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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研究揭示,澳洲華人最愛的紅肉和加工肉類存在健康風險,過量食用可能導致心臟病和癌症。

「這個社會為啥這麼壓抑?」

後台有讀者朋友問:「這個社會為啥這麼壓抑?」 我回復以四個故作高深的大字:時代癥候。他不滿意,嫌太抽象,讓我展開說說。好吧,不能裝神弄鬼了。那就展開說說。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壓抑本身是一種正常的心理現象。好文章講究一個抑揚頓挫,生活也是一樣,要是沒有抑只有揚,人會出毛病的。參見《武林外傳》佟掌柜吃了千年人蔘之後的狀態。我們的教育,打小便要消除人的「灰暗消極」思想,殊不知看得見的「灰暗消極」並不可怕,因為缺少出口,「灰暗消極」慢慢轉化成自我憎恨和相互憎恨,這些精神毒素才是可怕的。 壓抑之中的沉思,和壓抑之後的豁然,都是美妙的享受。《桃花源記》里捕魚人發現世外桃源的過程,可以看出陶淵明不僅懂詩歌而且懂空間:「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彷彿若有光。便舍船,從口入。初極狹,才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要沒有中間「極狹」的數十步,後面的屋舍良田便不會那麼讓人目眩神迷。 到了唐朝,柳宗元對山水之樂做了總結和發揮:「游之適,大率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如斯而已。」曠、奧就是揚、抑。 扯遠了?並沒有。 我們感受到的社會氛圍也好,時代精神也好,與人在園林、建築里產生的空間體驗是非常相似的。這是人的一種本能,說起來可能有點玄妙,但人是一種傳染性很強的存在,人的身體知道很多頭腦不能完全理解的東西。 關於壓抑發生的社會原理,我的理解是這樣的。好比一條長長的行軍隊伍,首尾不能相望,但是前軍突然停了下來,中軍、後軍按照慣性繼續向前,於是人與人之間原本的空隙就會急劇收縮。 假如前軍不光停了下來,還要向後搶佔中軍的營地,中軍反應過來之後再去搶後軍的營地,那麼後軍里的普通小兵可憐兮兮站在荒野中,感受到的就不僅是壓抑,而且是無助了。 我們大多數人,都是不知道最前邊到底發生了什麼,但能感到整個隊伍隊形與士氣變化的後軍小兵。 歷史上,每當重大變化發生的時候,不管信息的傳遞多麼隱秘,都有人能夠捕捉到空氣中的異樣。 1968年12月20日凌晨,詩人郭路生(筆名食指),從北京站乘每天一班的四點零八分的火車到山西農村。在此之前,他是一名主流價值觀認可的品學兼優的好學生,勤奮讀書,愛好文學,思想活躍,還是校籃球隊的主力隊員。他曾這樣詮釋個人與時代、小我與大我的關係:「我將永遠為你歌唱/那喧響激昂的波浪/我將永遠為你傾倒/那碧藍深沉的海洋」。 到了這個時候,最高指示已經下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從表面上看,離開大城市到廣闊天地繼續戰鬥的青年們依然是激情澎湃的。但是隨著火車開動前的那「哐當」一下,郭路生的心也跟著一顫,然後就看到車窗外的手臂一片,「一切都明白了,』這是我的最後的北京(因為戶口也跟著落在山西)』。」 於是在火車上,郭路生寫下那首著名的《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成為一代人精神轉折的標誌。 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 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洋翻動 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 一聲尖厲的汽笛長鳴 北京車站高大的建築 突然一陣劇烈地抖動 我吃驚地望著窗外 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的心驟然一陣疼痛,一定是 媽媽綴扣子的針線穿透了心胸 這時,我的心變成了一隻風箏 風箏的線繩就在媽媽的手中   線繩綳得太緊了,就要扯斷了 我不得不把頭探出車廂的窗欞 直到這時,直到這個時候 我才明白髮生了什麼事情   ——一陣陣告別的聲浪 就要捲走車站 北京在我的腳下 已經緩緩地移動   我再次向北京揮動手臂 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領 然後對她大聲地叫喊: 永遠記著我,媽媽啊北京   終於抓住了什麼東西 管他是誰的手,不能松 因為這是我的北京 是我的最後的北京 短短几年,他那一代年輕人,從「我將永遠為你歌唱」的小小主人翁,到坐上開往遠方的火車,「一切都明白了」。詩人在寫這首詩的時候,不一定明白後來要經歷的所有事情。但時代通過幻化為火車的「哐當」一聲和車窗外的「手臂一片」,直接作用於詩人的心靈,然後借詩人的筆預言了一代人斷線風箏般的命運。 跟郭路生一起插隊的知青回憶說,那時候大家都喜歡聽郭路生念詩。「郭路生是唯一念詩能把我們念哭的人。一次他朗誦《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當時有兩個女生還沒聽完就跑出廚房,站在黑夜中放聲大哭。」大概,在她們放聲大哭之前所感受到而沒有說出來的心情,也是壓抑吧。 這幾年,我重讀和新讀了許多古詩文,其中的一條線索便是隱逸和山水,如陶淵明、白居易、袁宏道、張岱,眼下在讀的是柳宗元的山水遊記。我發現,所謂的山水文化、山水精神,歸根結底是一種關於失敗的精神,是那些被主流放逐或自絕於主流的人,於風箏斷線的孤立與絕望之中,搗鼓出來的東西。 「這個社會為啥這麼壓抑?」不是一個新的問題,而是一個周期性重現、延亘幾千年的問題。如果非要使用驕傲的語氣,也可以說,在壓抑學這條保留賽道上,我們早就壓出了風格,抑出了水平,領先了他們不知道多少年。 鄙人不才,年未四旬,也已經是壓抑界的一名新軍了。前邊兜這麼大圈子,不過是為了顯擺我對壓抑學這門傳統學科的熟悉。只是顯擺完之後心生一種憮然,我知道這些做什麼呢,年紀輕輕學點什麼不好。我寧可自己不掌握這些壓抑學的掌故,更加希望這門學問早點失傳。 不過我既然已經會了,面對這麼對口的提問,就只能像GPT一樣喋喋不休了。在這門學問被掃進歷史垃圾箱之前,姑且可以記住以下知識點。 其一,壓抑是一種結構性的、長時段的外部力量,不必責怪自己。有用的話,可以責怪別人,但幾乎你能找到的每一個別人也都覺得自己是壓抑的。如果責怪他人沒用或者不方便,儘快尋找個人的解決方案,才是正事。不要拿有限的生命,和無人格的一些事物賭氣。 把自我作為一個基本單位來想像和建設,珍惜僅存的元氣,先謀生存再謀發展。 其二,使用得當的話,壓抑可以成為有用的力量。就好像珍珠裡頭是一枚沙粒。但切不要浪漫化,不要替那些倒霉的蚌感謝沙子。郭路生的後半生,有興趣的朋友可以檢索一下。 但假如說,壓抑已經成了你生活中難以掙脫的敵手,這裡有一個友情提示:想像一個出口,對人有莫大的撫慰作用。桃花源是陶淵明的出口,考證桃源是否真的存在是很無聊的,因為當陶淵明把這個故事寫下來之後,它就已經存在了。 每個人的出口是不一樣的,哪怕在想像中。 我從過去的那些失敗者身上學到了一點,就是當壓抑到了一定程度,改變世界的邏輯就要切換為精神的自我保存與世界的重新創造。可以借用露易絲·格麗克的一首詩來說明: 世界 曾經是完整的,因為 它已破碎。當它破碎了, 我們才知道它原來的樣子。   它從未治癒自己。 但在深深的裂縫裡,更小的世界出現了: 人類創造了它們,這是件好事; 人類了解它們需要什麼, 比神更了解。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西坡原創

港珠澳大橋激起眾怒?不少司機上了橋就掉頭離開,車主:太坑人了

眾所周知,港珠澳大橋自開通以來,吸引了眾多關注,然而很多駕駛員駛上橋面之後,卻又不得不在半途折返回程,引起了公眾的強烈不滿,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背後,究竟隱藏著怎樣的原因呢? 作為當今全球最為龐大的跨海橋樑,港珠澳大橋不僅是連接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廣東省珠海市以及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關鍵性交通通道,其總長度亦達到驚人的約55公里,其中主橋部分約為29.6公里,主要由一座主跨長達約4.2公里的斜拉橋以及兩座海底隧道構成,同時還包括多個人工島嶼和橋樑相互連接,以其超大規模的建築結構、前所未有的施工難度以及卓越的建造技術享譽全球。 網路圖片 港珠澳大橋於2018年10月24日正式投入使用,它不僅極大地縮減了三地間的交通時間,對於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的經濟繁榮和旅遊業的蓬勃發展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正因如此,許多駕駛員朋友對這座橋樑充滿期待,通車後紛紛躍躍欲試,然而行駛不久即被勸退,原因在於他們並不滿足通行條件。 自大橋開通以來,共有五種類型的車輛獲准通行,它們分別是跨境巴士、穿梭巴士、跨境計程車、貨運車輛以及跨境私家車,此外還有專供欣賞橋樑美景的觀光車,然而,並非所有的五類車輛都能直接駛入大橋,還需辦理相應的手續和牌照,且上橋名額亦受到嚴格限制。 網路圖片 對於私家車車主而言,內地居民前往港澳須辦理港澳通行證,港澳居民出入內地同樣需要通行證,駕照則必須實現三地互通,除了對每位乘客證件的基本要求外,若想駕車通過港珠澳大橋,還需持有特定的牌照,例如懸掛粵港車牌的車輛或者經過三地政府部門批准的單牌照車輛方可通行。 值得注意的是,允許通過港珠澳大橋的跨境私家車上橋名額同樣存在限制,在大橋開通之前,發放給香港兩地牌私家車及內地私家車的配額分別約為10000個和1000個,擁有此類配額的私家車在有效期內可多次通過港珠澳大橋往返港澳市區。 網路圖片 此外,每年都會有一定數量的私家車配額對外開放,例如今年1月4日,香港運輸署宣布將公開發放500個經港珠澳大橋往來港澳的香港跨境非商用私家車常規配額(香港配額)的申請。 由於港珠澳大橋獨特的通行規定,部分不符合條件的車輛在上橋後會被勸返,儘管這一規定對廣大市民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便,但現階段仍需嚴格執行。 網路圖片 考慮到上述嚴苛的過橋條件,港珠澳大橋開通至今,實際情況並未如預期中那樣繁忙,橋面顯得頗為冷清,每日平均車流量僅為4000至5000輛,相比之下,同樣享有盛名的南京長江大橋,即使是非節假日的車流量也已超過10萬輛,兩者之間的差距顯而易見,部分熱心觀眾進行了詳細計算,按照每輛車平均200元的通行費標準,港珠澳大橋的整體建設成本預計高達1269億元人民幣,即便不計日常維護保養費用,也需要至少三百多年的時間方能收回投資。 網路圖片 看到此處,您或許會認為這座橋樑的建設似乎得不償失,然而港珠澳大橋的通車意義絕非僅僅體現在一組數據之上。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安安侃車

