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場 在一群快步移動的跑樓阿姨中間，謝明霞的努力很醒目。車流之中，她先預判出外賣騎手停車的位置，飛奔過去攔下對方，催促著問：幾樓幾樓？然後拽下餐盒，出示付款碼，在餐袋上記下房間號，幾個動作一氣呵成。還植入一點廣告，指著嘴邊的黑痣說，「阿姨這個是獨一無二的」，許多騎手聽完就笑，記住了她。 每天臨近中午十二點，52歲的謝明霞進入這樣的戰鬥狀態。「賽格賽格，有沒有送？」她的吆喝聲帶有金屬的音色，越來越密。交戰方是和她一樣的代送阿姨，大多五十來歲，手裡握一支馬克筆，脖子上掛著塑封的支付二維碼。 騎手送餐到華強北，阿姨們一哄而上：「給我！」「我來！」騎手掃碼付款之前，一切都乾坤未定，已經拿到手裡的餐，很可能別人一扯就搶走了。 你搶我我搶你，是謝明霞總結出的生存法則。之前她招手喊停的騎手被其他阿姨截胡，她去理論，騎手卻說「我願意給誰就給誰」。不爽就吵架，底線是不打架，在罵戰中她還會嘲諷幾句打鬥過的人，「打不死就往死里打」。 這裡是賽格廣場，深圳知名摩天大樓，樓高355.8米，有72層，號稱華強北宇宙中心。跑樓大媽的主戰場，就在樓下狹窄的馬路。各自挑選一個黃金地段，佔領一個轉角、一扇門、一把遮陽傘，站得稀稀疏疏。每當戴著黃頭盔、藍頭盔的外賣騎手出現，就像是隨機掉落的移動金幣，阿姨們都被吸過來——成功接上一單賺兩塊，偶爾有超重的聚餐單或超市單，可以講價到三五塊，甚至十塊。 大廈裡面錯綜複雜，走過一個路口，又出現一個路口。僅在45層，就至少有16部電梯，分為中區梯、高區梯、消防梯、貨梯、中轉梯，是上還是下，停單層還是雙層，去哪裡換乘，都要仔細甄別。還有幾個神秘電梯，沒有標識，它們通往哪裡，資深人士才清楚。 這錢只能阿姨掙，賽格廣場的一位保安說，樓下不讓停電動車，高峰時段送餐幾乎沒有其他選擇。騎手間也有句話——沒有跑樓阿姨，全都得「掛壁」，「午高峰電梯打死都上不去，一上一下時間耽誤完，手裡的單子一堆紅（即將超時），就沒法幹了」。在華強北，他們隨口就能報出二三十個有跑樓阿姨駐紮的大廈，賽格算是好賺的，代送半天能有百來塊收入。 網路圖片 這是一份自由的工作，誰都可以做。代送員之間不知道彼此姓名，說起誰來，多用籍貫指代。而辨別籍貫最容易的方法是通過髒話，雲南的、江西的、四川的，能聽到各種罵「婊子」的方言。一說「假毛」都明白是誰，一個戴假髮的阿姨，罵人和搶餐都厲害，送一趟至少20塊，這樣惹眼的人總會擁有一個外號。 還有一個「矮胖女」，是謝明霞都搶不過的人。在同行口中，湖南佬謝明霞也算最厲害的人物之一。這個評價傳到謝明霞耳朵里，她解讀為對自己努力的認可——能搶意味著收入高。之前她在假髮廠打工，自我評價就是廠里最努力的，早早上工，很晚下班，別人休息她也一直幹活，在廣州一屁股坐了17年。 後來她做了個夢，夢裡拿個棍子，釣了好大一條魚。正趕上工廠搬遷，夫妻倆拿了兩三萬補償款，是廠里最高的，但也就沒了工作。 補償款對應上了那條大魚，「一輩子撿都沒容易撿一分錢」。她在出租屋裡回憶過去，做了豬蹄蓮藕湯，冰可樂只剩半瓶，是她愛的飲料，沒汽兒了還在喝，「感覺一輩子下來都沒好好休息過，一天到晚都是個毛毛綠綠（忙忙碌碌）的」。 我見到她是在2023年7月27日，看她手裡的外賣拿不過來，幫著送了幾單。接下來的兩個小時，我完全成了她的免費代送，每次送完都會再次被她支配：「這幾單你先送一下，那邊又來騎手了」「這單超時了，特別急」……努力、堅持、加油干，是她的口頭禪，絮絮叨叨換著說。 謝明霞年輕時，家裡安排了一門親事，她沒看上，加倍賠了彩禮悔婚。她喜歡現在的老公，比她大5歲，勤勤懇懇，吃得了苦。離開假髮工廠，兩人到華強北開了一家檔口，做翻修手機轉賣的生意，疫情後連爆款都賣不動了，就一起做代送。 謝明霞四處吆喝張羅著搶單，寡言的老公一趟趟送上樓，這種夫妻檔很受騎手歡迎。但算下來賺得也不多，老公「升級」去做了騎手，幾乎全年無休——雨天有激勵活動，加班到晚上十點以後，可以多賺。謝明霞騎車頭暈，還是做代送。每天走兩萬步，跑幾十層樓，做老闆娘時愛穿蕾絲裙子，現在換成了T恤。 沒人打配合了，她嘗試在同行里尋找夥伴——被她搶走單的也不放過。她去問人家能不能帶個餐，還真有人同意，把相近樓層的餐換到一起送，每個人都少爬些樓。