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簫 清初大儒之學，多上接東林。宗羲之父係明御史黃尊素，名隸東林，教子以厝懷時政為重。明社既亡，魯陽難回，宗羲一腔政治理想，付諸《明夷待訪錄》。是書於清末民主思想之興頗有力焉。宗羲與顧炎武、王夫之悉重政治，皆有灼見，而宗羲最能探本溯源，「對政治理想之貢獻，則較同時諸老為宏深」（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惜乎是書遭禁，使早日廣傳，中國近三百年之軌跡殆迥然而變矣。 《明夷待訪錄》 明夷，《易經》卦名也。《周易》曰：「明入地中，明夷，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箕子，紂之親戚也。紂無道，箕子諫，弗聽。或曰可以去矣，箕子不忍，乃被髮佯狂，隱而鼓琴以自悲。周武王伐紂，既克殷，訪問箕子。宗羲自比箕子，著《明夷待訪錄》以待賢君採其說。 是書之論政頗完善精闢，分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學校、取士、建都、方鎮、田制、兵制、財計、胥吏、奄宦諸篇。 此書主旨，以二字蔽之，抑君也；以五字蔽之，乃復三代之治。其政治構想，乃於復古中創新。或謂此書之精神為反對傳統，謬也，當為恢復傳統。自堯舜以迄明季清初，君臣觀馴變，君愈尊而臣愈卑。是書首篇即〈原君〉，推究君之本源，曰： 「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為害，而使天下釋其害。此其人之勤勞，必千萬於天下之人。夫以千萬倍之勤勞，而己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量而不欲入者，許由、務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堯、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豈古之人有所異哉？好逸惡勞，亦猶夫人之情也。」 君之職責，捨己而利天下也，其勤勞當千萬於天下之人。苟諳之，何庸爭君權耶？《禮記·禮運》云：「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天下不當為一人之天下，儒家早已闡明。蓋宗羲旨在重申古人之觀，以俾世人不忘本義。 〈原君〉又曰：「後之為人君者不然，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始而慚焉，久而安焉，視天下為莫大之產業，傳之子孫，受享無窮。」 亦概述今昔之異：「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為過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讎，名之為獨夫，固其所也。」天下為主君為客，乃全書思想之關鍵。 《明夷待訪錄》第二篇〈原臣〉曰：「有人焉，視於無形，聽於無聲，以事其君，可謂之臣乎？曰：否！殺其身以事其君，可謂之臣乎？曰：否！夫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資於事父也；殺其身者，無私之極則也。而猶不足以當之，則臣道如何而後可？曰：緣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吾以天下萬民起見，非其道，即君以形聲強我，未之敢從也，況於無形無聲乎？非其道，即立身於朝，未之敢許也，況於殺其身乎？不然，而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見，君有無形無聲之嗜慾，吾從而視之聽之，此宦官宮妾之心也。君為己死而為己亡，吾從而死之亡之，此其私暱者之事也。是乃臣不臣之辨也。」 宗羲以為，君臣之聯繫，但取決於社稷，臣非君之奴妾，亦非君之子也。無社稷之責，輒為路人；有社稷之責，則臣為君之師友。〈原臣〉曰：「君臣之名，從天下而有之者也。吾無天下之責，則吾在君為路人。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僕妾也；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師友也。」「又豈知臣之與君，名異而實同耶？」視君臣實質無異。均為社稷，故曰同。 此論貌似大膽，實承先秦思想而來。昔晏子不死君難，謂：「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晏、孟均以民、社稷為先，按晏子之意，君不可凌駕於民，為治社稷而存也；臣非為祿而存，亦為養社稷也。若君不為社稷死，非其私暱，臣何須死之？宗羲之思想，與其出同一機杼。 君目臣為師友，早已有之。戰國時，騶子如燕，燕昭王請列弟子之座；費惠公師子思，友顏般。漢以降亦不乏，漢明帝以父禮事三老，以兄禮事五更。北周時，三老入門，皇帝迎拜，「三老升席，南面憑幾而坐，以師道自居。……皇帝跪設醬豆，親自袒割。三老食訖，皇帝又親跪授爵以酳」（《周書·於謹傳》）。迨及明清，皇權盛極，君臣愈懸。宗羲〈原臣〉舉帝師張居正之例，曰：「神宗之待張居正，其禮稍優，此於古之師傅，未能百一。當時論者駭然居正之受無人臣之禮。夫居正之罪，正坐不能以師傅自待，聽指使於僕妾，而責之反是，何也？是則耳目浸淫於流俗之所謂臣者以為鵠矣！」 中國人對「忠」之認識，與時變遷，吾儕當明其本義。春秋時，據《左傳·桓公六年》，季梁云：「上思利民，忠也。」《左傳·昭公元年》云：「臨患不忘國，忠也。」《左傳·僖公九年》云：「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論語》所謂「忠」，多非臣對君，如「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漢代《說文解字》曰：「忠，敬也。」「忠」，猶盡心誠意也，其對象甚廣。君對民盡心盡力，亦可謂忠也。後世則愈側重臣之忠。 孔孟之君臣觀，不獨重單方之盡心。《論語·八佾》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孔子又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言君當守君道，臣當守臣道，君亦有其嚴格規範。《孟子》云：「曰：臣弒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君失道，則不必目之為君。《孟子》又曰：「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後人苟熟讀之，深會之，定不致偏離甚遠，亦不致以宗羲之論為奇。而其可貴，正在繼前賢之精華，以淋漓直白之語，振聾發聵。守先不易，變世尤難，不思師古，遑論大業。 夫忠有真偽，儒有大小。儒家本為信仰，既信之，則應修心篤行。傳統中國素不乏勇士直臣，朱雲折檻，元達抱樹，海瑞市棺，皆先社稷而後上意也。傳統思想之主流，豈推易牙、豎刁之倫？倘逢亂世，楚材晉用乃常事，不宜一概目為失節。宗羲曰：「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原君〉）兩千年間，士人良莠不齊，吾儕亦當辨清於濁，毋以偏概全。 約言之，〈原君〉、〈原臣〉之要旨有二，一曰天下為主君為客，二曰君臣名異而實同。 （下期續）
文/清簫 清初學術有浙西、浙東兩大派，前文已論及顧炎武之著述，今期述浙東派之泰斗黃宗羲。 黃宗羲 黃宗羲，字太沖，號南雷，又號梨洲。明亡後，宗羲自發抗清，召里中子弟數百人，號世忠營。清廷累下捕檄，宗羲聞南明魯王在海上，赴之，授左副都御史。後海上傾覆，知復國無望，遂奉母返故里，傾力著述。 宗羲兼擅經史，而史學成就尤著，堪稱清代史學開山之祖。著《明儒學案》，述明代諸儒流派分合得失頗詳，乃中國學術思想史專著之始；又輯《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撰《明夷待訪錄》一卷。顧炎武閱之，擊節讚嘆，謂三代之治可復也。《明夷待訪錄》若沉寂百年之火種，乾隆間列為禁書，而復燃於近代，推進清末民主思想之興。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云：「真極大膽之創論也」，「於晚清思想之驟變，極有力焉。」 宗羲亦善天文，撰《大統法辨》、《西洋法假如》、《回回法假如》等。梅文鼎本周髀言天文，世人盛稱之，殊不知宗羲在其先。 康熙十七年，詔徵博學鴻儒，宗羲辭之。掌院學士葉方藹奉詔同徐元文監修《明史》，徵宗羲，督撫以禮聘之，又辭。宗羲熟稔明代掌故，雖絕意仕清，然亦志於存史，故於《明史》有間接之貢獻。朝廷詔浙撫鈔其關乎史事之書送入京，且史局大議必咨之。曆志出於吳任臣，總裁千里寄書，請宗羲審正而後定。宗羲謂《宋史》別立〈道學傳〉為元儒之陋，《明史》不當仍其例。朱彝尊亦持此論，湯斌以宗羲書示眾，乃去之。《明史》〈儒林傳〉亦多本於《明儒學案》。 其子黃百家與門人萬斯同均參與修史。斯同以白衣參史局，所以報故國也。後人若以變節苛責，則謬矣。宗羲為斯同《補歷代史表》作序曰： 「嗟乎！元之亡也，危素趨報恩寺，將入井中，僧大梓云：『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素是以不死。後修元史，不聞素有一詞之贊。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眾矣，顧獨藉一草野之萬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 晚明遺老之心態近乎危素，史家之所以不死，以存國史也。彼時最嫻於明史者，莫過於宗羲，而斯同乃其得意門生。宗羲之肩，豈不如負泰山乎？ 宗羲之文，非以文學成就為的，而尤重詳存史事。其《南雷文定》云：「余多敘事之文。嘗讀姚牧菴、元明善集，宋、元之興廢，有史書所未詳者，於此可考見。然牧菴、明善皆在廊廟，所載多戰功。余草野窮民，不得名公鉅卿之事以述之，所載多亡國之大夫。