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您有病!”“我不是那条狗!”

北京沦陷前夕(十)

文/清箫

 

如果给晚明政治划分不同的阶段,可以概括为有张居正的时代和没有张居正的时代。张居正执政的时代总体非常正面,国家上下一致,“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明史》),即使在万里之外的地方,早上下令,傍晚即可实施。他撒手人寰后,国家逐渐失去主心骨,越来越散,越来越不严格。官员目睹鞠躬尽瘁的股肱之臣死后被抄家,心想:认真做事的人换来如此下场,又何必再认真?

然而任何一种执政作风都不会百利而无一害或百害而无一利,张居正的铁腕和操切作风引发反弹的同时,也迎来一段奔放的短暂时期,这段时期的自由是值得肯定的。

 

舆论牵制庙堂  政治言论奔放

譬如有个经典案例:万历十七年,雒于仁上疏骂万历皇帝有病,不是说身体有病,而是人品精神有病。该疏题为《酒色财气四箴疏》,嘲讽万历贪财、好色、贪酒、尚气。

万历看完后像个挨打的小孩一样向几个大臣诉苦,为自己鸣不平。最后在申时行等人的劝说下做出让步,只是暗示雒于仁辞职,没有引发更加严重的报复性处分。即使万历本人不怎么好,但当时得饶人处且饶人的政治氛围的确起到了制约作用。

雒于仁的意义在于他开了一个先河,之后诸臣听说如此具有讽刺性的上疏没有换来廷杖或生命危险,于是纷纷大胆起来,一个接一个上疏提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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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图:公有领域)

大臣之间的关系也出现微妙变化,言论自由意识显著增强。许国的一段话反映出万历年间下级对上级态度的变化:“小臣百诋大臣,辄以为不可屈而抗威权;大臣一侵小臣,便以为不能容而沮言路。”

其实明朝的制度除废宰相外,一直以来在权力互制方面都做得不错,特别是以下制上。如六科官小而权大,可封驳圣旨,制约皇帝,圣旨必须经六科通过才能生效。六科若觉得圣旨不周全,发给六部时可以进行“科参”。顾炎武《日知录》称:“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给事中驳正到部,谓之科参,六部之官无敢抗科参而自行者”。而且士大夫自明初起便以敢言为荣,形成风气。到晚明万历年间的一段时间里,小臣仿佛才是老板,大肆批评大臣种种不好。大臣刚开口发飙,小臣便展现出极强的维权意识:“你阻我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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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dobe Stock)

那时上至高官,下至游棍,几乎所有人都热情地议论时政,骂昏君与恶官,听者也通常不会举报谁批评皇帝朝廷如何。沈一贯在谈到私议朝政时说,以往百姓只是在街头巷尾耳语而已,如今“通衢闹市,唱词说书之辈,公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所言皆朝廷种种失政,人无不乐听者。”这种反权威现象不同于秦末、隋末和晚唐,万历年间没有天下大乱的局面,仍处于太平时期。

顺便一提,明朝的百姓其实受到很好的保护,尽管有些时期政治黑暗,我们却不该以偏概全。明太祖时就已规定,当官方渠道未能解决问题时,百姓有权将贪官污吏捆绑,直接到京城交给皇帝判决,而且皇帝要补贴百姓的路费。明初宣德年间新淦县就发生过一起这类事件,县民把欺压他们的县丞厉中绑了,还杀死一名军官。宣德皇帝亲自审案并判该县丞死刑,公正为民,所依法律为《大明律》卷第十四:“凡牧民之官,非法行事,激变良民,因而聚众反叛,失陷城池者斩。”诸位不妨对比一下现在21世纪的中国,真的比明朝进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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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宣宗(图:国立故宫博物院)

晚明民间强大的舆论力量直接左右著官员的升降,吵了15年的太子问题竟然因受流言飞语所迫而敲定,的确是个好玩的现象。

 

若要世道昌  去了八狗与三羊

舆论代表人物之一是山人乐新炉,他散布的飞语几乎无人不怕,无人不知。有一件特别搞笑的事:乐新炉将民意认为糟糕的官员说成狗和羊——“若要世道昌,去了八狗与三羊”,广为流传。他并宣传正面的十君子,其中代表人物是敢言的邹元标。这几位正负人物合称十子、八狗、三羊。

