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是前年。老宋在杭州请几个老朋友吃饭。我凑巧在杭州，也参加了。 还是九溪的玫瑰园酒店里。早春三月，孔雀在草地上行走。 第一次见老宋，也在玫瑰园。2010年，那时他鲜衣怒马，坐行业二把交椅，说要超越万科。 十几年一晃而过，行业跌宕起伏。他当年要超越的万科，陷入各种传言中，他曾经的兄弟孙宏斌冲上巅峰，又像流星般陨落。 但这些，和老宋似乎已经无关了。他就每天中午晃悠着走过来，坐酒店走廊上抽烟，专注自己的事。他头发已花白，远离聚光灯多年。 饭桌上，大家谈论过去的人和事，行业的，家国的。玫瑰园里谈论这些，有点像王小波写过的一句话，躺在河底，看着潺潺流水、波光、落叶、浮木、空酒瓶： 一样样从身上流过去。 饭桌上，老宋随嘴问一个杭州朋友，这几年买房挣的有2000万吗。朋友笑着说： 托杭州这座城市的红利，当然不止。 那几年，杭州整座城都处于摇号炒房的亢奋中。大家都在狂热地搞钱搞指标，搞房子。 也是那年，杭城的另一场饭局。整整三个小时，杭州几个朋友都在说谁摇中了一套房子，准备摇什么房子，动辄都是两三千万的房子。 我没怎么能说上话。出来时，跟朋友说： 气氛热烈，很像2016年年底北京的饭局。 他们不知道，之后的北京发生了什么。尤瓦尔·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写过： 历史的铁律就是，事后看来无可避免的事，在当时看来总是毫不明显。 1 杭州房企滨江被传将被杭州国企收购的前几天，滨江老板戚金兴和夫人，在杭州淳安县胡家坪的山上，接待了滨江的业主们。 戚老板说，山上空气清新，人也能保持清醒。 过去两年，戚老板和其他房地产从业者，似乎不是一个时代的。 每逢年底，所有民企都疲于应对债务和维权时，滨江都要上头条——中国房企里最长的春节假，今年是20天。还有几万元的全家春节旅游大礼包，让多少下岗地产人羡慕得流口水。 疫情期间，普通员工还领到了2万元消费券。被隔离在家的网友们感觉受到了十万点伤害，纷纷喊话戚老板： 能不能安排个工作。 很多房企慕名来拜访学习，像挖宝一样挖滨江，甚至喊出了“学习滨江，成为滨江”的口号。但调研了一圈后说，滨江是很好，但真学不来。 它的独特性太明显了。 滨江60%土地储备，在中国房地产市场最好的城市杭州；85%的土储，在中国最富饶的省份浙江；他们去年拿了33个项目，27个项目在杭州。 这家公司人员高度精干，流动性很低。2023年滨江1076人管了120个项目，卖了1534亿： 人均销售额1.43亿元。 它的合伙伙伴也忠实、稳固。滨江带着一帮小兄弟拿地，合作开发，有钱，有品质。 它很好地继承了同城老大哥绿城的营造质量和客户口碑。但在人均产出、成本控制和周转速度上，比老大哥做得好太多——几乎也是全行业最好的。 打个比方，这个行业里老宋的绿城曾以手工定制保时捷为豪；杨国强的碧桂园建起了五菱宏光的自动化生产线；但一回头，戚老板在杭州建了一条保时捷的自动化流水线： 生产比你快、利润比你高、口碑还比你好。 而且直到当下，戚老板也是房地产老板里，少有的敢公开表达的人。 在绿城老宋半隐退的日子里，他一个人扛起了浙江地产商的大旗，直截了当在一些场合里指名道姓地批评同行业绩造假，并对市场进行预测。 像同城大哥老宋当年一样，戚老板有时金句频频。他松弛地讲着大实话，听起来像凡尔赛。比如，2023年，滨江最低一笔项目贷款是2.2%，戚老板说： 有时候我都觉得难为情。 说到自己业绩，戚金兴说不是滨江猛，而是别人往后退的速度比滨江快。去年他跟我讨论市场，他说自己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竟成为中国民企第三： 排前面的房企都暴雷了。 但他自己对后市非常不乐观，说房地产的丰产期已经过了： 我现在的战略是，其他城市再有诱惑力，也不去了，保住现在成果。 很快，他又成为了民企第二。去年在多数房企销售额同比普遍下滑40%的情况下，这家只偏安杭州的地产商，依然实现了业绩持平，坐上了中国地产商第11名的位置。民营房企里规模比他大的，只有： 民企之光龙湖。 龙湖销售额只比滨江多200亿，员工数量，是滨江的二十倍；龙湖的有息负债是1926亿元，滨江的有息负债只有360亿元。 滨江的负债里，短期负债只有135亿，手里的现金，有327亿。 某种意义上，已经没有比滨江财务更安全、模式更完美、管控更好的民营房企了。 但今年过完年，滨江的合作伙伴们发现，滨江似乎有一些变化。曾以卷死整个杭州闻名的滨江，突然不卷了。 滨江过去的核心竞争力，是工程和财务的高周转。一拿地，滨江就会集中一切力量，不惜一切成本，和时间赛跑，抢首次开盘的预售证。 但最近几个月，有地块滨江拍下来很久了，工地仍静悄悄。 流言很快找上滨江。 2 时间倒回九年前，2015年的戚老板，其实和当时的老宋一样，是个半退休的状态。 我第一次见戚老板，也是在2015年。在滨江杭州庆春东路的办公室里。他坐在宽大沙发上，头发梳理得井井有条，穿着蓝色衬衣。 滨江是邓小平南巡讲话的产物。戚老板年龄比老宋小四岁，1992年，30岁的杭州市江干区乡镇企业局科长戚金兴，8万元起家创办了滨江，幸运踏上了中国房地产的顺风车。 在杭州，滨江在品质上与大哥绿城的较量，也把这座城市卷成： 中国房产品质最高的城市。 虽然非常卷产品，但每天早上九点，戚老板都会坐夫人的车到办公室。每天下午，夫人下班后会到公司接他，俩人一起回家。 和其他房产老板不一样，戚老板极为自律。他没有应酬，少有饭局，几十年如一日。 2015年前后那几年，每个月，戚老板都要休一个礼拜的假，带着家人去旅游，去全国各地，世界各地。他基本是甩手掌柜，项目开工去下，样板房检查验收下。 2015年的戚老板跟我说，滨江的财务要从安全改为保守： 确保企业安全运营。 戚老板这么保守，是因为当时杭州楼市太糟心了。 2013年杭州卖了1326亿的土地，创了金融危机以来的纪录。但第二年，杭州新房库存就超过了十几万套，到了历史巅峰。 老宋非常头疼如何去库存。绿城2009年买的地，很多2014年都没卖出去，“买房的人都在哪里？”2014年的一天，他摊开手来这样问过我。 转机很快就来了。2015年之后： 杭州全是利好。 阿里巴巴上市，杭州开始从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的转型，人口每年都飙涨十几万。 2016年9月，杭州又成功举办了G20。杭州城市的操盘手，准备用亚运会把自己推向更重要的位置。杭州由此开始了一轮大规模的城市更新建设，拆迁了10几万户。 新增人口需要住房，拆迁户也需要住房。绿城和滨江怎么找都找不来的客户，就这样被政府、被产业创造出来了。2017年，杭州卖掉了17万套房子。很多人都是一次性付款。 戚老板突然就发现，自己已经没法像老宋一样隐退、带着家人出去玩了。因为专注于杭州的他们，好日子说来就来了。 从2016年开始，杭州开始成为中国最热的土拍城市，房企争相来到这里竞技。 我粗略算过，2016年到2023年，杭州这八年总土地收入超过1.8万亿，全国遥遥领先。 杭州楼市和土拍市场一直高温不退，这其中，有滨江的巨大功劳。 从2019年开始，滨江在杭州的土拍市场上，一直断崖式领先。我粗略算了下，过去八年，滨江在杭州土地市场的总投资，超过了2000亿。 滨江因而被戏称为“杭州第二城投”。因为他们甚至不需要做投资测算，认准的土地，别人敢出价，滨江就跟着举牌。在前几年，杭州土地市场的第一定律是： 滨江永远可以比别人多加1000万。 杭州城市的操盘手，显然需要滨江这样的“城投”企业，来撑起地价。这座城市既要卖地，又要限房价，还不能把房子造得太烂，就只能压缩开发商的利润。 开发商只能进行速度比拼了。“杭州城投”滨江这时候的优势凸显了——它总能以别人想想不到的速度完成项目审核，拿到贷款，开工，拿预售证。 更重要的，滨江造房子的速度，也让别人望尘莫及。我的朋友社长写过，滨江连混凝土，也比别人成型得更快一点。 同样的时间拿地，别人的项目刚打第一根桩，滨江已经开门卖房子了；别人刚开始卖房子，滨江已经清盘了；政府给滨江批的售价，甚至总比其他开发商高一些。 押注杭州城运的戚老板，得到应得的回报。滨江2023年在杭州的销售额超过600亿——他们已经连续六年称冠杭州。 这么努力了，但滨江这几年的项目利润，不超过5%。戚老板有一年甚至喊出，努力做到1%-2%利润率。 滨江项目的利润率，已是全杭州最高。这其实也是过去十年中国房地产的谜案： 利润去哪了。 3 其实这几年，外界其实也在质疑滨江。有人公开讨教戚老板，重押一个城市是不是风险太大。建业老板胡葆森“只有河南”的得与失，就是教训。 戚老板回应说，杭州是全国最好的市场了。 那几年，杭州用数据打脸质疑者，操盘手靠着倒挂红利，使新房市场维持着热度。尤其是核心区的高端改善项目，至今仍然热度不下。 滨江称自己为高端品质标准制订者。换句话说，滨江刚好就是吃杭州楼市这口饭的。 但现在，风险还是来了。 2021年年初，戚老板宣布，在杭州，以限价3.5万元为划分，以上和以下各占一半。也是从这时开始，滨江去了以前不会去的地方，拿了以前不会拿的地。 但2022年开始，杭州外围市场就明显冷清了。像崇贤、宁围这样曾被吹爆的板块，都恢复了中介拖着广告牌揽客的日常。 2023年，杭州外围市场更是急转直下，连渠道强大的中介，也没办法将客户拉到案场了。 滨江去的临平、萧山临浦、临安、富阳甚至良渚、龙坞都成了高库存重灾区。戚老板引以为傲的品牌效应、人员精干效应，都在这里失效了。 以萧山临浦临澜之城为例，戚老板紧急调集了公司最看好的营销高手负责项目推进，但效果还是寥寥。 2023年，滨江以自己的名义拿了15宗地，近10个项目综合新开盘去化率都低于50%。大江东的河印观翠湾，总共开盘两次，去化率到现在也只有27%。 前几年，杭州高端改善买不到大户型房子。戚老板看到了大平层的机会，成为杭州地产商中第一个吃大平层螃蟹的开发商，并最先受益。 刚开始，滨江确实收割了一批顶豪改善客户。即便杭州整治大平层后，滨江依然与运河集团合作开发锦上湾，项目的商业部分是突破想象力的： 杭州第一个800方大平层。 这个800方大平层在准备入市了，戚老板定价很便宜。 对大平层，戚老板也早看到风险，去年就在用力甩了。滨江说有“三大战役”，去商铺、去车位、去大平层。 只是住宅都难卖时，大平层就更难了。 另外，这些年，同行对标学习滨江也不是没有成果。 以前从拿地到拿出预售证，滨江都是最快的。但现在这个优势已经越来越不明显了。绿城已经全面赶超滨江了，很多次，绿城刚拿完地，工程车和集装箱已经运到了工地。 就连外来的建发，也学到了滨江的精髓。拿完地，工地围挡很快就围上并贴宣传栏了。 而滨江一向难以超越的人员精干效应，也遇到了问题，去年，滨江深陷欧琳假水槽事件，虽然滨江报警并自查是供应商问题，但管理问题是逃脱不了的。 