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下诗仙赋》 庚子年观神韵晚会“李白遇仙”节目有感。 泠泠雅乐，隐隐桂香，皎皎玉壶，庐山之上。将醉未醉，欲罢犹尝，与君同酌，月下影双。 昔太白，生如凤兮歌如狂，饮醴泉兮览溟苍；登名山兮访五岳，守道心兮溢华章。寻仙梦吴越，一夜渡镜湖；瀛洲千里外，我自御风游。然路途巉岩，感浮世之虚渺，望青云之琼楼；叹为欢之须臾，观诸事之东流。 终悟：桑梓不在尘，一枕黄粱梦；何妨驭白鹿，烟霭寄馀生。 瑶台镜，照孤影，金樽空，诗兴满。 心定如磐，洞天訇然中开；思洁若水，仙娥翩然下凡。 孚尹明达，得见霓裳鸾凤；处心积虑，失闻九韶清征。 世人多知诗仙妙笔，难明佳句奥义，惜哉！ 古今多少墨客，尽求炳炳烺烺，尘埃遍体之馀，不见脱俗华章。 流芳之语，生于美心；珠玑之作，始于雅致。 青莲笔下，仙境非呓语，今有几人知？ 故道是：一念天冠地屦，万象皆由心生。
文/清箫 众所周知，盗窃皇宫的财物是大罪。然而北宋一名民间女子偷走皇家金杯后不仅没受惩罚，反而得到皇帝的奖励，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话说在宋徽宗宣和年间的一个元宵夜，汴梁热闹非凡，千灯相照，万人齐聚，华灯如群花争芳斗艳，美丽迷人。街道上宝马雕车让人看得眼花撩乱，胭脂香弥漫街巷。处处笙箫歌舞，声响如江涛翻涌。 元宵节在古代相当于情人节，有很多爱情故事发生在是夜。因为古代女性平时出门机会少，而元宵花灯的良辰美景正适合约会，所以这晚各家伉俪往往倾城而出。我们今天这个故事的女主也不例外，她和丈夫携手在人山人海中一边赏灯一边说笑，沉醉于大宋京都之繁华、琴瑟和鸣之欢乐。 当晚，皇帝宋徽宗也很高兴，登上城楼和楼下的百姓一起赏灯。近半夜时，徽宗叫来几个太监，吩咐他们拿出皇宫内的佳酿，倒入金杯里免费送给街上的百姓喝。 （图：Adobe Stock） 众人一听皇帝赐酒，怎不激动？大家齐呼“万岁”感谢皇恩浩荡，争先恐后地挤上前，个个都像脱缰的野马，抢著要品尝宫廷美酒是何味道。本就人潮涌动的街道霎时变得更加喧闹，谁能挤进人群内喝到酒，简直比中万元大奖还幸运。 我们的女主正值芳华，想必身手敏捷，反应极快，又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于是成为少数幸运儿之一。但见她红酥玉手端起金杯，一饮而尽，心中暗喜：“不愧是御酒，果真不寻常！”正要喊丈夫来一同分享这人间仙酿，转头一看，瞬间花容失色：“相公不在身边！” 她举目环视，四周尽是些眼睛紧盯美酒发光的生物，独不见丈夫那熟悉的面孔。看当时的拥挤程度，即使她相公被人群冲到几丈外也不足为奇。 情急之下，她将空金杯悄悄揣入怀里，在人潮中逆流穿梭寻夫。然而这一行为十分危险，基本上属于偷盗，因为皇帝只说送酒，没说送杯，众人喝完酒后仍须杯归原位。那么，她究竟为何知法犯法？难道是简单的见财起意？让我们接著往下看。 （图：Adobe Stock） 这名民女的偷杯之举当然逃不过卫兵的法眼，很快就被逮捕并押到宋徽宗面前。听闻卫兵的指控后，徽宗问她：“你为何盗金杯？” 民女虽心中有些紧张，但毕竟不理亏，于是镇定回答道：“回陛下，今晚人太多了，民女不慎和丈夫走散，虽有幸品尝陛下赐的美酒，但满嘴都是酒气，回去后丈夫和公婆恐怕会起疑心，我担心解释不清，所以壮胆偷金杯作为证据。”原来，她盗杯是为了证明自己清白，不是趁乱跟其他男人混在一起。 更精彩的是，她解释完原因后随即作词一首： 《鹧鸪天》 灯火楼台处处新。笑携郎手御街行。回头忽听传呼急，不觉鸳鸯两处分。 天表近，帝恩荣，琼浆饮罢脸生春。归来恐被儿夫怪，愿赐金杯作证明。 （图：Adobe Stock） 徽宗知晓原委后开怀大笑，表示可以理解，并赞美其才华机敏，立即下令将该民女释放，不仅没有任何惩罚，还直接准许将金杯送给她，可谓皆大欢喜。 从这则故事可见这名民女的急才，更重要的是当时普通民众的文化水平。在宋朝，词的发展深入寻常百姓家，这位无名氏即是典型的代表，虽然她填这阕《鹧鸪天》不够严谨，水准亦不及名家顶尖之作，但能做到脱口而成，且整阕词叙事条理清晰，写景与阐理兼具，可谓相当厉害了。 其实词本来就是起源于民间，到北宋时民间填词成风，文官人人善词，皇帝全都爱词。说宋朝是中华文化的巅峰时期一点都不夸张，明代才子宋濂就有过这样的评价：“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近人陈寅恪也说：“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代文化之盛一方面归功于科举制度健全公正及重文轻武的风气，同时我们也当重视民间基础强厚的重要性。 （图：Adobe Stock） 高手在民间，这样的感言并非空话，其实诸多名人都由衷表达过。言及此，我想到明朝前七子之首、一度享有文坛盟主地位的李梦阳，他的诗广受追捧，甚至他走到哪里，粉丝们就拥到哪里。有一段时间他住在开封，粉丝跑去请求他教授如何写出好诗。然而面对粉丝的狂热，他只是淡然说道：“真诗乃在民间。”于是粉丝们亲自深入底层挖掘，一个月后感慨道，先生（李梦阳）所言极是，真诗果然都在民间。 所谓无名氏的诗词佳作及故事有很多，未来我也将继续与诸位分享不同朝代的一些小众作品。
《登楼赋》 （己亥年观神韵后，登剧院二楼，静坐窗旁，有感而赋。） 薰风乍谢，玉露初凝。沐身净体，亲闻仙声。余泪之泓，倾若东溟。故提拙笔，以抒心衷。 故国神州，彩溢华流，人敬神佛，天赋帝旒。永乐御侍，壮气吞北塞之秋；豆蔻罗裳，倩影曳南国之秀。琼台玉阁，璇霄丹阙；云海瑶天，碧水青山。美哉仙境，涤吾愚目；美哉雅乐，荡侬俗念！ 见佳侣之真情兮，余潸然而深思。溯鹣鲽之美满兮，命多舛而蒙迷。唯虔诚以敬神兮，付性命与天意。守山盟同海誓兮，心贞笃而匪石。观都市之软红兮，欲漫天而靡靡；忆古人之纯正兮，思无邪而怡怡。今神韵复传统兮，恢善德与正气。 洁心身且正襟兮，念素实而慈懿。 今夕甚短，曲尽犹恋；馀音绕梁，萦耳延绵。若醉画之佳人，似游月之太宗，神往圣境，流连忘返；扑朔迷离，亦真亦幻。丹青内独有天地，画卷外人眼蒙凡。复望霓虹，唯见锥刀之末；回看尘寰，只馀沤槿之欢。 （图源：神韵官网）
文/清箫 如果给晚明政治划分不同的阶段，可以概括为有张居正的时代和没有张居正的时代。张居正执政的时代总体非常正面，国家上下一致，“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明史》），即使在万里之外的地方，早上下令，傍晚即可实施。他撒手人寰后，国家逐渐失去主心骨，越来越散，越来越不严格。官员目睹鞠躬尽瘁的股肱之臣死后被抄家，心想：认真做事的人换来如此下场，又何必再认真？ 然而任何一种执政作风都不会百利而无一害或百害而无一利，张居正的铁腕和操切作风引发反弹的同时，也迎来一段奔放的短暂时期，这段时期的自由是值得肯定的。 舆论牵制庙堂 政治言论奔放 譬如有个经典案例：万历十七年，雒于仁上疏骂万历皇帝有病，不是说身体有病，而是人品精神有病。该疏题为《酒色财气四箴疏》，嘲讽万历贪财、好色、贪酒、尚气。 万历看完后像个挨打的小孩一样向几个大臣诉苦，为自己鸣不平。最后在申时行等人的劝说下做出让步，只是暗示雒于仁辞职，没有引发更加严重的报复性处分。即使万历本人不怎么好，但当时得饶人处且饶人的政治氛围的确起到了制约作用。 