蔡霞:冥冥中的關連——我與台灣

冥冥之中,「台灣」深深地刻在我的生命年輪中。 從我記事起,就知道我們家的敵人在對岸——東海的斜對面——那裡是台灣。  父親十六歲加入共產黨游擊隊,那時父親的槍口說是對著日本鬼子。打著打著,父親的槍口就對著了一族同胞——共產黨和國民黨打內戰,死傷的全是中國人。打著打著,父親的敵人跑到了大海那邊——台灣。父親和他的部隊駐紮在長江入海口,他們的任務是保衛大上海,防範台灣反攻大陸。軍營里如我一樣正讀小學的孩子都知道,台灣是敵人。斜隔著東海,上海與台北遙遙相對,想像中就是兩個敵人遙向敵視,眼裡射出仇恨的火花。 小時候雷鋒的話背得滾瓜爛熟熟:對敵人要像寒冬一樣冷酷無情!仇恨敵人,自然就仇恨台灣;警惕敵人,就會警惕台灣那邊的任何一點動靜。為保衛大上海,父親所在的部隊挖軍用坑道,修築地下軍事指揮所與軍用交通線。戰士們把靠在長江邊入海口的五座小山都挖空了,山的肚子里是彎彎曲曲、上上下下、四通八達迷宮般的軍用坑道,連通五座小山。坑道里有彈藥庫、有後勤補給倉庫、有士兵作戰掩口、有戰地救護包紮所……。從五座小山的任何一個坑道口出去,或快速到達江邊前沿陣地,或直上公路轉移兵力,一切都易如反掌。一到夏天,我們就拿著小竹席小板凳進坑道,在裡面納涼打鬧。守衛坑道口的戰士都認識我們,他們一揮手,軍營里的男孩子們就一馬當先呼嘯著衝進去,想像著是進攻台灣。 2023年10月7日那個血腥之夜後,以哈戰爭爆發了。以色列軍隊攻進了加沙地帶哈馬斯修築的地道。面對著視頻上展現的哈馬斯地道,我的第一反應是:好熟悉啊!我父親部隊的坑道也有那麼高那麼寬,也有地面軌道,有的坑道還可以開吉普車,只是不如哈馬斯的那麼現代化而已。我相信這類地道的修築,背後有中國工程兵部隊的影子。看到視頻里哈馬斯的地道,想到50多年前父親和他的部隊修築的坑道,不禁後背直發涼! 我讀小學五年級的那年,沿海備戰氣氛很緊張。聽老師說,台灣國民黨蔣介石叫囂著要反攻大陸。果然,暑假的一天夜裡,天黑風高,父親匆匆回家吃了點什麼就出去了。那天晚上,正對著我家的前排房子大窗戶燈亮得炫眼。前排的燈光吸引了我,我站在家門外的空地上向前排房間望去,只見房間里大牆上有個影影綽綽的大圖畫,圖好大,人好小呀!父親他們站在那圖下面,有個人手裡舉個長竿在大圖上划來划去。那一夜,父親沒回家。後來聽說是上級得到情報,有小股台灣蔣匪軍想從海邊防部隊的陣地處登陸。我這才知道那一夜父親他們看的是作戰地圖,指揮部隊打伏擊戰。那仗打成啥樣,我不知道。 總之,年少時一說到台灣,我腦子裡只有兩個詞:「敵人」、「打仗」。 改革開放後,中國與台灣的關係有了緩和,兩岸漸漸有了來往。1980年代的一個下午,我去了父母親那裡。客廳里坐著一個陌生老人,看著有60多70歲吧。父親一向好客,母親一手好廚藝,但凡父親的外地戰友來,父母總會請他們在家吃飯。那天晚上,飯菜很豐盛,飯桌上的氣氛不冷不熱。父親對我說:「他是你長輩,就叫大舅吧。49年去了台灣,現在回來看看。」大舅有點拘謹,父親的話也不多,媽媽一直忙著上菜。1949年去了台灣?是跟著蔣介石軍隊潰逃到台灣的吧?太突然了!父親從來沒說過有這麼個大舅。戰爭年代我這個家族的長輩們在中共軍隊的不下十來個人,竟然還有投奔蔣軍的?我心裡一下子複雜起來,不知道和他說什麼好。忽然感到,爸爸的不多話,媽媽忙上菜,大概好說的不好說的都在這飯菜里了。台灣,「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懵了,一下子拐不過彎來,說不清究竟是啥感覺。 1987年,蔣經國開黨禁報禁,中國這邊勁吹政治解凍的春風。那時我在蘇州,時不時地聽說著北京傳來的各種小道消息。兩邊都向著民主政治走,台灣與中國大陸的敵對或許真要冰雪消融,兩邊也許不再打仗了。 事實證明,我太天真了。 2001年我應邀在中央廣播電台國際部做節目,主持人邀我和解放軍國防大學一教授對談「我們如何促進祖國統一?」 我說:「當然是和平統一啦,兩岸一家人嘛」。說這話,是因為2000年暑假我有親身經歷。 那天下午我從北京飛到上海虹橋機場後,搭乘了一輛返回蘇州的小巴士(相當於大華府地區的Uber)。上車時後排已經坐著3個人了,一對小夫妻帶著一個小男孩。陌生的中國人之間往往冷淡,點個頭就算打招呼禮貌了,遠不像歐美老外笑容滿面一聲「哈羅」,兩個陌生人就能一路聊到嗨。我無話,司機一路放音樂,後排坐的小夫妻倆斷斷續續地低聲商量著什麼,聽口音男士是台灣人,女士是蘇州人。快要進蘇州市區時駕駛員問:先送哪位?男士開口了:能不能先到我們家?我家在xx街xx新村。台灣人在這裡成家了、生孩子了,他這一聲「先到我們家『,讓我心頭一暖。「一衣帶水,一奶同胞」,這兩個成語一下湧上心頭。 講完這個小故事,我說:「兩地經濟都繁榮,就會促進兩地人多多往來,以共同發展促和平統一,台灣人和大陸人肯定都樂意。」國防大學教授不這麼看。他說:鄧小平說我們黨在1980年代的三大任務之一就是解放台灣,統一祖國,但是這個任務沒完成。和平統一當然好,同時我們不放棄軍人的職責,我們隨時準備完成黨中央交給我們的任務。」 軍隊要打台灣!看著對面這位軍裝筆挺、軍銜星豆晶亮的軍人,我頭皮發麻、汗毛直豎。 幾年後我有機會參觀了國防大學的紅軍藍軍對抗作戰模擬演習教室,教室里的一頭有個大大的沙盤模型。講解員說,這是台灣軍事設施和兵力布防的目前態勢。顯然,紅軍藍軍對抗的作戰陣地就在台灣,台灣是假想敵。沙盤模型很逼真,一切都標的一清二楚。我問陪同參觀的國防大學老師:「你們能把台灣摸得這麼透,那台灣軍方對我們這邊也很清楚吧?」國防大學老師遲疑了一下,說「很可能。現在技術大大的先進了,雙方誰有動作都會知道。」參觀沙盤與模擬對抗後,我們聽了一位從台灣返回不久的情報人員的內部報告,他說他的公開身份是海外華商。這位情報人員在台灣卧底6年,任務是摸清遠程技術偵察手段無法獲得的情報。這次參觀給我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看來中央打台灣的軍事準備一天都沒有懈怠過。當時我曾閃過一絲疑惑:官方已經兩岸「三通」了;民間已經兩地通婚了,嫁到台灣與娶個台妹,在上海蘇州崑山等台商雲集的地方早已經不稀奇了,為什麼解放軍還要強調打仗?我迷惑不解。 我以為中共黨高層也會象蔣經國那樣推動政治改革。我錯了。2008年秋天我去了西班牙,回北京後試著把西班牙政治和平轉型的幾大因素與中共黨做了比較,心裡哇涼哇涼的。我第一次清楚地意識到,中共黨絕無可能帶領國家走向民主政治。中共黨把權力看作命根子,任何一點政治改革,只要可能觸及到動搖到中共的一黨獨掌政權,無論是誰,中共黨都會下狠手滅掉他。毛澤東時期強調警惕「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前蘇聯東歐國家劇變後,高層誰都不想當「中共的戈爾巴喬夫」。2012年習近平上台,中國政治加速倒退,打破了我最後殘存的一點幻想。 2014年,我和一群朋友組團去了台灣,台灣企業家為我們設計了台灣經濟、政治、文化的考察線路。我們去了紫藤廬周德偉先生寓所,那裡曾是台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聚會點;我們去了殷海光故居,房宅很簡樸,主人殷海光先生留下的思想足能啟迪幾代中國人;我們去了綠島,綠島監獄是蔣介石戒嚴時期關押和迫害政治異見人士的政治犯監獄。進入監獄大門,迎面就是一堵大牆面,那上面是死難者和被關押過的政治犯名字。走進狹小簡陋的一間間牢房,看著圖片展示的各種刑具,所有這一切都記錄著蔣介石戒嚴時期的嚴酷統治,猶如習近平暴政的預示。 習近平上大位後開始了自毛澤東死後中國政治最殘暴最黑暗的時期:2014年,著名記者高瑜被習近平當局以莫須有罪名再次關監入獄;2015年「7.09』大抓捕,23個省市的警察同一時段抓捕280多名人權律師,再後來……至三年大疫,種種的反人道反人類反文明做法,讓中國這片土地上響遍無奈與絕望的哭聲。那三年中國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沒有真實數字。中共倒台後的歷史揭秘也許會告訴人們,三年大疫中國人的死亡人數堪比毛澤東時期三年大饑荒的死亡人數。 那一路十多天的考察,我們一面分享著體驗著台灣人自由民主、祥和富足的生活,一面回顧著思考著台灣實現政治轉型的艱難與啟示。情感的改變是一個人內心深處真正的改變,十多天的台灣行,讓我從此與台灣十分的親近起來。在我的心裡,台灣就是一盞希望的明燈,給了我這樣的中國人以莫大的鼓舞和力量。台灣人能做到的,中國人遲早也能做到。 2024年的「5.20」,是台灣人民的大日子,也是我心中的大日子。隔著太平洋,從美東這邊的5.19夜裡8點多開始,我守著YouTube看了賴清德總統與蕭美琴副總統就職典禮的全過程,又反覆聽了兩遍賴清德總統的就職演說。台灣不是中國的台灣,是世界的台灣!台灣的繁榮關係到世界的繁榮,台灣前進就是世界前進! 祝賀賴清德總統和蕭美琴副總統! 祝福台灣人民!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熱點事件輿論一再反轉,「信息繭房」背不動這個鍋