滨江集团的老板之一朱慧明过去总出席奠基仪式。但这件事后，朱老板退休了。戚老板将总裁的权杖，交给了他口中的年轻人： 张洪力。 张洪力1973年出生，早在1997年就加入滨江，是滨江第一位本科生。他已在滨江任职时间长达26年，从基层干起，先后担任过董办负责人、项目负责人、副总裁、常务副总裁、执行总裁。 在戚老板C位指点售楼处的照片里，旁边紧挨着的总是张总。滨江内部人评价张总，上班最早，下班最晚，做事很细致。 新总裁带来的变化也是显著的。他成立了集团招采中心和监察部门。另外，这家一向工程团队强势的公司也更重视营销了。 滨江也在对标绿城的降本增效。未来，滨江让同行羡慕的福利待遇，恐怕也要打折扣了。 某种意义上，全国最好的市场，周期只是被操盘手人为拉长了一些；而中国最好的民营房企，也只是补以前缺下的课。 说到底，这个世界是没有奇迹的。 4 今年4月29日杭州土拍前一天，钱江新城二期地块可能流拍的消息就传遍了。 这天中午，杭州一位朋友找我唠嗑，说钱二地块坐地单位想下架，却下架不了。建发报名了，但迟迟不交保证金。 临近下午5点截止时间，钱二地块还无开发商出价。临近晚上6点半左右，杭州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发布钱二地块终止挂牌公告，理由是： 经研究决定。 钱二是杭州的面子和里子。过去两年，杭州这座城市的操盘手画的饼很大很成功，2021年至今，钱二相继推出涉宅地块达14宗，开发商们造得又大又豪，收割了一批又一批富人。 上一次钱二拍地，滨江和城投底价拿了地，钱二总算保住了一点颜面。但现在，这个饼，连滨江都吃不下了。即便钱二操盘手们抬高了地房价差，开发商还是不愿上钩。 眼看着要流拍了，操盘手们只能宣告终止出让，听上去要比流拍要好点。 五一前的土拍，其实很明显。世纪城的地就是出来带节奏的，地块不大，总价不高。果然，15家开发商竞拍22轮，绿城近14%的溢价率抢到手了。 […]
38岁那年，袁枚做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决定，辞掉了体制内公务员的身份。 年龄超过了35岁的他，甚至都不用顾忌中年危机。之所以有裸辞的底气，关键还是他擅长理财投资。 靠着万金田产、万两白银，吃利息，他就活得很滋润了。平时就是当当美食博主，写写《随园食单》，人生不要太惬意了。 袁枚最成功的投资，还是地产。 32岁的时候，袁枚仅仅花了300两白银，就抄底了江宁织造隋赫德被法拍的私家园林。300两，也就是他当官时几个月的收入而已。 这可能是袁枚一生中最得意的一次投资。以至他70多岁，垂垂老矣时，还在《随园诗话》无比自豪地写下，曹雪芹写了一本石头记，里头记了好多风月繁华的大场面。当中有个叫大观园的： 那就是我的随园呀。 曹家的大观园，在袁枚手下焕发了新生。他是随园的总设计师，一草一木、一水一石，都出自他的谋划。位置优越，庭院富丽，放在今天，它都是好的投资标的。 1 大观园在哪，我们都已经知道了。不过很长一段时间，就算熟读红楼梦的专家，对曹雪芹在北京住哪儿，也毫无头绪。 红学研究者去过很多地方。北京崇文门的蒜市口，香山脚下的黄叶村，但始终没有准确的答案。 事情在1963年出现转机。一位叫张永海的香山老土著，在研究者吴恩裕的采访下，还原了曹雪芹生前住在香山的细节。 曹雪芹是通过拔旗归营的途径，来到香山的，住正白旗，地点在四王府的西边，地藏沟口左边靠近河的地方。过去那地方有点荒凉，不时还有狼。很容易找： 那儿到今天，还有一棵200多年大槐树。 之后，正白旗39号的屋子里，一面写满曹雪芹笔迹的老墙重见天日。这里正是当年老人指认的位置。人们终于确信，这里就是当年写下旷世奇作的小破屋。 很快，围着歪脖槐树，北京造起第一座曹雪芹纪念馆。 不止是曹氏老宅，过去北京的大街、胡同、四合院里，槐树几乎是标配。北京是中国槐树最多的城市，人们对北京绿化的定位也很精准： 老宅必有老槐。 苏轼给朋友写过一篇10W+文章，叫《三槐堂铭》。朋友的爷爷在庭院种下三棵槐树，并许下心愿。多年后，朋友的父辈，都考公成功，当上了高官： 归视其家，槐荫满庭。 而在西山，每棵树都有一百种可能。它可能曾被文徵明写进诗里，被曹雪芹触摸过，被溥心畬画进画里。它们见过人们见不到的王朝更迭，吸收着西山独一份的灵性和贵气。 在西山的另一头，距离黄叶村10公里左右，一个叫刘娘府的村子里，有两棵古树。其中一棵是槐树，另一棵，也是槐树。 两株古槐都历经百年。其中一株种下时，中国正值康熙盛世，美国依旧还没诞生；另一株种下时，辛亥革命枪声刚刚打响，十几公里外的紫禁城内，溥仪即将退位，王朝更替就在眼前。 如今村子早已不在。树还郁郁葱葱地挺立着，什么话都不说，自带沧桑。有一棵老槐树，连树叶都长成了“爱你”的心形。 2022年的春天，有一群人来到老槐树下。他们长久地观察着两棵树的变化，思考着什么事情。就这样，过去了好几个月。 人类历史的很多重要时刻，都是在大树底下发生的。菩提树下的释迦牟尼参透了万物即空，被苹果选中的男人，一砸成名。 在老槐树底下思考的人们，来自一家叫绿城的企业。树脚下的土地，被绿城小心翼翼地保护了起来。 网络图片 类似的事情，绿城干过很多次。 在浙江丽水，绿城保留了原址上的四棵古樟树。那里本来是个叫蛙蟆坑的村子。村民恋旧，又搬了回来。在外面打拼的他们，心中有抹忘不掉的绿： 有树的地方，就是家。 在杭州，绿城为了一棵刚满18岁的柿子树，翡翠城的设计原稿一改再改。他们要把树，还有树旁的河道、溪流，全部都一一照顾。 这家公司，一直在和土地对话，一直也在听着土地给的答案。 过去，北京楼市大平层最好卖的定律，被市场验证过无数遍。但绿城不愿意辜负北京难得一见的西山浅山坡地。于是，他们第一次把浅山别墅从江南搬到了北方，做了一个北京罕见的项目： 西山云庐。 这个项目刚立项，他们就发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两棵古槐树都在项目的土地上。于是，在拿地的七八个月里，绿城就做了两件事。第一件是论证产品，第二件，是： 保护两位树先生。 保护树先生的故事，我之前写过一次。保护这两株古树的核心任务，是保护古树脚下的土地。业内人士有个共识，古树最好不要移植，原土原址，是最好的保护。 因为担心古槐树会把自己撑破，他们挖深了树下的土方。他们找来的专家吵了六个月，做了十二版方案，最终决定给古树大土方做一个： 坝。 这个坝挖到最后，出现了一个反弧形的垂直立面，深十四米，宽度达到了四十米。要是水平摊开，比一个篮球场还要大得多。 如此大块裸露在外的土方，对任何开发商来说，都不太容易处理。但绿城论证之后，决定又一次把它交给了面前的西山： 青松四面云藏屋，翠壁千寻石作梯。 从这一刻开始，保护树先生的故事，开始变成了另外一个故事。 一个制作巨石崖壁的故事。 2 2023年的夏天，河北、山西好几家石材基地，都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老头。 他满头白发，身穿户外马甲，拄着一根拐杖，手里拿着笔，不停在纸上画着什么。偶尔和身边的人，小声说着当地人听不懂的话。 老人来自日本，是日本一个骨灰级的庭院设计师，名叫野村勘治。北京野奢酒店天花板悉昙酒店，和日本京都丽思卡尔顿酒店的庭院景观，都出自他的手。 网络图片 两家背景迥异的酒店，收获的入住评价却很相似。住过那里的人都说： 一万多一晚的房间，光是看着窗外庭院，就能值回八千。 这一次，绿城找到野村勘治，给了他一个更艰巨的任务——在西山云庐，以古槐树为中心，打造一处属于西山的崖壁。 野村出生于1950年，是日本人常说的团块世代。 如果不是父母反对，年轻时候的野村，可能会成为一名画家。他在东京农业大学学景观建筑，跟着另一位庭院设计大师重森三玲，实地勘察了很多像金阁寺、龙安寺这样的国宝级庭院。 野村对山水画的认知，启蒙于日本画家雪舟。 雪舟曾是明朝时留学中国的艺术生。游历了中国的名山大川，在山水画上，师法学习了宋朝著名山水画家马远和夏圭。 实际上，让日本人欲罢不能的枯山水庭院，一直是以唐宋代山水画为母体的。 京都的大德寺大仙院，全庭景色是根据北宋郭熙《早春图》来布局的；名古屋的很多著名庭院，也都是南宋玉涧的画风。 从雪舟开始，野村也对中国唐宋时代的山水画，尤其是南宋的山水画，心生向往。在他看来，南宋山水画色彩由浓重趋向清淡，虽然不像北宋画得那么深邃，但大量留白，更有： 禅宗的味道。 年轻时候的野村，一直都想来中国，像雪舟一样，看看马远和夏圭笔下中国的山水。不过他第一次来中国，已经是46岁了。 2006年，野村应上海一家五星酒店邀请，来到中国做了他第一个庭院作品。 悉昙酒店的庭院，则是他在北京的第一个作品。也是因为京都丽思卡尔顿和悉昙，绿城决定邀请这位庭院设计师，来做西山云庐的崖壁。 这是野村从未见过的原始场地。与京都庭院式的精巧不同，绿城这块坝的尺寸，是庞大的。隐约流露一股苍劲硬朗的气势，带着岁月感。 看完现场，野村马上想到了宋代山水画，尤其是那幅北宋画家范宽的： 溪山行旅图。 不止是范宽，夏圭、马远的画，也像放电影一样在野村眼前逐帧闪现。 他意识到，面前这幅反弧面的崖壁，像极范宽巨碑式山水画的卷轴。他决定用立体的石头，堆叠出一幅中国山水画，用来致敬他一直热爱的中国前辈大师们。 七十多岁的野村没有怠慢。做崖壁最重要的是石头，为了找石头，在去年夏天，他一路从北京房山、辗转大同灵丘，再到保定曲阳，他甚至专程跑到山东，去了一趟泰山。 他要找的石头，得填充《溪山行旅图》那般的空间感，颜色、肌理、褶皱，石头之间高低错落，都能互相照应，还有马远和夏圭笔下的留白。 日本的造园技艺，其实也发轫于中国唐宋。他们第一本系统园林理论书《作庭记》，开篇就讲堆砌石头的重要性。首先要找到相符地形的自然山水，考虑主人意愿，融入作庭家的思考，对石块排列。 野村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原生的石头，把一生的命运都写在了模样上。对设计师来说，选石头得靠敏锐的洞察力，需要和石头对话，才能创作出石头之间彼此呼应的阵列。 但这种创作手法，在中国已经不多见了。在中国现有的园林里，也找不到类似的叠石方式。 绿城给予了这位大师最大的尺度去创作。从一开始，绿城中国北京城市公司总经理陆建强就对他们自己的设计师说： 你们统统后退，给老师空间。 野村花了近半年，挑选了28块原石。最大的一块，竟然切割后仍达到21吨重。它们的纹理和颜色，甚至是表面上的褶皱，都经过严格的审视。 网络图片 比起人工工艺，原石是未知的，最后的崖壁，有时候也没办法和设计稿完全吻合。但对于野村来说，叠石头的过程，也是一种再创作，也充满着各种惊喜。 这位75岁的老人，为了盯紧施工工程，在北京最冷的12月，穿着棉衣棉裤，在石壁脚下扎了个小帐篷。 这一盯，就是小半年。