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台有读者朋友问：“这个社会为啥这么压抑？” 我回复以四个故作高深的大字：时代症候。他不满意，嫌太抽象，让我展开说说。好吧，不能装神弄鬼了。那就展开说说。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压抑本身是一种正常的心理现象。好文章讲究一个抑扬顿挫，生活也是一样，要是没有抑只有扬，人会出毛病的。参见《武林外传》佟掌柜吃了千年人参之后的状态。我们的教育，打小便要消除人的“灰暗消极”思想，殊不知看得见的“灰暗消极”并不可怕，因为缺少出口，“灰暗消极”慢慢转化成自我憎恨和相互憎恨，这些精神毒素才是可怕的。 压抑之中的沉思，和压抑之后的豁然，都是美妙的享受。《桃花源记》里捕鱼人发现世外桃源的过程，可以看出陶渊明不仅懂诗歌而且懂空间：“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要没有中间“极狭”的数十步，后面的屋舍良田便不会那么让人目眩神迷。 到了唐朝，柳宗元对山水之乐做了总结和发挥：“游之适，大率有二：旷如也，奥如也，如斯而已。”旷、奥就是扬、抑。 扯远了？并没有。 我们感受到的社会氛围也好，时代精神也好，与人在园林、建筑里产生的空间体验是非常相似的。这是人的一种本能，说起来可能有点玄妙，但人是一种传染性很强的存在，人的身体知道很多头脑不能完全理解的东西。 关于压抑发生的社会原理，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好比一条长长的行军队伍，首尾不能相望，但是前军突然停了下来，中军、后军按照惯性继续向前，于是人与人之间原本的空隙就会急剧收缩。 假如前军不光停了下来，还要向后抢占中军的营地，中军反应过来之后再去抢后军的营地，那么后军里的普通小兵可怜兮兮站在荒野中，感受到的就不仅是压抑，而且是无助了。 我们大多数人，都是不知道最前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但能感到整个队伍队形与士气变化的后军小兵。 历史上，每当重大变化发生的时候，不管信息的传递多么隐秘，都有人能够捕捉到空气中的异样。 1968年12月20日凌晨，诗人郭路生（笔名食指），从北京站乘每天一班的四点零八分的火车到山西农村。在此之前，他是一名主流价值观认可的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勤奋读书，爱好文学，思想活跃，还是校篮球队的主力队员。他曾这样诠释个人与时代、小我与大我的关系：“我将永远为你歌唱/那喧响激昂的波浪/我将永远为你倾倒/那碧蓝深沉的海洋”。 到了这个时候，最高指示已经下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从表面上看，离开大城市到广阔天地继续战斗的青年们依然是激情澎湃的。但是随着火车开动前的那“哐当”一下，郭路生的心也跟着一颤，然后就看到车窗外的手臂一片，“一切都明白了，’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因为户口也跟着落在山西）’。” 于是在火车上，郭路生写下那首著名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成为一代人精神转折的标志。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洋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尖厉的汽笛长鸣 北京车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阵剧烈地抖动 我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一定是 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妈妈的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棂 直到这时，直到这个时候 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阵阵告别的声浪 就要卷走车站 北京在我的脚下 已经缓缓地移动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手臂 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然后对她大声地叫喊： 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他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北京 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短短几年，他那一代年轻人，从“我将永远为你歌唱”的小小主人翁，到坐上开往远方的火车，“一切都明白了”。诗人在写这首诗的时候，不一定明白后来要经历的所有事情。但时代通过幻化为火车的“哐当”一声和车窗外的“手臂一片”，直接作用于诗人的心灵，然后借诗人的笔预言了一代人断线风筝般的命运。 跟郭路生一起插队的知青回忆说，那时候大家都喜欢听郭路生念诗。“郭路生是唯一念诗能把我们念哭的人。一次他朗诵《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当时有两个女生还没听完就跑出厨房，站在黑夜中放声大哭。”大概，在她们放声大哭之前所感受到而没有说出来的心情，也是压抑吧。 这几年，我重读和新读了许多古诗文，其中的一条线索便是隐逸和山水，如陶渊明、白居易、袁宏道、张岱，眼下在读的是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我发现，所谓的山水文化、山水精神，归根结底是一种关于失败的精神，是那些被主流放逐或自绝于主流的人，于风筝断线的孤立与绝望之中，捣鼓出来的东西。 “这个社会为啥这么压抑？”不是一个新的问题，而是一个周期性重现、延亘几千年的问题。如果非要使用骄傲的语气，也可以说，在压抑学这条保留赛道上，我们早就压出了风格，抑出了水平，领先了他们不知道多少年。 鄙人不才，年未四旬，也已经是压抑界的一名新军了。前边兜这么大圈子，不过是为了显摆我对压抑学这门传统学科的熟悉。只是显摆完之后心生一种怃然，我知道这些做什么呢，年纪轻轻学点什么不好。我宁可自己不掌握这些压抑学的掌故，更加希望这门学问早点失传。 不过我既然已经会了，面对这么对口的提问，就只能像GPT一样喋喋不休了。在这门学问被扫进历史垃圾箱之前，姑且可以记住以下知识点。 其一，压抑是一种结构性的、长时段的外部力量，不必责怪自己。有用的话，可以责怪别人，但几乎你能找到的每一个别人也都觉得自己是压抑的。如果责怪他人没用或者不方便，尽快寻找个人的解决方案，才是正事。不要拿有限的生命，和无人格的一些事物赌气。 把自我作为一个基本单位来想象和建设，珍惜仅存的元气，先谋生存再谋发展。 其二，使用得当的话，压抑可以成为有用的力量。就好像珍珠里头是一枚沙粒。但切不要浪漫化，不要替那些倒霉的蚌感谢沙子。郭路生的后半生，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检索一下。 但假如说，压抑已经成了你生活中难以挣脱的敌手，这里有一个友情提示：想象一个出口，对人有莫大的抚慰作用。桃花源是陶渊明的出口，考证桃源是否真的存在是很无聊的，因为当陶渊明把这个故事写下来之后，它就已经存在了。 每个人的出口是不一样的，哪怕在想象中。 我从过去的那些失败者身上学到了一点，就是当压抑到了一定程度，改变世界的逻辑就要切换为精神的自我保存与世界的重新创造。可以借用露易丝·格丽克的一首诗来说明： 世界 曾经是完整的，因为 它已破碎。当它破碎了， 我们才知道它原来的样子。 它从未治愈自己。 但在深深的裂缝里，更小的世界出现了： 人类创造了它们，这是件好事； 人类了解它们需要什么， 比神更了解。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西坡原创