當今的互聯網,確然有著嘲雜、網暴、非理性的種種聲音,但它並不來自於「信息繭房」,而來自於封閉、單一和偏見。 重慶男子胖貓跳江的事情,迎來了終極反轉。 5月19日,重慶市公安局南岸區分局,以一個超長的通報,釐清了胖貓自殺事件的前因後果。 網路圖片 此前人們一再詬病的胖貓前女友譚竹,並不是諸多自媒體口中的「撈女」,她和胖貓之間,是正常的戀愛關係,期間的銀錢來往,也完全合乎男女朋友之間的財務來往。 令人跌破眼鏡的是,胖貓的姐姐不僅僅侵犯隱私,虛假報警,並且發動水軍製造了譚竹「撈女」形象,企圖毀壞她的形象。 警情通報事實清楚,結論清晰,條理分明。 沒想到,通報反而帶來了一場令人意想不到的輿論返潮。有人公然說,譚竹的形象並沒有什麼變化呀,她不是順利用胖貓的錢開了花店,不還是「撈女」嗎? 這究竟是人性的卑劣伊於胡底,還是人們對於一個悲劇中人難以釋懷的固執己見? 一個解釋看似更加合理:那些深信譚竹是撈女、情感騙子的人,因為持續不斷地主動選擇接收符合自己偏見的譚竹形象的信息,以至於形成了一種「信息繭房」,導致他們無法正確地判斷出事件的真相,從而根深蒂固地接受了「撈女」的結論。 日常中,也總是有些人持有這樣一種論調,認為「信息繭房」讓人越來越沉迷於單一的信息來源,偏見越來越深,價值觀越來越偏執。 問題是,到底是那些人深信譚竹是「撈女」,故而形成了自己的「信息繭房」,還是「信息繭房」誤導事實,讓一些人堅信譚竹是「撈女」? 在我看來,對「信息繭房」一詞的誇大與濫用,可能是互聯網信息時代最大的誤讀之一。 01 「信息繭房」是什麼? 「信息繭房」一詞,為人熟知的來源是2006年美國法學教授凱斯·桑斯坦著作的《信息烏托邦》一書,是指當個體只關注自我選擇的或能夠愉悅自身的內容,而減少對其他信息的接觸,久而久之,便會像蠶一樣逐漸桎梏於自我編織的「繭房」之中。 在傳統時代之中,人們的信息來源多依賴於大眾媒體。而大眾媒體為了能夠更加廣泛地吸收訂戶與觀眾,往往會有意地把媒體塑造為公共論壇,提供多元化的聲音,以造就更加廣泛的用戶基礎。 但傳統媒體時代的問題在於,所有的媒體都有明確的價值觀與編輯偏好,故而媒體的信息偏見,其實十分明了。 而進入互聯網信息時代,藉助演算法進行個性化推薦,愈來愈成為人們接受信息的普遍方式,「信息繭房」的概念,遂隨之和演算法進行了關聯。 但實際上,演算法的目標是高效分發信息,將原本孤立的創作者、信息、人連接起來。和過去的傳統媒體、門戶網站,社交媒體的關注造成的「繭房」相比,在技術驅動下,推薦演算法反而能打破「繭房」,以及在信息過載時代,高效獲取信息。 德國慕尼黑大學的研究者馬里奧·海姆(Mario Haim)等人建立了四個谷歌新聞新賬號,花一周的時間,通過搜索不同年齡、性別、教育、職業、收入的關鍵詞,模擬了四種典型的德國用戶:一位上了年紀的保守派寡婦、一位50多歲的中產階級父親、一位40歲忙於事業的單身漢,還有一位30歲的多金職業女性。 訓練結束後,研究者再使用這四個賬號,共同搜索一些當時在德國流行的新聞關鍵詞。結果發現,在四個人的共同搜索記錄和結果中,僅出現過一次的結果占所有搜索結果的2.5%,也就是說,大家搜到的結果其實有大量重疊之處,所謂的「信息繭房」並未出現。 圖蟲創意 在美國、加拿大等學術界中,也進行過多次類似的實證研究,最終結果大同小異:如今在全世界都普遍使用的推薦演算法,並未造就所謂的「信息繭房」。 在中國,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常務副院長、教授陳昌鳳的研究指出,「信息繭房」是一個似是而非、缺乏科學證據的概念。 可以這麼說,「信息繭房」是一個未經科學驗證的社會學概念,人們更多是以這樣的一個概念,來表達對於互聯網時代個體的信息來源被單一化和格式化的擔憂。 但即便是這樣的一種擔憂,也具有巨大的風險,因為它簡單化地把互聯網時代的信息風險一股腦兒地推諉給了一種技術,並且放大這種技術所「可能」造成的危害,進而把它當成一種真實的威脅。 「信息繭房」一詞在互聯網時代的濫用,與篤信「信息繭房」使人們堅稱譚竹是「撈女」的邏輯並沒有什麼差別:利用一個簡單的、易於理解的、臉譜化的描述,能夠快速造成互聯網流量傳播。 02 既然「信息繭房」並非科學概念,人們為什麼還總是傾向於把責任歸咎於此?因為它是互聯網時代眾聲喧嘩中一個方便的替罪羊。 互聯網的普及,直接帶來了信息的爆髮式增長。這種言論爆發並不僅僅是數量的增加,而是多元化的幾何級擴張。 信息爆炸,同時意味著信息迷失。只不過,那些對公共事務感興趣的人,從來不會依賴於單一的信息來源,而是總在試圖拓展信息的多元化來源,有意識地建立多元化價值觀的信源。 更加簡單一點講:多平台,多信源,多價值觀的信息渠道。 這原本就是在一個社會中,負責任的公民所應當承擔的自我責任。沒有一個人、一個機構、一個平台、一種演算法,負有為任何一個個體建立多元化信源的責任。 當指摘一個平台、一種演算法造就了「信息繭房」的時候,其實一個人不過是在為自己的懶惰、偏執尋找借口而已。 圖蟲創意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教授李彪認為更應該被重視的是「社交繭房」。「我們大部分獲取信息的渠道是來自於人際關係網,現在90%以上信息是來自於人際關係網」。 把社交媒體當成唯一或者最重要的信息來源時,個體社交的同質化,就會造成信息來源的單一化,於是信息源和價值觀日益固化,「社交繭房」也就自然形成了。 這段時間來,我經常使用網易雲音樂的推薦功能,尤其特別注意讓演算法給我推薦義大利和日本的音樂,於是在我的曲庫中,就有了大量的義大利語和日語歌曲。 但是這只是我這段時間的偏好。在我的曲庫中,還有閩南語、西班牙語、世界音樂和影視原聲。我的曲庫之所以如此多元化,是因為我在過往的使用經驗中,經常變化曲風。 如果你長期只聽網路熱歌,然後你指摘網易雲音樂的「信息繭房」導致了你的曲庫風格太單一,使你的品味下降了,到底是「繭房」造就了你糟糕的品味,還是你的品味造就了糟糕的推薦? 03 互聯網把整個世界的知識無差別地推到了每個人的面前,讓原本昂貴的知識、技術與觀念,能夠以極低的成本快速地獲得。 但是當一個人站在一個沒有邊界的圖書館面前的時候,他感受到的大約並不是喜悅,而是壓力:知識雖然觸手可及,但是選擇卻變得無比困難。 而演算法恰恰就是帶領人們走出信息迷宮的北極星。演算法不僅沒有減少信息的總量,反而是引導人們精準找到屬於自己的信息需求的幫手;而從另外一個方向,演算法幫助信息的擁有方,精準推送給信息需求者。 在過去短短一年之中,中國文旅有了爆髮式的增長,一個接一個網紅城市刷爆全網,先有淄博的「進淄趕烤」,然後是哈爾濱的「濱至如歸」,而現在正在麻辣滾燙的是天水麻辣燙。 在鋪天蓋地的全民文旅熱潮之中,你可以看到淄博、天水、正定這樣的小城。這就是演算法。演算法總是能夠捕捉到生活中經常被人們忽略的美,並且推薦給感興趣的人。 有媒體總結,演算法成為美的放大器:它把原本局限於一人一事一地的信息,放大到整個互聯網上對文旅感興趣的人群,進行了精準的匹配。 圖/網路 美國《在線》雜誌的總編輯克里斯·安德森曾經寫過一本暢銷書,名為《長尾效應》。他認為,互聯網使許多小眾知識,能夠聚集到足夠多的相似人群,從而這條互聯網的長尾,能夠讓眾多的小眾知識,也擁有了長足的生存能力。 而這些小眾知識使這個世界上足夠的多元化能夠得以保存,知識得以傳播。而其背後的力量,依舊是演算法。 關於演算法如何普及科學,如何推動農產品銷售,如何幫助鄉村孩子獲取知識的案例,不勝枚舉,在深入到城市與鄉村每個角落的短視頻平台與產品,演算法不僅沒有使用戶們陷入到「信息繭房」的窠臼之中,反而讓更多的人獲取知識,拓展眼界,找到同類,參與公共話題,推動人們更加熱切地了解世界,勇敢發出聲音。 污名化演算法,歸咎於「信息繭房」,無非是拒絕多元化,自我沉陷於單一價值觀中的一個借口而已。 04 《2024抖音讀書生態報告》中,有一個令人意外的數據。 在過去的一年時間裡,史鐵生成為了抖音最受歡迎的作家。抖音上相關的視頻累計增長192%,視頻總時長增長415%,總分享增加了51%。 史鐵生一度是中國最火的作家,但是當時他的主要讀者是70後。而抖音的報告顯示,排名前三的讀者年齡段為:00後,90後和80後。 也就是說,越年輕的用戶,越喜歡史鐵生。 這顯然並不符合「信息繭房「」的預設。因為00後假設應該更喜歡穿越、科幻等這種爽文類型的作品。而《我與地壇》是沉悶的、內向的、自我反省的深刻的文字,演算法應當抗拒把史鐵生推送給00後才對。 這只是短視頻時代每天都在發生的尋常案例:演算法拓展了年輕一代的閱讀偏好,使看似過時然而雋永的作品,也能夠在新的代際中不斷傳承。它打破了「信息繭房」的迷思,告知了這樣一個信息:演算法是多元化的朋友,而不是敵人。 圖/CFP 「信息繭房」並不會因為演算法而存在,而會因為閉塞而存在。 是那些思維封閉的人,先為自己構築了一個「繭房」,在信息源、渠道、偏好和價值觀上,形成對多元化的排斥反應,從而將自己困住——或者更準確地說,沉溺於其中。 濫用「信息繭房」這個概念,本身是試圖混淆技術與社會的責任。當社會普遍認同是技術造就了「信息繭房」,從而導致了人們的觀念和思維單一化之後,社會或輿論的失敗,就變成某個平台或者一種技術的罪愆,而塑造公民更加廣泛的信息渠道,和多元化思維的責任,歡迎更加平等的討論,就無從談起。 當今的互聯網,確然有著嘲雜、網暴、非理性的種種聲音。但它並不來自於信息繭房,而來自於封閉、單一和偏見。歸咎於簡單化、臉譜化的「信息繭房」,並不會讓互聯網世界更加美好,而只會不斷毒化它的氛圍。 偏見是這個世界的頑疾,並不是互聯網時代所獨有的。一個社會要突破被偏見綁架的現狀,並不是給予它一個簡便的借口,而需要的,恰是長久、耐心與全面的建設:它更加需要互聯網和演算法的幫助。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冰川思享號