不過挺多人知道她，「讓別人帶的多，自己帶的少」，每當謝明霞找來，就裝聽不到。 幫她帶過餐的一個阿姨說，外賣送上樓，顧客直接把話甩到了臉上：40分鐘了！原來顧客早就催過騎手，騎手也催過謝明霞——她自己不送超時的單，找別人當替罪羊，當然這只是帶餐阿姨自己的想法。後來謝明霞再找她，她轉過臉就走，心裡發誓：不會再給你帶了。 網路圖片 系統末端 在跑樓江湖中，騎手或許算是這片地界的「老闆」，可以選擇給誰單子。 他們首選熟悉的、沒出過錯的阿姨，其次優先同鄉。上了年紀的阿姨普通話大多不好，在兩句話之內，就能判斷出來誰是老鄉。騎手孟靈靈記掛著一個阿姨，兩人交流並不多，只是一次掃碼付款時，看到阿姨的名字叫「九娣」，就每次都先找她，她不在才考慮別人。 孟靈靈知道，有些阿姨能搶，另一些內向害羞，容易受欺負。但忙起來顧不上分辨，就隨便把單給先搶到的人。真遇到阿姨打架，她也不會幹預。有兩個單的話，一人給一單平息戰火。有時就沒這麼幸運了，只有一單，付完代送費趕緊溜走。拉架可萬萬不敢，阿姨要是往地下一躺，「我兩個月工資都賠不起」。 張玉英是個年過60的瘦小阿姨，走路不快，患有退行性關節炎，偶爾會得到一些騎手的偏愛，多給一塊錢——因為她拿到一兩單就立刻送。不像其他阿姨，嘴上喊著「這就送」，往大廈挪幾步，等騎手走了，又回到馬路邊繼續接單。單多了就放地下，攢到實在拿不動了才上樓去送，這是跑樓阿姨的一種常見戰術：送餐耽誤搶單，一趟多送點效率才高。 但另一些騎手覺得兩手空空的阿姨最慢，若是自己給出了第一單，就要等最久，不如給拎著很多餐的阿姨，看起來很快就會出發了。如果阿姨拖上二三十分鐘，甚至一小時才送，會為騎手招來罰款，一條差評罰50，投訴200，超時被取消罰500。 網路圖片 這是專送騎手最怕的，但不找阿姨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她們人雖然不在騎手系統中，效率早已被計算進去。 孟靈靈是附近外賣站點的騎手，她當過「單王」，明白跑樓阿姨在系統中的位置。每天午高峰，站點130多個騎手，要送完2500-3000單，系統安排每個人同時送8-12單，多的時候，甚至能派到18單，專送騎手無法拒單。如果自己送，等電梯上樓要十幾二十分鐘，這些時間用來找阿姨，足夠交給她們七八個餐。 單量直接關係到騎手工資，對於外賣站點，數據也同樣重要。在跑樓阿姨的參與下，孟靈靈所在站點，每個騎手每天平均能送40多單，「所以華強北站點是賺錢的」。騎手人效和投訴率、超時率、準時率一樣，都影響著外賣站點的評級、單量、單價和收益。 把餐交給跑樓阿姨之後，大多數騎手就點了「送達」。72層的樓高和跑樓阿姨的勞動，一起隱入雲端，似乎在系統里消失了。 提前點「送達」是違規行為，但一些騎手是這樣理解這件事的——酒店裡的送餐機器人，把餐交給機器人，輸入房間號，給顧客打電話，然後點送達，「這些阿姨不就是相當於那些送餐機器人嗎？」 為了維護一個好的數據，孟靈靈每天送70-100單。每月送1000單以下，一單掙6.9元；超過1000單的部分就是8元。最拼的時候，她每晚八九點才吃當天的第一頓飯，餓了就喝脈動，或者買一杯粥吸兩口，她的生活被演算法支配著。 而在演算法管轄之外，依附外賣系統而生的跑樓大媽江湖，也有一套野生的秩序。每天午高峰，是阿姨們穿梭車流的時候。保安大超負責疏通門口馬路，會勸上幾句：往邊上走兩步，磕了碰了沒有保險。「給面子的真只挪動兩步，70%的時候都不配合，倚老賣老，也不能拿她們怎麼著」，大超說。偶爾也有騙子混進來，騙錢騙餐，拿完餐就找不到人。 在賽格工作的大多數打工人，早已習慣了代送的存在和更長的等待時間，顧客的默許，也為這片江湖的生長提供了空間。 我跟著謝明霞送餐的時候，明白了什麼是深圳人走路跟「跑」路一樣，但到了客戶門口，她會放慢腳步，調整呼吸和音量，輕輕推開門，說句「你好，老闆」。輕輕關門之後立刻加速，飛奔向下一個樓層。 網路圖片 不能朝顧客發火，這是職業素養。哪怕有的顧客既不起身也不伸手，眼睛都不離開電腦，襪子和鞋脫了，兩隻腳晃蕩著指揮她們放這兒放那兒。遇到要投訴騎手的，謝明霞會過去說好話：我們才掙幾塊錢，騎手給我兩塊，自己掙四五塊，不用投訴了吧，沒必要。 每一個出問題的單子，都會成為跑樓阿姨熱議的焦點，也牽動她們的情緒。謝明霞送錯了一個單，她回去道歉，客人說已經把餐扔了。她翻了垃圾桶，沒找到，忍住沒在現場吵架。