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下詩仙賦》 庚子年觀神韻晚會「李白遇仙」節目有感。 泠泠雅樂，隱隱桂香，皎皎玉壺，廬山之上。將醉未醉，欲罷猶嘗，與君同酌，月下影雙。 昔太白，生如鳳兮歌如狂，飲醴泉兮覽溟蒼；登名山兮訪五嶽，守道心兮溢華章。尋仙夢吳越，一夜渡鏡湖；瀛洲千里外，我自御風游。然路途巉岩，感浮世之虛渺，望青雲之瓊樓；嘆為歡之須臾，觀諸事之東流。 終悟：桑梓不在塵，一枕黃粱夢；何妨馭白鹿，煙靄寄餘生。 瑤台鏡，照孤影，金樽空，詩興滿。 心定如磐，洞天訇然中開；思潔若水，仙娥翩然下凡。 孚尹明達，得見霓裳鸞鳳；處心積慮，失聞九韶清征。 世人多知詩仙妙筆，難明佳句奧義，惜哉！ 古今多少墨客，盡求炳炳烺烺，塵埃遍體之餘，不見脫俗華章。 流芳之語，生於美心；珠璣之作，始於雅緻。 青蓮筆下，仙境非囈語，今有幾人知？ 故道是：一念天冠地屨，萬象皆由心生。
文/清簫 眾所周知，盜竊皇宮的財物是大罪。然而北宋一名民間女子偷走皇家金杯後不僅沒受懲罰，反而得到皇帝的獎勵，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話說在宋徽宗宣和年間的一個元宵夜，汴梁熱鬧非凡，千燈相照，萬人齊聚，華燈如群花爭芳鬥豔，美麗迷人。街道上寶馬雕車讓人看得眼花撩亂，胭脂香瀰漫街巷。處處笙簫歌舞，聲響如江濤翻湧。 元宵節在古代相當於情人節，有很多愛情故事發生在是夜。因為古代女性平時出門機會少，而元宵花燈的良辰美景正適合約會，所以這晚各家伉儷往往傾城而出。我們今天這個故事的女主也不例外，她和丈夫攜手在人山人海中一邊賞燈一邊說笑，沉醉於大宋京都之繁華、琴瑟和鳴之歡樂。 當晚，皇帝宋徽宗也很高興，登上城樓和樓下的百姓一起賞燈。近半夜時，徽宗叫來幾個太監，吩咐他們拿出皇宮內的佳釀，倒入金杯里免費送給街上的百姓喝。 （圖：Adobe Stock） 眾人一聽皇帝賜酒，怎不激動？大家齊呼「萬歲」感謝皇恩浩蕩，爭先恐後地擠上前，個個都像脫韁的野馬，搶著要品嘗宮廷美酒是何味道。本就人潮湧動的街道霎時變得更加喧鬧，誰能擠進人群內喝到酒，簡直比中萬元大獎還幸運。 我們的女主正值芳華，想必身手敏捷，反應極快，又有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優勢，於是成為少數幸運兒之一。但見她紅酥玉手端起金杯，一飲而盡，心中暗喜：「不愧是御酒，果真不尋常！」正要喊丈夫來一同分享這人間仙釀，轉頭一看，瞬間花容失色：「相公不在身邊！」 她舉目環視，四周儘是些眼睛緊盯美酒發光的生物，獨不見丈夫那熟悉的面孔。看當時的擁擠程度，即使她相公被人群衝到幾丈外也不足為奇。 情急之下，她將空金杯悄悄揣入懷裡，在人潮中逆流穿梭尋夫。然而這一行為十分危險，基本上屬於偷盜，因為皇帝只說送酒，沒說送杯，眾人喝完酒後仍須杯歸原位。那麼，她究竟為何知法犯法？難道是簡單的見財起意？讓我們接著往下看。 （圖：Adobe Stock） 這名民女的偷杯之舉當然逃不過衛兵的法眼，很快就被逮捕並押到宋徽宗面前。聽聞衛兵的指控後，徽宗問她：「你為何盜金杯？」 民女雖心中有些緊張，但畢竟不理虧，於是鎮定回答道：「回陛下，今晚人太多了，民女不慎和丈夫走散，雖有幸品嘗陛下賜的美酒，但滿嘴都是酒氣，回去後丈夫和公婆恐怕會起疑心，我擔心解釋不清，所以壯膽偷金杯作為證據。」原來，她盜杯是為了證明自己清白，不是趁亂跟其他男人混在一起。 更精彩的是，她解釋完原因後隨即作詞一首： 《鷓鴣天》 燈火樓台處處新。笑攜郎手御街行。回頭忽聽傳呼急，不覺鴛鴦兩處分。 天表近，帝恩榮，瓊漿飲罷臉生春。歸來恐被兒夫怪，願賜金杯作證明。 （圖：Adobe Stock） 徽宗知曉原委後開懷大笑，表示可以理解，並讚美其才華機敏，立即下令將該民女釋放，不僅沒有任何懲罰，還直接准許將金杯送給她，可謂皆大歡喜。 從這則故事可見這名民女的急才，更重要的是當時普通民眾的文化水平。在宋朝，詞的發展深入尋常百姓家，這位無名氏即是典型的代表，雖然她填這闋《鷓鴣天》不夠嚴謹，水準亦不及名家頂尖之作，但能做到脫口而成，且整闋詞敘事條理清晰，寫景與闡理兼具，可謂相當厲害了。 其實詞本來就是起源於民間，到北宋時民間填詞成風，文官人人善詞，皇帝全都愛詞。說宋朝是中華文化的巔峰時期一點都不誇張，明代才子宋濂就有過這樣的評價：「自秦以下，文莫盛於宋。」近人陳寅恪也說：「華夏民族的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宋代文化之盛一方面歸功於科舉制度健全公正及重文輕武的風氣，同時我們也當重視民間基礎強厚的重要性。 （圖：Adobe Stock） 高手在民間，這樣的感言並非空話，其實諸多名人都由衷表達過。言及此，我想到明朝前七子之首、一度享有文壇盟主地位的李夢陽，他的詩廣受追捧，甚至他走到哪裡，粉絲們就擁到哪裡。有一段時間他住在開封，粉絲跑去請求他教授如何寫出好詩。然而面對粉絲的狂熱，他只是淡然說道：「真詩乃在民間。」於是粉絲們親自深入底層挖掘，一個月後感慨道，先生（李夢陽）所言極是，真詩果然都在民間。 所謂無名氏的詩詞佳作及故事有很多，未來我也將繼續與諸位分享不同朝代的一些小眾作品。
《登樓賦》 （己亥年觀神韻後，登劇院二樓，靜坐窗旁，有感而賦。） 薰風乍謝，玉露初凝。沐身凈體，親聞仙聲。余淚之泓，傾若東溟。故提拙筆，以抒心衷。 故國神州，彩溢華流，人敬神佛，天賦帝旒。永樂御侍，壯氣吞北塞之秋；豆蔻羅裳，倩影曳南國之秀。瓊台玉閣，璇霄丹闕；雲海瑤天，碧水青山。美哉仙境，滌吾愚目；美哉雅樂，盪儂俗念！ 見佳侶之真情兮，余潸然而深思。溯鶼鰈之美滿兮，命多舛而蒙迷。唯虔誠以敬神兮，付性命與天意。守山盟同海誓兮，心貞篤而匪石。觀都市之軟紅兮，欲漫天而靡靡；憶古人之純正兮，思無邪而怡怡。今神韻復傳統兮，恢善德與正氣。 潔心身且正襟兮，念素實而慈懿。 今夕甚短，曲盡猶戀；餘音繞樑，縈耳延綿。若醉畫之佳人，似游月之太宗，神往聖境，流連忘返；撲朔迷離，亦真亦幻。丹青內獨有天地，畫卷外人眼蒙凡。復望霓虹，唯見錐刀之末；回看塵寰，只餘漚槿之歡。 （圖源：神韻官網）
文/清簫 如果給晚明政治劃分不同的階段，可以概括為有張居正的時代和沒有張居正的時代。張居正執政的時代總體非常正面，國家上下一致，「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明史》），即使在萬里之外的地方，早上下令，傍晚即可實施。他撒手人寰後，國家逐漸失去主心骨，越來越散，越來越不嚴格。官員目睹鞠躬盡瘁的股肱之臣死後被抄家，心想：認真做事的人換來如此下場，又何必再認真？ 然而任何一種執政作風都不會百利而無一害或百害而無一利，張居正的鐵腕和操切作風引發反彈的同時，也迎來一段奔放的短暫時期，這段時期的自由是值得肯定的。 輿論牽制廟堂 政治言論奔放 譬如有個經典案例：萬曆十七年，雒於仁上疏罵萬曆皇帝有病，不是說身體有病，而是人品精神有病。該疏題為《酒色財氣四箴疏》，嘲諷萬曆貪財、好色、貪酒、尚氣。 萬曆看完後像個挨打的小孩一樣向幾個大臣訴苦，為自己鳴不平。最後在申時行等人的勸說下做出讓步，只是暗示雒於仁辭職，沒有引發更加嚴重的報復性處分。即使萬曆本人不怎麼好，但當時得饒人處且饒人的政治氛圍的確起到了制約作用。 雒於仁的意義在於他開了一個先河，之後諸臣聽說如此具有諷刺性的上疏沒有換來廷杖或生命危險，於是紛紛大膽起來，一個接一個上疏提意見。 萬曆（圖：公有領域） 大臣之間的關係也出現微妙變化，言論自由意識顯著增強。許國的一段話反映出萬曆年間下級對上級態度的變化：「小臣百詆大臣，輒以為不可屈而抗威權；大臣一侵小臣，便以為不能容而沮言路。」 其實明朝的制度除廢宰相外，一直以來在權力互制方面都做得不錯，特別是以下制上。如六科官小而權大，可封駁聖旨，制約皇帝，聖旨必須經六科通過才能生效。六科若覺得聖旨不周全，發給六部時可以進行「科參」。顧炎武《日知錄》稱：「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給事中駁正到部，謂之科參，六部之官無敢抗科參而自行者」。而且士大夫自明初起便以敢言為榮，形成風氣。到晚明萬曆年間的一段時間裡，小臣彷彿才是老闆，大肆批評大臣種種不好。大臣剛開口發飆，小臣便展現出極強的維權意識：「你阻我言論自由。」 （圖：Adobe Stock） 那時上至高官，下至游棍，幾乎所有人都熱情地議論時政，罵昏君與惡官，聽者也通常不會舉報誰批評皇帝朝廷如何。沈一貫在談到私議朝政時說，以往百姓只是在街頭巷尾耳語而已，如今「通衢鬧市，唱詞說書之輩，公然編成套數，抵掌劇談，略無顧忌，所言皆朝廷種種失政，人無不樂聽者。」這種反權威現象不同於秦末、隋末和晚唐，萬曆年間沒有天下大亂的局面，仍處於太平時期。 順便一提，明朝的百姓其實受到很好的保護，儘管有些時期政治黑暗，我們卻不該以偏概全。明太祖時就已規定，當官方渠道未能解決問題時，百姓有權將貪官污吏捆綁，直接到京城交給皇帝判決，而且皇帝要補貼百姓的路費。明初宣德年間新淦縣就發生過一起這類事件，縣民把欺壓他們的縣丞厲中綁了，還殺死一名軍官。宣德皇帝親自審案並判該縣丞死刑，公正為民，所依法律為《大明律》卷第十四：「凡牧民之官，非法行事，激變良民，因而聚眾反叛，失陷城池者斬。」諸位不妨對比一下現在21世紀的中國，真的比明朝進步嗎？ 明宣宗（圖：國立故宮博物院） 晚明民間強大的輿論力量直接左右著官員的升降，吵了15年的太子問題竟然因受流言飛語所迫而敲定，的確是個好玩的現象。 若要世道昌 去了八狗與三羊 輿論代表人物之一是山人樂新爐，他散布的飛語幾乎無人不怕，無人不知。