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前结束的中共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决定”了一系列人事安排。包括：增补马晓伟、易会满、曹军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任命胡衡庐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副秘书长，易会满为经济委员会驻会副主任，马晓伟为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曹军为教科卫体委员会驻会副主任；隋青不再担任民族和宗教委员会驻会副主任。会议通过关于接受张晓明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关于接受王填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通过关于免去苟仲文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职务，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追认关于撤销石磊、唐一军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 本文先分析这其中的两个在任中央委员马晓伟和易会满。此二人在被“增补”为政协委员的同时还被决定任命为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不过易会满的副主任前面多了“驻会”两个字。。 出生于1959年12月的马晓伟在2022年10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上是被按照正省部级官员入中委的“三（63）上四（64）下”及“三留四不留”的年龄杠杠入选中央委员的。当时的他还未满63岁。 2023年3月12日，已经担任了5年时间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职务的马晓伟被提名连任，但是得到21张反对票和8张弃权票，有网站统计说他是这一届所有国务院组成人员中得票率最低者。 上个月，离65岁还差7个月的马晓伟的名字不再出现在国家卫健委官网的“委领导”页，其党组书记的职务由时任副部长雷海潮接替。一时间“谣言”四起，有说他是已经被中纪委从高干医院的病床上直接带走的， 有说他是因为“新冠”而被习近平当了“替罪羊”的……。也有说他是因病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但无论什么原因，急匆匆安排一个在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连任国务院部委一把手才一年多一点时间的当届中央委员退居二线，肯定不是一种正常人事运作。其实有些墙内媒体在相关报道中也特别暗示了这种不正常。比如澎湃新闻5月6日发表的《雷海潮已任国家卫健委党组书记》一文中说：“查询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注意到，雷海潮已任国家卫健委党组书记。……此前，国家卫健委主任、党组书记职务由二十届中央委员、出生于1959年12月的马晓伟担任。” 而如今全国政协的新一波人事安排中既然包括了马晓伟“二线”职务的内容，也许可以证明他提前离开国务院部委的一线岗位有可能是健康出了问题。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内部受到了轻处分，比如被内部作出了“问责”处理。 中共中央2019年9月印发的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规定：“党组织、党的领导干部违反党章和其他党内法规，不履行或者不正确履行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应当予以问责：……在教育医疗、生态环境保护、食品药品安全、扶贫脱贫、社会保障等涉及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假作为，损害和侵占群众利益问题得不到整治，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问题突出，群众身边腐败和作风问题严重，造成恶劣影响的。” 是不是挺适合马晓伟的？ 撰写此文之前，笔者刚刚核对了中国政协网的“教科卫体委员会组成人员”一栏，确认主任和副主任一共15人中，唯有马晓伟一个是在任中央委员。 该委员会的主任是比马晓伟年长3岁半的前教育部长陈宝生，退居二线前已经有了一届中央候补委员和两届中央委员的政治资本。巧合的是，这个陈宝生在2018年3月被决定连任教育部长时，也是同时产生的所有国务院组成人员中得票最低者，当时得到了47张反对票和14张弃权票。 而目前的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一共14人，政协网站上说明是“按姓氏笔画排序”，可内容中却是把新任命的马晓伟放在第13位，新任命的“驻会副主任”曹军（女）放在最后一位。 相比较而言，这新一波全国政协的人事安排中涉及的两个现任中央委员里，墙内舆论对马晓伟“退居二线”的关注不很强烈，但对易会满的“履新”安排则引起了普遍的不满甚至愤慨。 台湾中央社日前刊登的《中国前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履新 网路恶评如潮》一文中说：陆股年初连续大跌，时任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2月被免职下台后，股民额手称庆还期待他被当局查办究责。不过易会满今天被发布新职，将出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形同安全落地，引发网路恶评如潮。迫使许多媒体关闭评论。 在微博相关新闻讨论区，网友解读“这算安全落地了吧”、“上面对易同志很满意”；还有人造今日金句：“众散户落水，易主席上岸”。 股民一面倒痛批表达不满：“战犯级别的人，居然高升， 不应该吃牢饭？”、“都这样祸害人民了，还能当父母官，巨大的讽刺”、“把股市搅烂，升官了，不用承担任何责任，真是无语了”。 还有股民形容，“先让一个姓易的大量上市来抢，抢完了让一个姓吴的开后门让上市公司退市跑，投资者就易吴（一无）所有了”，引发网友热烈转传。 财经网红“超短起爆点”发文说：全网都在等这易会满给投资者一个交代，看看他如何解释透过大量造假上市了那么多垃圾企业。“结果人家高升了。你说神奇不？” 对于易会满“该当何罪”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但把易会满如今在全国政协系统的“履新”形容成“上岸”是否贴切暂且不论，理解成“升官”和“上面对易同志很满意”就大错特错了。 说起来，这个易会满可是中央金融系统里的唯一一个二十届中央委员（除何立峰外）。中共央行的网站2022年7月刊登的《中央金融系统选举产生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党中央提名的代表候选人何立峰同志当选》一文中说，中央金融系统产生的二十大党代表共44名（包括何立峰）。代表团的团长是十九届中央委员郭树清，副团长是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易纲和易会满，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是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潘功胜。 