众所周知，港珠澳大桥自开通以来，吸引了众多关注，然而很多驾驶员驶上桥面之后，却又不得不在半途折返回程，引起了公众的强烈不满，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原因呢？ 作为当今全球最为庞大的跨海桥梁，港珠澳大桥不仅是连接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广东省珠海市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关键性交通通道，其总长度亦达到惊人的约55公里，其中主桥部分约为29.6公里，主要由一座主跨长达约4.2公里的斜拉桥以及两座海底隧道构成，同时还包括多个人工岛屿和桥梁相互连接，以其超大规模的建筑结构、前所未有的施工难度以及卓越的建造技术享誉全球。 网络图片 港珠澳大桥于2018年10月24日正式投入使用，它不仅极大地缩减了三地间的交通时间，对于推动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繁荣和旅游业的蓬勃发展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因如此，许多驾驶员朋友对这座桥梁充满期待，通车后纷纷跃跃欲试，然而行驶不久即被劝退，原因在于他们并不满足通行条件。 自大桥开通以来，共有五种类型的车辆获准通行，它们分别是跨境巴士、穿梭巴士、跨境出租车、货运车辆以及跨境私家车，此外还有专供欣赏桥梁美景的观光车，然而，并非所有的五类车辆都能直接驶入大桥，还需办理相应的手续和牌照，且上桥名额亦受到严格限制。 网络图片 对于私家车车主而言，内地居民前往港澳须办理港澳通行证，港澳居民出入内地同样需要通行证，驾照则必须实现三地互通，除了对每位乘客证件的基本要求外，若想驾车通过港珠澳大桥，还需持有特定的牌照，例如悬挂粤港车牌的车辆或者经过三地政府部门批准的单牌照车辆方可通行。 值得注意的是，允许通过港珠澳大桥的跨境私家车上桥名额同样存在限制，在大桥开通之前，发放给香港两地牌私家车及内地私家车的配额分别约为10000个和1000个，拥有此类配额的私家车在有效期内可多次通过港珠澳大桥往返港澳市区。 网络图片 此外，每年都会有一定数量的私家车配额对外开放，例如今年1月4日，香港运输署宣布将公开发放500个经港珠澳大桥往来港澳的香港跨境非商用私家车常规配额（香港配额）的申请。 由于港珠澳大桥独特的通行规定，部分不符合条件的车辆在上桥后会被劝返，尽管这一规定对广大市民造成了一定程度的不便，但现阶段仍需严格执行。 网络图片 考虑到上述严苛的过桥条件，港珠澳大桥开通至今，实际情况并未如预期中那样繁忙，桥面显得颇为冷清，每日平均车流量仅为4000至5000辆，相比之下，同样享有盛名的南京长江大桥，即使是非节假日的车流量也已超过10万辆，两者之间的差距显而易见，部分热心观众进行了详细计算，按照每辆车平均200元的通行费标准，港珠澳大桥的整体建设成本预计高达1269亿元人民币，即便不计日常维护保养费用，也需要至少三百多年的时间方能收回投资。 网络图片 看到此处，您或许会认为这座桥梁的建设似乎得不偿失，然而港珠澳大桥的通车意义绝非仅仅体现在一组数据之上。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安安侃车
冥冥之中，“台湾”深深地刻在我的生命年轮中。 从我记事起，就知道我们家的敌人在对岸——东海的斜对面——那里是台湾。 父亲十六岁加入共产党游击队，那时父亲的枪口说是对着日本鬼子。打着打着，父亲的枪口就对着了一族同胞——共产党和国民党打内战，死伤的全是中国人。打着打着，父亲的敌人跑到了大海那边——台湾。父亲和他的部队驻扎在长江入海口，他们的任务是保卫大上海，防范台湾反攻大陆。军营里如我一样正读小学的孩子都知道，台湾是敌人。斜隔着东海，上海与台北遥遥相对，想象中就是两个敌人遥向敌视，眼里射出仇恨的火花。 小时候雷锋的话背得滚瓜烂熟熟：对敌人要像寒冬一样冷酷无情！仇恨敌人，自然就仇恨台湾；警惕敌人，就会警惕台湾那边的任何一点动静。为保卫大上海，父亲所在的部队挖军用坑道，修筑地下军事指挥所与军用交通线。战士们把靠在长江边入海口的五座小山都挖空了，山的肚子里是弯弯曲曲、上上下下、四通八达迷宫般的军用坑道，连通五座小山。坑道里有弹药库、有后勤补给仓库、有士兵作战掩口、有战地救护包扎所……。从五座小山的任何一个坑道口出去，或快速到达江边前沿阵地，或直上公路转移兵力，一切都易如反掌。一到夏天，我们就拿着小竹席小板凳进坑道，在里面纳凉打闹。守卫坑道口的战士都认识我们，他们一挥手，军营里的男孩子们就一马当先呼啸着冲进去，想象着是进攻台湾。 2023年10月7日那个血腥之夜后，以哈战争爆发了。以色列军队攻进了加沙地带哈马斯修筑的地道。面对着视频上展现的哈马斯地道，我的第一反应是：好熟悉啊！我父亲部队的坑道也有那么高那么宽，也有地面轨道，有的坑道还可以开吉普车，只是不如哈马斯的那么现代化而已。我相信这类地道的修筑，背后有中国工程兵部队的影子。看到视频里哈马斯的地道，想到50多年前父亲和他的部队修筑的坑道，不禁后背直发凉！ 我读小学五年级的那年，沿海备战气氛很紧张。听老师说，台湾国民党蒋介石叫嚣着要反攻大陆。果然，暑假的一天夜里，天黑风高，父亲匆匆回家吃了点什么就出去了。那天晚上，正对着我家的前排房子大窗户灯亮得炫眼。前排的灯光吸引了我，我站在家门外的空地上向前排房间望去，只见房间里大墙上有个影影绰绰的大图画，图好大，人好小呀！父亲他们站在那图下面，有个人手里举个长竿在大图上划来划去。那一夜，父亲没回家。后来听说是上级得到情报，有小股台湾蒋匪军想从海边防部队的阵地处登陆。我这才知道那一夜父亲他们看的是作战地图，指挥部队打伏击战。那仗打成啥样，我不知道。 总之，年少时一说到台湾，我脑子里只有两个词：“敌人”、“打仗”。 改革开放后，中国与台湾的关系有了缓和，两岸渐渐有了来往。1980年代的一个下午，我去了父母亲那里。客厅里坐着一个陌生老人，看着有60多70岁吧。父亲一向好客，母亲一手好厨艺，但凡父亲的外地战友来，父母总会请他们在家吃饭。那天晚上，饭菜很丰盛，饭桌上的气氛不冷不热。父亲对我说：“他是你长辈，就叫大舅吧。49年去了台湾，现在回来看看。”大舅有点拘谨，父亲的话也不多，妈妈一直忙着上菜。1949年去了台湾？是跟着蒋介石军队溃逃到台湾的吧？太突然了！父亲从来没说过有这么个大舅。战争年代我这个家族的长辈们在中共军队的不下十来个人，竟然还有投奔蒋军的？我心里一下子复杂起来，不知道和他说什么好。忽然感到，爸爸的不多话，妈妈忙上菜，大概好说的不好说的都在这饭菜里了。台湾，“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懵了，一下子拐不过弯来，说不清究竟是啥感觉。 1987年，蒋经国开党禁报禁，中国这边劲吹政治解冻的春风。那时我在苏州，时不时地听说着北京传来的各种小道消息。两边都向着民主政治走，台湾与中国大陆的敌对或许真要冰雪消融，两边也许不再打仗了。 事实证明，我太天真了。 2001年我应邀在中央广播电台国际部做节目，主持人邀我和解放军国防大学一教授对谈“我们如何促进祖国统一？” 我说：“当然是和平统一啦，两岸一家人嘛”。说这话，是因为2000年暑假我有亲身经历。 那天下午我从北京飞到上海虹桥机场后，搭乘了一辆返回苏州的小巴士（相当于大华府地区的Uber）。上车时后排已经坐着3个人了，一对小夫妻带着一个小男孩。陌生的中国人之间往往冷淡，点个头就算打招呼礼貌了，远不像欧美老外笑容满面一声“哈罗”，两个陌生人就能一路聊到嗨。我无话，司机一路放音乐，后排坐的小夫妻俩断断续续地低声商量着什么，听口音男士是台湾人，女士是苏州人。快要进苏州市区时驾驶员问：先送哪位？男士开口了：能不能先到我们家？我家在xx街xx新村。台湾人在这里成家了、生孩子了，他这一声“先到我们家‘，让我心头一暖。“一衣带水，一奶同胞”，这两个成语一下涌上心头。 讲完这个小故事，我说：“两地经济都繁荣，就会促进两地人多多往来，以共同发展促和平统一，台湾人和大陆人肯定都乐意。”国防大学教授不这么看。他说：邓小平说我们党在1980年代的三大任务之一就是解放台湾，统一祖国，但是这个任务没完成。和平统一当然好，同时我们不放弃军人的职责，我们随时准备完成党中央交给我们的任务。” 军队要打台湾！看着对面这位军装笔挺、军衔星豆晶亮的军人，我头皮发麻、汗毛直竖。 几年后我有机会参观了国防大学的红军蓝军对抗作战模拟演习教室，教室里的一头有个大大的沙盘模型。讲解员说，这是台湾军事设施和兵力布防的目前态势。显然，红军蓝军对抗的作战阵地就在台湾，台湾是假想敌。沙盘模型很逼真，一切都标的一清二楚。我问陪同参观的国防大学老师：“你们能把台湾摸得这么透，那台湾军方对我们这边也很清楚吧？”国防大学老师迟疑了一下，说“很可能。现在技术大大的先进了，双方谁有动作都会知道。”参观沙盘与模拟对抗后，我们听了一位从台湾返回不久的情报人员的内部报告，他说他的公开身份是海外华商。这位情报人员在台湾卧底6年，任务是摸清远程技术侦察手段无法获得的情报。这次参观给我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看来中央打台湾的军事准备一天都没有懈怠过。