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天前結束的中共全國政協十四屆常委會第七次會議「決定」了一系列人事安排。包括：增補馬曉偉、易會滿、曹軍為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任命胡衡廬為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副秘書長，易會滿為經濟委員會駐會副主任，馬曉偉為教科衛體委員會副主任，曹軍為教科衛體委員會駐會副主任；隋青不再擔任民族和宗教委員會駐會副主任。會議通過關於接受張曉明同志辭去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常委、委員的決定，關於接受王填辭去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的決定。會議通過關於免去苟仲文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員會副主任職務，撤銷其委員資格的決定；追認關於撤銷石磊、唐一軍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資格的決定。 本文先分析這其中的兩個在任中央委員馬曉偉和易會滿。此二人在被「增補」為政協委員的同時還被決定任命為專門委員會的副主任，不過易會滿的副主任前面多了「駐會」兩個字。。 出生於1959年12月的馬曉偉在2022年10月召開的中共二十大上是被按照正省部級官員入中委的「三（63）上四（64）下」及「三留四不留」的年齡杠杠入選中央委員的。當時的他還未滿63歲。 2023年3月12日，已經擔任了5年時間的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主任職務的馬曉偉被提名連任，但是得到21張反對票和8張棄權票，有網站統計說他是這一屆所有國務院組成人員中得票率最低者。 上個月，離65歲還差7個月的馬曉偉的名字不再出現在國家衛健委官網的「委領導」頁，其黨組書記的職務由時任副部長雷海潮接替。一時間「謠言」四起，有說他是已經被中紀委從高幹醫院的病床上直接帶走的， 有說他是因為「新冠」而被習近平當了「替罪羊」的……。也有說他是因病不能堅持正常工作的。但無論什麼原因，急匆匆安排一個在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連任國務院部委一把手才一年多一點時間的當屆中央委員退居二線，肯定不是一種正常人事運作。其實有些牆內媒體在相關報道中也特別暗示了這種不正常。比如澎湃新聞5月6日發表的《雷海潮已任國家衛健委黨組書記》一文中說：「查詢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官網注意到，雷海潮已任國家衛健委黨組書記。……此前，國家衛健委主任、黨組書記職務由二十屆中央委員、出生於1959年12月的馬曉偉擔任。」 而如今全國政協的新一波人事安排中既然包括了馬曉偉「二線」職務的內容，也許可以證明他提前離開國務院部委的一線崗位有可能是健康出了問題。當然也有另外一種可能就是內部受到了輕處分，比如被內部作出了「問責」處理。 中共中央2019年9月印發的修訂後的《中國共產黨問責條例》中規定：「黨組織、黨的領導幹部違反黨章和其他黨內法規，不履行或者不正確履行職責，有下列情形之一，應當予以問責：……在教育醫療、生態環境保護、食品藥品安全、扶貧脫貧、社會保障等涉及人民群眾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上不作為、亂作為、慢作為、假作為，損害和侵佔群眾利益問題得不到整治，以言代法、以權壓法、徇私枉法問題突出，群眾身邊腐敗和作風問題嚴重，造成惡劣影響的。」 是不是挺適合馬曉偉的？ 撰寫此文之前，筆者剛剛核對了中國政協網的「教科衛體委員會組成人員」一欄，確認主任和副主任一共15人中，唯有馬曉偉一個是在任中央委員。 該委員會的主任是比馬曉偉年長3歲半的前教育部長陳寶生，退居二線前已經有了一屆中央候補委員和兩屆中央委員的政治資本。巧合的是，這個陳寶生在2018年3月被決定連任教育部長時，也是同時產生的所有國務院組成人員中得票最低者，當時得到了47張反對票和14張棄權票。 而目前的教科衛體委員會副主任一共14人，政協網站上說明是「按姓氏筆畫排序」，可內容中卻是把新任命的馬曉偉放在第13位，新任命的「駐會副主任」曹軍（女）放在最後一位。 相比較而言，這新一波全國政協的人事安排中涉及的兩個現任中央委員里，牆內輿論對馬曉偉「退居二線」的關注不很強烈，但對易會滿的「履新」安排則引起了普遍的不滿甚至憤慨。 台灣中央社日前刊登的《中國前證監會主席易會滿履新 網路惡評如潮》一文中說：陸股年初連續大跌，時任中國證監會主席易會滿2月被免職下台後，股民額手稱慶還期待他被當局查辦究責。不過易會滿今天被發布新職，將出任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駐會副主任，形同安全落地，引髮網路惡評如潮。迫使許多媒體關閉評論。 在微博相關新聞討論區，網友解讀「這算安全落地了吧」、「上面對易同志很滿意」；還有人造今日金句：「眾散戶落水，易主席上岸」。 股民一面倒痛批表達不滿：「戰犯級別的人，居然高升， 不應該吃牢飯？」、「都這樣禍害人民了，還能當父母官，巨大的諷刺」、「把股市攪爛，陞官了，不用承擔任何責任，真是無語了」。 還有股民形容，「先讓一個姓易的大量上市來搶，搶完了讓一個姓吳的開後門讓上市公司退市跑，投資者就易吳（一無）所有了」，引髮網友熱烈轉傳。 財經網紅「超短起爆點」發文說：全網都在等這易會滿給投資者一個交代，看看他如何解釋透過大量造假上市了那麼多垃圾企業。「結果人家高升了。你說神奇不？」 對於易會滿「該當何罪」不是本文討論的重點，但把易會滿如今在全國政協系統的「履新」形容成「上岸」是否貼切暫且不論，理解成「陞官」和「上面對易同志很滿意」就大錯特錯了。 說起來，這個易會滿可是中央金融系統里的唯一一個二十屆中央委員（除何立峰外）。中共央行的網站2022年7月刊登的《中央金融系統選舉產生出席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 黨中央提名的代表候選人何立峰同志當選》一文中說，中央金融系統產生的二十大黨代表共44名（包括何立峰）。代表團的團長是十九屆中央委員郭樹清，副團長是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易綱和易會滿，秘書長兼新聞發言人是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潘功勝。 我們在過去的相關文章中已經介紹過，這44人里，除了何立峰和易會滿 「當選」了二十屆中央委員，日後接替了易綱央行職務的潘功勝居然連再任一屆中央候補委員的機會都沒有。這也是為什麼在前年10月的二十大閉幕之後，易綱的央行行長接班人「還是姓易」的說法無論在牆內還是牆外都大有市場。 筆者也在去年2月3日發表的《下屆央行行長的幾個可能性人選》中介紹和分析說：外部有好事者在有金融背景或者曾經有過財政和金融工作經歷的二十屆中央委員和候補委員里為易綱挑選了幾位央行行長接班人。