進了電梯，開始瘋狂輸出：「吃了還不承認……這麼一點勇氣都沒有」「一群男孩子，品質太壞了」。站在她身邊男士神色尷尬，不時瞟一眼樓層顯示屏。 遭遇投訴時，騎手和跑樓阿姨的責任往往難以理清。送錯了，餐灑了，態度差，甚至有抖音視頻拍到兩個代送員打架，把外賣掄起來當武器，餐全砸在了地上。系統只能罰到騎手，騎手則只能默默記下坑他的阿姨，再也不給餐。阿姨們就在掙錢和個人聲譽之間極限拉扯。搶不到單子的時候，她們也罵騎手，「狗眼看人低」「沒你這兩塊錢我還活不了了」。 網路圖片 高齡闖入者 作為外來闖入者，混進跑樓江湖的每一步都很艱難。 賽格大樓1-10層是電子市場，檔口大小不一，兩米就能安放一個，貨物隨老闆心意擺放，一不小心就會走進死胡同。高樓層有近800家公司，寫著門牌號，但有的被裝飾物遮掩，有的在昏暗燈下反光。包含數字4的門牌號，被老闆們發揮創意，改成了6688之類的吉祥號碼。 兼職做騎手之前，31歲的保安大超也做過一周代送員。為了搞清每層樓都是哪家哪戶，他給商鋪一一拍了照，做成表格。接到一個單，立刻就查出在什麼位置，能少跑很多彎路。 但外來的阿姨不懂這個技術。大大小小的公司門上，經常貼有「非請勿進、中介勿擾、謝絕推銷、不辦信用卡」等標誌，顯出一種拒人千里之外的氣質。60歲的張玉英有次接到附近寶華大廈的單，問了一嘴「是不是A座」，騎手馬上翻臉了，問她是不是沒送過？ 張玉英是我在華強北見過的最較真的跑樓阿姨。門牌號寫在外賣袋哪個位置，怎麼寫最醒目，張玉英都有自己的規範。在她的要求下，騎手付代送費時，要把送餐門牌號寫在備註里，方便確認送錯了是誰的責任。 她退休後和丈夫來到深圳，看不懂導航，連坐地鐵都弄不明白。一次偶然到賽格廣場修手機，發現了這個營生。但向同行問路，很少得到答案，就一點一點摸索，深夜還在樓里，把沒走過的路都走一遍。 網路圖片 比起找路，更複雜的是同行的套路。張玉英是徐州人，據她觀察，北方人不如南方人靈活，南方阿姨哪怕差著輩分，沖年輕騎手一律喊「靚仔」「小弟」，騎手聽了高興，就會給個單，可她叫不出口。同行跟她換餐，拿23樓的換45樓，她不肯，「45樓有直達電梯，誰都想上45樓，就想占年齡大的便宜。」 有時候騎手停在眼前，同行過來搭話，順勢就站到前面把餐搶走了——原來搭話只是障眼法。剛從她手裡搶了餐，還好意思問一句「姐姐你幾樓？幫我帶一個」。這些常見伎倆，都是她的憤怒點。老伴少言寡語，同行當他透明人一樣直接搶，張玉英見一次氣一次。老伴受不了她的較真：「她看見不公道，就想給它扭轉過來，有那個時間，我可能又多接一個對吧？」 最激烈的一次爭搶，張玉英被人打了。起因只是騎手要給她單，被另一個阿姨掀了箱子搶到手。騎手不肯，對方對張玉英的恨意突然爆發，拳頭密集地落下來，她胳膊被打青了。報警調監控，她非要論出個對錯。耽誤了一下午掙錢時間，對方耗不起了，賠100塊了事。 代送員馮泉目睹了打架過程，伸腿擋住攻擊，才中止了戰鬥。後來張玉英頻繁跟他吐槽好人被欺負，他說別再提了，有那時間再賺兩塊錢。 70歲的馮泉滿頭灰發，來深圳已經30年了，是跑樓江湖中為數不多的男性。他之前在外企工作，每月有5600元退休金，保安見過他跟老外講英語。女兒從中央戲劇學院畢業，後來生了病，家裡一直在花錢。他借弟弟的身份證跑了七八年外賣，跑到弟弟也年過55，超齡了。馮泉再想找工作，什麼也找不到，「我做代送最恰如其分」。 在福田區和南山區交界的城中村，他租了一個下鋪床位，月租600元，8人共用一個洗手間。跑樓的時候他不爭不搶，每天掙夠80就下班，喝喝小酒，或者到處拍照，拍深圳的公園，一天能走14公里。但照片發到朋友圈，會被人瞧不起是手機拍照，算不上攝影。除了吃飯租房，他還想攢點錢，買個二手的70-200鏡頭。 原本他獨來獨往，自從拉過架，很多同行開始找他說話，主動幫他帶餐。馮泉經常出現在人少的傍晚，謝明霞接單多，總是待到很晚才走，兩人就認識了。看他總被搶單，謝明霞想讓一單給他——同情他原本是高材生，淪落到這兒。沒想到騎手生了氣，誰也不給了。她得出結論：在外面還是不能顧別人，不然自己也沒有了。 在這個講求效率的城市，電動車左奔右突，遇到行人剎車的距離不足半米。個別顧客註明不要阿姨代送，嫌慢。讓顧客下樓自取會被罵，但可以試試付給他們3塊取餐費，有人就同意了。 在賽格廣場，謝明霞已經找到了生存的縫隙。