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是清退餘額，還是廣大用戶吐槽的註銷難，運營商謹慎處理沒有錯，但不能給用戶層層設限、讓人進退不得。若明明可以靈活處理，非要死守規則，那就是刁難人。 據華商報報道，遼寧瀋陽殘障人士朱先生前往中國移動營業廳給去世父親註銷手機號，因為卡上有194元餘額，營業廳要求老人健在的兄弟姐妹子女全部到場，簽署證明放棄繼承該號，否則無法辦理業務。 朱先生表示，把親屬召集到營業廳很不現實。移動客服表示，不是刁難，這是中國移動統一要求。這樣規定是怕出現財產糾紛。 視頻截圖 輿論普遍非常反感營業廳的做法。 據朱先生所說，父親的手機號本來就是他辦理的，平常也是由他交錢，他父親去年7月去世以後，他們經常接到騷擾電話，出於安全考慮，才由他來營業廳辦理註銷手續。 而且他還是殘疾人，腿上裝著假肢，自己跑一趟不算，還得把老人的其他親屬都叫到營業廳來，就為了這190塊錢，如此興師動眾，很難不讓人對營業廳的做法心裡有氣。 當然，對於移動營業廳的要求，也有人認為並非完全沒有道理。 畢竟手機號還有剩餘話費，不管多少，都是機主的個人財產，營業廳如果不管不問就給朱先生辦理了註銷，把手機號里的餘額都退給了他，日後其他有繼承權的直系親屬以此為由，來質問營業廳，營業廳又該如何處理？ 雖然這次僅有190元，那如果錢再多一點，甚至像視頻里營業員說的「要是餘額有19萬」呢？其他子女真的沒有意見嗎？ 不過，營業廳雖然有苦衷，但根子上還是怕承擔責任。 正常人誰會在手機里充好幾萬呢？橫豎不過幾百元的事，就算繼承人之間有糾紛，有幾個人會為了這麼點錢揪著營業廳不放？ 只要站在用戶的立場，少一點免責的意識，多為用戶創造方便，這種問題就迎刃而解。 比如可以借鑒銀行的做法，2021年出台的《關於簡化提取已故存款人小額存款相關事宜的通知》，取消了第一順序繼承人、公證遺囑指定的繼承人或受遺贈人提取已故存款人1萬元以內存款的公證要求。 也就是說，根據這個要求，只要在1萬元以內，第一順序繼承人申請提取已故存款人的存款時，不用再提供公證書。 這個制度大大簡化了繼承人提取已故親屬存款的流程，為人們提供了便利。 相比手機號餘額，銀行存款涉及的金額顯然更大。連銀行都能出台這樣的制度方便儲戶，手機運營商還用所謂的繼承權糾紛來為難用戶，實在說不過去。 網路圖片 事實上，不僅是朱先生要回餘額難，新聞評論區也有很多網友吐槽手機號註銷難。前兩年，跨省註銷手機號必須得回註冊地的新聞經常見諸報端。 一些消費者反映，哪怕是找熟人代辦都困難重重，而自己為了註銷個手機號，單獨跑一趟又實在不划算。 當時手機運營商也是用保護消費者數據安全等看似為你好的理由來回應，但其實這背後是運營商本身因為數據系統「劃地自守」、難以互聯以及迫於考核壓力，沒有積極為用戶提供便利的主觀意願。 就算不涉及跨省辦理和餘額清退問題，很多人反映，線下銷戶也很不方便，比如不是所有營業廳都能辦理銷戶，只有直營的營業廳才能辦理，加盟的就不行。 如果不提前問清楚，用戶要想線下銷戶，很大概率得白跑一趟。 在輿論千呼萬喚之後，運營商的「線上銷號」服務終於姍姍來遲。然而據人們觀察，如今並非全部地方都能享受到這項服務，而且就算有這項服務的地方，還是有各種障礙。 比如朱先生如果想「線上銷號」，必須要視頻認證，而他父親已經去世，人臉識別這一關就過不去。 現在手機號都是實名制，如果不及時銷戶，很有可能牽扯到用戶徵信以及數據金融安全等種種問題。 朱先生線上銷號辦不了，線下親戚又湊不齊，如果營業廳固執己見，這190元的餘額要麼個人想辦法花掉，要麼就只能放棄，便宜運營商。 總之，無論是清退餘額，還是廣大用戶吐槽的註銷難，運營商謹慎處理沒有錯，但不能給用戶層層設限、讓人進退不得。 若明明可以靈活處理，非要死守規則，那就是刁難人。 用戶種種堵點痛點背後的根本原因，不管是需要解決的技術難題，或是其他的利益考量，還是出於僵化的規則，運營商都該完善服務，不該一味讓用戶承擔不合理的成本，表面上還打著為用戶考慮的旗號。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四環青年
