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沙四面平，北风千里惊。”寒冷、干燥的气候使得耐寒、抗旱的小麦成了北方主要的粮食作物，勤劳、务实的北方人把雪白的小麦粉揉、捏、锤、打，变成包子、馒头、饺子、面条、大饼等各样主食。同时，因为北方冬天难有新鲜蔬菜，肉类就成了北方人更喜爱的食材。在这以面和肉为主构成的饮食文化背后，奔涌着北方人粗犷、豪爽的个性。 如果你刚好喜欢面食，又无肉不欢，还想在杯盘间感受一场来自黄土上的生命原力的淋漓释放，那么以下几家北方风味的餐馆正是为你准备的。 1.松竹楼 Billy’s Pine Bamboo Restaurant 金字红底的牌匾下是简易的玻璃门，抬脚进去，就能吃到布里斯本最好的北京烤鸭。 店内刚烤出来的鸭子，端上桌时滋滋地冒油，香气直往人面上扑。 这儿烤鸭的吃法也地道，如北京胡同里的烤鸭店一般，一鸭可以三吃。第一种吃法是将鸭皮用小刀片下来，皮肉分离间见真功夫。片下来的鸭皮金黄焦脆、轻薄透亮，上面的菱形纹路清晰可见，仿佛蜂窝。鸭肉亦不逊色，片片嫩白、鲜甜、多汁。拣一块放在薄饼上，裹上大葱丝、黄瓜丝、甜面酱，配料解腻，更凸显鸭子的鲜美，轻轻卷好送入口中，齿颊留香。 第二种吃法即将鸭肉另作一道菜，或是用鸭肉切粒做包子、烧饼，或是用鸭肉切丝炒面炒菜，鲜嫩的鸭肉与另一种食材碰撞，往往锦上添花。第三种吃法是用鸭骨架和白菜熬汤，乳白色的汤汁醇浓清甜，最克秋燥。 当然，假若你不爱吃烤鸭，店内别的菜品也值得你去一趟，像作为鲁菜经典的糟溜鱼片、山东鸡、木须肉等，可不是所有中餐馆都能吃到。 地址：7/968 Wynnum Rd, Cannon Hill QLD 4170 电话：+61 7 3399 9095 2.老灶台东北菜 要说秋冬能给人带来幸福感的事情，吃东北菜一定排得上号。把生活中最常见的食材煮得嘟嘟冒泡，腾腾的热气里是最亲切的日常。 由于热情、爽利的东北人可以一锅炖所有，铁锅炖便成了这家餐馆菜单上出现最频繁的一种烹饪方式。你能在这家店里看到铁锅炖大鹅、铁锅炖大鱼、铁锅炖黄油小公鸡、铁锅炖大骨头酸菜……但不管你怎么选，锅里基本都有土豆、玉米、萝卜、粉条，锅边都有软和的玉米饼，等锅里的菜炖好了，锅边的饼自然也熟了，东北菜主打一个省事。而炖在一起的食材散发出浓香，咬上一口，软烂入味，再夹一片玉米饼蘸点汤汁，咸香浓郁的口感随着面饼的膨胀在嘴里扩张。 对了，作为东北招牌的锅包肉、地三鲜、小鸡炖蘑菇等，这家店也是做得漂亮。 一直觉得吃东北菜能给人踏实安稳的感觉，若追究起原因，或许是这世间人人都想要的最浓烈最难得其实都在最平淡最寻常。 地址：10/168 Gowan Rd, Sunnybank Hills QLD 4109 电话：+61 4 2059 8888 （图：谷歌地图） 3.兰州牛肉面 1919Lanzhou Beef Noodle 面条在北方是常见的主食，但若论知名度和受欢迎程度，甘肃的兰州拉面在面条排行榜上是一骑绝尘的存在。 假如是第一次去，一定要试试店内最经典的兰州牛肉面。五行、五音、五味，传统中代表着平衡和谐的数字五早就融入了中国人的日常，哪怕只是一碗简单的牛肉面，都得讲究五色调和，端上桌来汤水清、辣油红、香菜绿、萝卜白、面条黄，一碗兰州牛肉面下肚，以五色滋养五脏。除此之外，店内的酸菜牛肉面、红烧牛肉面等亦各有风味。 这家面条的做法也多，有汤面、拌面、炒面、凉面，面条的七种粗细更是满足了不同食客的需求，是家不会只去一次的餐馆。 地址：Shop 2042 / 5 Kessels Rd, Upper Mount Gravatt QLD 4122 电话：+61 4 5563 1919 4.乡味 XiangWei 你要是想过一个热热闹闹的北方早晨，那来乡味准没错。随着天边的日色渐渐起来，这边的菜角、锅盔、饺子、油条、豆浆、豆腐脑、胡辣汤也上了桌。在凉丝丝的秋风里，将锅盔撕开泡进滚烫的羊肉汤，趁面团咕咚咕咚吸饱汤汁时先喝一口香浓稠厚的胡辣汤，身体保准会变得热乎乎、暖融融的。 若是你想中午来，亦是一次妙极的用餐体验等着你。陕西的肉夹馍、山西的过油肉、山东的黄焖鸡、河南的红焖羊肉……北方各地的特色菜被店家收入食单，一家店尝百家味，一家“乡味”疗百家乡愁。 地址：Shop 3A/158-168 Gowan Rd, Sunnybank Hills QLD 4109 电话：+61 7 3344 7978 （图：谷歌地图） 5.楼兰清真餐厅Loulan Halal Restaurant 丝绸路上虽有风沙，却也不乏珍宝与美食，吸收了中亚菜系特点而颇具异域风情的新疆菜就是后者的代表。 羊肉在新疆是主食，从这家菜单上的烤全羊、羊肉串、羊肉抓饭、炭烤羊排便可看出来。这家烤出来的羊排呈红褐色，肉质软嫩，肥而不腻，每一口都流汁，最是馋人。 而将甜、辣融合得恰到好处的大盘鸡，也是必点的菜肴。红亮的一大碗里有荤有素、有面有肉，美味之余还顺带拯救点菜选择困难者。里面的面叫皮带面，宽、厚的特点使其煮久吸足汤汁后依旧韧性十足，而浸透了鸡汁的土豆块，烂而不碎，比鸡肉还甜香。 再有奶香味的烤馕、孜然味的烤包子等。这里的每一口食物，仿佛都在唤起与那块土地有关的一个古老记忆，很久很久以前，传说在华夏大地绚烂千年的神传文化便是从新疆南面的昆仑山与新疆中部的天池水发源流淌。 地址：ShopT1&T2, 22 Gowan Rd, Sunnybank Hills QLD 4113 电话：+61 4 3900 8637
能否接待老外，酒店人还是很困惑。 01 没有涉外经营许可证，酒店能接待外宾吗？关于这件事，上周末在酒店圈引来热议。 梳理事情前，我们先来回顾下引发酒店人大讨论的引子： 近期，由于来自尼日利亚、英国、巴基斯坦等国的外国网民留言反映，酒店以“不具备涉外资格”“不知道如何将信息录入系统”为由拒绝其入住，“在小城市，或入住快捷酒店更是如此”，造成外国人诸多不便。 公安部、商务部、国家移民局收到中国政府网转去的网民留言后，作出如下答复： 针对网民反映的境外人员住宿不便问题，要求旅馆业不得以无涉外资质为由拒绝接待境外人员，指导监督旅馆业进一步改进涉外接待服务能力，提升从业人员服务水平。 中国政府网公众号截图 这条官方回应一出，不少酒店人一脸懵圈，毕竟这几十年大家也一直默默遵从当地公安的规定，大多以“有无涉外经营资质”作为能否接待外宾的标准，在携程等OTA的“政策服务”页面也可以清晰看到酒店能否接待外宾。 网络图片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政”，一些酒店从业者在旅界搭建的行业社群纷纷交流接下来如何应对。 湖南酒店从业者A君担心的是，若没有涉外资质接待了外宾，到时候酒店不会被查处吗？ 他的理由是接待外宾需要去当地公安局领取涉外经营许可证，这几乎是每家酒店开业前的常识。 安徽合肥的酒店加盟商B君则怀疑称，如果酒店有没有涉外资质都能接待外宾，那这个涉外资质还有什么用？ 他同时感慨，“早就该取消这个涉外资质了，都是几十年前的政策产物了，酒店的经营范围、资质条条框框太多，有的时候想想都头大。” 另有河南的酒店经营者C君抱着虚心求教的态度询问了当地派出所，得到如下答案： 网络图片 C君并不意外，他认为国家政策落地需要时间，如果北京的酒店都能贯彻执行这个新政策，河南大部分城市也会跟进，否则不会冒头。 也有一些国内城市走在了前面，云南大理一位酒店业者告诉旅界，“官方通知取消涉外资质规定，其实也就是去年的事情，而我们之前不接待外宾，现在正常接待外宾，当地派出所没说啥。” 