有一件特別搞笑的事：樂新爐將民意認為糟糕的官員說成狗和羊——「若要世道昌，去了八狗與三羊」，廣為流傳。他並宣傳正面的十君子，其中代表人物是敢言的鄒元標。這幾位正負人物合稱十子、八狗、三羊。 雖然這像是中國古代很常見的口號，似乎不會產生嚴重後果，但被他列為八狗之一的張鼎思忐忑不安。據《萬曆野獲編》，張鼎思原本是吏科都給事中，後來被謫為幕僚，覺得冤屈，特意向皇帝解釋：「樂新爐肯定搞錯了，那個狗本來說的是別人，誤換成了我。」於是他「榮幸」獲得一個響亮的新外號——「張換狗」。 同樣狗官榜上有名的胡汝寧、楊文舉受此流言影響，在吏部和都察院考核後均被罷免。當時有人甚至認為，大太監馮保被貶也是拜樂新爐所賜。 值得重視的是，樂新爐掀起的輿論極大影響著吏部和都察院，在民間起到強大監督作用的同時，也導致人心惶惶，加劇了官員之間的派系劃分和對立。 （圖：Adobe Stock） 「隱形人」寫的「妖書」 萬曆年間最大的紛爭莫過於國本之爭，究竟是遵守祖制立皇帝不喜歡的皇長子，還是立寵妃鄭貴妃所生的皇三子，抑或繼續拖延，全民熱議，文官劃派，萬曆皇帝卻不儘早拍板，耗費了大明王朝15年的精力，開啟了間接導致明朝最終滅亡的黨爭。寡斷麻木的萬曆也因不堪忍受文臣反對，索性20多年不上朝，大量文件已讀不回。 有趣的是，最終迫使萬曆就太子問題拍板的是流言飛語：一篇於萬曆二十六年在民間盛傳的文章《憂危竑議》。該文作者為化名「朱東吉」，猛烈抨擊鄭貴妃及朝臣中的「溫和派」，稱他們有奪儲的陰謀，一時震動朝野。該文被萬曆視為「妖書」、「妖言」，不過所謂「妖」只代表官方立場。 （圖：Adobe Stock） 萬曆勃然大怒，卻抓不到作者，鄭氏家族不得不表態支持即刻立皇長子為太子，因為若再不表態，就等同於默認他們在醞釀陰謀。於是皇帝被迫向輿論妥協，於萬曆二十九年正式定長子為繼承人。 這一起所謂「妖書案」過後還不算完，又出現一篇《續憂危竑議》，說皇帝立皇長子只是迫不得已，有意更換太子，把已退休的朱賡調到內閣就是為了此事，再度引發軒然大波。萬曆迫不得已立太子是真的，但說朱賡參與更換太子著實是冤枉。官府這次也查不出作者身分，最後以替罪羊結案。 古代帝王立儲，通常要麼老實遵守嫡長子繼承製，要麼和心腹大臣商議後決定廢立與否，再者便是秘密立儲。譬如唐太宗經褚遂良提醒，最終決定立李治為太子；明成祖不喜歡長子朱高熾，偏愛次子朱高煦，猶豫之際，解縉一句「好聖孫」點醒夢中人；清朝從雍正開始秘密立儲。而萬曆朝的國本爭論持久，鬧得轟轟烈烈，主要是因為萬曆本人的寡斷性格、聽不進反對者的意見以及身邊缺少解縉那樣的高人指點。但從中也可見當時的輿論制約力度和臣民參與度，特別是清流派及其支持者的責任感。當然，這種宣傳陰謀論的流言也攪得官場人人自危，相互猜忌。 廟堂與天下 我認為反映晚明輿論與朝廷關係最精闢語，當屬《明史紀事本末》王錫爵和顧憲成的一段對話。 王錫爵吐槽說：「當今所最怪者，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顧憲成的回復相當經典：「吾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不是輿論偏要和朝廷對立，而是朝廷已不能反映民意了。 顧憲成及東林書院在野形成一個強大的輿論中心，批評時政，後來發展為朝廷中的東林黨，在晚明史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家喻戶曉的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便始於顧憲成。 （圖：Adobe Stock） 渙散不和 門戶之見 東林人士一開始不算是黨，其實志同道合者走到一起是很正常的事。而與東林對立的齊、楚、浙等黨把他們稱作東林黨，這些黨為抱團選擇倚靠魏忠賢，於天啟年間形成閹黨勢力。魏忠賢專權是明朝最黑暗的時期，迫害東林，殘害忠良，人神共憤。東林黨和閹黨間的腥風血雨，既可視為正邪較量，也可視為瓦解大明的分裂。 東林人士大多正直，如楊漣、左光斗等六君子，氣節值得讚許。但黨爭之弊確也不可小覷，因為大明此時已經沒有主心骨，朝臣變得意氣用事了。只要是對立派系就必然反對，已偏離制衡的初衷與裨益。 北宋也曾有此趨勢，王安石變法期間原本是君子政見之爭，彼此依然互敬；而到宋徽宗時，朝廷變味成激烈打擊異己的「戰場」，出發點由為公轉為為私，便是亡國之象了。歐陽修在《朋黨論》中辯得好，說「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重點應是君子與小人之別，像周武王三千臣子一心，和而不同，才是強盛之道。縱覽宋明，足知黨同伐異、門戶之見的危害。 崇禎年間與清議和與主戰爭論亦出現類似問題。大臣普遍吸取宋朝主和教訓的確不錯，明朝一直以來都有這樣的骨氣，從不簽辱國條約。但未必議和即賣國，主戰即忠國，取決於談判底線和原則。楊嗣昌所言東漢耿國變通應該是更合適的解決方向，應以議和為權宜之計。若徒有氣節卻不能救國，究竟是為虛名還是務實？戰爭時期過度猶豫和內部矛盾最易誤事，碰巧崇禎又寡斷搖擺，錯過最佳議和時機。楊嗣昌背後掣肘，與盧象升將相不合怎不是又一樁悲劇？此時到哪裡呼喚張居正、戚繼光和李成梁近乎完美配合的時代？萬曆年間在對待日本侵朝戰爭時，君臣基本上一致主戰援朝，可謂是抗日援朝獲勝的基石，那時的齊心後來也一去不返了。 （圖：Adobe Stock） 假設 兩種極端均要不得。晚明短時間的自由奔放與民權意識理論上有望推動制度變革，確實可貴，不能因為沒走到那一步便予以否定，可惜的是缺少明確的方向和充足的準備。 之前我看到有人以為萬曆年間的政治已經算是君主立憲、無為而治，這當然是謬論，其實只是君主「躺平」，比昏聵更糟糕。中國傳統文化一直都強調以民為本，如錢穆所言：「中國政治上從秦、漢下來，雖一直都有皇帝，但在思想上從來沒有說要專制」；且孟子早就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士大夫的主要意義就是以道義糾正君主過失，敦促君主重視民生民意，雖沒有單獨建立一個代表民意的機構和選舉，君主與朝政昏暗時期逆天逆民，但好的時期是做到了順應民意的。晚明出現這些狀況是因為高層不行了，民間的力量顯著突出，人人平等意識增強，是一個建立新秩序的契機。 如果要挑選一個最重磅的指南，在傳統道德的精華基礎上建立順應時代的新制度，也許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可能促成接近君主立憲的制度，不過可能性應該很小，而且他寫此書時大明已亡。明末皇帝不愛管事、受很大制約，但君權依然很強，想胡作非為時依然難以限制，只能勸諫；輿論有左右朝廷之勢，嚴格講卻不屬於民主雛形。雖然晚明沒來得及用上《明夷待訪錄》，但200年後晚清維新志士梁啟超、譚嗣同大力推崇該書思想，無心插柳柳成蔭。 假設明國祚再延長，會怎樣？依然不會樂觀。晚明政治內鬥是硬傷，看明亡之後的南明如何就知道了：大臣和福王派系的舊恩怨走向新的分裂，門戶之見依然延續，想根除內鬥只有重新洗牌一條路，不得不亡。南明不及南宋或東晉，晚明政治遺毒之深是重要原因。 （圖：Adobe Stock） 另在道德方面，南明反清義士華夏感嘆：「大明無鄉紳久矣。即有亦膏腴潔衣，多買田產為子孫計耳。」「只苦這幾個秀才為著明倫堂三字丹心耿耿，刻不能寐。」雖不乏英雄義士，但能指望那些唯利是圖、隨風倒的富人嗎？有人以為明初朱元璋如何不好，其實洪武朝在儒學倫理教育上的復興有著重大意義，明朝能有277年，傳統道德觀與責任感是比君主更重要的頂樑柱。晚明繁華中夾雜頹廢，當時崇禎很想歸正道德風氣，近乎比登天更難。 遙想大明風骨，雖遠猶近，如松柏常青，與日月同輝，在風雨飄搖的最後時刻，依然有人正氣凜然，視死如歸。楊漣獄中血書「大笑，大笑，還大笑！刀砍東風，於我何有哉？」盧象升沙場吶喊「關羽斷頭，馬援裹革，在此時矣！」感天動地，永照汗青。冀以拙筆，繼續於「北京淪陷前夕」系列書寫大明最後的英雄與小丑、興亡和榮辱、繁榮的文化及影響數百年的大思想家，探究個中因果規律。敬請關注。 （未完待續）
文/清簫 如果有一台時光機讓現代人穿越回古代民間，那麼，有一個時期現代人可以很快融入，甚至會覺得除科技外沒太大差別，非常自由、好玩，這個時期就是晚明。上海在民國時曾掀起一陣晚明潮，明人小品一度洛陽紙貴，林語堂等大師也對晚明風極為推崇。 之前有朋友問我，為何最近寫的系列以晚明史為主題，在此我簡單聊一聊原因。當你讀懂晚明，再聯想當今，無需多言，自然心領神會其意義。 五千年間最特別的時代之一 中國歷史有「三晚」——晚唐、晚明、晚清。雖然每個朝代都有末年，但不是每個末年都可以稱作「晚」。「三晚」的共同點是，儘管政治已衰落，但文化、經濟、社會卻在進步。 唐朝的分水嶺是「安史之亂」，其後進入中唐和晚唐，藩鎮割據、宦官專權等問題削弱著這個強大帝國的實力。但也恰恰由於這一分水嶺，大唐從此在衰落的同時又進入一個新的繁華時代，較穩定的南方逐漸成為全國經濟中心。當時「揚一益二」，透過揚州與益州，可以看到不同於盛世長安的另一種繁華。晚唐的手工業依然十分發達，比初唐進步；文學出現新潮流，詩有小李杜，詞有溫庭筠，特別是詞的發展。晚唐文學受時代變化影響，更注重私情，有下啟五代詞的重要地位。至於晚清，大家普遍熟悉，我就不贅述了。 晚明也有其特殊之處，特別是萬曆年間張居正死後，朝廷官府日趨黑暗，皇帝越來越不管事，而社會自發地自由奔放，經濟文化高度發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思想上的變革。陽明心學頗受崇拜，又有何心隱、李贄這類被官方視為「異端」卻開啟新潮的大思想家。