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簫

新年新氣象，萬曆四年（1576年）正月，北京城內的男女老少皆沉浸在喜氣洋洋的氛圍中。作為百官之首的張居正也是如此，看到自己親自主持的改革已經取得初步成果，心中不免春風得意，並期盼新的一年再創佳績，更進一步實現富國強兵的理想。 然而沒想到的是，此時一封彈劾奏疏打破了新年喜慶的氣氛，讓他頓時火冒三丈。他更料想不到，該奏疏將成為暴風雨的前奏，其中提及的不祥之事也將在不久的未來發生。 這一奏疏言辭犀利，洋洋洒洒寫了上千字，矛頭直指張居正，作者則是他的學生——劉台。 自大明開國以來，高官被彈劾是很正常的事，但學生彈劾老師的確罕見，張居正自己也說：「二百年來無門生劾師長者」。關鍵是劉台的彈劾既不是無理取鬧，也不是反對改革，而是句句皆正義之辭，有理有據，所列舉的罪狀甚至是要命的。概括下來，劉台的彈劾幾乎每段都叩准一點：張居正蔑視祖宗之法；給萬曆皇帝的建議是：要約束張居正的權力！ 之前講張居正改革成效時提到，隆慶帝駕崩前將幼皇子託付給高拱和張居正，萬曆初年國家大事基本上都由張居正代帝管理。雖然改革成效有目共睹，但劉台認為，張居正「擅作威福」，「以相自處」，儼然已成為獨裁者。 這裡順帶提一段歷史背景：自明太祖朱元璋廢宰相之位、成祖朱棣成立內閣以來，內閣大學士主要職責類似皇帝的顧問與秘書，即使內閣首輔被視為接近宰相，規定的權力和宰相仍有很大區別。所以，儘管張居正不是像嚴嵩那樣奸佞誤政的權臣，但指控他「以相自處」不無道理，對他而言這是個相當危險的罪名。此外，劉台還彈劾張居正鉗制言論、私薦用人、驅逐高拱、貪污受賄，並質問「輔政未幾，即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在奏疏結尾，劉台還解釋了一番，說「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訟言攻之者，君臣誼重，則私恩有不得而顧也。」意思是，彈劾張居正不是恩將仇報，而是因為公事至上。   （圖：Adobe Stock） 從監督權力的角度而言，劉台可謂是大義凜然，但考慮到師恩在前，該奏疏確實有點毒辣。尤其是彈劾張居正私薦的部分，劉台是這樣說的：「四維善機權，多憑藉，自念親老，旦暮不測，二三年間謀起複，任四維，其身後托乎？」此處抨擊的是張居正引張四維入閣的行為，劉台覺得張四維名聲不好卻能得重用，是因為張居正想把張四維作為自己的後路，萬一哪天張居正的父親逝世，需要回家守孝三年，張四維可以在內閣接應，幫張居正早日返閣。 假如換作我們任何一個人，看到自己的門生這樣質疑自己有陰謀並拿父親「旦暮不測」說事，都會覺得不近人情，這或許就是張居正極其失望與憤怒的最主要原因。之後他索性辭職，跑到萬曆皇帝面前哭泣，長跪不起，直到萬曆走下龍座親自扶他，再三挽留，張居正才答應繼續上班。 在當時的萬曆和李太后眼裡，國家絕不能沒有張居正，一個小小的劉台如此「添亂」，自然要罰。於是萬曆下令打劉台一百廷杖，之後張居正上疏勸皇帝手下留情，所以劉台只是被降為平民，免於廷杖之刑。《明史》有句話寫得十分微妙，稱張居正「陽具疏救」，「陽」字說明《明史》作者認為張居正上疏救劉台只是表面上做個樣子，頗有點春秋筆法的味道。《明史紀事本末》也說：「然心終恨之，後竟置之死。」當時與後世不少人都認為，即使張居正勞苦功高，彈劾者也絕對不該因言獲罪。 實際上，真正猛烈的彈劾風暴還在後面。不幸的是，劉台的奏疏一語成讖，短短一年過後，張居正的父親就真的去世了。   （圖：Adobe Stock） 萬曆五年（1577年）秋季，張居正收到了父親病世的消息，登時悲慟不已。原本這是一件平常的喪事，兒子按照祖制回家守孝即可，但它旋即演變為一場巨大的政治風暴，朝臣間激烈的矛盾就像解不開的繩結，不幸最後以流血事件收場。 那麼，他們究竟為何走到了人們最不希望看到的地步？ 起初氛圍還是很溫暖的。萬曆帝那年僅15歲，與張居正關係依然很好，情同父子，得知訃告後立即派太監前去慰問，勸他按時吃飯，切勿過度悲傷。看望他的使臣絡繹不絕，三宮送給他的禮物也十分豐厚。 然而，萬曆似乎尚未意識到，張居正面臨的難題遠不止如此。 伴隨一聲突如其來的「太后駕到」，太監馮保和李太后匆匆來到萬曆面前。李太后當時身穿便裝，說明事態緊急，衣服來不及換。她眉頭緊皺，問萬曆道：「張閣老即將回鄉丁憂，皇兒有何打算？」 