找個隱密的柜子把水壺和雨傘一塞，送餐就能輕裝上陣；夏天悶熱，她知道馬路上有一扇門，既不耽誤接單，還能透過門縫吹空調。 沒單的間隙，手裡的視頻電話隨時都在接通，另一頭是兩個孫子。謝明霞往屏幕前遞雞腿、鴨脖，一歲多的小孫子會伸手來抓，往嘴裡放，謝明霞樂得哈哈笑，他們只有過年的時候才見面。下一秒有騎手經過，她又響亮地喊一句：有送嗎？孫子在屏幕另一端大聲回答她：沒有！ 網路圖片 賽格廣場樓下還有一群拉貨的女人，了解大廈的每一寸肌理。四川人關小月是其中一個，已經落腳近20年了。最早她跟著十幾個老鄉到深圳打工，做廠妹，日夜加班，睡覺時間都不夠。那也比在山區老家強，家裡靠餵豬過活，每天要割很多豬草，全村人都在搶，很難割到，太陽一曬，豬草就蔫了。 那是深圳造富神話不停上演的年代，1998年，馬化騰就是在賽格科技園租下一間辦公室，成立了騰訊。華強北街道的一位書記說，「這塊面積只有1.45平方公里的彈丸之地，卻走出了50多位億萬富翁。」 當時賣電子產品的大廈里，最火的就是賽格。關小月在這裡找到了拉貨的工作，沒空休息，有貨就得送，貨梯前總是排著長長的隊。拉貨的女人們見證了跑樓江湖的出現——大約十年前，她們聚在樹下打牌，零星有趕時間的騎手來問，能不能幫忙送餐上樓，每單給三塊錢。玩興正濃的女人不願搭理——拉貨的活兒一趟30塊還干不過來，代送很不划算。 後來騎手們一個傳一個，來問的越來越多，加上拉貨生意日漸不景氣，她們也開始接代送。早期競爭並不激烈，只有拉貨阿姨，一中午輕鬆賺七八十。慢慢開始有外來代送員加入，同樣是跑一中午，只能掙到三四十。 廣東人王紅對外來者是最看不順眼的，寸土不讓，「這裡是我們打下來的」。爭搶中，她跟謝明霞結下樑子：「她才來多久啊？好像這邊是她的地盤，我們去接（單）她還不高興！我說你算老幾？」謝明霞就講，家家有本難念的經，「不能怪我那樣子的（搶單），都是靠這個吃飯，讓了就等於自己沒收入」。 如今的代送員中，有賽格廣場保潔，下了班工作服都不換，直接送餐。有在低樓層賣貨的，傍晚送幾單，掙到買菜錢就回家。有一對夫婦只在午高峰送餐，老婆同時做鐘點工，打掃衛生、幫人煮飯，老公送完餐就去飯店幫忙，一直干到凌晨兩點。「兼職做得多，一個月能賺一萬多」，口口相傳的故事裡，主題永遠是掙錢。 「今天好像跟你關係特別好，以後回了老家，誰也不認識誰，有什麼人情啊？」拉貨的女人們當著彼此的面說。疫情之後，她們的生意更加難做，沒多少貨可拉，中午做代送，其他時間就在貨梯對面的通道等活兒，坐在一排矮凳上看網路小說，「我們要淘汰了」，關小月說。 網路圖片 輝煌不復往昔的賽格廣場，如今容納了更多無處可去的人。今年華強北的「鬼市」關了，賣表賣包的攤販搬進賽格，跑樓阿姨們又多了一個營生。她們左手拿外賣，右手還能拿一張宣傳卡片，逢人就問，要不要名包名表？成交一單，能拿到一筆回扣。午高峰仍是老樣子，「阿姨們還是要錢不要命」，保安大超說。遇到掰扯不清的事，「良心」兩個字常常掛在嘴邊。 五月的一天，一個阿姨臨時放在電梯口的外賣離奇消失，大超查監控才破了案。原來一個對手懷恨在心，盯著她的行蹤，把餐拿走了。在他的印象中，阿姨中最老實的就是張玉英。她送的外賣也丟過，拜託大超幫忙查，事情發生在監控盲區，查不到，張玉英主動賠了錢。 她之前在煤礦上做保管員，跟老伴原本有一筆積蓄，兩人退休金加起來每月有7000塊。直到兒子要在深圳買房，他們交了首付，剩的錢也被兒子拿去炒股，還欠了親戚朋友的債。反正付著利息，兒子不著急還，張玉英受不了負債，做代送攢下的，就先還一部分。兩代人因為金錢觀爆發了衝突，老兩口從兒子給租的房子里搬出來，從房租2000的房子搬去650的，同在一個城市，也極少跟兒子聯繫。 他們喜歡在晚上送餐，隨著賽格廣場的燈一盞盞熄滅，競爭對手越來越少，能躲開白天激烈的爭搶。下班常是深夜，正好去超市買打折的食物。張玉英的老伴上午在體檢機構兼職做眼科醫生，下午到華強北跟她匯合。 在老伴原本的計劃里，兩人積蓄夠在南方小城買個房間，再到處旅旅遊。但張玉英堅持多存些錢留給兒子，老伴的旅遊願望只能埋在心裡，「跟她在一塊我都不敢消費，真出去玩她肯定這也看不慣，那也看不慣」。 謝明霞的大孫子上小學後，她離開了賽格，過去幫忙照顧，老伴還留在深圳。等孩子放假，她還打算回賽格掙錢。謝明霞今年52歲，老伴57歲，社保繳費都不夠年限，每月保險要交兩千多，加上房租生活費，固定支出近五千，怎麼也要堅持幾年，熬到領養老金。 