83.8%，線上校外培訓機構壓減84.1%」。 這意味著，想要回到從前的賽道，也變得愈發艱難。他只能繼續備戰考編。 2021年，該縣招事業單位人員時的年齡要求和上一年一樣。彼時33歲的武俊傑仍然沒有超齡，但拿到筆試科目一看，他傻眼了——由於第一次考的是《綜合知識》和《申論》，他在之後的備考中，也一直惡補這兩門。但到了2021年，筆試科目換成了《職業能力傾向測驗》和《綜合應用能力》，武俊傑只能倉促學習。 武俊傑記得，那年一共招101個人，「35周歲以下好像只要15個，其餘全是30周歲以下，有的甚至要求25周歲以下。」而在為數不多的「35周歲以下」的崗位中，還有幾個是面向特殊經歷人員的「定向招聘」。 比照了年齡和專業等要求後，他發現只有某執法大隊和殯儀館適合自己。即便如此，這兩個單位也分別只招一人，武俊傑選擇了執法大隊。筆試成績一出，又失敗了。 考編人員的模擬題 武俊傑還是得考，考編幾乎成了他的最後一根稻草。 2022年6月，當地再次招事業單位人員時，彼時34歲的武俊傑在招聘公告中發現了一個細節，「之前對年齡問題，縣裡會特彆強調30周歲以下，和35周歲以下。2022年時，只提了30周歲以下，完全沒提35周歲。」 他趕緊打開當年的崗位計劃表，認真數了下，發現當年該縣80多個崗位共招104人，只有11個崗位要35周歲以下的。讓武俊傑難以接受的是，這11個崗位的專業要求，他一個都不符合。相當於，這一年的武俊傑，儘管有年齡優勢，但因專業不對口失去了報名資格。 那次之後，武俊傑知道自己在考編市場中，幾乎沒有任何希望了。 於是他開了家小超市，閑來無事，還是會時刻關注考編信息——2023年，他發現，縣裡在招聘事業單位人員時，大多數要求為30周歲以下「1992年4月1日（含）以後出生」，另外一小部分25周歲以下。對35周歲以下的只有兩個「定向招聘」崗位。 看著這份公告，他越想越氣，到最後，直接抓起電話打給有關部門，表示希望將大部分崗位年齡放寬到35歲。有關部門的回復客氣又官方，只說是根據要求，合理設置的崗位，但也表示，會根據歷年招聘情況進行優化。 實際上，「35歲」門檻被詬病已久。全國政協委員、四川省律師協會副會長李正國此前提出，「設定『35歲門檻』不僅不利於人力資源的合理開發和充分利用，更涉嫌違反勞動法和就業促進法，侵害勞動者平等就業權利。」 2024年3月，武俊傑發現，自己所在的縣打算招聘的70多個事業單位人員中，35周歲以下年齡崗位，佔到了30多人。他有些驚喜，但這一年，他已經超齡了——這份公告上，「35周歲以下」是指1988年3月1日以後出生的人。武俊傑出生於1988年2月。 「對大齡青年來說，差一個月，人生就完全不同。」武俊傑說，在決定考編之前，他從來沒有過年齡焦慮，朋友們一起吃飯，他總是最小的那個。而這些年，都開始有人管他叫「叔」了，「想不到最終讓我覺得自卑的，是我的年齡，真是悲涼。」 岸上危機 當越來越多的人擁入考公賽道時，這條賽道的廝殺也變得愈發殘酷。 比較一下這些年的數據，2022年的國考，計劃招錄3.12萬人，報名過審人數突破200萬，最終有142.2萬人實際參加考試，參加考試人數與錄用計劃數之比約為46:1。2023年的國考報名審核通過人數達到259.7萬，達到近些年審核通過人數最多的一年，招錄比達到70:1。到了2024年，國考報名人數首次突破300萬人，招錄人數為39561，今年通過資格審查人數與錄用計劃數之比約為77:1。 而在大齡考公人群中，如果能夠壓線上岸，毫無疑問是被無數人艷羨的幸運兒。周燕燕就是其中之一——由於已然上岸，她在接受採訪時尤其慎重，也再三提出不能透露任何個人信息，包括她所在的省份。 34歲那年，周燕燕決定考公。年齡意味著她只有這唯一的一次機會，而她抓住了。 實際上，做這個決定前，她是有些冒險的。因為各地招錄公務員，對年齡的限制，都會卡在發布公告日期，比如，該地2021年對「35周歲以下」卡在1985年1月後出生，2022年對「35周歲以下」卡在1986年2月後出生。而出生於1987年1月的周燕燕，如果2023年報考時卡在1月份，她還有機會；但如果卡在2月，就沒機會了。 