萬曆心想「這事不複雜啊」，便淡淡回了一句：「就按先生（張居正）的意思吧。」 李太后聽萬曆這樣回答，瞬間坐不住了：「皇兒啊，你怎麼不明白呢！各府題本章奏你能獨自批閱嗎？你能辨別百官誰忠誰奸嗎？張閣老這一走就是三年啊，國家若有大動蕩，你有能力處理嗎？！」「如果沒有張閣老兢兢業業，我們哪有這太平之世？」 萬曆恍然大悟，卻又無奈地說：「但我們別無他法啊，守孝是祖宗法度，不能改啊。」 關於守孝，早在西漢時就規定朝廷官員遇父母喪事必須丁憂三年。明朝對孝的重視超過以往歷代，依照法律，得知父母去世後，即日起便要上報並奔喪，若是官員則須辭職回家；隱瞞父母去世而逃避守制的官員，一經發現必被革職，如果是學生則會被開除；在守孝期間不能喝酒、吃肉、參加娛樂活動等。但往往不需要三年整，守27個月就可以了。也允許奪情，軍人在戰爭期間，或者文官在特殊情況下不必辭職回家守制27個月，以素服辦公亦可。 站在一旁的馮保早已對奪情先例了如指掌，他瞅準時機建議說，歷朝不乏奪情，即使內閣大學士奪情也不是什麼罕事，如永樂六年六月楊榮丁憂，十月便被複用，並列舉了其他案例。 在第三期文章中，筆者提到過李太后、馮保、萬曆是張居正改革堅實的「鐵三角」後盾，此時自然立場統一。李太后聽聞馮保的建議，點頭認同，萬曆也同意頒聖旨讓張居正奪情留任。   萬曆（圖：公有領域） 按理說事情到此應該塵埃落定了，畢竟皇帝已經發話，然而事實上，臣民抗議的聲浪越來越高。大家可能很容易想到反對奪情的人或許主要是改革的反對派，但抗議聲最高的並非政治立場與張居正不同的官員，反而是受張居正提拔重用的人。他們的主要關注點不是改革利弊，而是和一年前劉台的關注點相似——祖制與特權。當然也增加了一個重要主題——中國延續千年的孝道與倫理綱常。 當時的吏部尚書張瀚曾得到張居正推薦，不過在此次奪情風波中並沒有偏向張居正。諸臣因害怕丟掉烏紗帽，紛紛發言支持張居正留任，而張瀚不以為然，嘆道：「三綱淪矣！」萬曆勃然大怒，令張瀚提早退休。 中國古代講究天人合一，地上的大事往往與天象對應。當時，一顆彗星拖著長長的尾巴從西南方划過天空，而且之後每晚都有彗星划過，萬曆於是下詔讓百官省思。張居正的學生吳中行此時上疏，大致表達了以下意思： 「張居正和他父親分別已長達19年，陛下為何讓他違心抑情，繼續痛苦地工作？居正常說謹守聖賢義理與祖宗法度，然而他是否付諸實際行動了？孔子的弟子宰我想縮短喪期，孔子則教導他：『予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孟子也曾說：『雖加一日愈於已。』即使是編氓小吏，也不能隱匿父母喪事；惟有武人可在戰爭時期穿墨縗繼續從事。張居正之事涉及萬古綱常，四方視聽，為他著想，只有現在不犯錯，才不會給後世留下非議啊！」他的奏疏且不論觀點對錯，就力度而言是足夠的，於天性之情、於國家之法、於聖賢之道、於身後之名勸諫，理情兼備，相當尖銳。 吳中行向皇帝上疏後，特意將奏疏副本呈給恩師。張居正看到副本後既驚訝也憤怒，沒料到學生之中又出一個劉台。 繼吳中行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也上疏反對張居正奪情留任，其中，趙用賢亦是張居正的學生，艾穆是張居正的同鄉。另外，他們的職位也都不簡單，吳中行是翰林院編修，趙用賢是庶吉士，沈思孝是刑部主事，艾穆是刑部員外。該場彈劾風暴，甚為「壯觀」。   （圖：Adobe Stock） 有讀者朋友可能會覺得這很正常，500年前，北宋的鄭俠不也是王安石器重的人才，不也是以公事為重、私情為輕對王安石猛烈批評嗎？其實他們的重點不同，處分也不同。鄭俠主要針對政事，重點是新政對民生的影響；而吳中行等人的重點是改革者的道德污點以及對倫理綱常的維護。吳中行四人受到的處分比鄭俠慘，萬曆下旨對該四人處以廷杖酷刑。各位可別小看廷杖，歷史上有不少人喪命於棍棒之下。 臨行刑前，眾臣嘩然，紛紛爭取解救。翰林院掌院學士王錫爵找張居正求情，事到如今，只有張居正能勸皇帝開恩罷刑，但張居正拒不見客。王錫爵焦急萬分，索性不顧禮節，闖進張居正的臨時靈堂！ 進靈堂後，見張居正一身孝服。王錫爵趕忙道歉賠罪，說：「我為救吳中行等四位君子而來，令尊若泉下有知，想必不會怪罪我擅闖靈堂。」 張居正面色不悅，冷冷說道：「難道我因忠心為國而難以回家守孝，家父就會責怪我嗎？」又說：「聖怒不可測」，拒絕解救。 王錫爵見張居正如此態度，衝動之下斥責道：「就算是皇上發怒，也是你引起的！」