官方:未經審核備案的微短劇,不得上網傳播

近日,快手、抖音、微信陸續公布微短劇備案細則。《關於微短劇備案最新工作提示》目前已在全國範圍多個省市實施,按照國家廣播電視總局最新通知,各平台要將目前未經備案上線播出的微短劇劇目相關信息,於2024年5月31日前報所屬地省級廣電主管部門備案。從2024年6月1日起,未經審核且備案的微短劇不得上網傳播。 近日,多個平台陸續公布微短劇備案細則。 網路圖片 快手公告稱,6月1日起,無備案號的微短劇作品,禁止在平台經營推廣。平台將對6月1日起在平台經營微短劇作品進行審核,開發者不得採用技術手段躲避/對抗相關要求,否則將根據問題嚴重性,最高採取封禁小程序的方式進行處理。現有微短劇小程序開發者需要在5月30號前完成審核系統接入工作。延期接入將影響小程序正常經營。 抖音則在最近向短劇開發者和作者發布通知,5月30日前所有已上線播出的短劇需按照模板準備材料,平台在5月17日和5月23日開放上傳入口。6月1日起新上線的短劇,上傳抖音平台時需填寫以下材料,包括成本配置比例情況報告表和片酬承諾書,將材料上傳到抖音後再由平台統一向省級廣電備案。 5月17日,微信平台發布微短劇備案機制調整新規。從今年5月27日起,製作成本低於30萬元的微短劇需提交成本配置比例報告,經審核後獲得備案號。已通過審查的劇如需變更,需符合規定或提交申請。 一度狂飆突進的短劇行業正迎來「最嚴新規」。 微短劇再迎監管: 未經審核且備案不得上網傳播! 據多地廣電主管部門、短劇製作公司、從業者透露,《關於微短劇備案最新工作提示》(以下簡稱「備案提示」)已在全國範圍多個省市實施。 據備案提示,按照國家廣播電視總局最新通知,各平台要將目前未經備案上線播出的微短劇劇目相關信息,於2024年5月31日前報所屬地省級廣電主管部門備案。從2024年6月1日起,未經審核且備案的微短劇不得上網傳播。 這也意味著一度狂飆突進的短劇行業或將迎來「強監管」:據艾媒諮詢數據,2023年中國網路微短劇市場規模為373.9億元,同比增長267.65%,2027年市場規模有望達到1000億元。 網路圖片 備案提示中提到,目前微短劇按照總投資額度被分為三類,採取分類分層審核,投資額度在100萬元以上的「重點微短劇」歸廣電總局管理,30萬元到100萬元之間的「普通微短劇」歸省級廣電部門管理,30萬元以下的「其他微短劇」歸平台管理。 澎湃新聞記者致電多地廣電主管部門。某省廣電局網路視聽處工作人員告訴澎湃新聞:「具體備案流程按照網上發布的文件進行,各地備案流程是統一的。」據該工作人員表示,備案主體公司需持有《廣播電視節目製作經營許可證》才能辦理備案。 「目前在全國範圍內都收到了這個通知。」廣東廣電局一位工作人員透露,此前廣東省對於微短劇上網播出一直有相關審核,此次出台的備案新規是在原來基礎上更為細化。 雲南廣電局工作人員則表示,除備案新規開始實施之外,後續還會對微短劇製作經營機構進行政策宣講。 除了新規落地,在全國多個省市,針對微短劇的「網路視聽節目備案系統」已經投入使用。海南廣電局工作人員透露,目前海南的微短劇備案系統已經上線,正在試用階段,備案主體公司可以按照《關於微短劇備案最新工作提示》在系統上提交備案申請。 廣西廣電局工作人員介紹了微短劇備案的流程:備案主體公司需先在相關廣播電視局註冊備案賬號,後按照《關於微短劇備案最新工作提示》中對微短劇的分類向對應主管單位提交申報,經主管單位審核。網路微短劇需獲得《網路劇片發行許可證》或節目登記備案號才能上線播出。 各大短劇平台加大監管力度, 廣電總局專項治理微短劇收費亂象 除了相關部門加強監管外,直播平台對於短劇的審核也在收緊。 目前抖音、快手、微信的通知意味著平台備案的開啟,平台負責內容審核把關與版權核定,根據規定將定期將審核劇目信息報屬地省級廣電主管部門備案。這意味著有些微短劇將無法上線,門檻的提高總體上將促進行業健康、規範發展。 網路圖片 除了平台正在對內容進行把控以外,針對微短劇收費存在費用高、不透明、誘導付費、維權困難等問題,廣電總局有關部門日前啟動了專項治理,進一步加強規範管理,保障消費者合法權益,促進行業健康有序發展。 專項治理期間: 一是組織頭部小程序主體和分發平台,全面排查當前尚未解決的用戶退費申請,應退盡退、逐一解決。 二是要求小程序主體健全長效管理機制,優化收、退費界面和流程。 對收費內容、收費價格和會員權益進行更加明確的標示,為退訂退費、投訴維權開通便捷入口、配備人工客服,嚴禁誘導收費、隱藏收費、強制二次收費和未經允許自動續費等行為。 三是要求小程序分發平台嚴格履行對小程序主體的管理,將制訂完善的收、退費制度作為分發小程序的審核條件。 通過預收保證金、定期開展巡查、為用戶端開通一鍵申請平台介入等方式督促小程序保障消費者合法權益。對收、退費不規範及用戶投訴較多的小程序,分級分類予以懲戒直至退出,違規小程序退出前由分發平台督促履行退費責任。 抖音、快手、微信等平台,以及點眾、九州、容量等12家微短劇小程序主體分別發布公告表示,對微短劇運營、收費管理規則進行了積極響應,日前優化升級,為消費者提供清晰的價格說明和服務協議,切實解決微短劇小程序收費模式多、自動續費取消難、價格不透明、虛假宣傳誘導充值等不良現象。同時,公告中明確收、退費規則,並清晰公布客服等聯繫途徑和方式。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導筒directube

台灣藝人,有沒有保持沉默的權利?