雒于仁的意义在于他开了一个先河，之后诸臣听说如此具有讽刺性的上疏没有换来廷杖或生命危险，于是纷纷大胆起来，一个接一个上疏提意见。 万历（图：公有领域） 大臣之间的关系也出现微妙变化，言论自由意识显著增强。许国的一段话反映出万历年间下级对上级态度的变化：“小臣百诋大臣，辄以为不可屈而抗威权；大臣一侵小臣，便以为不能容而沮言路。” 其实明朝的制度除废宰相外，一直以来在权力互制方面都做得不错，特别是以下制上。如六科官小而权大，可封驳圣旨，制约皇帝，圣旨必须经六科通过才能生效。六科若觉得圣旨不周全，发给六部时可以进行“科参”。顾炎武《日知录》称：“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给事中驳正到部，谓之科参，六部之官无敢抗科参而自行者”。而且士大夫自明初起便以敢言为荣，形成风气。到晚明万历年间的一段时间里，小臣仿佛才是老板，大肆批评大臣种种不好。大臣刚开口发飙，小臣便展现出极强的维权意识：“你阻我言论自由。” （图：Adobe Stock） 那时上至高官，下至游棍，几乎所有人都热情地议论时政，骂昏君与恶官，听者也通常不会举报谁批评皇帝朝廷如何。沈一贯在谈到私议朝政时说，以往百姓只是在街头巷尾耳语而已，如今“通衢闹市，唱词说书之辈，公然编成套数，抵掌剧谈，略无顾忌，所言皆朝廷种种失政，人无不乐听者。”这种反权威现象不同于秦末、隋末和晚唐，万历年间没有天下大乱的局面，仍处于太平时期。 顺便一提，明朝的百姓其实受到很好的保护，尽管有些时期政治黑暗，我们却不该以偏概全。明太祖时就已规定，当官方渠道未能解决问题时，百姓有权将贪官污吏捆绑，直接到京城交给皇帝判决，而且皇帝要补贴百姓的路费。明初宣德年间新淦县就发生过一起这类事件，县民把欺压他们的县丞厉中绑了，还杀死一名军官。宣德皇帝亲自审案并判该县丞死刑，公正为民，所依法律为《大明律》卷第十四：“凡牧民之官，非法行事，激变良民，因而聚众反叛，失陷城池者斩。”诸位不妨对比一下现在21世纪的中国，真的比明朝进步吗？ 明宣宗（图：国立故宫博物院） 晚明民间强大的舆论力量直接左右著官员的升降，吵了15年的太子问题竟然因受流言飞语所迫而敲定，的确是个好玩的现象。 若要世道昌 去了八狗与三羊 舆论代表人物之一是山人乐新炉，他散布的飞语几乎无人不怕，无人不知。有一件特别搞笑的事：乐新炉将民意认为糟糕的官员说成狗和羊——“若要世道昌，去了八狗与三羊”，广为流传。他并宣传正面的十君子，其中代表人物是敢言的邹元标。这几位正负人物合称十子、八狗、三羊。 虽然这像是中国古代很常见的口号，似乎不会产生严重后果，但被他列为八狗之一的张鼎思忐忑不安。据《万历野获编》，张鼎思原本是吏科都给事中，后来被谪为幕僚，觉得冤屈，特意向皇帝解释：“乐新炉肯定搞错了，那个狗本来说的是别人，误换成了我。”于是他“荣幸”获得一个响亮的新外号——“张换狗”。 同样狗官榜上有名的胡汝宁、杨文举受此流言影响，在吏部和都察院考核后均被罢免。当时有人甚至认为，大太监冯保被贬也是拜乐新炉所赐。 值得重视的是，乐新炉掀起的舆论极大影响著吏部和都察院，在民间起到强大监督作用的同时，也导致人心惶惶，加剧了官员之间的派系划分和对立。 （图：Adobe Stock） “隐形人”写的“妖书” 万历年间最大的纷争莫过于国本之争，究竟是遵守祖制立皇帝不喜欢的皇长子，还是立宠妃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抑或继续拖延，全民热议，文官划派，万历皇帝却不尽早拍板，耗费了大明王朝15年的精力，开启了间接导致明朝最终灭亡的党争。寡断麻木的万历也因不堪忍受文臣反对，索性20多年不上朝，大量文件已读不回。 有趣的是，最终迫使万历就太子问题拍板的是流言飞语：一篇于万历二十六年在民间盛传的文章《忧危竑议》。