我们在过去的相关文章中已经介绍过，这44人里，除了何立峰和易会满 “当选”了二十届中央委员，日后接替了易纲央行职务的潘功胜居然连再任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的机会都没有。这也是为什么在前年10月的二十大闭幕之后，易纲的央行行长接班人“还是姓易”的说法无论在墙内还是墙外都大有市场。 笔者也在去年2月3日发表的《下届央行行长的几个可能性人选》中介绍和分析说：外部有好事者在有金融背景或者曾经有过财政和金融工作经历的二十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里为易纲挑选了几位央行行长接班人。其中之一就是现任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 笔者当时的这篇文章里也还介绍了与易纲相比，这个易会满最突出的特点就是连个正经的“土学历”都没有。官方公布的简历中没有他的大学经历，只说他在职期间拿到了“研究生”学历。 不过，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笔者才又核对了一下易会满简历的不同出处，发现易会满不满20岁那年“参加工作”之前，还是有过三年大专校园生活经历的—-虽然他当时进入的学院是当地几所中等专科学校合组改建的。 易会满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党委书记、主席职务是从2019年1月正式开始的。此前他是以中国工商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副部长级）身份被安排为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的。今年2月被免去证监会主席和党委书记职务时，他的59岁生日才过了两个多月。此后以在任中央委员身份在家赋闲了四个多月才被宣布“履新“，而且”履新”的职务只是全国政协下属的一个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算是哪门子的“高升”啊？ 通常，全国政协下属的各专门委员会的副主任们大部分是从正省部级和副省部级岗位上被安排退居二线者，这部分人退居政协后的原级别和待遇都被保持不变，不会升也不会降。而他们的“俸禄“也都是由他们进入政协之前的“原单位”负担。例外的就是这些专门委员会里的“驻会副主任”。这些“驻会副主任”才是全国政协的“编制内”人员。 虽然本届全国政协下设了10个专门委员会，但并不是每个专门委员会里都有“驻会副主任”的。截止目前全国政协官网上公布的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农业和农村委员会、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的组成人员里，笔者都没找到现存的“驻会副主任”的设置和安排。日前的这一波全国政协的人事安排事项之一是隋青不再担任民族和宗教委员会驻会副主任一项，但同时也并没有宣布为该委员会安排一个新的驻会副主任。也就是说，从本月6日开始，这个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就不再有驻会副主任了。以后安排不安排是另外一回事情。 至于和马晓伟、易会满一同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的曹军（女）同时也被任命为教科卫体委员会驻会副主任，是因为去年1月17日召开的全国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已经“经过表决刘慧不再担任教科卫体委员会驻会副主任”之后，这个位置就一直空缺。 为了说明如今的易会满的“履新”实属遭贬，有必要特别介绍一下这个刘慧。 与马晓伟同年同月生的刘慧是回族女性干部，是中共第十七届、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天津回族出身的她曾先后担任过宁夏回族自治区副书记、自治区政府主席和国家民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维基百科上介绍说（当时的）她是中共建国以来第五位担任省级行政区最高行政官员的女性。 这位刘慧担任宁夏自治区政府主席的具体时间是2013年4月23日至2016年7月3日，接替她这一职务的也是一个回族女性，姓咸名辉。 咸辉当时也是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比刘慧年长近两岁。 日后，刘慧在十九大上再未被安排进入中央委员会，咸辉则是在十九大召开之前已被由十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增补为中央委员的前提下，又在十九大上被安排连任中央委员。接下来，这个咸辉虽然在二十大上未再连任中央委员，但却在二十大召开后的次年三月被安排成了十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同时，刘慧的宁夏自治区政府主席职务的前任王正伟则卸去十三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退休。 这样一对比，就不难看出比如今正在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咸辉要年轻近两岁的刘慧，当年被调出宁夏到国家民委担任副主任，虽然特别被宣布为正部长级，但事实上是被暗贬。在中共政坛上谁都明白，少数民族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女干部，只要能够在自治区政府主席位置上干得顺利，日后大都会有机会升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或者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而刘慧被调到国家民委之后，于2022年8月24日被增补为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同时被任命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驻会副主任。同年9月，她又被宣布“不再担任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职务”。 2023年1月17日，也就是全国政协换届的前两个月，刘慧又被宣布了“不再担任”她才“上任”不足半年的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驻会副主任的职务。此时，刘慧63岁的生日才过了一个多月，提前退休了。 关于刘慧当年为何遭受如此不公正的待遇（相比咸辉而言），内部说法不一，也不是本文要介绍的重点。本文介绍她仕途经历的目的就是要说明，一个正省部级的适龄干部被安排成全国政协下属的专门委员会的驻会副主任，绝对是一种组织上的降格处理。甚至不排除仅仅是日后再安排其提前退休的一个过渡。 更进一步的分析内容，留待本专栏的下篇文章继续介绍。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美国前副国安顾问博明近日强调，中国正在透过“代理人”与西方民主国家作战，打击民主国家的安全与繁荣，却同时力图维持强劲的贸易关系，相关国家应该警惕、团结以对。 川普政府时期的白宫副国安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5月18日在英国伦敦指出，中国凭借经济实力，向俄罗斯、伊朗当局以及相关恐怖组织等代理人提供实质支援。