地位不同耳，其有裨於史事之缺文一也。」 非惟文為史，詩亦可補史之缺。宗羲〈萬履安先生詩序〉云： 「今之稱杜詩者，以為詩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者但見以史證詩，未聞以詩補史之闕，雖曰詩史，史固無藉乎詩也。」 桑海之交，讀忠臣之詩，其情之深、事之細、肺腑之戚、浩然正氣，非史書所能盡也。如文天祥、汪元量、黃道周、張煌言之詩，詎非史之補哉？〈萬履安先生詩序〉曰： 「逮夫流極之運，東觀蘭臺，但記事功，而天地之所以不毀，名教之所以僅存者，多在亡國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晞，史於是而亡矣。猶幸野制遙傳，苦語難銷，此耿耿者，明滅於爛紙昏墨之餘，九原可作，地起泥香，庸詎知史亡而後詩作乎？是故景炎、祥興，《宋史》且不為之立本紀，非指南、集杜，何由知閩、廣之興廢？非水雲之詩，何由知亡國之慘？非白石晞髮，何由知竺國之雙經？陳宜中之契闊，心史亮其苦心；黃東發之野死，寶幢志其處所，可不謂之詩史乎？元之亡也，渡海乞援之事，見於九靈之詩，而鐵崖之樂府，鶴年席帽之痛哭，猶然金版之出地也。皆非史之所能盡矣。明室之亡，分國鮫人，紀年鬼窟，較之前代干戈，久無條序。其從亡之士，章皇草澤之民，不無危苦之詞。以余所見者，石齋、次野、介子、霞舟、希聲、蒼水、密之十餘家，無關受命之筆，然故國之鏗爾，不可不謂之史也。」 又〈詩曆題辭〉云：「夫詩之道甚大，一人之性情，天下之治亂，皆所藏納。」 中國以詩證史之法延續千年，明末清初以還，該理論愈加豐富。錢謙益〈胡致果詩序〉謂：「人知夫子之刪《詩》，不知其為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為續《詩》。《詩》也，《書》也，《春秋》也，首尾為一書，離而三之者也。三代以降，史自史，詩自詩，而詩之義不能不本於史。曹之〈贈白馬〉，阮之〈詠懷〉，劉之〈扶風〉，張之〈七哀〉，千古之興亡升降，感歎悲憤，皆於詩發之。馴至於少陵，而詩中之史大備，天下稱之曰『詩史』。」《詩經》與《春秋》本為一體，三代以前，詩即國史；三代以下，史、詩雖分，然詩中自有興亡治亂，「詩史」至杜甫而大備。 以詩、文為史之觀，為浙東派之後繼者所襲。如全祖望以碑傳為史傳；章學誠《文史通義》謂：「傳狀誌述，一人之史也。」「《詩》類今之文選耳，而亦得與史相終始，何哉？士風殊異，人事興衰，紀傳所不及詳，編年所不能錄，而參互考驗。其合於是中者，如〈鴟梟〉之於〈金縢〉，〈乘舟〉之於《左傳》之類；其出於是外者，如〈七月〉追述周先，〈商頌〉兼及異代之類，豈非文章史事，固相終始者歟？」 以下敘宗羲之思想與治學精神。宗羲師承明末大儒劉宗周。《清史稿》謂：「宗羲之學，出於蕺山，聞誠意慎獨之說，縝密平實。嘗謂明人講學，襲語錄之糟粕，不以六經為根柢，束書而從事於游談。故問學者必先窮經，經術所以經世。不為迂儒，必兼讀史。讀史不多，無以證理之變化；多而不求於心，則為俗學。故上下古今，穿穴群言，自天官、地誌、九流百家之教，無不精研。」宗羲深諳束書游談之弊，以經世致用為志。讀史多與求於心，二者不可偏也。 客觀而不輕信，乃宗羲史學另一大精神。〈明名臣言行錄序〉曰： 「近時偽書流行，聊舉一二，如甲申之死，則雜以俘戮；逆閹之難，則雜以牖死；楊嗣昌喪師誤國，冬心詩頌其功勞；洪承疇結怨秦人，綏寇紀張其撻伐。高官美諡，子姓私加；野抄地誌，纖兒信筆。此錄出，庶幾收廓清之功矣。」 宗羲又考辨《實錄》與文集，選明文近千家，發掘其與《實錄》之異同。經史子集非互相割裂也，吾儕治史，亦可以私家文集為輔，考官家之可疑處。 其〈辯野史〉亦蘊求真精神：「近見王嶽《清流摘鏡》，謂李實睚眥於逆奄。先公實欲收逆奄之功，而不避形跡，則是獃人說夢矣。……逆奄之亂，去今五十餘年，耳目相接，其大者已牴牾如此。向後欲憑紙上之語，三寫成烏，豈復有實事哉？」時相去不遠，事已面目皆非，倘後人但憑紙上語，以訛傳訛，不啻遺害千年。 欲糾謬辨偽，無管窺蠡測之弊，所覽不可不博。博者，一曰博覽群書，二曰遍訪山川。宗羲〈談孺木墓表〉云：「夫作者無乘傳之求，州郡鮮上計之集，不通知一代盛衰之始終，徒據殘書數本，諛墓單辭，便思抑揚人物，是猶兩造不備而定爰書也。」現代人喜言捷徑，殊不知學術尤需慢功夫，今之不及古也正如是。 （下期續）
文/清簫 前文已概述清初學術，以下擇數賢之著述，詳論其價值。 顧炎武 亭林先生顧炎武，係反清志士，亦儒林翹楚也。錢穆〈顧亭林學述〉曰：「清初學風，乃自性理轉向經史。顧、黃兩家，為其代表。」浙西派宗顧炎武，浙東派宗黃宗羲。章學誠《文史通義》謂：「世推顧亭林氏為開國儒宗」。王國維〈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謂：「國初之學創於亭林」。 亭林於學術之功，首在下啟百年新風與門徑。清代樸學之盛肇自亭林，其重實證、摒空談之學風，及明流變、善歸納、躬考察之方法，皆為乾嘉學者所汲取。 顧氏親歷亡國，痛定思痛，主經世致用，重國計民生。《清史稿·顧炎武傳》云： 「炎武之學，大抵主於歛華就實。凡國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儀象、河漕兵農之屬，莫不窮原究委，考正得失，撰《天下郡國利病書》百二十卷；別有《肇域志》一編，則考索之餘，合圖經而成者。」 又曰：「《日知錄》三十卷，尤為精詣之書，蓋積三十餘年而後成。其論治綜覈名實，於禮教尤兢兢。謂風俗衰，廉恥之防潰，由無禮以權之，常欲以古制率天下。」 包世臣《藝舟雙楫》謂：「言學者必首推亭林，亭林書必首推《日知錄》。」《日知錄》本為讀書札記，然於治國亦甚有裨益，可謂清初學界之「資治通鑑」也。潘耒〈日知錄序〉曰： 「學者將以明體適用也，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其得失之故，而斷之於心，筆之於書，朝章國典，民風土俗，元元本本，無不洞悉。其術足以匡時，其言足以救世，是謂通儒之學。」 亭林論治道，常詳舉史實，見解鞭辟入裡。如《日知錄》論州縣賦稅： 「《太祖實錄》：洪武八年三月，『平陽府言：所屬蒲、解二州距府闊遠，乞以直隸山西行省為便。未許。』至天啟四年，巡按山西李日宣請以二州十縣分立河中府，治運城，以運使兼知府事，運同兼清軍，運副兼管糧，運判兼理刑。事下戶部，戶部下山西，山西下河東，河東下平陽府議之，竟寢不行。此所謂欲製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也。且商、雒之於關內，陳、許之於大梁，德、棣之於濟南，潁、亳之於鳳陽，自古不相統屬。去府既遠，更添司道。於是有一府之地而四五其司道者，官愈多而民愈擾，職此之由矣。」 亭林深惡官多民擾，倡精簡機構，《日知錄·醫師》亦曰：「官多則亂，將多則敗。」《日知錄·省官》云：「今也文書日以繁，獄訟日以多，而為之上者主於裁省，則天下之事必將叢脞而不勝。不勝之極，必復增官，而事不可為矣。晉荀勖之論，以為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真可謂探本之言也。清心省事，蕭規曹隨，治大國豈不若烹小鮮乎？ 論政事者，當能見其大，探其根，溯其制度之弊病，而不囿於一時一事。 如〈鄉亭之職〉謂：「故自古及今，小官多者其世盛，大官多者其世衰。興亡之塗，罔不由此。」亭林尤重鄉以下之治，推崇三代之制，曰：「高帝紀：『二年二月，令舉民年五十以上，有修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復勿繇戍。』此其制不始於秦漢也。自諸侯兼併之始，而管仲、蒍敖、子產之倫，所以治其國者莫不皆然。而周禮地官，自州長以下，有黨正、族師、閭胥、比長。自縣正以下，有鄙師、酇長、里宰、鄰長。則三代明王之治，亦不越乎此也。夫惟於一鄉之中，官之備而法之詳，然後天下之治，若網之在綱，有條而不紊。至於今日，一切蕩然無有存者。且守令之不足任也，而多設之監司。監司之又不足任也，而重立之牧伯。積尊累重，以居乎其上，而下無與分其職者。雖得公廉勤幹之吏，猶不能以為治，而況託之非人者乎？」善哉斯言！ 亭林亦崇唐制，謂府不宜多。《日知錄·府》云：「竊以為宜仍唐制，凡郡之連城數十者，析而二之三之，而以州統縣，惟京都乃稱府焉，豈不畫一而易遵乎？」 亭林反集權在上，是若釜底抽薪也。《日知錄·守令》云：「以天下之權，寄之天下之人。」「後世有不善治者出焉，盡天下一切之權而收之在上。」又〈郡縣論〉曰：「郡縣之失，其專在上。」「古之聖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國。今之君人者，盡四海之內為我郡縣，猶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條文簿日多於一日，而又設之監司，設之督撫。」（《亭林文集》） 至於輿論監督，亭林亦有明見，《日知錄·清議》云： 「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儆於有位矣，而又為之立閭師，設鄉校，存清議於州里，以佐刑罰之窮。……天下風俗最壞之地，清議尚存，猶足以維持一二。至於清議亡，而干戈至矣。」 古之清議，出自鄉校。國家雖腐，風俗敗壞，倘清議猶存，尚能殘喘；苟清議無存，真岌岌矣。此理迄今猶不過時，觀中共國之亂象，可知矣。 《日知錄》尤重世風。潘耒〈序〉謂：「至於歎禮教之衰遲，傷風俗之頹敗，則古稱先，規切時弊，尤為深切著明。」 此書不啻言歷史、政治、社會，抑涉經學、理學、藝文、佛教、天象、術數、地理、外國。然博聞非該書之要旨也。潘耒〈序〉曰：「尤留心當世之故，實錄奏報，手自抄節，經世要務，一一講求。……事關民生國命者，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異日有整頓民物之責者，讀是書而憬然覺悟，採用其說，見諸施行，於世道人心，實非小補。如第以考據之精詳、文辭之博辨，歎服而稱述焉，則非先生所以著此書之意也。」要之，旨在救世雲爾，不啻救一時一世，當於千百年後猶有益焉。 訖於乾嘉，學者雖欽亭林，而重心變矣，四庫館臣謂不當盛稱其經濟而以考據精詳為末。竊謂固當兼顧考據經世，然一時代有一時代之學術，國若累卵，喪亂之餘，烏能不辨輕重？洎乎清末，時人果復關注亭林之經世。於考據、文辭用力，悉筌也，非魚也。