大多数时候，悬吊一块石头，在空中几厘米几厘米地调整，就得用上一整天的时间。放上对应位置，安装又得再花上一整天。 最大的21吨原石，就算整个北京荷载最重的吊车，也没法吊起来，他们只能现场把石头小心翼翼地切割成两块，再把这两块石头，堆叠在崖壁上。 4月底，崖壁终于完工。一副雄浑辽阔的、让人看得心生敬畏的《溪山行旅图》，在所有人面前呈现了出来。 3 五一节后，西山云庐的巨石崖壁，褪去了最后一层罩纱。为了这个时刻，西山云庐已经等了整整两年。 崖壁的全貌，会透过巨大的落地窗，在三面环绕的下沉空间毫无保留地呈现。下沉空间是西山云庐的会所。绿城为会所取了好听的名字： 云在庭。 1300多年前，杜甫到成都躺平，在江边的亭子里晒着太阳，写下： 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 王小波也说过类似的话，他写到：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 一个能看树、看书，看云，看石，看流水的地方，对于一个北京人来说，简直是奢望。但绿城在西山云庐，做到了。 网络图片 云在庭面对的，就是古树崖壁瀑布景观。崖壁有两条瀑布，左边的叫“祥龙瀑”，取法自峨眉山的“一线天”；右边那条瀑布，名叫“龙门瀑”，取法自中国古代的传说： 鲤鱼跃龙门。 山石和水流，得有华山和万里江湖的气势。像文震亨在《长物志》里说的： 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 网络图片 崖壁和瀑布的画面，又分别用元宝石、鲤鱼石、龙头石划分出了三个层次结构。巨石堆叠的山峦，最终汇聚于右边龙门瀑布最上部的“龙头”。 在中国的山水语言里，这些都对应着人生的不同阶段，表达了不断向上飞跃的愿望。 在会所云在庭的各个空间里，从不同角度不同季节，每个人看到的崖壁和瀑布的景观，也各不相同。 西山云庐所在位置西山，这里一年里有一半的时间，天蓝得不像是在北京。春天细雨，夏天昭阳，秋天红叶，冬日瑞雪，都是面前这幅立体山水画的共创者。 就算一天的不同时辰，石头也有日晷一般的阴翳流转。墨色深深浅浅，让这副中国山水画，有了跳动的韵律。 网络图片 陆建强说，他最期待的是冬天，从地下三层泳池边上的落地窗向外看，雪落在石上，水汽氤氲，泳池宛如仙境。 我以前说过，绿城是一家读过书的公司。他们在这里要做的，也不止是运营健身房、游泳池、私厨餐厅的会所，他们要为云庐别墅的主人们，还原一处与西山、与历史对话的场地。 网络图片 放在整个行业里看，绿城做的会所，都是特立独行的。同行造会所，以欧洲南美的奢石装饰，数十种不带重样。 而西山云庐，扒拉的是老祖宗箱底，用的，是28颗长满青苔，浑身包浆的石头。有一次选石，野村看上的，竟然是一个河道里被洪水冲刷下来的乱石。 同行做会所，还喜欢放西洋画和艺术装置。但绿城放的，是崖壁、瀑布，古槐树，和四库全书。 会所的地下一层，是文澜书院。里面存放着一整套完整的影印版《四库全书》，有1559本。 网络图片 这套《四库全书》，是绿城创始人宋卫平在自己资金最紧张的时候，捐资三千万给杭州出版社，请他们修缮出版的。 在古树和古书下，已经有了专属的文化社群组织，西社。今后，一批批文化界大家，将在这里交流思想。 中国最早的会所活动，也是从宋朝开始，有了雏形，名曰雅集。 在雅集里，那时的知识分子，找到了比权力和财富更高的价值。一代代人追寻西园雅集图中的画面，其实也是在追求自由放松的精神世界。 野村说，对崖壁的空间营造，他期待能够让人们重新反思，自己本身的能力和强大。 作为团块世代，野村年轻时赶上经济低谷。不过跟着重森三玲学习作庭，他已经和石头打了半辈子的交道。 在30岁之前，他一度想辞掉工作，专心搞艺术。但摸的石头越多，那种焦虑和迷茫慢慢消失了。石头身上的岁月感，给他灌输着振奋的力量。 半个世纪里，野村的职业生涯随着日本经济的高涨和低落，上下浮沉。他说： 时代的好坏，其实不重要。 […]
4月28日下午，病毒学家张永振的航班，降落在上海虹桥T2航站楼。 本来团队成员陈燕玫准备开车来接他，但她没有出现。这位研究员正被关在张教授团队的实验室里。张教授的其他学生，则被拦在实验室门外。 在此前的25号那天，实验室所在地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一名副院长，带着保卫科长及几名中心干部，通知所有工作人员有急事儿，要开个会。 领导在会上宣布，这里的实验室要进行改造装修，必须在2天内全部搬离。在现场的一名研究员说： 整个通气会一共开了1分钟。 领导们随后匆匆离开，留下一脸懵逼的众人。 一个超过500平方米的实验室，器材、设备、冰箱、样本数量都没统计的实验室，要如何在2天内搬完，大家不知道。 陈燕玫在钉钉上询问，得到的回复是，要他们暂时搬去另外一名教授那里。 陈燕玫有点蒙。且不说2天的时间太短，他们做的是病毒研究，新的实验场所符不符合要求，是不是应该提前询问一下当事人的意见？ 已经没人回复她了。 恰逢张永振出差广州，陈燕玫决定老师回来之前，都住在实验室里。出乎意料，两天的期限一到，实验室大门立即被关闭了。 出差回到上海的张永振开车来到实验室门口。和保安对话无果后，这位马上60岁的著名病毒学家做了个决定： 睡在实验室门口。 一堆纸壳，一床被子，一个枕头。纸壳是学生们在中心里收集的，被子和褥子是陈燕玫从实验室楼的缝隙递出来的。 夜色中，只有实验楼外昏暗的灯光闪烁。保安们用手机刷着抖音，声音很大。上海开始下起了雨，张永振想向有遮挡的方向靠近一点，也不不容易。 那晚，他的被子湿掉了。 实验室门口，张永振躺了3天2夜。期间，公卫中心的领导来过一次，让张永振回去，别躺了，其他什么也没说。 舆论发酵后，4月30日晚，张永振拿回了门禁卡。5月1日早上，学生们也回到了实验室。 我问这位2020年《Nature》杂志年度自然科学领域十大人物，躺实验室门口时想了些什么？他摇了摇头，说一夜难眠： 但没关系，这几年也都睡得不好。 1 能成为《Nature》杂志年度十大自然科学领域人物，还得从四年前另一个夜晚说起。 2020年1月5日凌晨2点，正准备睡觉的张永振接到学生陈燕玫从北京昌平打来的电话。她告知张永振，武汉送来的样本数据经过分析： 发现了类冠状病毒的序列。 张永振一直在关注肺炎。他曾经参加抗击非典疫情，一直认为经呼吸道传播的疾病，一定会成为人类世界的大威胁。 因此，2014年前后，张永振就和武汉疾控中心、武汉中心医院建立了合作关系。当有不明原因肺炎出现时，对方就会将样本送往张永振的实验室进行检测。 12月中旬，张永振就听说武汉出现了不明原因肺炎。但彼时恰逢妻子去世，张永振还没精力关注。 之后，上海中山医院又发生了不明原因的腹泻，张永振被指定进行研判。因此在疫情爆发的初期，他和新冠病毒擦肩而过。 时间到了1月3号，刚过完生日的张永振收到武汉市疾控中心的生物样本，及武汉市中心医院呼吸科医生们采集的不明原因肺炎病人灌洗液样本。 两名助手宋志刚和吴凡开始进入p3实验室处理样本和核酸。其他人开始建立文库，进行高通量测序。北京的陈燕玫，则负责进行数据分析。 5号的凌晨，他接到了陈燕玫的电话。那天凌晨，张永振让陈燕玫别睡了，连夜把全部基因序列都做出来，并让一名在北京的同学赶去给陈燕玫帮忙。 第二天早上，张永振团队就获得了新病毒的基因组序列。分析后大家发现，这是一种人类尚未发现过的全新病毒。 张永振立刻给自己的合作伙伴，武汉中心医院呼吸内科的主任打去一个电话，询问病患情况。结合合作伙伴的反馈，张永振得出了判断： 这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 经呼吸道传播； 致病性和公共卫生风险高于高致病性禽流感。 同时他建议，公共场所采取防控措施，临床上使用抗病毒治疗。 一夜没睡的张永振马上上报。他找到时任上海市公卫中心的负责人朱同玉，告诉他这件事非同小可，请求他马上通过最高渠道上报。 而后，他又通过各种渠道，向上海市政府和国家疾控和卫生部门进行汇报。 这一天，他也为新病毒注册了GenBank。 次日，张永振回到北京，为刚刚去世的妻子选好墓地，又将总结好的关于新型冠状病毒的论文投给了《Nature》。 1月8号，张永振亲自去了一趟武汉，到武汉中心医院和一线医生了解情况。这更加深了他的判断和忧虑。 9号，他接到了《Nature》编辑打来的电话，问他能不能公开序列并发表文章预印版。张永振怕被人说抢发论文，拒绝了预印版。公开序列则表示自己要考虑一下。 张永振想了很久。11号，他临登上飞往北京的飞机前，再次接到合作伙伴打来的电话。对方告诉他，香港等地已经出现了疑似病例，希望他能尽快公开序列。 张永振用了不到一分钟时间来思考，最终决定授权合作对象在网络上公开全部序列。 这一分钟，挽救了这座星球上无数人的生命。 后来推动研发出新冠mRNA疫苗的德州大学教授麦克米伦这样评价张永振的工作： 公布基因组序列的那一刻，发令枪就响了。 2 2020年2月，国家疾控中心传染病所收到一份来自上海公卫中心的商调函，希望将该单位的研究员张永振，调往上海公卫中心全职工作。 张永振2018年就在公卫中心兼职工作了。根据当时的合作协议，张永振将和公卫中心展开合作，为期5年。 公卫中心当时的领导朱同玉和卢洪洲非常看重张永振的工作。尽管他没有院士这种闪耀的头衔，但没辜负两位领导的期望——从2018年到2020年，张教授带领团队以公卫中心的名义，在《Cell》和《Nature》上各发表了3篇文章。 2020年，张永振决定接受两位领导邀请，前往上海公卫中心全职工作。 当年10月，张永振出现在上海公卫中心拟录用的公示名单中。国家疾控中心也办理了张永振教授的调离手续。 彼时张永振受到了公卫中心的礼遇。主任朱同玉将自己办公室让出来给张永振。无论是实验室改造，还是招收学生，申请宿舍，张永振都得到全力支持。 但两位领导从公卫中心离职后，张永振觉得气氛有一些微妙了。 他的人事关系被卡在了半空，公卫中心迟迟不为他办理入职。学生们发现自己的实验开始变得并不顺利。申请材料、宿舍等小事开始屡屡受阻。 就合作协议到期时间及劳务费等问题，公卫中心也和张永振产生了争议。公卫中心认为协议开始于2017年10月，到2022年10月就已经终止了。现任领导说： 张永振就是赖着不走。 张永振却认为，协议实际签署于2018年3月，实际到期时间应该是2023年的3月： 我2018年4月才办的银行卡，用来收劳务费。 当初的协议，双方都没有写明日期。 公卫中心依旧按2022年10月的日期，在此之后停了张永振的OA权限。随后，上海公卫中心向国家疾控中心退回了张永振的档案，但档案被拒收了。 因为到期时间的争议，协议中规定的劳务及研究费用也停发。张永振认为公卫中心欠了团队近千万劳务费和实验经费。 抛开合作协议额，张永振认为自己明明是事业编制，人事调动是公对公行为。