该文作者为化名“朱东吉”，猛烈抨击郑贵妃及朝臣中的“温和派”，称他们有夺储的阴谋，一时震动朝野。该文被万历视为“妖书”、“妖言”，不过所谓“妖”只代表官方立场。 （图：Adobe Stock） 万历勃然大怒，却抓不到作者，郑氏家族不得不表态支持即刻立皇长子为太子，因为若再不表态，就等同于默认他们在酝酿阴谋。于是皇帝被迫向舆论妥协，于万历二十九年正式定长子为继承人。 这一起所谓“妖书案”过后还不算完，又出现一篇《续忧危竑议》，说皇帝立皇长子只是迫不得已，有意更换太子，把已退休的朱赓调到内阁就是为了此事，再度引发轩然大波。万历迫不得已立太子是真的，但说朱赓参与更换太子著实是冤枉。官府这次也查不出作者身分，最后以替罪羊结案。 古代帝王立储，通常要么老实遵守嫡长子继承制，要么和心腹大臣商议后决定废立与否，再者便是秘密立储。譬如唐太宗经褚遂良提醒，最终决定立李治为太子；明成祖不喜欢长子朱高炽，偏爱次子朱高煦，犹豫之际，解缙一句“好圣孙”点醒梦中人；清朝从雍正开始秘密立储。而万历朝的国本争论持久，闹得轰轰烈烈，主要是因为万历本人的寡断性格、听不进反对者的意见以及身边缺少解缙那样的高人指点。但从中也可见当时的舆论制约力度和臣民参与度，特别是清流派及其支持者的责任感。当然，这种宣传阴谋论的流言也搅得官场人人自危，相互猜忌。 庙堂与天下 我认为反映晚明舆论与朝廷关系最精辟语，当属《明史纪事本末》王锡爵和顾宪成的一段对话。 王锡爵吐槽说：“当今所最怪者，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顾宪成的回复相当经典：“吾见天下之是非，庙堂必欲反之耳！”不是舆论偏要和朝廷对立，而是朝廷已不能反映民意了。 顾宪成及东林书院在野形成一个强大的舆论中心，批评时政，后来发展为朝廷中的东林党，在晚明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家喻户晓的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便始于顾宪成。 （图：Adobe Stock） 涣散不和 门户之见 东林人士一开始不算是党，其实志同道合者走到一起是很正常的事。而与东林对立的齐、楚、浙等党把他们称作东林党，这些党为抱团选择倚靠魏忠贤，于天启年间形成阉党势力。魏忠贤专权是明朝最黑暗的时期，迫害东林，残害忠良，人神共愤。东林党和阉党间的腥风血雨，既可视为正邪较量，也可视为瓦解大明的分裂。 东林人士大多正直，如杨涟、左光斗等六君子，气节值得赞许。但党争之弊确也不可小觑，因为大明此时已经没有主心骨，朝臣变得意气用事了。只要是对立派系就必然反对，已偏离制衡的初衷与裨益。 北宋也曾有此趋势，王安石变法期间原本是君子政见之争，彼此依然互敬；而到宋徽宗时，朝廷变味成激烈打击异己的“战场”，出发点由为公转为为私，便是亡国之象了。欧阳修在《朋党论》中辩得好，说“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重点应是君子与小人之别，像周武王三千臣子一心，和而不同，才是强盛之道。纵览宋明，足知党同伐异、门户之见的危害。 崇祯年间与清议和与主战争论亦出现类似问题。大臣普遍吸取宋朝主和教训的确不错，明朝一直以来都有这样的骨气，从不签辱国条约。但未必议和即卖国，主战即忠国，取决于谈判底线和原则。杨嗣昌所言东汉耿国变通应该是更合适的解决方向，应以议和为权宜之计。若徒有气节却不能救国，究竟是为虚名还是务实？战争时期过度犹豫和内部矛盾最易误事，碰巧崇祯又寡断摇摆，错过最佳议和时机。杨嗣昌背后掣肘，与卢象升将相不合怎不是又一桩悲剧？