製筌而不用諸魚，無異於買櫝還珠。 雖然，敝筌何以得魚耶？故經世之著不可不工於研究。茲舉亭林之研究法，如下： 一曰實地考察。亭林「游歷所至，以騾馬載書自隨，凡西北阨塞，東南海陬，必呼老兵退卒詢其曲折，與平日所聞不合，即發書檢勘。」（支偉成《清代樸學大師列傳》）此讀萬卷書與行萬里路相濟也。鐘鼎碑碣，皆可以與經史互校，亭林〈金石文字記序〉曰：「其事多與史書相證明，可以闡幽表微，補闕正誤。」此乃以金石考證之法。《清代樸學大師列傳》云：「荒山頹址，遇有古碑遺蹟，必披蓁菅，拭斑蘚讀之，手錄其要以歸。……每有歐趙洪王所不及者。」治史者不可輕覷金石，考金石者當有此恆心。 二曰論必舉證，且證不孤。梁任公《清代學術概論》曰：「論一事必舉證，尤不以孤證自足，必取之甚博，證備然後自表其所信。」茲引亭林《日知錄》一例，以觀其何以論證： 「《東觀餘論》引晉武帝、王右軍、陶隱居帖，及謝宣城傳，謂：『凡言信者，皆謂使人。』楊用修又引古樂府『有信數寄書，無信長相憶』為證，良是。然此語起於東漢以下，楊太尉夫人袁氏〈答曹公卞夫人書〉云：『輒付往信。』古詩〈為焦仲卿妻作〉：『自可斷來信，徐徐更謂之。』魏杜摯〈贈毌丘儉詩〉：『聞有韓眾藥，信來給一丸。』以使人為信，始見於此。若古人所謂信者，乃符驗之別名。《墨子》：『大將使人行，守操信符。』《史記·刺客傳》：『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漢書·石顯傳》：『迺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西域傳〉：『匈奴使持單於一信到國，國傳送食。』《後漢書·齊武王傳》：『得司徒劉公一信，願先下。』《周禮·掌節》註：『節猶信也。』行者所執之信，此如今人言『印信』、『信牌』之『信』，不得謂為使人也。故梁武帝賜到溉〈連珠〉曰：『研磨墨以騰文，筆飛豪以書信。』而今人遂有書信之名。」 後之乾嘉學者，其訓詁亦採此博證之法。吾儕亦當習之。 （下期續）
文/清簫 或謂：清代乃中國「文藝復興」之時代。此說未必允當，然有清一代，學術成就信然大放異彩。《清史稿·藝文志》曰：「經籍既盛，學術斯昌，文治之隆，漢、唐以來所未逮也。」又〈文苑傳〉云：「清代學術，超漢越宋。論者至欲特立『清學』之名，而文學並重，亦足於漢、唐、宋、明以外別樹一宗。」竊謂「超漢越宋」猶待商榷，而清學確能獨樹一宗。 洎乎晚季，歐艦叩關，西風東漸，若巨濤駭浪，人人無可遁避；舊學新知，猝然交融取捨，亦漢、唐以來所未有也。傳統與西學之關係，非相牴也；近人之歐化，實本於儒家思想。舊學之根柢，開放之胸懷，二者缺一不可，觀王韜、薛福成、康有為諸賢，可知矣。是以清末諸儒之著，亦有可觀者也。 清軍入關以後二百六十餘年間，儒林可觀之書浩繁無垠，吾人何由研治？必先知其綱要脈絡。王國維謂清代學術凡三變，見於〈沈乙庵先生七十壽序〉： 「我朝三百年間，學術三變：國初一變也，乾嘉一變也，道咸以降一變也。順康之世，天造草昧，學者多勝國遺老，離喪亂之後，志在經世，故多為致用之學，求之經史，得其本原，一掃明代苟且破碎之習，而實學以興。雍乾以後，紀綱既張，天下大定，士大夫得肆意稽古，不復視為經世之具，而經、史、小學專門之業興焉。道咸以降，途轍稍變，言經者及今文，考史者兼遼、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務為前人所不為。雖承乾嘉專門之學，然亦逆睹世變，有國初諸老經世之志。故國初之學大，乾嘉之學精，道咸以降之學新。」 順康之世乃清學之第一期，猶梁任公所謂「啟蒙期」也。明季遺老抱冠帶沉淪之隱，省王學末流之弊，志在經世致用，重在國計民生。《易經》曰：「窮則變，變則通」。蓋宋明心學向內窮極，遂須向外尋求新途。國何以亡，是亦遺老所探究者也。 乾嘉之世乃第二期，猶梁任公所謂「全盛期」也。天下承平日久，學者經世之志遂淡，專精於經史小學，旁及音韻、天算、地理、金石、校勘等。其治學方法為「實事求是」、「無徵不信」（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清初，漢學、宋學尚未水火不容；漢宋之爭，至乾嘉而愈烈。戴震、段玉裁、王念孫之輩不喜宋學，其志不在經世致用，為考據而考據爾。錢穆《國史大綱》謂彼時學術文化，漸與政治事業脫節。故乾嘉之學精而非大。 道咸以下乃第三期，猶梁任公所謂「蛻分期」與「衰落期」也。是時國勢衰頹，魏源、龔自珍之輩主求微言大義，以變乾嘉訓詁考據之風。雖復經世致用之志，然與清初迥異矣。晚清公羊今文學派，以舊瓶盛新酒，如康有為藉經學以倡變法。雖為救國，然亦有牽強之論。此時期之史學甚可稱道，如《海國圖志》、《瀛環志略》，開著述世界史地之先河。 以下詳論三期之學術，提煉清儒之得失。 清初 明末學術凋敝，心學風靡一時。陽明乃百年難遇之聖哲，然王學之流弊亦甚，學者或僅談性，求頓悟；或以謬論標新立異。此非陽明之過。舉凡學說，盛久必衰，或偏離遠矣，或因時取棄。《清史稿·儒林傳》謂：「終明之世，學案百出，而經訓家法，寂然無聞。揆之周禮，有師無儒，空疏甚矣。……清興，崇宋學之性道，而以漢儒經義實之。」清儒矯前明空疏之病，其藥方可以一「實」字蔽之。 經史之考據訓詁乃清代學術之主流，此風肇始於國初顧炎武、閻若璩、胡渭諸儒。清初學者，以地域分，北有孫奇逢、李顒、顏元，南有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浙西宗顧炎武，浙東宗黃宗羲。若以術業分，則如下： 經學與哲學： 顧炎武、閻若璩、胡渭經學成就斐然。炎武大倡「捨經學無理學」，「教學者脫宋明儒羈勒，直接反求之於古經」；若璩「喚起『求真』觀念」，善考證，辨《古文尚書》之偽；胡渭攻「河洛」，「掃架空說之根據」，「於是清學之規模立焉。」（梁啟超《清代學術概論》）又《清史稿》云：「閻若璩、胡渭等，卓然不惑，求是辨誣。」 閻若璩已近漢學，而非清代漢學之揭旗人。揭漢學旗幟者，惠棟也。其著述極富，多前人所未及道者，撰《九經古義》、《周易述》、《周易本義辨證》等，於《易經》尤精。然惠棟非第一時期之學者，其父士奇係清初至乾嘉過渡之關鍵人，抑吳派經學先驅也。蓋清前期漢學興起之過程，乃惠士奇開之，而惠棟揚之。 另有一派較保守溫和，以孫奇逢為主。奇逢宗陽明，後以程朱之學調和，不立門戶。著《理學傳心纂要》，錄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朱子、陸九淵、薛瑄、王守仁 、羅洪先、顧憲成。梁任公雲，啟蒙期之復古，可謂由明以復於宋，而漸復於漢唐。 顏元尤尚實踐，以空談為恥，主躬行，著《存學》、《存性》、《存治》、《存人》。此派以為學問不當求諸書冊，惟應求諸日常行事。 李顒與孫奇逢、黃宗羲鼎足稱三大儒。康熙十八年，清廷薦舉，顒稱疾篤，絕食拒仕。康熙四十二年，聖祖召顒見，顒遣子以所著《四書反身錄》、《二曲集》奏進。聖祖特賜御書「操志高潔」。顒曰：「孔、曾、思、孟，立言垂訓，以成四書，蓋欲學者體諸身，見諸行。充之為天德，達之為王道，有體有用，有補於世。否則假途干進，於世無補，夫豈聖賢立言之初心，國家期望之本意耶？」（《清史稿·李顒傳》）明清之際學者多持經世致用、實踐躬行之觀，此本儒家之宗旨也。 史學： 黃宗羲、萬斯同乃清初史學巨擘。宗羲《明夷待訪錄》，於中國近代民主思想之興頗有助力。斯同以布衣參史局，《明史》前期之功，首推斯同。顧炎武《日知錄》析治亂興衰之因，亦可歸類於史學。又王夫之《讀通鑑論》，探秦至五代盛衰之教訓。學術思想史方面，宗羲撰《明儒學案》，晚年輯《宋元學案》，惜乎未竟而卒。後全祖望博採群書，為之補輯。地理方面，顧祖禹撰《讀史方輿紀要》，凡職方、廣輿諸書，訛謬之處，皆為糾正。 小學： 章太炎《國學概論》謂：「清代小學一門，大放異彩。」國初之成果，有顧炎武《音學五書》、方以智《通雅》、黃生《字詁》、吳穎芳《說文解字理董》等。《音學五書》曰：「記曰：聲成文，謂之音。夫有文，斯有音。比音而為詩，詩成然後被之樂，此皆出於天而非人之所能為也。」顧氏以聲音為文字、文學之本原，此音韻學之關鍵也。又黃氏《字詁》「因音求義」，乃訓詁之要徑。 文學： 《清史稿·文苑傳》云：「清運既興，文氣亦隨之而一振。」魏禧、侯方域、汪琬開文章風氣之先。方苞乃桐城派之宗主，善古文，嚴於義法，主文學經世。 評點學盛於明清，金聖歎以評點蓋世，著《左傳釋》、《天下才子必讀書》。又黃宗羲撰《明文授讀》，儲欣撰《唐宋八大家類選》，悉為清初古文評點學佳著。 清初詩話富學術價值。吳喬詩論，可謂袁枚性靈說之先聲也，其《圍爐詩話》與賀裳《載酒園詩話》、馮班《鈍吟雜錄》並為談詩三絕。葉燮《原詩》，見解獨到，發前人未及之論。漁洋山人王士禎，康熙間詩壇之領袖也，倡神韻說，撰《帶經堂詩話》。 清初詞學亦開新氣象，復得詞之美感特質。徐珂《清代詞學概論》曰：「清初之詞，最著者為朱竹垞、陳其年。」「論詞者，自明之末造以迄清之中葉，輒推臥子第一，容若次之，竹垞、其年、樊榭猶不得為上乘也。」陳子龍（臥子）係明末抗清英雄，其詞婉麗而有氣節。納蘭容若雖為旗人，而詞不遜漢人，王國維謂之「北宋以來，一人而已」（《人間詞話》）。朱彝尊（竹垞）開浙西派，其詞貴在情深，「高秀超詣，綿密精美，其蔽為餖飣」（《清代詞學概論》）。陳維崧（其年）開陽羨派，「詞至千八百首之多，尤前此未有也」（《清史稿》），惜乎貌豪放而欠沉鬱。 自然科學： 晚明已引入西方科學，易代之際亦不乏研究。方以智，明末清初之通才，《清史稿》云：「自天文、輿地、禮樂、律數、聲音、文字、書畫、醫藥、技勇之屬，皆能考其源流，析其旨趣。」所著《物理小識》可謂百科全書也，多真知灼見。其〈自序〉曰： 「寂感之蘊，深究其所自來，是曰通幾；物有其故，實考究之，大而元會，小而草木螽蠕，類其性情，徵其好惡，推其常變，是曰質測。」 方氏揭櫫通幾、質測兩大研究方法。質測者，考察事物之特性而究其變化之理也。 《物理小識》又謂地球為圓：「地體實圜，在天之中。……地形如胡桃肉。」 且載金星、水星繞太陽而行： 「西國近以望遠鏡測太白，則有時晦，有時光滿，有時為上下弦，計太白附日而行，遠時僅得象限之半，與月異理。……辰星體小，去日更近，難見其晦明，而其運行，不異太白，度亦與之同理。」 方氏治學嚴謹，不盲從，以光肥影瘦之論，破太陽大於地球百十六餘倍之疑。《物理小識》云： 「利瑪竇曰：地周九萬里，徑二萬八千六百六十六里零三十六丈，日徑大於地一百六十五倍又八分之三。……愚者曰：前言日輪之大倍於離地之空，此算日離地三倍，足以破之矣。……皆因西學不一家，各以術取捷算，於理尚膜，詎可據乎？細考則以圭角長直線夾地於中，而取日影之盡處，故日大如此耳。不知日光常肥，地影自瘦，不可以圭角直線取也。何也？物為形礙，其影易盡。聲與光常溢於物之數，聲不可見矣，光可見，測而測不準也。屋漏小罅，日影如盤。嘗以紙徵之，刺一小孔，使日穿照一石，適如其分也。手漸移而高，光漸大於石矣。刺四、五穴，就地照之，四、五各為光影也。手漸移而高，光合為一，而四、五穴之影不可復得矣。光常肥而影瘦也。」 小結 以上所舉，不乏反清志士、布衣學者、山林遺逸，未遑述及官方學術。茲且論個人領域，要之，所貴者在實用、實踐、考證，能著眼於大處，亦於細處求真。此時期學者喜言成敗經世，至乾嘉而愈近學究；於宋學猶能因襲，惜乎後世正統派棄之若敝屣矣。