结果干了几十年，快60岁了： 编制莫名其妙没了。 因为曾患有甲状腺癌，张永振每天都需要服用药物。此外，他还患有严重的静脉曲张，也一直拖着没去医院做手术。因为编制没了，他的医保停了，社保也停了。 至于实验室改造，按照张永振的说法，实验室根本不需要改造，因为整个实验室落成是在2020年，这才过去几年？ 在他的实验室同一栋楼里，还有一个P3（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P3实验室刚刚才通过国家认可委专家现场评审测试。这又需要改造什么？ 一句“赖着不走”，让张永振心寒。他说如果不是档案和劳务费等问题，他早想离开这里。但这些问题，一直没人出面和他沟通。 3 张永振很简朴。 一条已经磨掉色的皮带，一块戴了10年的手表，一双已经磨掉底的皮鞋。 他几乎没有什么个人爱好，唯一爱好就是工作。每天张永振都会在8点前赶到实验室，然后一直忙到晚上十一二点，再回家。 每一个学生的实验，张永振都会亲自把关。学生们说，在张教授的实验室，除了春节： 没有休假、没有双休。 按理说，这种远比996强度还大的实验室，很难让现在的年轻人呆得住。 但奇怪的是，张永振似乎有种独特的魅力。陈燕玫是中山大学为了吸引他帮他招收的研究生，一路跟着他从国家疾控中心到了上海。 宋志刚原本是公卫中心的正式员工，却跟着一个“兼职”教授走到最后。 还有很多学生来自复旦。这些天，这些学生都一直跟陪在张永振左右。 有位复旦生命科学院的在读博士本来不打算读硕博的，直到遇到张教授。 这位博士说，很多团队都是什么火做什么。但像张永振这样一直在病毒学领域深耕多年的，非常少。 和很多教授不一样，张永振没有任何留洋经历。本科是石河子农学院，学的畜牧专业。毕业后又在新疆兵团做了6年的行政工作，甚至管过拖拉机。 1998年，张永振博士毕业。但直到2005年才发出自己第一篇SCI。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实验室连台像样的PCR机器都没有： 唯一一台进口PCR仪器，还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 但张永振之后在全球病毒学界享有盛誉。他曾带着团队发现了5500多种新病毒，多次在全球顶级期刊上表论文。国家疾控中心评价他的工作： 填补了病毒进化上的主要空缺，改变了病毒学的传统观念。 尽管没有任何留洋经历，但张永振能说一口流利的英文。他那间小办公室里的桌子上放着一本牛津英汉词典。 这位土生土长的中国科学家，有着浓厚的家国情怀。 当初《Nature》将他评选为年度十大科学人物时，他曾有过一段不能明言的抗争，在个人荣誉和国家形象面前，坚定选择了后者。 他记得自己第一次出国时，在澳大利亚看到现代化畜牧业的震撼。当地一双皮鞋也要几十澳元。而他当时的工资，也就100块钱。后来他才知道，一个剪羊毛的女工： 一天就能挣80。 这么多年来，他始终记得这种差距，有一种强烈想追上发达国家的迫切感。 张永振说，最大的遗憾，是自己的科研工作被耽误。 他躺在实验室门口的照片，像一幅油画。江湖夜雨，昏暗的灯光，若无其事的保安，拍照的学生，及躺在纸板上的张永振。 他要守护的，是他的生物安全实验室和样本，作为病毒实验室，室内要处于负压。 一旦压力增大，内部气体泄露出来，那就要出大问题了。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兽楼处
张兰此前不知道50岁会是个门槛，直到今年4月初，工地上的财务告诉她，因为她50岁了，工资发不下来。 财务说，项目部有规定，女性超过50岁不能在工地务工。张兰的银行卡和身份证报上去，被项目部驳回。 近三年，张兰先后在三个交通项目工地食堂做饭，但从不知道工地上对年龄有如此明确的限制。 实际上，她遇到的门槛早在几年前就已存在。2019年起，上海、天津等地针对60岁以上的建筑业男性农民工和50岁以上的女性农民工发出了“清退令”，禁止超龄农民工进入建筑业工地。 全国多地发布建筑业清退令相关话题曾登上微博热搜 到2022年3月，“清退令”蔓延至深圳、江苏泰州、江西南昌和湖北荆州等多个地方。 受“清退令”影响的并非张兰一人。根据国家统计局2024年4月30日发布的《2023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下称“监测报告”），2023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753亿人，其中50岁以上的占30.6%，共9100多万人。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王欧告诉盐财经，从人口学来看，上世纪50-70年代早期，是中国人口出生的高峰，尤其是农村人口。因而未来10-15年，随着这一高峰期出生的人口已经或陆续进入老年，大龄、超龄农民工这个群体，规模很大。 而这些人将陆续或已经受到“清退令”影响。 “监测报告”还提到，2023年建筑业农民工就业人数减少650万人。可在此现状下，还有4581万农民工从事建筑业，建筑业仍是吸纳农民工就业的第二大行业。 2018年-2023年全国农民工规模及增速/图源：国家统计局 建筑业“清退令”的出台，最初是为了减少超龄农民工在工地上的伤亡事故。 2019年，上海在出台“清退令”后，上海市建设工程安全质量监督总站安全科科长崔勇对此回应称，2018年全年建筑业安全生产事故造成死亡的人员里，超过60岁的占比达到15％，而当时建筑从业工人中，超过60岁的占比仅有1％。 但张兰并不理解，只在食堂做饭的她，应属于后勤人员，50岁的年纪，有何危险？财务给不了她回答，只说项目部如此规定，他们也没办法。 “50岁离领养老金还有10年，不打工怎么办呢。”财务跟她感叹道。 01 农民工没有退休一说 张俊男的父亲也是从今年开始找不到活的。过往二十几年，她父亲通过在工地上支模、扎钢筋，撑起了一家四口人的生活。 但他今年到了60岁后，突然间没有工地愿意要他。“因为他过了60岁没法买保险，而且那些正规工地上都要点名，他混不过去。”张俊男告诉盐财经。 她刚读大一，还是花钱的年纪，大她12岁的姐姐早已成家有了自己的孩子，没有余力帮他们。 张俊男想给父亲找份工作，但她在求职软件上看了很多，“基本不要60岁以上的，在我们小县城，适合60岁以上老人的工作也很少很少。” 焦虑的父亲想不明白，自己还能干活，怎么就超龄了。张兰同样不解，50岁的她根本算不上老人，家里的孩子都没有成家，怎么突然就超龄了？ 顶着炎热天在工地上工作的老年农民工/图源：视觉中国 某种程度上，超龄是城市的标准。 “超龄的标准线，是按照城市退休工人来定的，但农民没有退休意识，也没有和城镇职工一样的退休保障。”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副教授夏柱智告诉盐财经，农民都是干到干不动了才停下来，没有退休一说。 “清退令”中，关于男性60岁和女性50岁的标准线，实际上是按照《国务院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下称“办法”）确定的。 “办法”第一条规定，“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和党政机关、群众团体的工人”符合“男年满六十周岁，女年满五十周岁，连任工龄满十年的”应该退休。 4月6日，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贺雪峰对此发文分析称，退休意味着可以领退休金，但实际中，建筑业“清退令”禁止超龄农民工进入，却并未给农民工办理退休退职手续，没有发放城镇职工标准的退休金。 贺雪峰认为，事实上，“办法”要求退休的对象并不包括农民工。因此，禁止超龄农民工进入建筑行业，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农民工利益的实质性损害。 这一点，跟踪研究农民工10余年的王欧也有同感。 “针对清退令，我们要追问的是，现在建筑工地劳动力的年龄结构到底是什么样子？”王欧告诉盐财经，目前建筑业劳动力中，主要以大龄农民工为主。 “监测报告”也指出，全国近3亿农民工中，50岁以上的占比最多（30.6%），9100万人。但在10年前，境况并非如此。 王欧还记得，2014年的农民工占比中，新生代农民工超过50%。当时，他有个预感：新生代农民工会越来越多，老一代农民工逐渐退出劳动力市场。 江苏海安：建筑业劳动者/图源：视觉中国 可现实的发展超出他的预料。“没过几年，特别是2018年以后，新生代农民工的占比一直在下降，老一代农民工反而在增加，比重超过50%，这个群体未来数量还会增多。”王欧说。 这跟现实中负责建筑业招工的包工头的感知一样。 老郭在武汉当包工头10多年，他告诉盐财经，建筑这个行业“50-60多岁的农民工是主力，现在根本没年轻人做这个事情。” 王欧说，“清退令”本意是为了保护劳动力，“但实际有那么多大龄、超龄的劳动力在建筑业工作，（所以）这样的政策反而有一个排斥作用”。 02 离开工地去哪里 2022年初，多地出台“清退令”引发舆论关注后，当年5月，国家发改委就业司发文表示：对待超龄农民工不能“一退了之”，理应有周全的政策考量。 有些地方的“清退令”的确给超龄农民工预留出了弹性空间。如天津市住建委下发的相关通知中，虽然明确禁止施工单位与60岁以上男性和50岁以上女性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但同时，还规定“因特殊情况确需安排或使用超龄建筑工人的，施工单位应当对超龄人员健康证明（健康证明有效期为1年）进行核验，并根据项目具体情况合理安排工作岗位”。 可现实中，建筑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为了合规，对待政策“都是就上不就下…这样就能避免地方政府问责，万一出了问题，它可以说雇佣完全是合法合理，有政策依据的”，夏柱智说。 像张兰就职工地所在的省份并未出台过任何建筑业“清退令”，但她所在的项目，根据企业的规定，仍旧依照“清退令”执行。 不过张兰的遭遇还没到最坏的一步。得知她因为超龄无法领取工资后，财务提供了解决方法：让张兰找一张没超过50岁人的银行卡和身份证，替她领工资。 牵扯到后续的工资，旁人信不过，张兰最后交了自己儿子的银行卡和身份证上去。 但张俊男的父亲没有这么幸运。实在找不到正规工地上的活后，她父亲跟着一个管工地的堂哥去了外地，平时工地上有什么杂活、零活就让他干，没有歇着。 “但这种零工或黑工，没有任何保障，不能买保险也不能签合同，出了事只能自己担着。”