不难看出，与“酒店取消刷脸入住”政策刚下达时类似，关于酒店接待外宾是否需要涉外经营许可证，各地还属于观望状态，官方回应后的各地执行力度与标准也有待统一。 02 说起来，酒店涉外经营资质这件事确实年代比较久远，属于尘封回忆。 据有据可查的条例，1988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评定旅游(涉外)饭店星级的规定》第7项曾对旅游（涉外）营业许可证曾做出如下规定： 网络图片 虽然是36年前的“老政策”，只是现行依然有效，但旅界此前也曾报道当下大量的国内酒店不愿意“评星”，尤其文旅部统计去年四季度的一星级酒店更是只有可怜的7家，呈现逐年缩水的态势。 那么，对于这些尚未评星的酒店能否不办涉外经营许可证，其实相关政策并没有统一答案。 从各地酒店业者的实际经营情况来看，旅界获悉，国内各地酒店为了经营安全，往往选择和当地公安申请“涉外经营资质”，以确保酒店有资质接待外宾。 当然，一些原本经济型酒店一年到头也接待不了几个外宾，索性不愿给自己揽事，也就不去申请这个资质，相对应的，这些酒店也不接待外宾，只做国内客人的酒店生意。 大量的廉价、经济型酒店不接待外宾，这显然对于当下提倡入境游，老外入境消费形成了掣肘。 从去年年底开始，我国对泰国、瑞士、爱尔兰、匈牙利、奥地利、比利时、卢森堡等多个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陆续试行免签政策。 多国免签后，上海街头再现老外摩肩接踵，吉林等边境省市也迎来大量的跨境游客，入境游沉寂了几年时间，终于盼来了一些好的苗头。 说实话，我们不能把老外想的太有钱，就像国外越是奢华的酒店国人身影越多，很多老外，尤其是欧美日韩客人“背包穷游”理念盛行，若经济型酒店不接待，确实给很多希望来中国旅行的外籍游客造成困扰。 早在去年夏天，坐拥25.5万粉丝的韩国博主No mad Shaun将自己的中国之旅拍成了Vlog，他指出了一些在中国旅游不太便利的地方，引发两国网友热议。 他将中国之旅比喻成“西天取经”，比如视频里他说外国人打车难，还有在中国只能住四星及以上的酒店，但他觉得作为年轻人来讲太贵了。 网络图片 回看这件事，其实就是大量的经济型酒店不具备“涉外资质”造成的影响。 放眼全球，东南亚、欧洲、美国、日韩、澳洲等国内入境游客群的目的地也均不存在需要获取“涉外经营资质”才能经营酒店的条文，难怪外籍旅客入华后会有如此不适感。 由此，无论纵向来看这条旧政策对于当下入境游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还是横向对比其他国家对于酒店是否涉外的管理规定，取消酒店“涉外经营资质”这件事应该说并无不妥。 03 官方发文，酒店可以接待外籍游客，意味着收入来源增加了，事情肯定是好事情，为什么一些酒店人宁可有生意不做，也不想接待外国人？ 从一些酒店业者的反馈来看，主要还是怕麻烦，A君依稀记得当年在酒店前台干活，大家把录入外籍游客信息当成是一件很恐怖的事，“皆因信息繁杂，对接也很麻烦，很容易错漏。” 关于这一点，有河北沧州的酒店加盟商D总称，去年开始，自从国家鼓励入境游产业，很多事情有了一定好转，“比如没有涉外资质，也没有境外录入系统的酒店可以通过手工台帐跟地方派出所提前报备就可以接外籍游客，不再那么排斥了。” 另有北京的酒店从业者E君披露，现在一般没办涉外资质的酒店通常是把外籍旅客护照给派出所对接的负责人拍照片发过去，“留个备案，就不用走前台核验条手续。” 可以看出，早在官方回应之前，接待外籍旅客的新政已经在国内部分城市逐步改善推进，而现在有了多部门的联合声明，未来有望进一步优化、扩大政策落地范围。 今年3月底，上海市就出台了外籍旅客入住规定 其次，一些中小酒店业者不愿意接待外籍旅客还是怕罚款。 E君回忆自己的酒店曾因为将外籍旅客信息录错，而遭到高额罚款，“如果多录错几次，酒店就要等着停业整顿，直接怀疑人生了。” 一些酒店同业对此感同身受，均希望在入境游政策调整期，官方部门能保证一定程度的“政策柔软弹性”。 “毕竟大家适应、消化起来新政策肯定需要一定时间，且当下官方发文与地方政策又有些相悖的地方，业者左右为难再被高额罚款有些说不过去了。”D总直言。 事实上，这也引申出一个同业倍加关切的核心问题： 酒店能否接待外籍游客的最终解释权到底归谁所有？搞清楚这一点，中小酒店从业者才能安心接待外籍旅客。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旅界
刘强东似乎又翻车了。 据说，刘强东最近发表了内部狼性训话，重新定义了兄弟： 凡是长期业绩不好、从来不拼搏的人，不是我的兄弟 其实这是两段话的总结。 一段话是： 我也知道每个人生活的选择不一样。我们也有员工更多享受生活，生活第一，事业 / 工作第二，不想拼，我能理解，这没有错。 但我只能说，你不是我们的兄弟，是路人。什么叫路人？就是，你既不是我的朋友，也不是我的兄弟，也不是我的敌人。我们不应该在一起共事，因为你的存在，会让我们在拼搏的兄弟们的利益严重受损，对他们严重不公平。 另一段是： 如果你业绩好，你可以永远不需要去加班加点，公司永远是爱你，永远是给你非常好的收入待遇。 如果你业绩假设没那么好，只达到了平均水平，你只要拼搏，公司永远不会辞退你。 但是业绩不好，又从来不拼搏的人，这家公司永远不能容忍，一个不能容忍，都会逐步通过各种手段全部淘汰出局。 当然，刘强东说了狠话，也做了实事，在这次线上讲话中，刘强东首先宣布为全体采销员工涨薪20%—100%，线上会议室里充满了欢呼和掌声。 刘强东对“兄弟”好，已经成为坊间美谈，如今突然对“兄弟”动刀子，却是我没想到的。 遥想2018年，刘强东放出豪言，“京东永远不会开除任何一个兄弟”，众人纷纷夸赞义气。 2022年，刘强东又动情地说，“所有成功都离不开兄弟们的努力和坚持”，“我一直在思考应该为兄弟们做点什么”。 2023年，刘强东说，“我不会躺平，也希望兄弟们绝不躺平”，好像就已经有点变味了。 而到了2024年，刘强东又说，“凡是长期业绩不好、从来不拼搏的人，不是我的兄弟”了。 人家都说好兄弟一辈子，匆匆数年，就今非昔比，我不知道这是刘强东的兄弟保质期太短了，还是“兄弟”这个词在疯狂贬值。 在理上，我是站刘强东的。我不是在鼓吹拼搏，而是在说自洽。想要生活第一，享受生活，确实不合适去竞争大的企业。浑水摸鱼，却梦想着拿高工资，也无异于缘木求鱼。 就比如我，现在一点都不想为了生存出卖自己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就干写公众号的活儿，这个活儿对我来说相对轻松，可以不用像上一份工作那样加班到死。而我也接受了每个月只挣几千块的事实，且从不羡慕别人年薪百万。 总之，你的欲望，应该和你的付出相匹配。 但我不喜欢刘强东张嘴闭嘴说“兄弟”。 刘强东不喜欢享受生活的员工，却用生活化的“兄弟”一词称呼自己（认可）的员工，这真是一个巨大的讽刺。 刘强东口中的“兄弟”，是一个乡土中国的概念，是一种基于血缘的关系，更确切地说，是血缘关系的延伸。 兄弟关系的维护，靠的是婚姻，是人情，是义气。这种血缘关系，只能存在于熟人社会，它允许欠人情，但最怕“明算账”。 社会越发达，人与人之间的往来越多越疏离，人情往来就越难以发挥作用，而陌生人之间的当场清算就越来越频繁。所以费孝通说，在亲密的血缘社会中商业是不能存在的，他们的交易是以人情来维持的，是相互馈赠的方式，商业是在血缘之外发展的。 在一个成熟的商业社会里，讲的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契约精神。