王陽明為凡夫俗子做學問，其「知行合一」說不僅影響中國500年，也使日本維新人士沉醉其中。 （圖：Adobe Stock） 民間呈現出很強的政治參與意識，熱衷於議論與批評時政和帝王，盛傳流言飛語，以輿論的非武力形式對官員、朝廷乃至皇帝構成巨大壓力，直接影響官員的任免與立太子的決策。晚明看似處在全面大變革的前夕，但結局只是改朝換代，而沒有發生類似英國光榮革命的變革。 晚明的文學清新通俗，率性活潑，尤其是公安派「獨抒性靈，不拘格套」，跨越時空和三百年後的民國大師形成心靈上的共鳴。如果把唐朝比喻為佛家，明朝就可以比喻為道家，縱觀整個明朝的大人物、大事件、氣節、文化，都能感受到強烈的耿直與真性情，晚明文化則將真性情推向一個新高度。 （圖：Adobe Stock） 關於晚明的時間跨度，通常指萬曆初（1573年）至崇禎煤山自縊（1644年）的近70年，經歷神宗（萬曆）、光宗、熹宗（天啟）、思宗（崇禎）四代皇帝統治，但尚無統一定論，也有說從正德或嘉靖開始。萬曆至崇禎大多數時間是太平的，農民起義主要是崇禎在位17年間的事，集中於西北，但對中原破壞不小；努爾哈赤正式叛明是從1618年算起，主要戰場在遼東，所以嚴重內憂外患的時間只有約20年。張居正1573年至1582年的改革使大明煥然一新，國富兵強，萬曆後來能取得三大征的勝利，且即使20多年不上朝，國家也能基本穩定，一定程度應歸功於張居正建立的雄厚基礎。 大明繁華早在1402至1424年永樂朝就已出現，但晚明的繁華和永樂盛世有很大區別。說到這裡，簡單講一講明朝的發展歷程。 永樂皇帝（明成祖朱棣）勤政節儉，知人善任，文治武功卓越，《明史》贊永樂盛世「幅隕之廣，遠邁漢唐」。從明太祖朱元璋開國到永樂盛世，再到仁宣之治，這一階段主要以帝王為主導，引導社會從元末亂世恢復至正軌，國君英明，政治清平，寬賦省役，興農愛民；但政治風氣總體冷峻，重農輕商，人們的理想追求以仕途為主。 （圖：Adobe Stock） 之後從正統到成化，君主的政治素質、治國能力不及明初，但社會觀念不再固守，棄學從商者越來越多，社會更加多元化。 成化以後到晚明，社會已經變得相當豐富有趣，許多人鄙視科舉和當官，靠賣小說、賣詩詞、售書畫、看相、黃白朮、做工匠等一技之長發財致富的人成為龐大群體，還有不少人當訟師（律師）。民間各種書籍琳琅滿目，如神怪小說、偵探故事、愛情、養生、育兒等，商家還有意引導消費者購買哪些書。 （圖：Adobe Stock） 此時，明人社會價值取向發生巨大變化，在農民、商人和文人身上體現顯著。讀書人掀起反科舉大潮，把秀才帽撕碎，戴上山人帽。明朝中後期的山人現象是歷朝中最突出的，可謂一大特色。蘇州出現農民不願種地的現象，他們湧入城裡打工，因為比種地賺錢多。以前自命清高的文人開始向商人低頭，有個典型例子：大文豪王世貞對朋友詹景鳳說：「徽州商人看見蘇州文人就像蒼蠅追羊膻。」詹景鳳回懟道：「蘇州文人看見徽州商人也像蒼蠅追羊膻。」王世貞聽後竟無言以對。這段對話反映出晚明商人的精神文化追求更高了，而文人則變得更加拜金。 這個時期的政治可劃分為弘治中興之治世、正德至隆慶的中葉時期、萬曆至明亡的晚明。我認為隆慶更靠近晚明，因為隆慶朝解決俺答問題等邊患及開放海禁的政策對晚明影響極大，是萬曆初年飛速進步的前奏。明中葉和晚明的皇帝中只有孝宗弘治可稱得上明君，而正德、嘉靖、萬曆、天啟都屬於離經叛道的類型，隆慶、崇禎則平庸。在此期間，皇帝的主導作用、素質和能力已大不如明初。 晚明最精彩之處，不在廟堂，而在民間。之前長期講張居正新政，現在我們不妨輕鬆一下，到大街上走一走。 （圖：Adobe Stock） 他們比我們更會玩 晚明人熬夜玩樂，通宵「追劇」。如崇禎二年中秋後的一個夜晚，二鼓已過，金山寺鑼聲震天，原來是有人叫小廝來唱戲，把寺里的和尚震得從睡夢中驚醒，全寺人都跑來圍觀。戲一曲接一曲，演罷還不夠盡興，一直演到天色快亮。連我們現代人也會覺得這樣通宵相當瘋狂。 那時的戲多到像天上的星河，不管文化水平高低、政治立場如何，大家都爭相寫劇本。被迫害致死的東林君子楊漣和臭名昭著的宦官魏忠賢是晚明政壇的大人物，民間也有圍繞他們而寫的劇本，有多達上萬觀眾看戲，台下人山人海。 有一回演《冰山記》，演員上台念白說「我是楊漣」時，台下觀眾紛紛傳道：「楊漣！楊漣！」由近到遠，如海潮湧動，表達著對英雄的崇拜。戲演到魏忠賢杖打范元白、逼死裕妃的時候，觀眾雖安靜卻個個都咬牙切齒、面露怒色。待演到顏佩韋擊殺錦衣衛校尉的情節時，可謂大快人心，觀眾群起歡呼跳躍，喊聲幾乎快把房屋震塌。 （圖：Adobe Stock） 為何演到顏佩韋時觀眾如此激動？之前，魏忠賢迫害東林人士並逮捕周順昌時，蘇州百姓憤起抗議，出手打死一名旗尉。後來顏佩韋挺身投案犧牲，百姓都對他頗為敬佩懷念。 當時也有為魏忠賢洗白的劇本，比如阮圓海的劇大多詆毀東林黨，因此受民意唾棄，沒能出名。 蘇州是最好玩的地方，男男女女們聚集在荷花宕，場面甚為壯觀。天啟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全民傾城而出，大船小船都坐滿，有人甚至拿數萬錢還雇不到船，用山和海都不足以形容人多的程度。晚明文人袁石公形容說：「其男女之雜，燦爛之景，不可名狀。大約露幃則千花競笑，舉袂則亂雲出峽，揮扇則星流月映，聞歌則雷輥濤趨。」上千名年輕美女競相微笑，歌聲如波濤澎湃，這是何等熱鬧！ 這些男女們不滿虎丘中秋夜的躲閃，特意在六月二十四日正大光明地聚在一起。 （圖：Adobe Stock） 那麼虎丘中秋節又是怎樣的壯觀？張岱在《陶庵夢憶》中回憶，無論是士大夫，還是少男、少婦、妙女、戲婆、聲伎、奴僕，甚至包括惡少、騙子，不管本地的還是外地的，無不聚集此地。夜幕降臨後，有百十處奏樂，聲音如雷轟鼎沸，想跟身邊的朋友聊天都聽不清對方說的話。夜深時，許多人依然留下，乘船戲水，每桌都演唱，南北腔調混雜，觀眾議論紛紛。直到半夜三更，仍有百十人像大雁群一樣排列而坐，這些夜貓子痴迷地沉浸在精彩的表演中，彷彿忘記時間。 聽說書也是不可或缺的娛樂活動。晚明的南京有兩位大明星——王月生和柳麻子（柳敬亭）。柳麻子說書水平極高，要提前十天送請帖和定金預約，即便如此也未必聽到，換成今天的說法可謂一票難求。 （圖：Adobe Stock） 晚明的客店是何等規模？假如你能穿越回那時的山東泰安州，會發現他們一家客店有二、三十間拴驢馬的槽房，有二十多處戲子的住所。據《陶庵夢憶》，宴席分三個等級，上等一人獨享一席，有十種佳肴、五種水果以及糖餅乾果，還有文藝團隊為顧客演戲，一人包席看演出；最下等數人一席，有各種美食，雖沒有演戲，但仍有彈唱。整個店內即使只算彈唱的人數就已經多到不勝枚舉，服務員多達一、兩百人，廚房有二十多間。諸位想一想，我們現代人到賓館，有幾家達到這樣的規模，吃飯包演出？晚明這樣的客店客人每天都有，絡繹不絕，可見消費水平之高。 （圖：Adobe Stock） 那時和朋友們聚餐聽歌，比我們現在唱卡拉OK還高級。他們現場創作、填歌詞，普遍文化水平高，我們還要看大屏幕上的歌詞，人家即興填。每逢聚會，必有美酒、美女、美文才。 那時的流行歌曲可謂高產。馮夢龍編纂的時調民歌集《掛枝兒》幾乎全是情歌，80%以上的時調曲是以女性口吻的，熱情奔放地歌頌愛情。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晚明流行歌曲不只在年輕人中流行，全國男女老少皆傳唱，而且走哪都能聽到，「酒廬茶肆，異調新聲」，「嬌聲充溢於鄉曲」（《博平縣誌》）。 （圖：Adobe Stock） 《鄆城縣誌》記錄晚明窮人也追求高質生活與時尚，「貧者亦槌牛擊鮮，合享群祀，與富者斗豪華」。又如《博平縣誌》：「販鬻廝隸走卒，亦多纓帽緗鞋，紗裙細褲」。《陶庵夢憶》也紀錄了越地掃墓的盛況，名曰掃墓，其實是趁機旅遊玩樂，連小戶人家也一定要坐舒服的船，而且一定要有音樂伴奏，歡呼暢飲。 晚明對穿衣的審美是怎樣的？時裝是什麼樣子？萬曆年間，「里中子弟，謂羅綺不足珍，及求遠方吳綢、宋錦、雲縑、駝褐，價高而美麗者，以為衣，下逮褲襪，亦皆純采，其所制衣，長裙闊領寬腰細折，倏忽變異，號為時樣。」（《通州志》）相比之下，約100年前，弘治、正德年間還有淳本務實的風氣。 想必諸位也已看出，晚明奢靡成風。凡事都有兩面，社會高度發達的同時，人心也不知不覺間醉生夢死。明末李自成、張獻忠起義規模浩大，朝廷財政枯竭，窮人被逼反，經濟繁華與窮途末路形成鮮明反差。明朝一直以來的國策是以東南養西北，東南始終是財源，而明末最大的危機恰恰不出在江南，而在西北，地域貧富差距大到只能以戰爭終結王朝的地步。 假如派一名記者穿越回去採訪南方民間的富人，他們的回答肯定是不相信大明會亡。走過270多年的風雨，總體上相當穩定，連土木堡之變的危機都能挺過，總有如于謙、王陽明、戚繼光、張居正、李如松這樣的英雄人物化險為夷，各大城市富裕繁華，1644年的他們一定十分詫異：怎麼說沒就沒了？明亡後，張岱的總結刻骨銘心：「繁華靡麗，過眼皆空，五十年來，總成一夢。」「持向佛前，一一懺悔。」 （未完待續）