談及保障房，全球最值得借鑒和學習的國家可能是新加坡。所謂新加坡模式，其核心是廉價組屋，並形成「廉租房→廉價房→私人住宅」的階梯化供應體系。其中，廉價房覆蓋總人口的比例約為80%。 中國房地產政策迎來巨變，多家媒體用「史詩級」來形容近幾日接連出台的救市政策。截至5月17日，首套房首付比例已經下調至15%，公積金利率下調0.25%，並且取消了商品房利率下限。 此外，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陶玲宣布，央行將設立3000億保障性住房再貸款，支持地方國有企業以合理價格收購已建成未出售商品房，用作配售型或配租型保障性住房，預計將帶動銀行貸款5000億元。 這意味著國企將直接進入房地產收購房屋，保障房市場將迎來大發展。 談及保障房，全球最值得借鑒和學習的國家可能是新加坡。所謂新加坡模式，其核心是廉價組屋，並形成「廉租房→廉價房→私人住宅」的階梯化供應體系。其中，廉價房覆蓋總人口的比例約為80%。 儘管關於新加坡的住房制度，似乎每個人都能說上幾句（比如說住房自有率超過了90％、80％的新加坡人都住在由政府提供的廉價而精美的組屋中，等等），但是它的核心特徵以及背後的基本機制是什麼，卻沒有多少人深入細究過。 此時正值中國房地產政策巨變之際，有必要深入了解新加坡的「保障房制度」，我們能從中學到什麼？ 01 新加坡住房模式：遠比你想的複雜 粗略地說，保障性住房的新加坡模式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1、保障性住房由政府供給，並由政府制定價格。 新加坡房地產的主要供給是由政府建屋發展局（HDB）開發的保障性的組屋，覆蓋了大約82％的新加坡人，而商品性的私人住宅則主要面向沒有資格購買組屋的外國人和少數高收入新加坡公民。 組屋的供給做到了「應需而建、供給充分」，其基本流程是，建屋發展局宣布建屋計劃，在申請期內如果申請購買的人數達到計劃的65％-70％，就動工建房，如果達不到則修改計劃，所以新加坡人申請組屋基本上幾乎沒有排隊輪候期。一經購買，組屋的產權就屬於購買者所有。此外還有供租賃用的組屋（相當於中國的「廉租房」），佔比不到5％。 定價以居民平均收入水平作基礎，通常是以90％的首次申請者可負擔三房組屋價格，70％的首次申請者可負擔四房組屋價格為標準。一般來說，新開發組屋一般比二手組屋市場的價格低30％左右，且政府的目標是保證新開發組屋的房價收入比控制在4上下。如此低的價格，自然需要大量的政府補貼，例如在2015至2020年間，政府補貼平均佔到組屋銷售收入的31.8％。 2、嚴格的購買資格限制和內部流轉限制。 組屋僅限新加坡公民購買，且申請者必須在國內外沒有房產；單身人士得到35歲才能申請；兩居室申請者的月收入不能超過6000新元，四居室的申請者收入不超過1.2萬新元，等等；即使是新加坡永久居民，也只有購買二手組屋的資格。另外，每年新增的公民和永久居民的數量也相當有限。 新加坡對組屋的定位是「以自住為主」，限制居民購買、出售組屋的次數。法律明確規定，新的組屋在購買5年之內不得轉售，也不能用於商業性經營。如果實在需要5年內出售，必須到政府機構登記，不得自行在市場上出售，而且組屋也只能出售給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如果有人想虛報收入「佔便宜」，在買房子的時候提供虛假文件，一旦罪名成立，將會被處以5000新元的罰款或者判處最高6個月的監禁，或者二者兼罰。 3、土地制度、稅收制度和公積金制度相互配合支撐保障性住房，摒棄土地財政。 房地產最大的成本是土地成本，新加坡規定，除了公共利益需要之外，「住宅、商業或工業區開發」需要也可以把土地收歸國有，當然後者需要付出一定補償，但是徵收價格一直壓得很低，直到2007年才修改為參照土地被徵收時的市場價格，但是那時新加坡國有土地佔比已經從1960年時的44％提高到接近90％了。 同時，新加坡的土地出讓金是以政府儲備資金的形式繳納到國庫，並需由總理和總統共同簽署方可使用的，這就限制了政府通過大規模出售土地以增加財政收入的能力，因此在新加坡不存在「土地財政」，房地產業也不是新加坡支柱產業。 其次是稅收制度。買賣組屋有非常高的印花稅。對公民，第一套組屋不徵收，第二套稅率為12％，第三套及以上則為15％；對永久居民，第一套5％，第二套及更多時徵收15％。對外國人購房的印花稅長期高達30％，2022年為了抑制市場過熱，更是直接翻倍到了60％。 此外，還有針對房地產的財產稅，稅基為測算的房屋年租金，稅率按照0％-20％的累進位，且自住房屋遠低於非自住房屋，如一個90平方米三居室在自住的情況下適用的財產稅稅率為4％，出租的情況下適用稅率為15.5％。 網路圖片 再次是公積金制度。