然而話音未落，張居正突然一個箭步上前，做出了一個令在場所有人震驚的舉動： 他竟急速拔出一把刀，雙膝跪在王錫爵面前，將刀刃架在自己脖子上，做出自刎的動作，對王錫爵說：「那你殺了我吧，殺了我吧！」   張居正（圖：公有領域） 這一舉動登時嚇傻王錫爵，等回過神後，慌忙逃出張府，只餘下張居正孤獨地跪地悲泣。 《明史紀事本末》記載張居正下跪所言的原文是「爾殺我，爾殺我。」連著兩聲「爾殺我」，可想，他的精神遭受著多大的壓力與折磨。 靈堂內，張居正的心在流血；刑場上，四名抗議者的身體在流血。 吳中行、趙用賢挨了六十棍，艾穆、沈思孝挨了八十棍，現場慘不忍睹，幸有醫生及時救治，否則刑後性命難保。 當時，一名年輕人靜靜目睹了行刑的全過程，之後毅然將懷中的奏疏上交皇帝，絲毫未被酷刑嚇怕。 這位年輕人比先前四人更不要命，他的奏疏內容節選如下： 「陛下以居正有利社稷耶？居正才雖可為，學術則偏；志雖欲為，自用太甚。」「伏讀敕諭『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隳』，陛下言及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弼成聖學，輔翼聖志者，未可謂在廷無人也。且幸而居正丁艱，猶可挽留；脫不幸遂捐館舍，陛下之學將終不成，志將終不定耶？臣觀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後辦非常之事』，若以奔喪為常事而不屑為者，不知人惟盡此五常之道，然後謂之人。今有人於此，親生而不顧，親死而不奔，猶自號於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為喪心，則以為禽彘，可謂之非常人哉？」 其中有段話對萬曆皇帝而言相當刺眼扎心，大意是：皇上您現在學業和國事離不開張居正，幸虧現在張居正只是要回家守孝，假如哪天他死了，您就不學習、不治國了？言外之意即萬曆就是一窩囊皇帝。另外對張居正罵得也很犀利，說親人活著的時候不探望，死後又不奔喪，與禽獸沒有區別，還談什麼「我非常人」？ 這位不怕死的年輕人名叫鄒元標，毫無懸念也激怒了萬曆與張居正，被打八十廷杖。他和之前遭受廷杖的四名抗議者被稱為「五君子」。值得一提的是，該五人毫無怨言，不後悔仗義執言。其中，鄒元標在不久的將來還會登場，再度直言上疏惹怒萬曆，還為張居正的功勞優點辯護——他不恨張居正，發聲只為維護道義。   （圖：Adobe Stock） 當時群情激憤，輿論倒向這些因言獲罪者，指責張居正的聲音不絕於耳。《明史》記載「至懸謗書通衢」，抨擊張居正的文章在大街上到處張貼。後來萬曆下詔，再有議論張居正奪情一事的，一律死罪無赦，此後謗言才停息。 明朝最大的奪情風波到此看似告一段落了，那麼如何評價該事件？為何會鬧到這一地步？ 筆者認為，張居正和以五君子為代表的反對者各有道理、苦衷與不當。在張居正的立場，他曾勸父親搬家到身邊但父親不答應，長期未能看望父親是畢生的遺憾，不足以斷定他是無情的不孝子。改革是他嘔心瀝血的成果，在當時萬曆小皇帝難以親政的情況下，他眼裡國事的確重於家事。至於艾穆和沈思孝說他「忘親貪位」，貶低過重，以其改革成就與鞠躬盡瘁，他絕不是嚴嵩那類貪權之輩。 五君子所為是否屬於道德綁架？不完全是。我們現代人沒有守孝27月的要求，所以不能以現代眼光衡量當時。張居正奪情爭議與後來萬曆皇帝的國本之爭相似之處在於，重點都是祖制不可違，五君子與後來的「清流派」維護的均為祖制。祖制當時就相當於法律，在祖制面前，所謂「治國離不開誰」不能成為借口，即使奪情是制度允許的，也要看實施對象是否足夠特殊。 成化年間有個案例，內閣首輔李賢因父過世須回家守制，明憲宗下詔奪情起複，李賢因此遭學生羅倫彈劾，而羅倫也因彈劾被貶官。但李賢死後國家並沒有發生大動蕩，所以輿論更加確定大明王朝不會因為離了哪位首輔就不能運轉，從那時起直到萬曆朝，沒有內閣大學士敢再奪情。 儘管雙方各有道理，但也各有意氣用事和極端處事的過錯。張居正對待劉台和五君子等人確實不夠寬容，跪地擺出自刎架勢更是偏激；王錫爵擅闖靈堂過於失禮，劉台奏疏拿張居正年邁的父親說事缺少人情味，如果能控制情緒並多站在對方角度考慮，矛盾或許不會激烈到這一步。   （圖：Adobe Stock） 至於為何張居正奪情會掀起如此巨大的政治波瀾，不僅因為他的地位引發群臣對擅權的擔憂，也緣於張居正的背後有李太后和萬曆帝。反對者惹的最主要是聖怒，小萬曆惱火的重點其實是五君子蔑視聖旨與皇威。 奪情爭執持續看似不久，影響卻非常大。「居正自奪情後，益偏恣。」（《明史》）彈劾風暴無疑給張居正心中蒙上一層深深的陰影，萬曆五年也成為他柄政生涯的轉折點。改革依然在進行，大明依然欣欣向榮，可張居正在後半階段的所作所為悄然埋下危險的種子。 （未完待續）      