博明并提醒，欧洲和美国是中国最重要的两个市场，事实上具备制衡中国、削弱中国打击欧美安全繁荣之能力。 被公认为川普政府亚太政策“中国通”的博明指出，近年世界局势显示民主国家吓阻威胁能力崩坏，例如阿富汗民选政府倒台、美国仓促撤军，大约6个月后就爆发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博明对此表示“我不认为这只是巧合”，并且强调欧美确实有能力让中国付出代价，让中国不再能轻易“如寄生虫般”靠着欧美市场滋养茁壮，甚至支持“代理人战争”。 《沸腾的护城河》关注台湾国防安全 博明即将访问台湾并且发表新书《沸腾的护城河》（The Boiling Moat: Urgent Steps to Defend Taiwan），对于台湾加强国防方面，认为台湾需要有全新的军队文化，台湾政府也应该培养“全民抗敌”的集体意识，并在物质、组织，以及军事知识与理念上提供支持，以“社会纵深”弥补台湾“地理纵深”的不足。 博明在《沸腾的护城河》强调，为吓阻中国，台湾以及美国盟友必须在台湾海峡强化集体合作，让台湾海峡有如“沸腾的护城河”，而宽达一百多公里的台湾海峡，正是台湾的护城河；并且呼吁台湾加强军事吓阻能力，因为国家力量的展现，包括外交、经济、资讯战等等，若无高度可信的（军事）“硬实力”作为坚实基础，就无法奏效。 博明书中以“金城汤池”为喻，表达对台湾国防的高度关切。“金城汤池”意指坚固的城池，要有金属打造的城墙，以及沸水滚动的护城河。而书名Boiling Moats，典故出自《汉书蒯通传》“金城汤池”之喻——“边城之地，必将婴城固守，皆为金城汤池，不可攻也”。 《沸腾的护城河》共同作者卡纳帕（Ivan Kanapathy）曾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对台事务主任，长期为白宫制定美中台关系政策，也曾任美国在台协会（AIT）武官。书中传达三项要旨：第一，中共武力犯台威胁不但真实，更是迫在眉睫。而进犯台湾，主要是为了彻底改变以美国为首的国际秩序。 第二，唯有备战才能止战。博明认为二战后，西方自由世界坚实军备的硬实力（hard power），是未让“冷战”升为“热战”的唯一保证。若习近平坚信中国会获胜，就会倾向发动战争。而自由世界当务之急就是要中共认清犯台必然失败，且会对中共及习近平造成灭顶之灾，如此方能确保台海和平。 第三，为有效吓阻中共，民主国家必须立刻行动。博明认为俄乌战争显示“吓阻”的代价要比战争低得多，在书中对此提供许多政策建议。 此外，《沸腾的护城河》主张台湾政府需要全新的军队文化，培养全民抗敌的集体意识，并提供物质、组织、军事知识与理念等支持，以“社会纵深”弥补台湾“地理纵深”之不足。 博明建议新上任的赖清德政府深化军事改革，例如其一，国防部门换血改造，拔擢愿意接受新观念的军人，强调“支持国防建设”是台湾社会共同使命。 其二，学习以色列建军备战观念，而非独师美国。借鉴男女皆兵等兵役制度、精实后备训练，建立强韧的民防体系。 其三，建立国土防卫部队。以社区防卫为主的国土防卫部队体系有助台湾应对持久战争，提高中共犯台成本，吓阻侵略野心。 提防中共“把击败国民党的方法拿来对付西方国家” 随著川普政府换届，博明自离开公职加入智库之后，似乎在反共志业上更有挥洒空间，也更不遗馀力。例如不久之前，日本《日经亚洲》（Nikkei Asia）在五月中旬以〈美国分析家：对台防卫战略模糊需要澄清〉为题报导，指出博明认为美国下任总统应该维持现任总统拜登对于中共犯台会进行军事介入之多次承诺；而美国前总统川普若在今年底再度当选总统，也应表明不许北京在西太平洋发动战争，包括入侵台湾。不知是否巧合，5月28日《华盛顿邮报》报导，川普在竞选活动中大呛中共，他再度当选总统后“中国要是犯台，就把北京炸了！”——这么清楚的“表明”，连中共军方都急得大骂“丧心病狂”，似乎相当奏效。 今年四月，博明与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 on the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首任主席盖拉格（Mike Gallagher）联名在美国《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期刊撰文直言，北京正在全球进行一系列瓦解西方民主秩序之行径，美国的抗中斗争“必须要赢”，而不能只是主导竞争局势而已，警告拜登政府若优先考虑解冻与习近平关系，是陷入了熟悉的陷阱。 博明和盖拉格强调，习近平已经对美国发动冷战，华府不该否认美中冷战的存在，反而应该承认，并且坚决赢得这场战争。 4月12日，博明在美国智库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纪念美国国会通过《台湾关系法》45周年的研讨会，敦促美国政府尽速祭出更明确的法案以加强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吓阻北京犯台野心，“如果不这样做，北京会认为我们只是在吹嘘。” 早在2020年10月23日，博明任公职时曾在英国智库“政策交流”（Policy Exchange）发表中文演说，警告西方国家，中共正运用大数据进行统战、干扰各国政治，更应特别提防中共“把当年击败国民党的方法拿来对付西方国家”。 坚定挺立在反共阵线，博明的发言以及预言，屡屡振聋发聩，并且印证属实，六月访台之行又将如何为台湾及世人敲响警钟，值得期待与关注。 （※作者为钜石智库创办人，曾任网路与投资高管，著有《破局：中共赤化与国际觉醒》。台大政治系毕业、美国波士顿大学大传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高阶管理课程结业。全文转自上报）
三十五年过去了，六四天安门事件至今仍然是中国的禁忌话题，很多中国年轻人也不知道曾经发生过这样的血腥镇压，天安门事件是中国政治格局的转捩点，也改变世界经济和政治气候。美国著名汉学家林培瑞说，习近平上台后抛弃韬光养晦政策，西方国家逐渐认识到中共的真实面目，但是离开看穿中共还很远。 六四改变了中国，至今阴影不散 1989年4月15号，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骤逝，成为民众不满改革缓慢、腐败和收入不平等的催化剂。几千名大学生到天安门广场举行悼念活动，并很快演变成要求政治改革的全国性民主运动。6月4号，前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下令解放军对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大屠杀，镇压了这场民主运动。 六四被视为中国改革的重大转折点：六四前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十年，中共高层存在三种政治力量的博弈，一是以赵紫阳为代表的具有民主倾向的改革派；二是以中共元老陈云为代表的固守专制体制的保守派；三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既想改革经济体制，又想守住政治制度的有限改革派。 但是，美国汉学家林培瑞指出，六四屠杀除了对中国高层政治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打击了人民的民主诉求。 林培瑞说：“更重要的一个后果是镇压了老百姓的（思维）变化，因为80年代学生能够出来上街抗议，写他们的文章，80年代是一种相对来说共产党最开放的十年，但是六四以后不再开放，一直到现在。有人说邓小平的考虑是，用2,000个生命来换20年的稳定，我不知道他字面上是不是完全那样说，但是很清楚这是他镇压六四的一个政治考虑。” 1978到1989年期间，中国民间在反思文革的历史伤痛，希望推动政治和经济的现代化。