新加坡建國以來一直推行強制性的公積金制度，上個世紀70 年代開始逐步提高了繳存率，此後繳存比例一直維持在30％以上，上個世紀80年代中央公積金總繳存比例甚至一度達到了50％，目前為37％（其中僱員繳納收入的20％，僱主繳納17％）。不過，新加坡的公積金，大體上相當於中國的「五險一金」，而不僅僅是住房公積金。這樣，在購房組屋的時候，就可以用公積金支付首付。 這種「強制儲蓄」除了使人們有積蓄去支付首付之外，還給政府建設組屋提供了資金支持（因為大部分公積金用於購買政府債券，再由政府將出售債券所得資金以專項資金支持計劃的形式提供給建屋發展局），同時公積金的投資收益又支撐了為購房者提供的優惠貸款利率。 4、組屋地段上佳、配套完善、品質很高，且由政府維護。 組屋配有劃好車位的停車場，擁有游泳池、兒童遊樂場所等公共設施；中小學、社區醫院，診療所和商業及社會服務網點，都圍繞組屋布點，因此不論住在哪裡，居民都不會感到生活不便。此外，工業園區附近一般也會有配套的組屋區。 特別是近年來針對中高收入人群開發的大戶型組屋的品質，已經不亞於私人公寓。此外還出現了EC公寓，專門用於改善夾心層的住房，其價格大體上相當於私人住宅價格的60％。 此外，政府每7至8年就會重新粉刷組屋，並制定更新計劃，更換損耗的設備。 02 核心問題：如何避免有錢人套取保障房獲利？ 許多人經常用香港來襯托新加坡模式的優越性。它們是亞洲相互輝映的兩顆明珠，彼此之間存在著諸多相似之處：都是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貿易中心，都通過低稅率環境和優秀的法治、社會服務等營商環境吸引外資打造總部經濟，而且面積和人口也相差不遠。 新加坡和香港之間最大的區別可能就是房地產了。新加坡的人均住房面積從建國之初的不到6平方米提高到了至現在超過30平方米，住房自有率高達90.9％，相比之下，香港人均住房面積不到15平方米，住房自有率剛剛超過了50％。 至於房價差距——用房價收入比來衡量——就更明顯：香港的房價收入比超過了47，為全世界第一，新加坡房屋數量佔比高達82％的組屋只有4.8，甚至只針對外國人和高收入者的私人住宅市場的房價收入比也只有21（低於中國大陸所有一線城市和許多二線城市）。 上述差距，可以歸結為新加坡採用了保障房制度，實現了「居者有其屋」的目標；而香港則採用了簡單地將住房視為商品和投資品的制度，結果政府大搞土地財政、開發商大發其財、中下收入群體無房棲身。然而，這種看法仍然流於表面，因為沒有涉及新加坡保障房制度的核心特徵和背後的機制。 從根本上說，保障房是政府以低於市場價格的方式分配（出售或出租）給無力按市場價格購買住房的居民。由於住房是一種特殊的稀缺資源，涉及基本公民權，因此當今世界任何一個政府，無論多崇尚市場，都必定會提供一定比例的保障房（香港其實也不例外）。 「保障」意味著，保障房的「價格」必定低於其市場價值。這是一個巨大的誘惑。面對這種誘惑，高收入家庭，特別是有一定權力或關係的高收入家庭，有很強的激勵偽裝成低收入家庭去「騙取」保障房。 中國前幾年廣受詬病的「開寶馬車住經濟適用房」怪象就源於此。另一方面，掌握公共權力的人，也有非常強的激勵通過保障房去尋租。這樣一來，雖然政府會設置嚴格的保障房的申請標準（收入情況、現有住房條件等）和公示制度，但是這些制度仍然經常會被突破，而且往往可能是在公權力部門的默許甚至配合之下。 前些年，在一些地方，經濟適用房幾乎蛻變成了專供公務員、事業單位和國有企業職工享受的一種福利，而且地段、面積也與「經濟」完全挨不上邊，原因就在這裡。 因此，為了保證保障房的非市場化分配的公平，除了規定只限低收入且住房條件欠佳者才能申請之外，通常還會設計一些旨在消除有能力購買商品房的高收入家庭「偽裝」成低收入家庭去申請保障房的激勵的機制。 用經濟學的術語來說，通過設計適當的機制，實現分離均衡，即，讓高收入家庭覺得，直接到市場上購買商品房比偽裝成低收入家庭申請保障房對它們自己更加有利，從而達到保障歸保障、市場歸市場的目標。 實現這個目標通常有以下兩種機制。 第一，截斷人們在獲得保障房後通過轉讓來套利的路徑，也就是說，不能把保障房的完整產權賦予購買者，讓他們無法在公開的市場交易中實現「財富升級」。中國以前規定，保障性住房（包括人才房和安居房）在一定年限後可以出售，就沒有做到這一點，結果導致尋租的大量出現。 第二，像一部電視劇中說的，「往賑災的米里滲沙子」，也就是說，有意將保障房從地段、面積、裝修標準、周邊配套等方面與商品房嚴格地區分開來，讓高收入家庭從一開始就不想去申請保障房。