在深圳，她找過做包裝的兼職，老闆沒要。熟人還給過洗碗的活兒，從晚上9點做到凌晨2點，20塊一個小時，聽說其他地方25塊一小時，她也就沒去了。多年攢的積蓄，都用在老家蓋房子。但多數時間，她住在賽格附近的出租屋，十平方左右，擺一張上下鋪，陽台被改成兩塊，一塊是廚房，一塊是廁所。每天出門前，她會給老公冰好一瓶水，此外最要緊的是把垃圾扔掉，不然會招老鼠。 跑樓的時候，賽格廣場的樓道里一條廣告反覆播放：「我相信努力就會是人生贏家」。為了多掙幾塊代送費，謝明霞就是這樣做的——她在系統中不存在的70層高樓里跑得飛快，和飛奔的城市融為一體。 網路圖片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極晝工作室
日益頻發的跳橋跳樓事件，已不限於一時一地一域。 時至今日，我已不忍直視任何一個與此有關的視頻。 那些決絕而去的生命，曾經和我們一起棲息在這塊土地上，他們最終姓甚名誰、因何輕生，都一概不知。 連一個抽象化的數字都沒有，只是作為冷冰冰的符號，被宏大敘事所遮蔽，即刻淹沒在歷史長河中。 那些跳橋跳樓的輕生者，近乎被簡單地視為歷史進程中，無足輕重的存在。 哪怕再多的「連跳」，事發地當政者都波瀾不驚，雲淡風輕，諱莫如深。 面對公眾置喙，有地方官員回應稱：這都屬於個人行為。 或許在這些官員看來，要自尋短見，最好找個不為人知的角落，跳橋跳樓簡直是給本地抹黑、給政府添亂。 基於這種認知的內在邏輯，官方的作為，便只能是機械性地安排一些巡橋守樓，甚至加以封堵。 迄今為止，未看到一個地方提出，開啟系統性的干預與救助機制，驚人的一致選擇是避而不談。 層出不窮的跳橋跳樓事件，僅僅是孤立的，需要一件件分開來考察的特殊事件么？ 晚清民國時期，工商業界人士、失業、無業人員出現大量輕生現象。李大釗就此指出：「世變愈急，人生苦痛，且隨之益增，而生活艱窘，饑寒更相困迫」，自絕便成「解脫之一路「。 李大釗進而指出：「自殺流行的社會，一定是一種苦惱煩悶的社會，自殺現象背後藏著的背景，一定有社會的缺陷存在。」 如今，將連續跳橋跳樓輕生者的群像，置於低迷的經濟場景中，就不難得出一個確切的詮釋。 一系列的極端個案，固然有各自的個體特徵，但也昭示他們遇到了共同的生計難題，誘發出共同的心境，以至於選擇了同一種慘烈的自我了斷方式。 自盡行為，自古中外皆有之，似乎很難有醫治的靈丹妙藥。 但當它成為一種集中性、群體性的社會病態時，政府作為政治權威，動用各種資源予以應對，展開救治和救濟，是一個現代政府所應有的良知和責任。 當務之急，是把一個特定社會在一段特定的時間裡所發生的跳橋跳樓現象，當做一個整體來考察和對待。 持續改良社會，使得人人更易於生存其中，此乃長期理想，但絕不意味著時下全然無計可施。 跳橋跳樓是一種複雜的社會病態現象，對於一個普通的地方政府而言，干預的任務不能歸給任何一個既有的政府部門，然其能從消極的設定出發圖謀預防的設計。 至少應該通過知識分子、社會組織與各級政府的努力，形成三位一體的干預與救助機制，讓民眾看到當局拯救困厄者的應有姿態。 能補上的社會短板，補上一點是一點；能救助的困窘者，救一個算一個。 畢竟如作家馮驥才說說：「任何時代，只有普通老百姓的經歷，才是這時代真正的經歷。」 如果承認這一點，就請拿出正視跳橋跳樓問題的勇氣，別再諱而不言、虛榮藏短、誇飾逞強。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老蕭雜說
成為一個口不出惡聲的文明人是我對自己的期望，但這期望似乎無法達成，幾乎每天，都會跳出來一些忍不住想罵的人和事。罵人或許是一個人的本性，但卻違背了我提高自身素質的意願，這是一種讓人無可奈何的矛盾。解決這一矛盾的方法記錄在王小波《革命時期的愛情》中，小說中的王二狠狠揍過他親愛的朋友氈巴後，有些後悔，轉而又想到：「但是他實在太可愛了，不能不打。」我引經據典的用意非常明顯，是為本文接下來有可能出現罵人的話提前做鋪墊和辯解：打人和罵人都是一種迫不得已的行為，實非我的本意。 在烈日曝晒的正能量荒漠上，總會有一些砂礫在能量下爆裂。5月28日，上海有名保安同志就突然爆裂了。是日早晨，他攔下了一位正在公園裡朗讀外國詩歌的青年，質問人家「中國五千年文化沒有詩了？你為什麼不讀呀？啊！你為什麼讀外國的詩呀？」