「聽說從浙江調來了三千將士。哎呀，那些南方人，來我們北方駐守，恐怕會水土不服吧，不知道那小身板能不能扛住呢？又如何能執行得了軍令呢？哈哈哈哈！」 在北方將士不屑與質疑的目光下，戚繼光所率三千浙兵列隊郊外，不動如山。此時，天公彷彿有意給北方將士一個教訓，霎時電閃雷鳴，烏雲密布，天昏地暗。戚繼光見此情形，心想：「爾等竟看不起我戚家軍，今日正是機會叫你們好好見識！」隨後嚴肅地說道：「何為軍令如山，且看我這三千將士！」說罷頭也不回就離開了，留下三千戚家軍站在原地。 頃刻間，天上降下瓢潑大雨，當地的士兵連忙找地方避雨，唯有三千戚家軍巋然不動，任憑密集的雨點砸在身上。北方將士見狀大驚，目瞪口呆地看著眼前如林如山的浙兵。一個時辰又一個時辰過去了，從早上直到日落，這支戚家軍在大雨中站了一整日，無一人擅自避雨，亦無一人體力不支，他們好似不是血肉之軀，而化作了不畏暴雨的磐石。 的確，在戚家軍心中，只有軍令，沒有風雨。 《明史》記載：「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動。邊軍大駭，自是始知軍令。」屢創奇蹟的戚家軍，以實際表現給北疆將士上了一堂終生難忘的課。 而戚繼光能夠到北方建功立業，正得益於張居正力排眾議的重用。 （圖：Adobe Stock） 上期筆者重點介紹了張居正改革的經濟成效，本期接著談他的政治改革、國防成果和用人之道。 之前簡單提到了張居正開創的考成法，本期詳細介紹。這項舉措真是太厲害了，無論對於當時的政治還是對於我們現代人開公司、做生意而言，考成法都是值得借鑒的。假如張居正死後考成法能一直延續，大明王朝後來一系列悲劇可能得以避免。具體是怎麼回事呢？下面筆者會用儘可能淺顯易懂的語言向各位介紹什麼叫考成法以及其重大作用。 其實早在明初，太祖朱元璋就已經制定了很完備而且嚴格的制度，他不單是個雄才大略的皇帝，還是個法律專家。當時的《大明會典》是很重視考核的，但歷史總是有這樣一個規律：再好的規矩，過一、兩百年後到王朝末期時都會淪為形式，名存實亡。萬曆元年，張居正提出考成法，要解決的就是制度流於形式或淪為官員爭權奪利的手段等問題。 明朝一直以來都有京察和大計——北京的官每六年要接受一次考察，地方官每三年要接受一次大計。但到後期，這種考察是不夠的，工作效率依然低下，未能盡職的官員仍繼續摸魚。面對這種現象，張居正創造了一種更加完善的考評制度： 六部必須清楚地登記工作計劃、未來要完成什麼目標、具體在工作中做了什麼事，每完成一件登記一件，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都必須寫清楚，要求官員必須在期限內辦事，沒完成的也要申報。登記計劃、目標、實事、數據的這個本子叫作「考成簿」。 六部是行政執行機構，包括吏、戶、禮、工、刑、兵，每個部門各司其職。單行政執行機構登記是不夠的，他們還要把手上的「考成簿」一字不落地抄兩份，一份要交給內閣，一份要交給六科，這個過程叫作備案。 六科和六部是對應的，是負責監察約制六部的機構，通俗點說就是提意見的。明朝的言官是相當「厲害」的，這裡指的「厲害」可以是褒義也可以是貶義，活在明代官場上如果被言官猛烈抨擊，那下場可能相當悲慘。言官本身是能起到重要積極作用的，但隨著時間推移，逐步變成了黨同伐異、政客們為私利亂「咬人」的「武器」。張居正現在要求六科言官別再亂咬人，想提意見就要有理有據地提，依照「考成簿」每旬每月仔細考察六部的工作，然後提出該怎樣獎勵或懲罰的建議。六科可以要求六部每隔多長時間上報一次執行進度，對沒能做到的人議處。其實言官本來就該起到這樣的作用，張居正如此做也是因為希望言官恢復到正軌上。 除六科外，內閣也要閱讀「考成簿」，對六部和六科的官員每季做一次小考察，每年做一次大考察。   （圖：Adobe Stock） 這樣一來，就形成了一個完善的、環環相扣的機制——內閣考察六科和六部，六科監督六部，六部督察地方藩、臬等司及撫按官。再簡而言之，便是六部向六科負責，六科向內閣負責。 具體效果是什麼呢？ 