曾經有人建議保障房不要建單獨的廁所，這樣高收入家庭沒有激勵偽裝成低收入家庭去申請保障房了。 以上兩點，可以進一步總結為，通過產權市場上和住房品質上的嚴格隔離，來保證保障與市場的分離。 這是通常的經濟學分析的結論，也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在採用的通常做法。但是仔細觀察可見，新加坡似乎並沒有這樣做。首先，組屋在居住了一定年限後是可以出售的；其次，組屋的品質也相當高，與商品房相差不遠。 網路圖片 因此，新加坡模式區別於其他國家的核心特徵，或許恰恰就在於 「分離而不隔離」，即在上述兩種隔離不嚴格的情況下，實現了保障與市場的分離。原因何在？ 03 新加坡模式成功的關鍵：高效政府與尊重市場 上面的討論意味著，新加坡必定存在著某種特殊的機制，來實現保障和市場的分離。從大的方面說，這與新加坡的國家體制有關。 新加坡是一個政府非常高效、非常廉潔的國家，而且這種高效和廉潔與它作為一個由執政黨控制的法治國家的特點分不開。新加坡國父李光耀是律師出身，畢業於劍橋大學，要求任何行動都必須有法律依據，而且特彆強調貿易和商業法律的公平和國際化。 不過，在新加坡採用的由大選中勝出的多數黨組閣的威斯敏斯特體制下，執政的人民行動黨壟斷了議會90％以上的席位，於是擁有了完全的立法權，這是它可以非常高效地進行「依法治國」的基礎。 有個笑話稱，新加坡政府想進行拆遷，原來的法律規定要有80％的居民同意才行，但是現在只有70％的居民同意，怎麼辦？議會就連夜開會修改法律，改成70％同意即可，於是政府就可以馬上「依法拆遷」了。當然，最根本的是威斯敏斯特體制（是指沿循英國國會體制，奉行議會至上原則的議會民主制），然後才是威權控制，因為有了前者才能保證執政黨一直擁有保持廉潔的意志（不然會被反對黨取代），然後在此基礎上進行強有力的全面控制，與這種控制相對應的是民眾對政府的高度服從以及相應的對違規者的嚴厲懲罰。 當然，新加坡容易實現全面控制也與它的「小國寡民」的特點有關。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新加坡整個國家，在一定意義上類似於一個在內部管理中採用了市場原則的巨型家族企業。一方面，在應該運用權力的時候絕不遲疑，另一方面，對市場原則的利用又是非常徹底、普遍。 新加坡政府的高效和廉潔，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為把市場機制放到了第一位，即只有當市場失靈時，才由政府用行政手段來解決問題。相應地，新加坡的官員的薪酬是完全與市場接軌的，也是全世界最高的。 政府的高效、官員的高薪，以及相對應的民眾的高度服從及對受到嚴厲懲罰的戒懼，可能是新加坡模式得以成功的一個重要機制。這一方面保證了從征地到組屋分配的整個過程的極低成本，另一方面則通過直接增大官員和民眾違規的機會成本，使得擁有公權力的官員和民眾都沒有太大的動力去尋租。 當然，新加坡模式也有平庸化的可能。一個跡象是，近幾年來，新加坡二手組屋的價格出現了非常迅猛的上漲勢頭，甚至有人認為存在泡沫化的可能，這也許會對原來有效的機製造成巨大的壓力。 在當前的中國，學習新加坡模式，在商品房市場之外重新建立保障房的呼聲相當強烈。確實，大規模啟動保障房建議，除了保障民眾的基本居住權之外，對推動經濟復甦可能也有很大益處。不過，新加坡住房制度有它的獨特性，不可以貿然照搬。 網路圖片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風聲OPINION
好消息：中國傳媒大學又火了。 壞消息：物理意義上的。 網路圖片 就在五月二十五日，在北京陰冷的雨天的凌晨，一股濃煙再次在中國傳媒大學升起。半年以來，中傳已經燃氣了三把大火。整部《三國演義》，也不過烏巢赤壁夷陵三把火，你傳的風水確實遠在其他211之上。 迴旋鏢紀元三年，你傳終於發布了官方通告。無愧於中國傳媒大學之名，其筆法之水準堪比重慶警方。就像殖乎刪掉胖貓的內容一樣，你傳在小紅書上的相關話題更是難尋蹤跡。張雪峰臨近高考隨便說兩句話，不僅把梨31送進了新聞學院，也讓新聞學的魅力更加發揚光大。 網路圖片 住在八十年代的復古式公寓里，六到八個人聚居在不如大多數四人間大的商務空間里，火災想必是必然會有的事情。不過學校給食堂外面加裝3D大屏，在平地上建橋，修建現代化的新辦公樓，安裝孫悟空都想鑽進去的大石頭，想必對於宿舍的翻新也早已提上了日程。想到自己等到通知就能住進21世紀水準的宿舍，不由得在自由的空氣和土地中感謝領導。 