当时我曾闪过一丝疑惑：官方已经两岸“三通”了；民间已经两地通婚了，嫁到台湾与娶个台妹，在上海苏州昆山等台商云集的地方早已经不稀奇了，为什么解放军还要强调打仗？我迷惑不解。 我以为中共党高层也会象蒋经国那样推动政治改革。我错了。2008年秋天我去了西班牙，回北京后试着把西班牙政治和平转型的几大因素与中共党做了比较，心里哇凉哇凉的。我第一次清楚地意识到，中共党绝无可能带领国家走向民主政治。中共党把权力看作命根子，任何一点政治改革，只要可能触及到动摇到中共的一党独掌政权，无论是谁，中共党都会下狠手灭掉他。毛泽东时期强调警惕“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前苏联东欧国家剧变后，高层谁都不想当“中共的戈尔巴乔夫”。2012年习近平上台，中国政治加速倒退，打破了我最后残存的一点幻想。 2014年，我和一群朋友组团去了台湾，台湾企业家为我们设计了台湾经济、政治、文化的考察线路。我们去了紫藤庐周德伟先生寓所，那里曾是台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聚会点；我们去了殷海光故居，房宅很简朴，主人殷海光先生留下的思想足能启迪几代中国人；我们去了绿岛，绿岛监狱是蒋介石戒严时期关押和迫害政治异见人士的政治犯监狱。进入监狱大门，迎面就是一堵大墙面，那上面是死难者和被关押过的政治犯名字。走进狭小简陋的一间间牢房，看着图片展示的各种刑具，所有这一切都记录着蒋介石戒严时期的严酷统治，犹如习近平暴政的预示。 习近平上大位后开始了自毛泽东死后中国政治最残暴最黑暗的时期：2014年，著名记者高瑜被习近平当局以莫须有罪名再次关监入狱；2015年“7.09’大抓捕，23个省市的警察同一时段抓捕280多名人权律师，再后来……至三年大疫，种种的反人道反人类反文明做法，让中国这片土地上响遍无奈与绝望的哭声。那三年中国究竟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真实数字。中共倒台后的历史揭秘也许会告诉人们，三年大疫中国人的死亡人数堪比毛泽东时期三年大饥荒的死亡人数。 那一路十多天的考察，我们一面分享着体验着台湾人自由民主、祥和富足的生活，一面回顾着思考着台湾实现政治转型的艰难与启示。情感的改变是一个人内心深处真正的改变，十多天的台湾行，让我从此与台湾十分的亲近起来。在我的心里，台湾就是一盏希望的明灯，给了我这样的中国人以莫大的鼓舞和力量。台湾人能做到的，中国人迟早也能做到。 2024年的“5.20”，是台湾人民的大日子，也是我心中的大日子。隔着太平洋，从美东这边的5.19夜里8点多开始，我守着YouTube看了赖清德总统与萧美琴副总统就职典礼的全过程，又反复听了两遍赖清德总统的就职演说。台湾不是中国的台湾，是世界的台湾！台湾的繁荣关系到世界的繁荣，台湾前进就是世界前进！ 祝贺赖清德总统和萧美琴副总统！ 祝福台湾人民！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当今的互联网，确然有着嘲杂、网暴、非理性的种种声音，但它并不来自于“信息茧房”，而来自于封闭、单一和偏见。 重庆男子胖猫跳江的事情，迎来了终极反转。 5月19日，重庆市公安局南岸区分局，以一个超长的通报，厘清了胖猫自杀事件的前因后果。 网络图片 此前人们一再诟病的胖猫前女友谭竹，并不是诸多自媒体口中的“捞女”，她和胖猫之间，是正常的恋爱关系，期间的银钱来往，也完全合乎男女朋友之间的财务来往。 令人跌破眼镜的是，胖猫的姐姐不仅仅侵犯隐私，虚假报警，并且发动水军制造了谭竹“捞女”形象，企图毁坏她的形象。 警情通报事实清楚，结论清晰，条理分明。 没想到，通报反而带来了一场令人意想不到的舆论返潮。有人公然说，谭竹的形象并没有什么变化呀，她不是顺利用胖猫的钱开了花店，不还是“捞女”吗？ 这究竟是人性的卑劣伊于胡底，还是人们对于一个悲剧中人难以释怀的固执己见？ 一个解释看似更加合理：那些深信谭竹是捞女、情感骗子的人，因为持续不断地主动选择接收符合自己偏见的谭竹形象的信息，以至于形成了一种“信息茧房”，导致他们无法正确地判断出事件的真相，从而根深蒂固地接受了“捞女”的结论。 日常中，也总是有些人持有这样一种论调，认为“信息茧房”让人越来越沉迷于单一的信息来源，偏见越来越深，价值观越来越偏执。 问题是，到底是那些人深信谭竹是“捞女”，故而形成了自己的“信息茧房”，还是“信息茧房”误导事实，让一些人坚信谭竹是“捞女”？ 在我看来，对“信息茧房”一词的夸大与滥用，可能是互联网信息时代最大的误读之一。 01 “信息茧房”是什么？ “信息茧房”一词，为人熟知的来源是2006年美国法学教授凯斯·桑斯坦著作的《信息乌托邦》一书，是指当个体只关注自我选择的或能够愉悦自身的内容，而减少对其他信息的接触，久而久之，便会像蚕一样逐渐桎梏于自我编织的“茧房”之中。 在传统时代之中，人们的信息来源多依赖于大众媒体。而大众媒体为了能够更加广泛地吸收订户与观众，往往会有意地把媒体塑造为公共论坛，提供多元化的声音，以造就更加广泛的用户基础。 但传统媒体时代的问题在于，所有的媒体都有明确的价值观与编辑偏好，故而媒体的信息偏见，其实十分明了。 而进入互联网信息时代，借助算法进行个性化推荐，愈来愈成为人们接受信息的普遍方式，“信息茧房”的概念，遂随之和算法进行了关联。 但实际上，算法的目标是高效分发信息，将原本孤立的创作者、信息、人连接起来。和过去的传统媒体、门户网站，社交媒体的关注造成的“茧房”相比，在技术驱动下，推荐算法反而能打破“茧房”，以及在信息过载时代，高效获取信息。 德国慕尼黑大学的研究者马里奥·海姆（Mario Haim）等人建立了四个谷歌新闻新账号，花一周的时间，通过搜索不同年龄、性别、教育、职业、收入的关键词，模拟了四种典型的德国用户：一位上了年纪的保守派寡妇、一位50多岁的中产阶级父亲、一位40岁忙于事业的单身汉，还有一位30岁的多金职业女性。 训练结束后，研究者再使用这四个账号，共同搜索一些当时在德国流行的新闻关键词。结果发现，在四个人的共同搜索记录和结果中，仅出现过一次的结果占所有搜索结果的2.5%，也就是说，大家搜到的结果其实有大量重叠之处，所谓的“信息茧房”并未出现。 图虫创意 在美国、加拿大等学术界中，也进行过多次类似的实证研究，最终结果大同小异：如今在全世界都普遍使用的推荐算法，并未造就所谓的“信息茧房”。 在中国，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陈昌凤的研究指出，“信息茧房”是一个似是而非、缺乏科学证据的概念。 可以这么说，“信息茧房”是一个未经科学验证的社会学概念，人们更多是以这样的一个概念，来表达对于互联网时代个体的信息来源被单一化和格式化的担忧。 但即便是这样的一种担忧，也具有巨大的风险，因为它简单化地把互联网时代的信息风险一股脑儿地推诿给了一种技术，并且放大这种技术所“可能”造成的危害，进而把它当成一种真实的威胁。 “信息茧房”一词在互联网时代的滥用，与笃信“信息茧房”使人们坚称谭竹是“捞女”的逻辑并没有什么差别：利用一个简单的、易于理解的、脸谱化的描述，能够快速造成互联网流量传播。 02 既然“信息茧房”并非科学概念，人们为什么还总是倾向于把责任归咎于此？因为它是互联网时代众声喧哗中一个方便的替罪羊。 互联网的普及，直接带来了信息的爆发式增长。这种言论爆发并不仅仅是数量的增加，而是多元化的几何级扩张。 信息爆炸，同时意味着信息迷失。只不过，那些对公共事务感兴趣的人，从来不会依赖于单一的信息来源，而是总在试图拓展信息的多元化来源，有意识地建立多元化价值观的信源。 更加简单一点讲：多平台，多信源，多价值观的信息渠道。 这原本就是在一个社会中，负责任的公民所应当承担的自我责任。没有一个人、一个机构、一个平台、一种算法，负有为任何一个个体建立多元化信源的责任。 当指摘一个平台、一种算法造就了“信息茧房”的时候，其实一个人不过是在为自己的懒惰、偏执寻找借口而已。 图虫创意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李彪认为更应该被重视的是“社交茧房”。“我们大部分获取信息的渠道是来自于人际关系网，现在90%以上信息是来自于人际关系网”。 把社交媒体当成唯一或者最重要的信息来源时，个体社交的同质化，就会造成信息来源的单一化，于是信息源和价值观日益固化，“社交茧房”也就自然形成了。 这段时间来，我经常使用网易云音乐的推荐功能，尤其特别注意让算法给我推荐意大利和日本的音乐，于是在我的曲库中，就有了大量的意大利语和日语歌曲。 但是这只是我这段时间的偏好。在我的曲库中，还有闽南语、西班牙语、世界音乐和影视原声。我的曲库之所以如此多元化，是因为我在过往的使用经验中，经常变化曲风。 