其實以前國家一直都重視考核，但此次改革與以往不同的是： 考評不再依賴六部之一的吏部； 考核的內容更加量化，都是實實在在的數字，一目了然，而且都是關乎國計民生的重要事項； 不拘一格用人才，不管出身和資歷如何，只要依「考成法」成績優秀就能得到重用； 裁掉大量不合格的官員。數據顯示，張居正主政期間，裁掉的冗員占萬曆年間總數的十分之三。 可想而知，整個官場不只是改頭換面了，那簡直是脫胎換骨。在考成法的鞭策下，效率大幅提升，懶散之風消退，更多人才獲得重用。《明史》記載：「又為考成法以責吏治。初，部院覆奏行撫按勘者，嘗稽不報。居正令以大小緩急為限，誤者抵罪。自是，一切不敢飾非，政體為肅。」 說件事情，大家可能會更直觀地感受到當時席捲全國的變化。張居正專門在皇帝讀書的文華殿里放置了十二個大屏風，但不是用來增添文藝氣息的，而是在屏風上寫了各地官員的名字，名單大約每十天換一波，專門給萬曆皇帝看。大家想一想，每10天一次人事變動並告知皇帝是什麼概念！   萬里長城拒胡馬  張居正用的都是哪些人才？從國防方面舉例，北方邊塞有戚繼光、李成梁、譚綸三大名將，其中李成梁就是因為考成法而高升的一員悍將；戚繼光和譚綸之前在南方的抗倭戰爭中立下戰功。如今，「居正用李成梁鎮遼，戚繼光鎮薊門。成梁力戰卻敵，功多至封伯，而繼光守備甚設。居正皆右之，邊境晏然。」（《明史》）遼東有成梁，薊門有繼光，在他們的防守之下，大明邊疆多年安然無事。 張居正重用這三人的時期是晚明軍事史上最輝煌的時期，可以借王昌齡的詩句形容：「但使龍城飛將在，不教胡馬度陰山」，此時的戚繼光、李成梁、譚綸就好比漢代的李廣。而後來八旗鐵蹄踐踏大明疆土時，明人怎不懷念當年如長城般堅守邊塞的名將？！   戚繼光像（圖：公有領域） 說到戚繼光，許多朋友想必聽說過他是抗倭名將，嘉靖年間就已戰功累累，當時倭寇們給他起了個綽號叫「戚虎」，戚家軍更可謂是創造了軍事史上的神話。講他抗倭的事迹不是本文的重點，這裡重點講一講他後來在北方抗擊蒙古人的戰功以及他和張居正的關係。 這裡不得不稱讚張居正會用人！在軍事上，不管外界怎麼議論，堅決信任戚繼光這位千古奇才。現在我們讀史書時都知道張居正調戚繼光北上是明智之舉，但當時跟現在不同，當局者迷，一切都是未知數。隆慶年間，有言官激烈反對讓戚繼光守北疆，覺得戚家軍這些南方人打倭寇可以，但恐怕敵不過北方少數民族的精銳騎兵。張居正立即對隆慶皇帝說，他敢以自己的前途擔保戚繼光絕不是那種只局限在一處地方的人才，可謂力排眾議。 後來他對戚繼光信任到什麼程度？「尤事與商榷，欲為繼光難者，輒徙之去。」「動無掣肘，故繼光益發舒。」（《明史》）張居正事事都和戚繼光商議，把想刁難戚繼光的人都調走，使他跟同事的關係都很好，沒人搗亂，給他充分的空間發揮才華、實現抱負。 戚繼光和張居正的關係是蠻有爭議的，後來張居正死後遭清算時戚繼光也被作為依附他的同黨受到牽連，但如果站在國防角度看，其實不必太指責張居正的做法，相反，張居正知曉孰重孰輕，有舍有得，一個戚繼光可以頂多少人！相比之下，後來崇禎殺死袁崇煥，將孫傳庭下獄，不聽信盧象升上報的實情，可見領導的素質多麼重要。 實際上戚繼光也是憑實力立足的。從本文開頭的故事已可以看出戚家軍的風采，這正是戚繼光「號令嚴，賞罰信」的成果（《明史》）。 舉個例子，當時蒙古朵顏領主董狐狸（沒錯，他的人名就叫董狐狸）勾結土蠻，時而叛，時而降；雖然俺答已經朝貢大明，但小王子的後人依然擁兵十萬，威脅薊門。萬曆元年春季，兩股勢力計劃入侵大明，而戚繼光出其不意，打得蒙古軍潰不成軍，差點就能生擒董狐狸。   （圖：Adobe Stock） 看看戚繼光仗是怎麼打的：面對蒙古鐵騎，他想到的是百年以來幾乎沒人想到的奇招！他僅帶八千兵迎戰蒙古數萬騎兵，還重新啟用了春秋戰國時期的戰車。要知道，戰車這種武器早已因為笨重而被棄用了，為什麼戚繼光偏要復古呢？原來，他將復古武器與先進科技相結合，創造了一個蒙古人從未見過的戰術。 這個戰術思想和打倭寇時用的鴛鴦陣有點類似，都強調分工配合作戰。戚繼光成立了戰車營，「車一輛用四人推挽，戰則結方陣，而馬步軍處其中。」（《明史》）戰車在戰場上結成方陣，騎兵和步兵也在其中。戰車營配備佛朗機火槍與佛朗機炮256挺，火銃512支，大將軍炮8門；持火器的士兵多達1320人，佔比逾64%。（《練兵實紀》） 蒙古軍隊的優勢在於騎兵衝鋒，明軍如果拿步兵和騎兵硬剛，勝算不一定大。戚繼光把戰車擋在前面，騎兵衝擊的優勢就難以發揮，馬撞鐵戰車就相當於雞蛋撞石頭。