TVB電視劇里經常會有的情節,阿Sir歷經艱辛終於抓住了犯罪嫌疑人: 你有權保持沉默,但你所說的每一句話都會成為呈堂證供。 那麼問題來了,作為一名台灣藝人,在當前兩岸關係相對緊張的局勢下,有沒有保持沉默的權利呢? 因為520台灣地區領導人宣誓就職,大陸這邊也展開了規模宏大的軍事演訓來展現祖國統一的決心。某些媒體借著這個機會,給台灣藝人布置起了「任務」: 網路圖片   網路圖片 然後,有「正能量博主」很快整理出了清單,進一步施壓台灣藝人明確表態。 網路圖片 雖然不太明白為什麼一家媒體有權給藝人布置任務,但現實就是氣氛已經烘托到這兒了,台灣藝人「不表態」,或者用自選語言來表態,都會被解讀為「吃飯砸鍋」。 事實上,官方媒體引導的輿論就是認為台灣藝人沒有保持沉默的權利,而且一次兩次表態還不夠,必須在每次媒體「布置任務」的時候都積極交作業,才算是根正苗紅可靠的自己人。 涉及祖國統一的大局,立場方面我沒有任何意見,但在標準和尺度方面,我有一點點個人的粗淺想法。 個人認為,一名在語言和行動層面都沒有公開支持台獨分裂主張的台灣藝人,就是一位可以結交的朋友,就是一份值得團結爭取的力量,就是一名應該一視同仁的藝人。 藝人首先是個人,有著自己成長的時代背景與社會環境,有著賴以維繫生活的人際關係紐帶,有著自己的價值主張和利益訴求。 對於一名出生於台灣、定居在台灣的藝人來說,台灣歌迷是歌迷,大陸影迷也是影迷,如果藝人本身沒有深度介入政治議題的意願,那麼其最經濟理性的選擇就是模糊表態,避免表態,同時顧及兩岸不同政治立場歌迷影迷的感受,同時顧及兩岸市場的經濟收益。 強求藝人選擇某一塊市場而完全放棄另一塊市場,在高壓之下當然有可能做到,但平心而論,那終究是違背一個人經濟理性的選擇,是很難被真心認同的。 從實際效果來說,以輿論高壓強求藝人站隊表態的做法也很難說有助於爭取台灣同胞的民心所向。這一點,從台灣網民近期的反饋也能直觀地看出來。 另一邊,某些極為賣力宣揚反台獨的台灣藝人,其實很難確定一旦有更多的利益誘惑,他會不會立馬倒戈到台獨那一邊。 網路圖片 捫心自問,我們要展現給台灣同胞的,到底是一個富強自信對台灣同胞包容友好的祖國,還是一個霸氣強勢給台灣同胞布置任務的祖國? 我個人還是比較傾向於展現祖國富強自信包容友好的一面,希望台灣藝人能保有一份沉默的權利。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建設性意見