此时到哪里呼唤张居正、戚继光和李成梁近乎完美配合的时代？万历年间在对待日本侵朝战争时，君臣基本上一致主战援朝，可谓是抗日援朝获胜的基石，那时的齐心后来也一去不返了。 （图：Adobe Stock） 假设 两种极端均要不得。晚明短时间的自由奔放与民权意识理论上有望推动制度变革，确实可贵，不能因为没走到那一步便予以否定，可惜的是缺少明确的方向和充足的准备。 之前我看到有人以为万历年间的政治已经算是君主立宪、无为而治，这当然是谬论，其实只是君主“躺平”，比昏聩更糟糕。中国传统文化一直都强调以民为本，如钱穆所言：“中国政治上从秦、汉下来，虽一直都有皇帝，但在思想上从来没有说要专制”；且孟子早就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士大夫的主要意义就是以道义纠正君主过失，敦促君主重视民生民意，虽没有单独建立一个代表民意的机构和选举，君主与朝政昏暗时期逆天逆民，但好的时期是做到了顺应民意的。晚明出现这些状况是因为高层不行了，民间的力量显著突出，人人平等意识增强，是一个建立新秩序的契机。 如果要挑选一个最重磅的指南，在传统道德的精华基础上建立顺应时代的新制度，也许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可能促成接近君主立宪的制度，不过可能性应该很小，而且他写此书时大明已亡。明末皇帝不爱管事、受很大制约，但君权依然很强，想胡作非为时依然难以限制，只能劝谏；舆论有左右朝廷之势，严格讲却不属于民主雏形。虽然晚明没来得及用上《明夷待访录》，但200年后晚清维新志士梁启超、谭嗣同大力推崇该书思想，无心插柳柳成荫。 假设明国祚再延长，会怎样？依然不会乐观。晚明政治内斗是硬伤，看明亡之后的南明如何就知道了：大臣和福王派系的旧恩怨走向新的分裂，门户之见依然延续，想根除内斗只有重新洗牌一条路，不得不亡。南明不及南宋或东晋，晚明政治遗毒之深是重要原因。 （图：Adobe Stock） 另在道德方面，南明反清义士华夏感叹：“大明无乡绅久矣。即有亦膏腴洁衣，多买田产为子孙计耳。”“只苦这几个秀才为著明伦堂三字丹心耿耿，刻不能寐。”虽不乏英雄义士，但能指望那些唯利是图、随风倒的富人吗？有人以为明初朱元璋如何不好，其实洪武朝在儒学伦理教育上的复兴有著重大意义，明朝能有277年，传统道德观与责任感是比君主更重要的顶梁柱。晚明繁华中夹杂颓废，当时崇祯很想归正道德风气，近乎比登天更难。 遥想大明风骨，虽远犹近，如松柏常青，与日月同辉，在风雨飘摇的最后时刻，依然有人正气凛然，视死如归。杨涟狱中血书“大笑，大笑，还大笑！刀砍东风，于我何有哉？”卢象升沙场呐喊“关羽断头，马援裹革，在此时矣！”感天动地，永照汗青。冀以拙笔，继续于“北京沦陷前夕”系列书写大明最后的英雄与小丑、兴亡和荣辱、繁荣的文化及影响数百年的大思想家，探究个中因果规律。敬请关注。 （未完待续）
文/清箫 如果有一台时光机让现代人穿越回古代民间，那么，有一个时期现代人可以很快融入，甚至会觉得除科技外没太大差别，非常自由、好玩，这个时期就是晚明。上海在民国时曾掀起一阵晚明潮，明人小品一度洛阳纸贵，林语堂等大师也对晚明风极为推崇。 之前有朋友问我，为何最近写的系列以晚明史为主题，在此我简单聊一聊原因。当你读懂晚明，再联想当今，无需多言，自然心领神会其意义。 五千年间最特别的时代之一 中国历史有“三晚”——晚唐、晚明、晚清。虽然每个朝代都有末年，但不是每个末年都可以称作“晚”。“三晚”的共同点是，尽管政治已衰落，但文化、经济、社会却在进步。 唐朝的分水岭是“安史之乱”，其后进入中唐和晚唐，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问题削弱著这个强大帝国的实力。