如果你长期只听网络热歌，然后你指摘网易云音乐的“信息茧房”导致了你的曲库风格太单一，使你的品味下降了，到底是“茧房”造就了你糟糕的品味，还是你的品味造就了糟糕的推荐？ 03 互联网把整个世界的知识无差别地推到了每个人的面前，让原本昂贵的知识、技术与观念，能够以极低的成本快速地获得。 但是当一个人站在一个没有边界的图书馆面前的时候，他感受到的大约并不是喜悦，而是压力：知识虽然触手可及，但是选择却变得无比困难。 而算法恰恰就是带领人们走出信息迷宫的北极星。算法不仅没有减少信息的总量，反而是引导人们精准找到属于自己的信息需求的帮手；而从另外一个方向，算法帮助信息的拥有方，精准推送给信息需求者。 在过去短短一年之中，中国文旅有了爆发式的增长，一个接一个网红城市刷爆全网，先有淄博的“进淄赶烤”，然后是哈尔滨的“滨至如归”，而现在正在麻辣滚烫的是天水麻辣烫。 在铺天盖地的全民文旅热潮之中，你可以看到淄博、天水、正定这样的小城。这就是算法。算法总是能够捕捉到生活中经常被人们忽略的美，并且推荐给感兴趣的人。 有媒体总结，算法成为美的放大器：它把原本局限于一人一事一地的信息，放大到整个互联网上对文旅感兴趣的人群，进行了精准的匹配。 图/网络 美国《在线》杂志的总编辑克里斯·安德森曾经写过一本畅销书，名为《长尾效应》。他认为，互联网使许多小众知识，能够聚集到足够多的相似人群，从而这条互联网的长尾，能够让众多的小众知识，也拥有了长足的生存能力。 而这些小众知识使这个世界上足够的多元化能够得以保存，知识得以传播。而其背后的力量，依旧是算法。 关于算法如何普及科学，如何推动农产品销售，如何帮助乡村孩子获取知识的案例，不胜枚举，在深入到城市与乡村每个角落的短视频平台与产品，算法不仅没有使用户们陷入到“信息茧房”的窠臼之中，反而让更多的人获取知识，拓展眼界，找到同类，参与公共话题，推动人们更加热切地了解世界，勇敢发出声音。 污名化算法，归咎于“信息茧房”，无非是拒绝多元化，自我沉陷于单一价值观中的一个借口而已。 04 《2024抖音读书生态报告》中，有一个令人意外的数据。 在过去的一年时间里，史铁生成为了抖音最受欢迎的作家。抖音上相关的视频累计增长192%，视频总时长增长415%，总分享增加了51%。 史铁生一度是中国最火的作家，但是当时他的主要读者是70后。而抖音的报告显示，排名前三的读者年龄段为：00后，90后和80后。 也就是说，越年轻的用户，越喜欢史铁生。 这显然并不符合“信息茧房“”的预设。因为00后假设应该更喜欢穿越、科幻等这种爽文类型的作品。而《我与地坛》是沉闷的、内向的、自我反省的深刻的文字，算法应当抗拒把史铁生推送给00后才对。 这只是短视频时代每天都在发生的寻常案例：算法拓展了年轻一代的阅读偏好，使看似过时然而隽永的作品，也能够在新的代际中不断传承。它打破了“信息茧房”的迷思，告知了这样一个信息：算法是多元化的朋友，而不是敌人。 图/CFP “信息茧房”并不会因为算法而存在，而会因为闭塞而存在。 是那些思维封闭的人，先为自己构筑了一个“茧房”，在信息源、渠道、偏好和价值观上，形成对多元化的排斥反应，从而将自己困住——或者更准确地说，沉溺于其中。 滥用“信息茧房”这个概念，本身是试图混淆技术与社会的责任。当社会普遍认同是技术造就了“信息茧房”，从而导致了人们的观念和思维单一化之后，社会或舆论的失败，就变成某个平台或者一种技术的罪愆，而塑造公民更加广泛的信息渠道，和多元化思维的责任，欢迎更加平等的讨论，就无从谈起。 当今的互联网，确然有着嘲杂、网暴、非理性的种种声音。但它并不来自于信息茧房，而来自于封闭、单一和偏见。归咎于简单化、脸谱化的“信息茧房”，并不会让互联网世界更加美好，而只会不断毒化它的氛围。 偏见是这个世界的顽疾，并不是互联网时代所独有的。一个社会要突破被偏见绑架的现状，并不是给予它一个简便的借口，而需要的，恰是长久、耐心与全面的建设：它更加需要互联网和算法的帮助。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冰川思享号
近日，快手、抖音、微信陆续公布微短剧备案细则。《关于微短剧备案最新工作提示》目前已在全国范围多个省市实施，按照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通知，各平台要将目前未经备案上线播出的微短剧剧目相关信息，于2024年5月31日前报所属地省级广电主管部门备案。从2024年6月1日起，未经审核且备案的微短剧不得上网传播。 近日，多个平台陆续公布微短剧备案细则。 网络图片 快手公告称，6月1日起，无备案号的微短剧作品，禁止在平台经营推广。平台将对6月1日起在平台经营微短剧作品进行审核，开发者不得采用技术手段躲避/对抗相关要求，否则将根据问题严重性，最高采取封禁小程序的方式进行处理。现有微短剧小程序开发者需要在5月30号前完成审核系统接入工作。延期接入将影响小程序正常经营。 抖音则在最近向短剧开发者和作者发布通知，5月30日前所有已上线播出的短剧需按照模板准备材料，平台在5月17日和5月23日开放上传入口。6月1日起新上线的短剧，上传抖音平台时需填写以下材料，包括成本配置比例情况报告表和片酬承诺书，将材料上传到抖音后再由平台统一向省级广电备案。 5月17日，微信平台发布微短剧备案机制调整新规。从今年5月27日起，制作成本低于30万元的微短剧需提交成本配置比例报告，经审核后获得备案号。已通过审查的剧如需变更，需符合规定或提交申请。 一度狂飙突进的短剧行业正迎来“最严新规”。 微短剧再迎监管： 未经审核且备案不得上网传播！ 据多地广电主管部门、短剧制作公司、从业者透露，《关于微短剧备案最新工作提示》（以下简称“备案提示”）已在全国范围多个省市实施。 据备案提示，按照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通知，各平台要将目前未经备案上线播出的微短剧剧目相关信息，于2024年5月31日前报所属地省级广电主管部门备案。从2024年6月1日起，未经审核且备案的微短剧不得上网传播。 这也意味着一度狂飙突进的短剧行业或将迎来“强监管”：据艾媒咨询数据，2023年中国网络微短剧市场规模为373.9亿元，同比增长267.65%，2027年市场规模有望达到1000亿元。 网络图片 备案提示中提到，目前微短剧按照总投资额度被分为三类，采取分类分层审核，投资额度在100万元以上的“重点微短剧”归广电总局管理，30万元到100万元之间的“普通微短剧”归省级广电部门管理，30万元以下的“其他微短剧”归平台管理。 澎湃新闻记者致电多地广电主管部门。某省广电局网络视听处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具体备案流程按照网上发布的文件进行，各地备案流程是统一的。”据该工作人员表示，备案主体公司需持有《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才能办理备案。 “目前在全国范围内都收到了这个通知。”广东广电局一位工作人员透露，此前广东省对于微短剧上网播出一直有相关审核，此次出台的备案新规是在原来基础上更为细化。 云南广电局工作人员则表示，除备案新规开始实施之外，后续还会对微短剧制作经营机构进行政策宣讲。 除了新规落地，在全国多个省市，针对微短剧的“网络视听节目备案系统”已经投入使用。海南广电局工作人员透露，目前海南的微短剧备案系统已经上线，正在试用阶段，备案主体公司可以按照《关于微短剧备案最新工作提示》在系统上提交备案申请。 广西广电局工作人员介绍了微短剧备案的流程：备案主体公司需先在相关广播电视局注册备案账号，后按照《关于微短剧备案最新工作提示》中对微短剧的分类向对应主管单位提交申报，经主管单位审核。网络微短剧需获得《网络剧片发行许可证》或节目登记备案号才能上线播出。 各大短剧平台加大监管力度， 广电总局专项治理微短剧收费乱象 除了相关部门加强监管外，直播平台对于短剧的审核也在收紧。 目前抖音、快手、微信的通知意味着平台备案的开启，平台负责内容审核把关与版权核定，根据规定将定期将审核剧目信息报属地省级广电主管部门备案。这意味着有些微短剧将无法上线，门槛的提高总体上将促进行业健康、规范发展。 网络图片 除了平台正在对内容进行把控以外，针对微短剧收费存在费用高、不透明、诱导付费、维权困难等问题，广电总局有关部门日前启动了专项治理，进一步加强规范管理，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专项治理期间： 一是组织头部小程序主体和分发平台，全面排查当前尚未解决的用户退费申请，应退尽退、逐一解决。 二是要求小程序主体健全长效管理机制，优化收、退费界面和流程。 对收费内容、收费价格和会员权益进行更加明确的标示，为退订退费、投诉维权开通便捷入口、配备人工客服，严禁诱导收费、隐藏收费、强制二次收费和未经允许自动续费等行为。 三是要求小程序分发平台严格履行对小程序主体的管理，将制订完善的收、退费制度作为分发小程序的审核条件。 通过预收保证金、定期开展巡查、为用户端开通一键申请平台介入等方式督促小程序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对收、退费不规范及用户投诉较多的小程序，分级分类予以惩戒直至退出，违规小程序退出前由分发平台督促履行退费责任。 抖音、快手、微信等平台，以及点众、九州、容量等12家微短剧小程序主体分别发布公告表示，对微短剧运营、收费管理规则进行了积极响应，日前优化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清晰的价格说明和服务协议，切实解决微短剧小程序收费模式多、自动续费取消难、价格不透明、虚假宣传诱导充值等不良现象。同时，公告中明确收、退费规则，并清晰公布客服等联系途径和方式。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导筒directube