其中之一就是現任中國證監會主席易會滿。 筆者當時的這篇文章里也還介紹了與易綱相比，這個易會滿最突出的特點就是連個正經的「土學歷」都沒有。官方公布的簡歷中沒有他的大學經歷，只說他在職期間拿到了「研究生」學歷。 不過，在撰寫本文的過程中筆者才又核對了一下易會滿簡歷的不同出處，發現易會滿不滿20歲那年「參加工作」之前，還是有過三年大專校園生活經歷的—-雖然他當時進入的學院是當地幾所中等專科學校合組改建的。 易會滿的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黨委書記、主席職務是從2019年1月正式開始的。此前他是以中國工商銀行黨委書記、董事長（副部長級）身份被安排為十九屆中央候補委員的。今年2月被免去證監會主席和黨委書記職務時，他的59歲生日才過了兩個多月。此後以在任中央委員身份在家賦閑了四個多月才被宣布「履新「，而且」履新」的職務只是全國政協下屬的一個專門委員會的副主任，算是哪門子的「高升」啊？ 通常，全國政協下屬的各專門委員會的副主任們大部分是從正省部級和副省部級崗位上被安排退居二線者，這部分人退居政協後的原級別和待遇都被保持不變，不會升也不會降。而他們的「俸祿「也都是由他們進入政協之前的「原單位」負擔。例外的就是這些專門委員會裡的「駐會副主任」。這些「駐會副主任」才是全國政協的「編製內」人員。 雖然本屆全國政協下設了10個專門委員會，但並不是每個專門委員會裡都有「駐會副主任」的。截止目前全國政協官網上公布的社會和法制委員會、農業和農村委員會、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的組成人員里，筆者都沒找到現存的「駐會副主任」的設置和安排。日前的這一波全國政協的人事安排事項之一是隋青不再擔任民族和宗教委員會駐會副主任一項，但同時也並沒有宣布為該委員會安排一個新的駐會副主任。也就是說，從本月6日開始，這個民族和宗教委員會就不再有駐會副主任了。以後安排不安排是另外一回事情。 至於和馬曉偉、易會滿一同被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的曹軍（女）同時也被任命為教科衛體委員會駐會副主任，是因為去年1月17日召開的全國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五次會議已經「經過表決劉慧不再擔任教科衛體委員會駐會副主任」之後，這個位置就一直空缺。 為了說明如今的易會滿的「履新」實屬遭貶，有必要特別介紹一下這個劉慧。 與馬曉偉同年同月生的劉慧是回族女性幹部，是中共第十七屆、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天津回族出身的她曾先後擔任過寧夏回族自治區副書記、自治區政府主席和國家民委副主任、黨組副書記（正部長級）。維基百科上介紹說（當時的）她是中共建國以來第五位擔任省級行政區最高行政官員的女性。 這位劉慧擔任寧夏自治區政府主席的具體時間是2013年4月23日至2016年7月3日，接替她這一職務的也是一個回族女性，姓咸名輝。 咸輝當時也是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比劉慧年長近兩歲。 日後，劉慧在十九大上再未被安排進入中央委員會，咸輝則是在十九大召開之前已被由十八屆中央候補委員增補為中央委員的前提下，又在十九大上被安排連任中央委員。接下來，這個咸輝雖然在二十大上未再連任中央委員，但卻在二十大召開後的次年三月被安排成了十四屆全國政協副主席。同時，劉慧的寧夏自治區政府主席職務的前任王正偉則卸去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職務，退休。 這樣一對比，就不難看出比如今正在擔任全國政協副主席的咸輝要年輕近兩歲的劉慧，當年被調出寧夏到國家民委擔任副主任，雖然特別被宣布為正部長級，但事實上是被暗貶。在中共政壇上誰都明白，少數民族的黨員幹部，特別是女幹部，只要能夠在自治區政府主席位置上幹得順利，日後大都會有機會升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或者全國人大副委員長。 而劉慧被調到國家民委之後，於2022年8月24日被增補為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同時被任命全國政協教科衛體委員會駐會副主任。同年9月，她又被宣布「不再擔任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副主任職務」。 2023年1月17日，也就是全國政協換屆的前兩個月，劉慧又被宣布了「不再擔任」她才「上任」不足半年的全國政協教科衛體委員會駐會副主任的職務。此時，劉慧63歲的生日才過了一個多月，提前退休了。 關於劉慧當年為何遭受如此不公正的待遇（相比咸輝而言），內部說法不一，也不是本文要介紹的重點。本文介紹她仕途經歷的目的就是要說明，一個正省部級的適齡幹部被安排成全國政協下屬的專門委員會的駐會副主任，絕對是一種組織上的降格處理。甚至不排除僅僅是日後再安排其提前退休的一個過渡。 更進一步的分析內容，留待本專欄的下篇文章繼續介紹。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美國前副國安顧問博明近日強調，中國正在透過「代理人」與西方民主國家作戰，打擊民主國家的安全與繁榮，卻同時力圖維持強勁的貿易關係，相關國家應該警惕、團結以對。 川普政府時期的白宮副國安顧問博明（Matt Pottinger）5月18日在英國倫敦指出，中國憑藉經濟實力，向俄羅斯、伊朗當局以及相關恐怖組織等代理人提供實質支援。博明並提醒，歐洲和美國是中國最重要的兩個市場，事實上具備制衡中國、削弱中國打擊歐美安全繁榮之能力。 被公認為川普政府亞太政策「中國通」的博明指出，近年世界局勢顯示民主國家嚇阻威脅能力崩壞，例如阿富汗民選政府倒台、美國倉促撤軍，大約6個月後就爆發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博明對此表示「我不認為這只是巧合」，並且強調歐美確實有能力讓中國付出代價，讓中國不再能輕易「如寄生蟲般」靠著歐美市場滋養茁壯，甚至支持「代理人戰爭」。 《沸騰的護城河》關注台灣國防安全 博明即將訪問台灣並且發表新書《沸騰的護城河》（The Boiling Moat: Urgent Steps to Defend Taiwan），對於台灣加強國防方面，認為台灣需要有全新的軍隊文化，台灣政府也應該培養「全民抗敵」的集體意識，並在物質、組織，以及軍事知識與理念上提供支持，以「社會縱深」彌補台灣「地理縱深」的不足。 博明在《沸騰的護城河》強調，為嚇阻中國，台灣以及美國盟友必須在台灣海峽強化集體合作，讓台灣海峽有如「沸騰的護城河」，而寬達一百多公里的台灣海峽，正是台灣的護城河；並且呼籲台灣加強軍事嚇阻能力，因為國家力量的展現，包括外交、經濟、資訊戰等等，若無高度可信的（軍事）「硬實力」作為堅實基礎，就無法奏效。 博明書中以「金城湯池」為喻，表達對台灣國防的高度關切。「金城湯池」意指堅固的城池，要有金屬打造的城牆，以及沸水滾動的護城河。