有人批判道，這種事情在出人命之前永遠沒有人管。但見識過寶雞市新晉名校（疊個甲，說的不是我的高中母校）之後他就會明白，大多數時候出了人命也沒有人會管。相比之下，中傳在二把火之後能夠貼兩張禁煙海報，我覺得已經遠遠超過了我的預期。 網路圖片 除了中傳對於大火的熱愛之外，似乎還存在著諸多坊間傳言。比如說空殼公司亂收租金之類的，不過這種東西已經司空見慣，學校里的人也已經習慣了高額的食堂價格。就像是房地產現在開始援神啟動了一樣，對於我們平民老百姓來講，大多數好事是輪不到我們的。對於這種東西也只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當然，我們用答歷史題的術語來講，從一定程度上講——尤其是對於新聞人而言——這種事情還是有著豐富的啟示與意義。我們看到了在這種惡性事件下，熟讀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的傳媒領導們是如何運用無形的大手讓學校全身而退，讓我們這些初入新聞行業的小登知道了新聞學的魅力所在，以及新聞學應當如何服務於該服務的人。偉大，無需多言。唯一的遺憾便是，這件事如果寫成深度報道會相當精彩，可惜期末作業沒辦法寫這個。 網路圖片 相較於絕大多數人的尖銳批判，我似乎沒有太多想要去批判的。還是那句話，我們是平民老百姓，那些好事是輪不到我們的。在迴旋鏢紀元，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獨善其身，在迴旋鏢一次次打來的時候，我們會看見某些群體被撕下人皮後的模樣。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李三一的零碎理論
看到一則新聞，著實小小地噫吁嚱了一下。 上海新發布的2023年總和生育率0.6。相比之下，近年一直被認為是世界生育率最低的韓國，2023年生育率0.72，就被驚呼「世界最低」。考慮到韓國事實上有一半的人口聚居在與上海人口差不多的首爾京畿地區，上海新統計錄得的0.6應該刷新了世界最低生育率的大都市紀錄。 網路圖片 生育率降低是一個全球現象。即使在被認為是生育率高企的非洲，近年來也面臨生育率不斷下降的趨勢。 從進化心理學的角度，人類作為地球生物物種之一，自然的生育率水平是長達百萬年的叢林演化平衡的結果。但是，現代醫學的昌明打破了自然的平衡。拜現代醫學所賜，嬰兒死亡率和出生後夭折率相比之前都極大幅度下降，再加上平均壽命的不斷提高，人口與環境資源的平衡被打破，人口呈現出加速增長的趨勢。這也就是1952年在印度孟買成立國際計劃生育聯合會（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IPPF）的背景。中國1983年加入該組織。 在IPPF試圖通過呼籲和倡導有計劃的生育節制來緩解世界人口加速增長趨勢的同時，全球性的人類生育意願確實也呈現出降低趨勢。 不過，與其說是像IPPF這樣的組織在不遺餘力地宣揚和倡導生育節制產生了影響，毋寧說是現代生活方式降低了人類的生育意願。 「二戰」結束後，人類社會才算是進入現代。現代生活方式的特點是就是聚居在大都市，娛樂方式豐富而多元，生養子女的成本越來越高。這裡講的「成本」可不僅僅是經濟成本，更主要指的是心理成本。因為生養子女而導致的職場損失，性和愛情機會損失，娛樂和社交受到限制，更換生活方式變得異常艱難。這些都是都市生活中生養子女要付出的心理成本：職場期待、社交期待、娛樂期待、愛情與性期待都將大幅降低。 都市化的現代生活伴隨生育率下降的還包括初婚年齡的不斷延後。像上海發布去年統計的生育率數據，同時也報告了初婚統計數據，上海平均初婚年齡為31.66歲，相當於本科畢業後差不多十年才步入婚姻。 下圖是山田昌弘《新型格差社會》書中引的一張圖。圖中標出了1980～2020年各國的生育率曲線，從上到下依次是法國、美國、泰國、芬蘭、德國、日本、韓國。 網路圖片 從圖中不難看出，從1990年開始，各國的生育率就普遍降低到維持人口的世代更替水平（2.0）以下，近年以來，多國更是降低到1.5，韓國更是降低到1.0以下。 雖然世界各國都面臨生育率下降的趨勢，東亞社會尤為嚴重。日本、韓國的生育率低於美國和歐洲。不僅日、韓如此、台灣、香港地區、澳門地區、新加坡也與此類似。 網路圖片 東亞國家和地區，除了北朝鮮沒有數據可以比較，所謂的儒家文化圈都呈現出相比世界水平更明顯和嚴重的生育率下降。 