關於如何加深記憶，長期牢記細節，最近筆者總結了三點：圖像化，聲音化，故事化。 日常生活中把自己當作說書人能將許多邏輯捋得更清楚，比方說假設身處做presentation的講堂，有許多觀眾，然後對著花草或牆壁模擬說書，一遍不順就再來一遍，將語氣誇張化，最好再加上口技，儘可能用上各種感官。伴隨著栩栩如生的場景想像，久之數據呈現便成為生動的故事。 16世紀末，義大利學者利瑪竇向中國推薦了一種「記憶宮殿」法，在背誦知識點時可以在腦海里想出一個宮殿，裡面都「擺放」你熟知的傢具，每個傢具對應一個要背的知識。 舉例言，下次每當想起，腦海中浮現的就是打開門後先看到沙發，再看到廚房，再看到卧室；有幾層樓，不同樓里知識點的分類也不同。嘗試賦予一個形象給你要背的知識，為這些形象安排固定位置，下次會很容易想起來。利瑪竇的這種記憶宮殿法為何十分有效？因為圖畫往往比枯燥的字母更容易記住，在腦海中建造的是非常熟知且忘不掉的場所。 （圖：Adobe Stock） 這種方法的原理很簡單，它其實起源於一場偶然的災難。利瑪竇說： 「古西詩伯西末尼德嘗與親友聚飲一室，賓主甚眾，忽出戶外，其堂隨為迅風摧崩，飲眾悉壓而死，其屍齏粉，家人莫能辨識。西末尼德因憶親友坐次行列，乃一一記而別之，因悟記法，遂創此遺世焉。」 古希臘詩人西末尼德某天和一群人喝酒，他走出門後沒想到身後房子坍塌，賓客都被壓死，廢墟里的屍體身份難辨。但他因為清楚地記得離開前每人座位的位置，成功識別身份，幫助家屬們找到各自親人的遺骸。他從此悟出了這種宮殿記憶法。 利瑪竇精通中文，他在中國期間正值明朝末年。他和中國學者分享自己的記憶理論，並以漢語寫成一本講記憶方法的書，將其贈送給大明江西巡撫陸萬垓及其三個兒子。 利瑪竇（圖：公有領域） 利瑪竇在致友人信中說，當時南昌人都欣賞這一記憶法的精妙。 筆者認為，再加上聲音的聯想會更有效。這樣多感官齊用不僅適用於學新語言，也可用於醫學、財經、歷史等，估計半輩子都忘不掉。 如果還發現短時間內會忘記細節，那就下硬功夫，不斷重複在頭腦里「播放」，這是看起來最笨但是有效的辦法。學過鋼琴的朋友應該都有體會，肌肉記憶比刻意背譜可靠多了，那是熟能生巧的自然結果。這世上天才佔少數，天才能成功也是靠看似笨拙的重複成功的。 記憶的硬功夫不可小覷。康熙學四書五經時每句都朗讀一百二十遍、背誦一百二十遍。有大臣說背一百遍就差不多了吧，但康熙堅決背夠一百二，所以經典中任抽一句都考不倒他。 擠時間學習也很重要，其實時間只會越擠越多，不會越擠越少。我們常說自己太忙，可能要一邊打工一邊讀書，或者要花很大精力照顧孩子，可是大多數普通人難道比成功人士更忙嗎？他們能日復一日地擠時間，我們當然也可以。 像明成祖朱棣，吃飯時間一邊吃一邊思考及討論國政，半夜想起什麼事就馬上起床叫人紀錄，在位8000多日無一日鬆懈。又如乾隆，上朝總是第一個到，每次等待大臣的時間裡就讀一會兒書。乾隆退居太上皇后依然早起，凌晨三點就起了，導致他兒子嘉慶凌晨兩點多就得起床，只能比爹早，不敢比爹晚。古代的帝王享受榮華富貴的同時標準也高，英主明君能夠勤政到堅持不懈的地步。 另外近代人當中，美國著名的發明家、政治家、科學家富蘭克林每天的時間也安排得很精準，每天5點起床，工作的午休時段用於讀書學習。大家想想，假如我們每個午休時間都能抽一點點背誦要記住的東西，一次不需太多，例如幾個英文詞、三頁書，三百六十五天之後能積累多少？
1572年的北京紫禁城內，年僅10歲的萬曆皇帝愛不釋手地翻閱著一本有趣的插圖教科書，看得眉開眼笑，津津有味。對於10歲小孩而言，生動的繪畫顯然比文字更具吸引力，他的老師張居正深曉此理，所以日夜辛勞，完成了這本寓教於樂的教材，以唐太宗「以古為鑒」之語將其命名為《帝鑒圖說》。 該書共含一百多個歷史故事，由張居正從史冊中精心挑選。書分上、下兩篇。上篇名為〈聖哲芳規〉，向萬曆講述歷代帝王值得學習的舉措，譬如任賢圖治、諫鼓謗木、孝德升聞、揭器求言、下車泣罪、戒酒防微、解網施仁、桑林禱雨、丹書受戒、感諫勤政、入關約法等。下篇名為〈狂愚覆轍〉，顧名思義，選取歷代帝王的過錯提醒萬曆皇帝不要重蹈覆轍。 編纂插圖教材對現代人而言不是什麼新鮮事，畢竟我們有五花八門的圖書和動畫片給小孩看。而那時，張居正是整個大明王朝為皇帝編纂插圖教材的唯一一人。 萬曆的父親隆慶帝1572年駕崩，年幼的他不幸失去父愛，並在懵懂中匆匆登極。他的好朋友太監馮保陪伴他長大，被親切地叫作「大伴」，張居正便是受這位「大伴」推薦的老師。在萬曆和李太后孤兒寡母的日子裡，張老師成為這一特殊家庭以及整個王朝的依靠。 在這對母子眼中，張老師是偶像般的存在。他「頎面秀眉目，須長至腹」，「勇敢任事，豪傑自許」，「沉深有城府，莫能測也」（《明史》），長得帥，沉穩負責，而且作為內閣大學士，學富五車，精明幹練。之前他做過隆慶皇帝的老師，現受先帝託付輔佐萬曆，成為兩代帝師。除太后外，他曾是萬曆最敬愛的人，被稱為「元輔張先生」。 萬曆的課程有3門：經書、歷史與書法，以及一項莊嚴的儀式——經筵。「君德成就責經筵」，它是當時帝王必須參加的。明朝對經筵尤為重視，當時在春季和秋季每月三次舉行，通常在早朝後，不僅皇帝，內閣大學士、六部尚書等諸多大臣也要參加。 經筵場面盛大而文雅。皇帝先由穿袍服的將軍護送抵達，然後在文華殿面南而坐，再呼百官進入。開講前，兩名講官向皇帝叩首，展書官跪地膝行到書桌旁，為皇帝翻開講義。兩講官一位負責講四書，另一位負責講史。如果皇帝坐姿不端正，講官有權暫停講課，禮貌地提醒皇帝：「作為君主，怎能不莊重？」 文華殿（圖源：公有領域） 萬曆接受的便是上述全國最高水平的教育。經筵是老師提醒皇帝治國的好機會，講師可以委婉地告訴皇帝哪裡做得不好，比如明武宗時就有講師委婉批評他。如今，張居正對待經筵也非常用心，還吩咐儒臣記錄明太祖等皇帝的《寶訓》、《實錄》，把他們分類成書，共四十種，如創業艱難、勵精圖治、勤學、敬天、法祖、慎起居、戒游佚、正宮闈等，多是警切之語。他向萬曆請求在經筵之暇進講這些內容。張居正每次講課都提前半個時辰到達，可見相當盡職。 課堂並非只有嚴肅，也透露著溫暖。《明史紀事本末》記載，萬曆元年，天氣很熱的時候，萬曆直接走到張居正講課的位置旁邊，叫內使為老師搖扇。天冷時則命人在老師講課處鋪氈片，以免張居正受凍。我們現在看覺得平常，但在當時，這些並不是天子必盡的義務，往往是仁君所為。 萬曆年少時很聰明，成績優異，寫得一手好書法，在張居正引導下懂事聽話，虛心節儉。 師生曾經情同父子 萬曆與張居正之間還有一種超乎君臣師生關係、近乎父子的情感，這在整個五千年歷史上都可謂是寶貴的。有一天張居正生病，萬曆到煖閣親手調椒湯賜給他。 還有一件事更令人感動。萬曆因為出疹子在皇宮內長期養病，那段時間張居正非常擔憂牽掛，但不能進皇宮，只能每隔幾天到門外問候。後來萬曆康復後給了他一個驚喜。 那天上早朝時，天色微亮，張居正走入後驚訝地發現許久不見的小皇上竟正坐在龍椅上。出於急切，他徑直走到萬曆面前，跪在地上，仰頭端詳聖上的面容，看病情是否痊癒了。萬曆面帶微笑，絲毫沒有怪罪張居正的突兀，說：「先生走近，看朕面色何如呀？」 張居正關切的目光一刻沒有從萬曆身上移開，向前膝行幾步，要看得更仔細些。這時萬曆為了讓老師放心，低下身子握住他的手，說：「朕近日胃口不錯，飯菜也健康，每日進膳四次，每次都吃兩碗，但不吃葷。」張居正聽後眼眶濕潤，安心地笑了。 （圖：Adobe Stock） 悲劇的萌芽 萬曆皇帝身邊不僅有認真負責、教學質量一流的張老師，還有家教嚴格的母親李太后，更可貴的是還有時常監督他、防止其偷懶的好友馮保。 萬曆大婚前李太后對他的起居管教很嚴，五更喊他起床；萬曆大婚後，母親不便過多干預，但依然十分上心，囑咐張居正：「吾不能視皇帝朝夕，先生親受先帝付託，其朝夕納誨，終先帝憑几之誼。」馮保日夜保護萬曆起居，如發現行為不當，便會立即奏報太后。 （圖：Adobe Stock） 看到這裡，大概很難想像這會演變為教育悲劇，暫且不論期待中的聖君，至少能把孩子培養為守成之君，他怎會變成貪財好色、二十多年不上朝、四處搜刮民脂民膏的敗家皇帝？他後來為何一改敬愛之情，轉而痛恨恩師，恨到想開棺戮屍的地步？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在之前的文章里筆者講了一部分原因，本期講述更多課堂和家庭細節。 《明史》記載：「帝或不讀書，即召使長跪。」有時萬曆皇帝不聽話，李太后便罰他長時間跪著。我們現在看，這屬於體罰式教育，不可取，其實在當時無可厚非。但在此過程中，萬曆肯定覺得自己的尊嚴受踐踏。太后是母親，就算再不滿也不能不孝，所以，他的恨意逐漸積累至張居正和馮保身上。 罰跪是太后之意，關他倆什麼事呢？原來，馮保經常向太后告狀使萬曆心生恐懼；太后訓斥孩子不爭氣時，往往補充一句「再不聽話，就告訴張先生。」這點李太后做得不厚道。親子教育不宜頻繁把外人牽扯進來，強化孩子對老師的懼意。張居正和萬曆沒血緣關係，情同父子卻不是真正的父子，更何況張居正是臣，李太后經常強調這句話，導致萬曆對張老師的懼怕漸轉變成厭惡。《明史》明確說：「（太后）每切責之，且曰：使張先生聞，奈何！於是帝甚憚居正。及帝漸長，心厭之。」 （圖：Adobe Stock） 另有一次在課堂上，萬曆被嚇得不輕。那次是講筵，萬曆學習《論語》，讀到「色勃如也」時把「勃」字誤讀成「背」字。張居正忽然厲聲呵斥：「應該是勃！」當時萬曆毛骨悚然，在旁的人也大驚失色，他們沒想到張居正有厲斥皇上的膽量。可以理解張老師一番苦心好意，他把培養明君的希望都寄在萬曆身上，難免急於求成。但正如他改革急功近利，見藩王時不顧禮節，都給未來留下禍患。 以上都只算小事，然而以下這件事相當嚴重，估計萬曆一生難忘。這件事非張居正之錯，主要是皇帝自作孽。 萬曆八年十一月，此時萬曆皇帝18歲，已經結婚，李太后不能時刻管他了，政務依然幾乎全由張居正管，他閑得無聊且自制力不強，開始渴望放縱的生活。皇宮裡有太監誘導他享樂，他們在西城舉辦夜宴，喝得酩酊大醉。萬曆當時佩帶寶劍，隨著醉意上頭，和太監追逐打鬧，耍起酒瘋。 仍覺得不過癮，萬曆於是命令兩名太監唱曲給他聽。兩太監唱了幾首舊調，但都不合他的意。萬曆不耐煩了：「你們唱首新曲給朕聽！」 太監瞬間沉默，他們不敢唱，因為皇上所說的新曲是當時民間的流行曲，在君子看來是低俗的靡靡之音、亡國之音，而作為帝王是應該聽德音雅樂的。若太后知曉此事，後果可能十分嚴重。 萬曆見太監不唱，趁著酒勁龍顏大怒，拔劍就要殺人。