而書名Boiling Moats，典故出自《漢書蒯通傳》「金城湯池」之喻——「邊城之地，必將嬰城固守，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 《沸騰的護城河》共同作者卡納帕（Ivan Kanapathy）曾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對台事務主任，長期為白宮制定美中台關係政策，也曾任美國在台協會（AIT）武官。書中傳達三項要旨：第一，中共武力犯台威脅不但真實，更是迫在眉睫。而進犯台灣，主要是為了徹底改變以美國為首的國際秩序。 第二，唯有備戰才能止戰。博明認為二戰後，西方自由世界堅實軍備的硬實力（hard power），是未讓「冷戰」升為「熱戰」的唯一保證。若習近平堅信中國會獲勝，就會傾向發動戰爭。而自由世界當務之急就是要中共認清犯台必然失敗，且會對中共及習近平造成滅頂之災，如此方能確保台海和平。 第三，為有效嚇阻中共，民主國家必須立刻行動。博明認為俄烏戰爭顯示「嚇阻」的代價要比戰爭低得多，在書中對此提供許多政策建議。 此外，《沸騰的護城河》主張台灣政府需要全新的軍隊文化，培養全民抗敵的集體意識，並提供物質、組織、軍事知識與理念等支持，以「社會縱深」彌補台灣「地理縱深」之不足。 博明建議新上任的賴清德政府深化軍事改革，例如其一，國防部門換血改造，拔擢願意接受新觀念的軍人，強調「支持國防建設」是台灣社會共同使命。 其二，學習以色列建軍備戰觀念，而非獨師美國。借鑒男女皆兵等兵役制度、精實後備訓練，建立強韌的民防體系。 其三，建立國土防衛部隊。以社區防衛為主的國土防衛部隊體系有助台灣應對持久戰爭，提高中共犯台成本，嚇阻侵略野心。 提防中共「把擊敗國民黨的方法拿來對付西方國家」 隨著川普政府換屆，博明自離開公職加入智庫之後，似乎在反共志業上更有揮灑空間，也更不遺餘力。例如不久之前，日本《日經亞洲》（Nikkei Asia）在五月中旬以〈美國分析家：對台防衛戰略模糊需要澄清〉為題報導，指出博明認為美國下任總統應該維持現任總統拜登對於中共犯台會進行軍事介入之多次承諾；而美國前總統川普若在今年底再度當選總統，也應表明不許北京在西太平洋發動戰爭，包括入侵台灣。不知是否巧合，5月28日《華盛頓郵報》報導，川普在競選活動中大嗆中共，他再度當選總統後「中國要是犯台，就把北京炸了！」——這麼清楚的「表明」，連中共軍方都急得大罵「喪心病狂」，似乎相當奏效。 今年四月，博明與眾議院「美國與中共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Select Committee on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首任主席蓋拉格（Mike Gallagher）聯名在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期刊撰文直言，北京正在全球進行一系列瓦解西方民主秩序之行徑，美國的抗中鬥爭「必須要贏」，而不能只是主導競爭局勢而已，警告拜登政府若優先考慮解凍與習近平關係，是陷入了熟悉的陷阱。 博明和蓋拉格強調，習近平已經對美國發動冷戰，華府不該否認美中冷戰的存在，反而應該承認，並且堅決贏得這場戰爭。 4月12日，博明在美國智庫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紀念美國國會通過《台灣關係法》45周年的研討會，敦促美國政府儘速祭出更明確的法案以加強對台灣的安全承諾，嚇阻北京犯台野心，「如果不這樣做，北京會認為我們只是在吹噓。」 早在2020年10月23日，博明任公職時曾在英國智庫「政策交流」（Policy Exchange）發表中文演說，警告西方國家，中共正運用大數據進行統戰、干擾各國政治，更應特別提防中共「把當年擊敗國民黨的方法拿來對付西方國家」。 堅定挺立在反共陣線，博明的發言以及預言，屢屢振聾發聵，並且印證屬實，六月訪台之行又將如何為台灣及世人敲響警鐘，值得期待與關注。 （※作者為鉅石智庫創辦人，曾任網路與投資高管，著有《破局：中共赤化與國際覺醒》。台大政治系畢業、美國波士頓大學大傳碩士，新加坡國立大學高階管理課程結業。全文轉自上報）
三十五年過去了，六四天安門事件至今仍然是中國的禁忌話題，很多中國年輕人也不知道曾經發生過這樣的血腥鎮壓，天安門事件是中國政治格局的轉捩點，也改變世界經濟和政治氣候。美國著名漢學家林培瑞說，習近平上台後拋棄韜光養晦政策，西方國家逐漸認識到中共的真實面目，但是離開看穿中共還很遠。 六四改變了中國，至今陰影不散 1989年4月15號，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驟逝，成為民眾不滿改革緩慢、腐敗和收入不平等的催化劑。幾千名大學生到天安門廣場舉行悼念活動，並很快演變成要求政治改革的全國性民主運動。6月4號，前中國領導人鄧小平下令解放軍對手無寸鐵的群眾進行大屠殺，鎮壓了這場民主運動。 六四被視為中國改革的重大轉折點：六四前是中國的改革開放十年，中共高層存在三種政治力量的博弈，一是以趙紫陽為代表的具有民主傾向的改革派；二是以中共元老陳云為代表的固守專制體制的保守派；三是以鄧小平為代表的，既想改革經濟體制，又想守住政治制度的有限改革派。 但是，美國漢學家林培瑞指出，六四屠殺除了對中國高層政治的影響，更重要的是打擊了人民的民主訴求。 林培瑞說：「更重要的一個後果是鎮壓了老百姓的（思維）變化，因為80年代學生能夠出來上街抗議，寫他們的文章，80年代是一種相對來說共產黨最開放的十年，但是六四以後不再開放，一直到現在。有人說鄧小平的考慮是，用2,000個生命來換20年的穩定，我不知道他字面上是不是完全那樣說，但是很清楚這是他鎮壓六四的一個政治考慮。」 1978到1989年期間，中國民間在反思文革的歷史傷痛，希望推動政治和經濟的現代化。但是六四強行把學生和市民要求推進政治改革和反腐敗的和平呼聲鎮壓下去，終止了前面十年中國改革開放，特別是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的勢頭。 林培瑞當年擔任美國國家科學院北京辦公室主任，他幫助中國異議人士方勵之夫婦進入美國大使館避難，被中共列上黑名單。他認為鎮壓六四的影響不止20年，至今已經35年了，屠殺的陰影一直旋繞在中國人的頭上，而且很可能還會再發生，比如鎮壓法輪功和香港民主運動，肆意逮捕和拘押維吾爾人等等，雖然鎮壓行動在規模和程度上和六四不同，但是有了六四鎮壓的前例，老百姓知道中共會動真格的。 六四改變了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 在六四後江澤民和胡錦濤主政的23年里，中國迅速融入世界，西方接受這個無害的新興市場國家。但是，中國問題專家李偉東在紐約時報的評論指出，西方對中國六四後發展趨勢的一系列誤判，使中國替代蘇聯和之後的俄羅斯，成為自由世界最強大的經濟和政治對手。因為西方國家沒有更嚴厲的制裁中國，讓中國在此後多年都確信：西方需要中國在地緣政治上的戰略合作和中國的巨大市場，不管中國國內人權問題有多糟糕，西方都不會太為難中國，因為六四屠殺他們都容忍了。 現任加利福尼亞大學河濱分校校長特聘兼講座教授的漢學家林培瑞說，當年美國和西方國家主要有兩種考慮，一是要跟共產黨保持一個基本關係，一起對抗蘇聯。二是美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大國對中國的經濟抱有希望，以為鄧小平又要重新改革開放。 