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是清退余额，还是广大用户吐槽的注销难，运营商谨慎处理没有错，但不能给用户层层设限、让人进退不得。若明明可以灵活处理，非要死守规则，那就是刁难人。 据华商报报道，辽宁沈阳残障人士朱先生前往中国移动营业厅给去世父亲注销手机号，因为卡上有194元余额，营业厅要求老人健在的兄弟姐妹子女全部到场，签署证明放弃继承该号，否则无法办理业务。 朱先生表示，把亲属召集到营业厅很不现实。移动客服表示，不是刁难，这是中国移动统一要求。这样规定是怕出现财产纠纷。 视频截图 舆论普遍非常反感营业厅的做法。 据朱先生所说，父亲的手机号本来就是他办理的，平常也是由他交钱，他父亲去年7月去世以后，他们经常接到骚扰电话，出于安全考虑，才由他来营业厅办理注销手续。 而且他还是残疾人，腿上装着假肢，自己跑一趟不算，还得把老人的其他亲属都叫到营业厅来，就为了这190块钱，如此兴师动众，很难不让人对营业厅的做法心里有气。 当然，对于移动营业厅的要求，也有人认为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毕竟手机号还有剩余话费，不管多少，都是机主的个人财产，营业厅如果不管不问就给朱先生办理了注销，把手机号里的余额都退给了他，日后其他有继承权的直系亲属以此为由，来质问营业厅，营业厅又该如何处理？ 虽然这次仅有190元，那如果钱再多一点，甚至像视频里营业员说的“要是余额有19万”呢？其他子女真的没有意见吗？ 不过，营业厅虽然有苦衷，但根子上还是怕承担责任。 正常人谁会在手机里充好几万呢？横竖不过几百元的事，就算继承人之间有纠纷，有几个人会为了这么点钱揪着营业厅不放？ 只要站在用户的立场，少一点免责的意识，多为用户创造方便，这种问题就迎刃而解。 比如可以借鉴银行的做法，2021年出台的《关于简化提取已故存款人小额存款相关事宜的通知》，取消了第一顺序继承人、公证遗嘱指定的继承人或受遗赠人提取已故存款人1万元以内存款的公证要求。 也就是说，根据这个要求，只要在1万元以内，第一顺序继承人申请提取已故存款人的存款时，不用再提供公证书。 这个制度大大简化了继承人提取已故亲属存款的流程，为人们提供了便利。 相比手机号余额，银行存款涉及的金额显然更大。连银行都能出台这样的制度方便储户，手机运营商还用所谓的继承权纠纷来为难用户，实在说不过去。 网络图片 事实上，不仅是朱先生要回余额难，新闻评论区也有很多网友吐槽手机号注销难。前两年，跨省注销手机号必须得回注册地的新闻经常见诸报端。 一些消费者反映，哪怕是找熟人代办都困难重重，而自己为了注销个手机号，单独跑一趟又实在不划算。 当时手机运营商也是用保护消费者数据安全等看似为你好的理由来回应，但其实这背后是运营商本身因为数据系统“划地自守”、难以互联以及迫于考核压力，没有积极为用户提供便利的主观意愿。 就算不涉及跨省办理和余额清退问题，很多人反映，线下销户也很不方便，比如不是所有营业厅都能办理销户，只有直营的营业厅才能办理，加盟的就不行。 如果不提前问清楚，用户要想线下销户，很大概率得白跑一趟。 在舆论千呼万唤之后，运营商的“线上销号”服务终于姗姗来迟。然而据人们观察，如今并非全部地方都能享受到这项服务，而且就算有这项服务的地方，还是有各种障碍。 比如朱先生如果想“线上销号”，必须要视频认证，而他父亲已经去世，人脸识别这一关就过不去。 现在手机号都是实名制，如果不及时销户，很有可能牵扯到用户征信以及数据金融安全等种种问题。 朱先生线上销号办不了，线下亲戚又凑不齐，如果营业厅固执己见，这190元的余额要么个人想办法花掉，要么就只能放弃，便宜运营商。 总之，无论是清退余额，还是广大用户吐槽的注销难，运营商谨慎处理没有错，但不能给用户层层设限、让人进退不得。 若明明可以灵活处理，非要死守规则，那就是刁难人。 用户种种堵点痛点背后的根本原因，不管是需要解决的技术难题，或是其他的利益考量，还是出于僵化的规则，运营商都该完善服务，不该一味让用户承担不合理的成本，表面上还打着为用户考虑的旗号。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四环青年