张俊男说。 这种零工或黑工，没有任何保障，出了事只能自己担着/图源：视觉中国 不能买保险加剧了建筑业不敢用超龄农民工的不利处境。夏柱智告诉盐财经，按照城市的标准，到退休年龄后，就失去了购买工伤保险的资格。 而对雇佣方而言，不能购买工伤保险的超龄农民工会使其承受很大的风险，不敢用。 不过，针对这一困境，不少地方试图做出改变。 据北京日报2023年末的报道，安徽省、上海市、海南省、湖北省等多地发布相关通知和意见，明确进一步扩大工伤保险覆盖范围，拟将超过法定退休年龄就业人员等群体纳入工伤保障。 这意味着超龄农民工在工地继续干活，仍旧可以购买工伤保险。 但这没有改变“清退令”带来的附加后果。 “‘清退令’的后果就是部分超龄农民工失去了就业机会，他本来可以干，但现在不能干了。”夏柱智说，工地上原本有一些模糊地带，就算超过60岁也可以工作，只是名字不能出现在登记簿上，“挂一个你老婆或者孩子的名字，这在工地上都可以变通”。 但“清退令”严格执行后，需要刷脸实名验证，要经常督查，工地就很难雇佣超龄农民工。 不过，包工头老郭说，他现在还是会招超龄农民工，方法就是借用他人的身份。碰上有人督查，就让超龄农民工歇着。项目部发不了工资，他就想办法给发。 张兰也是被幸运地变通了一下，但最终结果如何，仍不可知。上交资料已经一个多月了，工资还没发。 而且，财务通知了所有人：前两个月工资发下后，再回转给老板，之后再跟其他月的工资一起发。这么做的理由并不清楚，张兰问了工地上其他工友，他们说这不是什么新鲜事。 王欧告诉盐财经，张兰经历的这种变通虽然可以保住工作，但也埋下了隐患。之后如果出现什么劳动纠纷，例如欠薪或发生工伤，就很难去证明自己的劳动关系，大概率只能自己承担所有意外。 可为了生活，因“清退令”离开工地的超龄农民工，并不会就此回家养老。“要么去做保洁保安，要么回家在县城的小工地上干活”，夏柱智告诉盐财经，清退令影响的是农民工中的弱势群体，他们在劳动市场上找不到其他工作，只能凭自己的体力吃饭。 王欧和学生们做过“清退令”后超龄农民工的去向调查，发现他们的选择主要有三： 极少一部分回家务农，另一部分是回老家，但不务农，而是等待别的工作机会。剩下大部分动用自己多年来干建筑形成的工友网络和包工头网络，换一个没有“清退令”的城市或工地，继续干建筑业。 此外，王欧和学生们还发现，被“清退”的超龄农民工因潜在失业，开始大量进入零工市场。 “如果这些人身体健康，零工市场是很欢迎他们的，因为他们能吃苦耐劳，任劳任怨，而且他们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几个人，有一个小的同乡网络。”王欧说，但这会冲击零工市场，跟那些零工市场主力——大龄单身男工群体抢活。 而很多人不解，为什么这些已经超龄的农民工非要工作不可？ 03 要继续挣钱 张俊男把父亲找不到活的事情和由此带给全家的焦虑分享在了社交平台后，评论区有不少人在问：60岁不应该退休了吗？ 但张俊男知道，父亲没法退休。 “花钱的地方很多，我上学是一大笔费用，日常消费也得花钱。我父母关系很不好，经常会因为钱吵架，所以我对钱非常非常敏感。”张俊男说，父亲是家里的经济支柱，自从他没法在工地干活后，家里人都变得很焦虑。 她说，母亲今年54岁，身体不好，待在家里。这两年，家附近在开发一个旅游度假区，母亲有时会去那边干清洁零工。 家里虽有点土地，但都是些靠近废弃煤矿和坡度比较大的，“土壤差，种起来也不太方便”。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年农业收入很低，挣不到钱，有时候收成或是粮价不行的话，还会亏”，所以，“现在就是种点蔬菜自己吃，其他的很少，划不来。”张俊男说。 张兰也无法在50岁就直接退休。虽然张兰一双儿女都已毕业工作，但她没法就此赋闲在家。因为儿子去了大城市工作，在当地买房结婚成了一家的重担。 图源：视觉中国 十多年来，张兰干过各种活，餐厅服务员、宾馆保洁、棉花采摘员……直到三年前找到这份工地上厨师工作，她拿到了远超当地水平的工资，觉得可以好好攒点钱，没想到今年被突然通知已经超龄。 尽管她暂时靠变通保住了工作，但“上面”跟她说了，最多干到今年底，她就得走。而之后去哪里、干什么，她毫无头绪。张兰清楚，因为自己是文盲，干不了需要文化的工作，而像工厂、工地等工作，她的年龄已是障碍。 未来的活计不可知，但有一点张兰非常清楚：要继续挣钱。 “现在大量的大龄、超龄农民工，还在为他的子代，甚至孙代劳作。”王欧告诉盐财经，现在的一个趋势是：农村盖房不行了，都要到县城或到发达点的乡镇买房。 “这是子女结婚的条件”，王欧说，他长期跟踪研究的几个农民工都在县城给孩子买了一套房，基本上是父母付首付，“几十万很正常，有的父母还会供房贷”。 此外，在县城买房后，往往是奶奶去陪孙子读书。他们的子女在外打工，有自己的压力，往往是大龄或超龄农民工父母承担在县城很大一部分的生活成本。 “所以这些人他只要还能挣钱，不管60岁还是70岁，他们根本都来不及考虑自己养老的问题。”王欧说，“他们会把养老、医疗的需求推得很后，等待着未来不确定性的到来。” 尽管他们不把养老问题排在前面，但养老最终还是会成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夏柱智认为，超龄农民工仍去工作，某种程度上也是在解决他们自己的养老问题。 “如果他们现在不挣钱，到了干不动活的时候，养老就成问题了，靠养老金是解决不了养老问题的，靠子女也不是他们的选择。”夏柱智说，很多农村老人不愿意让子女去掏钱，他们都是自我养老，还恨不得把自己挣的钱都给子女。 04 超龄农民工的根本问题是养老 如果超龄农民工被建筑业清退，又难以找到其他工作，剩下的几乎只有退守农村一条路。 张兰告诉盐财经，尽管家里有几亩山地，但种地是最后实在找不到工作时才会考虑的选项。 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是：种地可以解决养老问题吗？ 夏柱智认为，种地可以解决已没有太大支出的高龄老人养老问题，但前提是村里有较丰富的土地资源。“而一些低龄农村老人，一是自己还需要消费，二是还要帮扶自己的子女，光靠种田是不可持续的。”夏柱智说。 他以自己老家为例，“我家是湖北阳新丘陵山区，那边户均不到5亩地，而且有一半是旱地，没什么产出，还不好种。”夏柱智说，在这种地方种地解决不了养老问题，最多只能种点口粮和蔬菜，没有收入。 “而在有些地方”，他继续说道，比如湖北恩施山区，一户有5~10亩土地，这些土地可以种茶，一家种5亩茶，就有1万元收入，可以供养两个老人。 湖北恩施：土家“藤茶”/图源：视觉中国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贺雪峰撰文指出，超龄农民工路在何方的问题，从根本上讲并非“清退令”的问题，而是应当如何设计中国城乡的社会保障制度，以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的问题。 贺雪峰认为，超龄农民工的养老问题或有两种解决方案，但第二种方案对当下的国家现实而言，难以实现。 一是传统的家庭养老，包括自养和家庭赡养。但这种养老方式是有前提的：农民只要能劳动就继续劳动，同时，各种体制向农民开放。 “比如，城市务工机会向农民开放，农村土地仍然向返乡农民工开放 （农民工返乡后可以要回承包地自种），以及农民工在农村仍然有自己的住宅等等。”贺雪峰在文中写道。 不现实的第二种思路——让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获得城镇职工标准的退休金。 贺雪峰认为，既然“清退令”将农民工退出建筑行业的年龄限制在男60周岁和女50周岁以上，那么农民工超龄后不再劳动时，理应获得城镇职工标准的退休金。 贺雪峰在文中提到，按照2021年社保数据，如果将农民的基本养老保险平均发放水平提高到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水平，每年要支付的社保基金将超过10万亿元，占到全国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 “这显然不符合中国当前国情。”贺雪峰写道。 在上述思路难以实现的情况下，贺雪峰认为，应对农民工养老的主导办法，就是以返乡为基础的养老。不过返乡养老的前提是，尽可能将各种城乡就业获利机会向农民开放，让农民依据自身实际情况进行理性选择。 此外，在允许农民进城的同时，也保留农民工自由返乡的空间。 不过，像张兰和张俊男父亲这样的超龄农民工们，不会考虑这么大的问题。张俊男听父亲说，他常为没活焦虑，偶尔有活时又焦虑自己的进度赶不上工地相对年轻的工人。 所以，“我爸只能在其他人休息的时候，他加班去做，赶上进度”。张俊男说。 张兰自从把儿子的身份证和银行卡交上去后，仍然担心工资最后能不能真正发下来。同时，她还在想，要是工资发下来，要怎样撒谎，才能不把工资再转回老板。 说完这些，她又突然想到，去年在另一个项目还有两个月的工资没有发。她去催过几遍，对方也是说因为她过了50岁，项目部不批，目前仍在想办法。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南风窗