费孝通又说： 在订定契约时，各人有选择的自由，在契约进行中，一方面有信用，一方面有法律。法律需要一个同意的权力去支持。契约的完成是权利义务的清算，须要精密的计算，确当的单位，可靠的媒介。在这里是冷静的考虑，不是感情，于是理性支配着人们的活动——这一切是现代社会的特性，也正是乡土社会所缺的。 这也就是我不喜欢刘强东张嘴闭嘴都是“兄弟”的原因。 都2024年了，我们国家最负盛名的公司之一的创始人，在职场中，不讲法律，不讲权利义务，不讲信用和契约，反而还在血缘关系的泥坑中裹足不前。我们顶级的企业家只是这个水平，让人心生悲观。 企业家跟员工称兄道弟，这是一种巨大的错位，也是一种观念的滞后，它可能在一家公司发挥实战的作用，但对建立现代社会正常的商业伦理，却有害无益。 现代企业不存在兄弟，也不需要兄弟，只需要遵守契约、遵守法律的员工和老板。 兄弟这样亲密的称呼，人家大老板客气地说两句，咱可别当真。 做刘强东的兄弟，您也配？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亮见
今年5月19日，伊朗总统坠机身亡，包括随行的外交部长共9人。这是近年来国际间罕见而震撼的消息。尽管伊朗是共产中国的盟国之一，但北京方面，却在延迟到不能再延迟之后，习近平才发出了唁电，文字如下： “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表示深切哀悼，向穆赫贝尔第一副总统、莱希总统亲属以及伊朗政府和人民表示诚挚慰问。莱希总统就任以来，为维护伊朗安全稳定、促进国家发展繁荣作出重要贡献，也为巩固和深化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作出积极努力。他的不幸遇难是伊朗人民的巨大损失，也使中国人民失去了一位好朋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十分珍视中伊传统友谊，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一定会不断巩固和发展。” 与其他国家领导人相比，习近平的表态显得与众不同。且不说其中滥用“中国人民”或妄自“代表中国人民”，且说其文风和意图：首先，伊朗总统座机出事后，各国领导人表达关切，但北京方面却是沉默以对，等待结果并算计得失；其次，当伊朗总统坠机身亡的消息传出后，北京方面仍然等待了大半天，静观其他各国的表态；再次，当习近平发出唁电时，不仅成为最晚发出唁电的外国领导人，而且，唁电的内容生硬刻板、华而不实。 唁电中，习近平的慰问对象：把第一副总统放在首位，因他马上成为代理总统，代表伊朗政府和权力；然后才是莱希亲属。显然，习近平的重点不是哀悼和慰问，而是中伊关系，即两国政府间的关系，所谓“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中方看来，莱希是死是活，对这一关系无关紧要、无伤大雅。习近平只是借哀悼和慰问之名，强调中伊关系的重要性而已。 其他国家，与伊朗关系较好者如俄罗斯、土耳其等国，表达为“巨大的悲剧”、“难以挽回的损失”、“深切哀悼”、“尊重和感激”等；关系疏远者如欧盟，表达“对家属寄予哀思”；伊朗的周边敌国如沙特、科威特等，得知飞机出事后，表示“密切跟踪有关报道，祝愿他们平安”、“准备提供任何伊朗需要的帮助”…… 对比之下，只有中共和习近平，故作“高大上”、实为假大空，毫无个人感情色彩而充满党文化色彩：虚伪，算计，利益至上，功利主义，把国家和政权凌驾于死者个人和亲属的不幸之上，并竭尽利用死者的剩余价值。精致的利己主义，尽显中共党文化实质：要党性而不要人性。这也是习母齐心对习近平长期的言传身教和冷酷示范的结果，恶之花。 很明显，对伊朗总统坠机身亡，中南海没有悲伤，更不会掉眼泪，但他们肯定害怕。害怕有三： 其一，伊朗总统坠机身亡，尽管普遍认为是意外事故，但也不乏阴谋论：怀疑以色列或美国幕后动手，也有人怀疑伊朗内部动手、有人做手脚。如果中南海也在一定程度上疑惑于这种阴谋论的话，那么，以疑心重而著称的习近平也有理由担心：有一天，他的座机会不会被人动手脚？ 其二，伊朗总统一行所乘座机，是美国制造的老式飞机贝尔212型直升机，原是美国赠送给巴列维国王政府的礼物。在1979年发生伊斯兰革命、巴列维王朝遭推翻后，奉行政教合一的伊朗伊斯兰政权接管了这架美国飞机。令人惊讶的是，几乎半个世纪过去了，亲俄亲中的伊朗现政权，竟然没有使用任何俄国或中国制造的飞机，竟仍继续使用这架老旧的美国飞机。 这次飞机出事后，伊朗当局即向美国方面求救，美方有意救援，但因“后勤问题”无法提供援助。事实上，这架飞机在浓雾中撞上山峰，当即坠毁，机上9人在几分钟内就死亡。即便美国出手救援，也为时太晚而无济于事。 联想到中共领导人的专机，没有使用中国制造的飞机如运-20或号称大飞机的C-919，也没有使用俄国制造的伊尔系列，而是使用美国制造的波音747和737。中共领导人对美国飞机的迷信一如伊朗领导人对美国飞机的迷信。伊朗领导人坠机身亡，难免不让中共领导人害怕 — 他们所乘坐的也是美国飞机啊！ 其三，部分伊朗舆论认为，总统坠机身亡与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相关，因为这种制裁，使伊朗无法得到这架飞机需要维修和更换的零部件，年久失修，终于发生机毁人亡的惨祸。伊朗前外长为此猛烈抨击美国，把伊朗总统之死牵强附会地扯到美国头上。联想之下，因极端反美、威胁台湾并可能武攻台湾的中南海，应该担心，面临美国的制裁和将来（入侵台湾后）升级的制裁，一旦波音747或737 得不到美国的零部件供应，同样的惨祸随时可能降落在中共领导人头上。
1900年8月15日早上6点，天还没有亮，叶赫那拉带着1000来人，要逃离北京了。 两个月前，叶赫那拉向11个国家宣战。随后，以瓦德西为统帅的八国联军2万多人，从天津势如破竹般突破几十万人的防线打到北京。事实上开战后八国把很多时间用于等待部队集结，进入北京相当于观光。 8月15日凌晨，八国联军已在攻打皇城，皇宫里能听到激战的枪声。 叶赫那拉把服饰发型换成汉人妇女装扮，她摘下金镶石珠指甲套，剪了她精心呵护的长指甲，叫上光绪、皇后、小主格格们，哭了一场，由景山出地安门，取道西直门，往昌平方向逃去。 那时，如果有人说“对抗洋人、守国门是叶赫那拉氏的宿命”，你猜会怎么着？ 自然是被投到井里。 临行前珍妃就说，皇帝不能走，要留在京师维持大局。叶赫拉那懒得和她掰扯，叫人把她扔到井里凉快去，还盖上大石块。 对外是打不过洋人，但对内，哪容得下你一个奴才多嘴。 守国门这个念头，压根就没在叶赫那拉心里出现过。当出现战或和、守或逃这样的重大决策时，当然也包括其他诸多决策时，重要性排序是这样的：她自己、爱新觉罗家族（叶赫那拉家族）、八旗、大清、屁民。 比如，她作妖一般宣战，主要原因是多国公使要求她还政于光绪帝（唐德刚说这其实是蒋干偷书般的乌龙，还政要求只是一家报纸的社论）。她明明知道义和团所谓刀枪不入只是把戏，但毫不犹豫地把他们当成炮灰给八国联军送人头；她明明知道大清是打不过的，但如果最高权力不在她手里，那么大清如何发展，于她又有何意义？她也知道当形势不可挽回，光绪留在北京是更好的选择，但这么多年下来她所做一切不就是为了权力不旁落给光绪？ 可笑的是义和团们相信叶赫那拉是为大清和大清子民，他们更相信他们的“扶清灭洋”是在救大清。想到这个崇高的使命，他们就觉得头巾更鲜艳了。 