TVB电视剧里经常会有的情节，阿Sir历经艰辛终于抓住了犯罪嫌疑人： 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成为呈堂证供。 那么问题来了，作为一名台湾艺人，在当前两岸关系相对紧张的局势下，有没有保持沉默的权利呢？ 因为520台湾地区领导人宣誓就职，大陆这边也展开了规模宏大的军事演训来展现祖国统一的决心。某些媒体借着这个机会，给台湾艺人布置起了“任务”： 网络图片 网络图片 然后，有“正能量博主”很快整理出了清单，进一步施压台湾艺人明确表态。 网络图片 虽然不太明白为什么一家媒体有权给艺人布置任务，但现实就是气氛已经烘托到这儿了，台湾艺人“不表态”，或者用自选语言来表态，都会被解读为“吃饭砸锅”。 事实上，官方媒体引导的舆论就是认为台湾艺人没有保持沉默的权利，而且一次两次表态还不够，必须在每次媒体“布置任务”的时候都积极交作业，才算是根正苗红可靠的自己人。 涉及祖国统一的大局，立场方面我没有任何意见，但在标准和尺度方面，我有一点点个人的粗浅想法。 个人认为，一名在语言和行动层面都没有公开支持台独分裂主张的台湾艺人，就是一位可以结交的朋友，就是一份值得团结争取的力量，就是一名应该一视同仁的艺人。 艺人首先是个人，有着自己成长的时代背景与社会环境，有着赖以维系生活的人际关系纽带，有着自己的价值主张和利益诉求。 对于一名出生于台湾、定居在台湾的艺人来说，台湾歌迷是歌迷，大陆影迷也是影迷，如果艺人本身没有深度介入政治议题的意愿，那么其最经济理性的选择就是模糊表态，避免表态，同时顾及两岸不同政治立场歌迷影迷的感受，同时顾及两岸市场的经济收益。 强求艺人选择某一块市场而完全放弃另一块市场，在高压之下当然有可能做到，但平心而论，那终究是违背一个人经济理性的选择，是很难被真心认同的。 从实际效果来说，以舆论高压强求艺人站队表态的做法也很难说有助于争取台湾同胞的民心所向。这一点，从台湾网民近期的反馈也能直观地看出来。 另一边，某些极为卖力宣扬反台独的台湾艺人，其实很难确定一旦有更多的利益诱惑，他会不会立马倒戈到台独那一边。 网络图片 扪心自问，我们要展现给台湾同胞的，到底是一个富强自信对台湾同胞包容友好的祖国，还是一个霸气强势给台湾同胞布置任务的祖国？ 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展现祖国富强自信包容友好的一面，希望台湾艺人能保有一份沉默的权利。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
3月28日，订婚不到20天的19岁女孩彤彤投河自尽。半个月后，有关她的消息以“花27万才订婚准新娘十余天后自杀身亡”的词条上了热搜。 3月初相亲，3月11日订婚，3月28日轻生。在这大半个月中，彤彤好像只是“轻微地反对了一下”这桩仓促的婚事。别人稍加劝说，她便又同意继续推进议婚进程。直到轻生前，这个19岁的女孩也没有留下关于这个决定的任何只言片语。没人明确知晓到底什么是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 围绕彤彤的轻生，她的亲人、男方与双方媒人各执一词。他们都认为，彤彤的死与自己无关。 虞城县二河口公园 投河 3月28日晚上10点多，家住河南商丘虞城县的周蓉接到派出所电话，工作人员告知，她的女儿彤彤被从河里捞起，送到了虞城县人民医院。 周蓉赶到医院时，彤彤正在抢救。按老家的说法——当孩子掉河里救不过来时，要一直喊孩子的名字。周蓉站在抢救室门口，不断叫着女儿的名字。20分钟后彤彤有了心跳，但瞳孔已经放大。医生通知，即便救回来可能也是植物人。 抢救进行了一整夜，第二天早晨六七点，监护仪上的心电图还是停在一条直线上。 周蓉告诉深一度，其实彤彤出事前几天，她就觉察出些异样。那段时间，彤彤总有一种“不想活的状态”。她记得有一次，彤彤跟男方通完话后，觉得压力很大，还说自己胸口疼，喘不过气来。 担心女儿出事，那段时间周蓉去哪儿都带上彤彤。事发当晚，周蓉不想做饭，她决定带孩子们出去吃。可彤彤拒绝出门，想一个人在家待着。最终，她拗不过母亲，跟几个妹妹一起出了门。周蓉回忆，那晚彤彤看上去有点不高兴，但等大家吃完饭后，她还是主动去结了账。 晚上9点左右，周蓉开车带着孩子们回到小区门口。彤彤突然说自己想出去转转。“转啥？别转了，明天还得送妹妹上学呢。”周蓉不同意，但彤彤坚持要走，“我一会儿就回去。” 14岁的大妹想跟彤彤一起出去，等她把3岁的小妹送上楼，再跑下来找姐姐时，已经看不到姐姐的身影。她不断给姐姐拨语音通话，却只收到了语音回复：“没事的，我出去透透气，一会儿就回家了。”“你放心，我不会扔下你的。” 在最后这几段语音里，彤彤语气一如往常，听不出任何端倪。当晚近10点，她把衣服、背包和手机放在虞城县两河口公园附近的河岸上，然后翻越护栏投入河中。 从抢救失败到下葬，彤彤的后事操办得仓促。当地的风俗是，没成家的女孩过世后不能停放在灵棚。彤彤去世当天早上，她的几个舅舅建议将彤彤尽快下葬。尽管有些不情愿，但周蓉还是同意让女儿快一些入土为安。 女方媒人李颖在上午10点接到男方媒人张民的电话后，才得知彤彤去世。张民问：“彤彤是不是跳河死了？”李颖立马责怪道：“你瞎说什么，我大前天赶集还看见她在卖衣服。” 挂断电话，张民又再次打来。李颖决定向周蓉求证，中午，她收到消息，“刚埋完闺女回来”。 退婚与订婚 彤彤出事前几个月，常和周蓉在大侯镇北街摆摊卖衣服。附近开店的人几乎都认得这对母女。李颖的店铺也在这条街上，主要卖香火、冥币和佛像。她告诉深一度，自己是周蓉多年没打过交道的表姐。两人建立联系后，周蓉委托她给女儿介绍相亲对象。没多久，李颖打听到四五十公里外的村子，有一个23岁的小伙子邢亮在外地打工，比彤彤大四岁。 在双方媒人的撮合下，两个年轻人先加了微信。周蓉回忆，彤彤对邢亮的第一印象是“挺老实的”，就是有点显老。李颖主动向彤彤母女解释，邢亮常年在外跑车，风吹日晒的，自然就显老些。 认识四五天，邢亮提出要订婚，但彤彤想先聊一段时间再说。这时李颖出来劝说彤彤，她一心想要撮合这段姻缘。在她看来，这纯属做好事，“我不要他们一分钱。” 周蓉也是赞同订婚的。在她眼里，邢亮无疑是门“好人家”。据李颖介绍，邢家除了老家村里一套房外，在商丘市还有四套房。周蓉觉得，女儿跟着自己吃了不少苦，她就想给彤彤找个家庭条件稍微好点的男人。 在李颖和周蓉的助力下，邢亮和彤彤有了进一步接触。得知彤彤喜欢马面裙、簪子等古装服饰，他带彤彤去商丘古城玩了一天。尽管彤彤表达过对订婚的抗拒，终于还是在“不行再退婚”的劝说下做了退让。就这样，相亲五天后，订婚如期举行。 网上传出的视频中，周蓉和李颖在订婚宴上当场数彩礼，收下了27万元。但订婚的过程并不愉快。周蓉解释，男方说好连彩礼带给女方舅舅们的礼钱，一共28万多元，却少拿了一万，最终到周蓉手上只有27万。因彩礼的问题，她曾跟男方提出过退婚。 张民告诉记者，邢亮家给出的27万彩礼，在当地并不算高，“高的有三四十万”。据张民介绍，很多村子里像邢亮这样的年轻人，都比较心急娶媳妇，“一个村子里，有20多个人找不到老婆。” 此外，周蓉还提到，彤彤觉得邢亮很强势，“问在干嘛，怎么不接电话？好像我女儿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背叛他了（一样），质问逼问的那种（语气）。” 周蓉表示，直到彤彤去世前，女儿都处在“想退婚”的状态中。有一次，周蓉还跟李颖商量，“真的不行，孩子不想了，咱也别强求，万一出了事谁也扛不了。” 李颖说服彤彤不退婚的理由，主要围绕着原生家庭和经济能力。周蓉记得，李颖反复跟女儿强调，生活在单亲家庭本来就被人看不起，退婚后，更不能帮母亲减轻经济负担。 听说彤彤要退婚，邢亮的父亲专程从外地赶了回来说情。