谈及保障房，全球最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国家可能是新加坡。所谓新加坡模式，其核心是廉价组屋，并形成“廉租房→廉价房→私人住宅”的阶梯化供应体系。其中，廉价房覆盖总人口的比例约为80%。 中国房地产政策迎来巨变，多家媒体用“史诗级”来形容近几日接连出台的救市政策。截至5月17日，首套房首付比例已经下调至15%，公积金利率下调0.25%，并且取消了商品房利率下限。 此外，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陶玲宣布，央行将设立3000亿保障性住房再贷款，支持地方国有企业以合理价格收购已建成未出售商品房，用作配售型或配租型保障性住房，预计将带动银行贷款5000亿元。 这意味着国企将直接进入房地产收购房屋，保障房市场将迎来大发展。 谈及保障房，全球最值得借鉴和学习的国家可能是新加坡。所谓新加坡模式，其核心是廉价组屋，并形成“廉租房→廉价房→私人住宅”的阶梯化供应体系。其中，廉价房覆盖总人口的比例约为80%。 尽管关于新加坡的住房制度，似乎每个人都能说上几句（比如说住房自有率超过了90％、80％的新加坡人都住在由政府提供的廉价而精美的组屋中，等等），但是它的核心特征以及背后的基本机制是什么，却没有多少人深入细究过。 此时正值中国房地产政策巨变之际，有必要深入了解新加坡的“保障房制度”，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 01 新加坡住房模式：远比你想的复杂 粗略地说，保障性住房的新加坡模式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保障性住房由政府供给，并由政府制定价格。 新加坡房地产的主要供给是由政府建屋发展局（HDB）开发的保障性的组屋，覆盖了大约82％的新加坡人，而商品性的私人住宅则主要面向没有资格购买组屋的外国人和少数高收入新加坡公民。 组屋的供给做到了“应需而建、供给充分”，其基本流程是，建屋发展局宣布建屋计划，在申请期内如果申请购买的人数达到计划的65％-70％，就动工建房，如果达不到则修改计划，所以新加坡人申请组屋基本上几乎没有排队轮候期。一经购买，组屋的产权就属于购买者所有。此外还有供租赁用的组屋（相当于中国的“廉租房”），占比不到5％。 定价以居民平均收入水平作基础，通常是以90％的首次申请者可负担三房组屋价格，70％的首次申请者可负担四房组屋价格为标准。一般来说，新开发组屋一般比二手组屋市场的价格低30％左右，且政府的目标是保证新开发组屋的房价收入比控制在4上下。如此低的价格，自然需要大量的政府补贴，例如在2015至2020年间，政府补贴平均占到组屋销售收入的31.8％。 2、严格的购买资格限制和内部流转限制。 组屋仅限新加坡公民购买，且申请者必须在国内外没有房产；单身人士得到35岁才能申请；两居室申请者的月收入不能超过6000新元，四居室的申请者收入不超过1.2万新元，等等；即使是新加坡永久居民，也只有购买二手组屋的资格。另外，每年新增的公民和永久居民的数量也相当有限。 新加坡对组屋的定位是“以自住为主”，限制居民购买、出售组屋的次数。法律明确规定，新的组屋在购买5年之内不得转售，也不能用于商业性经营。如果实在需要5年内出售，必须到政府机构登记，不得自行在市场上出售，而且组屋也只能出售给新加坡公民或永久居民。如果有人想虚报收入“占便宜”，在买房子的时候提供虚假文件，一旦罪名成立，将会被处以5000新元的罚款或者判处最高6个月的监禁，或者二者兼罚。 3、土地制度、税收制度和公积金制度相互配合支撑保障性住房，摒弃土地财政。 房地产最大的成本是土地成本，新加坡规定，除了公共利益需要之外，“住宅、商业或工业区开发”需要也可以把土地收归国有，当然后者需要付出一定补偿，但是征收价格一直压得很低，直到2007年才修改为参照土地被征收时的市场价格，但是那时新加坡国有土地占比已经从1960年时的44％提高到接近90％了。 同时，新加坡的土地出让金是以政府储备资金的形式缴纳到国库，并需由总理和总统共同签署方可使用的，这就限制了政府通过大规模出售土地以增加财政收入的能力，因此在新加坡不存在“土地财政”，房地产业也不是新加坡支柱产业。 其次是税收制度。买卖组屋有非常高的印花税。对公民，第一套组屋不征收，第二套税率为12％，第三套及以上则为15％；对永久居民，第一套5％，第二套及更多时征收15％。对外国人购房的印花税长期高达30％，2022年为了抑制市场过热，更是直接翻倍到了60％。 此外，还有针对房地产的财产税，税基为测算的房屋年租金，税率按照0％-20％的累进制，且自住房屋远低于非自住房屋，如一个90平方米三居室在自住的情况下适用的财产税税率为4％，出租的情况下适用税率为15.5％。 网络图片 再次是公积金制度。新加坡建国以来一直推行强制性的公积金制度，上个世纪70 年代开始逐步提高了缴存率，此后缴存比例一直维持在30％以上，上个世纪80年代中央公积金总缴存比例甚至一度达到了50％，目前为37％（其中雇员缴纳收入的20％，雇主缴纳17％）。