面對突如其來的文化責難，那位青年有點猝不及防，辯稱他拿的詩歌集中「既有中國的也有外國的。」保安訓斥道：「我就沒聽到你讀一個中國的，你為什麼中國人不宣傳中國的正能量……大家說中國有沒有詩……你為什麼抱著外國人來宣傳呀？」 網路圖片 在我的想像中，上面的事發生之前，保安躡手躡腳跟在沉迷於詩歌的青年身後，跟蹤了很久，希望得到文化的熏陶，但那位青年沒有朗誦一首諸如「鵝鵝鵝」這樣淺白的句子，這讓保安同志感覺受到了智力上的侮辱，於是勃然大怒……至於「中國詩」，以他說話的水平，量來他也不懂，只是在不願承認智力弱項的情況下隨手撿起來的一頂帽子，意在打倒對方。以我這些年跟人「交流」的經驗，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好比伊斯蘭原教旨社會的石刑，越是在智力上一無是處的人越喜歡以「文化」的名義撿起石頭，然後殘忍地砸向讓他們無法容忍的人。因為，只有在民族和國家的名義下，蠢人才能找到屬於他們的精神歸屬感，藉以安慰自己的空洞的人生。 借這個話題說說五千年文化的事。可考證的華夏文明史其實只有3600年，從《詩經》或《楚辭》開始，詩歌的歷史滿打滿算3000年左右，有一些年代不可考的「遠古民歌」，如《擊壤歌》，看其寫作手法，幾乎可斷定出自漢代。我這樣說絲毫沒有否定中國詩歌的意思，事實上我非常喜歡中國的古典詩歌，很多詩歌中都體現出超越國家和民族的人文精神，這一部分也是中國詩歌中最精華的構成。惜乎千載後的今天，這種超越的人文精神反過來被民族主義壓制，甚至成為蠢貨們反人文的武器。 《竹窗隨筆》中有則故事：楚王失弓，左右欲求之。王曰：「楚人失弓，楚人得之，何必求也。」仲尼曰：「惜乎其不廣也。胡不曰：人遺弓，人得之，何必楚也。」孔子「人遺弓，人得之」是一種的去國家化的人文精神，上海公園的這位保安同志雖然異常執著於中國文化，想必也無法理解。 正因無法理解，保安才會站在國粹的立場上頻頻使用「宣傳」這個詞。眾所周知，在我們這裡宣傳是一個需要戰鬥爭奪的陣地，這意味著只要在爭論中把「宣傳」兩個字抬出來，認知矛盾就會轉化為敵我矛盾。事實上也是這樣，視頻中，朗誦詩歌的青年戰戰兢兢，活像軟弱的敵人，而我們的保安同志則化身為雄赳赳氣昂昂的鬥士，氣焰蒸騰，步步緊逼。我不知道後來怎麼樣了，但照此敵弱我強的態勢發展下去，那位青年大概率會丟下他的詩集，狼狽逃竄。 宣傳的陣地在哪兒呢？前段時間跟一位舊友通話時，他認為我完全被「西化」了。我不接受他的說法。說句自大的話，在對中國文化的了解方面，至少那些認為我被「西化」的人不可能勝過我。在今天，衣食住行等等，生活中所有的東西都已「西化」，不能「西化」者，唯意識形態與文化而已。其實儒家文化圈「西化」成功的例子不少，在這些例子里，傳統文化非但沒有消失，反而得到更好的保護。反倒是拒絕「西化」的地方，傳統文化屢經意識形態的改造，變得面目全非。是的，傳統文化這一塊就是陣地之一，典型的戰役是許多年來曲解國學的「國學熱」。 我對保安這一職業沒有任何歧視的意思，但這些年——尤其是疫情後，一些保安的氣質發生了巨大的改變，蠻橫自負，在管控過一段時間別人的人身自由後，如今又來染指別人的閱讀自由了。有足夠的理由相信，當歷史機遇到來時，他們會像疫情期間隨意闖入民宅的大白那樣，隨意地製造文字獄——以他們能搞明白的「文化」為名。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不器是一種態度
武大研究生，畢業後通過選調生考試上岸，卻沒能留在家鄉蘭州，而是被分配到嘉峪關這個「偏遠戈壁城市」。但很快，她就後悔了。惡劣的環境，不適應的飲食和氣候，無盡的加班和陌生的工作，無不讓她心生懊悔和不甘。 於是，她就在網上發了一篇名為《山花尋海樹，不如就春風》的「小作文」，沒想到卻被官媒痛批。 這篇「小作文」我看了，是我不喜歡的文風。她說他是文學出身，但我要說，我們學文學的人，文風並不都是這樣濫情的。 這應該是一個家境優渥的好學生，從小就被溫柔以待，沒吹過世上的風沙，把世界想像成一個風花雪月的大樂園。 就像有網友說的，一看就溫室花朵，沒吃過苦（當然，人不必非得要吃什麼苦），嚮往自由但對外面的世界一無所知，而且太在意別人的眼光。 她的牢騷，有點矯情，有點誇飾，帶著點名校生的矜持和傲慢，偶爾還有點口不擇言，用有些官媒的話說就是，乃至於對嘉峪關「惡語相向」。 