清军伤亡2万、义和团伤亡15万、赔偿合计9.8亿两白银的结果，是叶赫那拉还是大权在握，大清还在原点，大清子民的劫数也还没结束，但义和团们不明白，这个劫数是他们给自己种下的。 很多年后，有几个洋人来到《我是歌手2024》，她们对内娱歌手的碾压程度，可能不亚于100多年前“庚子事变”。 《我是歌手2024》采用了直播的方式，你唱什么样，观众听到的就什么样。而以往的歌唱综艺，在后期可以修音。 这是一场真实的比赛。 真实，本来应该是所有事情的底线，但在一个神奇的地方，真实是一种奢侈。 比如武术，作为一种运动最应该是以真实为基，但我们看到武术界各种造假横行，无数人以为，武术是什么了不起的国技。 很多事情一旦加了一个国字，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造假也就变得容易，并且具有正当性。 运动是比较容易打假的，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进行一场真实的比赛就行了。曾经有个洋人穆斯里穆来到中国，用武术的方式连挫若干中国顶尖武林高手。曾经有一个本土拳击教练，以打假之名挑落了若干武术大家。 洋人是打不过，但屁民还治不了你？ 那个对武术展开打假的人，已经在简中网上被消失了。 一些人说他卖国、辱华，至少是不爱国。就如百年前不信义和团神功的人，被叶赫拉那说是不爱大清。在《走向共和》里，叶赫拉那问一个杀了洋人的义和团，这样的人应该怎么办？那个义和团懂了她的意思，说应该乱刀砍死。 如今，洋人吊打内娱歌手，被无数人上升到“国”的层次，说什么“五旬老太守国门，对抗洋人是叶赫那拉的宿命”，呼吁那英崛起。 这位叶赫那拉不能把人投到井里，她只能说：你行你上啊！ 如果这位叶赫那拉发出“向英吉利开战、向美利坚开战、向意大利开战，保卫内娱”的宣言，毫无疑问她讲被捧为新时期的民族英雄。 这位叶赫那拉没有这样做，但想这样做的人大有人在。比如那些“申请出战”的歌手们，已经获得了类似的荣誉，比如“硬刚”日本的香飘飘奶茶，已经获得了大量订单，比如那些“硬刚”美国的大V，已经获得了流量和讲课费。 装神弄鬼的狭隘民族主义仍然行之有效，仍然在被利用，仍然在反噬自身。 如果那一位叶赫那拉看到这个情形，想必会感叹一声：原来一切都还没变。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风慢慢
京东创始人刘强东再次定义了“兄弟”。他在5月24日的一次线上讲话中，说到一些员工选择“生活第一，工作第二”： 不想拼，我能理解，每个人选择都是不一样的，你没有错，但我只能说，你不是我们的兄弟，你是路人。什么叫路人？就你既不是我的朋友，也不是我的兄弟，也不是我的敌人，我们不是一路人，我们不是一家人，我们不应该在一起共事。因为你的存在，会让我们在拼搏的兄弟们，他们的利益严重受损，对他们严重不公平。 有人根据他多年来对“兄弟”的发言，总结了“京东的兄弟宇宙”： 2018年：“京东永远不会开除任何一个兄弟。” 2022年：“所有成功都离不开兄弟们的努力支持”，“我一直在思考应该为兄弟们做点什么。” 2023年：“我不会躺平，我希望兄弟们绝不躺平。” 2024年：“凡是长期业绩不好、从来不拼搏的人，不是我的兄弟。” 当他说“京东永远不会开除任何一个兄弟”时，隐含的意思是“京东的每个员工都是我的兄弟”，也就是说，这家企业的文化带有浓厚的传统伦理色彩，员工们不仅是受劳动报酬的激励，还受到这种（不花钱的）情感激励。然而，这种含义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哪怕是去年的发言里，“东哥”仍然像是一个大家长：他强调了拼搏努力，而且他本人就是兄弟们的表率；但到如今，“兄弟”变成了一种有条件的资格——并非“加入京东就是兄弟”，而是“一起拼搏才是兄弟”，否则，你就被开除“兄弟”资格了。 最妙的是，这还没有打破原有的诺言：京东的确永远不会开除任何一个兄弟，但根据新的定义，你不再是兄弟，那开除当然就不算违背承诺，并且过错在你。东哥保留对兄弟的最终解释权。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本质上来说，这就是道德绑架：你必须拼尽全力符合我的期待，才能得到我的认可，不然就接受我的绝罚。 像这样的逻辑，盛行于中国家庭内部，许多人可以说无师自通，早已习以为常，这也正是它之所以能起作用的关键所在。不少人都曾有过这样受伤害的经历：你做了什么达不到父母期许的事，无论是考得不好，还是找了个他们不喜欢的恋人，爸妈就来一句“你不是我儿子/女儿”了。 有的家长倒是没祭出这样杀伤力巨大的话，但仅仅是为了避免让父母失望，就驱使多少人努力去取悦家长，因为他们太想得到父母的认可，不惜拼尽全力去“挣得”那一份资格。 我们这个社会的运作逻辑就是这样：很多看似生来就有的身份、权利，你都得努力才能得到——好比说“人民”，乍看起来我们都是其中一分子，然而，那前提是你遵循一系列规则，不然你就是“人民公敌”了。当然，最经典的是那句“不转不是中国人”。 网络图片 本来，“兄弟”还带着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这个说辞掩盖了劳资双方的剥削关系，提供了一种必要的幻觉，仿佛所有人都在这个温暖的共同体内为着共同的目标努力付出，也得到肯定。然而现在，“不拼博不是兄弟”的说法，打破了这一幻觉。 “兄弟”不再是一个纽带、一份归属感，而成了实现企业利润目标的工具，一种达摩克里斯之剑般悬在头顶的威胁：去为大哥努力工作，至于努力到什么程度才能被算作是“兄弟”，由他说了算，并且他随时可以将你不再看作兄弟，而一旦失去这一资格，你将被随意处置。 这也暴露出“兄弟”说辞的虚伪：它看似平等，但其实是不允许互换的施恩手段，要不然，你觉得不拼搏就不算自己兄弟？我还觉得你这样的嘴脸很不够“兄弟”意思呢！ “兄弟”资格还真是值很多钱：虽然被称作兄弟也不会身上多块肉，但你最好努力去保持这一身份，不然代价将相当不小。这与其说是提供激励，不如说是以惩罚为后盾来驱使人拼搏。 除了企业文化使然，这种图穷匕见的说辞，大概也反映出京东正面临拼多多的强大竞争：今年第一季度，据称拼多多的净利润同比增长246%，高达280亿元，而京东是71亿，仅有其1/4。在经济下行之际，便宜才是王道，长此以往，京东的前景不问可知。 如果是这样，那么刘强东的这番表态，意味着他想不出什么新模式来应对这种此消彼长的竞争压力，转而想进行内部动员，驱使所有人强化内卷，将旧模式运用到极致。且不说这能否“卷”得过一向以低价策略主导的拼多多，关键在于：刘强东将个人的领导力无能，转嫁为员工责任，那言下之意无非是“企业要是经营失败，不能怪我，怪你们不够努力”。 成为“东哥的兄弟”到底有什么吸引力？你要努力也是为自己努力。“生活第一，工作第二”没什么过错，错的是现在的商界精英无法适应新的工作伦理，提出新的激励机制和创新模式，在试图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的同时，还归罪于小人物没拼搏。 中国人真是受够了这样的PUA。老舍在《骆驼祥子》中就写过：“祥子一直以为努力拉车，就会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黄包车，而祥子到死都认为他未能过上好日子，是因为拉车不够努力。” 