但也恰恰由于这一分水岭，大唐从此在衰落的同时又进入一个新的繁华时代，较稳定的南方逐渐成为全国经济中心。当时“扬一益二”，透过扬州与益州，可以看到不同于盛世长安的另一种繁华。晚唐的手工业依然十分发达，比初唐进步；文学出现新潮流，诗有小李杜，词有温庭筠，特别是词的发展。晚唐文学受时代变化影响，更注重私情，有下启五代词的重要地位。至于晚清，大家普遍熟悉，我就不赘述了。 晚明也有其特殊之处，特别是万历年间张居正死后，朝廷官府日趋黑暗，皇帝越来越不管事，而社会自发地自由奔放，经济文化高度发达，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思想上的变革。阳明心学颇受崇拜，又有何心隐、李贽这类被官方视为“异端”却开启新潮的大思想家。王阳明为凡夫俗子做学问，其“知行合一”说不仅影响中国500年，也使日本维新人士沉醉其中。 （图：Adobe Stock） 民间呈现出很强的政治参与意识，热衷于议论与批评时政和帝王，盛传流言飞语，以舆论的非武力形式对官员、朝廷乃至皇帝构成巨大压力，直接影响官员的任免与立太子的决策。晚明看似处在全面大变革的前夕，但结局只是改朝换代，而没有发生类似英国光荣革命的变革。 晚明的文学清新通俗，率性活泼，尤其是公安派“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跨越时空和三百年后的民国大师形成心灵上的共鸣。如果把唐朝比喻为佛家，明朝就可以比喻为道家，纵观整个明朝的大人物、大事件、气节、文化，都能感受到强烈的耿直与真性情，晚明文化则将真性情推向一个新高度。 （图：Adobe Stock） 关于晚明的时间跨度，通常指万历初（1573年）至崇祯煤山自缢（1644年）的近70年，经历神宗（万历）、光宗、熹宗（天启）、思宗（崇祯）四代皇帝统治，但尚无统一定论，也有说从正德或嘉靖开始。万历至崇祯大多数时间是太平的，农民起义主要是崇祯在位17年间的事，集中于西北，但对中原破坏不小；努尔哈赤正式叛明是从1618年算起，主要战场在辽东，所以严重内忧外患的时间只有约20年。张居正1573年至1582年的改革使大明焕然一新，国富兵强，万历后来能取得三大征的胜利，且即使20多年不上朝，国家也能基本稳定，一定程度应归功于张居正建立的雄厚基础。 大明繁华早在1402至1424年永乐朝就已出现，但晚明的繁华和永乐盛世有很大区别。说到这里，简单讲一讲明朝的发展历程。 永乐皇帝（明成祖朱棣）勤政节俭，知人善任，文治武功卓越，《明史》赞永乐盛世“幅陨之广，远迈汉唐”。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国到永乐盛世，再到仁宣之治，这一阶段主要以帝王为主导，引导社会从元末乱世恢复至正轨，国君英明，政治清平，宽赋省役，兴农爱民；但政治风气总体冷峻，重农轻商，人们的理想追求以仕途为主。 （图：Adobe Stock） 之后从正统到成化，君主的政治素质、治国能力不及明初，但社会观念不再固守，弃学从商者越来越多，社会更加多元化。 成化以后到晚明，社会已经变得相当丰富有趣，许多人鄙视科举和当官，靠卖小说、卖诗词、售书画、看相、黄白术、做工匠等一技之长发财致富的人成为庞大群体，还有不少人当讼师（律师）。民间各种书籍琳琅满目，如神怪小说、侦探故事、爱情、养生、育儿等，商家还有意引导消费者购买哪些书。 （图：Adobe Stock） 此时，明人社会价值取向发生巨大变化，在农民、商人和文人身上体现显著。读书人掀起反科举大潮，把秀才帽撕碎，戴上山人帽。明朝中后期的山人现象是历朝中最突出的，可谓一大特色。