文/清簫 前兩期已講解況周頤的四首詞。本期先講最為王國維所欣賞的兩闋詞。 王氏《人間詞話·附錄》云：「蕙風〈洞仙歌〉秋日遊某氏園及〈蘇武慢〉寒夜聞角二闋，境似清真。集中他作，不能過之。」 先來讀況氏〈蘇武慢〉： 蘇武慢 寒夜聞角 愁入雲遙，寒禁霜重，紅燭淚深人倦。情高轉抑，思往難回，淒咽不成清變。風際斷時，迢遞天涯，但聞更點。枉教人回首，少年絲竹，玉容歌管。 憑作出、百緒淒涼，淒涼惟有，花冷月閒庭院。珠簾繡幕，可有人聽？聽也可曾腸斷？除卻塞鴻，遮莫城烏，替人驚慣。料南枝明日，應減紅香一半。 該詞作於1889年，亦得王鵬運讚賞。況周頤《蕙風詞話》對該詞有一段自評： 「余少作〈蘇武慢·寒夜聞角〉云：『憑作出、百緒淒涼，淒涼唯有，花冷月閒庭院。珠簾繡幕，可有人聽？聽也可曾腸斷？』半塘翁最為擊節。比閱《方壺詞〈點絳脣〉》云：『曉角霜天，畫簾卻是春天氣。』意與余詞略同。余詞特婉至耳。」 「半塘翁」即王鵬運，「方壺」即汪莘。況周頤這闋〈蘇武慢〉與汪莘「曉角霜天，畫簾卻是春天氣」意略同，而風格更婉。 葉恭綽《廣篋中詞》也有評語：「『珠簾繡幕』三句，乃夔翁所最得意之筆。」 下面詳細賞析這首詞好在哪裡。 況周頤家鄉在廣西臨桂，1885年到四川遊歷，1888年北上入京。1889年，擔任內閣中書。作此詞時，他正在遠離故鄉的北京，寒夜聽聞淒涼角聲，更加重思鄉之情。開頭便直接點出「愁」字，並化無形為有形，那愁情深入雲霄，望不到盡頭。詞人之愁穿過層雲，也許最終落在南方的故鄉。「紅燭淚深」也寫得很妙，燭淚深意味著夜已深。「愁入雲遙，寒禁霜重，紅燭淚深人倦」，從天上到地上，再從室外到室內，緊扣題目中的「寒夜」。 題目又說「聞角」，那角聲由高昂轉向低沉，彷彿吹角人和自己一樣，思緒難以收回，再也吹不出高昂的聲音。不知那吹角人是否也在思念故鄉？之後角聲又變得淒咽，似乎泣不成聲。「清變」的「變」指變聲，即變宮、變徵。變徵是高而悲壯的調，比如歷史上為荊軻送行時，在易水邊，荊軻唱的歌就是變徵之聲，《史記》曰：「高漸離擊築，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 最後，角聲徹底在風中停止，如天涯般遙遠的地方又傳來打更聲，更顯得寂靜淒涼。況周頤回憶起，年少時有歡樂的音樂與美人相伴，透過今昔對比，反襯今夜之孤寂。「枉」字用得好，縱回憶也無益，不能改變現實分毫。 換頭的要求是承上啟下，詞人繼續寫角聲，儘管角聲表達出「百緒淒涼」，然而相比之下，真正淒涼的只有「花冷月閒庭院」。我曾提及，填詞之句法有層深句和翻轉句，若一直只寫一層，便嫌單薄，可以更進一層或撇去一層。角聲已足以使人愁苦，但冷清的庭院更令人傷心，為何？因為看到庭院，就會想起家中的妻子在孤零零地等待丈夫。 「珠簾繡幕」指閨中少婦的住所。「珠簾」往往給人一種聯想，即男女離別相思。李白〈怨情〉詩曰：「美人捲珠簾，深坐顰蛾眉。」女子捲起珠簾，是為瞭望向離人遠去的方向和可能歸來的方向，期盼離人早日還鄉。在這闋詞中，「珠簾繡幕」指況周頤的愛妻嗎？他不明說，而是以兩個問句留白：「可有人聽？聽也可曾腸斷？」他不僅寫自己聞角的感受，也想像閨中女子聞角的感受，軍隊號角聲很容易使她們加倍思念徵人，如果聽到，大概也會腸斷。身在故鄉的愛妻雖聽不到角聲，但或許此刻也在牽掛自己。此種寫法近似東坡〈少年遊〉，設想妻子思己，實為作者思歸。 讀到這裡，如果你是作者，接下來會怎樣寫？填詞注重轉，不轉則無味。劉熙載《藝概》謂：「一轉一深，一深一妙，此騷人三昧，倚聲家得之，便自超出常境。」況周頤此詞，從角聲轉到庭院，從庭院轉到閨中少婦，不單寫自己聞角、設想他人聞角，還設想邊塞的鴻雁與城裡的烏鴉聞角。「塞鴻」、「城烏」也在聽聞角聲後驚怕，已經習以為常。「除卻塞鴻，遮莫城烏，替人驚慣」化自溫庭筠〈更漏子〉：「驚塞雁，起城烏，畫屏金鷓鴣。」鴻雁、烏鴉受驚，妻子或許也因思念而難寐。 結拍又從鳥轉到花：「料南枝明日，應減紅香一半。」亦為設想。淒涼的角聲驚起枝上的烏鴉，明日再看南枝，恐怕紅花將減少一半。紅花消瘦，暗喻妻子因愁思而憔悴。雖字面無人，而深寓關愛。 全詞不離「寒夜聞角」四字，很大篇幅圍繞角聲，但讀起來不乏味。這是因為寫聲、寫景富於變化，今昔對比，虛實相濟；且含蓄婉轉，不盡之意寓於言外。 況氏《蕙風詞話》有一經驗，亦值得學填詞者借鑑： 「吾蒼茫獨立於寂寞無人之區，忽有匪夷所思之一念，自沉冥杳靄中來，吾於是乎有詞。洎吾詞成，則於頃者之一念若相屬若不相屬也。而此一念，方緜邈引演於吾詞之外，而吾詞不能殫陳，斯為不盡之妙。非有意為是不盡，如書家所云無垂不縮，無往不復也。」 況氏將書法「無垂不縮，無往不復」的原則融入詞學，簡言之，填詞要留白，用縮筆，知停頓，為讀者留下想像空間。應有迷離之妙，而不同於晦澀。至於分寸如何掌握，好比在垂與縮之間尋找恰到好處的點，很難用理論概括，填詞、書法都需要多悟、多練。 不過我們可以總結一些寫法，如一首詞不宜全用直筆，應有側面、反面；又如上片歇拍與下片結拍應記得收，似盡而不盡。有時直抒情不如以景結，如李重元「欲黃昏。雨打梨花深閉門」、辛棄疾「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姜夔「西山外，晚來還捲，一簾秋霽」等，均是以景結的佳句。 下面講況周頤〈洞仙歌〉。全詞為： 洞仙歌 秋日獨遊某氏園 一曏閒緣借，便意行散緩，消愁聊且。有花迎徑曲，鳥呼林罅，秋光取次披圖畫。恣遠眺，登臨臺與榭，堪瀟灑。奈脈斷征鴻，幽恨翻縈惹。 忍把、鬢絲影裏，袖淚寒邊，露草煙蕪，付與杜牧狂吟，誤作少年遊冶。殘蟬肯共傷心話。問幾見，斜陽疏柳掛？誰慰藉？到重陽，插菊攜萸事真假。酒更貰，更有約東籬下。怕蹉跎霜訊，夢沈人悄西風乍。 此詞作於1916年，中華民國已建立。1916年至1917年發生府院之爭，總統黎元洪與總理段祺瑞相爭，黎元洪邀請安徽督軍張勳入京調停。張勳仍忠於清室，其部下兵將不剪辮子，被稱為「辮子軍」。張勳北上後，脅迫黎元洪解散國會，擁護清朝末代皇帝溥儀復位。但此次復辟只是曇花一現，段祺瑞出兵討伐張勳，段軍於1917年7月12日進京，張勳逃遁，溥儀再次退位。這就是著名的「張勳復辟」事件。況周頤寫這闋〈洞仙歌〉時，復辟尚處於密謀期，他既期待復辟成功，又對成功的機率感到擔憂。「斜陽疏柳掛」、「怕蹉跎霜訊，夢沈人悄西風乍」均體現他的這種心情。 第一期曾提到，清亡後，況周頤甘願為遺老，懷戀前朝。他搬遷至上海，生活艱苦，卻堅持不出仕。民初有不少學問淵博的知識分子順應時代，入職民國政府或在學校任教；況周頤曾在清朝做官、講學，其才華不局限於詞學，完全有能力在新時代謀得一官半職或重新教書，但他沒有這樣做。他心中有深深的亡國之痛，其晚年的情感近於南宋、明朝遺民的心態，不同的是，他效忠的並非漢人政權。在這首詞中，他登高遠眺，心情是非常複雜的——有鄉愁；有孤寂；有亡國之哀；有飄零落拓之感慨；隱約預感復辟不成，卻依然抱有一線希望。 他說：「奈脈斷征鴻，幽恨翻縈惹。」鴻雁這一意象常用於寄託對親人、故鄉的思念，因為雁可以傳書信。當鴻雁遠去，消失在看不見的天際，人會有無法寄出思念之意的失落感。晏幾道〈蝶戀花〉云：「浮雁沉魚，終了無憑據。」李清照〈念奴嬌〉云：「征鴻過盡，萬千心事難寄。」縱然能寄，愁能消否？況周頤一生輾轉多地，清亡後，更覺無處為家。他1911年跑到上海時很倉促，那年辛亥革命爆發，他的前上司端方為革命軍所殺，況周頤想必也意識到自己不得不移居到更安全的地方。而今重陽節又至，「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怎不想念家鄉故國？ 他又道：「忍把、鬢絲影裏，袖淚寒邊，露草煙蕪，付與杜牧狂吟，誤作少年遊冶。」況周頤和杜牧很像，均放蕩不羈，王鵬運稱況周頤為「目空一切況舍人」。況、杜二人亦都是一生飄零、仕途失意的曠世奇才，其官職皆不足以滿足雄心壯志。杜牧晚年作〈題禪院〉，曰：「觥船一棹百分空，十歲青春不負公。今日鬢絲禪榻畔，茶煙輕颺落花風。」年輕時放浪，以酒為伴；暮年兩鬢斑白，以茶代酒，不復少年狂放。倘若年輕時能施展抱負，何必「落魄江南載酒行」？而今年老體衰，不僅暢飲美酒成了幻想，壯志也更難酬了。況周頤晚年的無奈與杜牧相似，不過還多了一層易代滄桑之感。詞中有「露草煙蕪」之景，使人聯想到改朝換代，昔日宮殿雜草叢生，如朱敬則〈陳後主論〉云：「龍盤虎踞之地，露草霑衣。」 「殘蟬肯共傷心話。問幾見，斜陽疏柳掛？」可見詞人當時之孤獨，以及料想到復辟成事之難。殘蟬即秋蟬，秋季是蟬的暮年。王沂孫〈齊天樂〉以詠蟬隱寓亡國遺民對故國的追憶與南宋復國無望，其中寫道：「病翼驚秋，枯形閱世，消得斜陽幾度？」病蟬已閱盡世事變遷，還能承受多少次夕陽西下？況周頤此詞與王沂孫有相近的情感。 以上就是況周頤兩首深得王國維欣賞的詞。限於篇幅，下面簡單講幾首況氏1911年以後作的詞。 他有不少詞反映時事，如這闋〈減字浣溪沙〉： 減字浣溪沙 舜水祠堂璨雪霞。廣平鐵石賦梅花。葛薇身世一枯槎。 紅樹仙源仍世外，綵旛春色換鄰家。過牆蜂蝶近紛拏。 況周頤於民國四年五月填了九首詠櫻花的〈減字浣溪沙〉，以上是第六首。 「紅樹仙源」指日本。清末民初，無論是革命黨，還是清朝遺民，都將日本視為避居之地。辛亥革命後，擁護清室的中國人如蜂蝶般遷至日本，例如升允，可謂是大清最後的忠臣之一。「葛薇」出自伯夷、叔齊的典故，《史記》稱：「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採薇而食之。」《韓子通解》曰：「伯夷哀天下之偷且以強，則服食其葛薇，逃山而死。」 況周頤觀賞過梅蘭芳的京劇《嫦娥奔月》，並寫下觀後感〈滿路花〉： 滿路花 蟲邊安枕簟，雁外夢山河。不成雙淚落、為聞歌。浮生何益，盡意付消磨。見說寰中秀，曼睩修蛾。舊家風度無過。 鳳城絲管，回首惜銅駝。看花餘老眼、重摩挲。香塵人海，唱徹定風波。點鬢霜如雨，未比愁多。問天還問嫦娥。 此詞從戲內寫到戲外，想到現實中經歷亡國的自己，不禁問上天與嫦娥。 壯志未酬，大清覆滅，況周頤難以接受時代的巨變，渴望夢見舊時山河；並感慨自己此生有何用，心中有萬千愁緒，於是聊且以聽歌消磨時間。道出看戲的背景與原因後，讚美表演之精彩：「見說寰中秀，曼睩修蛾。舊家風度無過。」 隨後他又回到現實，「鳳城絲管，回首惜銅駝」，懷念故國並感嘆易代。「鳳城」指京城；「銅駝」象徵繁華，有亡國之意。晉朝洛陽有銅駝街，冠蓋雲集。《晉書》記載，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 況周頤又想到自己眼花鬢白，想問這一切都是為甚麼。全詞至此戛然而止，無盡言語，俱融入兩個「問」字。 類似的問題，王國維也問過：「天以百凶成就一詞人，果何為哉！」（《人間詞話·附錄》） 1926年，詞學大師況周頤離開了這個似乎不屬於他的時代。至於如何評其政治立場，見仁見智。不過，其著作確實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價值。