東亞社會之所以普遍錄得比歐美更明顯和嚴重的生育率下降，普遍的看法是東亞社會的文化高度重視子女教育，導致生養孩子的成本的高企程度相比歐美更甚。東亞社會的特點是人口密度大，資源或優質相對稀缺，重視子女教育的結果就導致生養孩子對人們生活方式和生活質量更大程度的限制和下降。對很多東亞夫婦來講，生養孩子意味著自己人生將付出巨大的犧牲。 相對而言，日本反而是東亞相對來說生育率最高的國家地區。下面是中日兩國1990～2022年總和生育率的對比圖。由於中國進入現代社會相比日本要晚至少30年，1990年中國在嚴格實行計劃生育的情況下，總和生育率都遠高於日本（2.51:1.54），高出62.9%。 網路圖片 中國社會的總和生育率拐點發生在2016年，從這一年開始，中國的生育率數據斷崖式下降。有趣的是，2015年中國政府開放二胎政策發布，結果第二年開始生育率就斷崖式下降。2020年是另一個拐點，中國社會的生育率開始比日本更低，2022年中國生育率數據明顯低於日本（1.07:1.26），比日本低15.1%。 2016年生育率的拐點很難用前述現代都市生活方式和東亞教育內捲來解釋，它具有中國社會的特異性。低工資、低福利、高房價、高教育成本、高醫療成本的「兩低三高」民生政策最終反映在生育率數據上。 2016年前後，90後年輕人開始進入婚育期。前輩80後一代的高離婚率，高槓桿房貸、高強度教育內卷給90後的新一代做出了警醒示範。伴隨生育率的斷崖式下降，近十多年的結婚率也在絲滑地一路「滑翔」沖底。 網路圖片 上海不過是三重因素的最大程度疊加：現代都市生活方式、東亞式教育內卷、中國式「兩低三高」，0.6的總和生育率就是這樣煉就的。 噫吁嚱，危乎低哉！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唐師三百手
人民因皇上的欺詐而變得愚蠢 皇上因人民的愚蠢而欺詐得逞 我們只聽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卻從未有「治國平天下，匹夫有權」一說，只講責任，不給權力，需要百姓出力時就說「匹夫有責」，匹夫沒有權力，又談得上什麼責任呢? 中國數千年歷史文化中，從來都沒有「天賦人權」和「社會契約」學說，沒有民眾參政傳統，多數人也不認為自己有這個權利。儒家講究「修身齊家」，在修身中泯滅獨立個性，因為高度中央集權的官僚機構、絕對君主制和宗法制，本質上都和「個人權力」水火不容。在被極端異化的儒家統一思想的浸潤之下，習慣於等級化社會，三六九等，人人都清楚自己的位置，卻很少人想過自己的處境因何而來，從小受到的教育不外乎「服從」「迎合」，因為這是「忠孝」所要求的，那就是無條件聽話。 有學者說，中國人下「愚」而上「詐」。人民因皇上的欺詐而變得愚蠢，專制皇上因人民的愚蠢而欺詐得逞，下因上「詐」而「愚」，上因下「愚」而「詐」。 文化與信仰的專制統治很神奇，它摧毀你的身心，卻不令你感到異樣和痛苦，甚至還沉浸其中而津津樂道，讓你變得智力混沌而不會獨立思考，從而順從專制君王的統治。 以「群儒首」董仲舒為代表的偽儒思想便是專制主義推崇的這種文化與信仰，歷代專制君王在前赴後繼的儒家學派的推動下對孔子學說加以異化，神化專制王權，欺詐天下臣民，維持道德的同一性、統一性，讓任何不同的聲音都淹沒在不容置疑的思想暴戾之中，以維護皇權專制統治秩序。 那麼，孔子開創的的正統儒學是如何被極端異化而成為專制統治的幫凶的呢？ 我們從孔子核心思想「孝」的演變便可觀其端倪。孔子認為「孝」是「為人之本」。「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然而，曾子卻將家庭倫理的孝道引入到國家層面的孝治：「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曾子把孔子對於父子之間的孝道推擴開來，認為對君主不忠誠、任官蒞事不虔敬，甚至臨戰出征無勇力都是不孝的表現。 曾子之「孝」已遠遠超出純粹的贍養父母，將其延展到「齊家治國平天下」，將「孝」從一種事親之「德」提升到一切天地之「道」。在此鋪墊之下，秦漢後出現《孝經》，給予孝道以理論上的提升，稱「夫孝，始於事親，忠於事君，終於立身」「孝之大，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孝」從侍奉父母出發，延伸為天經地義的道德準則，構成皇權專制倫理的基石，用這樣一部「經典」的方式凝固下來，以至於成為治國的標準，歷代君王加以拔高、異化而推廣行之。 