周慕姿在《羞辱创伤》一书中指出，这和我们的社会文化、习惯有关，那就是认定“惩罚，才会进步”： 事实上，我们的社会中，有一个相当重要的文化习惯，使得“自我批评／自我怪罪”被喂养、几乎存在于每个受过创伤的人心中，那就是——做错事就要受到惩罚，不够好，也应该要被惩罚；只有把自己批评、骂到一文不值，才能痛到记取这样的教训，不会再犯，或是，才会更进步。 这种意识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将一种罪责意识植入到了人们内心，利用了人们的自省，那些老实的孩子真的会去不断自我反省，是不是自己哪里做得还不够好。更可怕的是，一旦这么做，很容易导向自我厌恶和自我惩罚，为了得到权威的承认而不断自我逼迫，还将之视为“进步”和奖励。异化的大门就此洞开。 我当然知道，当下的困局远不那么容易面对，遑论破局，但正如日前网易上一条评论犀利指出的：“舆论正在千方百计地把大时代的坍塌，归咎于小人物的不努力！” 我也是小人物，也因此格外警惕和反感这种论调，一个良好社会应当容许每个人发挥出自己的最佳潜力，而不是利用各种名义驱使人们为某个未必符合自身利益的宏大目标努力，谁也不能让我承担超出我个人责任之外的责任。我们是时候摆脱这些思想的枷锁了。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维舟
台湾在野党合作推出的“国会改革”相关修法，历经三天三夜的表决大战，截至24日深夜，已完成其中大多数法条的“二读”立法程序，但在议场外，抗议人士怒批本次修法是让立法权无限扩权，侵害台湾民主制度的“黑箱立法”，美国之音为您整理出四大争点，了解抗议群众遭惹怒的原因。 截至5月24日深夜，台湾立法院长韩国瑜宣布休息散会这一刻，包括总统国情报告、藐视国会罚款和立院调查权等大多数国会职权相关修法，皆已完成二读，剩余14个条文，预计28日续审。值得关注的是，在台湾立法程序中，院会二读被认为是最关键的一步，因为接下来的三读，只做文字修正、全案表决，通过后就会咨请总统公布实施。 换言之，引爆几个月来台湾社会争议的“国会扩权”多数法条，已尘埃落定，但留给朝野政党甚至整个社会的争议，却才刚开始，究竟本次修法中，那些问题最具争议? 藐视国会罪 立院无限扩权? 已二读通过的《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改法条中，规定未来被质询者，除国防、外交等机密敏感事项之外，不得任意缺席、拒答或拒绝提供相关数据。 答询时也不能对立委反唇相讥地“反质询”，否则一旦被视为“藐视国会”，最高可处20万元台币的罚款。 此外，国民党党团提出的《刑法》藐视国会罪相关法条，更将明订对隐匿或虚伪陈述的被质询人送交司法侦查，最高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相关法案预计在28日表决。 位于台中的亚洲政经与和平交流协会理事长沈有忠指出，该法条最大问题，在于台湾过去并无任何相关的惯例，且法条认定从宽，若真的只要主席认定违法或是5名立委联署就可将官员移送调查，恐有不小的争议。 例如，答询资料准备不齐全，也可能触法，可能导致未来官员赴立法院备询前，得准备好不必要的海量资料，反而造成议事被堆积如山的数据瘫痪。 沈有忠告诉美国之音:“可能漏送了一页，你就是藐视国会，我们是从比较极端的案例去推(测)，但不能够排除如果将来政党恶斗情况下，藐视国会会变成是一个工具。” 总统国情报告常态化“即问即答”恐酿宪政危机 依据台湾现行法令，是由行政院长向立法院提交施政报告，并接受质询，但新法规定，总统须于每年2月向立院送交国情报告书，并于3月1日赴立法院进行国情报告。 引发争议的是，虽然美国跟法国也有类似制度，但皆强调总统只做报告，不接受质询，台湾通过的新法却规定总统必须接受立委“即问即答”。 位于台北的中研院法律学研究所研究员黄丞仪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指出，该条文恐破坏台湾在1997年修宪时创设的权力分立体制“双元民主制”，让立法院实质上凌驾于《宪法》规定，而向“议会制”倾斜。 黄丞仪告诉美国之音“行政权有它独立性，尤其是在总统的身上会特别地明显。所以现在这个(《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修正草案第15-4条)规定等于是实质上在修宪，就是改变了《宪法》的规定。” 沈有忠进一步指出，在极端的政争情境下，还必须思考若是总统“即问即答”过程中无法让立法委员满意，会不会也被扣上“藐视国会”的帽子?他说像这样的意识陷阱或危机，也须提前考虑。 立院扩增调查权，恐干预民企经营 依据已经完成二读的法案，立法院可以设立调查委员会、项目小组，对相关议案行使调查、调阅权，相关政府机关、部队、法人、团体或社会上有关系人员必须配合出席听证会、提交相关数据，否则亦可处以罚款。 尽管立法过程，对于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和营业秘密的内容有所规范，但连日来，外界争论的疑虑，着重于立法委员取得这项权力之后如何执行，并保障出席听证人员的权益。 位于北台湾新竹的阳明交通大学特聘教授林志洁指出，台湾立法院缺乏诸如“立法委员行为法”等自律与规范利益冲突的架构，在此情形下，贸然通过调查权，还可处罚公务员，侵害了原本独立的监察权。 此外新法还把“国会调查”之手伸向民间私部门，僭越了《宪法》赋予立法院的主要权限，甚至造成欧洲商会提醒其会员要警惕有关修法风险。 林志洁说:“它的对象如果到私人的时候，已经逾越了(立法权)，我们创设立法院是希望你能好好地监督行政，不是变成一个‘特侦组’来侦查人民，尤其是你自律规范、利益冲突的要件这么的弱，却可以要求企业跟私人团体去交出账册、税务资料，这些都是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林志洁直言，更令人忧心的是，推动修法的在野阵营，会否跟中国政府里应外合?国民党党团总召傅昆萁上月底率团访中，回来就大张旗鼓修法，她说“如果可以不经过正当程序，就通过要件这么乱七八糟的法案，未来当然也有可能会通过伤害台湾社会，或影响台湾国家安全的草案”。 不仅台湾学者有这样的疑虑，5月24日，包括前美国在台协会(AIT)台北办事处处长司徒文(William Stanton)在内的30名国际学者专家投书《外交家》（The Diplomat）杂志，发表联合声明，对此次国会改革提案“表达严正关切及失望”。 文中指出，国民党党团总召傅昆萁说过，改革目的就是要让民进党“找不到人当部会首长”，另一名国民党立委翁晓玲还说，立法院对行政部门质询是“上对下”关系，这都违反宪政原则。 审查过程遭指黑箱 被批立院“人大化” 除了法条内容引发争议，此次修法过程也遭致批评。 在5月17日的议程中，由于朝野立委爆发冲突，双方都不愿回到座位上使用表决器，立法院长韩国瑜罕见决定使用举手表决，遭民进党立委质疑，举手表决在台湾已经35年未曾使用，反倒是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在用，此举形同逼台湾民主倒退，让立院“人大化”。 尽管上述程序并未违反议事规定，强势表决却让许多民众回想起2014年，同样在国会占有多数优势的国民党团，用30秒通过高度争议的“两岸服贸协议”，成为引爆“太阳花学运”的导火索。 连日来，“没有讨论，不是民主”也成为许多前往立院抗议的民众手中高举的标语，5月24日晚间，一名在立法院前抗议的学生向美国之音表示，自己会走上街头，是因为“反对没有经过任何讨论，强行通过这样的法律，是没办法让人民幸福的”。 对于法案备受争议，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在表决前表示，这些法案在西方民主国家都是普遍被接受的，不论是调查权还是总统国情报告，都应该入法。朱立伦还指出，这些内容是民进党过去在野时期的主张，却在执政后放弃这些理想。 朱立伦强调，国会改革是为了让中华民国的国会成为跟西方民主国家一样的国会，在野党希望给立法院更多监督政府的权力。