隨從趕忙勸阻，之後萬曆雖打消殺人念頭，卻覺得不夠解氣，於是砍斷太監的頭髮代替斬首。 萬曆（圖：公有領域） 即使沒出人命，皇帝也有亂殺臣侍的傾向。此事很快傳到李太后耳中。李太后厲聲訓斥萬曆，數落著他這幾年來的種種不好，而這位血氣方剛的小皇帝無論那夜怎樣威風，此時只哭得像三歲小孩，跪地不敢抬頭。 李太后覺得絕不能善罷甘休，因此傳懿旨喚張居正前來。張老師得知後既驚且怒，即刻從內閣辦公室趕來。當著張居正的面，李太后命人取《漢書》來叫萬曆皇帝翻閱。 學識淵博的張居正立即明白李太后用意，此事真的鬧大了！果然，李太后叫萬曆將書翻至《霍光傳》，萬曆這時也恍然大悟，面色蒼白，渾身顫抖。 公元前74年，漢昭帝駕崩。昌邑王劉賀繼承皇位，但荒淫無道，輔臣霍光因此報請太后廢掉他的帝位，昌邑王便成了在位僅27日的天子。李太后提霍光廢帝的典故，旨在警告萬曆：朱家可不是缺人做皇帝，廢掉你這無道之君，還有你弟弟潞王接替！ 萬曆嚇得伏地乞求開恩，求了很長時間後李太后才答應給他機會。張居正也責令萬曆自省，並同時反省自己教導不嚴的疏漏，代萬曆寫了一篇罪己詔。 之後，萬曆諭閣臣：「朕在沖年，自多過愆，惟藉諸先生力諫，使朕為堯、舜之君。」張居正趁熱打鐵，奏稱：「諸內臣老成廉慎者存之，諂佞放恣者汰之。皇上亦宜痛改，戒宴飲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繼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卻玩好以定心志，親萬機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端趨向以肅士風，則聖德愈光矣。」（《明史紀事本末》） （圖：Adobe Stock） 萬曆表面上採納了這些建議，實際上是因為迫於李太后的權威。《明史》稱他自此事後，「心頗嗛保、居正矣」，對馮保和張居正的厭惡又深一層。 透過這起醉酒胡鬧事件，想必諸位也看到一些問題：張居正、李太后、馮保等人齊心協力的嚴厲管教下，在以明君為標準的引導下，萬曆為何還會偷偷做出格的事？前幾年含辛茹苦的教導難道沒能使他獨立辨是非？張居正和馮保有助歸正他，何恨之有？ 筆者對此總結了六點： 1、萬曆的嚴格標準是被動，家長和老師都輕視了對其自覺性的培養。真正的嚴格應是主動的，如康熙學四書五經時每句都主動朗讀一百二十遍、背誦一百二十遍，有大臣說背一百遍就差不多了，但康熙堅決背夠一百二十遍，後來經典中任抽一句都考不倒他。 2、萬曆親政時間晚。18歲在古代不算小，順治和康熙帝都是14歲就已親政，就連不被視為英雄人物的崇禎也能在16歲扳倒奸臣魏忠賢。而萬曆10歲登極，18歲卻還不親政，一直拖到20歲。他本人表示拒絕早親政，李太后也說要張居正輔政到他30歲再讓他親政，主觀意願和外部環境都在消磨對成為明君的嚮往。 3、坐享其成。萬曆的教育和政治條件優渥，他坐享張居正改革後的國泰民安，未能真正理解改革之艱辛，只是停留在理論層面並無多大意義。 （圖：Adobe Stock） 4、萬曆這時最擔憂的只是皇權能否保住。他沒有從霍光廢帝事吸取正面教訓，加緊內省；而是吸取反面教訓，厭惡像霍光那樣可能對自己有威脅的張老師。李太后的恐嚇無形中起到反作用。 5、隱藏的性格。環境嚴格時萬曆的性格尚未暴露，實際上他骨子裡像他爺爺嘉靖皇帝，偏執、睚眥必報、權力至上。事實證明，十年後萬曆果真變成了嘉靖2.0，雖不上朝卻擅長弄權，敵視文臣勸諫。此外還優柔寡斷，缺乏主見，數年後在鄭貴妃和太子之爭問題上他猶豫不決、麻木逃避，表現得更加明顯。性格問題是所有良師良母的教育難題，這點不必太苛責李太后和張居正。 6、缺少嚴父。這點不怪任何人，因為隆慶帝離世早，卻是不可忽視的客觀因素。張老師畢竟是外人，不能代替萬曆的父親，而且母親也不能取代父親的教育作用。距此100多年前，明成祖對太子朱高熾要求極嚴，朱高熾在應天府監國期間充分磨練，繼位時已然成熟有素，可見前代帝王影響之重要。 （未完待續）
一輛全國最奢華的房車與前後規模龐大的衛隊和儀仗隊越行越近，迎接這一隊人馬的官員恭恭敬敬地下跪，絲毫不敢怠慢。 待隊伍走近後定睛一看，房車的前方赫然站著24名頂級火槍手，他們鎮定且敏銳的眼神與手中的武器令人不寒而慄。往後看去，那房車尾跟著24名魁梧的弓箭手，亦有魚貫接踵的騎兵一路揚塵。 房車是由32名壯漢抬起的大轎，稱它是一座「移動的別墅」一點也不過分。轎子外圍有一圈圍廊，裡面的人休息時可以走到圍廊欣賞風景；轎的前半部分名叫重軒，其內部建有書房，供車主工作時使用，相當於移動的辦公室，還配備書童在旁服務；轎的後半部分是卧室，車主無論白天黑夜都可以安穩地睡眠。此外轎中還配有珠玉綢緞。 如此級別的轎子遠遠超過我們常說的八抬大轎，這豪華房車內的貴賓不是皇帝，卻是內閣首輔張居正——萬曆帝的老師，大明朝的棟樑，皇親國戚也畏他幾分。 坐在轎中的張居正此時心情複雜。一方面，他終於可以短暫休息，返鄉安葬剛故去的父親並看望年邁體弱的母親；另一方面，奪情風暴讓他折磨得心灰意冷，暗想：「我盡忠為國，卻成千夫所指，斥我不孝。反正我已名譽掃地，你們盡情罵吧，道德的楷模不做也罷！」 此時的張居正一改昔日節儉謹慎作風，接受了河北真定知府錢普的獻媚，即上述鋪張浪費的奢華大轎；也接受了沿途府州縣官的下跪、巡撫巡按的越區迎送與親自開道。 更不應該的是，他途經襄陽時，襄王出城恭候請他赴宴，他僅僅以賓主相見的禮節回應。然而依照大明王朝的制度，即使再大的官、公、侯見藩王時也須行為臣之禮。在路經南陽見唐王時他也同樣僭越。《萬曆野獲編》記載，張居正在宴會上「坐南面」，即坐北向南。而依照古代禮法，南面稱尊，北面稱臣。 （圖：Adobe Stock） 張居正這般犯大忌，無疑給自己及家人招來禍患、留下污點。他在世時，萬曆皇帝敬他，無人因禮節問題罰他，但死後難保多遺留了一個專權罪名的證據。《萬曆野獲編》評價稱「僭紊至此，安得不敗！」「江陵妄自尊大，並典制不復問矣。」透過返鄉葬父的排場和行為，足見張居正受奪情風暴刺激後放鬆了對自己的道德約束，開始抱持破罐子破摔的心理。 上期講到《明史》說「居正自奪情後，益偏恣。」除以上奢侈行為外，還有證據表明「其所黜陟，多由愛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賄賂。」張居正改革的核心就是整頓官僚惡習，且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但在其改革的後半期，他自己反而性情大變，多數升遷或罷免官員的決定是出於個人喜惡，特別是對待反對者幾乎不再留情。這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覺得無論怎樣努力都會遭受批評與指責，既然不能左右外界的言論，那管好自己能左右的事就足矣，只要能繼續大權在握，改革就不會半途而廢；只要能實現畢生理想，國富民強，可以不擇手段。張居正後期這種偏激的思想只能獲得臨時的成功，給自己在政壇上樹立更多反對者。 但這也不能全怪他一人。如果我們將心比心，客觀地分析當時他的環境，會發現他有諸多無奈和不得已。 中國古代五千年歷史，所有成功的變法、改革或新政都需要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實權。我們潛意識裡習慣於把權力和姦佞權臣掛鉤，彷彿這一詞離所有正人君子都十分遙遠，但試想，如果沒有智慧和渠道爭取夠硬的後台和實權，那麼政治理想都將成為泡影。區別是，賢臣良相會以合法途徑和較高的道德底線爭取，其最終目的是治國平天下；奸臣則不然。這個底線究竟多高算高，它不像數字指標那樣量化明了，所以許多致力變法的君子們都是戴著官場「鐵鏈」治國的，要在制度與祖宗之法的局限下儘可能減少改革的阻力。 張居正不見得比前朝前輩們輕鬆。以前唐朝的政令都由宰相擬，然後交給皇帝畫敕；宋朝的制度是宰相先向皇帝呈札子，待皇帝同意後再擬旨。明朝朱元璋廢掉宰相後，內閣大學士的權力起初很小，往往由六部中某位尚書或經筵講官兼任，內閣大學士本身只是五品。 之所以群臣以內閣大學士為尊，一是因為他們的兼職地位高，譬如部門尚書；其次是因為明朝到中後期皇帝不愛管事或暫時不能親政，於是內閣出現一系列權臣，比如嚴嵩、徐階、高拱、張居正，都擅長權術，但不同之處是嚴嵩是奸臣，徐階、高拱、張居正皆是治世能臣。 （圖：Adobe Stock） 嚴格說，張居正作為內閣大學士，即使是首輔，很多事也不該他管，他原本應得的權力遠不及漢、唐、宋代的宰相。筆者曾在第四期提到，張居正推行的考成法要求六部把手上的「考成簿」一字不落地抄兩份，一份交給內閣，一份交給六科。該新政很有益處，然而六部沒有義務這樣做，畢竟內閣大學士不是宰相，不該管六部的事務，六部只聽皇帝的話即可。 張居正如此大刀闊斧地改革，提陞官員工作效率和質量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踏入灰色地帶。他早已清楚地意識到，自己「所處者危地也」，名為輔政，實為攝政，攬了不該攬的權。但從另一方面講，他得到強大後台李太后和萬曆帝的鼎力支持，似乎又無可厚非。他的一系列爭議之舉，包括不守孝、任用張四維這樣聽話的人、調走對戚繼光等良才掣肘的人、打擊反對者，都旨在減少改革的阻力。為最大程度營造穩定的政治環境，他要與太監馮保搞好關係，這本是對君子而言可恥的事，卻是促成改革順利的重要一步。他已然視改革比生命更重要，這一思想動機是他治國成功的因素，也是走向偏恣的錯誤之源。 總體而言，張居正的底線談不上低，海瑞說他「工於謀國，拙於謀身」算是比較中肯的評價。另一可貴之處是，張居正幾次對萬曆帝和李太后的勸告都是金玉良言，他們當時也大多虛心接受，這是非常難得的配合。 