“中国文明已经绵延了几千年，我们中国文化从来没有没落，所以说我们中国是很强大的。我们中国人要强大，必须要精神上强大。” 日前，在哈尔滨地铁上，一位大学生向乘客们如此慷慨陈词。此事的起因是一位老阿姨谈到基督教，这位年轻人看不过去，说“你选择去信耶稣，不如去信女娲捏小人”，他尤其担心在这人员流动很大的车厢里，那些心智尚未成熟、三观还没确立的孩子，听了外国信仰之后会受影响，因而有必要宣扬一番中国文化的优越性。 不必意外，留言一边倒地支持这一“正能量”的表态——那是自然，谁不喜欢听人说自家好？至少，那可以带来一种心理上的自豪感和满足感，因为作为这个共同体的一份子，无论你活成什么样，仅仅这个身份本身就能让你分享由此而来的荣光，仿佛是一份不劳而获的遗产。 然而，如果你愿意静下来细想一下，就会发现那番话是经不起推敲的。文化是不是没落，和“强大”有什么关系？美国如此强大，但欧洲人一直鄙视它没文化；古埃及早已衰亡，但不妨碍欧美人一直痴迷其文化。更何况，如果真的“从来没有没落”，那为什么现在要谈“伟大复兴”？“复兴”至少意味着曾经没落过吧？ 尽管文化的盛衰，很难用什么指标来衡量，因而“从未没落”这样论断也能含糊过去，但不可否认的一点是，近代中国人可不是这么想的。至少“五四”那一代，可是把批判传统作为己任，激进者甚至将这一文化传统视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根本阻碍。事实上，各主要文明中，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现代化过程中原有文化传统断裂的——儒家文化早已成了“游魂”。 退一步说，在五千年的漫长时间里，就算没落过，又怎么了？文明的兴衰起落，原本就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全球通史》一书就曾写道，罗马帝国衰亡之后的一千年里，西方文明是各大古典文明中唯一一个断裂而非连续的，然而，正是这种断裂开创了后来的新局面。 从江户时代到近代，日本在与外界（尤其中国）打交道时，最惯常拿来论证自身优越性的，就是天皇的系谱从未中断，所谓“万世一系”。这确实让他们得意洋洋，但我们现在看来，多少有点莫名其妙，不能理解这怎么就能证明日本的优越性，毕竟，连绵不断并不必然是优点，倒是从这种执念中可以见到日本社会有一种特别保守的倾向。 当然，情有可原的是，人总是有一种自发的冲动，不仅追求自我肯定，而且要将自身的优越性建构为一向如此，就像一些西方的历史著作，也会将西方在近现代的优势追溯到希腊罗马时代就已奠定了基础，尤其是科学，当然更是在古希腊城邦时代就已决定了的。凡此等等，都是历史决定论的种种变形，否定了历史发展曾有过的可能性。 网络图片 当下我们所看到的，其背后的社会心理恐怕还没那么复杂，那更多的不过是一种近代以来民族自尊心惨遭打击之后的过度补偿，毕竟要承认器物上不敌坚船利炮容易，要承认文化不如人可就太难了——事实上，即便在晚清国势最衰颓的时期，除了“开眼看世界”的极少数，大部分中国人仍坚信，洋人只是枪炮厉害，但论文化道德，那是远远不如我们的。 “文化自信”当然有其必要，否则很容易出现异化，变成“为了实现现代化，必须抛弃自身文化传统”，但通往现代化的道路不止一条，各国历史也都证明，这种异化既无必要，也不可能，更何况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 我当然能理解，“中国文化几千年来从未没落过”的说法让人感觉良好，至于事实如何，很多人只怕也并不在意，因为这种宣称原本就是一种“超历史”（supra-history）的乌托邦信念，而意识形态本来就是要无视一部分历史真实的，就此而言，这一论断无从辩驳，你要么信，要么不信——甚至你都没有不信的权利。 在此真正值得警觉的是：像这样的绝对化的论断，从根本上说是脆弱的。这就像一个人信誓旦旦地自称完美，但正因此，任何瑕疵都可能使这一宣称无法成立。借用武志红《深度关系》中的看法，这其实乃是一种“全能自恋”： 这种超高自恋会导致学习障碍，因为学习意味着你要承认自己无知，要容纳其他信息的涌入。[……]完美的东西不需要学习，不需要吸纳。所以一旦你觉得自己完美了，就不会再开放自己了。我们得接受自己的不完美，欢迎自恋的挫伤，而当自恋被撕开时，才能有光进来，于是你得到了滋养。 那位地铁上的年轻人所流露出来的意思也正是如此：中国文化一直优越，我们自家的东西就足够好，没什么必要去吸纳国外的。这乍看起来是自信的，但在本质上却是自我封闭的。 真正的自信，没有必要非得如何论证自身的文化优越性。至少在二战之前，美国面对欧洲一直有一种文化上的低劣感，但美国的文化界既没有否认这一点，也不妨碍他们不断从欧洲汲取文化养分。 所谓“文化”，原本就是在交流互动中形成的，它不应当是一种权力关系，接受者反而发扬光大的事，历史上也比比皆是——佛教在印度早已没落，倒是在中国开枝散叶。 在曾经的开放年代里，社会之所以朝气蓬勃，很大的一个原因恰是承认自身的不足：在我小时候的教科书上，经常读到新中国“一穷二白”、诸多领域薄弱的说法，当然还有对国民素质的批判——正是意识到种种不足、欠缺，急起直追的赶超心态才顺理成章。 说这些，既不是要否认这些年取得的进步，也不是说无须调整，而是期待一种更冷静理性的“文化自信”：我们无须向历史和传统乞灵，完全可以面对真实问题，做出真正的文化创造。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维舟
超过35周岁1天时间，意味着于超失去了2024年考公报名资格——他所在的省发布的公务员招考公告里，将考生出生日期限制在“1988年2月20日至2006年2月19日，而于超恰恰在1988年2月19日出生。他给有关部门打电话希望通融，得到的答复是，“差一天，一分钟都不行”。 上岸无望。于超一把抓下套在手腕上的佛珠，狠狠扔到河里，“不让我上岸，你也别想上岸。”佛珠是他花了500元从寺院求来的，说是让大师开过光。彼时他刚打算考公，希望佛珠能给他带来好运。但这串珠子似乎没能加持他的命运，尤其在考公这件事上。 进入2024年，意味着包括于超在内的“80末”一代走到了考公的年龄死线上。 一般来说，国内考公对本科学历年龄要求普遍是35周岁以下。这个年龄线依据，来自于2007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制定的《公务员录用规定》。这不仅成为日后35周岁报考上限规定的依据，也成为民企招聘市场中默认的年龄红线。 然而外部世界的变化，让公务员考试这一曾经被相当一部分“80后”视作鸡肋的考试变得炙手可热——互联网大厂裁掉35岁以上员工的消息频频传出，社交媒体上挤满了再就业的离职博主。曾经看似坚不可摧的东西尽数瓦解，在巨大的不确定性下，拥有一个编制、一个铁饭碗似乎成了更为稳妥的选择。有人因此感叹，以前的故事从“下海”开始，现在的故事到“上岸”结束。 而对最后一批“80后”来说，当他们意识到该上岸的时候，留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岸的诱惑 想要上岸的时候，于超还是名律师。他本硕都读的法律，学生时代就通过了司法考试。25岁研究生毕业时，也有同学考公。但对于超来说，公务员在彼时并不是很有吸引力，它意味着一成不变的生活和看得到尽头的未来，这些显然不是他当时想要的。“我那时候想挣钱。和律师比，公务员虽然稳定，但收入一般。” 27岁那年，于超成了执业律师。 几年律师做下来，他的案源并不稳定，平均每年挣5万元已经是上限。最惨的时候，全年收入只有1.5万元，甚至没达到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时他还陷入了一个怪圈，“每天各种应酬，到处推销自己。” 30岁那年有了孩子后，生活压力更大了，渐入中年的于超开始意识到一份稳定的收入有多重要，看到有同行辞职考公，他也动了这个念头。 他注意到，律师考公的，大多进了公检法单位。他们除了有稳定的基本工资外，还不乏各种津贴、年终奖、节日福利等。一个岸上的朋友告诉于超，他们在食堂吃饭，每餐只要1块钱。平时即便请假，对薪资也没什么影响。 而这种稳定，对整日为案源焦虑的于超来说，简直是神仙般的日子。这更坚定了他考公的决心。 对大龄青年来说，编制意味着铁饭碗 一千个大龄考公者，会找出一千个考公理由。而当何国权告诉我他是山东人时，他似乎也不用解释太多理由了。“一个过了35周岁还没上岸的山东人，能有什么未来？”坐在我对面的何国权，猛抽了一口12元一包的“泰山宏图”香烟，烟雾打着转从鼻孔里钻了出来。 何国权是独生子，父母常年做小生意，家里经济条件过得去。因为整个家族没人从政，在何国权很小的时候，爸爸就给他“洗脑”，常挂在嘴边一句话就是：“士农工商，做官才最厉害。”但何国权对当官没兴趣，他觉得做生意挣钱最实在。 当年在山东某大学读书时，他学了经济学，2010年本科毕业时，在父亲命令下，参加过一次公务员考试。失败后，就跟着父亲做生意。何国权是做生意的好手，他对成本和利润天生敏感，嘴巴也甜。他的父亲承认，自从儿子在家帮忙后，家里每年能多挣几十万。 但何国权的生意做得再好，也不能成为父亲骄傲的资本。后者不断提醒儿子再去考公，并时常念叨着，要真考上了，会对家里生意有什么帮助，自己跟朋友们说起来脸上也有面子。 父亲念叨了好几年，也没能打动何国权。他对考公还是没兴趣，日常除了生意上的事，就是打游戏，中途倒是谈了个恋爱，甚至一度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见家长时，女方父亲劝他，“你上了个大学，就应该去考公。”何国权明确表示自己不打算再考。对方当面没说什么，私下却跟女儿说，“小何这人，没啥大出息。你是老师，在编的，他配不上你。” 后来两人分手后，何国权的父亲也借此再次鼓动儿子考公，“人家就是因为你不是公务员，才看不起你。”父子俩为此吵了起来，当儿子的说，不考公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当父亲的则不断重复，“我是为你好。” 生意做到33岁那年，何国权突然没了兴趣，他“觉得没什么尊严”。所谓的尊严，来自几次同学聚会。 几个毕业后进了体制的同学当了领导，哥儿几个聚会时，体制外的同学给他们敬酒，总是低头哈腰，一口一个“领导”“主任”叫着，气氛尴尬又局促。何国权说，实际上，那几个体制外的同学都挺有钱，但在体制内的人面前，不由自主地卑微起来。起初何国权看不上这种“卑微”，参加了几次饭局后，他对权力迷恋起来。 他突然意识到，金钱在权力面前，一文不值，并因此萌生了考公的念头。当时是2020年，何国权33岁。 大龄考生 按照35岁的年龄上限推算，当时的何国权理论上还有上岸机会。 当年11月，他老家公务员局发布2021年度招录公务员时，对专科、本科年龄要求是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1984年11月至2002年11月期间出生）。何国权是1987年11月出生。但他报考的那个区级单位，只招录1个人，意味着需要走“独木桥”上岸。 备考的日子漫长又难熬。300多页的申论教材，与400多页的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何国权通常看不到10页就开始打瞌睡。醒来后，发现之前看的几页，几乎忘光了。为了不让自己犯困，他试过各种浓茶、咖啡，但都无济于事，他无法保持专注。 他也到考公培训机构考察过。刚一进去，工作人员就满脸堆笑地走过来，“叔，是咱家孩子要考编吗？”何国权尴尬地笑了笑，悻悻离开。从那之后，他再未考虑过上培训班。 《南方人物周刊》的报道中也提到过一个类似细节：在某考公线下冲刺班里，一个大龄考公者和一名“95后”学员同桌。后者做判断推理题的速度很快，写完后对前者说，“阿姨，你不适合考试了，你看我早算完了，你这么长时间还没算完。” 何国权似乎也不适合考试了。2020年12月中旬参加完笔试，他的成绩只有40分（满分100分）。当年，该地笔试合格分数线为50分，他连面试资格都没拿到。 考公这条路上，屡战屡败的大有人在。