他說：「六四後鄧小平主張的是韜光養晦，把中國強勢的那一方面掩蓋起來，讓外國政府認為中國能改革，會潛移默化地向更文明、更民主的政治制度發展，我相信鄧小平是故意讓外國人那樣看。」 林培瑞說，六四後從1989一直到1994年，美國政界曾經把經濟和人權掛鉤，美國國會每年都討論是否給與中國最惠國待遇，但是1994年以後，柯林頓總統決定把人權跟經濟脫鉤，影響到今天。 西方至今沒有看穿中國 習近平上台後，通過反腐和壓制異議人士穩固權力之後，公開改變了鄧小平的韜光養晦政策，開始在全球主動出擊，讓西方逐漸認識到中共的真實意圖。 紐約時報刊登專欄作家布雷特·史蒂芬斯的評論文章，標題時《習近平，謝謝你》。文章用嘲諷地語氣說，習近平連任第三個任期被視為美國和其他自由國家「歷史上最大的意外之喜之一」，因為西方不再對習近平抱有幻想，文章說，「這些希望不僅僅是落空了，而是被粉碎了」，「你的反腐戰爭變成了大規模清洗。你在新疆的鎮壓堪比蘇聯的古拉格。你的經濟『改革』相當於讓通常效率低下的國有企業重新成為主導者。」 林培瑞表達了相同的觀點，他說，西方政府和精英曾經希望中國潛移默化向民主制度演變，但是大約五六年前北京鎮壓維吾爾人之後，這個美夢破裂。同時，很多到中國去做生意的外國商人發現，中國學會了西方的科技之後，自己創辦公司，搞不公平競爭，因此即使以前支持共產黨的一些美國商人也開始明白。但是，林培瑞說，西方社會離開徹底看穿中共還是有相當的距離。 他說：「美國政界商界裡頭還是有相當一部分人還是有那種天真的想法，覺得共產黨也是人，我們可以合作，它可以做responsible stakeholder（負責任的利益相關方）。舉個例子，最近關於要不要禁止TikTok的問題，很多好心的美國人說，TikTok是很多美國年輕老百姓很喜歡的東西，可以用它去發揮自己的看法，這是言論自由的一個工具，等等。他們看不到TikTok的具體作用，因為ByteDance是共產黨所有的，它的那些演算法那自然地把很多新聞標題引到親共，而且在西方世界裡頭搗亂的那種所謂新聞節目。部分人看不到這個，這是很糟糕的事情……徹底看穿沒有？還有相當的距離。」 林培瑞警示，在某種程度上，共產黨對人類的危害甚至大於希特勒納粹。 他說：「希特勒的集中營是殺人，燒毀屍體，沒有別的能夠跟他作比較，這是壞到不能再壞的一個事件。但是你根據人數，多少人因為毛澤東政策非自然地死亡，跟希特勒比，毛（殺的人）多得多。大躍進大饑荒的原因是因為毛澤東的政策，毛澤東下命令怎麼種菜，等等，引發了世界上最大的饑荒，至少是3,000萬，有人說4,000萬以上人非正常的死去，是毛澤東干出來的事情。所以你用多少人死亡的數字去衡量這個問題，那毛比希特勒多多了，壞多了。希特勒殺人是很殘酷的，但是毛澤東時代，包括習近平時代，殺人的方式有的也是很殘忍的。」 「中國夢」只能暫時掩蓋傷口，六四早晚會成為中共新的噩夢 中國政府至今把六四血腥鎮壓以及在此之前長達50天的學生抗議活動稱為「政治風波」，把那場後來幾乎由全民參與的民主運動定性為「極少數人」「煽動的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的活動」。習近平上台後，宣揚中國復興，年輕一代很多人沒有聽說過六四，也對六四不感興趣。習近平的中國夢是否成功地讓中國人擺脫了六四的噩夢？ 前六四學生領袖、中國民主教育基金會理事封從德封從德在舊金山參加六四35周年專題研討會後對美國之音說：「我們每年紀念六四，應該把（被）中共槍決的那些人高舉，把他們的像要刻出來，把他們的名字念出來，這些是我們最應該紀念的人，他們是真正最勇敢反抗中共的人。」 美國漢學家林培瑞指出，六四早晚會在制度和價值層面上成為中共新的噩夢。他說，習近平想跟毛澤東一樣控制人民的意識形態，但是現在的年輕人的知識範圍廣得多。網路之前的中國老百姓是孤立的個體，所有媒體是從上往下。有了網路以後，人民可以交流，很多信息來源是從下往上，現在的年輕人的視野比他們的前輩廣得多，掌握的信息也比毛時代的人多得多。 林培瑞說，目前中國民主進程倒退是習近平壓制的結果，表明上看似平靜，但是追求自由、民主、人權是人類的DNA，因此他對中國的民主前景並不悲觀。 全文轉自美國之音
三年前，衡水中學高三學生張錫峰在演講中歇斯底里般喊出了那句「我就是一隻來自鄉下的土豬，也要立志去拱了城裡的白菜」，因為用力過猛、充滿恨意，引發人們的討論。 當時，他還說：「總有一天我會站在金色的舞台上，聚光燈打向我，攝像機對準我，所有人的目光注視著我。我能站在台上侃侃而談，此刻世界就只有我一人。」 在高考中，張錫峰的表現不可謂不出色，河北省第200多名、浙江大學計算機系，這是無數高三學生夢想的頂峰。 但三年後的今天，他在鏡頭前只剩下無奈和迷惘。他不願再提起「鄉下土豬拱城裡白菜」，反而說自己不想成為做題機器，對自己的應試技巧很反感，甚至因此厭惡考試，不想再考研。對於未來，他也充滿悲觀，因為大學乃至大城市的許多事情跟自己想像中不一樣。 他的迷惘，三年前就已經有無數人預見。當時，某平台在張錫峰演講新聞的標題中提煉了「我們不是高考機器」這一元素。我當時就寫道，刻意強調「不是高考機器」大可不必，因為「既然進了衡水，接受了衡水的教育模式，那當然是高考機器，但靠自己努力的機器並不丟人。更何況，社會上大多數工作本質都是機器，大多數人也終究要接受自己的工具人身份，高考機器頂多算是個預演。」 張錫峰當年並不坦誠。他說自己家裡並不是太窮，是輿論流量將之渲染成窮人家孩子。可當年他確實有意往這個方向包裝自己，所以明明家裡有輛帕薩特，卻在演講中喊出「看著一些同學陸續被家長用轎車接走，而我只能背著沉重的書包，一步一步走路回家」。 我從不同情這種投機者，這種打雞血的演講腔，也是我一直反感的。 張錫峰的演講應該是我第二次關注到衡水中學學生演講，第一次是一位衡水中學「優秀畢業生」。 這位名叫萬思遠的畢業生考上了東南大學，曾獲得「東大好青年」「東南大學五四獎章」「中國大學生自強之星」等一系列榮譽，經常代表學校出席各種高大上場合。然後，就沒有然後了，因為前幾年他上了個新聞熱搜——前往山村支教時，他像街頭小混混一般一腳踹飛山村小學生的視頻曝了光。當然，這種人後來混得不錯也不奇怪，社會就是這個樣子。 當時同學扒了許多他的黑歷史，包括「學歷造假、指導他人造假、坑學弟學妹、創業比賽走穴撈金、涉嫌性騷擾女同學、參選最具影響力畢業生跟隊友撕逼」……而且，他以有幾副面孔著稱，在面對領導和面對普通同學時，他的態度完全不一樣，對前者卑躬屈膝，對後者趾高氣揚。 大學期間，萬思遠也曾回衡水中學演講。他顯然習慣了衡水中學打雞血喊口號的風格，所以在網路可見的各種演講與表達中，他的話語模式也糅合了主流演講腔和衡水熱血，看起來很老土和彆扭。 網路圖片 這種演講腔並非衡水中學獨有，隨便找個中小學看一場演講比賽，大家的腔調都好聽不到哪裡去，無非是「土豬拱白菜」多了些太明顯的恨意。所以，咬牙切齒的「土豬拱城裡白菜」，不過是假大空式學校教育的「成果」而已。在中國人的求學經歷中，假大空一直是躲不過去的陰影，誰沒遭遇過呢？。 既然是假大空，就很容易製造虛無的道德感、虛無的成功學，還有虛無的恨。它的最大問題，是讓一個孩子沉浸於虛幻中，設置各種假想敵，卻忽視了具體問題。在這種狀態下培養出的孩子，必然是投機的，吃相也不會好看。張錫峰和萬思遠，不過是兩個路徑有些區別、但本質一樣的例子而已。 但必須承認，張錫峰面對的困境也是真實的。他的「拱城裡白菜」當然粗鄙，但一個社會沒有了「窮小子逆襲」的故事，又說明社會是粗鄙的。 