如某次張居正進講，提及宋仁宗不喜歡珠飾。萬曆說：「賢臣為寶，珠玉何益！」張居正說：「明君貴五穀而賤珠玉，五穀養人，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萬曆當時還算聽話，說：「然。宮人好冶妝，朕歲賜未嘗不節省。」張居正聽後很高興，稱頌道：「皇上言及此，社稷生靈之福也。」 （圖：Adobe Stock） 李太后既是觀念正、教子嚴的母親，也是卓越的女政治家。《明史》評價「萬曆初政，委任張居正，綜核名實，幾於富強」，離不開她的貢獻。對於要節儉的建議她也認同，如《明史紀事本末》記載，萬曆五年，「諭修慈慶、慈寧南宮。張居正言：兩宮於萬曆二年落成，今壯麗如故，足以娛聖母，乃欲壞其已成，更加藻飾，非所急也，請輟工。從之。」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李太后對張居正再怎麼信任支持，總有發生矛盾的時候。曾有一起李太后親爹犯錯的事件，雖然她當時沒有直接反對張居正，但耿耿於懷，自此結怨。張居正去世後遭萬曆報復清算時，恰因為此事件，李太后不願為張居正發聲。 那是一個冬天的夜晚，張居正家中突然來了不速之客，硬是執意將他喊醒。誰這麼大膽？原來這夜訪之人是他的老熟人——戚繼光。 戚繼光大老遠從邊塞跑來只為給張居正看一件軍衣，他話不多說，當面撕開這件棉衣。張居正定睛一看，棉衣里哪有什麼棉花？分明是金玉其外，敗絮其中！ （圖：Adobe Stock） 張居正瞬間明白戚繼光為何這般憤怒急切，他們都是對國事超負責任的類型，當然不會容忍軍衣偷工減料令士兵挨凍。於是張居正直接告到李太后那裡，因為管軍隊後勤的人是李太后的父親、皇帝的姥爺——李偉。 揭露李偉失職是對的，張居正這樣做是出於道義公心，不過得罪太后的親爹確實風險極高。李太后當時的反應非常公正，並無偏袒，怒罰親爹在門外長站，那時大雪紛飛，寒風凜冽，懲處可謂相當嚴厲；之後又下令撤李偉的職。至少在行為上，李太后做得大公無私，值得肯定。 但幾年後，有人勸她為張居正說情時，她只是冷冷說道：「當年父親在雪中罰站時，有誰為他說情呢？」張居正遭清算是過分了些，為張居正說情並不違背公義，可見李太后多少有些懷恨在心。 （圖：Adobe Stock） 萬曆帝、李太后、張居正原是合作很好的同盟，親如一家，1573至1582年間鑄造了一段君臣協力中興的佳話，張居正對年少的萬曆師恩深重，情同父子，當時萬曆曾展現出明君特質。然而，張居正九泉之下萬萬沒想到，生前寄予厚望的好學生居然長達二十多年不上朝，成為中國歷史上最懶的皇帝之一；還抄了自己的家、導致自己十多位親人餓死、革除了自己生前所有官職，並終止了蒸蒸日上的改革，恨到險些開棺戮屍！「終萬曆世，無敢白居正者。」（《明史》）直到萬曆死後，天啟年間才有人公開稱讚張居正，到崇禎年間才有人出來為其申冤。李日宣上奏稱：「故輔居正，受遺輔政，事皇祖者十年，肩勞任怨，舉廢飭弛，弼成萬曆初年之治。其時中外乂安，海內殷阜，紀綱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論定，人益追思。」崇禎皇帝表示贊同。 十年改革期間，張居正和李太后的教育和政治配合總體上是成功的，但三十多年後徹底宣告失敗。有人可能覺得這事離我們遙遠，但類似的教育遺憾在現代許多家庭和學校都發生過。 為何萬曆對昔日敬愛的張老師恩將仇報？其中的表面原因有萬曆的昏庸無道；有對張居正管教太嚴的不滿，覺得少年時失去了享樂和權力至上的快感；有張居正不夠謹慎的漏洞留下把柄；還有一個重要的深層原因是，當時的制度以及帝王的觀念註定無法回到伊尹的時代。 早期的古人觀念較純樸，中國傳統文化一直在提醒人們「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即使君為臣綱，但聖賢始終都不忘強調對君主的制約，因為君權神授，無道到夏桀商紂地步的國君自然不能再享有福報。3000年前，商朝有位名叫太甲的王昏庸無能，宰相伊尹便將他流放到桐地，讓他反省長達三年之久。後來幸運的是太甲悔過自新，於是得以復辟，從此以德治國，成為聖君。伊尹流放太甲使其改過的故事幾千年來受文人稱讚。 在政治傳統上，明朝以前皇帝縱然是九五之尊，卻也不能干預宰相的職責，宰相可以駁回他認為皇帝無理的要求，而且皇帝未必能得逞，比如宋真宗和李沆的典故。 北宋程頤有言：「天下重任，唯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系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再回顧唐太宗和唐玄宗，在造就貞觀之治和開元盛世的重要因素中，宰相的作用其實大過帝王的作用，唐太宗也說過，他不贊同像隋文帝那樣「性至察而心不明」，事必躬親未必是好事，唐太宗的實際做法也是發揮各臣的配合作用。 （圖：Adobe Stock） 然而明清兩朝是無宰相的時代，君權和帝王心機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觀念上很難轉變回更好的時代了。連崇拜程頤的明君乾隆也說，天下最重要的怎麼是宰相呢？應該是皇帝才對！ 1582年張居正逝世後不久，萬曆有過一段勵精圖治的時期，已滿20歲的他在更加成熟的同時，也逐漸意識到，原來曾經德高望重的張老師就像伊尹，而堂堂大明天子怎能容許伊尹再現？當初戒尺壓在彈簧上有多重，反彈之時就有多猛。他想抹除一切張老師存在的痕迹，以向天下人證明自己不是太甲，如同後來清朝順治帝對多爾袞掘墳鞭屍。不同的是，順治總體上是一位不錯的皇帝，而萬曆把自己放縱成了一個亡國之君。 萬曆的悲劇不能全歸咎於張居正，畢竟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再怎樣也不該罔顧師恩。造成遺憾的因素不只這些，下期將帶各位走近他們師生曾經的溫暖，看全國最認真的老師、最嚴的媽媽教育小皇帝的點點滴滴，並總結更多的成敗經驗。 （未完待續）
新年新氣象，萬曆四年（1576年）正月，北京城內的男女老少皆沉浸在喜氣洋洋的氛圍中。作為百官之首的張居正也是如此，看到自己親自主持的改革已經取得初步成果，心中不免春風得意，並期盼新的一年再創佳績，更進一步實現富國強兵的理想。 然而沒想到的是，此時一封彈劾奏疏打破了新年喜慶的氣氛，讓他頓時火冒三丈。他更料想不到，該奏疏將成為暴風雨的前奏，其中提及的不祥之事也將在不久的未來發生。 這一奏疏言辭犀利，洋洋洒洒寫了上千字，矛頭直指張居正，作者則是他的學生——劉台。 自大明開國以來，高官被彈劾是很正常的事，但學生彈劾老師的確罕見，張居正自己也說：「二百年來無門生劾師長者」。關鍵是劉台的彈劾既不是無理取鬧，也不是反對改革，而是句句皆正義之辭，有理有據，所列舉的罪狀甚至是要命的。概括下來，劉台的彈劾幾乎每段都叩准一點：張居正蔑視祖宗之法；給萬曆皇帝的建議是：要約束張居正的權力！ 之前講張居正改革成效時提到，隆慶帝駕崩前將幼皇子託付給高拱和張居正，萬曆初年國家大事基本上都由張居正代帝管理。雖然改革成效有目共睹，但劉台認為，張居正「擅作威福」，「以相自處」，儼然已成為獨裁者。 這裡順帶提一段歷史背景：自明太祖朱元璋廢宰相之位、成祖朱棣成立內閣以來，內閣大學士主要職責類似皇帝的顧問與秘書，即使內閣首輔被視為接近宰相，規定的權力和宰相仍有很大區別。所以，儘管張居正不是像嚴嵩那樣奸佞誤政的權臣，但指控他「以相自處」不無道理，對他而言這是個相當危險的罪名。此外，劉台還彈劾張居正鉗制言論、私薦用人、驅逐高拱、貪污受賄，並質問「輔政未幾，即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在奏疏結尾，劉台還解釋了一番，說「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訟言攻之者，君臣誼重，則私恩有不得而顧也。」意思是，彈劾張居正不是恩將仇報，而是因為公事至上。 （圖：Adobe Stock） 從監督權力的角度而言，劉台可謂是大義凜然，但考慮到師恩在前，該奏疏確實有點毒辣。尤其是彈劾張居正私薦的部分，劉台是這樣說的：「四維善機權，多憑藉，自念親老，旦暮不測，二三年間謀起複，任四維，其身後托乎？」此處抨擊的是張居正引張四維入閣的行為，劉台覺得張四維名聲不好卻能得重用，是因為張居正想把張四維作為自己的後路，萬一哪天張居正的父親逝世，需要回家守孝三年，張四維可以在內閣接應，幫張居正早日返閣。 假如換作我們任何一個人，看到自己的門生這樣質疑自己有陰謀並拿父親「旦暮不測」說事，都會覺得不近人情，這或許就是張居正極其失望與憤怒的最主要原因。之後他索性辭職，跑到萬曆皇帝面前哭泣，長跪不起，直到萬曆走下龍座親自扶他，再三挽留，張居正才答應繼續上班。 在當時的萬曆和李太后眼裡，國家絕不能沒有張居正，一個小小的劉台如此「添亂」，自然要罰。於是萬曆下令打劉台一百廷杖，之後張居正上疏勸皇帝手下留情，所以劉台只是被降為平民，免於廷杖之刑。《明史》有句話寫得十分微妙，稱張居正「陽具疏救」，「陽」字說明《明史》作者認為張居正上疏救劉台只是表面上做個樣子，頗有點春秋筆法的味道。《明史紀事本末》也說：「然心終恨之，後竟置之死。」當時與後世不少人都認為，即使張居正勞苦功高，彈劾者也絕對不該因言獲罪。 實際上，真正猛烈的彈劾風暴還在後面。不幸的是，劉台的奏疏一語成讖，短短一年過後，張居正的父親就真的去世了。 （圖：Adobe Stock） 萬曆五年（1577年）秋季，張居正收到了父親病世的消息，登時悲慟不已。原本這是一件平常的喪事，兒子按照祖制回家守孝即可，但它旋即演變為一場巨大的政治風暴，朝臣間激烈的矛盾就像解不開的繩結，不幸最後以流血事件收場。 