何国权决定再战。 2021年11月，当地公务员局发布了2022年招录公务员公告，何国权没有超龄，他也就把所有流程重新走了一遍。笔试仍然没过线。2023年，再考，还是没过。 连续三次考公失败，何国权的父亲不耐烦了，“你是不是彪（傻）呀？”一次喝多后，他对儿子说。何国权没有反驳。这次失败，意味着他只有最后一次机会了。 2023年11月，当地发布2024年度录用公务员公告，何国权年龄上属于压线。 这次他的笔试过了，进入到面试流程。凭借自己生意场上的能说会道，何国权本以为面试会顺利通过。结果考官三个问题一出，他脑子里一片空白，完全不记得自己在说什么。当时是4月，从考场出来，他的后背被汗水浸湿了一大片。最终，综合成绩未达到录取标准。 于是，在35周岁前，何国权失去了最后一次考公机会。 “35岁，就是一个废人了。”何国权彻底被击倒了。那段时间，他几乎每晚泡在网吧通宵打游戏，白天窝在家里睡觉，既不出去找工作，也不接受父母的相亲安排，甚至连头发和胡子也懒得打理，衣服半个月换一次，身上飘着汗水和头油混杂在一起的味道。 长久以来，35周岁一直是考公年龄红线 扔了佛珠的于超，在未超龄前，也是参加过一次公务员考试的。 2023年1月下旬，当地公务员局发布了2023年度公务员招录公告，于超符合条件。在完成报名、资格审查、缴费等程序后，他报了某区的纪委监委。 报名成功后，于超在家自学——得益于法律专业的学习，对于行政职业能力测验和申论，他学起来很是得心应手。2023年3月下旬成绩出来，他超了当地笔试最低控制分数线几十分，顺利进入面试。 “我当时根本不担心面试。”做了多年律师的于超，对自己的口才和应变能力非常满意，在他看来，面试无非是走个流程。2023年4月，他穿着笔挺的西装，戴着佛珠去参加面试。 面试过程只有十几分钟——做完自我介绍，考官问了他三个问题。一是分析热点事件，二是如何处置突发事件，还有个与法学相关。面试成绩满分100分，合格线为60分。 最终，于超面试拿到了70多分，但在当天所有面试人员中，处于中下水平。他一下子蒙了，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妻子看到他手腕上那串油腻腻的佛珠，突然问：“面试当天也戴着？”于超回答“是”。妻子摇摇头：“你都考公了，怎么还戴佛珠？”于超辩解说那只是个装饰。妻子则一口咬定，一定是佛珠，让面试官有了什么误解。 再后来，有人问起于超考公失利的原因，他也就怪到佛珠上。他想着，自己才34岁，还有一次机会，可以来年再战。直到今年2月，得知自己因一天之差被淘汰出局。 “差一个月，人生完全不同” 武俊杰也输给了年龄，尽管他选择了难度相对较小的上岸途径——考编。不同于公务员考试，考编指的是参加事业编制考试，考上以后取得事业编制，如教师、医生等。 和于超们一样，武俊杰也没打算在毕业之初就捧一份铁饭碗。2010年从南京的一所大学本科毕业后，他先是到了当地一家教育培训机构上班。彼时教培还是朝阳产业。当年，全年共有34家中国公司在美国主要的交易所进行IPO上市，其中教培领域公司就占了4个席位，成为五大上市行业的主力军。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称，“2010年我国教育培训行业市场规模已达7800亿元”。 刚入职时，于超每月能拿到6000多元薪水，最高的时候，拿过3万多。 一切来得猝不及防。疫情之初，他所在的机构尚能勉强维系，但最终还是没能撑下去。2020年，武俊杰回了安徽。但在老家那个小县城里，工作并不好找，有朋友建议他，不如考事业单位。武俊杰对考编考公了解不多，仅有的常识让他觉得，考编至少比考公容易，反正都是铁饭碗。 武俊杰出生在1988年2月，在他打算考编的2020年，显然在年龄线之内。 于是他报了当地某单位的“财政全供”专业技术岗，该岗位招两个人。 笔试是在当年7月下旬进行的，考试科目有《综合知识》和《申论》两科。两个科目满分分别是100分。考试成绩下来后，武俊杰离笔试分数合格线差了一点，第一次考编失败。 武俊杰想放弃，但老家留给他的工作机会太少了。他曾经工作过的教培行业，在2021年经历了一次大规模整顿，2021年12月，教育部培训监管司给出的数据是，“线下校外培训机构已压减83.8%，线上校外培训机构压减84.1%”。 这意味着，想要回到从前的赛道，也变得愈发艰难。他只能继续备战考编。 2021年，该县招事业单位人员时的年龄要求和上一年一样。彼时33岁的武俊杰仍然没有超龄，但拿到笔试科目一看，他傻眼了——由于第一次考的是《综合知识》和《申论》，他在之后的备考中，也一直恶补这两门。但到了2021年，笔试科目换成了《职业能力倾向测验》和《综合应用能力》，武俊杰只能仓促学习。 武俊杰记得，那年一共招101个人，“35周岁以下好像只要15个，其余全是30周岁以下，有的甚至要求25周岁以下。”而在为数不多的“35周岁以下”的岗位中，还有几个是面向特殊经历人员的“定向招聘”。 比照了年龄和专业等要求后，他发现只有某执法大队和殡仪馆适合自己。即便如此，这两个单位也分别只招一人，武俊杰选择了执法大队。笔试成绩一出，又失败了。 考编人员的模拟题 武俊杰还是得考，考编几乎成了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2022年6月，当地再次招事业单位人员时，彼时34岁的武俊杰在招聘公告中发现了一个细节，“之前对年龄问题，县里会特别强调30周岁以下，和35周岁以下。2022年时，只提了30周岁以下，完全没提35周岁。” 他赶紧打开当年的岗位计划表，认真数了下，发现当年该县80多个岗位共招104人，只有11个岗位要35周岁以下的。让武俊杰难以接受的是，这11个岗位的专业要求，他一个都不符合。相当于，这一年的武俊杰，尽管有年龄优势，但因专业不对口失去了报名资格。 那次之后，武俊杰知道自己在考编市场中，几乎没有任何希望了。 于是他开了家小超市，闲来无事，还是会时刻关注考编信息——2023年，他发现，县里在招聘事业单位人员时，大多数要求为30周岁以下“1992年4月1日（含）以后出生”，另外一小部分25周岁以下。对35周岁以下的只有两个“定向招聘”岗位。 看着这份公告，他越想越气，到最后，直接抓起电话打给有关部门，表示希望将大部分岗位年龄放宽到35岁。有关部门的回复客气又官方，只说是根据要求，合理设置的岗位，但也表示，会根据历年招聘情况进行优化。 实际上，“35岁”门槛被诟病已久。全国政协委员、四川省律师协会副会长李正国此前提出，“设定‘35岁门槛’不仅不利于人力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充分利用，更涉嫌违反劳动法和就业促进法，侵害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 2024年3月，武俊杰发现，自己所在的县打算招聘的70多个事业单位人员中，35周岁以下年龄岗位，占到了30多人。他有些惊喜，但这一年，他已经超龄了——这份公告上，“35周岁以下”是指1988年3月1日以后出生的人。武俊杰出生于1988年2月。 “对大龄青年来说，差一个月，人生就完全不同。”武俊杰说，在决定考编之前，他从来没有过年龄焦虑，朋友们一起吃饭，他总是最小的那个。而这些年，都开始有人管他叫“叔”了，“想不到最终让我觉得自卑的，是我的年龄，真是悲凉。” 岸上危机 当越来越多的人拥入考公赛道时，这条赛道的厮杀也变得愈发残酷。 比较一下这些年的数据，2022年的国考，计划招录3.12万人，报名过审人数突破200万，最终有142.2万人实际参加考试，参加考试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46:1。2023年的国考报名审核通过人数达到259.7万，达到近些年审核通过人数最多的一年，招录比达到70:1。到了2024年，国考报名人数首次突破300万人，招录人数为39561，今年通过资格审查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77:1。 而在大龄考公人群中，如果能够压线上岸，毫无疑问是被无数人艳羡的幸运儿。周燕燕就是其中之一——由于已然上岸，她在接受采访时尤其慎重，也再三提出不能透露任何个人信息，包括她所在的省份。 34岁那年，周燕燕决定考公。年龄意味着她只有这唯一的一次机会，而她抓住了。 实际上，做这个决定前，她是有些冒险的。因为各地招录公务员，对年龄的限制，都会卡在发布公告日期，比如，该地2021年对“35周岁以下”卡在1985年1月后出生，2022年对“35周岁以下”卡在1986年2月后出生。而出生于1987年1月的周燕燕，如果2023年报考时卡在1月份，她还有机会；但如果卡在2月，就没机会了。 “输了，就当学习了。”周燕燕决定赌一把。 备考半年后，2023年1月份，该省公务员局发布考试公告，周燕燕的年龄刚好压线，她赌赢了。接下来是笔试、面试，再进入到体检考查环节时，周燕燕知道，上岸稳了。 她到此前工作的报社辞职，领导和同事吓了一跳。有报社领导表示完恭喜，赶紧说，“以后当领导了，记得咱报社是你娘家。”周燕燕的家人脸上似乎也有了光，不止一次，丈夫回家后告诉她，“我们领导托我说，想请你吃饭。”周燕燕一概拒绝了，“你们这些男人，我这个年纪好不容易上岸，不要想着把我拉下水。” 2023年7月入职后，周燕燕先是进行了初任培训，并分到相关岗位去实习。实习期为一年，其间有工资和社保。试用期满考核合格的的话，才能任职定级，如果不合格，则要被取消录用。眼下周燕燕正在实习期，和她一同实习的，多是20来岁的年轻人。 她一刻不敢放松，“我能在这个年龄考公上岸，非常不容易。年轻人不想干的我干，年轻人干不好的我干，他们下班吃火锅、看电影，我在学公文写作。”相比之前在报社的工作，周燕燕觉得无比疲惫，但她清楚，既然自己年龄上没有优势，就要赢在工作态度上。 “就算上岸了，也照样有35岁焦虑。”周喆理解周燕燕的危机感。他在29岁那年考公上岸，在镇上的综治办工作。 周喆上班的乡镇离家50多公里，如果不值班、没有突发状况的话，他一般会在周末回家。他所在的综治办，用官方说法，是主要负责维稳、信访、平安建设、防范与处理邪教、社会治理等。具体到实际工作中，就是解决发生在老百姓中的各种矛盾，细碎又繁琐。 “经常被一群人围着，各说各的，谁也不听，脑仁疼。”前几年周喆还敢大声训斥群众，智能手机普及后，他只要大声说话，立马有人举着手机拍他。每到这时周喆就异常紧张，“怕他们发社交媒体，毕竟舆情压倒一切。”他觉得自己足够小心谨慎且和善了，但还是经常被投诉。上面查了一圈，发现没有实际问题，又都不了了之。 最让周喆难以接受的是，从前在企业时，他可以兼顾家里。自从做了乡镇公务员，基本与家庭割裂了。