不过，新加坡的公积金，大体上相当于中国的“五险一金”，而不仅仅是住房公积金。这样，在购房组屋的时候，就可以用公积金支付首付。 这种“强制储蓄”除了使人们有积蓄去支付首付之外，还给政府建设组屋提供了资金支持（因为大部分公积金用于购买政府债券，再由政府将出售债券所得资金以专项资金支持计划的形式提供给建屋发展局），同时公积金的投资收益又支撑了为购房者提供的优惠贷款利率。 4、组屋地段上佳、配套完善、品质很高，且由政府维护。 组屋配有划好车位的停车场，拥有游泳池、儿童游乐场所等公共设施；中小学、社区医院，诊疗所和商业及社会服务网点，都围绕组屋布点，因此不论住在哪里，居民都不会感到生活不便。此外，工业园区附近一般也会有配套的组屋区。 特别是近年来针对中高收入人群开发的大户型组屋的品质，已经不亚于私人公寓。此外还出现了EC公寓，专门用于改善夹心层的住房，其价格大体上相当于私人住宅价格的60％。 此外，政府每7至8年就会重新粉刷组屋，并制定更新计划，更换损耗的设备。 02 核心问题：如何避免有钱人套取保障房获利？ 许多人经常用香港来衬托新加坡模式的优越性。它们是亚洲相互辉映的两颗明珠，彼此之间存在着诸多相似之处：都是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都通过低税率环境和优秀的法治、社会服务等营商环境吸引外资打造总部经济，而且面积和人口也相差不远。 新加坡和香港之间最大的区别可能就是房地产了。新加坡的人均住房面积从建国之初的不到6平方米提高到了至现在超过30平方米，住房自有率高达90.9％，相比之下，香港人均住房面积不到15平方米，住房自有率刚刚超过了50％。 至于房价差距——用房价收入比来衡量——就更明显：香港的房价收入比超过了47，为全世界第一，新加坡房屋数量占比高达82％的组屋只有4.8，甚至只针对外国人和高收入者的私人住宅市场的房价收入比也只有21（低于中国大陆所有一线城市和许多二线城市）。 上述差距，可以归结为新加坡采用了保障房制度，实现了“居者有其屋”的目标；而香港则采用了简单地将住房视为商品和投资品的制度，结果政府大搞土地财政、开发商大发其财、中下收入群体无房栖身。然而，这种看法仍然流于表面，因为没有涉及新加坡保障房制度的核心特征和背后的机制。 从根本上说，保障房是政府以低于市场价格的方式分配（出售或出租）给无力按市场价格购买住房的居民。由于住房是一种特殊的稀缺资源，涉及基本公民权，因此当今世界任何一个政府，无论多崇尚市场，都必定会提供一定比例的保障房（香港其实也不例外）。 “保障”意味着，保障房的“价格”必定低于其市场价值。这是一个巨大的诱惑。面对这种诱惑，高收入家庭，特别是有一定权力或关系的高收入家庭，有很强的激励伪装成低收入家庭去“骗取”保障房。 中国前几年广受诟病的“开宝马车住经济适用房”怪象就源于此。另一方面，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也有非常强的激励通过保障房去寻租。这样一来，虽然政府会设置严格的保障房的申请标准（收入情况、现有住房条件等）和公示制度，但是这些制度仍然经常会被突破，而且往往可能是在公权力部门的默许甚至配合之下。 前些年，在一些地方，经济适用房几乎蜕变成了专供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职工享受的一种福利，而且地段、面积也与“经济”完全挨不上边，原因就在这里。 因此，为了保证保障房的非市场化分配的公平，除了规定只限低收入且住房条件欠佳者才能申请之外，通常还会设计一些旨在消除有能力购买商品房的高收入家庭“伪装”成低收入家庭去申请保障房的激励的机制。 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通过设计适当的机制，实现分离均衡，即，让高收入家庭觉得，直接到市场上购买商品房比伪装成低收入家庭申请保障房对它们自己更加有利，从而达到保障归保障、市场归市场的目标。 实现这个目标通常有以下两种机制。 第一，截断人们在获得保障房后通过转让来套利的路径，也就是说，不能把保障房的完整产权赋予购买者，让他们无法在公开的市场交易中实现“财富升级”。中国以前规定，保障性住房（包括人才房和安居房）在一定年限后可以出售，就没有做到这一点，结果导致寻租的大量出现。 第二，像一部电视剧中说的，“往赈灾的米里渗沙子”，也就是说，有意将保障房从地段、面积、装修标准、周边配套等方面与商品房严格地区分开来，让高收入家庭从一开始就不想去申请保障房。曾经有人建议保障房不要建单独的厕所，这样高收入家庭没有激励伪装成低收入家庭去申请保障房了。 