文/清簫 本期繼續講解晚清詞學家況周頤的詞。關於況氏的生平，諸位可參看上期內容。 此前已講況周頤所作〈唐多令〉和〈摸魚兒〉，二詞均與中日甲午戰爭有關。以下講解作於甲午戰爭末期的一闋詞——〈水龍吟〉。 水龍吟 雪中過了花朝，憑誰問訊春來未。斜陽斂盡，層陰慘結，暮笳聲裏。九十韶光，無端輕付，玉龍遊戲。向危闌獨立，綈袍冰透，休道是，傷春淚。 聞說東皇瘦損，算春人、也應憔悴。凍雲休捲，晚來怕見，欃槍東指。嘶騎還驕，棲雅難穩，白茫茫地。正酒香羔熟，玉關消息，說將軍醉。 此詞作於1895年二月十八日，不久前清軍接連戰敗。1894年九月，中國海軍與日本海軍於大東溝激戰，清軍五艦沉沒，日軍四艦受創。同月，日軍渡鴨綠江。十月丁卯，日軍襲擊旅順船塢，後來旅順失守。次年正月，日軍進攻威海，清軍又敗。據《清史稿·李鴻章傳》，短短半年，「初敗於牙山，繼敗於平壤，日本乘勝內侵，連陷九連、鳳凰諸城，大連、旅順相繼失。復據威海衛、劉公島，奪我兵艦，海軍覆喪殆盡。」慈禧太后的「後黨」及李鴻章等主和派大臣一直未有戰到底的決心，加之慘敗且損失慘重，於是清廷授李鴻章為頭等全權大臣，赴日本議和。 了解當時的背景後，諸位再讀這首詞，應該不難理解況周頤的心情。我們先看開頭：「雪中過了花朝，憑誰問訊春來未」。寫作之時，剛過了花朝節，花朝在二月十五日，這天是百花生日。然而春天好像還沒到來，大雪紛飛，與期待的景象形成對比。春訊暗喻打勝仗的喜訊，清軍連敗，正如杳無春訊。看到的是「斜陽斂盡，層陰慘結」的景色，聽到的是淒涼的笳聲，視覺和聽覺皆籠罩於昏暗慘淡中。 「九十韶光，無端輕付，玉龍遊戲」寫得很妙。「九十韶光」即春光，因春季一共九十天，故稱。此三句是要表達：可惜春光在寒雪中流逝，美好的時光在戰爭中消耗。「玉龍」雙關，既形容下雪，亦可比喻劍和戰爭。諸位不妨回顧唐宋詩中的「玉龍」，都有哪些詩句？呂洞賓〈劍畫此詩於襄陽雪中〉寫道：「峴山一夜玉龍寒，鳳林千樹梨花老。」這裡「玉龍」是描寫雪景。張元也有一首寫雪的詩：「戰退玉龍三百萬，敗鱗殘甲滿空飛。」雪花紛紛飄落，就像天兵天將打敗白龍後，白龍身上無數鱗片從天上掉落。「玉龍」還能給讀者一種提劍殺敵報國的聯想，李賀〈雁門太守行〉曰：「報君黃金臺上意，提攜玉龍為君死。」此詩中的「玉龍」指寶劍。現在我們回到「玉龍遊戲」這句，表面上是寫大雪飛舞嬉戲，實則蘊含豐富的言外之意：多少將士在戰場上捐軀，一旦慘敗，意味著他們的付出徒勞無功。「遊戲」二字用得好，清政府之輕率與腐敗不言而喻。 我們接著往下讀：「向危闌獨立，綈袍冰透，休道是，傷春淚。」況周頤獨自憑欄，濕透衣服的何止飛雪，還有自己悲傷的淚。而這淚，豈是為傷春小事而流！每一滴皆飽含對國事的傷感。 換頭處寫道：「聞說東皇瘦損，算春人、也應憔悴」。東皇即春神，此處暗指光緒帝；春人暗指百姓。此句言君民上下俱因甲午戰爭而痛苦。 「欃槍」即彗星。在中國古代，彗星預兆戰亂，不祥，如《大宋宣和遺事》云：「見毛頭星現於東北方，旺壬癸真人。此星現，主有刀兵喪國之危。」此處「欃槍東指」指日本侵略帶來的兵禍。詞人怕見戰爭，然而現實不可否認：「嘶騎還驕，棲雅難穩，白茫茫地」，日軍驕橫入侵，連棲鴉也不得安寧。雅即鴉，《說文解字》云：「雅，楚烏也。……秦謂之鴉。」 詞的結拍，尤須認真構思，以言有盡而意無窮者為佳。此詞結拍甚妙，輕輕一轉，堪比千鈞，諷刺之意若餘音繞樑：「正酒香羔熟，玉關消息，說將軍醉。」敵軍所到之處「嘶騎還驕，棲雅難穩」，而清軍某些將軍卻還在享樂，「酒香羔熟」。 在國危時享樂的，權力最高者乃慈禧太后。《清史稿·樂志》記載：「光緒二十年，皇太后六旬萬壽，喜起舞樂二十章。」據《清史稿·德宗本紀》，光緒二十年冬十月，中日戰爭正如火如荼，局勢堪憂，「壬子，日人陷金州，副都統連順棄城遁。徐邦道及日人戰，敗績。」「壬戌，日人陷岫巖州。」「丁卯，日人襲旅順船塢。」同在十月，慈禧卻鋪張高調地舉行六十大壽慶典，「各國使臣呈遞國書，賀皇太后六旬萬壽」。與慈禧相比，「酒香羔熟」的將領都是小巫見大巫。嗚呼哀哉！ 回顧〈水龍吟〉全詞，章法佈局亦佳。上片圍繞「雪」和「春」；下片明言時事；過拍承上啟下，過渡自然。從「休道是，傷春淚」轉至「東皇瘦損」，「春」之筋脈不斷，並巧妙帶起下片之意。 況周頤還填過一闋〈水龍吟〉，作於1895年四月，此時他的心情比兩個月前更沉痛。全詞如下（含序）： 水龍吟 己丑秋夜，賦角聲〈蘇武慢〉一闋，為半唐所擊賞。乙未四月，移寓校場五條衚衕，地偏宵警嗚嗚達曙，淒徹心脾。漫拈此解，頗不逮前作，而詞愈悲，亦天時人事為之也。 聲聲只在街南，夜深不管人憔悴。淒涼和併，更長漏短，彀人無寐。燈灺花殘，香消篆冷，悄然驚起。出簾櫳試望，半珪殘月，更堪在，煙林外。 愁入陣雲天末，費商音、無端淒戾。鬢絲搔短，壯懷空付，龍沙萬里。莫謾傷心，家山更在，杜鵑聲裏。有啼烏見我，空階獨立，下青衫淚。 序中說，況周頤曾在1889年秋夜作〈蘇武慢〉一闋，得到王鵬運的讚賞。1895年四月，況周頤移居宣武門外校場五條衚衕，警報聲徹夜達旦，心中倍感淒涼，遂寫下這首〈水龍吟〉。他認為，該詞雖比不上前作〈蘇武慢〉，但更為悲痛，這是由「天時人事」造成的。 「天時人事」指大清甲午戰敗，1895年三月，李鴻章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會面，簽訂《馬關條約》，割地賠款。《清史稿·德宗本紀》記載：「和約成，定朝鮮為獨立自主國，割遼南地、臺灣、澎湖各島，償軍費二萬萬，增通商口岸，任日本商民從事工藝製造，暫行駐兵威海。」可想而知，這一結果對憂國憂民的況周頤造成多大的打擊。 《馬關條約》簽訂前後，清廷提心吊膽，怕日本攻至北京，因而全天警戒。深夜的警報聲使況周頤難眠，伴隨更聲與漏聲，更令人夜不能寐。「不管」二字，使宵警聲染上感情色彩，彷彿不顧人憔悴。 前五句寫聽覺，隨後寫視覺：「燈灺花殘，香消篆冷」，春花凋殘，燈燭已成灰，篆香也已焚盡。篆香即狀似篆文的盤香，點燃它可用於計測時間。燈熄篆冷，意味著夜已深。 詞人走出簾櫳，舉頭仰望半圓的殘月，此景已足以使人傷感，更不用說殘月掛在朦朧煙林之外。各位試想，為何看見「半珪殘月」和被煙霧籠罩的樹林會使詞人悲傷？月之殘缺，令他想到國土殘缺；樹林被蒙上煙霧，就像戰爭的煙塵遮蓋錦繡山河，中國的未來也如煙林般撲朔迷離。以月亮盈虧象徵國家興衰、山河破碎，宋詞中已有先例，王沂孫〈眉嫵〉云：「千古盈虧休問，嘆慢磨玉斧，難補金鏡。」彼時南宋已亡，王沂孫借詠月含蓄表達復國無望的哀痛。 現在我們回來看〈水龍吟〉的下片。詞人的目光先從室內轉到室外，現在從月、林轉向雲：「愁入陣雲天末」。「陣」字值得注意，層雲堆積，在況周頤眼中就像兵陣，他的心已對戰爭敏感，看見雲，也不禁再次聯想到時事。 我們從他的〈唐多令〉可以感受到他胸懷壯志，希望精忠報國。然而現實殘酷，他的職位無關緊要，無法大展身手，所以說：「鬢絲搔短，壯懷空付，龍沙萬里。」「龍沙」指白龍堆、沙漠兩地，也可泛指塞外。《後漢書·班梁列傳》云：「坦步蔥雪，咫尺龍沙。」這是評價班超的話，視白龍堆、沙漠為咫尺。況周頤志在如班超建立軍功，可惜報國無門。 既然壯志難酬，功業無成，不如回鄉。於是寫道：「莫謾傷心，家山更在，杜鵑聲裏。」杜鵑鳥的啼聲很像「不如歸去」，如今國破，朝廷官場令人失望，幸好家山仍在，杜鵑彷彿在催促他離開傷心之地。 他勸自己「莫謾傷心」，然而傷心淚豈是容易止住的？料將有啼烏看到，徹夜未眠的他孤獨地站在空蕩蕩的石階上，淚水沾溼青衫。「下青衫淚」的「青衫」，不僅指青色的衣服、學子穿的衣服，還指低階的官服，可借指官員失意。白居易〈琵琶行〉曰：「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白居易被貶為九江郡司馬，聽聞琵琶女演奏與自述，為她的身世感嘆，亦想到自己的不幸遭遇，不禁淚濕青衫。況周頤認為自己也是失意人，他的詞中常出現「青衫」。 兩闋〈水龍吟〉，本期就講到這裡。截至目前，已講解況周頤四首和甲午戰爭有關的詞，從中不難發現其關懷社稷的思想，這些詞可被視為歷史大事件的縮影。 清代是詞中興的朝代，期間有兩度復興，一次在明清易代之際；另一次始於嘉慶、道光年間，受常州派推動，其後在晚清亂世中重新找回託喻的深意及對世變的深切關懷。常州派周濟在《介存齋論詞雜著》中說： 「感慨所寄，不過盛衰，或綢繆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己溺己饑，或獨清獨醒，隨其人之性情學問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見事多，識理透，可為後人論世之資。詩有史，詞亦有史，庶乎自樹一幟矣。」 周濟將作詞與時代盛衰、國家興亡緊密結合，提倡關注潛伏的社稷危機，視他人受饑溺水如同自己受苦，期待詞人針砭時弊，且為後人留下參考價值。「詩有史，詞亦有史」，此句非常重要，所謂「詞史」，即詞可以反映大的時代。杜甫的詩被稱為「詩史」，因為他的詩是對唐代天寶之亂的折射；同樣，一些詞人的作品也可稱為「詞史」。 晚清湧現出許多這類反映時代的詞，蔣春霖、王鵬運、鄭文焯、朱祖謀、況周頤等，他們的詞飽含經歷國破世變的沉痛。其中，況周頤的詞從1894年至1923年幾乎不斷地「記錄」時事，以比興寄託手法，無意間著成清末至民初的一部「詞史」。 況周頤重視詞中有寄託，諸位從以上我選的作品中也能發現，他的寄託自然真摯，值得我們學習。況氏《蕙風詞話》有一段論及寄託，亦值得學詞者參考： 「詞貴有寄託。所貴者流露於不自知，觸發於弗克自己。身世之感，通於性靈。即性靈，即寄託，非二物相比附也。橫亙一寄託於搦管之先，此物此志，千首一律，則是門面語耳，略無變化之陳言耳。於無變化中求變化，而其所謂寄託，乃益非真。……夫詞如唐之《金荃》，宋之《珠玉》，何嘗有寄託，何嘗不卓絕千古，何庸為是非真之寄託耶？」 真正的寄託出自性靈，填詞之前不必確定要寄託甚麼，不可強為，而應「流露於不自知」。只要出於真性靈，即使沒有寄託，也可以寫出卓絕好詞。 完成一首詞很難，但發端並不複雜，情感往往在不經意間產生。如況氏〈水龍吟〉，就所見雪景，或就所聞之聲，湧起莫名之情，而將此情賦予景物聲色，如王國維所謂「物皆著我之色彩」。那情感，若能說得清、道得明，何必用詞來表達？所以張惠言《詞選·序》說： 「極命風謠里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 適宜以詞抒發的，不是一般的賢人君子之情，而是賢人君子心中極其幽深、隱約、哀怨、想說卻難以言說的情感。而且最好以「低徊要眇」的方式表達，婉轉精微，富含言外之意。詞之特質，正是如此。 下期續。