虽然这像是中国古代很常见的口号,似乎不会产生严重后果,但被他列为八狗之一的张鼎思忐忑不安。据《万历野获编》,张鼎思原本是吏科都给事中,后来被谪为幕僚,觉得冤屈,特意向皇帝解释:“乐新炉肯定搞错了,那个狗本来说的是别人,误换成了我。”于是他“荣幸”获得一个响亮的新外号——“张换狗”。

同样狗官榜上有名的胡汝宁、杨文举受此流言影响,在吏部和都察院考核后均被罢免。当时有人甚至认为,大太监冯保被贬也是拜乐新炉所赐。

值得重视的是,乐新炉掀起的舆论极大影响著吏部和都察院,在民间起到强大监督作用的同时,也导致人心惶惶,加剧了官员之间的派系划分和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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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dobe Stock)

“隐形人”写的“妖书”

万历年间最大的纷争莫过于国本之争,究竟是遵守祖制立皇帝不喜欢的皇长子,还是立宠妃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抑或继续拖延,全民热议,文官划派,万历皇帝却不尽早拍板,耗费了大明王朝15年的精力,开启了间接导致明朝最终灭亡的党争。寡断麻木的万历也因不堪忍受文臣反对,索性20多年不上朝,大量文件已读不回。

有趣的是,最终迫使万历就太子问题拍板的是流言飞语:一篇于万历二十六年在民间盛传的文章《忧危竑议》。该文作者为化名“朱东吉”,猛烈抨击郑贵妃及朝臣中的“温和派”,称他们有夺储的阴谋,一时震动朝野。该文被万历视为“妖书”、“妖言”,不过所谓“妖”只代表官方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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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dobe Stock)

万历勃然大怒,却抓不到作者,郑氏家族不得不表态支持即刻立皇长子为太子,因为若再不表态,就等同于默认他们在酝酿阴谋。于是皇帝被迫向舆论妥协,于万历二十九年正式定长子为继承人。

这一起所谓“妖书案”过后还不算完,又出现一篇《续忧危竑议》,说皇帝立皇长子只是迫不得已,有意更换太子,把已退休的朱赓调到内阁就是为了此事,再度引发轩然大波。万历迫不得已立太子是真的,但说朱赓参与更换太子著实是冤枉。官府这次也查不出作者身分,最后以替罪羊结案。

古代帝王立储,通常要么老实遵守嫡长子继承制,要么和心腹大臣商议后决定废立与否,再者便是秘密立储。譬如唐太宗经褚遂良提醒,最终决定立李治为太子;明成祖不喜欢长子朱高炽,偏爱次子朱高煦,犹豫之际,解缙一句“好圣孙”点醒梦中人;清朝从雍正开始秘密立储。而万历朝的国本争论持久,闹得轰轰烈烈,主要是因为万历本人的寡断性格、听不进反对者的意见以及身边缺少解缙那样的高人指点。但从中也可见当时的舆论制约力度和臣民参与度,特别是清流派及其支持者的责任感。当然,这种宣传阴谋论的流言也搅得官场人人自危,相互猜忌。

庙堂与天下

我认为反映晚明舆论与朝廷关系最精辟语,当属《明史纪事本末》王锡爵和顾宪成的一段对话。

王锡爵吐槽说:“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顾宪成的回复相当经典:“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不是舆论偏要和朝廷对立,而是朝廷已不能反映民意了。

顾宪成及东林书院在野形成一个强大的舆论中心,批评时政,后来发展为朝廷中的东林党,在晚明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家喻户晓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便始于顾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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涣散不和  门户之见

东林人士一开始不算是党,其实志同道合者走到一起是很正常的事。而与东林对立的齐、楚、浙等党把他们称作东林党,这些党为抱团选择倚靠魏忠贤,于天启年间形成阉党势力。魏忠贤专权是明朝最黑暗的时期,迫害东林,残害忠良,人神共愤。东林党和阉党间的腥风血雨,既可视为正邪较量,也可视为瓦解大明的分裂。

东林人士大多正直,如杨涟、左光斗等六君子,气节值得赞许。但党争之弊确也不可小觑,因为大明此时已经没有主心骨,朝臣变得意气用事了。只要是对立派系就必然反对,已偏离制衡的初衷与裨益。