以上两点，可以进一步总结为，通过产权市场上和住房品质上的严格隔离，来保证保障与市场的分离。 这是通常的经济学分析的结论，也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在采用的通常做法。但是仔细观察可见，新加坡似乎并没有这样做。首先，组屋在居住了一定年限后是可以出售的；其次，组屋的品质也相当高，与商品房相差不远。 网络图片 因此，新加坡模式区别于其他国家的核心特征，或许恰恰就在于 “分离而不隔离”，即在上述两种隔离不严格的情况下，实现了保障与市场的分离。原因何在？ 03 新加坡模式成功的关键：高效政府与尊重市场 上面的讨论意味着，新加坡必定存在着某种特殊的机制，来实现保障和市场的分离。从大的方面说，这与新加坡的国家体制有关。 新加坡是一个政府非常高效、非常廉洁的国家，而且这种高效和廉洁与它作为一个由执政党控制的法治国家的特点分不开。新加坡国父李光耀是律师出身，毕业于剑桥大学，要求任何行动都必须有法律依据，而且特别强调贸易和商业法律的公平和国际化。 不过，在新加坡采用的由大选中胜出的多数党组阁的威斯敏斯特体制下，执政的人民行动党垄断了议会90％以上的席位，于是拥有了完全的立法权，这是它可以非常高效地进行“依法治国”的基础。 有个笑话称，新加坡政府想进行拆迁，原来的法律规定要有80％的居民同意才行，但是现在只有70％的居民同意，怎么办？议会就连夜开会修改法律，改成70％同意即可，于是政府就可以马上“依法拆迁”了。当然，最根本的是威斯敏斯特体制（是指沿循英国国会体制，奉行议会至上原则的议会民主制），然后才是威权控制，因为有了前者才能保证执政党一直拥有保持廉洁的意志（不然会被反对党取代），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强有力的全面控制，与这种控制相对应的是民众对政府的高度服从以及相应的对违规者的严厉惩罚。 当然，新加坡容易实现全面控制也与它的“小国寡民”的特点有关。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新加坡整个国家，在一定意义上类似于一个在内部管理中采用了市场原则的巨型家族企业。一方面，在应该运用权力的时候绝不迟疑，另一方面，对市场原则的利用又是非常彻底、普遍。 新加坡政府的高效和廉洁，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把市场机制放到了第一位，即只有当市场失灵时，才由政府用行政手段来解决问题。相应地，新加坡的官员的薪酬是完全与市场接轨的，也是全世界最高的。 政府的高效、官员的高薪，以及相对应的民众的高度服从及对受到严厉惩罚的戒惧，可能是新加坡模式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机制。这一方面保证了从征地到组屋分配的整个过程的极低成本，另一方面则通过直接增大官员和民众违规的机会成本，使得拥有公权力的官员和民众都没有太大的动力去寻租。 当然，新加坡模式也有平庸化的可能。一个迹象是，近几年来，新加坡二手组屋的价格出现了非常迅猛的上涨势头，甚至有人认为存在泡沫化的可能，这也许会对原来有效的机制造成巨大的压力。 在当前的中国，学习新加坡模式，在商品房市场之外重新建立保障房的呼声相当强烈。确实，大规模启动保障房建议，除了保障民众的基本居住权之外，对推动经济复苏可能也有很大益处。不过，新加坡住房制度有它的独特性，不可以贸然照搬。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风声OPINION
好消息：中国传媒大学又火了。 坏消息：物理意义上的。 网络图片 就在五月二十五日，在北京阴冷的雨天的凌晨，一股浓烟再次在中国传媒大学升起。半年以来，中传已经燃气了三把大火。整部《三国演义》，也不过乌巢赤壁夷陵三把火，你传的风水确实远在其他211之上。 回旋镖纪元三年，你传终于发布了官方通告。无愧于中国传媒大学之名，其笔法之水准堪比重庆警方。就像殖乎删掉胖猫的内容一样，你传在小红书上的相关话题更是难寻踪迹。张雪峰临近高考随便说两句话，不仅把梨31送进了新闻学院，也让新闻学的魅力更加发扬光大。 网络图片 住在八十年代的复古式公寓里，六到八个人聚居在不如大多数四人间大的商务空间里，火灾想必是必然会有的事情。不过学校给食堂外面加装3D大屏，在平地上建桥，修建现代化的新办公楼，安装孙悟空都想钻进去的大石头，想必对于宿舍的翻新也早已提上了日程。想到自己等到通知就能住进21世纪水准的宿舍，不由得在自由的空气和土地中感谢领导。 有人批判道，这种事情在出人命之前永远没有人管。