但是六四强行把学生和市民要求推进政治改革和反腐败的和平呼声镇压下去，终止了前面十年中国改革开放，特别是政治改革和思想解放的势头。 林培瑞当年担任美国国家科学院北京办公室主任，他帮助中国异议人士方励之夫妇进入美国大使馆避难，被中共列上黑名单。他认为镇压六四的影响不止20年，至今已经35年了，屠杀的阴影一直旋绕在中国人的头上，而且很可能还会再发生，比如镇压法轮功和香港民主运动，肆意逮捕和拘押维吾尔人等等，虽然镇压行动在规模和程度上和六四不同，但是有了六四镇压的前例，老百姓知道中共会动真格的。 六四改变了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 在六四后江泽民和胡锦涛主政的23年里，中国迅速融入世界，西方接受这个无害的新兴市场国家。但是，中国问题专家李伟东在纽约时报的评论指出，西方对中国六四后发展趋势的一系列误判，使中国替代苏联和之后的俄罗斯，成为自由世界最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对手。因为西方国家没有更严厉的制裁中国，让中国在此后多年都确信：西方需要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战略合作和中国的巨大市场，不管中国国内人权问题有多糟糕，西方都不会太为难中国，因为六四屠杀他们都容忍了。 现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河滨分校校长特聘兼讲座教授的汉学家林培瑞说，当年美国和西方国家主要有两种考虑，一是要跟共产党保持一个基本关系，一起对抗苏联。二是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大国对中国的经济抱有希望，以为邓小平又要重新改革开放。 他说：“六四后邓小平主张的是韬光养晦，把中国强势的那一方面掩盖起来，让外国政府认为中国能改革，会潜移默化地向更文明、更民主的政治制度发展，我相信邓小平是故意让外国人那样看。” 林培瑞说，六四后从1989一直到1994年，美国政界曾经把经济和人权挂钩，美国国会每年都讨论是否给与中国最惠国待遇，但是1994年以后，克林顿总统决定把人权跟经济脱钩，影响到今天。 西方至今没有看穿中国 习近平上台后，通过反腐和压制异议人士稳固权力之后，公开改变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开始在全球主动出击，让西方逐渐认识到中共的真实意图。 纽约时报刊登专栏作家布雷特·史蒂芬斯的评论文章，标题时《习近平，谢谢你》。文章用嘲讽地语气说，习近平连任第三个任期被视为美国和其他自由国家“历史上最大的意外之喜之一”，因为西方不再对习近平抱有幻想，文章说，“这些希望不仅仅是落空了，而是被粉碎了”，“你的反腐战争变成了大规模清洗。你在新疆的镇压堪比苏联的古拉格。你的经济‘改革’相当于让通常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重新成为主导者。” 林培瑞表达了相同的观点，他说，西方政府和精英曾经希望中国潜移默化向民主制度演变，但是大约五六年前北京镇压维吾尔人之后，这个美梦破裂。同时，很多到中国去做生意的外国商人发现，中国学会了西方的科技之后，自己创办公司，搞不公平竞争，因此即使以前支持共产党的一些美国商人也开始明白。但是，林培瑞说，西方社会离开彻底看穿中共还是有相当的距离。 他说：“美国政界商界里头还是有相当一部分人还是有那种天真的想法，觉得共产党也是人，我们可以合作，它可以做responsible stakeholder（负责任的利益相关方）。举个例子，最近关于要不要禁止TikTok的问题，很多好心的美国人说，TikTok是很多美国年轻老百姓很喜欢的东西，可以用它去发挥自己的看法，这是言论自由的一个工具，等等。他们看不到TikTok的具体作用，因为ByteDance是共产党所有的，它的那些算法那自然地把很多新闻标题引到亲共，而且在西方世界里头捣乱的那种所谓新闻节目。部分人看不到这个，这是很糟糕的事情……彻底看穿没有？还有相当的距离。” 林培瑞警示，在某种程度上，共产党对人类的危害甚至大于希特勒纳粹。 他说：“希特勒的集中营是杀人，烧毁尸体，没有别的能够跟他作比较，这是坏到不能再坏的一个事件。但是你根据人数，多少人因为毛泽东政策非自然地死亡，跟希特勒比，毛（杀的人）多得多。大跃进大饥荒的原因是因为毛泽东的政策，毛泽东下命令怎么种菜，等等，引发了世界上最大的饥荒，至少是3,000万，有人说4,000万以上人非正常的死去，是毛泽东干出来的事情。所以你用多少人死亡的数字去衡量这个问题，那毛比希特勒多多了，坏多了。希特勒杀人是很残酷的，但是毛泽东时代，包括习近平时代，杀人的方式有的也是很残忍的。” “中国梦”只能暂时掩盖伤口，六四早晚会成为中共新的噩梦 中国政府至今把六四血腥镇压以及在此之前长达50天的学生抗议活动称为“政治风波”，把那场后来几乎由全民参与的民主运动定性为“极少数人”“煽动的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活动”。习近平上台后，宣扬中国复兴，年轻一代很多人没有听说过六四，也对六四不感兴趣。习近平的中国梦是否成功地让中国人摆脱了六四的噩梦？ 前六四学生领袖、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理事封从德封从德在旧金山参加六四35周年专题研讨会后对美国之音说：“我们每年纪念六四，应该把（被）中共枪决的那些人高举，把他们的像要刻出来，把他们的名字念出来，这些是我们最应该纪念的人，他们是真正最勇敢反抗中共的人。” 美国汉学家林培瑞指出，六四早晚会在制度和价值层面上成为中共新的噩梦。他说，习近平想跟毛泽东一样控制人民的意识形态，但是现在的年轻人的知识范围广得多。网络之前的中国老百姓是孤立的个体，所有媒体是从上往下。有了网络以后，人民可以交流，很多信息来源是从下往上，现在的年轻人的视野比他们的前辈广得多，掌握的信息也比毛时代的人多得多。 林培瑞说，目前中国民主进程倒退是习近平压制的结果，表明上看似平静，但是追求自由、民主、人权是人类的DNA，因此他对中国的民主前景并不悲观。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三年前，衡水中学高三学生张锡峰在演讲中歇斯底里般喊出了那句“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立志去拱了城里的白菜”，因为用力过猛、充满恨意，引发人们的讨论。 当时，他还说：“总有一天我会站在金色的舞台上，聚光灯打向我，摄像机对准我，所有人的目光注视着我。我能站在台上侃侃而谈，此刻世界就只有我一人。” 在高考中，张锡峰的表现不可谓不出色，河北省第200多名、浙江大学计算机系，这是无数高三学生梦想的顶峰。 但三年后的今天，他在镜头前只剩下无奈和迷惘。他不愿再提起“乡下土猪拱城里白菜”，反而说自己不想成为做题机器，对自己的应试技巧很反感，甚至因此厌恶考试，不想再考研。对于未来，他也充满悲观，因为大学乃至大城市的许多事情跟自己想象中不一样。 他的迷惘，三年前就已经有无数人预见。当时，某平台在张锡峰演讲新闻的标题中提炼了“我们不是高考机器”这一元素。我当时就写道，刻意强调“不是高考机器”大可不必，因为“既然进了衡水，接受了衡水的教育模式，那当然是高考机器，但靠自己努力的机器并不丢人。更何况，社会上大多数工作本质都是机器，大多数人也终究要接受自己的工具人身份，高考机器顶多算是个预演。” 张锡峰当年并不坦诚。他说自己家里并不是太穷，是舆论流量将之渲染成穷人家孩子。可当年他确实有意往这个方向包装自己，所以明明家里有辆帕萨特，却在演讲中喊出“看着一些同学陆续被家长用轿车接走，而我只能背着沉重的书包，一步一步走路回家”。 我从不同情这种投机者，这种打鸡血的演讲腔，也是我一直反感的。 张锡峰的演讲应该是我第二次关注到衡水中学学生演讲，第一次是一位衡水中学“优秀毕业生”。 