周蓉至今对那个场景印象深刻——邢亮父亲不断为儿子的说话语气道歉，还说自己办订婚宴是在五星级酒店，请的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如果被退婚，就太过丢人了。 顾及到一个快50岁男人的颜面，也考虑到刚订婚就退婚，名声不太好，彤彤心软了。婚，最终没退成。周蓉怪李颖给彤彤做了太多思想工作，在她看来，李颖当时苦口婆心地劝女儿，是图那笔介绍费，但李颖却给出了完全不同的说法。她告诉记者，周蓉要求过分，男方也曾想要退婚。“要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和一辆新车。男方家里有两辆车，一辆三十多万，一辆十几万，任她挑，都不要。都是农村人，哪里（能马上）拿得出那么多钱，但她就不愿意。” 信号 彤彤轻生后，在她生活的村庄，乃至她常卖衣服的镇上，都流传着对这件事的叹惋。“小妮儿性格随和，人也好。”这是认识彤彤的人们的普遍看法。 彤彤出生两个多月，父母离了婚。据知情人透露，彤彤母亲改嫁多次，共生下6个孩子。彤彤是老大，下面还有三个妹妹和两个弟弟。 彤彤的二舅妈张晓月告诉深一度，彤彤在15岁之前一直由姥姥抚养。读到五年级退学后，她去了母亲当时生活的浙江打工。母女俩最近两年回老家，带着妹妹们住在虞城县的出租房里。 在张晓月眼中，彤彤懂事又孝顺。由于家里经济条件有限，妹妹只能在村里的小学读书。彤彤每天6点起床给妹妹买早餐，再开着电动三轮车，往返10多公里接送妹妹上下学；周蓉身体不太好，她就揽下了许多家务；彤彤还间歇地打过好几份工，帮周蓉分担经济压力。张晓月记得彤彤曾经说过“我即使卖血，也要供妹妹上学。” 就在投河的那天中午，她还去了张晓月家，说自己想吃糖糕，那是她最后一次向舅妈提要求。“早知道这样，我就不会叫她回去了，就叫她在俺家住。我能开导开导她，两个人说说心里话会好一点。”张晓月说。 回想事发前的某些细节，张晓月觉得早有预兆。在投河前三四天，彤彤曾提出给她买衣服。张晓月没当真，“你哪儿有钱啊，不买。”在彤彤的坚持下，她们去到附近镇上，买回一件带毛毛的褂子和一条黑色裤子。彤彤还想再买双鞋，张晓月嫌贵拒绝了。 那身衣服张晓月穿了两次。彤彤出事后，她再也没拿出来。“一穿就想起她，难受。”她甚至怀疑，彤彤当时说要给她买衣服，是早就计划好了的，为给她留个纪念。 还有一次，彤彤脱口而出“我找俺姥姥去”。姥姥几年前已过世，张晓月数落了她几句，没往深处想。 彤彤传递出轻生的信号，不止一次两次。事发前，邢亮也曾感受到彤彤情绪不佳，他告诉记者，3月28日晚上9点多，彤彤给他发消息，问他，“人死后会去哪儿？” “我就问她怎么回事，她说跟妈妈吵架而已。接下来我就联系不上她了。”第二天，邢亮接到周蓉的电话，“说我把她闺女逼死了。” 关于彤彤轻生这件事，邢亮始终觉得跟自己无关。他说，彤彤去世时自己不在家，“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不过邢亮记得，彤彤跟他抱怨过家里的情况，“说母亲给了她很大压力，弟弟妹妹还要她照顾，就连家里做饭和打扫卫生也是她完成。” 但没有谁真正重视彤彤的话，亦或只是被当做随口开的一个玩笑，“她还那幺小，谁能想到她寻思那个。”张晓月感叹。 第一次退彩礼的收据 退彩礼 彤彤头七当天，邢亮给周蓉打电话协商退彩礼。第二天中午，周蓉跟邢亮父子见面时称，因彤彤抢救和安葬花了几万元，她手里只剩下183000元。在两个媒人的见证下，周蓉先退还了18万元彩礼，并签字、摁手印。 当天下午三四点，邢亮父子再次打电话给周蓉，催促她退还剩余的彩礼。事情闹到当地的派出所后，周蓉才发现，邢亮身份证上的出生年份是1997年，比自己女儿大8岁。“他们这是欺骗。”之后邢亮无论是打电话还是找上门，周蓉都躲着，“我就不愿意再跟他们协商（彩礼一事）了。” 接下来的几天，为要回彩礼，邢亮和家人频繁往周蓉娘家所在的村跑。村民们向记者描述了当时的场景——4月中旬，男方开着一辆三轮车进村，喇叭一连吆喝了好几天。找不到周蓉，邢亮就带着爷爷奶奶去张晓月家，“躺到我嫂子院子里，说要死人家里。”周蓉告诉深一度。 李颖亦是此事的见证者。作为女方亲戚兼媒人，邢亮一家也曾去她的店里闹事。店里的摄像头记录下这些画面——三轮车上挂着红色横幅，喇叭里高音循环播放着：“XX村周某与她闺女，订婚不到20天，你欠我彩礼28.5万。退我彩礼，还我血汗钱！”车子横停在她店门口的大街上，不让路人通行。 周蓉告诉记者，彤彤去世后，她的亲生父亲没有任何表示。在这之前，听说彤彤订婚拿到了彩礼，父亲还曾找她要过钱。在周蓉口中，前夫是个“不正干”的人，女儿不愿跟他联系，还曾将他的电话、微信拉黑。 彤彤的死，让男方媒人张民很懊恼。他反复称，自己没有拿到本该属于自己的介绍费，“我七十多了，跑了好几趟说亲，最后（男方）还把那4000块钱要回去了。”他对着采访电话大吼，“去查查究竟是谁的问题。” 张民还透露，女方媒人李颖也曾收到过一笔介绍费。当时邢亮父亲将5200元发给周蓉，让她转交给李颖，“女方扣了她400元，只发给她4800元。”这笔钱最终也被男方收回。 要不回剩余的彩礼，邢亮一家选择了找电视台曝光。4月21日，在经过当地各部门的调解后，邢亮一家又要回7万元。纠纷至此作罢，邢亮对这件事的处理结果满意。关于彤彤的死，他不愿再提起，“那跟我没关系”，在彩礼纠纷过后，他删掉了彤彤的微信号。 彤彤母亲与邢亮的调解书 流言 4月4日，周蓉用彤彤的社交账号发布了一条动态，“孩子，我想你了。”配图是彤彤的一张照片。彤彤的朋友赵阳刷到这条动态，觉得十分奇怪。十多天之后，她无意中刷到一则“商丘准新娘跳河自杀”的新闻。反复对比网上流传的多个视频后，赵阳通过里面晒出的微信头像，确认死者是彤彤。 赵阳跟彤彤相识是在2021年。彼时，17岁的彤彤在浙江一家超市打工，跟赵阳的母亲是同事。看彤彤穿着朴素，手头也没什么钱，赵阳母亲就经常把彤彤领回家吃饭，两个女孩就此成了朋友。 在赵阳眼里，彤彤是个顾家又知恩图报的女孩。每个月4000元的工资，彤彤会给同母异父的弟弟妹妹们寄2000元。不好意思在赵阳家白吃白喝，收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后，彤彤还送给赵阳母亲一张超市会员卡，让她买菜用。 彤彤有时会留宿在赵阳家，赵阳告诉记者，彤彤提起过，自己母亲有抑郁症，犯病时会虐待她，有一次，她被母亲用衣架抽到不能动。 周蓉却表示，她在2021年确实得过产后抑郁症，但吃药半年已经痊愈，更没有打过大女儿彤彤，“她12岁以后我就没碰过她了，孩子已经很苦了，我不可能再去打她。” 她至今也想不通女儿为什么会寻死，出事前几天，彤彤还跟她说想去割个双眼皮，还想给小妹妹买个3000元的手镯。这两件事，最终都没实现。 “彩礼钱都叫她妈给存起来了，孩子想拿出来花，一点权利都没有。”李颖称，彩礼钱是自己陪周蓉一起去存的，钱由周蓉掌管。而周蓉称，密码虽是自己设的，但卡在女儿手里。 电视台的曝光让27万元彩礼成为舆论焦点。借由此话题，网友们争论着男方能否顺利要回彩礼，以及女方是否应该全额退还彩礼。还有人怀疑彤彤是假死，把女方定性为“婚骗”，建议男方去派出所查看有无销户。 当被问及外界流传的关于彤彤去世的传言，周蓉变得激动，“他们说，我给我孩子逼死了。我一年给她花3万，我给她养了19年，我给她花多少钱？我给她养大了，我再去给她弄死？” 不过，周蓉承认她欠女儿的实在太多了。最让她感到愧疚的是，她没有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北青深一度