在這種逆襲式個人粗鄙和社會粗鄙中，如果非要選一樣，我選擇接受前者的存在。因為前者存在時，它只會是正常社會中的一部分，且有機會改變和進化。 後者呢？它看似只剝奪了底層的機會，實際上是在漸漸剝奪每個人的機會。那些覺得自己現在可以贏在起跑線上的人，會發現因為機會越來越少，自己只能讓路給那些條件更「好」的人。而且這種讓路，必然是在非正常競爭狀態下完成，比如一個互聯網大廠的高薪員工，會發現自己在孩子落戶和各種抽籤搖號中比不過一個科長。 到最後，所有人都會失去機會。所謂「垃圾時間」，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剝奪人們正常實現理想的機會。「拱城裡白菜」是一個少年的妄想，但所謂「生活的教育」，比這種個體的粗鄙更為粗鄙。 對於張錫峰來說，真正好的社會，會讓他有審視自己並改變自己的機會，而不是只剩下迷惘。當然，如果這種社會形態存在，那麼他一開始也不會充滿恨意地喊出「拱城裡白菜」。 因為，一個好的社會，不會讓鄉下窮小子變成獵物，被吃干榨凈。一個好的學校，不會讓學生以為自己是能撬動地球、拱城裡白菜更是輕而易舉的土豬，而是會踏踏實實告訴他們，考大學時應該如何選擇城市和專業，如何告別小鎮做題家身份，如何為自己未來的人生打算，如何去愛，如何真誠。 很可惜，張錫峰乃至這個時代的無數孩子，並沒有這樣的機遇。因為，相比「土豬拱城裡白菜」的粗鄙，現實更為粗鄙。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那些原本是廢話的常識
一個中國男人會去算命：我命里有兩個兒子。然後重複繁衍。 網路圖片 今天是我妹妹高考開始的日子。我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關心過這些過去的日子，我已經離開它們快十年了。而我妹妹正在經歷的一切，讓我又不得不重返這種幾乎生、幾乎死的歲月。 雖然高考的恐怖記憶已經從身體上褪去，只留下認知，我終於可以用成年人的眼光、而不再是一個高中生近乎絕望赴死的決心去看待它，但這仍然是我最恨的日子。 我想到的仍然是我妹妹所忍受的苦楚，她為了跳出那個漩渦所付出的一切，而我作為大人、作為成年人竟無能為力，而且還要目睹那麼多和我妹妹一樣大的孩子，目睹他們紛紛跳進去——要有多麼幸運才能順利走出來。我始終認為這是一場不斷折損孩子們精神和軀體的災難，是大逃殺。 就在一星期以前，我妹妹回家休息，她太緊張了，畫了很多畫，還給我畫了頭像。她跟我聊天，聽起來很高興，像是在為高考這個日子即將過去感到慶幸不已，我也被那種情緒感染了，險些忘了她不是去參加慶典，而是參加大逃殺。 後來我們再也沒有說過話，接著就到了今天，漫長高考的第一天，從今天就開始出發和準備。我一醒來就認識到了這個現實，然後內心焦灼，又有種疲憊想吐的感覺，儘管我已經睡得足夠久，幾乎是報復所有醒著的時間，從昨晚十點睡到了今天早上十點。 我還是恨高考，我希望沒有人再經歷它，但還是要目睹每年「超多少多少考生」往裡跳，就好像那是一個什麼慶典，所有的大人們談笑風生，翹首以盼，唯獨忘了自己是怎麼從裡面爬出來的——或許這也有點勉強，從中國的教育情況來看，雖然每年參加高考的人數驚人，但是在高考之前就被教育甩出去的人數只會更加驚人。 根據 2020 年的人口普查，大學文化程度的人口為 21836 萬人，包含高職、大專、本科及以上。 當然，還有另一些觸目驚心的數據還包括：約 12 億人沒有護照、超過 10 億人沒坐過飛機，繼李克強宣布「中國約 6 億人口月收入不足 1000元 」之後，據中金公司調查顯示，2022 年月收入 5000 元以下人口累計 13.28 億，佔總人口的 94.8%。 我相信這所有的數據（或者說結果）都是有所關聯的，或者直指一個答案。 我妹妹最焦慮的時候跟我聊天，她說她們班上有個女學生割腕了，然後被通知家長帶回家去「休息」，在那之前有接二連三的跳樓自殺，所有孩子的內心都受到了強烈的波動影響，有的人在教室做題，突然大哭，或者大笑起來。 我想中國今天這種局面，政治高壓、經濟下行，最痛苦的無疑是未成年人，所有的壓力都向最弱者傾斜，毫不誇張地說，他們從睜開眼的那一刻起，就開始面對整個社會的壓力。 微博有一個俗稱「窮廁」的 bot，它記載的大都是這個時代未成年人的精神狀態和處境，非常之恐怖，只要讀過一條，就很久才能緩過來。然後一旦長久地呆在裡面，嘗試不停地往下劃，簡直到了一種直接觸發 PTSD 的恐怖狀態。然而就是這種東西，卻每天都發生在這個國家的未成年人身上。且不在少數，而是最普遍不過。 我覺得有時候要訴說人和人之間的關係，必須看清在人和人之間究竟橫亘著什麼，不能盲目地將感情塗抹在一面水泥牆上，然而翻過去，那一面仍然寸草不生，什麼都沒有留下，什麼都沒有傳遞過去。在共產國家，就連愛也傳不了太遠。 我和我妹妹的感情也是這樣的，我妹妹肯定不會覺得高考是她必須翻過去的山，她是很敏感的一個孩子，她能覺察到這個世界上的大人都在對他們的遭遇袖手旁觀，還一邊翹首以盼地欣賞這種苦難，她的內心深處是恨的。我就是那種無能的大人，哪怕我是她的姐姐。 既然這個社會能將整體的壓力投射到孩子們身上，又怎麼不允許孩子們的恨意存在。老實說我寧願接受他們的恨，也不願意看到他們自戕。 我受夠了千百年來的哪吒敘事，以自戕實現反抗，這太慘痛了。然而沒有意義，厚顏無恥的大人們還在等待新的孩童，還將觀賞他們新一輪的大逃殺遊戲。 孩子的自殺就和夭折一樣普遍，且能夠被「成熟」的大人們接受，為了某種「效益」的實現，他們還將生產出另一個孩子，另一些孩子——就像那個新聞里，弟弟自殺後，父母決定代孕再生一個兒子，最後被女兒舉報而告終。 但真的就此告終了嗎，一個中國男人會去算命：我命里有兩個兒子。然後重複繁衍。 今年最著名的新聞，不就還有多益網路「煮肘徐波」訴前女友捲走財產，而前情就是這個人通過法律漏洞和女人們生了十多個孩子。嘆為觀止。 我自己來到這個世上都夠煩了，我真的很難忍受所有不被愛的孩子們被製造出來的前前後後，只能看到人類男性糟糕的繁殖慾望。他們得到孩子，然後折磨孩子，就是這麼回事。 你以為我在這裡是寫我與妹妹的關係，實際上我可能是在寫我幾乎素未謀面的爹的關係：不存在，但又幾乎無處不在。只是他早已不值得我用「百感交集、層次複雜」來形容，索性到此為止。 2024 年 6 月 5 日 文章來源：Matters
一種紀念，各自表述。台北六四紀念晚會的沿革變化背後，是兩岸三地政治局勢和人們的認同結構35年發展變遷的縮影。 2024年6月4日，台北，傍晚，陰天。 中正紀念堂前一塊被專門划出來的場地內，由華人民主書院主辦的六四35周年悼念晚會，於6點40分正式開始。 六四晚會開始前（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晚會舞台的兩側，分別是不同公民組織設立的攤位，除了關注台灣本地議題的組織之外，亦有不少由港人成立的關注香港的組織，寫著「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黑色旗幟在不同攤位出現多次。在晚會的入口，豎立著丹麥藝術家高志活作品「國殤之柱」的小型複製品，再往裡走，參與者在地上用燭光拼出了「8964」的字樣。 用燭光拼成的「8964」（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這場悼念晚會被視為目前「華語地區唯一可以公開紀念六四的晚會」，主辦方稱有兩千人參加。