看了两段视频，都和城管有关。他们的离谱程度，自然已不必置疑，可恰恰是这种“不正常”，以一种“正常”的姿态接二连三的出现，才是最大的不正常。 先来说事情。 第一件来自湖北孝感，一名城管与一名70岁的卖菜老人发生争执，随后路人拍下了视频，该城管脱下外套、摘掉帽子，冲上前去猛的一脚就把老人踹翻在了地上。 我看到视频里被踹倒的老人始终“保护”着手里的一把菜，那可能是他自家地里的收成，那可能也是他被城管狠踹一脚的“源头”。 没有人可以为那名城管辩解，你可以看到当地城管局的回应，但凡有一点点借口他们都能拒绝承认是城管的错，但他们说得是“执法人员行为明显不当”，令我感到反感的是后面那一句“已介入调查”。 这是“症结”，是他们仗着最小的权力最大程度上为难、甚至伤害普通老百姓的最大原因。永远的“辞退”，就好像辞退是什么了不起的惩罚一样，不知道的还以为“辞退”两个字，同样写在刑法里。 网络图片 每次城管“暴起伤人”，必然也有奇怪的生物帮他们解释，理由大致雷同，现在的老人很坏很无赖，城管们这样做无可厚非云云。 可这样思考问题的人，疏漏了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我们连路上的老人都不敢扶，而城管却敢于对他们下如此狠手，是何逻辑？ 很简单，罪恶只能在良善之上获得胜利，而无法赢下比它更大的罪恶。 换言之，如果被城管殴打的老人是“恶”，那不必担心后果的城管，必然得是“更大的恶”。只有那样他才可能最终胜利，他才敢于“下手”。 否则，连“扶”都不敢的我们，何故敢于“踹”？ 如果你说“踹”是行善（摊贩是流氓），所以敢于。那么逻辑必然是不通的，难道“扶”不是行善？ 每个人心里都有答案，区别在于“扶”之中没有权力的参与，而“踹”有了权力的兜底。说得浅一点，这种兜底最少也代表着：你放心踹，踹完最多被辞退，而不必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这才是“扶”需要忐忐忑忑，而“踹”可以下尽死手的真正原因。 权力兜底，区区舆论不足为虑。 第二件事不遑多让，同样也是一家正规媒体发出来的。山东临沂一名城管吹着口哨，无缘无故对着别人家的门就是猛踹一脚。 网络图片 他们的“脚”是有病吗？ 不，是脚里面包裹着一股子“权力”的气味，膨胀欲出，而找不到发泄的缺口。门，其实和被踹的老人区别不是很大。 若说“现在的老人很流氓”，是否“现在的门也坏得很？” 河北广播电视台说，当事人家的门栓被他一脚踹坏了，同事提醒他有监控，他赶紧上车离开。 这城管，颇有点土匪的影子。我其实并不笃定“土匪”是何等模样，只在电视剧里的世道中见过，但想来和这些城管们也差不了太多。 可，现在是什么世道呢？ “监控”赶走了踹门的城管。从被辞退的角度来说，“监督的人”也赶走了踹人的城管，问题在于，城管们受到了什么损失？ 失去了工作？ 如果“辞退”也算一种对违法犯罪的惩罚，我不知道那些下岗工人们有什么违法犯罪的之处，也需要受到同等“惩罚”。而如果“辞退”不算行政或者刑事处罚，那么屡次三番、三番屡次的城管伤人事件，为何每每能够无疾而终。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们知道吗？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天涯行路
论是清退余额，还是广大用户吐槽的注销难，运营商谨慎处理没有错，但不能给用户层层设限、让人进退不得。若明明可以灵活处理，非要死守规则，那就是刁难人。 据华商报报道，辽宁沈阳残障人士朱先生前往中国移动营业厅给去世父亲注销手机号，因为卡上有194元余额，营业厅要求老人健在的兄弟姐妹子女全部到场，签署证明放弃继承该号，否则无法办理业务。 朱先生表示，把亲属召集到营业厅很不现实。移动客服表示，不是刁难，这是中国移动统一要求。这样规定是怕出现财产纠纷。 视频截图 舆论普遍非常反感营业厅的做法。 据朱先生所说，父亲的手机号本来就是他办理的，平常也是由他交钱，他父亲去年7月去世以后，他们经常接到骚扰电话，出于安全考虑，才由他来营业厅办理注销手续。 而且他还是残疾人，腿上装着假肢，自己跑一趟不算，还得把老人的其他亲属都叫到营业厅来，就为了这190块钱，如此兴师动众，很难不让人对营业厅的做法心里有气。 当然，对于移动营业厅的要求，也有人认为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毕竟手机号还有剩余话费，不管多少，都是机主的个人财产，营业厅如果不管不问就给朱先生办理了注销，把手机号里的余额都退给了他，日后其他有继承权的直系亲属以此为由，来质问营业厅，营业厅又该如何处理？ 虽然这次仅有190元，那如果钱再多一点，甚至像视频里营业员说的“要是余额有19万”呢？其他子女真的没有意见吗？ 不过，营业厅虽然有苦衷，但根子上还是怕承担责任。 正常人谁会在手机里充好几万呢？横竖不过几百元的事，就算继承人之间有纠纷，有几个人会为了这么点钱揪着营业厅不放？ 只要站在用户的立场，少一点免责的意识，多为用户创造方便，这种问题就迎刃而解。 比如可以借鉴银行的做法，2021年出台的《关于简化提取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相关事宜的通知》，取消了第一顺序继承人、公证遗嘱指定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提取已故存款人1万元以内存款的公证要求。 也就是说，根据这个要求，只要在1万元以内，第一顺序继承人申请提取已故存款人的存款时，不用再提供公证书。 这个制度大大简化了继承人提取已故亲属存款的流程，为人们提供了便利。 相比手机号余额，银行存款涉及的金额显然更大。连银行都能出台这样的制度方便储户，手机运营商还用所谓的继承权纠纷来为难用户，实在说不过去。 网络图片 事实上，不仅是朱先生要回余额难，新闻评论区也有很多网友吐槽手机号注销难。前两年，跨省注销手机号必须得回注册地的新闻经常见诸报端。 一些消费者反映，哪怕是找熟人代办都困难重重，而自己为了注销个手机号，单独跑一趟又实在不划算。 当时手机运营商也是用保护消费者数据安全等看似为你好的理由来回应，但其实这背后是运营商本身因为数据系统“划地自守”、难以互联以及迫于考核压力，没有积极为用户提供便利的主观意愿。 就算不涉及跨省办理和余额清退问题，很多人反映，线下销户也很不方便，比如不是所有营业厅都能办理销户，只有直营的营业厅才能办理，加盟的就不行。 如果不提前问清楚，用户要想线下销户，很大概率得白跑一趟。 在舆论千呼万唤之后，运营商的“线上销号”服务终于姗姗来迟。然而据人们观察，如今并非全部地方都能享受到这项服务，而且就算有这项服务的地方，还是有各种障碍。 比如朱先生如果想“线上销号”，必须要视频认证，而他父亲已经去世，人脸识别这一关就过不去。 现在手机号都是实名制，如果不及时销户，很有可能牵扯到用户征信以及数据金融安全等种种问题。 朱先生线上销号办不了，线下亲戚又凑不齐，如果营业厅固执己见，这190元的余额要么个人想办法花掉，要么就只能放弃，便宜运营商。 总之，无论是清退余额，还是广大用户吐槽的注销难，运营商谨慎处理没有错，但不能给用户层层设限、让人进退不得。 若明明可以灵活处理，非要死守规则，那就是刁难人。 用户种种堵点痛点背后的根本原因，不管是需要解决的技术难题，或是其他的利益考量，还是出于僵化的规则，运营商都该完善服务，不该一味让用户承担不合理的成本，表面上还打着为用户考虑的旗号。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四环青年