蒙古騎兵尚未衝鋒之際，明軍騎兵先從車陣縫隙里衝出，以動制靜，殺了一波。待董狐狸回過神來，下令衝鋒時，明軍騎兵迅速撤回車陣內，又開啟了以靜制動的防守模式。等蒙古騎兵沖入射程範圍後，明軍戰車後槍炮齊鳴，火器齊發。蒙古騎兵即使有靠近的，也沖不破明軍堅固的車陣。 戰車、火器、騎兵都發揮了作用，那麼相對薄弱的步兵做什麼呢？戚繼光專門安排步兵用長長的拒馬器阻擋蒙古騎兵的衝擊，夾雜使用長袍和筤筅。筤筅這種兵器，熟悉抗倭戰爭的朋友們想必都知道，它由戚繼光發明，其首有尖銳的矛頭，側面有數層多刃形附枝，專克日本武士刀，如今在北方也能派上用場。   （圖：Adobe Stock） 《明史》稱：「節制精明，器械犀利，薊門軍容遂為諸邊冠。」戚繼光在薊門的這一支軍隊管理嚴明精細，武器犀利，軍容是其他各邊塞地區比不上的。又記載：「終繼光在鎮，二寇不敢犯薊門。」事實證明，張居正調戚繼光北上不是南橘北枳。 李成梁的戰功也很顯赫，以後講到遼東時再細講。 戚繼光、李成梁等將才堪稱幫助張居正中興大明的「長城」。但其實張居正還有一個巨大貢獻，就是真正的長城——安排戚繼光和李成梁等人修建從山海關至北京的長城。我們今天旅遊時看到雄偉壯觀的長城，可能很多人會聯想到秦始皇建的，但它其實是明朝重新修建的，秦長城原先不是這個模樣。明長城也不只是張居正這一代的努力成果，從洪武年間起，明人就已開始施工重修長城，張居正改革的期間功勞尤大。 可惜的是，張居正嘔心瀝血的十年改革成果最終沒能阻止明朝在60年後滅亡的命運，他病逝後，除一條鞭法外，其他新政都遭萬曆皇帝廢除。尤為可惜的是考成法，廢除以後官僚體系又被打回了原形。值得一提的是，明軍30多年後在薩爾滸之戰中戰敗，原因之一便是沒了考成法的約束，犯了越權的錯——兵科給事中趙興邦越權干預地方軍政權，不斷催促進兵，大意中伏。 戚繼光因受張居正案牽連被貶至廣東，再沒能返回北方邊塞，大材小用，報國無門，鬱郁不得志；之後又因遭彈劾被罷官還鄉，連工作也丟了，晚年何等凄涼！ 戚繼光離開薊門之日，當地百姓為其罷市，依依不捨，哭聲遍地。 路過廣東梅嶺時，他感慨萬千，寫下： 北去南來已白頭， 逢人莫話舊時愁。 空餘庾嶺關前月， 猶照漁陽塞外秋。   另有一首詩： 五嶺山頭月半彎， 照人今古去來還。 青袍芒履途中味， 白簡朱纓天上班。 煙水情多鷗意愜， 長林風靜鳥聲閑。 依稀已覺黃粱熟， 卻把梅關當玉關。 筆者讀到「依稀已覺黃粱熟，卻把梅關當玉關」時，也不禁熱淚盈眶！ 想當年，戚繼光「一年三百六十日，多是橫戈馬上行」，金戈鐵馬，不為私利，淡泊抒志：「封侯非我意，但願海波平。」   （圖：Adobe Stock） 如今，一生為國為民的他，在望見梅關時，恍惚間，多麼希望這裡是當年衛國平寇的邊塞，又多麼渴望回到沙場前線。然而前方迎接他的，卻是國家的冷落，親人的離去。他被罷官後，有御史上疏建議再度重用他，卻遭到了懲罰。 最終，一代英雄，白髮蒼蒼，孤獨辭世。 張居正與戚繼光的下場，是大明的國殤。 （未完待續）  

上期講到，明亡的深層原因不是由單獨哪一個皇帝決定的，也不是由哪個功臣走得早晚決定的。全面來看，明末最大的問題是： 財政壓力、農民起義、遼東邊患、天災、民怨、黨爭、宦官。 先以財政為例，早在嘉靖年間的耗資就已相當龐大，而且很多開支是原本可以避免的，軍費要錢，貪污要錢，煉丹要錢，入不敷出，於是層層攤派，官與民皆壓力巨大。海瑞當年有句評論相當經典：「嘉靖者，言家家皆凈而無財用也」。 後來萬曆年間軍費開支也大，萬曆三大征——平哱拜、赴朝鮮、平播州，雖然均取得勝利，但給晚明財政困難造成重大影響。到萬曆晚期時，明軍與後金之間爆發了一場著名戰役——薩爾滸之戰，明軍不僅慘敗，而且從此遼東戰爭不斷，在後金的鐵騎進攻下，明朝的軍費支出成為巨大負擔，後來又增派遼餉。遼東戰事的負擔不僅是政府的負擔，而且會加到百姓身上，更進一步加劇民不聊生的狀況。 （圖：Adobe Stock） 明末出現的這些危機都是相互聯繫的，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譬如在遼東前線屢戰屢敗，在袁崇煥取得寧遠大捷前明軍沒有一次打敗後金軍。官僚腐敗無能，不能早日平息邊患，政府就要一直在遼事上花錢，糧餉要從百姓身上出，再加上西北地區從天啟中葉起就連年大旱等天災因素，農民在多重壓力下被逼反。為鎮壓農民起義，崇禎年間朝廷又增派剿餉，再度加重百姓負擔。為抵禦滿清侵略，明朝名義上說要訓練邊兵，所以又加派練餉。