那麼，他們究竟為何走到了人們最不希望看到的地步？ 起初氛圍還是很溫暖的。萬曆帝那年僅15歲，與張居正關係依然很好，情同父子，得知訃告後立即派太監前去慰問，勸他按時吃飯，切勿過度悲傷。看望他的使臣絡繹不絕，三宮送給他的禮物也十分豐厚。 然而，萬曆似乎尚未意識到，張居正面臨的難題遠不止如此。 伴隨一聲突如其來的「太后駕到」，太監馮保和李太后匆匆來到萬曆面前。李太后當時身穿便裝，說明事態緊急，衣服來不及換。她眉頭緊皺，問萬曆道：「張閣老即將回鄉丁憂，皇兒有何打算？」 萬曆心想「這事不複雜啊」，便淡淡回了一句：「就按先生（張居正）的意思吧。」 李太后聽萬曆這樣回答，瞬間坐不住了：「皇兒啊，你怎麼不明白呢！各府題本章奏你能獨自批閱嗎？你能辨別百官誰忠誰奸嗎？張閣老這一走就是三年啊，國家若有大動蕩，你有能力處理嗎？！」「如果沒有張閣老兢兢業業，我們哪有這太平之世？」 萬曆恍然大悟，卻又無奈地說：「但我們別無他法啊，守孝是祖宗法度，不能改啊。」 關於守孝，早在西漢時就規定朝廷官員遇父母喪事必須丁憂三年。明朝對孝的重視超過以往歷代，依照法律，得知父母去世後，即日起便要上報並奔喪，若是官員則須辭職回家；隱瞞父母去世而逃避守制的官員，一經發現必被革職，如果是學生則會被開除；在守孝期間不能喝酒、吃肉、參加娛樂活動等。但往往不需要三年整，守27個月就可以了。也允許奪情，軍人在戰爭期間，或者文官在特殊情況下不必辭職回家守制27個月，以素服辦公亦可。 站在一旁的馮保早已對奪情先例了如指掌，他瞅準時機建議說，歷朝不乏奪情，即使內閣大學士奪情也不是什麼罕事，如永樂六年六月楊榮丁憂，十月便被複用，並列舉了其他案例。 在第三期文章中，筆者提到過李太后、馮保、萬曆是張居正改革堅實的「鐵三角」後盾，此時自然立場統一。李太后聽聞馮保的建議，點頭認同，萬曆也同意頒聖旨讓張居正奪情留任。 萬曆（圖：公有領域） 按理說事情到此應該塵埃落定了，畢竟皇帝已經發話，然而事實上，臣民抗議的聲浪越來越高。大家可能很容易想到反對奪情的人或許主要是改革的反對派，但抗議聲最高的並非政治立場與張居正不同的官員，反而是受張居正提拔重用的人。他們的主要關注點不是改革利弊，而是和一年前劉台的關注點相似——祖制與特權。當然也增加了一個重要主題——中國延續千年的孝道與倫理綱常。 當時的吏部尚書張瀚曾得到張居正推薦，不過在此次奪情風波中並沒有偏向張居正。諸臣因害怕丟掉烏紗帽，紛紛發言支持張居正留任，而張瀚不以為然，嘆道：「三綱淪矣！」萬曆勃然大怒，令張瀚提早退休。 中國古代講究天人合一，地上的大事往往與天象對應。當時，一顆彗星拖著長長的尾巴從西南方划過天空，而且之後每晚都有彗星划過，萬曆於是下詔讓百官省思。張居正的學生吳中行此時上疏，大致表達了以下意思： 「張居正和他父親分別已長達19年，陛下為何讓他違心抑情，繼續痛苦地工作？居正常說謹守聖賢義理與祖宗法度，然而他是否付諸實際行動了？孔子的弟子宰我想縮短喪期，孔子則教導他：『予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孟子也曾說：『雖加一日愈於已。』即使是編氓小吏，也不能隱匿父母喪事；惟有武人可在戰爭時期穿墨縗繼續從事。張居正之事涉及萬古綱常，四方視聽，為他著想，只有現在不犯錯，才不會給後世留下非議啊！」他的奏疏且不論觀點對錯，就力度而言是足夠的，於天性之情、於國家之法、於聖賢之道、於身後之名勸諫，理情兼備，相當尖銳。 吳中行向皇帝上疏後，特意將奏疏副本呈給恩師。張居正看到副本後既驚訝也憤怒，沒料到學生之中又出一個劉台。 繼吳中行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也上疏反對張居正奪情留任，其中，趙用賢亦是張居正的學生，艾穆是張居正的同鄉。另外，他們的職位也都不簡單，吳中行是翰林院編修，趙用賢是庶吉士，沈思孝是刑部主事，艾穆是刑部員外。該場彈劾風暴，甚為「壯觀」。 （圖：Adobe Stock） 有讀者朋友可能會覺得這很正常，500年前，北宋的鄭俠不也是王安石器重的人才，不也是以公事為重、私情為輕對王安石猛烈批評嗎？其實他們的重點不同，處分也不同。鄭俠主要針對政事，重點是新政對民生的影響；而吳中行等人的重點是改革者的道德污點以及對倫理綱常的維護。吳中行四人受到的處分比鄭俠慘，萬曆下旨對該四人處以廷杖酷刑。各位可別小看廷杖，歷史上有不少人喪命於棍棒之下。 臨行刑前，眾臣嘩然，紛紛爭取解救。翰林院掌院學士王錫爵找張居正求情，事到如今，只有張居正能勸皇帝開恩罷刑，但張居正拒不見客。王錫爵焦急萬分，索性不顧禮節，闖進張居正的臨時靈堂！ 進靈堂後，見張居正一身孝服。王錫爵趕忙道歉賠罪，說：「我為救吳中行等四位君子而來，令尊若泉下有知，想必不會怪罪我擅闖靈堂。」 張居正面色不悅，冷冷說道：「難道我因忠心為國而難以回家守孝，家父就會責怪我嗎？」又說：「聖怒不可測」，拒絕解救。 王錫爵見張居正如此態度，衝動之下斥責道：「就算是皇上發怒，也是你引起的！」然而話音未落，張居正突然一個箭步上前，做出了一個令在場所有人震驚的舉動： 他竟急速拔出一把刀，雙膝跪在王錫爵面前，將刀刃架在自己脖子上，做出自刎的動作，對王錫爵說：「那你殺了我吧，殺了我吧！」 張居正（圖：公有領域） 這一舉動登時嚇傻王錫爵，等回過神後，慌忙逃出張府，只餘下張居正孤獨地跪地悲泣。 《明史紀事本末》記載張居正下跪所言的原文是「爾殺我，爾殺我。」連著兩聲「爾殺我」，可想，他的精神遭受著多大的壓力與折磨。 靈堂內，張居正的心在流血；刑場上，四名抗議者的身體在流血。 吳中行、趙用賢挨了六十棍，艾穆、沈思孝挨了八十棍，現場慘不忍睹，幸有醫生及時救治，否則刑後性命難保。 當時，一名年輕人靜靜目睹了行刑的全過程，之後毅然將懷中的奏疏上交皇帝，絲毫未被酷刑嚇怕。 這位年輕人比先前四人更不要命，他的奏疏內容節選如下： 「陛下以居正有利社稷耶？居正才雖可為，學術則偏；志雖欲為，自用太甚。」「伏讀敕諭『朕學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盡隳』，陛下言及此，宗社無疆之福也。雖然，弼成聖學，輔翼聖志者，未可謂在廷無人也。且幸而居正丁艱，猶可挽留；脫不幸遂捐館舍，陛下之學將終不成，志將終不定耶？臣觀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後辦非常之事』，若以奔喪為常事而不屑為者，不知人惟盡此五常之道，然後謂之人。今有人於此，親生而不顧，親死而不奔，猶自號於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為喪心，則以為禽彘，可謂之非常人哉？」 其中有段話對萬曆皇帝而言相當刺眼扎心，大意是：皇上您現在學業和國事離不開張居正，幸虧現在張居正只是要回家守孝，假如哪天他死了，您就不學習、不治國了？言外之意即萬曆就是一窩囊皇帝。另外對張居正罵得也很犀利，說親人活著的時候不探望，死後又不奔喪，與禽獸沒有區別，還談什麼「我非常人」？ 這位不怕死的年輕人名叫鄒元標，毫無懸念也激怒了萬曆與張居正，被打八十廷杖。他和之前遭受廷杖的四名抗議者被稱為「五君子」。值得一提的是，該五人毫無怨言，不後悔仗義執言。其中，鄒元標在不久的將來還會登場，再度直言上疏惹怒萬曆，還為張居正的功勞優點辯護——他不恨張居正，發聲只為維護道義。 （圖：Adobe Stock） 當時群情激憤，輿論倒向這些因言獲罪者，指責張居正的聲音不絕於耳。《明史》記載「至懸謗書通衢」，抨擊張居正的文章在大街上到處張貼。後來萬曆下詔，再有議論張居正奪情一事的，一律死罪無赦，此後謗言才停息。 明朝最大的奪情風波到此看似告一段落了，那麼如何評價該事件？為何會鬧到這一地步？ 筆者認為，張居正和以五君子為代表的反對者各有道理、苦衷與不當。在張居正的立場，他曾勸父親搬家到身邊但父親不答應，長期未能看望父親是畢生的遺憾，不足以斷定他是無情的不孝子。改革是他嘔心瀝血的成果，在當時萬曆小皇帝難以親政的情況下，他眼裡國事的確重於家事。至於艾穆和沈思孝說他「忘親貪位」，貶低過重，以其改革成就與鞠躬盡瘁，他絕不是嚴嵩那類貪權之輩。 五君子所為是否屬於道德綁架？不完全是。我們現代人沒有守孝27月的要求，所以不能以現代眼光衡量當時。張居正奪情爭議與後來萬曆皇帝的國本之爭相似之處在於，重點都是祖制不可違，五君子與後來的「清流派」維護的均為祖制。祖制當時就相當於法律，在祖制面前，所謂「治國離不開誰」不能成為借口，即使奪情是制度允許的，也要看實施對象是否足夠特殊。 成化年間有個案例，內閣首輔李賢因父過世須回家守制，明憲宗下詔奪情起複，李賢因此遭學生羅倫彈劾，而羅倫也因彈劾被貶官。但李賢死後國家並沒有發生大動蕩，所以輿論更加確定大明王朝不會因為離了哪位首輔就不能運轉，從那時起直到萬曆朝，沒有內閣大學士敢再奪情。 儘管雙方各有道理，但也各有意氣用事和極端處事的過錯。張居正對待劉台和五君子等人確實不夠寬容，跪地擺出自刎架勢更是偏激；王錫爵擅闖靈堂過於失禮，劉台奏疏拿張居正年邁的父親說事缺少人情味，如果能控制情緒並多站在對方角度考慮，矛盾或許不會激烈到這一步。 （圖：Adobe Stock） 至於為何張居正奪情會掀起如此巨大的政治波瀾，不僅因為他的地位引發群臣對擅權的擔憂，也緣於張居正的背後有李太后和萬曆帝。反對者惹的最主要是聖怒，小萬曆惱火的重點其實是五君子蔑視聖旨與皇威。 奪情爭執持續看似不久，影響卻非常大。「居正自奪情後，益偏恣。」（《明史》）彈劾風暴無疑給張居正心中蒙上一層深深的陰影，萬曆五年也成為他柄政生涯的轉折點。改革依然在進行，大明依然欣欣向榮，可張居正在後半階段的所作所為悄然埋下危險的種子。 （未完待續）