庚子年冬，予偕摯友游於雪梨安德森公園。霽空與海一色，漣漪隨風而漾。遠眺無山，樓分天水；近看鷗雀，或嬉戲於水，或停佇於岸。 舉目東望，白雲似有約在先，齊聚一堂；倏爾似酒罷筵散，各赴一方。 緣岸行數百步，行人多三兩相伴，解封之喜形於顏色，天倫之樂溢於言葉。 黃髮垂髫，七成無憂寡慮，六成享於當下。見有老者，靜坐讀書；亦有情侶，細語相訴。 孩童天真無邪，欲捉飛鳥，親於自然。澳國之冬，寒中有暖，陽光與笑靨同輝，微風與海景相融。 然身處碧海之畔，誰觸景而思？或思功名之事，或憂前路修遠，或憶過往之瑕。嘗有人日日靜立於此、心浸世外之境乎？ 或唯有草木，根入塵垢，心寄方外，年年如是。 百年後，海猶當年海，人非故時人。 孰為案牘所困，孰因欲壑而苦，孰為簞食而喜，孰因致遠而樂。 世人皆盼有海之胸懷，然所欲如海，所愛亦如海乎？ 得萬鍾而無愁，此乃小我； 為宏願而求索，此乃大我； 為社稷而辛勞，此乃舍我。海無他我之分，故海愛人如愛己； 心若減貪抑欲，則更近萬頃之海。 今夕何夕，安得謝公之屐？ 縱有良辰美景，青山碧水，豈可日夜醉游？ 吾逢汗漫終有日，助萬千人游太清。 雲有聚散，人有悲歡，花有開落，天有陰晴。物換星移，僅在須臾之間。永恆之美，在內而不在外。
文/清簫 又到元宵佳節，窗外夕陽西下，餘暉好似熔化的黃金。夜幕悄然降臨，皎潔的圓月微探出頭，好似純白的璧玉被彩雲環繞著。 風景如此真切，看風景的人卻恍惚了——自己究竟身在何處呢？ 正值初春，萬物復甦，柳色在濃煙的薰染下更深了幾分。楊柳綠了，梅花卻謝了，是誰如此應景地吹起〈梅花落〉的曲調？良辰美景中，究竟春意幾許？ 佳節天氣甚好，風和日暖，可誰能保證不會轉瞬降雨？門外有朋友駕寶馬香車來盛情邀她赴宴，她卻以天氣多變為由婉言謝絕。 奇怪，人人都出門賞燈玩樂，她為何在家emo？隨著窗外歡聲笑語漸弱，她的記憶不覺間飛向那遙不可及的北方。 南渡以前，她的元宵夜也充滿了歡笑。彼時汴京太平繁華，燈火如晝，有許多閑暇時間出門遊樂。她和閨蜜們穿戴整潔，打扮時髦，一起逛街。帽子鑲著翡翠，頭上還飾有金雪柳，可謂盛裝出遊。 而如今的她搬遷到了杭州，面容憔悴，懶得梳頭，更怕在夜間出門看燈。她心想，今年元宵夜不如做個透明人，悄悄守在簾兒底下，聽外面的人們歡聲笑語。 或許諸位已經想到，她就是李清照，以上情景出自她的詞〈永遇樂〉： 落日鎔金，暮雲合璧，人在何處。染柳煙濃，吹梅笛怨，春意知幾許。元宵佳節，融和天氣，次第豈無風雨。來相召、香車寶馬，謝他酒朋詩侶。 中州盛日，閨門多暇，記得偏重三五。鋪翠冠兒，撚金雪柳，簇帶爭濟楚。如今憔悴，風鬟霜鬢，怕見夜間出去。不如向、簾兒底下，聽人笑語。 （圖：Adobe Stock） 李清照於紹興十七年（1147年）前後在臨安（杭州）寫下該詞。二十年前，北宋滅亡，中原淪陷於金兵之手；六年前，南宋與金達成紹興和議，岳飛被害。 李清照「南渡以來，常懷京洛舊事。」（《貴耳集》）每當重溫北宋太平繁華的記憶，都不禁傷感懷戀。面對元夕良辰，她不出門與友同樂，不是因為社恐，而是怕熱鬧的街道再勾起回憶，又陷入國破家亡之痛。 這闋詞雖無一字明寫國難，卻字字皆淚，樂景更襯哀情。 在追憶汴京盛況時使用輕鬆的平常語，如「簇帶」，即插戴，是宋朝的俗語；「濟楚」（整齊漂亮）也是宋朝方言，回憶越是輕鬆歡快，越能加強今昔對比，襯托今日之哀。 回憶中「中州盛日，閨門多暇，記得偏重三五。鋪翠冠兒，撚金雪柳，簇帶爭濟楚」寫得平易；眼前的「落日鎔金，暮雲合璧」、「染柳煙濃，吹梅笛怨」寫得工緻，有雅有俗，交融後增強了感染力。張端義《貴耳集》評曰：「『落日鎔金，暮雲合璧』已自工緻。至於『染柳煙輕，吹梅笛怨，春意知幾許？』氣象更好。後疊云：『於今憔悴，風鬟霜鬢，怕見夜間出去。』皆以尋常語度入音律，練句精巧則易，平淡入調者難。」劉辰翁每讀此詞都傷感不已：「余自乙亥上元誦李易安永遇樂，為之涕下。今三年矣，每聞此詞，輒不自堪。」 上片三問也值得注意。 「落日鎔金，暮雲合璧」雖是暮色，但不失為麗景，李清照卻嘆問「人在何處」，添上一層哀色。細想，落日如金熔化是和這種迷惘感相呼應的。這裡「人」指她自己。在飽經滄桑後往往容易產生幻覺，李易安當時就是這樣的心理，因時常懷念美好的過去，回過神後又發現不過夢一場，所以嘆「人在何處」，這是糾纏於回憶和現實之間的痛苦與惘然。此處已為下片「中州盛日」埋伏筆。 當時初春已至，「染柳煙濃」已顯春色，她卻問「春意知幾許」，覺得春意仍太淺。 「元宵佳節，融和天氣」是良辰美景，卻又一次陡然轉折，反問「次第豈無風雨」。表面上是對風雨的隱憂，實際上是靖康之變留下的心理陰影；轉折看似突然，卻是長年顛沛流離後的真實心態。 第一問，是空間的恍惚；第二問，是時間的恍惚；第三問，是敏感。 （圖：Adobe Stock） 無心情參加盛宴，自然引向下片回憶曾經無憂的日子。昔日如靚麗的少女，如今憔悴鬢白，期間不僅有歲月無情，更有國破夫亡，分明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時代啊！ 「不如向、簾兒底下，聽人笑語」是點睛之筆，把既嚮往繁華又怕見繁華的矛盾心理寫得淋漓盡致。她和笑語之間，一簾而已，卻彷彿隔著一個時空，頗有咫尺天涯之感。 唐圭璋有評：「從聽人笑語，反映一己之孤獨悲哀，默默無言；吞聲飲泣，實甚於放聲痛哭。後來白石詞云：『笑籬落呼燈，世間兒女。』夢窗詞云：『笑聲轉、新年鶯語。』皆以旁人之笑語反襯己之悲哀，其表現手法，正與此同。」 不過，張炎對該詞評價不高。他說：「『不如向、簾兒底下，聽人笑語。』此詞亦自不惡。而以俚詞歌於坐花醉月之際，似乎擊缶韶外，良可嘆也。」張炎所說的擊缶韶外，意思是該詞中的尋常語大煞風景。 筆者以為張炎此言差矣。詞忌俗，但要避免的是「姊耍」、「這廂」、「那廂」、「哥奴」之類的字，重點在於度的把握。「簇帶」、「濟楚」、「怕見」、「簾兒底下」談不上到擊缶的程度。詞用口語歷來有爭議，如柳永一些詞常被譏彈，但李清照詞是成功之例，這闋〈永遇樂〉即俗中見雅。張端義的評價更為準確。 該詞最要之處是表達亡國之痛、故都之思。另外也含蓄諷刺南宋政權之苟安。 李清照詩是有憂國情懷的，如「南渡衣冠少王導，北來消息欠劉琨」，期盼能有像王導、劉琨這樣的英雄，一個在南方穩定大局，一個在北方淪陷區內堅守。然而在她看來並沒有理想的人，且王彥「八字軍」只是孤軍奮戰，於是以此短短14字痛批南宋主和派。又如「南來尚怯吳江冷，北狩應悲易水寒」及「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亦如利劍直指朝廷。這闋〈永遇樂〉則是李清照詞中憂國之作。 其中「鋪翠冠兒，撚金雪柳，簇帶爭濟楚」怎不像是微縮版的《東京夢華錄》？孟元老也是對北宋繁華無限追憶的南宋臣民之一，撰《東京夢華錄》寫盡汴京繁盛。大抵只有失去後，才會不遺餘力地描繪，而亡國前未必如此。聯想到張岱的一段感慨：「張擇端〈清明上河圖〉，因南渡後想見汴京舊事，故摹寫不遺餘力。若在汴京，未必作此。乃知繁華富貴，過去便堪入畫，當年正不足觀。」 昔日上元有多熱鬧？《東京夢華錄》回憶：「正月十五日元宵……奇術異能，歌舞百戲，鱗鱗相切，樂聲嘈雜十餘里」；十六日，「別有深坊小巷，綉額珠簾，巧制新妝，競誇華麗，春情盪颺，酒興融怡，雅會幽歡，寸陰可惜，景色浩鬧，不覺更闌。寶騎駸駸，香輪轆轆，五陵年少，滿路行歌，萬戶千門，笙簧未徹，市人賣玉梅、夜蛾、蜂兒、雪柳、菩提葉、科頭圓子、拍頭焦 。」 那時，汴京有無數像李清照當年那樣結伴歡笑的年輕人。南渡後，又到元宵佳節，笑語已非當年人。