「輸了，就當學習了。」周燕燕決定賭一把。 備考半年後，2023年1月份，該省公務員局發布考試公告，周燕燕的年齡剛好壓線，她賭贏了。接下來是筆試、面試，再進入到體檢考查環節時，周燕燕知道，上岸穩了。 她到此前工作的報社辭職，領導和同事嚇了一跳。有報社領導表示完恭喜，趕緊說，「以後當領導了，記得咱報社是你娘家。」周燕燕的家人臉上似乎也有了光，不止一次，丈夫回家後告訴她，「我們領導托我說，想請你吃飯。」周燕燕一概拒絕了，「你們這些男人，我這個年紀好不容易上岸，不要想著把我拉下水。」 2023年7月入職後，周燕燕先是進行了初任培訓，並分到相關崗位去實習。實習期為一年，其間有工資和社保。試用期滿考核合格的的話，才能任職定級，如果不合格，則要被取消錄用。眼下周燕燕正在實習期，和她一同實習的，多是20來歲的年輕人。 她一刻不敢放鬆，「我能在這個年齡考公上岸，非常不容易。年輕人不想乾的我干，年輕人干不好的我干，他們下班吃火鍋、看電影，我在學公文寫作。」相比之前在報社的工作，周燕燕覺得無比疲憊，但她清楚，既然自己年齡上沒有優勢，就要贏在工作態度上。 「就算上岸了，也照樣有35歲焦慮。」周喆理解周燕燕的危機感。他在29歲那年考公上岸，在鎮上的綜治辦工作。 周喆上班的鄉鎮離家50多公里，如果不值班、沒有突髮狀況的話，他一般會在周末回家。他所在的綜治辦，用官方說法，是主要負責維穩、信訪、平安建設、防範與處理邪教、社會治理等。具體到實際工作中，就是解決發生在老百姓中的各種矛盾，細碎又繁瑣。 「經常被一群人圍著，各說各的，誰也不聽，腦仁疼。」前幾年周喆還敢大聲訓斥群眾，智能手機普及後，他只要大聲說話，立馬有人舉著手機拍他。每到這時周喆就異常緊張，「怕他們發社交媒體，畢竟輿情壓倒一切。」他覺得自己足夠小心謹慎且和善了，但還是經常被投訴。上面查了一圈，發現沒有實際問題，又都不了了之。 最讓周喆難以接受的是，從前在企業時，他可以兼顧家裡。自從做了鄉鎮公務員，基本與家庭割裂了。夫妻倆起初還會為此吵架，現在發展到基本不聯繫，只是保持著一份有名無實的婚姻。 周喆想過離開鄉鎮，到市裡工作，可這太難了。 按照組織部門要求，像他這種鄉鎮公務員，在鄉鎮機關最低服務年限為5年，並且要簽訂書面服務協議，這5年不能辭職。想要離開，只有辭退和被開除兩種。後果就是，如果被辭退，五年內不得報考公務員；開除的話，終身不得報考公務員。 2021年，周喆5年服務期滿。他已經適應了公務員工作，不想離開這個隊伍。 即便考公上岸，也沒那麼輕鬆 而如果想要離開鄉鎮，唯一可行的路是公務員遴選。所謂公務員遴選，簡言之，就是上級機關直接向下級基層機關選人。其中很大的一個特點，就是可越級遴選，這是很多基層公務員晉陞的黃金通道。具備遴選資格的人，除了已經是公務員外，一般也要求35周歲以下，甚至有些崗位要求在30周歲以下。 2022年2月，該省公務員局發布當年省直機關遴選公告後，周喆趕緊報了名。當時，省里對年齡規定是「35周歲以下（1986年2月以後出生）」。周喆生於1987年4月。 他報考了一個省直部門。有同事鼓勵他好好考，並和他開玩笑，「考到省里了，以後多照顧老同事」。公務員遴選也分筆試和面試，筆試滿分100分。周喆沒能通過筆試，回到單位，當時鼓勵他的同事說起了風涼話，「好好待在鄉鎮干，就別想高攀了。」 2023年，在35歲「大限將至」前，周喆又考了一次，仍然沒有考過。 「如果不辭職，我大概是要在鄉里干到退休了。能混到正科，就已經是燒高香。」周喆遴選徹底失敗後，妻子基本不和他說話，偶爾吵起來，就抱怨他遴選時不找關係，走門路。 周喆無言以對，他還會時不時關注各地遴選信息。他發現，網路平台上經常有基層公務員抱怨遴選年齡的問題，並建議將遴選年齡拓寬到40周歲。而在四川、貴州等一些地方，已經將遴選年齡改到了40周歲。 周喆眼下唯一的希望，就是在五年之內，他所在省份也能做出這樣的調整。 接受完採訪不久，頹廢消沉了一段時間的何國權突然主動聯繫我，說他打算考研了，但最終目的仍然是考公。 