19歲女孩最後的人生:相親、訂婚、投河自殺

3月28日,訂婚不到20天的19歲女孩彤彤投河自盡。半個月後,有關她的消息以「花27萬才訂婚準新娘十餘天后自殺身亡」的詞條上了熱搜。 3月初相親,3月11日訂婚,3月28日輕生。在這大半個月中,彤彤好像只是「輕微地反對了一下」這樁倉促的婚事。別人稍加勸說,她便又同意繼續推進議婚進程。直到輕生前,這個19歲的女孩也沒有留下關於這個決定的任何隻言片語。沒人明確知曉到底什麼是壓垮她的最後一根稻草。 圍繞彤彤的輕生,她的親人、男方與雙方媒人各執一詞。他們都認為,彤彤的死與自己無關。 虞城縣二河口公園 投河 3月28日晚上10點多,家住河南商丘虞城縣的周蓉接到派出所電話,工作人員告知,她的女兒彤彤被從河裡撈起,送到了虞城縣人民醫院。 周蓉趕到醫院時,彤彤正在搶救。按老家的說法——當孩子掉河裡救不過來時,要一直喊孩子的名字。周蓉站在搶救室門口,不斷叫著女兒的名字。20分鐘後彤彤有了心跳,但瞳孔已經放大。醫生通知,即便救回來可能也是植物人。 搶救進行了一整夜,第二天早晨六七點,監護儀上的心電圖還是停在一條直線上。 周蓉告訴深一度,其實彤彤出事前幾天,她就覺察出些異樣。那段時間,彤彤總有一種「不想活的狀態」。她記得有一次,彤彤跟男方通完話後,覺得壓力很大,還說自己胸口疼,喘不過氣來。 擔心女兒出事,那段時間周蓉去哪兒都帶上彤彤。事發當晚,周蓉不想做飯,她決定帶孩子們出去吃。可彤彤拒絕出門,想一個人在家待著。最終,她拗不過母親,跟幾個妹妹一起出了門。周蓉回憶,那晚彤彤看上去有點不高興,但等大家吃完飯後,她還是主動去結了賬。 晚上9點左右,周蓉開車帶著孩子們回到小區門口。彤彤突然說自己想出去轉轉。「轉啥?別轉了,明天還得送妹妹上學呢。」周蓉不同意,但彤彤堅持要走,「我一會兒就回去。」 14歲的大妹想跟彤彤一起出去,等她把3歲的小妹送上樓,再跑下來找姐姐時,已經看不到姐姐的身影。她不斷給姐姐撥語音通話,卻只收到了語音回復:「沒事的,我出去透透氣,一會兒就回家了。」「你放心,我不會扔下你的。」 在最後這幾段語音里,彤彤語氣一如往常,聽不出任何端倪。當晚近10點,她把衣服、背包和手機放在虞城縣兩河口公園附近的河岸上,然後翻越護欄投入河中。 從搶救失敗到下葬,彤彤的後事操辦得倉促。當地的風俗是,沒成家的女孩過世後不能停放在靈棚。彤彤去世當天早上,她的幾個舅舅建議將彤彤儘快下葬。儘管有些不情願,但周蓉還是同意讓女兒快一些入土為安。 女方媒人李穎在上午10點接到男方媒人張民的電話後,才得知彤彤去世。張民問:「彤彤是不是跳河死了?」李穎立馬責怪道:「你瞎說什麼,我大前天趕集還看見她在賣衣服。」 掛斷電話,張民又再次打來。李穎決定向周蓉求證,中午,她收到消息,「剛埋完閨女回來」。 退婚與訂婚 彤彤出事前幾個月,常和周蓉在大侯鎮北街擺攤賣衣服。附近開店的人幾乎都認得這對母女。李穎的店鋪也在這條街上,主要賣香火、冥幣和佛像。她告訴深一度,自己是周蓉多年沒打過交道的表姐。兩人建立聯繫後,周蓉委託她給女兒介紹相親對象。沒多久,李穎打聽到四五十公里外的村子,有一個23歲的小夥子邢亮在外地打工,比彤彤大四歲。 在雙方媒人的撮合下,兩個年輕人先加了微信。周蓉回憶,彤彤對邢亮的第一印象是「挺老實的」,就是有點顯老。李穎主動向彤彤母女解釋,邢亮常年在外跑車,風吹日晒的,自然就顯老些。 認識四五天,邢亮提出要訂婚,但彤彤想先聊一段時間再說。這時李穎出來勸說彤彤,她一心想要撮合這段姻緣。在她看來,這純屬做好事,「我不要他們一分錢。」 周蓉也是贊同訂婚的。在她眼裡,邢亮無疑是門「好人家」。據李穎介紹,邢家除了老家村裡一套房外,在商丘市還有四套房。周蓉覺得,女兒跟著自己吃了不少苦,她就想給彤彤找個家庭條件稍微好點的男人。 在李穎和周蓉的助力下,邢亮和彤彤有了進一步接觸。得知彤彤喜歡馬面裙、簪子等古裝服飾,他帶彤彤去商丘古城玩了一天。儘管彤彤表達過對訂婚的抗拒,終於還是在「不行再退婚」的勸說下做了退讓。就這樣,相親五天後,訂婚如期舉行。 網上傳出的視頻中,周蓉和李穎在訂婚宴上當場數彩禮,收下了27萬元。但訂婚的過程並不愉快。周蓉解釋,男方說好連彩禮帶給女方舅舅們的禮錢,一共28萬多元,卻少拿了一萬,最終到周蓉手上只有27萬。因彩禮的問題,她曾跟男方提出過退婚。 張民告訴記者,邢亮家給出的27萬彩禮,在當地並不算高,「高的有三四十萬」。據張民介紹,很多村子裡像邢亮這樣的年輕人,都比較心急娶媳婦,「一個村子裡,有20多個人找不到老婆。」 此外,周蓉還提到,彤彤覺得邢亮很強勢,「問在幹嘛,怎麼不接電話?好像我女兒做了什麼見不得人的事,背叛他了(一樣),質問逼問的那種(語氣)。」 周蓉表示,直到彤彤去世前,女兒都處在「想退婚」的狀態中。有一次,周蓉還跟李穎商量,「真的不行,孩子不想了,咱也彆強求,萬一出了事誰也扛不了。」 李穎說服彤彤不退婚的理由,主要圍繞著原生家庭和經濟能力。周蓉記得,李穎反覆跟女兒強調,生活在單親家庭本來就被人看不起,退婚後,更不能幫母親減輕經濟負擔。 聽說彤彤要退婚,邢亮的父親專程從外地趕了回來說情。周蓉至今對那個場景印象深刻——邢亮父親不斷為兒子的說話語氣道歉,還說自己辦訂婚宴是在五星級酒店,請的也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如果被退婚,就太過丟人了。 顧及到一個快50歲男人的顏面,也考慮到剛訂婚就退婚,名聲不太好,彤彤心軟了。婚,最終沒退成。周蓉怪李穎給彤彤做了太多思想工作,在她看來,李穎當時苦口婆心地勸女兒,是圖那筆介紹費,但李穎卻給出了完全不同的說法。她告訴記者,周蓉要求過分,男方也曾想要退婚。「要一套三室一廳的房子和一輛新車。男方家裡有兩輛車,一輛三十多萬,一輛十幾萬,任她挑,都不要。都是農村人,哪裡(能馬上)拿得出那麼多錢,但她就不願意。」 信號 彤彤輕生後,在她生活的村莊,乃至她常賣衣服的鎮上,都流傳著對這件事的嘆惋。「小妮兒性格隨和,人也好。」這是認識彤彤的人們的普遍看法。 彤彤出生兩個多月,父母離了婚。據知情人透露,彤彤母親改嫁多次,共生下6個孩子。彤彤是老大,下面還有三個妹妹和兩個弟弟。 彤彤的二舅媽張曉月告訴深一度,彤彤在15歲之前一直由姥姥撫養。讀到五年級退學後,她去了母親當時生活的浙江打工。母女倆最近兩年回老家,帶著妹妹們住在虞城縣的出租房裡。 在張曉月眼中,彤彤懂事又孝順。由於家裡經濟條件有限,妹妹只能在村裡的小學讀書。彤彤每天6點起床給妹妹買早餐,再開著電動三輪車,往返10多公里接送妹妹上下學;周蓉身體不太好,她就攬下了許多家務;彤彤還間歇地打過好幾份工,幫周蓉分擔經濟壓力。張曉月記得彤彤曾經說過「我即使賣血,也要供妹妹上學。」 就在投河的那天中午,她還去了張曉月家,說自己想吃糖糕,那是她最後一次向舅媽提要求。「早知道這樣,我就不會叫她回去了,就叫她在俺家住。我能開導開導她,兩個人說說心裡話會好一點。」張曉月說。 回想事發前的某些細節,張曉月覺得早有預兆。在投河前三四天,彤彤曾提出給她買衣服。張曉月沒當真,「你哪兒有錢啊,不買。」在彤彤的堅持下,她們去到附近鎮上,買回一件帶毛毛的褂子和一條黑色褲子。彤彤還想再買雙鞋,張曉月嫌貴拒絕了。 那身衣服張曉月穿了兩次。彤彤出事後,她再也沒拿出來。「一穿就想起她,難受。」她甚至懷疑,彤彤當時說要給她買衣服,是早就計劃好了的,為給她留個紀念。 還有一次,彤彤脫口而出「我找俺姥姥去」。姥姥幾年前已過世,張曉月數落了她幾句,沒往深處想。 彤彤傳遞出輕生的信號,不止一次兩次。事發前,邢亮也曾感受到彤彤情緒不佳,他告訴記者,3月28日晚上9點多,彤彤給他發消息,問他,「人死後會去哪兒?」 「我就問她怎麼回事,她說跟媽媽吵架而已。接下來我就聯繫不上她了。」第二天,邢亮接到周蓉的電話,「說我把她閨女逼死了。」 關於彤彤輕生這件事,邢亮始終覺得跟自己無關。他說,彤彤去世時自己不在家,「我都不知道怎麼回事。」不過邢亮記得,彤彤跟他抱怨過家裡的情況,「說母親給了她很大壓力,弟弟妹妹還要她照顧,就連家裡做飯和打掃衛生也是她完成。」 但沒有誰真正重視彤彤的話,亦或只是被當做隨口開的一個玩笑,「她還那幺小,誰能想到她尋思那個。」張曉月感嘆。 第一次退彩禮的收據 退彩禮 彤彤頭七當天,邢亮給周蓉打電話協商退彩禮。第二天中午,周蓉跟邢亮父子見面時稱,因彤彤搶救和安葬花了幾萬元,她手裡只剩下183000元。在兩個媒人的見證下,周蓉先退還了18萬元彩禮,並簽字、摁手印。 當天下午三四點,邢亮父子再次打電話給周蓉,催促她退還剩餘的彩禮。事情鬧到當地的派出所後,周蓉才發現,邢亮身份證上的出生年份是1997年,比自己女兒大8歲。「他們這是欺騙。」之後邢亮無論是打電話還是找上門,周蓉都躲著,「我就不願意再跟他們協商(彩禮一事)了。」 接下來的幾天,為要回彩禮,邢亮和家人頻繁往周蓉娘家所在的村跑。村民們向記者描述了當時的場景——4月中旬,男方開著一輛三輪車進村,喇叭一連吆喝了好幾天。找不到周蓉,邢亮就帶著爺爺奶奶去張曉月家,「躺到我嫂子院子里,說要死人家裡。」周蓉告訴深一度。 李穎亦是此事的見證者。作為女方親戚兼媒人,邢亮一家也曾去她的店裡鬧事。店裡的攝像頭記錄下這些畫面——三輪車上掛著紅色橫幅,喇叭里高音循環播放著:「XX村周某與她閨女,訂婚不到20天,你欠我彩禮28.5萬。退我彩禮,還我血汗錢!」車子橫停在她店門口的大街上,不讓路人通行。 周蓉告訴記者,彤彤去世後,她的親生父親沒有任何表示。在這之前,聽說彤彤訂婚拿到了彩禮,父親還曾找她要過錢。在周蓉口中,前夫是個「不正干」的人,女兒不願跟他聯繫,還曾將他的電話、微信拉黑。 彤彤的死,讓男方媒人張民很懊惱。他反覆稱,自己沒有拿到本該屬於自己的介紹費,「我七十多了,跑了好幾趟說親,最後(男方)還把那4000塊錢要回去了。」他對著採訪電話大吼,「去查查究竟是誰的問題。」 張民還透露,女方媒人李穎也曾收到過一筆介紹費。當時邢亮父親將5200元發給周蓉,讓她轉交給李穎,「女方扣了她400元,只發給她4800元。」這筆錢最終也被男方收回。 要不回剩餘的彩禮,邢亮一家選擇了找電視台曝光。4月21日,在經過當地各部門的調解後,邢亮一家又要回7萬元。糾紛至此作罷,邢亮對這件事的處理結果滿意。關於彤彤的死,他不願再提起,「那跟我沒關係」,在彩禮糾紛過後,他刪掉了彤彤的微信號。 彤彤母親與邢亮的調解書 流言 4月4日,周蓉用彤彤的社交賬號發布了一條動態,「孩子,我想你了。」配圖是彤彤的一張照片。彤彤的朋友趙陽刷到這條動態,覺得十分奇怪。十多天之後,她無意中刷到一則「商丘準新娘跳河自殺」的新聞。反覆對比網上流傳的多個視頻後,趙陽通過裡面曬出的微信頭像,確認死者是彤彤。 趙陽跟彤彤相識是在2021年。彼時,17歲的彤彤在浙江一家超市打工,跟趙陽的母親是同事。看彤彤穿著樸素,手頭也沒什麼錢,趙陽母親就經常把彤彤領回家吃飯,兩個女孩就此成了朋友。 在趙陽眼裡,彤彤是個顧家又知恩圖報的女孩。每個月4000元的工資,彤彤會給同母異父的弟弟妹妹們寄2000元。不好意思在趙陽家白吃白喝,收到第一個月的工資後,彤彤還送給趙陽母親一張超市會員卡,讓她買菜用。 彤彤有時會留宿在趙陽家,趙陽告訴記者,彤彤提起過,自己母親有抑鬱症,犯病時會虐待她,有一次,她被母親用衣架抽到不能動。 周蓉卻表示,她在2021年確實得過產後抑鬱症,但吃藥半年已經痊癒,更沒有打過大女兒彤彤,「她12歲以後我就沒碰過她了,孩子已經很苦了,我不可能再去打她。」 她至今也想不通女兒為什麼會尋死,出事前幾天,彤彤還跟她說想去割個雙眼皮,還想給小妹妹買個3000元的手鐲。這兩件事,最終都沒實現。 「彩禮錢都叫她媽給存起來了,孩子想拿出來花,一點權利都沒有。」李穎稱,彩禮錢是自己陪周蓉一起去存的,錢由周蓉掌管。而周蓉稱,密碼雖是自己設的,但卡在女兒手裡。 電視台的曝光讓27萬元彩禮成為輿論焦點。藉由此話題,網友們爭論著男方能否順利要回彩禮,以及女方是否應該全額退還彩禮。還有人懷疑彤彤是假死,把女方定性為「婚騙」,建議男方去派出所查看有無銷戶。 當被問及外界流傳的關於彤彤去世的傳言,周蓉變得激動,「他們說,我給我孩子逼死了。我一年給她花3萬,我給她養了19年,我給她花多少錢?我給她養大了,我再去給她弄死?」 不過,周蓉承認她欠女兒的實在太多了。最讓她感到愧疚的是,她沒有給女兒一個完整的家。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北青深一度