可就是這一點，加上對選調生的「不尊敬」，就讓她犯了大忌，彷彿她犯了多大的罪。否則，你很難理解為啥有那麼多媒體連篇累牘，不遺餘力地下場批判這個小姑娘。 「極目新聞」說，一個人的「哀嘆」抹不去選調生的奉獻底色。 「紅網」說，不是脫不下「長衫」，只是想舉起「高腳杯」。 「潮新聞客戶端」說，年輕人「既要又要還要」是大忌。 「新京報」說，部分畢業生濃烈的上岸思維該反思了。 …… 網路圖片 尤其是新京報的評論，還上了熱搜，閱讀量上億。 眾多媒體如臨大敵的樣子，讓人很難相信對手只是個剛畢業一年的女生。 當然，這個女生的措辭、姿態和做法，確實不太讓人喜歡得起來，但眾多官媒一起下場批判，還是讓我沒想到。 這是擱以前，媒體們肯定都要尋找個案背後的社會原因了，把矛頭指向更宏大的議題，現在倒好，聯合起來欺負一個小姑娘。 不過也不是不能理解，畢竟，我們這裡，分配到基層的選調生那麼多，武大女生吐槽選調生的「小作文」影響那麼大，弄不好就會蠱惑人心。作為喉舌，媒體不得不執行任務，下場批判。 可就是這招數，用得太噁心了。 之前，畢業生哀嘆「孔乙己竟是我自己」，媒體要年輕人反思一下，是不是自己沒脫下孔乙己的長衫；現在，畢業生吐槽一下選調生，媒體又讓年輕人反思為何要有濃烈的上岸思維了。 人家反思怪都是讓自己反思，我們的媒體卻偏偏愛讓年輕人反思。 能反思啥呢？之所以有濃烈的上岸思維，還不是因為水下和水上的就業環境水深火熱，岸上體制內的鐵飯碗才更加有保障。年輕人早早看透了殘酷的真相，苦海無邊，水頭是岸，有岸就上，省得一不小心給淹死啊。 武大選調生的小作文里，有一個細節是，親戚朋友勸她說，「公務員多好啊!工資高地位高，你一個姑娘家家的找個穩定工作比什麼都重要……」 她一開始聽到這話還會生氣，會反駁，會崩潰，後來她也接受了。她說是因為她累了，可我認為，她肯定也知道親戚朋友說的是對的，她無力反駁。 不否認選調生乃至公務員中有不少人有「奉獻的底色」，但對更多人來說，選調生和公務員，不過是找工作的功利考慮之一，沒有光環，只有利益。 把上岸當做找工作的備選之一，沒有任何問題，不需要反思，該反思的是，為什麼那麼多年輕人都熱衷於上岸？是什麼原因導致了那麼多年輕人都想要端個鐵飯碗？是不是我們的整體環境出現了什麼問題？ 官媒掌握話語權和思辨能力，不去針砭時代的弊病，卻要求個體去反思自己的行為。怪不得有人說，輿論正在千方百計地把大時代的坍塌，歸咎於小人物的不努力。 他們用生花妙筆，去神聖化一個職業（一個人的「哀嘆」抹不去選調生的奉獻底色），又陰陽怪氣地諷刺人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不是脫不下「長衫」，只是想舉起「高腳杯」），又以高高在上爹味十足地教你做人（年輕人「既要又要還要」是大忌）。 目的就只要一個：若不能合法地讓你閉嘴，那就讓你被批倒批臭。 「紅網」說的沒錯，武大選調生不是脫不下「孔乙己的長衫」，只是放不下「小布爾喬亞的高腳杯」。 可那又如何呢？有一點點矯情，有一點點虛榮，還有一點點優越感，這並不崇高，但也不是罪啊。 武大選調生的「小作文」里，充滿著詩歌，這讓我想起福樓拜筆下的包法利夫人，不對，應該是艾瑪。艾瑪嫁給了平庸的鄉村醫生，卻夢想著書本里傳奇式的愛情，甚至兩度偷情，負債纍纍，最後走投無路，服毒自盡。 按理說，這應該是一個不道德的女人，應該被浸豬籠，可是，作者福樓拜完全沒有這麼認為，他不但說「包法利夫人，就是我」，而且在把艾瑪寫死時，他還失聲痛哭。 因為福樓拜知道，艾瑪是不切實際，是好高騖遠，是毛病纏身，可這就是人啊，她是一個真實的人，一個理想主義的人，她值得被同情被理解，而不是被鞭笞被討伐。 我們這個社會，應該允許一個人保有對詩意生活的嚮往，我相信也能夠讓一個普通人過上有點詩意的生活。應該允許普通人對自己的工作抱怨幾句，牢騷幾句，即使這份工作是選調生。 一個健康的社會，應該容得下幾句充滿傲慢與優越感的抱怨。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魏春亮說