但见识过宝鸡市新晋名校（叠个甲，说的不是我的高中母校）之后他就会明白，大多数时候出了人命也没有人会管。相比之下，中传在二把火之后能够贴两张禁烟海报，我觉得已经远远超过了我的预期。 网络图片 除了中传对于大火的热爱之外，似乎还存在着诸多坊间传言。比如说空壳公司乱收租金之类的，不过这种东西已经司空见惯，学校里的人也已经习惯了高额的食堂价格。就像是房地产现在开始援神启动了一样，对于我们平民老百姓来讲，大多数好事是轮不到我们的。对于这种东西也只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当然，我们用答历史题的术语来讲，从一定程度上讲——尤其是对于新闻人而言——这种事情还是有着丰富的启示与意义。我们看到了在这种恶性事件下，熟读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传媒领导们是如何运用无形的大手让学校全身而退，让我们这些初入新闻行业的小登知道了新闻学的魅力所在，以及新闻学应当如何服务于该服务的人。伟大，无需多言。唯一的遗憾便是，这件事如果写成深度报道会相当精彩，可惜期末作业没办法写这个。 网络图片 相较于绝大多数人的尖锐批判，我似乎没有太多想要去批判的。还是那句话，我们是平民老百姓，那些好事是轮不到我们的。在回旋镖纪元，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独善其身，在回旋镖一次次打来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某些群体被撕下人皮后的模样。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李三一的零碎理论
看到一则新闻，着实小小地噫吁嚱了一下。 上海新发布的2023年总和生育率0.6。相比之下，近年一直被认为是世界生育率最低的韩国，2023年生育率0.72，就被惊呼“世界最低”。考虑到韩国事实上有一半的人口聚居在与上海人口差不多的首尔京畿地区，上海新统计录得的0.6应该刷新了世界最低生育率的大都市纪录。 网络图片 生育率降低是一个全球现象。即使在被认为是生育率高企的非洲，近年来也面临生育率不断下降的趋势。 从进化心理学的角度，人类作为地球生物物种之一，自然的生育率水平是长达百万年的丛林演化平衡的结果。但是，现代医学的昌明打破了自然的平衡。拜现代医学所赐，婴儿死亡率和出生后夭折率相比之前都极大幅度下降，再加上平均寿命的不断提高，人口与环境资源的平衡被打破，人口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趋势。这也就是1952年在印度孟买成立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ederation，IPPF）的背景。中国1983年加入该组织。 在IPPF试图通过呼吁和倡导有计划的生育节制来缓解世界人口加速增长趋势的同时，全球性的人类生育意愿确实也呈现出降低趋势。 不过，与其说是像IPPF这样的组织在不遗余力地宣扬和倡导生育节制产生了影响，毋宁说是现代生活方式降低了人类的生育意愿。 “二战”结束后，人类社会才算是进入现代。现代生活方式的特点是就是聚居在大都市，娱乐方式丰富而多元，生养子女的成本越来越高。这里讲的“成本”可不仅仅是经济成本，更主要指的是心理成本。因为生养子女而导致的职场损失，性和爱情机会损失，娱乐和社交受到限制，更换生活方式变得异常艰难。这些都是都市生活中生养子女要付出的心理成本：职场期待、社交期待、娱乐期待、爱情与性期待都将大幅降低。 都市化的现代生活伴随生育率下降的还包括初婚年龄的不断延后。像上海发布去年统计的生育率数据，同时也报告了初婚统计数据，上海平均初婚年龄为31.66岁，相当于本科毕业后差不多十年才步入婚姻。 下图是山田昌弘《新型格差社会》书中引的一张图。图中标出了1980～2020年各国的生育率曲线，从上到下依次是法国、美国、泰国、芬兰、德国、日本、韩国。 网络图片 从图中不难看出，从1990年开始，各国的生育率就普遍降低到维持人口的世代更替水平（2.0）以下，近年以来，多国更是降低到1.5，韩国更是降低到1.0以下。 虽然世界各国都面临生育率下降的趋势，东亚社会尤为严重。日本、韩国的生育率低于美国和欧洲。不仅日、韩如此、台湾、香港地区、澳门地区、新加坡也与此类似。 网络图片 东亚国家和地区，除了北朝鲜没有数据可以比较，所谓的儒家文化圈都呈现出相比世界水平更明显和严重的生育率下降。 东亚社会之所以普遍录得比欧美更明显和严重的生育率下降，普遍的看法是东亚社会的文化高度重视子女教育，导致生养孩子的成本的高企程度相比欧美更甚。