之所以有這個想法，是從2023年開始，大部分省份已明確將碩士、博士應屆生年齡限制放寬到40歲，新疆更是將縣（市、區）及以下機關職位的應屆碩士、博士研究生年齡放寬到45歲。不過，這种放寬，基本只針對應屆碩士和博士生。 何國權算了一下，自己如果考研成功，研究生畢業不到40歲，還能以應屆碩士身份去考公，「希望別到時候把研究生學歷也卡到35周歲，畢竟現在滿大街都是研究生了。」 於超則放棄了上岸打算，繼續做回了律師的老本行，只是每每提起考公，還會對那串佛珠耿耿於懷。偶爾他也會想到那句經典的佛教用語，「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文章來源：冷杉RECORD
只有正視了「年輕人為何不願繳社保」的深層原因，以此為基礎反思和重審現行的社保制度設計，養老金缺口危機才真正具備了得以解決的可能性。 年輕人不願繳社保，已經是一個半公開的秘密。 但在公開場合，這仍然是一個諱莫如深的議題，有限的一些討論，還是以批判年輕人為主：躺平、得過且過、對未來生活缺乏規劃…… 在某些輿論聲音中，年輕人不願繳社保，是一件對自己和社會都不負責任的非理性行為。 至於年輕人為什麼不願繳社保的深層原因，就這麼被不知所謂的道德批判掩蓋住了，似乎只要不討論就不存在一樣。 圖/視頻截圖 總之，社保沒有任何問題，有問題的是年輕人。 當然，不願繳社保只是一種意願，社保有其強制性，大多數年輕人未必真能落實，有機會踐行的更多是靈活就業者，但這的確是一種真實的情緒。 近日，中國人民銀行原行長周小川在一次公開論壇（首屆中國養老論壇）上，捅破了這層窗戶紙。 01 周小川退休以後很少就公共政策公開表態，但一說話就是直言不諱。 上一次，他引爆輿論的發言還是在去年2月，主題仍然是「養老金缺口」，當時放的話也很重：「不要認為養老問題還有拖延的機會，以後再做選擇會更艱難。」 這一次，有別於主流聲音對年輕人不願繳養老金的嘲諷及批判，周小川對年輕人的挫敗情緒表達了認可與共情。 周小川認為，養老金缺口壓力正層層傳導至年輕一代身上，「現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年輕人覺得即使勞動再多，也很難買房、結婚、養孩子，乾脆直接躺平」。 「站在勞動者視角，當衡量社保繳費貢獻大於所獲收益時，自然削弱積極性」，周小川認為，在現有名義個人賬戶下，個人繳費實際用以統籌基金，若過度突出現收現付制，即在崗職工繳費支付當期退休老人的養老金，面對持續攀升的撫養比，難免消解年輕人的制度參與意願，甚至激化代際矛盾。 周小川說得很明白了，年輕人不願意繳社保，不是年輕人的問題，而是制度設計出了問題。 所謂「現收現付制」，是中國社保的一種特殊制度設計。簡單說就是，由於時代原因（社保制度還沒出現），目前退休的老人當年並沒有實繳社保；而現在年輕人繳納的社保，也不會進入個人賬戶以供未來使用，而是在當年度就會「統籌」發給退休老人；而當現在的年輕人退休後，每月領取的養老金，將來自那時候的年輕人繳費。 也就是說，當年老人沒繳的那一筆社保，導致中國社保的賬上永遠缺少一筆錢，或者說存在虧空，只能依靠一代代的「代際轉移」來解決。 圖/圖蟲創意 我曾和身邊的老人討論過這個問題，正在拿退休金的老人對此無不極其敏感，他們無法接受「自己是被年輕人養」這個事實。他們的反駁當然也有道理：我們年輕時為國家做了貢獻啊，工資也很低，那時候也沒社保，我們的養老金是我們應得的。 對此，我經常幽幽地說上一句：那也是國家欠你們的，不是年輕人欠你們的。 還有老人會說，老人多拿了養老金，不是正好幫年輕人養孩子么，殊途同歸，左口袋進右口袋，又有什麼可以計較的。 我還是幽幽地說：很多年輕人的父母生活在農村，根本拿不到多少養老金，他們一直抱怨「幫別人父母養老」。 在這個問題上，老人，或者說城市退休老人是現收現付制的既得利益群體，他們的養老金，經常比正在工作的年輕人還高出一截；而相應地，年輕人和中年人就是現行制度設計的利益受損群體。 年輕人（也包括中年人）面對的養老金窘境，可謂是「兩面挨耳光」：一方面，他們要為現在的退休老人支付養老金，這導致他們無法真正擁有一個如銀行儲蓄賬戶一般的「個人社保賬戶」；另一方面，現在的生育率正在下滑，當現在的年輕人變老之後，從哪裡找到足夠的新一代年輕人為他們支付養老金。 