4月2日，南京林业大学生态与环境学院副教授宋凯被发现在家中自杀。这位38岁的“青椒”在4年的首聘期考核里被评为“不合格”。 我们尚不能知晓宋凯博士死亡的真正原因。在校方人事处的回复中，“宋凯生前患有抑郁症，且并未被降职”。 一位熟悉宋凯博士人士告诉《知识分子》，“因为考核被学校认定为不合格，宋凯从副教授降到讲师岗，薪水待遇也相应降低。尽管学校提到只退还了1万元安家费，但原本承诺的购房补贴，剩下的40%也不再发放了”。 《南京林业大学高层次人才首聘期考核办法》中规定，科研项目和论文分别占50分，其中若没有完成协议中约定全部项目，项目部分计为0分，而考核的合格线为75分。不合格意味解聘或是降级聘任、不予发放剩余购房补贴，同时按下一层类人才引进待遇退还安家费、购房补贴差额部分。 这样的条款在近年来高校的聘任合同中并不鲜见。社交媒体中，学术青椒自嘲为“对赌协议”。 前述熟悉宋凯人士表示，宋凯老师所在环境工程系实力还比较弱，没有博士点，系里20多位老师每年国自然命中不过一两项，有的年份为0。从履历上讲（北大硕士，UBC博士）宋凯可以说是系里“近十年来引进的最为优秀的人才”，但他2019年入职时已然33岁，青年基金申请窗口短，而面上基金难度高，遂最终国自然没有进项。 这一切都以“自愿”的名义进行。《知识分子》收集的一些案例显示，订立合同时人事处轻松道“都会过的，只是走个形式”；正式入职后才发现，科研启动经费报批困难，一旦“分手”还面临追回风险；更有甚者，安家费的赔偿条款延续到了第二聘期，考核不过要求双倍赔偿安家费；服务期10年起步并一延再延。 从某种程度讲，离开可能是一种更好的选择，考核不通过降级留任意味着从招生、资金、资源等各方面被边缘，但服务期内主动辞职又面临着动辄几十万高额的违约金。 “这是一种系统性的压抑，充斥着无尽的价值感剥削，不断吞噬年轻学者的职业尊严和成就感”，一位985文科教师在经历聘期解职后写道。 倒赔几十万的科研人员 2023年初，距离中期考核还有11个月，常宁接到就职的大学通知，由于研究“进展缓慢”，他被降薪、停招学生。 同年11月，他决定辞职离开，人事处帮他算了一笔账，在离开前，他需要全额退还学校住房补贴150万。 一过完年，常宁东拼西凑，又问几个朋友借钱，把钱还给学校，才拿到离职文件，“150万的房补，税后我到手115万，但最后连税一起还给学校。” 日前，学校给他打电话，又少算了50万，让其补完，否则不放档案。 2019年，常宁拿到了国家“青年千人”，当时他作为省人才被引进该校不久，对于未来踌躇满志，尽管他需要转换研究方向。“当时我觉得，‘青千’这个所谓小人才称号是一个保障，能够让我去挑战一些新的事情，而我确实也能作出一些东西。” 入职之前，常宁在美国做博后，曾以第一作者在 Nature和Science等学术期刊发表SCI论文10余篇。回国后，他跟学校签署了聘用协议，服务期8年。 拿到国家“青年千人”后，学校要求他签署一个补充协议，聘期内至少发表1篇nature/science或两篇大子刊，“很多人会说，没人逼你签合同，你自愿的。但实际情况是，你不签补协议，他们就不兑现待遇，而且他们催着你签”。 2022年末，常宁被口头告知，“很可能过不了考核。”随后不久，他因“科研进展缓慢”被要求停招学生，停发津贴。 常宁还未到中期考核，甚至“科研进展缓慢”的评判依据是什么他都未被告知。与他相似，聘期内考核不过之后学校做出惩罚的并非孤例。一位老师在中部某地方高校任职，她告诉《知识分子》，中期考核后她被降薪。与此同时，原本作为独立PI的她被撤掉课题组，停止招生，自己和学生都并入其他人组里，研究方向再难由自己控制。 湖南某二本院校的老师反映，该校大量招聘博士，设置了6年两个考核期，考核期没有达标的，退还全部安家费、科研费，甚至包括所谓占编费（2万至4万）。 目前《知识分子》所知，一些高校对（可能）无法完成考核的老师做出辞聘、退还钱款、降薪、停止招生等手段。但更残酷的经济赔偿更多发生在教师辞聘纠纷中，其中争议较大的是科研启动经费和违约金等类目。一些高校希望以高昂的“违约金”留住人才，一些被法院酌情减免，一些得到支持。 裁判文书网的一则判决显示，在福建工程学院2022年的一起人事争议中，陈姓老师在入职六个月后提出离职，按照双方约定，服务期内离职则需双倍赔偿所有引进待遇（包括安家费、住房补贴、科研启动费等）。聘用合同签订后，陈老师从学院处领取安家费6万元，住房补贴31万元。2022年9月，福建省闽侯县人民法院就双方人事争议进行判决，最终陈姓老师需赔偿双倍赔偿该校安家费12万，双倍赔偿住房津贴62万，支付违约赔偿金6万，加上其他需要退还给校方的款项，共计80多万。 在审理过程中，陈老师曾就离职原因做出陈述，因为入职后发现多项与校方叙述不符。比如入职前校方原答应将其安排进入“建筑系”，但最终被分配到“历史建筑保护工程系”，与校方原来承诺不符，也不利于陈某基于原有学术基础申请国家研究基金。同时，每月薪酬与校方引进人才时承诺不符。 时间回到今年1月，常宁在跟学校人事处确认需退还钱款金额时，“一个老师兴高采烈地跑过来，问我，是不是学校还给过我500万科研经费，按照规定，那个也要退，我说，没有，一分都没给。他们就不吱声了”。 被蹉跎的学术生涯， 被摧毁的科研信心 除了经济损失之外，对于科研人员来说，当初入职时，他们同时押上的还有数年学术训练累积的信心。这些年届30-40岁的科研人员，这一时期原本是他们最有望做出重大科学突破的黄金期。 “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再忍三年，就可以少赔200万，相当于一年60-70万啊。但对于一个科研人员来说，他的黄金时间有多少呢？难道蹉跎了5年还不够吗？” 常宁今年41岁，他告诉《知识分子》，入职后，他没有拿到学校给的启动经费和青千的1：1配套经费，“只拿到了一笔钱，科技厅给老大的项目，老大给了我400万，其中200万我用来买设备。在我来之前，这边生化实验室的相关设备不是太行，我算是把生化平台搭起来了。” 他的另一位同事也印证了他们刚入职时现有的硬件并不匹配自己的实验方向，“在他之后陆续引进其他人才，比如高分辨显微镜这些才配置起来。” 真正的困难还在后面，新冠疫情很快到来。由于封校的缘故，学生无法进来做实验；外地的试剂送不进来；因为学校没有相关设备，只能将样本外送检测公司，但由于当时整个国内防控，“今天这里封了明天那里封了”，一会儿样品寄不出去，一会检测公司被封控，进展非常缓慢。 2022年底，两个国际团队在生物技术顶刊Nature Biotechnology (NBT)发表了文章，设计与常宁几乎相同，美国纽约大学还申请了国际专利，“所幸我们的专利提交时间早一周。” 科研进展不顺的常宁一度怀疑自己的科研能力，“我看到宋凯的新闻时，特别理解他，甚至当时我自己就很绝望。我明明不是来躺平的，整个五年，除了小孩出生请了一周假，全年无休，周末上班。难道自己真的不适合科研？” “我之后可能会离开学术界，”40岁的林茵告诉《知识分子》。 她刚生育不久，还在哺乳期就接到学校中期考核通知。“按照字面的要求，中期考核期内我需要完成一定数量的文章和国自然项目，我其实都达到了，原本以为没有问题。” 她一路读博、做博后，一直推迟生育，直到35岁之后，她评估了家庭情况和手里的工作，觉得自己完全可以胜任，决定要一个孩子。 “结合我读博和做博后的履历，我觉得以过往的能力是可以完成这些要求的。当时我也不了解自己的价值，有点天真，也不觉得要靠这个来挣钱，后来才了解到，我的薪资是最低的，要求是最高的。” 但疫情和家庭变故纷纷打断了林茵的研究计划，但直到中期考核之前，她还是认为自己能够完成考核任务。 但林茵在考核之后被告知“合格又不合格”，理由是她发表的文章第一单位不是所在学校，而是她此前的任职机构。但这些并未约定在合同里，考核前也都未曾有人告知。 惩罚很快到来，撤课题组、降薪，这些中期考核“失败”的后果也都不在合同里。 相比降薪，撤课题组才是真正的打击，“我再也不是独立PI，我成了大老板手下的二老板，我的研究方向要经过他的衡量，他来定夺我还能不能继续；我的长项被砍掉，因为要向大老板靠拢，为他的方向服务；我想要做的课题，我的经费也不能自由主导，产生哪些需要也由他判断”，这种环境下，她原本的考核任务依然没有变，“我不再是一个独立PI，而他们还要以一个独立PI要求考核我。” “最近，华侨大学老师孕期被解聘，很多网友留言，说怀孕时间怎么这么巧，为什么不计划好。这些都让我反复自我责备，有时候，我觉得我应该被同情，或者应该推迟一下（考核）。但我又会觉得，这是我自己选择的，我看到很多女性科研工作者，做得好的，要么没有家庭羁绊，要么父母和爱人全身心支持，但现在这个困境好像是我自己造成的，我没有办法抱怨谁。像我领导说的，生孩子是你个人的问题，单位能怎么办？” “很长一段时间，我上班要正常面对同事，面对学生，回家正常面对小孩，每天只有往返家和学校的路上，宣泄一下，即使这样，也要想着哭一下就好，因为我要小心开车，视线不能模糊。” 对于这些“对赌失败”的科研人员来说，旁人总会轻描淡写地说，可以去工业界，或者去其他学校。一位打算离职的高校教师告诉《知识分子》，在专业方向固定的情况下，寻找到完全匹配的课题组和高校并不轻松，如果换方向或赛道，势必需要再花时间。而一些地方院校间又有所谓隐形门槛，“不挖兄弟院校墙角”，一些老师如果期待继续发展，必须离开当地。 事实上，对于这些科研人员来说，一段弯路意味着他们要付出极大的“试错成本”。制度化压力下，他们的时间表必须严丝合缝，无法松懈。他们需要在有限的时间里，申请基金、竞逐更高职称，这些都与科研经费、学术资源、声望直接挂钩。一关失利，他们就会在后续的项目和计划申请中陷入劣势，一步慢步步慢，陷入“马太效应”的怪圈，有人就此永远滑落。 “我换了赛道，如果想拼杰青只剩3年，”常宁跟我说，“再过几年工作都不好找了。” 解释权在学校 从签下聘任合同的那一刻开始，青年教师便步入这个系统性的大网，松紧由人不由己。看似契约自由的背后，实则是无处可逃。 简尘是曾一名985高校文学院的教师，她在2022年被学校的中期考核淘汰出局。让她不满的是“中期考核形式并没有在合同中明确规定”。 考核结束一周后，她得知自己拿到了教育部的项目，她以项目和即将出版的著作为筹码询问是否可以留下来，答案是否定，理由是“不符合程序”，但这些成果离该校副教授的要求已不远。