东亚社会的特点是人口密度大，资源或优质相对稀缺，重视子女教育的结果就导致生养孩子对人们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更大程度的限制和下降。对很多东亚夫妇来讲，生养孩子意味着自己人生将付出巨大的牺牲。 相对而言，日本反而是东亚相对来说生育率最高的国家地区。下面是中日两国1990～2022年总和生育率的对比图。由于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相比日本要晚至少30年，1990年中国在严格实行计划生育的情况下，总和生育率都远高于日本（2.51:1.54），高出62.9%。 网络图片 中国社会的总和生育率拐点发生在2016年，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的生育率数据断崖式下降。有趣的是，2015年中国政府开放二胎政策发布，结果第二年开始生育率就断崖式下降。2020年是另一个拐点，中国社会的生育率开始比日本更低，2022年中国生育率数据明显低于日本（1.07:1.26），比日本低15.1%。 2016年生育率的拐点很难用前述现代都市生活方式和东亚教育内卷来解释，它具有中国社会的特异性。低工资、低福利、高房价、高教育成本、高医疗成本的“两低三高”民生政策最终反映在生育率数据上。 2016年前后，90后年轻人开始进入婚育期。前辈80后一代的高离婚率，高杠杆房贷、高强度教育内卷给90后的新一代做出了警醒示范。伴随生育率的断崖式下降，近十多年的结婚率也在丝滑地一路“滑翔”冲底。 网络图片 上海不过是三重因素的最大程度叠加：现代都市生活方式、东亚式教育内卷、中国式“两低三高”，0.6的总和生育率就是这样炼就的。 噫吁嚱，危乎低哉！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唐师三百手
人民因皇上的欺诈而变得愚蠢 皇上因人民的愚蠢而欺诈得逞 我们只听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却从未有“治国平天下，匹夫有权”一说，只讲责任，不给权力，需要百姓出力时就说“匹夫有责”，匹夫没有权力，又谈得上什么责任呢? 中国数千年历史文化中，从来都没有“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学说，没有民众参政传统，多数人也不认为自己有这个权利。儒家讲究“修身齐家”，在修身中泯灭独立个性，因为高度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绝对君主制和宗法制，本质上都和“个人权力”水火不容。在被极端异化的儒家统一思想的浸润之下，习惯于等级化社会，三六九等，人人都清楚自己的位置，却很少人想过自己的处境因何而来，从小受到的教育不外乎“服从”“迎合”，因为这是“忠孝”所要求的，那就是无条件听话。 有学者说，中国人下“愚”而上“诈”。人民因皇上的欺诈而变得愚蠢，专制皇上因人民的愚蠢而欺诈得逞，下因上“诈”而“愚”，上因下“愚”而“诈”。 文化与信仰的专制统治很神奇，它摧毁你的身心，却不令你感到异样和痛苦，甚至还沉浸其中而津津乐道，让你变得智力混沌而不会独立思考，从而顺从专制君王的统治。 以“群儒首”董仲舒为代表的伪儒思想便是专制主义推崇的这种文化与信仰，历代专制君王在前赴后继的儒家学派的推动下对孔子学说加以异化，神化专制王权，欺诈天下臣民，维持道德的同一性、统一性，让任何不同的声音都淹没在不容置疑的思想暴戾之中，以维护皇权专制统治秩序。 那么，孔子开创的的正统儒学是如何被极端异化而成为专制统治的帮凶的呢？ 我们从孔子核心思想“孝”的演变便可观其端倪。孔子认为“孝”是“为人之本”。“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然而，曾子却将家庭伦理的孝道引入到国家层面的孝治：“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曾子把孔子对于父子之间的孝道推扩开来，认为对君主不忠诚、任官莅事不虔敬，甚至临战出征无勇力都是不孝的表现。 曾子之“孝”已远远超出纯粹的赡养父母，将其延展到“齐家治国平天下”，将“孝”从一种事亲之“德”提升到一切天地之“道”。