这位名叫万思远的毕业生考上了东南大学，曾获得“东大好青年”“东南大学五四奖章”“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等一系列荣誉，经常代表学校出席各种高大上场合。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因为前几年他上了个新闻热搜——前往山村支教时，他像街头小混混一般一脚踹飞山村小学生的视频曝了光。当然，这种人后来混得不错也不奇怪，社会就是这个样子。 当时同学扒了许多他的黑历史，包括“学历造假、指导他人造假、坑学弟学妹、创业比赛走穴捞金、涉嫌性骚扰女同学、参选最具影响力毕业生跟队友撕逼”……而且，他以有几副面孔著称，在面对领导和面对普通同学时，他的态度完全不一样，对前者卑躬屈膝，对后者趾高气扬。 大学期间，万思远也曾回衡水中学演讲。他显然习惯了衡水中学打鸡血喊口号的风格，所以在网络可见的各种演讲与表达中，他的话语模式也糅合了主流演讲腔和衡水热血，看起来很老土和别扭。 网络图片 这种演讲腔并非衡水中学独有，随便找个中小学看一场演讲比赛，大家的腔调都好听不到哪里去，无非是“土猪拱白菜”多了些太明显的恨意。所以，咬牙切齿的“土猪拱城里白菜”，不过是假大空式学校教育的“成果”而已。在中国人的求学经历中，假大空一直是躲不过去的阴影，谁没遭遇过呢？。 既然是假大空，就很容易制造虚无的道德感、虚无的成功学，还有虚无的恨。它的最大问题，是让一个孩子沉浸于虚幻中，设置各种假想敌，却忽视了具体问题。在这种状态下培养出的孩子，必然是投机的，吃相也不会好看。张锡峰和万思远，不过是两个路径有些区别、但本质一样的例子而已。 但必须承认，张锡峰面对的困境也是真实的。他的“拱城里白菜”当然粗鄙，但一个社会没有了“穷小子逆袭”的故事，又说明社会是粗鄙的。 在这种逆袭式个人粗鄙和社会粗鄙中，如果非要选一样，我选择接受前者的存在。因为前者存在时，它只会是正常社会中的一部分，且有机会改变和进化。 后者呢？它看似只剥夺了底层的机会，实际上是在渐渐剥夺每个人的机会。那些觉得自己现在可以赢在起跑线上的人，会发现因为机会越来越少，自己只能让路给那些条件更“好”的人。而且这种让路，必然是在非正常竞争状态下完成，比如一个互联网大厂的高薪员工，会发现自己在孩子落户和各种抽签摇号中比不过一个科长。 到最后，所有人都会失去机会。所谓“垃圾时间”，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剥夺人们正常实现理想的机会。“拱城里白菜”是一个少年的妄想，但所谓“生活的教育”，比这种个体的粗鄙更为粗鄙。 对于张锡峰来说，真正好的社会，会让他有审视自己并改变自己的机会，而不是只剩下迷惘。当然，如果这种社会形态存在，那么他一开始也不会充满恨意地喊出“拱城里白菜”。 因为，一个好的社会，不会让乡下穷小子变成猎物，被吃干榨净。一个好的学校，不会让学生以为自己是能撬动地球、拱城里白菜更是轻而易举的土猪，而是会踏踏实实告诉他们，考大学时应该如何选择城市和专业，如何告别小镇做题家身份，如何为自己未来的人生打算，如何去爱，如何真诚。 很可惜，张锡峰乃至这个时代的无数孩子，并没有这样的机遇。因为，相比“土猪拱城里白菜”的粗鄙，现实更为粗鄙。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那些原本是废话的常识
一个中国男人会去算命：我命里有两个儿子。然后重复繁衍。 网络图片 今天是我妹妹高考开始的日子。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关心过这些过去的日子，我已经离开它们快十年了。而我妹妹正在经历的一切，让我又不得不重返这种几乎生、几乎死的岁月。 虽然高考的恐怖记忆已经从身体上褪去，只留下认知，我终于可以用成年人的眼光、而不再是一个高中生近乎绝望赴死的决心去看待它，但这仍然是我最恨的日子。 我想到的仍然是我妹妹所忍受的苦楚，她为了跳出那个漩涡所付出的一切，而我作为大人、作为成年人竟无能为力，而且还要目睹那么多和我妹妹一样大的孩子，目睹他们纷纷跳进去——要有多么幸运才能顺利走出来。我始终认为这是一场不断折损孩子们精神和躯体的灾难，是大逃杀。 就在一星期以前，我妹妹回家休息，她太紧张了，画了很多画，还给我画了头像。她跟我聊天，听起来很高兴，像是在为高考这个日子即将过去感到庆幸不已，我也被那种情绪感染了，险些忘了她不是去参加庆典，而是参加大逃杀。 后来我们再也没有说过话，接着就到了今天，漫长高考的第一天，从今天就开始出发和准备。我一醒来就认识到了这个现实，然后内心焦灼，又有种疲惫想吐的感觉，尽管我已经睡得足够久，几乎是报复所有醒着的时间，从昨晚十点睡到了今天早上十点。 我还是恨高考，我希望没有人再经历它，但还是要目睹每年“超多少多少考生”往里跳，就好像那是一个什么庆典，所有的大人们谈笑风生，翘首以盼，唯独忘了自己是怎么从里面爬出来的——或许这也有点勉强，从中国的教育情况来看，虽然每年参加高考的人数惊人，但是在高考之前就被教育甩出去的人数只会更加惊人。 根据 2020 年的人口普查，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为 21836 万人，包含高职、大专、本科及以上。 当然，还有另一些触目惊心的数据还包括：约 12 亿人没有护照、超过 10 亿人没坐过飞机，继李克强宣布“中国约 6 亿人口月收入不足 1000元 ”之后，据中金公司调查显示，2022 年月收入 5000 元以下人口累计 13.28 亿，占总人口的 94.8%。 我相信这所有的数据（或者说结果）都是有所关联的，或者直指一个答案。 我妹妹最焦虑的时候跟我聊天，她说她们班上有个女学生割腕了，然后被通知家长带回家去“休息”，在那之前有接二连三的跳楼自杀，所有孩子的内心都受到了强烈的波动影响，有的人在教室做题，突然大哭，或者大笑起来。 我想中国今天这种局面，政治高压、经济下行，最痛苦的无疑是未成年人，所有的压力都向最弱者倾斜，毫不夸张地说，他们从睁开眼的那一刻起，就开始面对整个社会的压力。 微博有一个俗称“穷厕”的 bot，它记载的大都是这个时代未成年人的精神状态和处境，非常之恐怖，只要读过一条，就很久才能缓过来。然后一旦长久地呆在里面，尝试不停地往下划，简直到了一种直接触发 PTSD 的恐怖状态。然而就是这种东西，却每天都发生在这个国家的未成年人身上。且不在少数，而是最普遍不过。 我觉得有时候要诉说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必须看清在人和人之间究竟横亘着什么，不能盲目地将感情涂抹在一面水泥墙上，然而翻过去，那一面仍然寸草不生，什么都没有留下，什么都没有传递过去。在共产国家，就连爱也传不了太远。 我和我妹妹的感情也是这样的，我妹妹肯定不会觉得高考是她必须翻过去的山，她是很敏感的一个孩子，她能觉察到这个世界上的大人都在对他们的遭遇袖手旁观，还一边翘首以盼地欣赏这种苦难，她的内心深处是恨的。我就是那种无能的大人，哪怕我是她的姐姐。 既然这个社会能将整体的压力投射到孩子们身上，又怎么不允许孩子们的恨意存在。老实说我宁愿接受他们的恨，也不愿意看到他们自戕。 我受够了千百年来的哪咤叙事，以自戕实现反抗，这太惨痛了。然而没有意义，厚颜无耻的大人们还在等待新的孩童，还将观赏他们新一轮的大逃杀游戏。 孩子的自杀就和夭折一样普遍，且能够被“成熟”的大人们接受，为了某种“效益”的实现，他们还将生产出另一个孩子，另一些孩子——就像那个新闻里，弟弟自杀后，父母决定代孕再生一个儿子，最后被女儿举报而告终。 但真的就此告终了吗，一个中国男人会去算命：我命里有两个儿子。然后重复繁衍。 今年最著名的新闻，不就还有多益网络“煮肘徐波”诉前女友卷走财产，而前情就是这个人通过法律漏洞和女人们生了十多个孩子。叹为观止。 我自己来到这个世上都够烦了，我真的很难忍受所有不被爱的孩子们被制造出来的前前后后，只能看到人类男性糟糕的繁殖欲望。他们得到孩子，然后折磨孩子，就是这么回事。 你以为我在这里是写我与妹妹的关系，实际上我可能是在写我几乎素未谋面的爹的关系：不存在，但又几乎无处不在。只是他早已不值得我用“百感交集、层次复杂”来形容，索性到此为止。 2024 年 6 月 5 日 文章来源：Matters