隆慶四年（1570年）冬季，一名年輕的蒙古貴族帶著家人及親信十餘人騎馬來到大明邊關城下，說要向明朝投降。投降的起因很簡單，也很有趣——自己心愛的姑娘被親爺爺俺答搶走了！ 明朝大同巡撫方逢時敏銳嗅到了不同尋常的氣息——這不是一般的納降，它要麼引發重大的危機，要麼成為重大的契機！於是他即刻將此事告知宣大、山西軍務總督王崇古，提醒道：「機不可失也！」王崇古聞訊，知曉事關重大，與方逢時商議，欲以此人要挾俺答。 一起爺孫倆爭老婆的家庭矛盾何以上升至軍事與外交重大事件？他們爭搶的女人是誰？張居正與王崇古、方逢時又將如何應對這一外交事件？ 上期講到張居正在國防上的卓越成就，本期作為國防話題的插曲，透過一段好笑且極富啟迪意義的故事，進一步了解張居正等人的智慧與才華。該事件堪稱外交談判的教科書級範例，至今仍值得許多政商界人士參考，也是晚明歷史上和平解決爭端的成功案例。 下面就來詳細講一講究竟是怎麼回事。 上期講戚繼光守邊的時候提到過俺答。俺答是16世紀蒙古族中的一個汗，他南征北戰，經常南下侵犯大明邊塞。特別是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他率蒙古軍包圍北京，以武力要求明朝開放邊貿，史稱「庚戌之變」。所幸那次進犯沒有攻破北京，也沒有引發亡國的影響，因為蒙古軍隊擄掠後自行撤退了。雖然北京和整個大明王朝之後照常運作，但「庚戌之變」給君臣百姓心理上留下的影響仍然可觀。從那以後，大明與俺答時戰時和，傷害力大，侮辱性也強，嘉靖皇帝甚至因此「終夜繞床，不能安寢」。 庚戌之變20年後，那個追求長生不老的嘉靖皇帝已經駕崩數年了，隆慶帝在高拱和張居正等能臣輔佐下迎來回升之勢。隆慶年間雖然張居正尚未開始改革，也不是內閣首輔，但兵部許多事由他負責，從隆慶一朝開始，大明邊防已有改善，今非昔比。像上文提及的王崇古、方逢時等軍事人才受到重用，明蒙雙方易勢，俺答已經難以像之前那樣囂張。不過，要想徹底解決俺答問題，仍需要合適的時機與合適的人。 如今，天助大明，合適的人和時機都出現了。 （圖：Adobe Stock） 俺答有一個孫子名叫把漢那吉，幼年喪父，從小跟著奶奶長大。俗話說，上帝為你關閉一扇門的同時，一定會給你打開一扇窗，把漢那吉雖然從小失去父愛，但有幸組建一個幸福的小家庭，娶妻後又愛上一位美貌多才的女子——也兒克兔，於是聘她為側妻。《明史紀事本末》稱也兒克兔是俺答長女啞不害所生，但該說法受到史學界質疑，有學者稱事實根本就不是娶外孫女。此爭議非本文重點，不多提。 也兒克兔這個名字可能不容易記，但她還有一個名垂青史的響亮漢名：三娘子。如果您沒聽過她的漢名，不要緊，有一座城市您一定知道——呼和浩特。呼和浩特也被稱為「三娘子城」，因為該城就是她協助俺答建的，她後來也長期住在此處。 三娘子不是一般的美女，她不僅繼承了蒙古人善騎射的傳統，也仰慕漢文化，飽讀詩書，聰慧過人。原本她與把漢那吉之間可能將有一段長久的婚姻，但爺爺俺答也喜歡上她，橫刀奪愛。《明史》對喜歡的原因寫得乾脆明了：「俺答見其美，奪之。」原來純屬垂涎美色。 把漢那吉被爺爺橫插一腳，悶悶不樂，越想越氣，於是早吳三桂70多年演繹「衝冠一怒為紅顏」，便有了開頭降明的那一幕。 （圖：Adobe Stock） 王崇古和方逢時經商議後寫出一份報告，但還沒來及遞至朝廷，張居正的信函就到了。他在信中催問：「彼何故率爾來降？公何不以聞？若果有此，於邊事大有關係，望即密示，以伸所聞。」由此可見張居正的效率之高、情報能力和責任心之強以及遠見卓識，他也敏銳意識到這絕非一次普通的來降。 王方二人向朝廷上奏疏，闡述了建議之策： 「俺答橫行塞外幾五十年，威制諸部，侵擾邊圉。今神厭凶德，骨肉離叛，千里來降，宜給宅舍，授官職，豐餼廩服用，以悅其心，嚴禁出入，以虞其詐。若俺答臨邊索取，則因與為市，責令縛送板升諸逆，還被掠人口，然後以禮遣歸，策之上也。若遂桀驁稱兵，不可理諭，則明示欲殺，以撓其志。彼望生還，必懼我制其死命。志奪氣沮，不敢大逞，然後徐行吾計，策之中也。若遂棄而不求，則當厚加資養，結以恩信。其部眾繼降者，處之塞下，即令把漢統領，略如漢置屬國居烏桓之制。他日俺答死，子辛愛必有其眾。因加把漢名號，令收集餘眾，自為一部。辛愛必忿爭。彼兩族相持，則兩利俱存，若互相仇殺，則按兵稱助。彼無暇侵陵，我遂得休息，又一策也。若循舊例安置海濱，使俺答日南望，侵擾不已；又或給配諸將，使之隨營立功，彼素驕貴不受驅策，駕馭苟乖，必滋怨望，頓生颺去之心，終貽反噬之禍，均為無策。」 （圖：Adobe Stock） 概括來說，表達了這幾點意思： 1、要好好利用此機會穩住把漢那吉，將其作為隨時可以用於談判的人質，給他官當，同時也防有詐。 2、上策是以這個人質要求俺答引渡之前投奔蒙古的叛徒，並送還被擄掠的國民，雙方開通貿易，達成和解。 3、再者採取中策，威脅說要將人質殺死，使俺答不敢輕舉妄動。 4、萬一俺答索性不管孫子的死活，那也依然善待把漢那吉，像漢代對待烏桓那樣，讓他也形成一個部落，以後使他與俺答的兒子相爭，我大明可坐收漁翁之利。 此奏疏一石激起千層浪，朝廷一時議論紛紛。御史饒仁侃、武尚賢和葉夢熊認為敵情叵測，對王崇古的建議表示反對。葉夢熊還引用了宋朝接受郭藥師投降的歷史，說當年郭藥師跟契丹人鬧矛盾，率部歸順北宋，宋人原以為是好事，沒想到後來他又率眾投降金國，而且還成了金軍攻宋的先鋒，所以現在要吸取北宋的前車之鑒。 不過，高拱和張居正力挺王崇古的建議，稱應該授予把漢那吉官位，讓他安心留住。最後的決定是，封把漢那吉為明朝的指揮使，並賜他緋衣一襲。事實證明，張居正和高拱的力挺是明智的，既應該沉穩，也不可像庚戌之變那時怯弱畏戰。 我們現在回看當時的爭論，或許會覺得不以為然，但當時有個客觀環境值得一提，即自嘉靖年間起，但凡牽涉俺答問題的官員基本上都沒好下場，所以誰敢主動直面俺答問題，可謂相當勇敢了。 俺答聽說孫子跑到明軍那邊，大為震驚；把漢那吉的奶奶一克哈屯也焦急萬分，生怕孫子有什麼閃失，日夜哭泣，催促老伴趕緊救人。俺答畢竟不是吃素的，調兵遣將，大軍壓境，一場大戰一觸即發！ （圖：Adobe Stock） 在這緊急關頭，張居正臨危不亂，吩咐方逢時找一名談判好手赴俺答軍營。方逢時於是派遣百戶鮑崇德與俺答談判。您或許從未聽過鮑崇德的名字，但他接下來談判過程之精彩，不亞於燭之武退秦師。 鮑崇德隻身踏入蒙軍營帳，但見蒙古壯士身材魁梧，嚴陣以待，氣勢凌人。而鮑崇德毫不畏懼，放聲笑道：「莫非大王心虛，才擺出這陣仗壯膽？」 俺答一聽，怒髮衝冠，厲聲喝道：「哼！你難道不怕我殺了你？你可知，一旦我軍與你們開戰，你們又要死多少鎮將！」 面對俺答殺氣騰騰，鮑崇德依舊泰然自若：「我們的鎮將和您的愛孫，誰重誰輕，大王可要掂量清楚！若您發兵，恐怕只會讓他死得更快。大王現在兵臨城下，難道是來給愛孫收屍的么？舉世皆說您重情重義，難道您想從此背上逼死親孫的惡名嗎？」 俺答一時接不上話。鮑崇德趁熱打鐵，看硬招見效，便施起軟招：「令孫此次來訪，我們聖上很高興，給他封官厚待，這還不是看在大王您的面子上給的嘛？」 俺答聽到美言，怒氣消下幾分，但仍懷疑孫子是否早已被害，便派使者前去打探。明朝那邊，王崇古安排把漢那吉身穿緋袍金帶與蒙古使者見面，使者回營後轉告，俺答喜出望外。 鮑崇德見俺答喜上眉梢，於是趁勝追擊說：「何不化干戈為玉帛？」俺答同意了，但又追問何時放他愛孫回家。 鮑崇德笑道：「現在即可放人，不過我們有個條件，可否請您將趙全那幾個叛賊交還給我們？」趙全何許人也？原來，他是雁北地區白蓮教教首，反叛大明，投奔俺答，對大明邊塞燒殺搶掠，而且幫助蒙軍出謀劃策。俺答之所以了解敵情，多虧身邊有趙全這些漢奸。 要俺答放走趙全，他多少有些猶豫。鮑崇德進一步勸道：「失去一個趙全，世上還有更多趙全；但如果失去孫子，還能復活一個嗎？大王您若捨棄趙全，不僅能換回愛孫，還能得到更大的收穫——我們皇上還會同意封貢互市！」 互市二字正中俺答下懷。無論是昔日嘉靖年間還是現在，他們蒙古人打仗主要就是為了財富，貿易是和平獲財的方式，戰爭是掠奪財富的途徑，若不費兵卒便能實現長遠利益，正符合蒙人的心愿。但是否得不償失，俺答仍在斟酌。 鮑崇德見他躊躇，突然臉色一變，施禮告辭，轉身要走。俺答見狀趕忙挽留，贈他一匹駿馬、一頓美餐，然後才為他送行。 （圖：Adobe Stock） 整個談判過程，鮑崇德皆控制局面，不落被動，軟硬兼施，言語切中要害，深曉對方關心的根本利益，引導對方衡量得失輕重，氣場與說理均不輸，亦懂得欲擒故縱，皆是值得後人借鑒的技巧。 最終，俺答決定交出趙全等叛徒。明方為表誠意，送人質入俺答營中，令其大受感動。俺答隨後宣誓：「戰爭皆因趙全等人挑起。我的愛孫投降漢人，這是老天要讓漢蒙和好。若大明天子封我為王，以後我沾天子的光稱雄稱霸，誰敢不從我的號令？我發誓永遠守好北邊，絕不再生禍患。孫子繼承王爵，優厚待遇皆來自大明，定不會忍心背叛！」 隆慶皇帝「封俺答為順義王，賜紅蟒衣一襲」，「兵部采崇古議，定市令。秋市成，凡得馬五百餘匹，賜俺答等彩幣有差。」（《明史》） 值得一提的是，三娘子也勸過俺答與明方達成和解，被明朝敕封為「忠順夫人」，在此後30多年內也繼續為漢蒙和平做出許多貢獻。 （圖源：Adobe Stock） 這是晚明史上成功且不屈辱的一次和談。然而，歷史一旦經對比便容易令人唏噓——60年後，大明深陷於內外雙線戰火中，在滿清的侵略下淪落被動局面，楊嗣昌主張以議和為權宜之計，崇禎帝也想議和，卻猶豫寡斷，談判胎死腹中。此時的皇太極大不同於彼時的俺答，滿清的野心也不是封貢能填補的。這中間的變化以及未來的故事，將在以後的文章中逐漸展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