雖然規模已數台灣歷屆六四晚會中較大的，但人數仍遠不及曾在香港維園舉辦的六四晚會。 台灣六四晚會在不同人的眼裡，意味著什麼？在兩岸逐漸走向敵對、台灣本土意識興盛的今天，台灣六四晚會的舉辦者，又如何理解自己在做的事？ 香港人：「原來大家都不唱歌的」 現場的香港人很多。今年晚會的兩位主持，有一位便是香港人，主持過程中更是用國語和粵語交替進行。在晚會的一開始，主持人便用粵語帶領大家一起喊，「平反八九六四，追究屠城責任！」，這是過往每年都會在維園六四晚會出現的口號；在晚會即將結束時，大家亦用粵語高喊「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晚上八點零九分，大家一起默哀64秒。（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除了幾乎隨處可以聽到的粵語之外，辨別現場的港人還有兩種方式：一是口罩，二是黑衫。 Wendy便是這樣一位戴著口罩、身著黑衫的年輕港人，她身形瘦小，語氣活潑，極具親和力。她曾在香港的工會組織「職工盟」工作，2022年，「職工盟」迫於壓力解散，Wendy為了避免被捕，決定移居台灣。 香港職工會聯盟是香港泛民主派的重要組織，成立於1990年7月，主張獨立自主、民運與工運密不可分。香港《國安法》實施後，2021年10月3日，職工盟迫於政治壓力宣布解散。（圖片來源：端傳媒 / 林振東 攝） 那時，仍是疫情期間，從香港到台灣需要進行七日隔離，第八日正好就是6月4日，她結束隔離後，第一件事便是來到自由廣場悼念，發覺現場幾乎都是香港人。隔離時的孤單、在港時的不安，都在熟悉的語言、熟悉的氛圍中爆發，那晚，她多次流淚。 從前，在香港，因為在NGO工作，她亦會參與六四晚會，和同事一起在維園擺攤，宣傳、籌款。如今，在台灣，為了謀生，她選擇了一份「主流」的工作，「有時難免覺得可惜」，她說。 「台灣的六四晚會好不同，首先是規模小很多，其次好多政黨在這裡發表演說」，Wendy說，「今年的形式還多了一些，有行動劇等等，我上次（2022年）來的時候，就是請不同的政黨上來講話，一直講一直講，好像變成一個政黨活動。」 這次專程從香港趕來參加六四晚會的Emma，也體會到了差異。她看起來三四十歲的年紀，戴著口罩，手持燭光，一個人一動也不動地站在人群中。她說，「在香港，我們會唱很多和六四有關的歌，在台灣，原來大家都不唱歌的。而且，現場基本都是和我年齡差不多的人，很少見到小朋友；在香港，很多時候都是家長帶著小朋友一起來參與，希望小朋友記住六四。」 2019年6月4日，香港音樂組合「達明一派」成員黃耀明在維園晚會中演唱《回憶有罪》，這首歌由「達明一派」為紀念六四事件三十周年而創作。（圖片來源：香港01 / 羅君豪 攝） 她上一次參加六四晚會是在2019年的維園，那也是香港最後一次舉辦六四晚會。六四發生時，她還是一個小學生，「當時太小，只模糊知道發生了一件很大的事」，後來才通過書籍和維園六四晚會了解到了更多來龍去脈，之後很多年，她在「天安門母親」組織中做義工，用這樣的方式記住六四。 晚會結束時，Emma再一次感慨：「這裡真的和香港的晚會好不同！」但又很快接著說，「但在離香港這麼近的一個國家，還願意紀念這樣的晚會，很難得，我作為香港人，覺得很感恩。」 另外一位港人阿炳，則覺得「不同肯定是好不同，但無需去比較」。他六十多歲，精瘦，從帽檐露出來的頭髮已經花白，戴著黑色的口罩，身著一件寫著「結束一黨專政」的黑色T恤衫。阿炳告訴我，他原本也在香港從事社會運動，組織遊行示威，2020年因為《國安法》被捕，期間和妻子分開，2023年隻身一人移居台灣。 六四發生時，他27歲。他記得那時香港掛起八號風球，120萬市民仍然上街遊行支持北京的學生，他也是其中一員。「當時人多到，走路只能一步步挪」，他現場和記者演示，左腳往前挪一小步，右腳再很快跟上。他在電視上看到坦克碾壓學生的場景，至今難忘。從那時起，他每一年都會前往維園參加六四晚會。 1989年9月12日，香港巿民出席維多利亞公園的「六四百日祭大會」，悼念六四死難者。 （圖片來源：支聯會提供） 去年移居台灣後，他亦每年都來參與。 談起台灣的六四晚會，阿炳說，「台灣不像香港，他們對六四沒有感覺，辦得沒有香港那麼投入」，然後立刻話鋒一轉，「但他們肯辦，我就很高興，要感謝他們。」 香港維園的六四晚會從1989年到2019年，三十年間從無間斷，亦是香港每年標誌性的政治集會。維園六四晚會，不僅僅是悼念逝者與銘記歷史，也蘊含著改變中國現狀的政治訴求。 2014到2016年隨著香港本土派的興起，也出現過對六四晚會「行禮如儀」的批評，一些本土青年和支聯會分庭抗禮，另外舉辦集會紀念六四，並傳遞出「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的聲音。支聯會的五大綱領之一「建設民主中國」也在那時引來許多爭議，本土派青年挑戰道：「民主中國與我何干？」 Wendy那時也關注到這些批評，但她仍堅持參加六四晚會，「當時感受到中國對香港的影響越來越大，就有一種預感，覺得六四晚會可能有一天會辦不下去，所以很珍惜每一次機會」。 2019年，「反送中運動」爆發，維園六四晚會重新被注入現實意義，紀念六四，不僅是悼念亡者，也是當下香港人反抗中國極權侵蝕香港自由的抗爭。主辦方稱當年有超過18萬人參與，僅次於2009年的20萬人（編者註：連同未能進場的市民計算共20萬人）。此後，由於政治空間急劇緊縮，香港無法再舉辦六四晚會。 現場幾位受訪者，都提到「台灣六四晚會不唱歌」這點，他們所指的是香港維園六四晚會中，每年都會播放的六四歌曲，比如《自由花》《民主會戰勝歸來》等。這些歌曲大多為粵語，表達對六四的傷痛和對民主自由的嚮往，許多香港人通過這些熟悉的旋律，傳承著對六四的記憶，一代又一代。 2019年6月4日，香港維園六四30周年集會，六四樂隊演唱《自由花》。（視頻來源：YouTube賬號@Victor Wong） 在台灣的六四晚會，則明顯不同。六四民運學生、在台港人、海外參與「白紙運動」的華人等人物輪番上台發表講話，講述中國對不同群體的打壓，「反中」的意涵明顯，但傳遞出的信號並不是反抗或改變，甚至不是銘記，只是以此說明對岸政權的無情與殘酷，比起香港維園，多了一種旁觀的距離感。 大陸人：「會讓人覺得這是一場已經死掉的運動」 在現場的大陸人，更加低調、隱匿，不可辨認。 2019年7月，中國大陸以「鑒於兩岸目前關係」為由，取消大陸居民的自由行。2020年，蔡英文成功連任後，大陸方面暫停了陸生赴台留學、交換的計劃。疫情爆發後，台灣政府全面拒絕包括大陸遊客在內的所有外國旅客入境。2022年底，台灣開放了除大陸遊客以外的遊客入境。 目前，只有常居海外的大陸遊客能夠申請台灣的觀光簽證進入台灣。也就是說，此次能夠來到台灣六四晚會的大陸人，要麼是常居海外以遊客的身份而來，要麼是台籍異性伴侶（兩岸同婚尚未通過），要麼是此前已經獲得學生簽證的陸生。 Lou是2011年來到台灣念書的第一批陸生，已經以學生的身份在台居住超過10年的時間。十年中，她只在剛來台不久時參與過一次六四晚會。 「台灣的六四晚會常常會把西藏議題、新疆議題等等和六四都放在一起，我並不是覺得這些議題完全無關，而是感到他們想要傳遞的信息是非常簡化的，就是『你看，中國就是這麼邪惡』，真的就只是如此，沒有其他。」 她對這樣的簡化感到失望，又習以為常。Lou本身在台從事中國公民社會的相關研究，「在台灣，當你談到一些中國的勞工運動、維權或者社會抗爭的時候，它們全被都被用來證明『中國多麼邪惡』，沒有人覺得這些抗爭和台灣有任何關係，不管是好的或壞的關係。