当年上会考核的6位文科教师，一半未通过。第二年，该校又举行了一次中期考核，友院的一位老师没有通过，学校趁机提出不解聘而转做博后的方案。 高校除了在入职前签一份合同，有时则会在入职后要求签署另一份补充协议，其中会设置更高的考核要求，如果青椒们拒绝，高校则会拿出第一份合同上面清楚地写着服务期离职的惩罚措施，要求赔偿违约金。碍于可见的惩罚，这样的套路屡试不爽。 合同是套在青椒脖颈间的圈绳，充斥着暧昧不清的模糊地带，而解释权往往归于人事部门，亦或是某位上任领导的临时起意。 一位在某双非高校任职的老师告诉《知识分子》，在他的合同中，对于他的考核要求是明确具体的，但对于高校应该给予怎样的支持，只是简单提及“提供资金、场地、人员支持”，当自己组建课题组需要工作人员时，又遇到诸多限制。 “人事处告诉我，要招聘博士，但薪资只能给到四五千，这按当地薪资水平招不到人。我只能降低标准，招本科生，招硕士生，从头培养。在我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进行培训后，工作人员掌握了技术，要求涨薪，我觉得也很合理，但被学院拒绝，也不支持给他们正式编制。他们就流失了，我又没有工作人员了”。 按照常宁和学校的协议，入职后，学校需要提供500万的科研启动经费。但一直到离开，学校都没有兑现之前承诺的科研经费。 一位2015年入职、工作8年多的浙江省属高校讲师曾在社交平台中分享自己离职的经过。人事部门希望其签署一份补充协议，但她对协议中诸如会不会解聘、要不要赔钱等含混地方要求人事处做出具体解释，对方回应依旧模糊不清。学期结束后人事处发出了最后通牒，要求立马签署，不签则以考核不达标为由解聘。 该讲师最终也没有签署协议，而是接受不合格结局，用钱赎身。在离职过程中，她曾问人事处工作人员，为什么不写清楚？对方的回复是“很多上会了才能决定，领导一直在换，换了一个领导就是另一套说法”。 多位研究人员告诉《知识分子》，考核过不过在学校一念之间。如果这一届老师大多没有完成指标，学校出于人员接续的考虑，会提出“延期考核”；如果这届领导比较仁慈，三个省部级课题可以顶一个国课题，但可能下届领导又说不行；横向项目替代也是一种方法，不过金额门槛也在水涨船高，“前几年50万能抵，后来变成100万能抵”。 前述熟悉宋凯人士表示，“像宋老师这种给个基本合格未尝不可，但大环境不好，学校没什么钱，横向更没什么钱，三万五万一二十万顶天了。出于节流的考虑，未来的考核只会越来越严”。就算勉强过了考核，也要接受每年一轮的聘岗考核。“虽然任务没有增加，但拿到的绩效在变少，也是变相增加任务。诸如以往一篇中科院一区论文奖励2万，现在同样的论文奖励不到1万了”。 高校将一轮轮的人才筛选称为“瘦身强体”“人才强校”，是符合高校改革趋势的应有之义。但在“青椒”们看来，自己的努力和付出算什么呢？ 简尘在离职后依旧不断追问，“这些一路名校博士毕业参与非升即走的勇士都是学生时代的翘楚，如果不是科研做得好，又有那么点学术理想，早就去躺平，根本不会玩这套游戏规则。面对这些对学术有着浓厚兴趣和一腔热血的年轻人，回报给他们的是什么呢？” 聘任制改革的未来到底是什么？ 事实上，高校聘任制改革本是为了打破大锅饭、平均主义等痼疾，形成相对开放和流动的学术劳动力市场，和基于能力和绩效分配、职务晋升与分流的机制。 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阎光才在《高校教师聘任制度改革的轨迹、问题与未来去向》一文中对过去三十多年高校人事制度改革进行了梳理。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的短短数年，高校教师规模不断扩大，1981年到1987年，教授规模扩大了4倍，高级职称比例增加了2.5倍，因此出现诸多问题：因为高校教师无聘期限制，教师队伍长期只进不出，出现质量良莠不齐、队伍结构难以优化的问题；二是因为职称的称号性质，一旦获得就具有了终身性，高级职称比例就不断增加，且由于缺乏合理有效的考核手段，熬年资等职称现象就日益突出。 基于此，80年代至90年代期间，政府几次将高校人事权放权给高校。从1999年开始，教育部就明确了高校“聘用合同制”的原则，由“身份管理”转向“岗位管理”。 而除了提高效率与质量，高校人事制度改革还有基于有限财政资源投入而不得不进行控制的考量。 伴随着近年来高校高层次人才引进大潮的兴起、“预聘-长聘制”的推广，教师早已摆脱了“国家干部”“终身制”等常见的人事关系范畴，与高校的关系也愈发趋向以绩效为核心的劳动市场主体关系。 然而，长期以来，高校教师与学校的关系还是被视为人事关系，在法律的框架内实行“劳动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即《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为代表的行政法规为先，接着是《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民事法规。前者遵循“公益优先原则”更倾向于保护事业单位，后者则秉持“向劳动者倾斜的单方保护理念”。 而处在聘任制改革探索期的高校，其聘任合同也呈无序化。其中比较突出的是，服务期限欠缺一致性，比如高校教师聘用合同对教师服务期限约定平均在5-10年不等。违约金的数额和计算方式缺乏规范化的标准，甚至有高校提出赔偿包括工资、津贴、奖励、科研资助等一切费用的5倍金额。 服务期的约定和违约责任的承担是高校保护自身利益、限制人员流动的手段，但另一方面，编制中户口、退休待遇等旧要素确实没有剥离，无法完全由行政管理模式的人事关系转向到依法管理的劳动关系。 这才有了花样百出的违约金赔偿、人事档案卡人闹剧。根据《劳动合同法》，其中服务期成立的前提是用人单位投入了培训费用，且违约金的数额不得超过用人单位提供的培训费用，不得超过服务期尚未履行部分所应分摊的培训费用。 此外，阎光才还提到了高校教师绩效管理与考核制度的悖论。 “究竟如何理解高校教师的绩效？按中文的理解，‘绩’是工作业绩或者成果，带有客观性，‘效’是工作效果，带有主观价值判断意味。绩与效合于一起就意味着绩效是客观表现与主观评价的结合。然而在现实操作中，因为品质与价值所带有的主观性以及判断的复杂性，考核与评价往往更关注的是量化的业绩而不是内隐性的品质。这种取向的优点在于:为入编、晋升可以设定数量门槛，为奖金与津贴发放提供了最易计算的分值。无论你处于哪个职业发展阶段还是何种岗位，指标生产不仅成为教师维系其生存的基础，也是其获得职业地位与发展空间的依凭，因而它以一种完全行政介入与施压的方式形成一个全程性且无孔不入的外部激励机制。” 但这些年，高校教师们普遍反映这种外部激励机制引发的功利取向正在产生负效应。 “一些高校评职称，就不太注重质量，只看数量，这不就是鼓励人灌水？”一位老师发问。 另一位老师也表示，“我们讲故事的时候，都喜欢坐多年冷板凳，埋头苦干，然后一鸣惊人的故事。但在现在的评价体系里，我们首先需要一张坐得下的板凳。” 阎光才在论文中总结，“实行全员与全程合同制和绩效管理的聘任制改革，意味着教师已经完全沦为受雇者的地位。这种变化究竟是更有利于还是有损教师履行其学术责任和大学承担其使命，无论是从事实还是价值判断的角度，都并不是一个容易问答的问题。” “但有一点可以确信，如果外部约束与激励没有转化为一种内部自觉与自我激励，反而因功利化与不确定性引发教师持续的精神紧张与焦虑，它不仅有可能带来人们的信念危机和职业尊严的丧失，甚至破坏整个职业环境与生态。目前，越来越多的年轻优秀人才流向非学术领域，对一个国家而言，这或许并不是人才流失，但是，当学术界对最为卓越的人才难以构成吸引力，它又如何去担当培育优秀后备人才的使命?” 2023年，就在常宁被宣布“科研进展缓慢”的当年，他拿到了国家自然基金委的面上项目，还成为科技部十四五重点研发课题负责人。这一年，他作为共同通讯，和另一家机构合作的两篇学术论文见诸Apotosis，这是该机构历年发表水平最高的期刊。 次年，他和另一所高校合作的论文发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上，他是第二通讯，“因为我的实验设想在学校平台无法实现，所以只能去跟别的高校合作，别人出钱出力，在国内idea is cheap的大环境还能尊重idea，已然是少数的少数”。 “像我之前做的工作，2022年别人先发表出来，因为疫情，我比别人慢了一点，但是在探索未知世界的过程中，我也做出了东西，我也有专利申请，还比别人早一周，你能说这叫失败吗？ ”但在那个评价体系里，他就成了一个失败者，一个绩效考核不通过的人。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