那些「對賭」失敗的青椒們

4月2日,南京林業大學生態與環境學院副教授宋凱被發現在家中自殺。這位38歲的「青椒」在4年的首聘期考核里被評為「不合格」。 我們尚不能知曉宋凱博士死亡的真正原因。在校方人事處的回復中,「宋凱生前患有抑鬱症,且並未被降職」。 一位熟悉宋凱博士人士告訴《知識分子》,「因為考核被學校認定為不合格,宋凱從副教授降到講師崗,薪水待遇也相應降低。儘管學校提到只退還了1萬元安家費,但原本承諾的購房補貼,剩下的40%也不再發放了」。 《南京林業大學高層次人才首聘期考核辦法》中規定,科研項目和論文分別佔50分,其中若沒有完成協議中約定全部項目,項目部分計為0分,而考核的合格線為75分。不合格意味解聘或是降級聘任、不予發放剩餘購房補貼,同時按下一層類人才引進待遇退還安家費、購房補貼差額部分。 這樣的條款在近年來高校的聘任合同中並不鮮見。社交媒體中,學術青椒自嘲為「對賭協議」。 前述熟悉宋凱人士表示,宋凱老師所在環境工程系實力還比較弱,沒有博士點,系裡20多位老師每年國自然命中不過一兩項,有的年份為0。從履歷上講(北大碩士,UBC博士)宋凱可以說是系裡「近十年來引進的最為優秀的人才」,但他2019年入職時已然33歲,青年基金申請窗口短,而面上基金難度高,遂最終國自然沒有進項。 這一切都以「自願」的名義進行。《知識分子》收集的一些案例顯示,訂立合同時人事處輕鬆道「都會過的,只是走個形式」;正式入職後才發現,科研啟動經費報批困難,一旦「分手」還面臨追迴風險;更有甚者,安家費的賠償條款延續到了第二聘期,考核不過要求雙倍賠償安家費;服務期10年起步並一延再延。 從某種程度講,離開可能是一種更好的選擇,考核不通過降級留任意味著從招生、資金、資源等各方面被邊緣,但服務期內主動辭職又面臨著動輒幾十萬高額的違約金。 「這是一種系統性的壓抑,充斥著無盡的價值感剝削,不斷吞噬年輕學者的職業尊嚴和成就感」,一位985文科教師在經歷聘期解職後寫道。 倒賠幾十萬的科研人員 2023年初,距離中期考核還有11個月,常寧接到就職的大學通知,由於研究「進展緩慢」,他被降薪、停招學生。 同年11月,他決定辭職離開,人事處幫他算了一筆賬,在離開前,他需要全額退還學校住房補貼150萬。 一過完年,常寧東拼西湊,又問幾個朋友借錢,把錢還給學校,才拿到離職文件,「150萬的房補,稅後我到手115萬,但最後連稅一起還給學校。」 日前,學校給他打電話,又少算了50萬,讓其補完,否則不放檔案。 2019年,常寧拿到了國家「青年千人」,當時他作為省人才被引進該校不久,對於未來躊躇滿志,儘管他需要轉換研究方向。「當時我覺得,『青千』這個所謂小人才稱號是一個保障,能夠讓我去挑戰一些新的事情,而我確實也能作出一些東西。」 入職之前,常寧在美國做博後,曾以第一作者在 Nature和Science等學術期刊發表SCI論文10餘篇。回國後,他跟學校簽署了聘用協議,服務期8年。 拿到國家「青年千人」後,學校要求他簽署一個補充協議,聘期內至少發表1篇nature/science或兩篇大子刊,「很多人會說,沒人逼你簽合同,你自願的。但實際情況是,你不簽補協議,他們就不兌現待遇,而且他們催著你簽」。 2022年末,常寧被口頭告知,「很可能過不了考核。」隨後不久,他因「科研進展緩慢」被要求停招學生,停發津貼。 常寧還未到中期考核,甚至「科研進展緩慢」的評判依據是什麼他都未被告知。與他相似,聘期內考核不過之後學校做出懲罰的並非孤例。一位老師在中部某地方高校任職,她告訴《知識分子》,中期考核後她被降薪。與此同時,原本作為獨立PI的她被撤掉課題組,停止招生,自己和學生都併入其他人組裡,研究方向再難由自己控制。 湖南某二本院校的老師反映,該校大量招聘博士,設置了6年兩個考核期,考核期沒有達標的,退還全部安家費、科研費,甚至包括所謂占編費(2萬至4萬)。 目前《知識分子》所知,一些高校對(可能)無法完成考核的老師做出辭聘、退還錢款、降薪、停止招生等手段。但更殘酷的經濟賠償更多發生在教師辭聘糾紛中,其中爭議較大的是科研啟動經費和違約金等類目。一些高校希望以高昂的「違約金」留住人才,一些被法院酌情減免,一些得到支持。 裁判文書網的一則判決顯示,在福建工程學院2022年的一起人事爭議中,陳姓老師在入職六個月後提出離職,按照雙方約定,服務期內離職則需雙倍賠償所有引進待遇(包括安家費、住房補貼、科研啟動費等)。聘用合同簽訂後,陳老師從學院處領取安家費6萬元,住房補貼31萬元。2022年9月,福建省閩侯縣人民法院就雙方人事爭議進行判決,最終陳姓老師需賠償雙倍賠償該校安家費12萬,雙倍賠償住房津貼62萬,支付違約賠償金6萬,加上其他需要退還給校方的款項,共計80多萬。 在審理過程中,陳老師曾就離職原因做出陳述,因為入職後發現多項與校方敘述不符。比如入職前校方原答應將其安排進入「建築系」,但最終被分配到「歷史建築保護工程系」,與校方原來承諾不符,也不利於陳某基於原有學術基礎申請國家研究基金。同時,每月薪酬與校方引進人才時承諾不符。 時間回到今年1月,常寧在跟學校人事處確認需退還錢款金額時,「一個老師興高采烈地跑過來,問我,是不是學校還給過我500萬科研經費,按照規定,那個也要退,我說,沒有,一分都沒給。他們就不吱聲了」。 被蹉跎的學術生涯, 被摧毀的科研信心 除了經濟損失之外,對於科研人員來說,當初入職時,他們同時押上的還有數年學術訓練累積的信心。這些年屆30-40歲的科研人員,這一時期原本是他們最有望做出重大科學突破的黃金期。 「有人問我,為什麼不再忍三年,就可以少賠200萬,相當於一年60-70萬啊。但對於一個科研人員來說,他的黃金時間有多少呢?難道蹉跎了5年還不夠嗎?」 常寧今年41歲,他告訴《知識分子》,入職後,他沒有拿到學校給的啟動經費和青千的1:1配套經費,「只拿到了一筆錢,科技廳給老大的項目,老大給了我400萬,其中200萬我用來買設備。在我來之前,這邊生化實驗室的相關設備不是太行,我算是把生化平台搭起來了。」 他的另一位同事也印證了他們剛入職時現有的硬體並不匹配自己的實驗方向,「在他之後陸續引進其他人才,比如高分辨顯微鏡這些才配置起來。」 真正的困難還在後面,新冠疫情很快到來。由於封校的緣故,學生無法進來做實驗;外地的試劑送不進來;因為學校沒有相關設備,只能將樣本外送檢測公司,但由於當時整個國內防控,「今天這裡封了明天那裡封了」,一會兒樣品寄不出去,一會檢測公司被封控,進展非常緩慢。 2022年底,兩個國際團隊在生物技術頂刊Nature Biotechnology (NBT)發表了文章,設計與常寧幾乎相同,美國紐約大學還申請了國際專利,「所幸我們的專利提交時間早一周。」 科研進展不順的常寧一度懷疑自己的科研能力,「我看到宋凱的新聞時,特別理解他,甚至當時我自己就很絕望。我明明不是來躺平的,整個五年,除了小孩出生請了一周假,全年無休,周末上班。難道自己真的不適合科研?」 「我之後可能會離開學術界,」40歲的林茵告訴《知識分子》。 她剛生育不久,還在哺乳期就接到學校中期考核通知。「按照字面的要求,中期考核期內我需要完成一定數量的文章和國自然項目,我其實都達到了,原本以為沒有問題。」 她一路讀博、做博後,一直推遲生育,直到35歲之後,她評估了家庭情況和手裡的工作,覺得自己完全可以勝任,決定要一個孩子。 「結合我讀博和做博後的履歷,我覺得以過往的能力是可以完成這些要求的。當時我也不了解自己的價值,有點天真,也不覺得要靠這個來掙錢,後來才了解到,我的薪資是最低的,要求是最高的。」 但疫情和家庭變故紛紛打斷了林茵的研究計劃,但直到中期考核之前,她還是認為自己能夠完成考核任務。 但林茵在考核之後被告知「合格又不合格」,理由是她發表的文章第一單位不是所在學校,而是她此前的任職機構。但這些並未約定在合同里,考核前也都未曾有人告知。 懲罰很快到來,撤課題組、降薪,這些中期考核「失敗」的後果也都不在合同里。 相比降薪,撤課題組才是真正的打擊,「我再也不是獨立PI,我成了大老闆手下的二老板,我的研究方向要經過他的衡量,他來定奪我還能不能繼續;我的長項被砍掉,因為要向大老闆靠攏,為他的方向服務;我想要做的課題,我的經費也不能自由主導,產生哪些需要也由他判斷」,這種環境下,她原本的考核任務依然沒有變,「我不再是一個獨立PI,而他們還要以一個獨立PI要求考核我。」 「最近,華僑大學老師孕期被解聘,很多網友留言,說懷孕時間怎麼這麼巧,為什麼不計劃好。這些都讓我反覆自我責備,有時候,我覺得我應該被同情,或者應該推遲一下(考核)。但我又會覺得,這是我自己選擇的,我看到很多女性科研工作者,做得好的,要麼沒有家庭羈絆,要麼父母和愛人全身心支持,但現在這個困境好像是我自己造成的,我沒有辦法抱怨誰。像我領導說的,生孩子是你個人的問題,單位能怎麼辦?」 「很長一段時間,我上班要正常面對同事,面對學生,回家正常面對小孩,每天只有往返家和學校的路上,宣洩一下,即使這樣,也要想著哭一下就好,因為我要小心開車,視線不能模糊。」 對於這些「對賭失敗」的科研人員來說,旁人總會輕描淡寫地說,可以去工業界,或者去其他學校。一位打算離職的高校教師告訴《知識分子》,在專業方向固定的情況下,尋找到完全匹配的課題組和高校並不輕鬆,如果換方向或賽道,勢必需要再花時間。而一些地方院校間又有所謂隱形門檻,「不挖兄弟院校牆角」,一些老師如果期待繼續發展,必須離開當地。 事實上,對於這些科研人員來說,一段彎路意味著他們要付出極大的「試錯成本」。制度化壓力下,他們的時間表必須嚴絲合縫,無法鬆懈。他們需要在有限的時間裡,申請基金、競逐更高職稱,這些都與科研經費、學術資源、聲望直接掛鉤。