一种纪念，各自表述。台北六四纪念晚会的沿革变化背后，是两岸三地政治局势和人们的认同结构35年发展变迁的缩影。 2024年6月4日，台北，傍晚，阴天。 中正纪念堂前一块被专门划出来的场地内，由华人民主书院主办的六四35周年悼念晚会，于6点40分正式开始。 六四晚会开始前（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晚会舞台的两侧，分别是不同公民组织设立的摊位，除了关注台湾本地议题的组织之外，亦有不少由港人成立的关注香港的组织，写着“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黑色旗帜在不同摊位出现多次。在晚会的入口，竖立着丹麦艺术家高志活作品“国殇之柱”的小型复制品，再往里走，参与者在地上用烛光拼出了“8964”的字样。 用烛光拼成的“8964”（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这场悼念晚会被视为目前“华语地区唯一可以公开纪念六四的晚会”，主办方称有两千人参加。虽然规模已数台湾历届六四晚会中较大的，但人数仍远不及曾在香港维园举办的六四晚会。 台湾六四晚会在不同人的眼里，意味着什么？在两岸逐渐走向敌对、台湾本土意识兴盛的今天，台湾六四晚会的举办者，又如何理解自己在做的事？ 香港人：“原来大家都不唱歌的” 现场的香港人很多。今年晚会的两位主持，有一位便是香港人，主持过程中更是用国语和粤语交替进行。在晚会的一开始，主持人便用粤语带领大家一起喊，“平反八九六四，追究屠城责任！”，这是过往每年都会在维园六四晚会出现的口号；在晚会即将结束时，大家亦用粤语高喊“光复香港，时代革命”。 晚上八点零九分，大家一起默哀64秒。（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除了几乎随处可以听到的粤语之外，辨别现场的港人还有两种方式：一是口罩，二是黑衫。 Wendy便是这样一位戴着口罩、身着黑衫的年轻港人，她身形瘦小，语气活泼，极具亲和力。她曾在香港的工会组织“职工盟”工作，2022年，“职工盟”迫于压力解散，Wendy为了避免被捕，决定移居台湾。 香港职工会联盟是香港泛民主派的重要组织，成立于1990年7月，主张独立自主、民运与工运密不可分。香港《国安法》实施后，2021年10月3日，职工盟迫于政治压力宣布解散。（图片来源：端传媒 / 林振东 摄） 那时，仍是疫情期间，从香港到台湾需要进行七日隔离，第八日正好就是6月4日，她结束隔离后，第一件事便是来到自由广场悼念，发觉现场几乎都是香港人。隔离时的孤单、在港时的不安，都在熟悉的语言、熟悉的氛围中爆发，那晚，她多次流泪。 从前，在香港，因为在NGO工作，她亦会参与六四晚会，和同事一起在维园摆摊，宣传、筹款。如今，在台湾，为了谋生，她选择了一份“主流”的工作，“有时难免觉得可惜”，她说。 “台湾的六四晚会好不同，首先是规模小很多，其次好多政党在这里发表演说”，Wendy说，“今年的形式还多了一些，有行动剧等等，我上次（2022年）来的时候，就是请不同的政党上来讲话，一直讲一直讲，好像变成一个政党活动。” 这次专程从香港赶来参加六四晚会的Emma，也体会到了差异。她看起来三四十岁的年纪，戴着口罩，手持烛光，一个人一动也不动地站在人群中。她说，“在香港，我们会唱很多和六四有关的歌，在台湾，原来大家都不唱歌的。而且，现场基本都是和我年龄差不多的人，很少见到小朋友；在香港，很多时候都是家长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参与，希望小朋友记住六四。” 2019年6月4日，香港音乐组合“达明一派”成员黄耀明在维园晚会中演唱《回忆有罪》，这首歌由“达明一派”为纪念六四事件三十周年而创作。（图片来源：香港01 / 罗君豪 摄） 她上一次参加六四晚会是在2019年的维园，那也是香港最后一次举办六四晚会。六四发生时，她还是一个小学生，“当时太小，只模糊知道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后来才通过书籍和维园六四晚会了解到了更多来龙去脉，之后很多年，她在“天安门母亲”组织中做义工，用这样的方式记住六四。 晚会结束时，Emma再一次感慨：“这里真的和香港的晚会好不同！”但又很快接着说，“但在离香港这么近的一个国家，还愿意纪念这样的晚会，很难得，我作为香港人，觉得很感恩。” 另外一位港人阿炳，则觉得“不同肯定是好不同，但无需去比较”。他六十多岁，精瘦，从帽檐露出来的头发已经花白，戴着黑色的口罩，身着一件写着“结束一党专政”的黑色T恤衫。阿炳告诉我，他原本也在香港从事社会运动，组织游行示威，2020年因为《国安法》被捕，期间和妻子分开，2023年只身一人移居台湾。 六四发生时，他27岁。他记得那时香港挂起八号风球，120万市民仍然上街游行支持北京的学生，他也是其中一员。“当时人多到，走路只能一步步挪”，他现场和记者演示，左脚往前挪一小步，右脚再很快跟上。他在电视上看到坦克碾压学生的场景，至今难忘。从那时起，他每一年都会前往维园参加六四晚会。 1989年9月12日，香港巿民出席维多利亚公园的“六四百日祭大会”，悼念六四死难者。 （图片来源：支联会提供） 去年移居台湾后，他亦每年都来参与。 谈起台湾的六四晚会，阿炳说，“台湾不像香港，他们对六四没有感觉，办得没有香港那么投入”，然后立刻话锋一转，“但他们肯办，我就很高兴，要感谢他们。” 香港维园的六四晚会从1989年到2019年，三十年间从无间断，亦是香港每年标志性的政治集会。维园六四晚会，不仅仅是悼念逝者与铭记历史，也蕴含着改变中国现状的政治诉求。 2014到2016年随着香港本土派的兴起，也出现过对六四晚会“行礼如仪”的批评，一些本土青年和支联会分庭抗礼，另外举办集会纪念六四，并传递出“我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的声音。支联会的五大纲领之一“建设民主中国”也在那时引来许多争议，本土派青年挑战道：“民主中国与我何干？” Wendy那时也关注到这些批评，但她仍坚持参加六四晚会，“当时感受到中国对香港的影响越来越大，就有一种预感，觉得六四晚会可能有一天会办不下去，所以很珍惜每一次机会”。 2019年，“反送中运动”爆发，维园六四晚会重新被注入现实意义，纪念六四，不仅是悼念亡者，也是当下香港人反抗中国极权侵蚀香港自由的抗争。主办方称当年有超过18万人参与，仅次于2009年的20万人（编者注：连同未能进场的市民计算共20万人）。此后，由于政治空间急剧紧缩，香港无法再举办六四晚会。 现场几位受访者，都提到“台湾六四晚会不唱歌”这点，他们所指的是香港维园六四晚会中，每年都会播放的六四歌曲，比如《自由花》《民主会战胜归来》等。这些歌曲大多为粤语，表达对六四的伤痛和对民主自由的向往，许多香港人通过这些熟悉的旋律，传承着对六四的记忆，一代又一代。 2019年6月4日，香港维园六四30周年集会，六四乐队演唱《自由花》。（视频来源：YouTube账号@Victor Wong） 在台湾的六四晚会，则明显不同。六四民运学生、在台港人、海外参与“白纸运动”的华人等人物轮番上台发表讲话，讲述中国对不同群体的打压，“反中”的意涵明显，但传递出的信号并不是反抗或改变，甚至不是铭记，只是以此说明对岸政权的无情与残酷，比起香港维园，多了一种旁观的距离感。 大陆人：“会让人觉得这是一场已经死掉的运动” 在现场的大陆人，更加低调、隐匿，不可辨认。 2019年7月，中国大陆以“鉴于两岸目前关系”为由，取消大陆居民的自由行。2020年，蔡英文成功连任后，大陆方面暂停了陆生赴台留学、交换的计划。疫情爆发后，台湾政府全面拒绝包括大陆游客在内的所有外国旅客入境。2022年底，台湾开放了除大陆游客以外的游客入境。 