遼餉、剿餉與練餉合稱為「三餉」，明朝到最後民怨四起，與這三餉帶來的重壓密不可分。從萬曆後期到崇禎上吊前夕，一個腫瘤越長越大，幾乎無法醫治。 難道在此之前，舉國上下就沒有賢才進行一場大刀闊斧的改革嗎？ 其實是有的。萬曆頭十年（1573年至1582年）就是為大明王朝延長壽命的中興時期，這期間有一位內閣首輔力挽狂瀾，使江河日下的明朝呈現短暫的輝煌。這位救時首輔就是著名改革家——張居正。 （圖：公有領域） 明朝早在嘉靖年間就已呈頹勢，「曰宗室驕恣，曰庶官瘝曠，曰吏治因循，曰邊備未修，曰財用大虧」（《論時政疏》），嘉靖死後，隆慶年間在高拱主持下有所改善，為後來張居正改革打下了一個良好的基礎。 隆慶帝臨終時把年幼的皇子（即後來的萬曆皇帝）託孤給高拱和張居正，張居正擔任內閣首輔後，「以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為主」，「雖萬里外，朝下而夕奉行」（《明史》），國家政治、經濟、軍事煥然一新，財政收入增加，經濟發展，邊防穩固，中央集權加強，行政效率驟增。上至帝王朝廷，下至黎民百姓都看到了一線走向盛世的希望。 然而，僅在短短六十多年後，明朝就在1644年滅亡了。從國泰民安到亡國，萬曆皇帝在位的四十八年間其實是晚明最關鍵的轉折時期。筆者曾在第一期文章提及，萬曆和天啟對明亡的影響更深，更符合亡國之君，他們給崇禎留下的是難以挽救的爛攤子，而崇禎的時代是無奈中加速滅亡的時代。 明亡的喪鐘第一次響起，是在張居正死後萬曆皇帝終止張居正改革之際。萬曆這四十八年既精彩紛呈，亦令人扼腕；它是一個自由奔放的時期，也是呈現近代化萌芽的時期；它有智慧而孤獨的棟樑之才，有由奪情引發的血雨腥風，有長達三十年不上朝的奇懶皇帝，有恩將仇報的悲劇，有引發激烈黨爭的太子之爭（「爭國本」），有名揚天下且改變後世政壇的東林書院，有「瘋子」入宮打人的荒唐大案，有抗日援朝的跨國戰爭，有影響後世數百年的戲曲巨匠，也有在東北邊境被後金團滅的慘敗。在此期間，中國與西方都在巨變，大明在利瑪竇的牽線下與逐步近代化的歐洲文明進行了交流，然而中西的走向卻大不相同。 （圖：Adobe Stock） 為助大家更清楚地了解明亡的歷史，接下來將深入講述萬曆年間的是非興衰，往後再細講天啟、崇禎時，許多事會聯繫在一起。 而這些，需要從張居正的輝煌成就與功過，以及他與萬曆皇帝的恩怨情仇說起。對於我們現代人而言，無論是開公司、上班、教育孩子還是處理人際關係，或許都可以從這段歷史中學到許多經驗和教訓。 張居正在改革前先獲得了關鍵的有利環境，即「鐵三角」的穩固保障——皇帝、太后、大內。張居正是萬曆小皇帝的老師，兩人不僅是君臣師生關係，而且情同父子。萬曆剛登基時年僅10歲，所以國家大事基本上都要由張居正管理，攝政的這十年是他將政治理想與才華付諸實踐的好機會；此外，張居正也頗受李太后信任，也受到司禮監太監馮保支持。小萬曆和李太后是強大的後台，馮保是關係密切的同盟，這樣一來，一個穩固的改革基礎成功搭建完畢。 改革措施可以概括為清丈土地、推廣一條鞭法、整頓吏治、邊防新政。下面筆者結合生動的實例來講他的改革是怎樣進行的。 （圖：Adobe Stock） 清丈土地 明朝中葉開始就出現了土地兼并隱漏的狀況，許多地主隱瞞田地，長期以來逃了很多稅，這就導致富人越來越富，窮人越來越窮，國家收入越來越少。 於是萬曆六年（1578年）開始，張居正下令丈量全國的土地，旨在清查大地主隱瞞的莊田，結果這一查可不得了，堪稱增加財源的大收穫：全國竟有多達300多萬頃農田沒交稅！ 300多萬頃相當於3億多畝！對比明朝建國之初，《明史》記載洪武二十六年耕地面積8.5億畝；後來從弘治時期到萬曆初年的一百年間，全國交稅的田地只有4億畝。顯而易見，如果沒有這一次大規模丈量田地，還會有多少地主繼續逃稅。單丈量田地這一項政策就給政府增加了巨額稅收。 張居正說：「清丈事實百年曠舉，宜及仆在位，務為一了百當。」可見清丈土地的重要性。該舉措也為下一步措施，即推廣一條鞭法鋪路。   （圖：Adobe Stock） 一條鞭法 這個一條鞭法其實不是由張居正最早開創的，它在嘉靖年間就已確立，張居正於萬曆九年（1581）將其在全國範圍推廣。 不得不說，這一條鞭法實在太妙了，更重要的是它適應了當時工商業發展的時代需求，也更進一步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在近代化的標誌當中，工業發展與市場經濟是不可或缺的，如果當時明朝能夠把握機會將經濟推向近代化，可能會與西方的步伐相差無幾。 