谈及保障房，全球最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国家可能是新加坡。所谓新加坡模式，其核心是廉价组屋，并形成“廉租房→廉价房→私人住宅”的阶梯化供应体系。其中，廉价房覆盖总人口的比例约为80%。 中国房地产政策迎来巨变，多家媒体用“史诗级”来形容近几日接连出台的救市政策。截至5月17日，首套房首付比例已经下调至15%，公积金利率下调0.25%，并且取消了商品房利率下限。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陶玲宣布，央行将设立3000亿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支持地方国有企业以合理价格收购已建成未出售商品房，用作配售型或配租型保障性住房，预计将带动银行贷款5000亿元。 这意味着国企将直接进入房地产收购房屋，保障房市场将迎来大发展。 谈及保障房，全球最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国家可能是新加坡。所谓新加坡模式，其核心是廉价组屋，并形成“廉租房→廉价房→私人住宅”的阶梯化供应体系。其中，廉价房覆盖总人口的比例约为80%。 尽管关于新加坡的住房制度，似乎每个人都能说上几句（比如说住房自有率超过了90％、80％的新加坡人都住在由政府提供的廉价而精美的组屋中，等等），但是它的核心特征以及背后的基本机制是什么，却没有多少人深入细究过。 此时正值中国房地产政策巨变之际，有必要深入了解新加坡的“保障房制度”，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 01 新加坡住房模式：远比你想的复杂 粗略地说，保障性住房的新加坡模式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保障性住房由政府供给，并由政府制定价格。 新加坡房地产的主要供给是由政府建屋发展局（HDB）开发的保障性的组屋，覆盖了大约82％的新加坡人，而商品性的私人住宅则主要面向没有资格购买组屋的外国人和少数高收入新加坡公民。 组屋的供给做到了“应需而建、供给充分”，其基本流程是，建屋发展局宣布建屋计划，在申请期内如果申请购买的人数达到计划的65％-70％，就动工建房，如果达不到则修改计划，所以新加坡人申请组屋基本上几乎没有排队轮候期。一经购买，组屋的产权就属于购买者所有。此外还有供租赁用的组屋（相当于中国的“廉租房”），占比不到5％。 定价以居民平均收入水平作基础，通常是以90％的首次申请者可负担三房组屋价格，70％的首次申请者可负担四房组屋价格为标准。一般来说，新开发组屋一般比二手组屋市场的价格低30％左右，且政府的目标是保证新开发组屋的房价收入比控制在4上下。如此低的价格，自然需要大量的政府补贴，例如在2015至2020年间，政府补贴平均占到组屋销售收入的31.8％。 2、严格的购买资格限制和内部流转限制。 组屋仅限新加坡公民购买，且申请者必须在国内外没有房产；单身人士得到35岁才能申请；两居室申请者的月收入不能超过6000新元，四居室的申请者收入不超过1.2万新元，等等；即使是新加坡永久居民，也只有购买二手组屋的资格。另外，每年新增的公民和永久居民的数量也相当有限。 新加坡对组屋的定位是“以自住为主”，限制居民购买、出售组屋的次数。法律明确规定，新的组屋在购买5年之内不得转售，也不能用于商业性经营。如果实在需要5年内出售，必须到政府机构登记，不得自行在市场上出售，而且组屋也只能出售给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如果有人想虚报收入“占便宜”，在买房子的时候提供虚假文件，一旦罪名成立，将会被处以5000新元的罚款或者判处最高6个月的监禁，或者二者兼罚。 3、土地制度、税收制度和公积金制度相互配合支撑保障性住房，摒弃土地财政。 房地产最大的成本是土地成本，新加坡规定，除了公共利益需要之外，“住宅、商业或工业区开发”需要也可以把土地收归国有，当然后者需要付出一定补偿，但是征收价格一直压得很低，直到2007年才修改为参照土地被征收时的市场价格，但是那时新加坡国有土地占比已经从1960年时的44％提高到接近90％了。 同时，新加坡的土地出让金是以政府储备资金的形式缴纳到国库，并需由总理和总统共同签署方可使用的，这就限制了政府通过大规模出售土地以增加财政收入的能力，因此在新加坡不存在“土地财政”，房地产业也不是新加坡支柱产业。 其次是税收制度。买卖组屋有非常高的印花税。对公民，第一套组屋不征收，第二套税率为12％，第三套及以上则为15％；对永久居民，第一套5％，第二套及更多时征收15％。对外国人购房的印花税长期高达30％，2022年为了抑制市场过热，更是直接翻倍到了60％。 此外，还有针对房地产的财产税，税基为测算的房屋年租金，税率按照0％-20％的累进制，且自住房屋远低于非自住房屋，如一个90平方米三居室在自住的情况下适用的财产税税率为4％，出租的情况下适用税率为15.5％。 网络图片 再次是公积金制度。新加坡建国以来一直推行强制性的公积金制度，上个世纪70 年代开始逐步提高了缴存率，此后缴存比例一直维持在30％以上，上个世纪80年代中央公积金总缴存比例甚至一度达到了50％，目前为37％（其中雇员缴纳收入的20％，雇主缴纳17％）。不过，新加坡的公积金，大体上相当于中国的“五险一金”，而不仅仅是住房公积金。这样，在购房组屋的时候，就可以用公积金支付首付。 这种“强制储蓄”除了使人们有积蓄去支付首付之外，还给政府建设组屋提供了资金支持（因为大部分公积金用于购买政府债券，再由政府将出售债券所得资金以专项资金支持计划的形式提供给建屋发展局），同时公积金的投资收益又支撑了为购房者提供的优惠贷款利率。 4、组屋地段上佳、配套完善、品质很高，且由政府维护。 组屋配有划好车位的停车场，拥有游泳池、儿童游乐场所等公共设施；中小学、社区医院，诊疗所和商业及社会服务网点，都围绕组屋布点，因此不论住在哪里，居民都不会感到生活不便。此外，工业园区附近一般也会有配套的组屋区。 特别是近年来针对中高收入人群开发的大户型组屋的品质，已经不亚于私人公寓。此外还出现了EC公寓，专门用于改善夹心层的住房，其价格大体上相当于私人住宅价格的60％。 此外，政府每7至8年就会重新粉刷组屋，并制定更新计划，更换损耗的设备。 02 核心问题：如何避免有钱人套取保障房获利？ 许多人经常用香港来衬托新加坡模式的优越性。它们是亚洲相互辉映的两颗明珠，彼此之间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都是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都通过低税率环境和优秀的法治、社会服务等营商环境吸引外资打造总部经济，而且面积和人口也相差不远。 