當「孝」成為了一種權力和權術，就徹底與孔子儒學原意背道而馳了，新偽儒學作為一種個人修養、道德品質，卻進入了政治權力和國家治理的剛性制度之中。 《孝經》成為儒家經典之後，是否具備「孝」的品德在國家的人才選拔中發揮著極大作用，「舉孝廉」成為一種選拔機制而長久地存在。加之法家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理論與儒家的禮樂思想結合起來，更是迷惑人民數千年。 得了「禮樂壯皇威」好處的劉邦，將儒家奉為上策，專程從長安一路顛簸到山東曲阜，以「太牢之禮」祭拜孔子。「身為皇帝而親自祭孔子，劉邦是第一人」，皇帝尊孔，劉邦是始作俑者。 漢初儒家主張將仁政與法治結合起來，以德為主，以刑為輔，重視道德教化。董仲舒對儒學進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造：天人感應論，使倫理道德神學化；君權神授說，為君主專制的合理性提供了神學的論證；三綱五常說，進一步強化了儒家的宗法思想。 西漢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議，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終於找到了一種最適合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政治制度所需要的倫理基礎。自此，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發展，儒家思想成為此後二千年間專制王朝統治人民的正統思想。 兩千多年裡，王莽將孔子追封為「褒成宣尼公」。北魏孝文帝尊奉孔子為「文聖尼父」。唐玄宗做得更出格，他專門遣尚書左丞相裴耀卿到國子廟冊贈孔子為「文宣王」，給予孔子被南向朝拜的權威資格。唐玄宗還為儒學經典《孝經》作註：「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是道德、教化的「至要之義」，在價值觀上確立國家的導向。宋真宗加謚孔子為「至聖文宣王」，宋仁宗改封孔子後嗣為「衍聖公」。宋後的元武宗加封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王」。清順治皇帝雖改稱孔子為「大成至聖文宣先師」而不再稱王，但到了咸豐皇帝，又將祭孔禮典升格為大祀，行三跪九叩之禮。 難怪豫才要說：孔子早就有了「文宣王」這個「闊得可怕的頭銜」。仲尼這位胸懷開闊、誨人不倦的智者卻在徒子徒孫造神運動下，被塑造成不可侵犯的聖人，在歷代皇帝前赴後繼的授封之下躺著成為專制統治的幫凶。 儒家思想成為社會思想意識形態的單極，沒有了百家爭鳴的局面，桎梏民族思維，使學術自由從此成為後代士子的奢望，中華民族為此付出極其高昂的代價。 幾千年來的皇權專制社會，代代傳授的不外乎《四書》《五經》，中國人基因中的忠孝倫理思想都是被極端異化的儒家思想與專制統治結合的結果，從而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德治」淹沒了「法治」，臣子淪落到以自稱奴才奴婢為榮，君臣子民關係淪落為主奴關係，最終把人變得不會思考了，變成了傻子。 個人言行必須符合禮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只有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時，社會才能達到「治」。儒家的政治原則是維護統治「質爾人民」使社會安定，而非個人的權益保護與生產力創新。 有學者認為，儒家對個性是深惡痛絕的，其修身是按照聖人的方式去求道，道只有一個，那麼成功的修身就會產生出許多類似性格，而不是獨特個性。合乎道，正是要擺脫個性。 儒家對「個性」最大的限制則在於統治階級維護的等級制框架。儒家的最高道德原則是「忠君報國」，要求個人作出一切犧牲來達到它，儘管忠君和報國常常相互矛盾，置人於兩難，君王有錯，大夫有責任去諫甚至死諫，但為什麼要為一個執迷不悟的君王而非死不可呢？ 多少忠臣最後像狗一樣被殺，沒有任何法律可以保護他們不受皇帝個人好惡的迫害，抗議的途徑就是自殺。那怕官至極品，也仍然處於君王的生殺之下，因為國家是一姓之天下，儒法等級制度要求，地位低的人對高的人絕對服從，忠孝是美德，那怕愚忠愚孝。 一個人的生命存續都被別人攥著，還談什麼個人權利與個性創新呢？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鹽族