文/清簫 況周頤是晚清詞學四大家之一，致力倚聲五十年，造詣頗高。他的《蕙風詞話》，與王國維《人間詞話》、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並稱為「晚清三大詞話」，可謂中國古典詞學集大成之作。況周頤不僅善於論詞，於創作亦有不凡建樹。王國維曾如是評價況氏之詞：「蕙風詞小令似叔原，長調亦在清真、梅溪間，而沈痛過之。」（《人間詞話·附錄》）叔原指晏幾道，清真指周邦彥，梅溪即史達祖。今天我們一起賞讀他的部分詞作。 首先介紹他的生平與時代背景。 況周頤所處的時代，正逢中國數千年來從未有過的變革。他生於1859年，不久後，1860年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咸豐皇帝逃往熱河。因受英法聯軍與太平天國等戰事刺激，清朝自1861年施行洋務運動，學習西方工業與科技，創辦新式學堂，引進大量西方著作。況周頤成長的大環境，是風雨飄搖、中西文明碰撞與交流的變局，且這種動蕩的環境幾乎伴隨他的一生。 他從小就展現出過人的天賦，據《翁文恭日記》，「況童子周儀，年十歲，詩賦可觀，成語屬對極妙。」1872年，況周頤拜王拯為師，學填詞。1879年，鄉試中舉。1888年，結識王鵬運（亦系晚清四大家之一）。1889年，任內閣中書，與端木采、王鵬運切磋詞學。 （圖：Adobe Stock） 1894至 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大清慘敗，簽訂《馬關條約》，震動全國。中國湧起改革聲浪，康有為與梁啟超著書立說、創學會、辦報紙，宣傳維新思想。1898年，光緒帝頒《明定國是詔》，宣布實行變法。戊戌變法歷時一百零三天，終告失敗，但仍有重要意義。 1895年，況周頤來到南京，入張之洞幕府。之後在安定書院、南京師範學堂等學校授課。1906年，況周頤進入端方幕府。後被調至大通管理榷運。 1911年亦是極為重要的一年，辛亥革命爆發，其後大清滅亡。是年，況周頤來到上海，之後定居，直至1926年逝世。 在上海，他過得很艱辛，先開設一家書肆，出售自己的藏書。但難以維持生計，於是靠鬻文度日，並在報刊上發表作品，得一些收入。滿腹經綸的一代詞宗，最終在窘迫中度過晚年。 （圖：公有領域） 清亡後，況周頤甘為前朝遺老，懷戀清室。但總覽其一生，他並非食古不化。他曾在張之洞、端方幕府中做事，被端方特聘為座上客，且與康有為交好，並不排斥外來文明。清末民初不少士人已經接受、支持西化，其中維護清室與君主制的，不必太苛責。 大致了解況周頤的生平和時代後，接下來賞析他的詞，諸位會更加明白他詞中的情感。 先來讀況周頤的一首自壽詞： 唐多令 甲午生日感賦 已誤百年期，韶華能幾時？攬青銅、謾惜鬚眉。試看江潭楊柳色，都不忍，更依依。 東望陣雲迷，邊城鼓角悲。我生初、弧矢何為？豪竹哀絲聊復爾，塵海闊，幾男兒？ （圖：Adobe Stock） 生日作詞，他不寫快樂的事，也不只寫他自己，為何？因為這一年是1894年，他的生日在九月一日，此時清朝與日本正進行著戰爭。況周頤心憂國家社稷，前線清軍戰敗，他沒有心情歡慶生日。 該詞以問句起：「已誤百年期，韶華能幾時？」在此我順帶講一講填詞的章法。詞之章法，有三處最關鍵——起、結、換頭。起法有以寫景起、以抒情起、以敘事起。以抒情起者，問語能更好地表達沉痛之情，如後主「春花秋月何時了」、辛棄疾「更能消、幾番風雨」等，彷彿心中千思萬愁，難以言說，惟有以此一問噴薄而出。現在回到這首〈唐多令〉，1894年況周頤只有三十多歲，為何說「已誤百年期，韶華能幾時？」人生不過百年，他覺得自己已經虛度了三十幾年，最好的年華都快要過去了。 他為何認為自己虛度光陰？詞中寫道：「攬青銅、謾惜鬚眉」，鬚眉不僅指鬍鬚和眉毛，也比喻成年男子。大丈夫當以天下為己任，有所作為，可是在當時的危局下，他能力挽狂瀾嗎？無奈照鏡，徒然惜鬚眉。再看江邊楊柳，也因詞人而著上情感，「依依」既是柳枝柔弱隨風飄擺的樣子，亦有留戀不舍的意思。楊柳留戀春色，不忍看到春去秋來，正如詞人對韶華依依不捨。 下片寫東邊的戰事——「東望陣雲迷，邊城鼓角悲」。據《清史稿》，五月，清軍與日本兵船在牙山口外作戰，廣乙船沉，高升商船亦沉。高升號上有一千餘名清軍及船員，八百餘人葬身大海。八月，日軍在平壤取得勝利，清軍主帥葉志超棄城逃跑。況周頤悲憤交加，故曰：「我生初、弧矢何為？」希望自己及其他志士都能精忠報國，感嘆自己不能奔赴戰場。「弧矢」指桑弧蓬矢，《禮記》云：「國君世子生，……射人以桑弧蓬矢六，射天地四方。」古代男子出生時，以桑木製作的弓和蓬草製成的箭，射向天地四方，以表志向遠大。陸雲〈答車茂安書〉亦寫道：「桑弧蓬矢，丈夫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嘆。」 （圖：公有領域） 雖有大志，然而現實中，耳邊只有「豪竹哀絲」。杜甫有一首詩〈醉為馬墜諸公攜酒相看〉，曰：「酒肉如山又一時，初筵哀絲動豪竹。」哀絲豪竹指音樂悲壯動人。不單況周頤，還有許多男兒沉浸於哀絲豪竹中，無所作為或無能為力。他不禁問：舉國上下，有幾個真男兒？讀者想必已聯想到南宋詞人陳亮的〈水調歌頭〉：「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中應有，一個半個恥臣戎！」雖相隔700年，卻有相近的丹心。 甲午戰爭前夕及期間，清朝主戰派與主和派矛盾尖銳，況周頤因此憂心忡忡，寫下〈摸魚兒·詠蟲〉。下面講這首詞。 摸魚兒 詠蟲 古牆陰、夕陽西下，亂蟲蕭颯如雨。西風身世前因在，盡意哀吟何苦。誰念汝，向月滿花香、底用凄涼語。清商細譜。奈金井空寒，紅樓自遠，不入玉箏柱。 閑庭院，清絕卻無塵土。料量長共秋住。也知玉砌雕闌好，無奈心期先誤。愁謾訴。只落葉空階、未是消魂處。寒催堠鼓。料馬邑龍堆，黃沙白草，聽汝更酸楚。 「古牆陰」指大清王朝，它已有二百多年的歷史，曾經歷康乾盛世，如今「夕陽西下」，日漸衰落。 秋蟲的鳴聲是亂的，國家局勢亂，朝廷爭論的聲音亂，自己的心也亂。蕭颯本形容風雨聲，此處表現蟲聲如雨；蕭颯亦有凄涼的意思，這蟲聲亦是哀苦的。主戰派與主和派何必爭鳴不休，不如一致抗敵；而自己微不足道，又何必哀鳴。有人只看到「月滿花香」，看不到國家堪憂的未來，誰在乎你的聲音？ 古代五音中，商音的調凄清悲切，稱為「清商」。此外，清商也指秋季。那秋蟲孤獨地譜寫清商調的音樂，可惜終究是「不入玉箏柱」的，與華貴之音格格不入。金井與紅樓均象徵富貴奢華，「金井空寒，紅樓自遠」，大清昔日的華麗建築猶在，但繁華盛世已不復存在。富貴遙，盛世遠，既言身世，亦言國運。 （圖：Adobe Stock） 那秋蟲孤獨而清高，「清絕卻無塵土」，「料量長共秋住」，不願隨波逐流。雖知雕欄玉砌好，卻無緣得到。「玉砌雕闌」還給人一種聯想，即後主詞「雕闌玉砌應猶在」，含有對故國的思念。用在這裡，隱寓對國勢衰頹的感慨。 只在「落葉空階」處聽蟲鳴，還不是最銷魂的；若在「馬邑龍堆，黃沙白草」之地聽，才是更令人心痛的。言外之意是，若在清軍戰敗後聽秋蟲哀鳴，其哀痛無疑更深一層。「馬邑」背後有一個典故，《漢書·匈奴傳》記載：「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單于不至，以故無所得。」漢武帝時，漢軍在馬邑旁設伏，欲引誘匈奴單于，未能成功。而甲午戰爭的結局，恐怕不止「無所得」。 下期繼續講況周頤其他詞作。
韓信用兵如神，為大漢立下汗馬功勞，可謂無韓信則漢不能得天下。他被誣謀反，三族遭夷，引無數人同情嘆息。韓信之才華功績光照千古，無人否認，而有爭議之處，在於是否謀亂。有人以為謀亂證據確鑿，依據是《史記·淮陰侯列傳》。然而，閱讀任何史料，都不應盡信之；且《史記》微言大義，司馬遷將對韓信謀亂的懷疑與否定隱於文中，需細讀方知其深意。以下解讀原文。 《史記·淮陰侯列傳》記武涉、蒯通勸韓信叛漢之言尤詳，均遭韓信拒絕。當時假如選擇叛變，是最佳時機，那時尚不忍見利背義，為何到天下一統、最不適宜叛變的時候謀反？ 〈淮陰侯列傳〉云：「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齊王信曰：『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勠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吞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儘力用兵，終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參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眾，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 當時韓信已被劉邦封為齊王，其地位與才力足以左右楚漢勝敗存亡，倘若脫漢而三分天下，亦可實現。且武涉言及項王若亡，則劉邦必將矛頭指向韓信，此亦在預料之中。而韓信答覆道，漢王「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就算死也不叛變，態度堅決如是。 （圖：Adobe Stock） 蒯通之言更具說服力，他的辯才很好，而且是韓信身邊的謀士。〈淮陰侯列傳〉以很大篇幅記述蒯、韓之間的對話： 「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人說韓信曰：『仆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人何如？』對曰：『願少閑。』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雄豪桀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雜遝，熛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鬬逐北，至於滎陽，乘利席捲，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閑，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眾，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敗滎陽，傷成皋，遂走宛、葉之閑，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參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眾，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 二人深入交談前，先命左右之人迴避。蒯通之言，雖是挑撥，卻也近乎推心置腹。而韓信依然不動搖，說道： 「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 蒯通進一步勸說道：「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王之不危己，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句踐，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亨。夫以交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句踐也。此二人者，足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 趨利和避害兩大角度，都說得理據充足。