北宋也曾有此趋势,王安石变法期间原本是君子政见之争,彼此依然互敬;而到宋徽宗时,朝廷变味成激烈打击异己的“战场”,出发点由为公转为为私,便是亡国之象了。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辩得好,说“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重点应是君子与小人之别,像周武王三千臣子一心,和而不同,才是强盛之道。纵览宋明,足知党同伐异、门户之见的危害。

崇祯年间与清议和与主战争论亦出现类似问题。大臣普遍吸取宋朝主和教训的确不错,明朝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骨气,从不签辱国条约。但未必议和即卖国,主战即忠国,取决于谈判底线和原则。杨嗣昌所言东汉耿国变通应该是更合适的解决方向,应以议和为权宜之计。若徒有气节却不能救国,究竟是为虚名还是务实?战争时期过度犹豫和内部矛盾最易误事,碰巧崇祯又寡断摇摆,错过最佳议和时机。杨嗣昌背后掣肘,与卢象升将相不合怎不是又一桩悲剧?此时到哪里呼唤张居正、戚继光和李成梁近乎完美配合的时代?万历年间在对待日本侵朝战争时,君臣基本上一致主战援朝,可谓是抗日援朝获胜的基石,那时的齐心后来也一去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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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dobe Stock)

假设

两种极端均要不得。晚明短时间的自由奔放与民权意识理论上有望推动制度变革,确实可贵,不能因为没走到那一步便予以否定,可惜的是缺少明确的方向和充足的准备。

之前我看到有人以为万历年间的政治已经算是君主立宪、无为而治,这当然是谬论,其实只是君主“躺平”,比昏聩更糟糕。中国传统文化一直都强调以民为本,如钱穆所言:“中国政治上从秦、汉下来,虽一直都有皇帝,但在思想上从来没有说要专制”;且孟子早就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士大夫的主要意义就是以道义纠正君主过失,敦促君主重视民生民意,虽没有单独建立一个代表民意的机构和选举,君主与朝政昏暗时期逆天逆民,但好的时期是做到了顺应民意的。晚明出现这些状况是因为高层不行了,民间的力量显著突出,人人平等意识增强,是一个建立新秩序的契机。

如果要挑选一个最重磅的指南,在传统道德的精华基础上建立顺应时代的新制度,也许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可能促成接近君主立宪的制度,不过可能性应该很小,而且他写此书时大明已亡。明末皇帝不爱管事、受很大制约,但君权依然很强,想胡作非为时依然难以限制,只能劝谏;舆论有左右朝廷之势,严格讲却不属于民主雏形。虽然晚明没来得及用上《明夷待访录》,但200年后晚清维新志士梁启超、谭嗣同大力推崇该书思想,无心插柳柳成荫。

假设明国祚再延长,会怎样?依然不会乐观。晚明政治内斗是硬伤,看明亡之后的南明如何就知道了:大臣和福王派系的旧恩怨走向新的分裂,门户之见依然延续,想根除内斗只有重新洗牌一条路,不得不亡。南明不及南宋或东晋,晚明政治遗毒之深是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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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Adobe Stock)

另在道德方面,南明反清义士华夏感叹:“大明无乡绅久矣。即有亦膏腴洁衣,多买田产为子孙计耳。”“只苦这几个秀才为著明伦堂三字丹心耿耿,刻不能寐。”虽不乏英雄义士,但能指望那些唯利是图、随风倒的富人吗?有人以为明初朱元璋如何不好,其实洪武朝在儒学伦理教育上的复兴有著重大意义,明朝能有277年,传统道德观与责任感是比君主更重要的顶梁柱。晚明繁华中夹杂颓废,当时崇祯很想归正道德风气,近乎比登天更难。

遥想大明风骨,虽远犹近,如松柏常青,与日月同辉,在风雨飘摇的最后时刻,依然有人正气凛然,视死如归。杨涟狱中血书“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卢象升沙场呐喊“关羽断头,马援裹革,在此时矣!”感天动地,永照汗青。冀以拙笔,继续于“北京沦陷前夕”系列书写大明最后的英雄与小丑、兴亡和荣辱、繁荣的文化及影响数百年的大思想家,探究个中因果规律。敬请关注。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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