據機構媒體核查的寥寥消息看，太原多座橋樑連續發生跳橋輕生事件。但具體多少人跳橋，他們是得救還是死傷，自殺原因為何，詳情一概不知。官方的回應是「個人原因」，這意思是不算是公共事件，可它們確實引發了相當強烈的輿論反響。 在事實並不明朗的情況下，輿論中出現了大膽的猜測，終於眾口一詞地，將這些跳橋的人描繪為窮困潦倒的年輕人，將他們歸納為太原低收入環境的受害者，因為經濟困頓，走上絕望之路。這是一個目前流行的、眼看著被多數人接受的因果假定。 老實講，除非連續跳橋自殺之人的個資被清晰掌握，否則在轉述或附和前述推測時仍需謹慎。但是，五月至今，若跳橋的個案真像傳言的那樣密集，除了自殺者之間可能的模仿效應外，恐怕確實要深研其共性，哪怕並不能從根本上杜絕。 將連續跳橋者的畫像放在低迷的地方經濟場景中，試圖理出一個確切的解釋，反映出社會大眾對這一現象的強烈不安。而這種不安感，按照面目不清的跳橋者——交頭接耳的傳言者——焦慮的輿論參與者次第傳播，瀰漫成整體疑惑的最新內容。 但凡在某地集中出現系列極端個案，拋開不同的個體特徵不談，一定預示著這些人在生存環境中遇到了共同的難題，激發出共同的心境，以致於他們選擇了同一種方式，以極其駭人的行為自殘或製造社會影響。某種意義上。他們的選擇就是他們的表達。 往前看，與太原系列跳橋事件類似的場面，是富士康員工的連環14跳自殺事件。搜狗百科顯示，這些密集的自殺事件發生在2010年1月23日到11月5日間，據信與富士康超負荷運轉及枯燥的生活環境有關，年輕員工被生產線異化直至壓垮。 賈樟柯用電影《天註定》的片斷表現了這個歷史場景，片中打工仔 沒有任何片言隻語的宣告，徑直從宿舍樓走廊翻身墜下，其樸素至極的自殺動作是向《燦爛人生》中馬里奧自殺場面的致敬。在當時情況下，富士康對人的異化成為眾矢之的。 在富士康連環自殺事件之後，2011年至2014年4月間，廣州頻繁出現了85起跳橋維權事件。與太原跳橋者求死不同，廣州跳橋者是為求生，這些來自粵省內外等地的人將登上海珠橋、獵德橋當作發聲控訴冤屈的高地，製造了極具轟動效應的年度現象。 這些人之所以選擇攀登海珠橋，不僅因為它是一座有歷史淵源的鐵橋，更因為橋面相對狹窄，一旦爬上橋去，救援與處置隨即會封堵南北交通進而阻斷這條連接廣州鬧市的南北通道。因為這一預見的後果，作勢跳橋的人將獲得更大的關注度。 為了應對接連出現的跳橋者，海珠橋南北端設置了保安崗亭，但還是攔不住，接著在橋樑上布設鐵荊棘，可因為海珠橋結構容易攀援，這些人防與技防措施皆有漏洞，跳橋者仍然可以成功登臨。媒體集中報道，直到一個轉折的到來。 那次，一名外地跳橋者成功攀上海珠橋橫樑後，交通管制、緊急處置、喊話談判等程序如常展開。誰知道，一個廣州老伯像猴子樣輕巧地上橋，悄悄逼近跳橋者身後，猛一把將其推落到下面氣墊上。市民出手，象徵著人們對跳橋者的不耐煩升至頂點。 推落跳橋者的老伯受到圍觀市民的熱烈歡呼，前者開始意識到形勢變化，不再利於他們的訴求。隨即，廣州媒體執行一種新的報道策略，冷處理跳橋者，不再將其置於焦點位置。進一步地，將他們定義為「惡意跳橋者」，甚至支持追究他們擾民的刑責。 自此，趕赴廣州的跳橋秀很快絕跡。但與廣州系列跳橋秀相比，太原跳橋者是徘徊在生死線的絕望之人，一心求死，全心全意求速死，對自身的不幸或痛苦選擇了自裁的終極辦法。另外，他們獲得了廣泛的同情，很像廣州跳橋者早期受到的禮遇。 之所以在談論太原跳橋者事件時，列舉歷史上的廣州跳橋者，是因為他們之間猶如草蛇灰線般的聯繫。他們在走上大城市橋樑時，雖然帶著各自不同的苦衷，有著具體且不盡相同的經歷，但一些宏觀的命題，將不同時空的他們連接起來。 這些孤獨的、下落不明的跳橋者在他們的生活中默默無聞，最後也不會被記住姓名，但他們翻過橋樑的舉動，並不能被簡單概括為自生自滅的「個人原因」，理應追尋這些絕望下墜之前、之後的社會原因與普遍問題。跳橋者縱身一躍所劃開的裂縫，當引出叩問之舉。 在感嘆太原跳橋者的輿論中，充斥著「死都不怕，為何偏偏懼怕活著」的泛泛之談，這是事實遠遠落後於情緒、背景探尋未能有效開啟的必然結果。十多年來，追問富士康對人的異化，竟珍貴如曇花一現的努力，而在廣州跳橋者遭厭憎後，太原跳橋者又將呈現何種寓意？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舊聞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