韓信此時的回復是：「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 （圖：Adobe Stock） 幾天後，蒯通又敦促韓信快做決定，說：「『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騏驥之跼躅，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喑聾之指麾也』。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 此時，韓信的回應是：「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最終拒絕蒯通，堅持不叛。 為韓信作傳，蒯通勸叛之言不必如此詳寫，而司馬遷之所以這樣寫，是為了表現韓信的忠心與知恩圖報，言外之意是質疑韓信後來謀反的真實性。對此，方苞〈書淮陰侯列傳後〉評論道： 「其詳載武涉、蒯通之言，則微文以志痛也。方信據全齊，軍鋒震楚、漢，不忍鄉利倍義，乃謀畔於天下既集之後乎？」 史書詳略鮮明之處，往往是讀者需深思之處。方苞認為，司馬遷有意在此處含蓄表達自己的沉痛，暗示韓信蒙冤。時機最佳之時，面對如此大的誘惑而不反，更不可能在最不利的情況下反。 韓信後來被指控謀反，共有兩次，第一次的結果是被赦免，第二次的結果是被殺。兩次都有疑點，疑似均為誣告。 第一次被告前，項羽已敗，劉邦收奪韓信的軍隊，改封韓信為楚王。〈淮陰侯列傳〉云： 「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為楚王，都下邳。……項王亡將鍾離眛家在伊廬，素與信善。項王死後，亡歸信。漢王怨眛，聞其在楚，詔楚捕眛。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 項羽兵敗，外患既除，劉邦有精力針對功高震主的韓信。韓信生於楚地，被封為楚王相當於衣錦還鄉，若從此安度餘生，可謂無憾矣。劉邦這樣安排，有防範的用意。且韓信已失兵權，在楚地有何條件與理由謀反？林西仲評論：「大抵淮陰欲反，當在王齊時，至楚則已難矣。」如果韓信要反，不可能不知自己具備的條件多麼不足。 「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告發者的依據是甚麼？〈淮陰侯列傳〉雖然說「信初之國，行縣邑，陳兵出入」，但沒有明確表明因果關係。而《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寫道：「徙楚，坐擅發兵，廢為淮陰侯。」罪名是「擅發兵」，或許與韓信「行縣邑，陳兵出入」有關。然而，即使陳兵進出縣邑，也不能據此斷定謀反。 （圖：Adobe Stock） 鍾離眜曾是項王的部下，與韓信交好，後來投奔韓信，劉邦對他恨之入骨。據〈淮陰侯列傳〉，韓信被告謀反後，為討好劉邦，拿鍾離眜的人頭獻媚。此事可信否？《史記·秦楚之際月表》記載，漢五年九月，「王得故項羽將鍾離眜，斬之以聞。」而告韓信謀反的時間在漢六年，之後韓信與鍾離眜商量將他的首級獻給劉邦，於是鍾離眜怒罵韓信，憤而自盡，顯然相矛盾。若鍾離眜已於漢五年被斬，怎可能活著與韓信交談？韓信逼死鍾離眜一事，真實性頗為可疑。 第一次所謂「謀反」，最後以赦免告終。〈淮陰侯列傳〉云：「上令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鳥盡，良弓藏；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亨！』上曰：『人告公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如果劉邦掌握韓信謀反的確鑿證據，不會赦免他，應只是有人誣告，劉邦大抵也明白韓信未反，但藉此機會警告，順便有借口進一步削弱韓信。 韓信被貶為淮陰侯後，不能到自己的封地，無實權，無兵符，無印璽，心中也清楚劉邦猜忌自己，經常以生病為由不朝。落至此等境地，拿甚麼反？《史記·淮陰侯列傳》記載韓信第二次「謀反」，亦頗可疑： 「陳豨拜為鉅鹿守，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嘆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之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弟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 疑點如下： 1、韓信拉著陳豨的手，令左右旁人迴避後說的話，誰聽到了？此一疑點，方苞已指出：「其與陳豨辟人挈手之語，孰聞之乎？」 2、韓信不具備襲擊呂后和太子的能力。假傳詔書，調動衙門裡的奴僕，組成一支軍隊，韓信不知道這極不現實嗎？假使能調動徒奴，一共能有多少人？韓信會那麼傻？方苞曰：「無符璽節篆，而欲『與家臣夜詐詔，發諸官徒奴』，孰聽之乎？」林西仲曰：「夫帝之自將討豨也，豈不計及雒陽為根本重地，而使呂后、太子擁重兵以居守乎？……既無兵權，即盡赦諸官徒奴，為數幾何？」 3、僅憑一人之辭，證據不足，先斬後奏。韓信有一個門客犯了罪，韓信要殺該門客，其弟向呂后告韓信謀反，此人之言可信度能高嗎？方苞曰：「未聞讞獄而明徵其辭，所據乃告變之誣耳。」沒有審理過程，沒有對證，且不待劉邦回來後再判生死。假如韓信謀叛，那麼，和他一起策劃的家臣、暗中派遣到陳豨處的送信人下場如何？卻未見有逮捕並處置逆黨各人的記載。林西仲有一段分析：「乃從令之部署不問也，定謀之家臣不問也，即使至豨所之人，亦不問也。豈法可加於無辜之三族，獨寬於共事之腹心？無是理也。是知舍人弟之告變，乃呂后陰使之如告彭越故事，因而又致其詞無疑矣。」 可知，韓信第二次所謂「謀反」，也是一起冤案。 （圖：Adobe Stock） 《史記·淮陰侯列傳》寫到韓信之死，尚未結束，後面還講了一件事。在史書中你會經常看到，按理說應該收束的地方，其後又補充事件或細節。〈淮陰侯列傳〉寫道： 「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亨之。』通曰：『嗟乎，冤哉亨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冤？』對曰：『秦之綱絕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跖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因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眾，顧力不能耳。又可盡亨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之罪。」 劉邦返回京城後，得知韓信被殺，心情是「且喜且憐之」，此五字值得細品。林西仲評論：「且喜且憐之，亦知其無罪受戮，為可憫也。」 劉邦又得知蒯通曾教唆韓信謀反，要烹他，他喊冤，一番話竟使得劉邦赦了他。司馬遷有意透過對比，含蓄地為韓信鳴不平——有罪的蒯通能得原諒，屢立奇功而無罪的韓信卻不能。方苞評曰：「蒯通教信以反，罪尚可釋，況定齊而求自王，滅楚而利得地，乃不可末減乎？故以通之語終焉。」 （圖：Adobe Stock） 最後就是贊，即「太史公曰」。如下：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為余言，韓信雖為布衣時，其志與眾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勛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司馬遷親自到淮陰看過。當地人告訴他，韓信還是平民時就與眾不同，其母親去世後，他沒錢埋葬，但仍把棺材埋在高敞地，使四周空地上以後能有千家萬戶居住。司馬遷親眼見到韓母的墳，確實如此。 之後司馬遷對韓信的評價，看似責怪，實則另有深意，是為韓信鳴冤。他說，韓信如果能學道家，「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就更好了，堪比周朝的周公、召公、太公，世世代代享受祭祀。然而他在天下已定後謀反，導致滅族，豈不是應該的？司馬遷在這裡用的是「反言」筆法，這是中國古書中常見的筆法之一。司馬遷並非真認為韓信謀亂，方苞對此解釋：「後論似果以信為叛逆者，蓋其誣於傳具之矣，故反言以見義，謂天下已集，非可以叛逆之時矣。若果謀此，雖族誅亦宜，然以信之智，而肯出此乎？」 看過方苞的解讀後，各位不妨現在再讀一遍《史記》這段文字：「於漢家勛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再度品味，有何滋味？司馬遷這段「太史公曰」，直擊讀者內心深處，用「反言」營造的引人同情與諷刺的效果，勝過其他表達方式。在此引用李笠的評語：「讀此數語，韓信心跡，劉季、呂雉手段，昭然若揭矣。文家反覆辨論，反不若此言之宛轉痛快。」 或問，司馬遷為何寫得如此隱晦？為何不直接刪掉他懷疑的部分，以直白的文字為韓信平反？首先，即使在劉邦死後，做臣子的也很難為韓信平反，風險太大；其次，史家向來有一原則，即《穀梁傳》所謂「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自己認為可信的和可疑的，都要傳給後人，盡量客觀。大抵司馬遷看到的部分史料已非事實，他又不能目睹真相，所以韓信「謀反」的事，也寫下來。 《史記》中與〈淮陰侯列傳贊〉形成對比的，是〈蕭相國世家贊〉。評價蕭何，亦是一段微詞：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勛爛焉。位冠群臣，聲施後世，與閎夭、散宜生等爭烈矣。」 漢初諸功臣，劉邦只能容像閎夭、散宜生那樣的，而容不得周公、召公、太公之輩。韓信誅滅，蕭何顯赫，有奇節豈不如無奇節？諷刺之意味，昭然若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