那麼一條鞭法的措施究竟是什麼呢？怎麼跟工商業有關呢？ 要想更清晰地理解該項政策的意義，我們需先從當時的背景開始了解。 當時苛捐雜稅繁瑣，什麼土地稅、人頭稅、土產稅等，不僅麻煩，而且貪官有中飽私囊的機會，導致一些百姓叫苦不迭。張居正早已意識到這點且時刻牽掛，說「惟是黎元窮困，賦重差繁，邦本之虞，日夕為念。」 賦和役是分開的，賦就是民眾向政府交實物、銀錢，役指的是國家需要修築國防工程、水利、交通、宮殿時讓百姓提供免費勞力。 然而自明朝中期開始，手工業和商業明顯呈現繁榮趨勢，尤其江南地區，許多農民棄農從商，貨幣的流通也增加了。在賦稅方面，與其向政府交實物，不如直接交銀子。 （圖：Adobe Stock） 張居正改革前，江南已局部實行征一法、鼠尾冊、十段錦法、均平銀、綱銀法，都為張居正改革打下基礎。譬如綱銀法，化繁為簡，以出錢代替勞役，正符合工商業繁榮的趨勢。 在上述背景下，一條鞭法逐步擴大實施範圍。簡單來說，一條鞭法就是將田賦和各種徭役合併在一起徵收，各種雜稅合併到一起。原先交實物的，統一摺合成銀兩，比如小麥、豆子、稻穀等農作物，都簡化為貨幣。一旦簡化並摺合成銀兩，呈現在百姓面前的便是清晰的總數字，一年該交多少一目了然。總數公開透明，有些貪官就很難再中飽私囊或者任意攤派了。 賦役貨幣化後，國家不需要農民交那麼多實物了，於是農民就要想辦法增加貨幣收入。貨幣收入從哪來？把農產品投入市場，換成貨幣，對社會帶來的影響即為推動商業發展。 再有一點，農民和役戶可以拿錢代役，政府將力役改為雇役，僱人代役。自此，徭役對農民的限制便有所削弱，農民有更多時間和精力做別的事，比如身體不好的可以多些時間在家養病，棄農的可以從商，或者成為僱工，有力地促進了工商業的發展，也能減輕百姓的負擔。 另外，賦役由地方官吏直接徵收，不再經過糧長、里長，官府直接把賦役數目發給各家各戶，各戶交賦役時也是直接交給官府，避免里長和糧長在中間徇私舞弊。 總的來說，一條鞭法推廣幫助大明緩和了經濟危機，減輕了百姓負擔，增加了政府收入，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   治理水患 再有一項措施也幫助增加農田，那就是興修水利。因為萬曆初年黃河常泛濫，故道泥沙沉積，入海口水流不暢，所以張居正採納潘季訓的建議，命令修築黃河到淮河的堤壩，有效抑制黃河泛濫，之後漕運更加暢通，多年的廢地也恢復成了良田。   （圖：Adobe Stock） 政治成效 以上是張居正在經濟改革方面的成就。其實政治方面的變革更關鍵，因為一切政策要想落實，都離不開人事，用什麼人、怎樣整頓官場風氣、如何提高辦事效率、如何考核官員等。 而張居正在吏治方面做得相當漂亮，扭轉了百年以來散漫、低效、敷衍的風氣。上文提到過，《明史》有12字對他的政績進行了概括，這12字概括得相當精準有力，即「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加強尊崇皇權，嚴格考核官吏，賞罰分明，號令統一，上面下達的政令，下面必須執行，後來即使是在萬里之外的地方，早上下令，傍晚即可實施。 （圖：Adobe Stock） 不過，如果只是小吏犯法，依法懲處倒不是難事，關鍵是面對權貴犯法該怎麼辦。當時有個典型的例子，黔國公沐朝弼多次犯法，本來是應該逮捕的，但不少朝臣都覺得很為難，畢竟沐朝弼的爵位不一般，再者擔心把他逼反。 沐朝弼仗著什麼權勢敢如此囂張？原來，他們沐家的祖先沐英是太祖皇帝朱元璋身邊的將軍，曾被朱元璋收為義子，後被封為黔寧王。明成祖年間，沐英的兒子沐晟因軍功被封為黔國公，從此他們家世世代代承襲這一爵位。 但張居正不打算放過沐朝弼，於是想出了一奇招——提拔重用沐朝弼的兒子在朝廷當官。沐朝弼聽說這事後，哪裡還敢起兵造反，畢竟誰願意跟自己的兒子對立呢？朝廷不久後派人帶他到京城，他一點都不敢反抗，後來就被軟禁了。 從以上幾點，想必不難看出張居正既有鐵腕，又有智謀，真可謂上天贈予大明的救國英才、救時宰相。他還有一項開創之舉——考成法，以及在邊防上的成就，和獨具特色卻備受爭議的用人之道也都值得關注。不過，在他大刀闊斧的改革期間難免會遭遇巨大阻力與批評，而他面對的困難其實是超乎想像的，甚至還包括明朝歷史上最激烈的奪情爭執。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