目前，只有常居海外的大陆游客能够申请台湾的观光签证进入台湾。也就是说，此次能够来到台湾六四晚会的大陆人，要么是常居海外以游客的身份而来，要么是台籍异性伴侣（两岸同婚尚未通过），要么是此前已经获得学生签证的陆生。 Lou是2011年来到台湾念书的第一批陆生，已经以学生的身份在台居住超过10年的时间。十年中，她只在刚来台不久时参与过一次六四晚会。 “台湾的六四晚会常常会把西藏议题、新疆议题等等和六四都放在一起，我并不是觉得这些议题完全无关，而是感到他们想要传递的信息是非常简化的，就是‘你看，中国就是这么邪恶’，真的就只是如此，没有其他。” 她对这样的简化感到失望，又习以为常。Lou本身在台从事中国公民社会的相关研究，“在台湾，当你谈到一些中国的劳工运动、维权或者社会抗争的时候，它们全被都被用来证明‘中国多么邪恶’，没有人觉得这些抗争和台湾有任何关系，不管是好的或坏的关系。六四也是一样，永远被用来向台湾人喊话：我们应该远离中国，越远越好。大家没有任何要介入的意思。” 除了大陆的公民社会，她也关注国际议题，曾组织过声援其他国家社会运动的行动，发现也是关注寥寥，“大家真的只关注台湾本土议题。” 而作为北京人，她对六四却有着更不同的感情。“我还在母亲肚子里的时候，发生了六四。上中学的时候，有一些老师就和我们讲六四，讲我们的学校在那时候发生了什么。我在北京路过一些相关的地点时，这段历史就会在我脑海中跳出来。怎么说，对我而言，六四不仅是一个理性的认知，更是一个和我的身体相关的记忆。” 在北京读大学时，同学们也会在每年6月4日三三两两地坐在学校草坪上，谈论时事。虽然极其隐晦，但也是对六四的一种纪念。2014年左右，她前往香港参与过维园六四晚会，她感到虽然在表面上，香港采用的论述和台湾有相似性，“但如果对香港的主办单位、参与者有更多了解，就可以感受到，香港人不是在谈论一个要远远踢开的东西，即六四是‘与我有关’的，那种切身性与台湾的氛围非常不同。” 今年，她陪同友人一起来到六四会场，最终却决定提前离去，“这么多年，这一套论述并未改变”，她说。 小点2016年左右从大陆来到台湾读书，每年六四，她都会看关于六四晚会的报道，却只在2023年因为恰好路过短暂去过一下现场。她说：“悼念有很多方式，不一定要去现场。我甚至觉得，真正关心这个议题的人，是不会去（台湾六四晚会）的。” “在台湾六四晚会的语境中，会让人觉得这是一场已经死掉的运动。当然，它的确失败了。但也影响了之后的无数人，就算是89年之后出生的人，也都知道这件事，会用自己的方法去探索这段历史，拼凑那个碎片。所以在我看来它不是死掉了，它有一个后来发生的继续的过程。但是在台湾的语境里面，从来都没有人想要去呈现这个。” 来台湾十年的北京人王先生与一位台湾人结婚后，一直留在台湾。十年间，他只来过三次六四晚会，今年，他拿着相机在会场拍照，当被记者问到为什么会来时，他用“我纯粹只是来看看”表达自己的失落。 他说：“在台湾，纪念六四的活动跟六四的关系并没有那么大，而我更在意的是六四那件事情。在这里，大家是想借六四来谈论其他议题。比如2014年，大家会谈论更多和“太阳花”有关的议题；近几年，会更多谈论香港。我其实能理解他们（台湾人）的角度：‘六四这件事我能谈什么呢，其他的我也谈不了，我只能谈我能谈、想谈的东西’。我觉得也有一种无力感。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一场基本上就是变成了台湾跟香港为主的一个晚会，它不仅是纪念六四了。” 台湾六四35周年集会，关注香港赴台新住民的“台湾香港协会”的摊位背后，挂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等反送中运动时期的口号。（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在大陆人眼中，六四在台湾被符号化了，它只是一个历史的证据，用来证明对岸的邪恶和台湾的民主。在这样的叙述中，原本沉甸甸的记忆、悼念，和可能的反抗与行动，都被抹除了。记住六四，只是为了提醒人们，台湾一定不能被那个政权统一，而至于对岸政权具体如何发展，则与我们无关。 除了台湾六四的论述让大陆人感到疏离之外，安全亦是大陆人的一个考虑。小点提到，2023年现场许多摄像机让她感到“紧张”，所以很快便离开。在今年的现场，记者亦遇到另一位极其低调、戴着口罩的大陆男生，对方婉拒了采访请求。 举办者：他国事物，难道我们就不能关心吗？ 今年的台湾六四晚会由华人民主书院举办。华人民主书院是一个致力于关注华人社会民主进程的非盈利组织，成立于2011年，当时的发起人有两岸三地的民运人士，首届主席是王丹。据了解，2019年后，机构内的香港职员逐渐迫于压力离开，目前工作人员以台湾人为主。 “华人民主书院”是由两岸三地民运人士共同创办的非营利组织，2011年于香港注册，同年5月30日在台北宣布成立，目的是通过网上教育向华人社会推广民主。2020年，因《国安法》实施，华人民主书院停止在香港运作。（图片来源：大纪元） 胡嘉颖是这场晚会的统筹，她今年23岁，亦是第一年作为主办者参与六四晚会。她是一名年轻的社会运动参与者，此前，她更多参与台湾本土议题的社会运动，主要关注土地议题。2022年，她曾站在台湾南铁反强拆的第一线，声援最后一户拆迁户黄春香家，并在强拆现场和警察爆发肢体冲突，但最终仍无法阻挡强拆进程。 “我之前对自己的定位是，一个台湾人，一个台独工作者，我要优先纪念与台湾这片土地有关的事物。而六四，我觉得是他国事务。” 胡嘉颖的自我介绍总是以台语的“大家好，我是嘉颖”为开始，再转换成国语。 2022年，她作为台湾青年运动者参与了华人民主书院主持的六四相关活动，与香港、中国的青年运动者对谈。那也是她第一次知道，原来台湾也有在纪念六四，她也因缘际会地参与到在台湾竖立“国殇之柱”的过程。她说：“那时候发现，原来六四这件事有这么多国际的关注，我感到我对六四这件事开始有了一份参与。” 在现场竖立的3D打印复制雕像“国殇之柱”。“国殇之柱”是丹麦艺术家高志活为了悼念六四所创作。（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去年开始，她正式加入华人民主书院工作，“一开始其实是对台湾的议题感到疲惫，我想，如果换成中国议题，我应该不会投入那么多感情吧”，她补充道，“但还是放了很多感情。” 记者追问是什么样的感情，她的回答很笼统：“我们都是对世界很关怀的人，自然就会放很多的感情到议题里面。” 2024年6月4日当晚，六四亲历者、史学家吴仁华在台湾六四35周年集会中发言。（图片来源：大纪元） 她提及六四参与者和史学家吴仁华。吴仁华是六四的亲历者，六四发生时，他在中国政法大学教书，后来通过“黄雀计划”流亡海外，近年居住在台湾。多年来，他致力于搜集六四相关资料，著有《六四天安门血腥清场内幕》等书。“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吴仁华老师。他一直在努力地书写，写那个年代的年轻人经历了什么，写到直到不能再写。而且，作为一个很关注这个世界的发展的人，怎么可能不关心六四呢？所以，每次看到吴仁华老师的背影，我都会问自己，我对这个世界有什么责任。”她这样解释自己对六四的感情，她也坦言“我和吴仁华老师接触并不多”，但觉得对方很关心一线运动的学生。 举办六四晚会，对胡嘉颖来说，是出于对自由民主精神的认可，是需要记住的一个”与人权相关的议题“，而不是因为它与自己的“台湾人”身份有何关联。 过往多年，台湾对于到底为何要举办六四晚会有许多争论。 最初，台湾的六四晚会由一个在1989年成立的“血脉相连大陆民主运动后援会”（血援会）统派组织举办，当时六四晚会主要传递的信息是，“大陆和台湾是同根同源的同胞，我们关注同胞的民主运动”，更有台湾上百位当红明星共同录制了《历史的伤口》，作为声援学生、支持六四的重要作品。在之后的二十年间，随着台湾本土意识崛起，血援会和六四晚会也逐渐被边缘化，参与人数从一开始的上万人到2009年最后一次活动的几十人。在台湾社会的本土化浪潮中，中正广场也在陈水扁任上更名为“自由广场”。 