新加坡和香港之间最大的区别可能就是房地产了。新加坡的人均住房面积从建国之初的不到6平方米提高到了至现在超过30平方米，住房自有率高达90.9％，相比之下，香港人均住房面积不到15平方米，住房自有率刚刚超过了50％。 至于房价差距——用房价收入比来衡量——就更明显：香港的房价收入比超过了47，为全世界第一，新加坡房屋数量占比高达82％的组屋只有4.8，甚至只针对外国人和高收入者的私人住宅市场的房价收入比也只有21（低于中国大陆所有一线城市和许多二线城市）。 上述差距，可以归结为新加坡采用了保障房制度，实现了“居者有其屋”的目标；而香港则采用了简单地将住房视为商品和投资品的制度，结果政府大搞土地财政、开发商大发其财、中下收入群体无房栖身。然而，这种看法仍然流于表面，因为没有涉及新加坡保障房制度的核心特征和背后的机制。 从根本上说，保障房是政府以低于市场价格的方式分配（出售或出租）给无力按市场价格购买住房的居民。由于住房是一种特殊的稀缺资源，涉及基本公民权，因此当今世界任何一个政府，无论多崇尚市场，都必定会提供一定比例的保障房（香港其实也不例外）。 “保障”意味着，保障房的“价格”必定低于其市场价值。这是一个巨大的诱惑。面对这种诱惑，高收入家庭，特别是有一定权力或关系的高收入家庭，有很强的激励伪装成低收入家庭去“骗取”保障房。 中国前几年广受诟病的“开宝马车住经济适用房”怪象就源于此。另一方面，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也有非常强的激励通过保障房去寻租。这样一来，虽然政府会设置严格的保障房的申请标准（收入情况、现有住房条件等）和公示制度，但是这些制度仍然经常会被突破，而且往往可能是在公权力部门的默许甚至配合之下。 前些年，在一些地方，经济适用房几乎蜕变成了专供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职工享受的一种福利，而且地段、面积也与“经济”完全挨不上边，原因就在这里。 因此，为了保证保障房的非市场化分配的公平，除了规定只限低收入且住房条件欠佳者才能申请之外，通常还会设计一些旨在消除有能力购买商品房的高收入家庭“伪装”成低收入家庭去申请保障房的激励的机制。 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通过设计适当的机制，实现分离均衡，即，让高收入家庭觉得，直接到市场上购买商品房比伪装成低收入家庭申请保障房对它们自己更加有利，从而达到保障归保障、市场归市场的目标。 实现这个目标通常有以下两种机制。 第一，截断人们在获得保障房后通过转让来套利的路径，也就是说，不能把保障房的完整产权赋予购买者，让他们无法在公开的市场交易中实现“财富升级”。中国以前规定，保障性住房（包括人才房和安居房）在一定年限后可以出售，就没有做到这一点，结果导致寻租的大量出现。 第二，像一部电视剧中说的，“往赈灾的米里渗沙子”，也就是说，有意将保障房从地段、面积、装修标准、周边配套等方面与商品房严格地区分开来，让高收入家庭从一开始就不想去申请保障房。曾经有人建议保障房不要建单独的厕所，这样高收入家庭没有激励伪装成低收入家庭去申请保障房了。 以上两点，可以进一步总结为，通过产权市场上和住房品质上的严格隔离，来保证保障与市场的分离。 这是通常的经济学分析的结论，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采用的通常做法。但是仔细观察可见，新加坡似乎并没有这样做。首先，组屋在居住了一定年限后是可以出售的；其次，组屋的品质也相当高，与商品房相差不远。 网络图片 因此，新加坡模式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核心特征，或许恰恰就在于 “分离而不隔离”，即在上述两种隔离不严格的情况下，实现了保障与市场的分离。原因何在？ 03 新加坡模式成功的关键：高效政府与尊重市场 上面的讨论意味着，新加坡必定存在着某种特殊的机制，来实现保障和市场的分离。从大的方面说，这与新加坡的国家体制有关。 新加坡是一个政府非常高效、非常廉洁的国家，而且这种高效和廉洁与它作为一个由执政党控制的法治国家的特点分不开。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是律师出身，毕业于剑桥大学，要求任何行动都必须有法律依据，而且特别强调贸易和商业法律的公平和国际化。 不过，在新加坡采用的由大选中胜出的多数党组阁的威斯敏斯特体制下，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垄断了议会90％以上的席位，于是拥有了完全的立法权，这是它可以非常高效地进行“依法治国”的基础。 有个笑话称，新加坡政府想进行拆迁，原来的法律规定要有80％的居民同意才行，但是现在只有70％的居民同意，怎么办？议会就连夜开会修改法律，改成70％同意即可，于是政府就可以马上“依法拆迁”了。当然，最根本的是威斯敏斯特体制（是指沿循英国国会体制，奉行议会至上原则的议会民主制），然后才是威权控制，因为有了前者才能保证执政党一直拥有保持廉洁的意志（不然会被反对党取代），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强有力的全面控制，与这种控制相对应的是民众对政府的高度服从以及相应的对违规者的严厉惩罚。 当然，新加坡容易实现全面控制也与它的“小国寡民”的特点有关。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新加坡整个国家，在一定意义上类似于一个在内部管理中采用了市场原则的巨型家族企业。一方面，在应该运用权力的时候绝不迟疑，另一方面，对市场原则的利用又是非常彻底、普遍。 新加坡政府的高效和廉洁，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把市场机制放到了第一位，即只有当市场失灵时，才由政府用行政手段来解决问题。相应地，新加坡的官员的薪酬是完全与市场接轨的，也是全世界最高的。 政府的高效、官员的高薪，以及相对应的民众的高度服从及对受到严厉惩罚的戒惧，可能是新加坡模式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机制。这一方面保证了从征地到组屋分配的整个过程的极低成本，另一方面则通过直接增大官员和民众违规的机会成本，使得拥有公权力的官员和民众都没有太大的动力去寻租。 当然，新加坡模式也有平庸化的可能。一个迹象是，近几年来，新加坡二手组屋的价格出现了非常迅猛的上涨势头，甚至有人认为存在泡沫化的可能，这也许会对原来有效的机制造成巨大的压力。 在当前的中国，学习新加坡模式，在商品房市场之外重新建立保障房的呼声相当强烈。确实，大规模启动保障房建议，除了保障民众的基本居住权之外，对推动经济复苏可能也有很大益处。不过，新加坡住房制度有它的独特性，不可以贸然照搬。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风声OPIN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