夫妻俩起初还会为此吵架，现在发展到基本不联系，只是保持着一份有名无实的婚姻。 周喆想过离开乡镇，到市里工作，可这太难了。 按照组织部门要求，像他这种乡镇公务员，在乡镇机关最低服务年限为5年，并且要签订书面服务协议，这5年不能辞职。想要离开，只有辞退和被开除两种。后果就是，如果被辞退，五年内不得报考公务员；开除的话，终身不得报考公务员。 2021年，周喆5年服务期满。他已经适应了公务员工作，不想离开这个队伍。 即便考公上岸，也没那么轻松 而如果想要离开乡镇，唯一可行的路是公务员遴选。所谓公务员遴选，简言之，就是上级机关直接向下级基层机关选人。其中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可越级遴选，这是很多基层公务员晋升的黄金通道。具备遴选资格的人，除了已经是公务员外，一般也要求35周岁以下，甚至有些岗位要求在30周岁以下。 2022年2月，该省公务员局发布当年省直机关遴选公告后，周喆赶紧报了名。当时，省里对年龄规定是“35周岁以下（1986年2月以后出生）”。周喆生于1987年4月。 他报考了一个省直部门。有同事鼓励他好好考，并和他开玩笑，“考到省里了，以后多照顾老同事”。公务员遴选也分笔试和面试，笔试满分100分。周喆没能通过笔试，回到单位，当时鼓励他的同事说起了风凉话，“好好待在乡镇干，就别想高攀了。” 2023年，在35岁“大限将至”前，周喆又考了一次，仍然没有考过。 “如果不辞职，我大概是要在乡里干到退休了。能混到正科，就已经是烧高香。”周喆遴选彻底失败后，妻子基本不和他说话，偶尔吵起来，就抱怨他遴选时不找关系，走门路。 周喆无言以对，他还会时不时关注各地遴选信息。他发现，网络平台上经常有基层公务员抱怨遴选年龄的问题，并建议将遴选年龄拓宽到40周岁。而在四川、贵州等一些地方，已经将遴选年龄改到了40周岁。 周喆眼下唯一的希望，就是在五年之内，他所在省份也能做出这样的调整。 接受完采访不久，颓废消沉了一段时间的何国权突然主动联系我，说他打算考研了，但最终目的仍然是考公。 之所以有这个想法，是从2023年开始，大部分省份已明确将硕士、博士应届生年龄限制放宽到40岁，新疆更是将县（市、区）及以下机关职位的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年龄放宽到45岁。不过，这种放宽，基本只针对应届硕士和博士生。 何国权算了一下，自己如果考研成功，研究生毕业不到40岁，还能以应届硕士身份去考公，“希望别到时候把研究生学历也卡到35周岁，毕竟现在满大街都是研究生了。” 于超则放弃了上岸打算，继续做回了律师的老本行，只是每每提起考公，还会对那串佛珠耿耿于怀。偶尔他也会想到那句经典的佛教用语，“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文章来源：冷杉RECORD
只有正视了“年轻人为何不愿缴社保”的深层原因，以此为基础反思和重审现行的社保制度设计，养老金缺口危机才真正具备了得以解决的可能性。 年轻人不愿缴社保，已经是一个半公开的秘密。 但在公开场合，这仍然是一个讳莫如深的议题，有限的一些讨论，还是以批判年轻人为主：躺平、得过且过、对未来生活缺乏规划…… 在某些舆论声音中，年轻人不愿缴社保，是一件对自己和社会都不负责任的非理性行为。 至于年轻人为什么不愿缴社保的深层原因，就这么被不知所谓的道德批判掩盖住了，似乎只要不讨论就不存在一样。 图/视频截图 总之，社保没有任何问题，有问题的是年轻人。 当然，不愿缴社保只是一种意愿，社保有其强制性，大多数年轻人未必真能落实，有机会践行的更多是灵活就业者，但这的确是一种真实的情绪。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在一次公开论坛（首届中国养老论坛）上，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01 周小川退休以后很少就公共政策公开表态，但一说话就是直言不讳。 上一次，他引爆舆论的发言还是在去年2月，主题仍然是“养老金缺口”，当时放的话也很重：“不要认为养老问题还有拖延的机会，以后再做选择会更艰难。” 这一次，有别于主流声音对年轻人不愿缴养老金的嘲讽及批判，周小川对年轻人的挫败情绪表达了认可与共情。 周小川认为，养老金缺口压力正层层传导至年轻一代身上，“现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年轻人觉得即使劳动再多，也很难买房、结婚、养孩子，干脆直接躺平”。 “站在劳动者视角，当衡量社保缴费贡献大于所获收益时，自然削弱积极性”，周小川认为，在现有名义个人账户下，个人缴费实际用以统筹基金，若过度突出现收现付制，即在岗职工缴费支付当期退休老人的养老金，面对持续攀升的抚养比，难免消解年轻人的制度参与意愿，甚至激化代际矛盾。 周小川说得很明白了，年轻人不愿意缴社保，不是年轻人的问题，而是制度设计出了问题。 所谓“现收现付制”，是中国社保的一种特殊制度设计。简单说就是，由于时代原因（社保制度还没出现），目前退休的老人当年并没有实缴社保；而现在年轻人缴纳的社保，也不会进入个人账户以供未来使用，而是在当年度就会“统筹”发给退休老人；而当现在的年轻人退休后，每月领取的养老金，将来自那时候的年轻人缴费。 也就是说，当年老人没缴的那一笔社保，导致中国社保的账上永远缺少一笔钱，或者说存在亏空，只能依靠一代代的“代际转移”来解决。 图/图虫创意 我曾和身边的老人讨论过这个问题，正在拿退休金的老人对此无不极其敏感，他们无法接受“自己是被年轻人养”这个事实。他们的反驳当然也有道理：我们年轻时为国家做了贡献啊，工资也很低，那时候也没社保，我们的养老金是我们应得的。 对此，我经常幽幽地说上一句：那也是国家欠你们的，不是年轻人欠你们的。 还有老人会说，老人多拿了养老金，不是正好帮年轻人养孩子么，殊途同归，左口袋进右口袋，又有什么可以计较的。 我还是幽幽地说：很多年轻人的父母生活在农村，根本拿不到多少养老金，他们一直抱怨“帮别人父母养老”。 在这个问题上，老人，或者说城市退休老人是现收现付制的既得利益群体，他们的养老金，经常比正在工作的年轻人还高出一截；而相应地，年轻人和中年人就是现行制度设计的利益受损群体。 年轻人（也包括中年人）面对的养老金窘境，可谓是“两面挨耳光”：一方面，他们要为现在的退休老人支付养老金，这导致他们无法真正拥有一个如银行储蓄账户一般的“个人社保账户”；另一方面，现在的生育率正在下滑，当现在的年轻人变老之后，从哪里找到足够的新一代年轻人为他们支付养老金。 “腹背受敌”之下，很多年轻人自然也就不愿意缴社保了，他们对未来缺乏清晰的预期，这也正如周小川所说：“如果我们都不清楚自己能拿到多少基础养老金，怎么能苛求（年轻人）不积极参与个人养老金计划呢？” 图/视频截图 这当然是一个恶性循环，越多的年轻人（中年人）不愿意缴社保，养老金缺口就越大。但站在年轻人的角度，他们的利益权衡又有什么不对呢？ 如果不愿意承认每一个年轻人作为真实个体的利益权衡，总是要靠“集体利益”“长远利益”来做舆论绑架，那就是一种PUA。而PUA一旦被勘破，就注定无法持续。 我想，这就是周小川此次发言的真意所在：正视年轻人的利益导向，理解他们的利益权衡。 只有正视了“年轻人为何不愿缴社保”的深层原因，以此为基础反思和重审现行的社保制度设计，养老金缺口危机才真正具备了得以解决的可能性。 02 周小川在这次论坛上也提出了养老金缺口的解决方案。 目力所及，这是我近几年来看到的最靠谱改革方案了。 周小川指出，现阶段更应重视“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的激励性，据此，他提出了人账户养老金“供一配一”的设想，“等于个人储存100元，最终账户上有200元，并以此作为基数投资”。 周小川的“供一配一”设想部分参考了美国养老保险制度“401K计划”：员工每月从工资中拿出一定比例的资金存入个人账户，企业也按一定比例向账户存入相应资金。 如果周小川这一想法可以落实，自然可以突破现行“现收现付制”的弊端，重新激发年轻人和中年人的缴纳社保热情。 说白了，就是年轻人觉得缴社保划算了、透明了、有未来了，这三者缺一不可。 图/图虫创意 但周小川在一个关键问题上语焉不详：如果将年轻人和中年人缴金的一大部分拿去“充实个人账户”，年轻人的确有了未来；但谁来支付当下退休老人的养老金缺口呢？ 这才是最为关键之处。 应对方案无非有三种：即刻推进延迟退休；财政补缺，资金来源可以是国企上缴利润，也可以考虑定向发债；逐步降低养老金发放水平，或至少冻结养老金的逐年增长。 但是，这三种方案哪一个不是知易行难？哪一个不是地雷阵蛟龙潭？何况，任何一种单一方案都不足以弥补缺口，需要三箭齐发才能真正见效。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周小川的方案说到了点子上，真正解决了年轻人不愿缴社保的“动力问题”，但真要落地执行面临重重困难。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现收现付制潜藏的弊端，但又岂能是说改就改、一废了之的。 03 周小川的发言并没有引发多少舆论关注，其中一大原因就是被“抢戏”了。 在同一个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恒鹏的发言引发了轩然大波。他认为，当前社保能扩面的空间是大量年轻的灵活就业者，但这一人群现在参保率、尤其缴费率仍低，“要调动年轻人的参保积极性，要让他们知道，自己所缴纳的费用，家乡的父母祖辈是能领到钱的”。 朱恒鹏的发言在社交媒体上被喷成了筛子，被视作PUA年轻人的最新例证。 图/图虫创意 本文的唯一男主角是周小川，这里也无意对朱恒鹏的发言做过多阐发。虽然朱恒鹏的方案也几乎没有任何可行性，但他至少有一点说对了：针对年轻人不愿缴社保，现行社保制度不改不行了。 几乎所有人都发现了问题，但有些人出于既得利益（比如拿高退休金的城市老人等群体），不愿承认问题，不愿接受任何付出代价的改革；有些人回避问题，还想依靠PUA年轻人得过且过（比如某些舆论）；有些人直面了问题，但提出了啼笑皆非的方案（比如朱恒鹏）；有些人提出了可以治根的方案，却千难万阻很难落实（比如周小川）。 所有人都不知道怎么办，这才是问题。 但年轻人也应该满意了，至少周小川提供了情绪价值。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冰川思享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