1989年6月3日深夜，上万名台湾民众聚集在中正纪念堂广场，参加“血脉相连，两岸对歌”活动。 （图片来源：中央社档案照片） 2010年，六四晚会第一次由在台湾大学念书的香港学生和台湾学生在台大校园内举办。当时，六四民运领袖王丹正好来台湾教书，接到主办方的邀请，但因为当时不在台湾无法参加，他介绍了另外一位六四学生领袖王超华去到现场。 当时，王丹在台湾高校教授“中国近代史”，还在课余办了“中国沙龙”，和学生们讨论中国议题，每年进行的“统独大辩论”是当时最热烈的讨论。 王丹一直希望能够在校外举办六四纪念活动，2011年，他联络台湾不同高校学生会、社团的学生领袖，在校外举办了六四晚会。后来，这些学生领袖成立了“台湾学生促进中国民主化工作会”，这个组织由港澳学生和台湾学生组成，大家的政治立场各不相同，有的偏蓝，有的偏绿。 从2011年开始，到2017年前后，台湾六四晚会主要由“台湾学生促进中国民主化工作会”主办。组织的创办者之一、国立清华大学当时的学生会会长周庆昌表示，“从一开始，为什么要办六四晚会，就成为我们组织内部和对外的争论焦点。” 偏蓝的学生认为，纪念六四，因为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历史的一部分；而偏绿的学生则认为，纪念六四，不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而是我们关心自由民主等普世价值。 2011年六四22周年晚会上，当时的学生领袖林飞帆上台发言：“我是台湾人，我支持台湾独立”。 林飞帆（图片来源：关键评论网 / Artemas Liu 摄） 这一发言立刻引爆了组织内部一直存在的统独分歧：在纪念六四的场合提到“台湾独立”，是在消费六四，还是正当的表达？ 周庆昌提到：“大家开始讨论，‘我们关心六四，到底是不是因为我们是中国人而关心的？还是说这是邻国事务，我们只是出于人道主义立场去关心它？’” 这个问题他自己也思考许久，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独裁正在影响全世界，包括台湾，出于这个原因，我们也应该关注中国的民主化，关注六四。” 他理解很多参与六四晚会的香港人、大陆人的失落。“他们心目中是有一个六四晚会的样子，就是拿着蜡烛，一起悼念；但对于台湾人来说，这样的晚会是没有办法吸引到他们的，但如果办成可以吸引台湾人来参与的晚会，更侧重在台湾视角，又会被另外一边骂，说我们在消费六四。” 他感受到这样的两难。在各种原因下，他和当时其他的一些学生领袖，在2017年左右逐渐淡出六四晚会的主办。 此后，六四晚会开始由华人民主书院举办。 今年，在华人民主书院主办的一场公开活动中，这次六四晚会的统筹胡嘉颖提到，她的妈妈是台湾人，爸爸是澳门人。在过去，她一直很怕别人知道爸爸是澳门人这件事，尽管澳门有着自己的历史脉络，但从台湾的视角看来，澳门和中国有着更密不可分的关联。所以，胡嘉颖说，通过参与六四活动的主办，她更好地和自己的澳门部分建立了联结。 但她不认同“华人”这样的身份。 她强调：“不存在‘华人’这样一个群体，我不是华人，我是台湾人”。 胡嘉颖作为当晚六四晚会的主持人之一在台上发言。（图片来源：台湾绿党Instagram账号@greenparty_tw） “广场之外”主题征文：我们都是广场上的遗孤 在广场之外，在首都之外，在核心亲历者之外，“八九六四”是什么样子？ 长期以来，关于六四的故事，主要聚焦于北京和广场的激动人心或惊心动魄，屠杀、流亡与改革梦想的失败。但六四是一个重要的分水岭，是中国人共同经历的一段路程。我们相信，在很多不为人知的地方，它启迪、指引和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 我们想在核心抗争者之外，发掘更多的六四故事。譬如不为人知的受难者，在六四之后持续投入新的社会运动的人。或者是在这场运动中，相较于首都和大城市知识分子和大学生，更为边缘的人群，如外地、中老年，少年、女性、农村、少数民族、性少数、教徒、残障……所有人、所有地方的共同记忆。我们希望借此让六四的历史叙事有着更加多样的社会肌理。可以是您的亲历，也可以基于身边的亲人朋友的口述或档案整理，如果您写作经验不够，也可以联系“WOMEN我们”，简单介绍您想写的主题，或者告诉我们谁愿意接受采访，我们会协助您成文。 网络图片 文章来源：WOMEN我们
近日，有网友分享在安徽省立医院内，一座高18层的楼，竟有7层都是干部病房。 网传图片显示，在这座楼内，负一是保健食堂与地下停车场，1层为介入学放射中心与CT室，2层到9层为部分科室门诊以及手术室。 网络图片 从10层开始，一直到16层，均标注的是干部病房，后面括号内显示为老年医院科1-7病区。 资料显示，安徽省立医院前身为合肥基督医院，始建于1898年，2017年12月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直属附属医院。现已发展成为一所设备先进、专科齐全、技术力量雄厚，集医疗、教学、科研、预防、保健、康复、急救为一体的省级大型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 通过该院网站上有关国际医疗部的简介，也可以得知，该座楼为医院总部内的医学保健中心大楼，但并未找到有关医学保健中心的相关介绍。 文章来源：小萝卜丝
作为雄性动物标记领地的一种方式，在特殊地点撒尿的做法可谓历史相当悠久，最知名的应该属孙猴子在如来佛掌心撒的那一泡。 6月1日凌晨，一位网名“铁头”的华人游客在日本靖国神社的石碑上撒了一泡尿，并用红漆涂鸦英文Toilet，意思是厕所。按“铁头”的自述，他的做法是为了抗议日本向海洋排放核污水，所以要把靖国神社变为“靖国神厕”。 网络图片 视频传回国内，引发欢声一片，也引发骂声一片，当然，欢呼声是占绝对多数的。 网络图片 欢呼的人们普遍认为，在靖国神社撒尿的做法非常解恨，其中既有上世纪日本侵华的旧恨，也有近几年日本排放核废水的新仇。这些人认为，虽然没办法踏平日本岛屠尽小日子，但是有人去靖国神社撒泡尿恶心一下日本，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 网络图片 谴责“铁头”的人们普遍认为，用凌晨偷摸撒尿的方式来表达抗议，既不勇敢，也不文明，实在算不上什么长脸的事情。而且这种做法对日本并没有任何实质伤害，却可能会导致日本收紧华人签证政策，甚至影响在日留学生和华人的安全，属于不负责任的做法。 这两种观点，你更倾向于哪一边呢？ 评价现实问题太过复杂，我就分析下孙悟空在如来佛祖掌心撒尿的情节，供大家参考，请勿对号入座。 首先是客观事实层面，孙悟空错得相当离谱 当年孙悟空和如来佛祖打赌能不能飞出手掌心，孙悟空一个跟头飞出十万八千里，以为来到了天地的边界，错把如来的五根手指当成了擎天柱，所以撒泡尿来做标记。 之所以犯这么离谱的错误，主要是由于孙悟空法力相对浅薄，认知能力相对较低，搞不清楚核心事实，还自以为掌握了真理真相。 然后是主观层面，孙悟空的做法并不能达到他预想的效果 孙悟空在柱子上写了到此一游还嫌不够，又用撒尿的方式来加强证明，防止如来抵赖。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此时的孙悟空野性未脱，沿用兽类的本能，另一方面显然也是想借撒尿这种戏谑做法来消解如来佛祖的权威，侮辱如来的形象。 可惜结果并不尽如猴意，孙悟空的做法并没有丝毫侮辱到敌人的形象，反而是暴露了自己的泼猴本性，最终还落得个被压在五行山下五百年的收场。 面对强大的敌人如来佛祖，孙悟空打不过，潜心修炼增强法力才是正道，撒尿涂鸦就不免落入自取其辱的境地。 最后，总体来说，在如来佛祖掌心撒尿涂鸦的经历，是整部《西游记》中孙悟空形象最糟糕，距离大英雄“齐天大圣”最遥远的情节。 一点建设性意见： 爱国挺好，抗议靖国神社也很好，但在公共场合把生殖器露出来的，希望还是别自称爱中国，咱丢不起那人。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