六四也是一樣，永遠被用來向台灣人喊話：我們應該遠離中國，越遠越好。大家沒有任何要介入的意思。」 除了大陸的公民社會，她也關注國際議題，曾組織過聲援其他國家社會運動的行動，發現也是關注寥寥，「大家真的只關注台灣本土議題。」 而作為北京人，她對六四卻有著更不同的感情。「我還在母親肚子里的時候，發生了六四。上中學的時候，有一些老師就和我們講六四，講我們的學校在那時候發生了什麼。我在北京路過一些相關的地點時，這段歷史就會在我腦海中跳出來。怎麼說，對我而言，六四不僅是一個理性的認知，更是一個和我的身體相關的記憶。」 在北京讀大學時，同學們也會在每年6月4日三三兩兩地坐在學校草坪上，談論時事。雖然極其隱晦，但也是對六四的一種紀念。2014年左右，她前往香港參與過維園六四晚會，她感到雖然在表面上，香港採用的論述和台灣有相似性，「但如果對香港的主辦單位、參與者有更多了解，就可以感受到，香港人不是在談論一個要遠遠踢開的東西，即六四是『與我有關』的，那種切身性與台灣的氛圍非常不同。」 今年，她陪同友人一起來到六四會場，最終卻決定提前離去，「這麼多年，這一套論述並未改變」，她說。 小點2016年左右從大陸來到台灣讀書，每年六四，她都會看關於六四晚會的報道，卻只在2023年因為恰好路過短暫去過一下現場。她說：「悼念有很多方式，不一定要去現場。我甚至覺得，真正關心這個議題的人，是不會去（台灣六四晚會）的。」 「在台灣六四晚會的語境中，會讓人覺得這是一場已經死掉的運動。當然，它的確失敗了。但也影響了之後的無數人，就算是89年之後出生的人，也都知道這件事，會用自己的方法去探索這段歷史，拼湊那個碎片。所以在我看來它不是死掉了，它有一個後來發生的繼續的過程。但是在台灣的語境裡面，從來都沒有人想要去呈現這個。」 來台灣十年的北京人王先生與一位台灣人結婚後，一直留在台灣。十年間，他只來過三次六四晚會，今年，他拿著相機在會場拍照，當被記者問到為什麼會來時，他用「我純粹只是來看看」表達自己的失落。 他說：「在台灣，紀念六四的活動跟六四的關係並沒有那麼大，而我更在意的是六四那件事情。在這裡，大家是想借六四來談論其他議題。比如2014年，大家會談論更多和「太陽花」有關的議題；近幾年，會更多談論香港。我其實能理解他們（台灣人）的角度：『六四這件事我能談什麼呢，其他的我也談不了，我只能談我能談、想談的東西』。我覺得也有一種無力感。你可以看到，現在的這一場基本上就是變成了台灣跟香港為主的一個晚會，它不僅是紀念六四了。」 台灣六四35周年集會，關注香港赴台新住民的「台灣香港協會」的攤位背後，掛有「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等反送中運動時期的口號。（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在大陸人眼中，六四在台灣被符號化了，它只是一個歷史的證據，用來證明對岸的邪惡和台灣的民主。在這樣的敘述中，原本沉甸甸的記憶、悼念，和可能的反抗與行動，都被抹除了。記住六四，只是為了提醒人們，台灣一定不能被那個政權統一，而至於對岸政權具體如何發展，則與我們無關。 除了台灣六四的論述讓大陸人感到疏離之外，安全亦是大陸人的一個考慮。小點提到，2023年現場許多攝像機讓她感到「緊張」，所以很快便離開。在今年的現場，記者亦遇到另一位極其低調、戴著口罩的大陸男生，對方婉拒了採訪請求。 舉辦者：他國事物，難道我們就不能關心嗎？ 今年的台灣六四晚會由華人民主書院舉辦。華人民主書院是一個致力於關注華人社會民主進程的非盈利組織，成立於2011年，當時的發起人有兩岸三地的民運人士，首屆主席是王丹。據了解，2019年後，機構內的香港職員逐漸迫於壓力離開，目前工作人員以台灣人為主。 「華人民主書院」是由兩岸三地民運人士共同創辦的非營利組織，2011年於香港註冊，同年5月30日在台北宣布成立，目的是通過網上教育向華人社會推廣民主。2020年，因《國安法》實施，華人民主書院停止在香港運作。（圖片來源：大紀元） 胡嘉穎是這場晚會的統籌，她今年23歲，亦是第一年作為主辦者參與六四晚會。她是一名年輕的社會運動參與者，此前，她更多參與台灣本土議題的社會運動，主要關注土地議題。2022年，她曾站在台灣南鐵反強拆的第一線，聲援最後一戶拆遷戶黃春香家，並在強拆現場和警察爆發肢體衝突，但最終仍無法阻擋強拆進程。 「我之前對自己的定位是，一個台灣人，一個台獨工作者，我要優先紀念與台灣這片土地有關的事物。而六四，我覺得是他國事務。」 胡嘉穎的自我介紹總是以台語的「大家好，我是嘉穎」為開始，再轉換成國語。 2022年，她作為台灣青年運動者參與了華人民主書院主持的六四相關活動，與香港、中國的青年運動者對談。那也是她第一次知道，原來台灣也有在紀念六四，她也因緣際會地參與到在台灣豎立「國殤之柱」的過程。她說：「那時候發現，原來六四這件事有這麼多國際的關注，我感到我對六四這件事開始有了一份參與。」 在現場豎立的3D列印複製雕像「國殤之柱」。「國殤之柱」是丹麥藝術家高志活為了悼念六四所創作。（圖片來源：作者供圖） 去年開始，她正式加入華人民主書院工作，「一開始其實是對台灣的議題感到疲憊，我想，如果換成中國議題，我應該不會投入那麼多感情吧」，她補充道，「但還是放了很多感情。」 記者追問是什麼樣的感情，她的回答很籠統：「我們都是對世界很關懷的人，自然就會放很多的感情到議題裡面。」 2024年6月4日當晚，六四親歷者、史學家吳仁華在台灣六四35周年集會中發言。（圖片來源：大紀元） 她提及六四參與者和史學家吳仁華。吳仁華是六四的親歷者，六四發生時，他在中國政法大學教書，後來通過「黃雀計劃」流亡海外，近年居住在台灣。多年來，他致力於搜集六四相關資料，著有《六四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等書。「對我影響最大的是吳仁華老師。他一直在努力地書寫，寫那個年代的年輕人經歷了什麼，寫到直到不能再寫。而且，作為一個很關注這個世界的發展的人，怎麼可能不關心六四呢？所以，每次看到吳仁華老師的背影，我都會問自己，我對這個世界有什麼責任。」她這樣解釋自己對六四的感情，她也坦言「我和吳仁華老師接觸並不多」，但覺得對方很關心一線運動的學生。 舉辦六四晚會，對胡嘉穎來說，是出於對自由民主精神的認可，是需要記住的一個」與人權相關的議題「，而不是因為它與自己的「台灣人」身份有何關聯。 過往多年，台灣對於到底為何要舉辦六四晚會有許多爭論。 最初，台灣的六四晚會由一個在1989年成立的「血脈相連大陸民主運動後援會」（血援會）統派組織舉辦，當時六四晚會主要傳遞的信息是，「大陸和台灣是同根同源的同胞，我們關注同胞的民主運動」，更有台灣上百位當紅明星共同錄製了《歷史的傷口》，作為聲援學生、支持六四的重要作品。在之後的二十年間，隨著台灣本土意識崛起，血援會和六四晚會也逐漸被邊緣化，參與人數從一開始的上萬人到2009年最後一次活動的幾十人。在台灣社會的本土化浪潮中，中正廣場也在陳水扁任上更名為「自由廣場」。 1989年6月3日深夜，上萬名台灣民眾聚集在中正紀念堂廣場，參加「血脈相連，兩岸對歌」活動。 （圖片來源：中央社檔案照片） 2010年，六四晚會第一次由在台灣大學念書的香港學生和台灣學生在台大校園內舉辦。當時，六四民運領袖王丹正好來台灣教書，接到主辦方的邀請，但因為當時不在台灣無法參加，他介紹了另外一位六四學生領袖王超華去到現場。 