在此铺垫之下，秦汉后出现《孝经》，给予孝道以理论上的提升，称“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终于立身”“孝之大，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孝”从侍奉父母出发，延伸为天经地义的道德准则，构成皇权专制伦理的基石，用这样一部“经典”的方式凝固下来，以至于成为治国的标准，历代君王加以拔高、异化而推广行之。 当“孝”成为了一种权力和权术，就彻底与孔子儒学原意背道而驰了，新伪儒学作为一种个人修养、道德品质，却进入了政治权力和国家治理的刚性制度之中。 《孝经》成为儒家经典之后，是否具备“孝”的品德在国家的人才选拔中发挥着极大作用，“举孝廉”成为一种选拔机制而长久地存在。加之法家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理论与儒家的礼乐思想结合起来，更是迷惑人民数千年。 得了“礼乐壮皇威”好处的刘邦，将儒家奉为上策，专程从长安一路颠簸到山东曲阜，以“太牢之礼”祭拜孔子。“身为皇帝而亲自祭孔子，刘邦是第一人”，皇帝尊孔，刘邦是始作俑者。 汉初儒家主张将仁政与法治结合起来，以德为主，以刑为辅，重视道德教化。董仲舒对儒学进行了翻天覆地的改造：天人感应论，使伦理道德神学化；君权神授说，为君主专制的合理性提供了神学的论证；三纲五常说，进一步强化了儒家的宗法思想。 西汉武帝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终于找到了一种最适合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所需要的伦理基础。自此，官吏主要出自儒生，儒家逐步发展，儒家思想成为此后二千年间专制王朝统治人民的正统思想。 两千多年里，王莽将孔子追封为“褒成宣尼公”。北魏孝文帝尊奉孔子为“文圣尼父”。唐玄宗做得更出格，他专门遣尚书左丞相裴耀卿到国子庙册赠孔子为“文宣王”，给予孔子被南向朝拜的权威资格。唐玄宗还为儒学经典《孝经》作注：“孝者，德之至、道之要也”，是道德、教化的“至要之义”，在价值观上确立国家的导向。宋真宗加谥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宋仁宗改封孔子后嗣为“衍圣公”。宋后的元武宗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清顺治皇帝虽改称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而不再称王，但到了咸丰皇帝，又将祭孔礼典升格为大祀，行三跪九叩之礼。 难怪豫才要说：孔子早就有了“文宣王”这个“阔得可怕的头衔”。仲尼这位胸怀开阔、诲人不倦的智者却在徒子徒孙造神运动下，被塑造成不可侵犯的圣人，在历代皇帝前赴后继的授封之下躺着成为专制统治的帮凶。 儒家思想成为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单极，没有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桎梏民族思维，使学术自由从此成为后代士子的奢望，中华民族为此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 几千年来的皇权专制社会，代代传授的不外乎《四书》《五经》，中国人基因中的忠孝伦理思想都是被极端异化的儒家思想与专制统治结合的结果，从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德治”淹没了“法治”，臣子沦落到以自称奴才奴婢为荣，君臣子民关系沦落为主奴关系，最终把人变得不会思考了，变成了傻子。 个人言行必须符合礼仪，“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只有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时，社会才能达到“治”。儒家的政治原则是维护统治“质尔人民”使社会安定，而非个人的权益保护与生产力创新。 有学者认为，儒家对个性是深恶痛绝的，其修身是按照圣人的方式去求道，道只有一个，那么成功的修身就会产生出许多类似性格，而不是独特个性。合乎道，正是要摆脱个性。 儒家对“个性”最大的限制则在于统治阶级维护的等级制框架。儒家的最高道德原则是“忠君报国”，要求个人作出一切牺牲来达到它，尽管忠君和报国常常相互矛盾，置人于两难，君王有错，大夫有责任去谏甚至死谏，但为什么要为一个执迷不悟的君王而非死不可呢？ 多少忠臣最后像狗一样被杀，没有任何法律可以保护他们不受皇帝个人好恶的迫害，抗议的途径就是自杀。那怕官至极品，也仍然处于君王的生杀之下，因为国家是一姓之天下，儒法等级制度要求，地位低的人对高的人绝对服从，忠孝是美德，那怕愚忠愚孝。 一个人的生命存续都被别人攥着，还谈什么个人权利与个性创新呢？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盐族