「腹背受敵」之下，很多年輕人自然也就不願意繳社保了，他們對未來缺乏清晰的預期，這也正如周小川所說：「如果我們都不清楚自己能拿到多少基礎養老金，怎麼能苛求（年輕人）不積极參与個人養老金計劃呢？」 圖/視頻截圖 這當然是一個惡性循環，越多的年輕人（中年人）不願意繳社保，養老金缺口就越大。但站在年輕人的角度，他們的利益權衡又有什麼不對呢？ 如果不願意承認每一個年輕人作為真實個體的利益權衡，總是要靠「集體利益」「長遠利益」來做輿論綁架，那就是一種PUA。而PUA一旦被勘破，就註定無法持續。 我想，這就是周小川此次發言的真意所在：正視年輕人的利益導向，理解他們的利益權衡。 只有正視了「年輕人為何不願繳社保」的深層原因，以此為基礎反思和重審現行的社保制度設計，養老金缺口危機才真正具備了得以解決的可能性。 02 周小川在這次論壇上也提出了養老金缺口的解決方案。 目力所及，這是我近幾年來看到的最靠譜改革方案了。 周小川指出，現階段更應重視「多繳多得、長繳多得」的激勵性，據此，他提出了人賬戶養老金「供一配一」的設想，「等於個人儲存100元，最終賬戶上有200元，並以此作為基數投資」。 周小川的「供一配一」設想部分參考了美國養老保險制度「401K計劃」：員工每月從工資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資金存入個人賬戶，企業也按一定比例向賬戶存入相應資金。 如果周小川這一想法可以落實，自然可以突破現行「現收現付制」的弊端，重新激發年輕人和中年人的繳納社保熱情。 說白了，就是年輕人覺得繳社保划算了、透明了、有未來了，這三者缺一不可。 圖/圖蟲創意 但周小川在一個關鍵問題上語焉不詳：如果將年輕人和中年人繳金的一大部分拿去「充實個人賬戶」，年輕人的確有了未來；但誰來支付當下退休老人的養老金缺口呢？ 這才是最為關鍵之處。 應對方案無非有三種：即刻推進延遲退休；財政補缺，資金來源可以是國企上繳利潤，也可以考慮定向發債；逐步降低養老金髮放水平，或至少凍結養老金的逐年增長。 但是，這三種方案哪一個不是知易行難？哪一個不是地雷陣蛟龍潭？何況，任何一種單一方案都不足以彌補缺口，需要三箭齊發才能真正見效。 從這個意義上而言，周小川的方案說到了點子上，真正解決了年輕人不願繳社保的「動力問題」，但真要落地執行面臨重重困難。 幾乎所有人都知道現收現付制潛藏的弊端，但又豈能是說改就改、一廢了之的。 03 周小川的發言並沒有引發多少輿論關注，其中一大原因就是被「搶戲」了。 在同一個論壇上，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朱恆鵬的發言引發了軒然大波。他認為，當前社保能擴面的空間是大量年輕的靈活就業者，但這一人群現在參保率、尤其繳費率仍低，「要調動年輕人的參保積極性，要讓他們知道，自己所繳納的費用，家鄉的父母祖輩是能領到錢的」。 朱恆鵬的發言在社交媒體上被噴成了篩子，被視作PUA年輕人的最新例證。 圖/圖蟲創意 本文的唯一男主角是周小川，這裡也無意對朱恆鵬的發言做過多闡發。雖然朱恆鵬的方案也幾乎沒有任何可行性，但他至少有一點說對了：針對年輕人不願繳社保，現行社保制度不改不行了。 幾乎所有人都發現了問題，但有些人出於既得利益（比如拿高退休金的城市老人等群體），不願承認問題，不願接受任何付出代價的改革；有些人迴避問題，還想依靠PUA年輕人得過且過（比如某些輿論）；有些人直面了問題，但提出了啼笑皆非的方案（比如朱恆鵬）；有些人提出了可以治根的方案，卻千難萬阻很難落實（比如周小川）。 所有人都不知道怎麼辦，這才是問題。 但年輕人也應該滿意了，至少周小川提供了情緒價值。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冰川思享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