最近安徽全椒縣三位官員以「坦誠」或「傻白甜」的接受媒體的採訪，翻車，免職。 我覺得這件事「最有趣」之處，是它透露出全椒縣或許出現了某種「退化」現象。這種退化，或許不只全椒縣獨有，只是別的地方沒有暴露出來而已。 先簡單複述一下這件事兒。 全椒縣一公司倉庫發生火災，消防前來救援，倉庫中的部分物質隨著消防廢水進入附近溝渠。部分河段水體渾濁，黑臭，魚蝦死亡。情況反映到縣水利局，未受到重視，有村民希望進行水質檢測，並向市12345網上反映，生態環境局沒當回事……央視記者聞訊趕到全椒縣採訪。 記者問為啥不進行水質檢測。生態環境局局長竇平一語驚天下，「喝茅台也能喝死人，喝死人以後，需要對茅台做毒性分析嗎，我認為沒有必要。」 記者問水利局為啥沒作為。水利局黨組成員楊俊誠懇地說，「憑我的經驗……可能……說實話我也不知道……我還有兩個月就要退休了……」 記者問全椒縣生態環境分局辦公室主任楊仁義，滁州市12345關於全椒縣襄河鎮老觀陳村襄河水質發黑髮臭問題的在網上的回復，顯示承辦人叫楊仁義。楊仁義說，「不是我回復的，這我還不太清楚」。 這三位都已經被免職，據說罪名之一是「信口開河」。 回到兩位接受央視採訪這事兒。看了相關的視頻，我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三位似乎已經忘記了媒體還有輿論監督功能，他們的智商和情商都已經無法面對搞「負面報道」的記者了。 一個縣，仨官員，在面對採訪時全軍覆沒，這很可能是一種嚴重的退化現象——應對媒體能力的退化。 他們已經忘了，曾有一句「保命箴言」叫「防火防盜防記者」。最消極的辦法是乾脆不跟記者打照面，也不會出現如此荒唐狼狽尷尬的採訪場面。 「防火防盜防記者」是多年前紙媒年代流行的一句話。那時候，很多媒體做輿論監督報道，讓一些地方深惡痛絕，於是像防賊一樣防範記者。 當然，很多時候是防不住的，那就要跟記者過招兒。經常過招兒，就鍛煉和提高了應對能力。 我當年曾在一個地級市了解一個有點「負面」的事情，沒想到當地的常務副市長親自出面。他條理清晰侃侃而談的樣子我至今還記得。由於他的解釋有理有據，那個報道也沒有呈現出「負面」的味道。後來那位官員好像高升到了常務副省長。 那時候也有毆打記者的情況出現，但總體上媒體與縣市一級的地方政府存在著一種「博弈關係」，再說了，「毆打」也是博弈，不過是太極端罷了。這種關係，鍛鍊出了一些名記者，也鍛煉了基層官員與媒體打交道的能力。那時候一個縣裡的局長，面對如今全椒縣這種情況，斷然不會像如今全椒縣這三位官員這樣「傻白甜」。 以全椒縣這三位官員的級別論，「按道理講」是「沒資格」在央視露臉的，竟然在央視記者面前「袒露心扉侃侃而談」，屬實是過於「單純」了。當央視記者的話筒舉到他們面前時，他們像是「小白鼠」——顯得既真誠又可愛，既真實又荒唐。 一個說茅台喝死人不用檢測茅台，一個說我再有倆月就就快退休了。這哪裡是接受輿論監督採訪，這分明是哥們兒之間交心似的私下聊天。他們真的沒把記者當「外人」，他們說的真都是「大實話」，但是大實話往往只適合私下說，而央視那是要對全國人民說的。 這兩位的言論讓我想到一個詞兒：真心話大冒險。 當然，到了他們倆這兒變成了「真心話太冒險」。 他們根本不知道如此「真誠」風險有多大，大到可能導致半生仕途前功盡棄。 在縣城的官場大半輩子，按說都是智商情商非凡的人，都是精於世故的人。他們在某些方面稱了 「傻白甜」，是因為忘了過去輿論戰線的「殘酷環境」。當年那些在全國到處「亂竄」的搞輿論監督的記者沒有了，當年的那些曾經風行的報紙也都已經偃旗息鼓了。時代變了，不需要報紙了，也不那麼需要監督類報道了，甚至也不需要新聞現場了。 比如某地多人跳橋這事兒，放在15年前，早就有記者到當地搞清楚了——到底有沒有人跳橋，有多少人跳橋，跳橋的人是誰，為什麼跳橋。如今沒有這種情況了。最多是有人打個電話問一下當地，然後等著官方通報，或許過些日子就沒人記得這事兒了，連通報也不需要。 沒有了博弈，能力必然會退化。退化的還有記者，有些甚至都不用寫稿了，只需要等通稿，粘貼複製就行了。 按說這樣也挺好的。記者不用風塵僕僕地奔波了，地方上也不用疲於應對了，節約了很多成本。 出人意料的是，央視記者突襲歲月靜好的全椒縣，一頓操作，似降維打擊，搞出了個官場大地震。 最後，想對三位被免職者說：時也，運也，命也。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海濤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