据机构媒体核查的寥寥消息看，太原多座桥梁连续发生跳桥轻生事件。但具体多少人跳桥，他们是得救还是死伤，自杀原因为何，详情一概不知。官方的回应是“个人原因”，这意思是不算是公共事件，可它们确实引发了相当强烈的舆论反响。 在事实并不明朗的情况下，舆论中出现了大胆的猜测，终于众口一词地，将这些跳桥的人描绘为穷困潦倒的年轻人，将他们归纳为太原低收入环境的受害者，因为经济困顿，走上绝望之路。这是一个目前流行的、眼看着被多数人接受的因果假定。 老实讲，除非连续跳桥自杀之人的个资被清晰掌握，否则在转述或附和前述推测时仍需谨慎。但是，五月至今，若跳桥的个案真像传言的那样密集，除了自杀者之间可能的模仿效应外，恐怕确实要深研其共性，哪怕并不能从根本上杜绝。 将连续跳桥者的画像放在低迷的地方经济场景中，试图理出一个确切的解释，反映出社会大众对这一现象的强烈不安。而这种不安感，按照面目不清的跳桥者——交头接耳的传言者——焦虑的舆论参与者次第传播，弥漫成整体疑惑的最新内容。 但凡在某地集中出现系列极端个案，抛开不同的个体特征不谈，一定预示着这些人在生存环境中遇到了共同的难题，激发出共同的心境，以致于他们选择了同一种方式，以极其骇人的行为自残或制造社会影响。某种意义上。他们的选择就是他们的表达。 往前看，与太原系列跳桥事件类似的场面，是富士康员工的连环14跳自杀事件。搜狗百科显示，这些密集的自杀事件发生在2010年1月23日到11月5日间，据信与富士康超负荷运转及枯燥的生活环境有关，年轻员工被生产线异化直至压垮。 贾樟柯用电影《天注定》的片断表现了这个历史场景，片中打工仔 没有任何片言只语的宣告，径直从宿舍楼走廊翻身坠下，其朴素至极的自杀动作是向《灿烂人生》中马里奥自杀场面的致敬。在当时情况下，富士康对人的异化成为众矢之的。 在富士康连环自杀事件之后，2011年至2014年4月间，广州频繁出现了85起跳桥维权事件。与太原跳桥者求死不同，广州跳桥者是为求生，这些来自粤省内外等地的人将登上海珠桥、猎德桥当作发声控诉冤屈的高地，制造了极具轰动效应的年度现象。 这些人之所以选择攀登海珠桥，不仅因为它是一座有历史渊源的铁桥，更因为桥面相对狭窄，一旦爬上桥去，救援与处置随即会封堵南北交通进而阻断这条连接广州闹市的南北通道。因为这一预见的后果，作势跳桥的人将获得更大的关注度。 为了应对接连出现的跳桥者，海珠桥南北端设置了保安岗亭，但还是拦不住，接着在桥梁上布设铁荆棘，可因为海珠桥结构容易攀援，这些人防与技防措施皆有漏洞，跳桥者仍然可以成功登临。媒体集中报道，直到一个转折的到来。 那次，一名外地跳桥者成功攀上海珠桥横梁后，交通管制、紧急处置、喊话谈判等程序如常展开。谁知道，一个广州老伯像猴子样轻巧地上桥，悄悄逼近跳桥者身后，猛一把将其推落到下面气垫上。市民出手，象征着人们对跳桥者的不耐烦升至顶点。 推落跳桥者的老伯受到围观市民的热烈欢呼，前者开始意识到形势变化，不再利于他们的诉求。随即，广州媒体执行一种新的报道策略，冷处理跳桥者，不再将其置于焦点位置。进一步地，将他们定义为“恶意跳桥者”，甚至支持追究他们扰民的刑责。 自此，赶赴广州的跳桥秀很快绝迹。但与广州系列跳桥秀相比，太原跳桥者是徘徊在生死线的绝望之人，一心求死，全心全意求速死，对自身的不幸或痛苦选择了自裁的终极办法。另外，他们获得了广泛的同情，很像广州跳桥者早期受到的礼遇。 之所以在谈论太原跳桥者事件时，列举历史上的广州跳桥者，是因为他们之间犹如草蛇灰线般的联系。他们在走上大城市桥梁时，虽然带着各自不同的苦衷，有着具体且不尽相同的经历，但一些宏观的命题，将不同时空的他们连接起来。 这些孤独的、下落不明的跳桥者在他们的生活中默默无闻，最后也不会被记住姓名，但他们翻过桥梁的举动，并不能被简单概括为自生自灭的“个人原因”，理应追寻这些绝望下坠之前、之后的社会原因与普遍问题。跳桥者纵身一跃所划开的裂缝，当引出叩问之举。 在感叹太原跳桥者的舆论中，充斥着“死都不怕，为何偏偏惧怕活着”的泛泛之谈，这是事实远远落后于情绪、背景探寻未能有效开启的必然结果。十多年来，追问富士康对人的异化，竟珍贵如昙花一现的努力，而在广州跳桥者遭厌憎后，太原跳桥者又将呈现何种寓意？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旧闻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