一關失利,他們就會在後續的項目和計劃申請中陷入劣勢,一步慢步步慢,陷入「馬太效應」的怪圈,有人就此永遠滑落。 「我換了賽道,如果想拼傑青只剩3年,」常寧跟我說,「再過幾年工作都不好找了。」 解釋權在學校 從簽下聘任合同的那一刻開始,青年教師便步入這個系統性的大網,鬆緊由人不由己。看似契約自由的背後,實則是無處可逃。 簡塵是曾一名985高校文學院的教師,她在2022年被學校的中期考核淘汰出局。讓她不滿的是「中期考核形式並沒有在合同中明確規定」。 考核結束一周後,她得知自己拿到了教育部的項目,她以項目和即將出版的著作為籌碼詢問是否可以留下來,答案是否定,理由是「不符合程序」,但這些成果離該校副教授的要求已不遠。當年上會考核的6位文科教師,一半未通過。第二年,該校又舉行了一次中期考核,友院的一位老師沒有通過,學校趁機提出不解聘而轉做博後的方案。 高校除了在入職前簽一份合同,有時則會在入職後要求籤署另一份補充協議,其中會設置更高的考核要求,如果青椒們拒絕,高校則會拿出第一份合同上面清楚地寫著服務期離職的懲罰措施,要求賠償違約金。礙於可見的懲罰,這樣的套路屢試不爽。 合同是套在青椒脖頸間的圈繩,充斥著曖昧不清的模糊地帶,而解釋權往往歸於人事部門,亦或是某位上任領導的臨時起意。 一位在某雙非高校任職的老師告訴《知識分子》,在他的合同中,對於他的考核要求是明確具體的,但對於高校應該給予怎樣的支持,只是簡單提及「提供資金、場地、人員支持」,當自己組建課題組需要工作人員時,又遇到諸多限制。 「人事處告訴我,要招聘博士,但薪資只能給到四五千,這按當地薪資水平招不到人。我只能降低標準,招本科生,招碩士生,從頭培養。在我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進行培訓後,工作人員掌握了技術,要求漲薪,我覺得也很合理,但被學院拒絕,也不支持給他們正式編製。他們就流失了,我又沒有工作人員了」。 按照常寧和學校的協議,入職後,學校需要提供500萬的科研啟動經費。但一直到離開,學校都沒有兌現之前承諾的科研經費。 一位2015年入職、工作8年多的浙江省屬高校講師曾在社交平台中分享自己離職的經過。人事部門希望其簽署一份補充協議,但她對協議中諸如會不會解聘、要不要賠錢等含混地方要求人事處做出具體解釋,對方回應依舊模糊不清。學期結束後人事處發出了最後通牒,要求立馬簽署,不簽則以考核不達標為由解聘。 該講師最終也沒有簽署協議,而是接受不合格結局,用錢贖身。在離職過程中,她曾問人事處工作人員,為什麼不寫清楚?對方的回復是「很多上會了才能決定,領導一直在換,換了一個領導就是另一套說法」。 多位研究人員告訴《知識分子》,考核過不過在學校一念之間。如果這一屆老師大多沒有完成指標,學校出於人員接續的考慮,會提出「延期考核」;如果這屆領導比較仁慈,三個省部級課題可以頂一個國課題,但可能下屆領導又說不行;橫向項目替代也是一種方法,不過金額門檻也在水漲船高,「前幾年50萬能抵,後來變成100萬能抵」。 前述熟悉宋凱人士表示,「像宋老師這種給個基本合格未嘗不可,但大環境不好,學校沒什麼錢,橫向更沒什麼錢,三萬五萬一二十萬頂天了。出於節流的考慮,未來的考核只會越來越嚴」。就算勉強過了考核,也要接受每年一輪的聘崗考核。「雖然任務沒有增加,但拿到的績效在變少,也是變相增加任務。諸如以往一篇中科院一區論文獎勵2萬,現在同樣的論文獎勵不到1萬了」。 高校將一輪輪的人才篩選稱為「瘦身強體」「人才強校」,是符合高校改革趨勢的應有之義。但在「青椒」們看來,自己的努力和付出算什麼呢? 簡塵在離職後依舊不斷追問,「這些一路名校博士畢業參與非升即走的勇士都是學生時代的翹楚,如果不是科研做得好,又有那麼點學術理想,早就去躺平,根本不會玩這套遊戲規則。面對這些對學術有著濃厚興趣和一腔熱血的年輕人,回報給他們的是什麼呢?」 聘任制改革的未來到底是什麼? 事實上,高校聘任制改革本是為了打破大鍋飯、平均主義等痼疾,形成相對開放和流動的學術勞動力市場,和基於能力和績效分配、職務晉陞與分流的機制。 華東師範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長閻光才在《高校教師聘任制度改革的軌跡、問題與未來去向》一文中對過去三十多年高校人事制度改革進行了梳理。1977年恢復高考之後的短短數年,高校教師規模不斷擴大,1981年到1987年,教授規模擴大了4倍,高級職稱比例增加了2.5倍,因此出現諸多問題:因為高校教師無聘期限制,教師隊伍長期只進不出,出現質量良莠不齊、隊伍結構難以優化的問題;二是因為職稱的稱號性質,一旦獲得就具有了終身性,高級職稱比例就不斷增加,且由於缺乏合理有效的考核手段,熬年資等職稱現象就日益突出。 基於此,80年代至90年代期間,政府幾次將高校人事權放權給高校。從1999年開始,教育部就明確了高校「聘用合同制」的原則,由「身份管理」轉向「崗位管理」。 而除了提高效率與質量,高校人事制度改革還有基於有限財政資源投入而不得不進行控制的考量。 伴隨著近年來高校高層次人才引進大潮的興起、「預聘-長聘制」的推廣,教師早已擺脫了「國家幹部」「終身制」等常見的人事關係範疇,與高校的關係也愈發趨向以績效為核心的勞動市場主體關係。 然而,長期以來,高校教師與學校的關係還是被視為人事關係,在法律的框架內實行「勞動特殊法優於一般法」的原則,即《事業單位人事管理條例》為代表的行政法規為先,接著是《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等民事法規。前者遵循「公益優先原則」更傾向於保護事業單位,後者則秉持「向勞動者傾斜的單方保護理念」。 而處在聘任制改革探索期的高校,其聘任合同也呈無序化。其中比較突出的是,服務期限欠缺一致性,比如高校教師聘用合同對教師服務期限約定平均在5-10年不等。違約金的數額和計算方式缺乏規範化的標準,甚至有高校提出賠償包括工資、津貼、獎勵、科研資助等一切費用的5倍金額。 服務期的約定和違約責任的承擔是高校保護自身利益、限制人員流動的手段,但另一方面,編製中戶口、退休待遇等舊要素確實沒有剝離,無法完全由行政管理模式的人事關係轉向到依法管理的勞動關係。 這才有了花樣百出的違約金賠償、人事檔案卡人鬧劇。根據《勞動合同法》,其中服務期成立的前提是用人單位投入了培訓費用,且違約金的數額不得超過用人單位提供的培訓費用,不得超過服務期尚未履行部分所應分攤的培訓費用。 此外,閻光才還提到了高校教師績效管理與考核制度的悖論。 「究竟如何理解高校教師的績效?按中文的理解,『績』是工作業績或者成果,帶有客觀性,『效』是工作效果,帶有主觀價值判斷意味。績與效合於一起就意味著績效是客觀表現與主觀評價的結合。然而在現實操作中,因為品質與價值所帶有的主觀性以及判斷的複雜性,考核與評價往往更關注的是量化的業績而不是內隱性的品質。這種取向的優點在於:為入編、晉陞可以設定數量門檻,為獎金與津貼發放提供了最易計算的分值。無論你處於哪個職業發展階段還是何種崗位,指標生產不僅成為教師維繫其生存的基礎,也是其獲得職業地位與發展空間的依憑,因而它以一種完全行政介入與施壓的方式形成一個全程性且無孔不入的外部激勵機制。」 但這些年,高校教師們普遍反映這種外部激勵機制引發的功利取向正在產生負效應。 「一些高校評職稱,就不太注重質量,只看數量,這不就是鼓勵人灌水?」一位老師發問。 另一位老師也表示,「我們講故事的時候,都喜歡坐多年冷板凳,埋頭苦幹,然後一鳴驚人的故事。但在現在的評價體系里,我們首先需要一張坐得下的板凳。」 閻光才在論文中總結,「實行全員與全程合同制和績效管理的聘任制改革,意味著教師已經完全淪為受雇者的地位。這種變化究竟是更有利於還是有損教師履行其學術責任和大學承擔其使命,無論是從事實還是價值判斷的角度,都並不是一個容易問答的問題。」 「但有一點可以確信,如果外部約束與激勵沒有轉化為一種內部自覺與自我激勵,反而因功利化與不確定性引發教師持續的精神緊張與焦慮,它不僅有可能帶來人們的信念危機和職業尊嚴的喪失,甚至破壞整個職業環境與生態。目前,越來越多的年輕優秀人才流向非學術領域,對一個國家而言,這或許並不是人才流失,但是,當學術界對最為卓越的人才難以構成吸引力,它又如何去擔當培育優秀後備人才的使命?」 2023年,就在常寧被宣布「科研進展緩慢」的當年,他拿到了國家自然基金委的面上項目,還成為科技部十四五重點研發課題負責人。這一年,他作為共同通訊,和另一家機構合作的兩篇學術論文見諸Apotosis,這是該機構歷年發表水平最高的期刊。 次年,他和另一所高校合作的論文發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上,他是第二通訊,「因為我的實驗設想在學校平台無法實現,所以只能去跟別的高校合作,別人出錢出力,在國內idea is cheap的大環境還能尊重idea,已然是少數的少數」。 「像我之前做的工作,2022年別人先發表出來,因為疫情,我比別人慢了一點,但是在探索未知世界的過程中,我也做出了東西,我也有專利申請,還比別人早一周,你能說這叫失敗嗎? 」但在那個評價體系里,他就成了一個失敗者,一個績效考核不通過的人。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知識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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