當時，王丹在台灣高校教授「中國近代史」，還在課餘辦了「中國沙龍」，和學生們討論中國議題，每年進行的「統獨大辯論」是當時最熱烈的討論。 王丹一直希望能夠在校外舉辦六四紀念活動，2011年，他聯絡台灣不同高校學生會、社團的學生領袖，在校外舉辦了六四晚會。後來，這些學生領袖成立了「台灣學生促進中國民主化工作會」，這個組織由港澳學生和台灣學生組成，大家的政治立場各不相同，有的偏藍，有的偏綠。 從2011年開始，到2017年前後，台灣六四晚會主要由「台灣學生促進中國民主化工作會」主辦。組織的創辦者之一、國立清華大學當時的學生會會長周慶昌表示，「從一開始，為什麼要辦六四晚會，就成為我們組織內部和對外的爭論焦點。」 偏藍的學生認為，紀念六四，因為這是我們中國人的歷史的一部分；而偏綠的學生則認為，紀念六四，不是因為我們是中國人，而是我們關心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 2011年六四22周年晚會上，當時的學生領袖林飛帆上台發言：「我是台灣人，我支持台灣獨立」。 林飛帆（圖片來源：關鍵評論網 / Artemas Liu 攝） 這一發言立刻引爆了組織內部一直存在的統獨分歧：在紀念六四的場合提到「台灣獨立」，是在消費六四，還是正當的表達？ 周慶昌提到：「大家開始討論，『我們關心六四，到底是不是因為我們是中國人而關心的？還是說這是鄰國事務，我們只是出於人道主義立場去關心它？』」 這個問題他自己也思考許久，最後得出的結論是：「中國的獨裁正在影響全世界，包括台灣，出於這個原因，我們也應該關注中國的民主化，關注六四。」 他理解很多參與六四晚會的香港人、大陸人的失落。「他們心目中是有一個六四晚會的樣子，就是拿著蠟燭，一起悼念；但對於台灣人來說，這樣的晚會是沒有辦法吸引到他們的，但如果辦成可以吸引台灣人來參與的晚會，更側重在台灣視角，又會被另外一邊罵，說我們在消費六四。」 他感受到這樣的兩難。在各種原因下，他和當時其他的一些學生領袖，在2017年左右逐漸淡出六四晚會的主辦。 此後，六四晚會開始由華人民主書院舉辦。 今年，在華人民主書院主辦的一場公開活動中，這次六四晚會的統籌胡嘉穎提到，她的媽媽是台灣人，爸爸是澳門人。在過去，她一直很怕別人知道爸爸是澳門人這件事，儘管澳門有著自己的歷史脈絡，但從台灣的視角看來，澳門和中國有著更密不可分的關聯。所以，胡嘉穎說，通過參與六四活動的主辦，她更好地和自己的澳門部分建立了聯結。 但她不認同「華人」這樣的身份。 她強調：「不存在『華人』這樣一個群體，我不是華人，我是台灣人」。 胡嘉穎作為當晚六四晚會的主持人之一在台上發言。（圖片來源：台灣綠黨Instagram賬號@greenparty_tw） 「廣場之外」主題徵文：我們都是廣場上的遺孤 在廣場之外，在首都之外，在核心親歷者之外，「八九六四」是什麼樣子？ 長期以來，關於六四的故事，主要聚焦於北京和廣場的激動人心或驚心動魄，屠殺、流亡與改革夢想的失敗。但六四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是中國人共同經歷的一段路程。我們相信，在很多不為人知的地方，它啟迪、指引和改變了很多人的生活。 我們想在核心抗爭者之外，發掘更多的六四故事。譬如不為人知的受難者，在六四之後持續投入新的社會運動的人。或者是在這場運動中，相較於首都和大城市知識分子和大學生，更為邊緣的人群，如外地、中老年，少年、女性、農村、少數民族、性少數、教徒、殘障……所有人、所有地方的共同記憶。我們希望藉此讓六四的歷史敘事有著更加多樣的社會肌理。可以是您的親歷，也可以基於身邊的親人朋友的口述或檔案整理，如果您寫作經驗不夠，也可以聯繫「WOMEN我們」，簡單介紹您想寫的主題，或者告訴我們誰願意接受採訪，我們會協助您成文。 網路圖片 文章來源：WOMEN我們
近日，有網友分享在安徽省立醫院內，一座高18層的樓，竟有7層都是幹部病房。 網傳圖片顯示，在這座樓內，負一是保健食堂與地下停車場，1層為介入學放射中心與CT室，2層到9層為部分科室門診以及手術室。 網路圖片 從10層開始，一直到16層，均標註的是幹部病房，後面括弧內顯示為老年醫院科1-7病區。 資料顯示，安徽省立醫院前身為合肥基督醫院，始建於1898年，2017年12月成為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直屬附屬醫院。現已發展成為一所設備先進、專科齊全、技術力量雄厚，集醫療、教學、科研、預防、保健、康復、急救為一體的省級大型三級甲等綜合性醫院。 通過該院網站上有關國際醫療部的簡介，也可以得知，該座樓為醫院總部內的醫學保健中心大樓，但並未找到有關醫學保健中心的相關介紹。 文章來源：小蘿蔔絲
作為雄性動物標記領地的一種方式，在特殊地點撒尿的做法可謂歷史相當悠久，最知名的應該屬孫猴子在如來佛掌心撒的那一泡。 6月1日凌晨，一位網名「鐵頭」的華人遊客在日本靖國神社的石碑上撒了一泡尿，並用紅漆塗鴉英文Toilet，意思是廁所。按「鐵頭」的自述，他的做法是為了抗議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水，所以要把靖國神社變為「靖國神廁」。 網路圖片 視頻傳回國內，引發歡聲一片，也引發罵聲一片，當然，歡呼聲是占絕對多數的。 網路圖片 歡呼的人們普遍認為，在靖國神社撒尿的做法非常解恨，其中既有上世紀日本侵華的舊恨，也有近幾年日本排放核廢水的新仇。這些人認為，雖然沒辦法踏平日本島屠盡小日子，但是有人去靖國神社撒泡尿噁心一下日本，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 網路圖片 譴責「鐵頭」的人們普遍認為，用凌晨偷摸撒尿的方式來表達抗議，既不勇敢，也不文明，實在算不上什麼長臉的事情。而且這種做法對日本並沒有任何實質傷害，卻可能會導致日本收緊華人簽證政策，甚至影響在日留學生和華人的安全，屬於不負責任的做法。 這兩種觀點，你更傾向於哪一邊呢？ 評價現實問題太過複雜，我就分析下孫悟空在如來佛祖掌心撒尿的情節，供大家參考，請勿對號入座。 首先是客觀事實層面，孫悟空錯得相當離譜 當年孫悟空和如來佛祖打賭能不能飛出手掌心，孫悟空一個跟頭飛出十萬八千里，以為來到了天地的邊界，錯把如來的五根手指當成了擎天柱，所以撒泡尿來做標記。 之所以犯這麼離譜的錯誤，主要是由於孫悟空法力相對淺薄，認知能力相對較低，搞不清楚核心事實，還自以為掌握了真理真相。 然後是主觀層面，孫悟空的做法並不能達到他預想的效果 孫悟空在柱子上寫了到此一游還嫌不夠，又用撒尿的方式來加強證明，防止如來抵賴。這一方面當然是因為此時的孫悟空野性未脫，沿用獸類的本能，另一方面顯然也是想借撒尿這種戲謔做法來消解如來佛祖的權威，侮辱如來的形象。 可惜結果並不盡如猴意，孫悟空的做法並沒有絲毫侮辱到敵人的形象，反而是暴露了自己的潑猴本性，最終還落得個被壓在五行山下五百年的收場。 面對強大的敵人如來佛祖，孫悟空打不過，潛心修鍊增強法力才是正道，撒尿塗鴉就不免落入自取其辱的境地。 最後，總體來說，在如來佛祖掌心撒尿塗鴉的經歷，是整部《西遊記》中孫悟空形象最糟糕，距離大英雄「齊天大聖」最遙遠的情節。 一點建設性意見： 愛國挺好，抗議靖國神社也很好，但在公共場合把生殖器露出來的，希望還是別自稱愛中國，咱丟不起那人。 文章來源微信公眾號：建設性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