苏州出现农民不愿种地的现象，他们涌入城里打工，因为比种地赚钱多。以前自命清高的文人开始向商人低头，有个典型例子：大文豪王世贞对朋友詹景凤说：“徽州商人看见苏州文人就像苍蝇追羊膻。”詹景凤回怼道：“苏州文人看见徽州商人也像苍蝇追羊膻。”王世贞听后竟无言以对。这段对话反映出晚明商人的精神文化追求更高了，而文人则变得更加拜金。 这个时期的政治可划分为弘治中兴之治世、正德至隆庆的中叶时期、万历至明亡的晚明。我认为隆庆更靠近晚明，因为隆庆朝解决俺答问题等边患及开放海禁的政策对晚明影响极大，是万历初年飞速进步的前奏。明中叶和晚明的皇帝中只有孝宗弘治可称得上明君，而正德、嘉靖、万历、天启都属于离经叛道的类型，隆庆、崇祯则平庸。在此期间，皇帝的主导作用、素质和能力已大不如明初。 晚明最精彩之处，不在庙堂，而在民间。之前长期讲张居正新政，现在我们不妨轻松一下，到大街上走一走。 （图：Adobe Stock） 他们比我们更会玩 晚明人熬夜玩乐，通宵“追剧”。如崇祯二年中秋后的一个夜晚，二鼓已过，金山寺锣声震天，原来是有人叫小厮来唱戏，把寺里的和尚震得从睡梦中惊醒，全寺人都跑来围观。戏一曲接一曲，演罢还不够尽兴，一直演到天色快亮。连我们现代人也会觉得这样通宵相当疯狂。 那时的戏多到像天上的星河，不管文化水平高低、政治立场如何，大家都争相写剧本。被迫害致死的东林君子杨涟和臭名昭著的宦官魏忠贤是晚明政坛的大人物，民间也有围绕他们而写的剧本，有多达上万观众看戏，台下人山人海。 有一回演《冰山记》，演员上台念白说“我是杨涟”时，台下观众纷纷传道：“杨涟！杨涟！”由近到远，如海潮涌动，表达著对英雄的崇拜。戏演到魏忠贤杖打范元白、逼死裕妃的时候，观众虽安静却个个都咬牙切齿、面露怒色。待演到颜佩韦击杀锦衣卫校尉的情节时，可谓大快人心，观众群起欢呼跳跃，喊声几乎快把房屋震塌。 （图：Adobe Stock） 为何演到颜佩韦时观众如此激动？之前，魏忠贤迫害东林人士并逮捕周顺昌时，苏州百姓愤起抗议，出手打死一名旗尉。后来颜佩韦挺身投案牺牲，百姓都对他颇为敬佩怀念。 当时也有为魏忠贤洗白的剧本，比如阮圆海的剧大多诋毁东林党，因此受民意唾弃，没能出名。 苏州是最好玩的地方，男男女女们聚集在荷花宕，场面甚为壮观。天启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全民倾城而出，大船小船都坐满，有人甚至拿数万钱还雇不到船，用山和海都不足以形容人多的程度。晚明文人袁石公形容说：“其男女之杂，灿烂之景，不可名状。大约露帏则千花竞笑，举袂则乱云出峡，挥扇则星流月映，闻歌则雷辊涛趋。”上千名年轻美女竞相微笑，歌声如波涛澎湃，这是何等热闹！ 这些男女们不满虎丘中秋夜的躲闪，特意在六月二十四日正大光明地聚在一起。 （图：Adobe Stock） 那么虎丘中秋节又是怎样的壮观？张岱在《陶庵梦忆》中回忆，无论是士大夫，还是少男、少妇、妙女、戏婆、声伎、奴仆，甚至包括恶少、骗子，不管本地的还是外地的，无不聚集此地。夜幕降临后，有百十处奏乐，声音如雷轰鼎沸，想跟身边的朋友聊天都听不清对方说的话。夜深时，许多人依然留下，乘船戏水，每桌都演唱，南北腔调混杂，观众议论纷纷。直到半夜三更，仍有百十人像大雁群一样排列而坐，这些夜猫子痴迷地沉浸在精彩的表演中，仿佛忘记时间。 听说书也是不可或缺的娱乐活动。晚明的南京有两位大明星——王月生和柳麻子（柳敬亭）。柳麻子说书水平极高，要提前十天送请帖和定金预约，即便如此也未必听到，换成今天的说法可谓一票难求。 （图：Adobe Stock） 晚明的客店是何等规模？假如你能穿越回那时的山东泰安州，会发现他们一家客店有二、三十间拴驴马的槽房，有二十多处戏子的住所。据《陶庵梦忆》，宴席分三个等级，上等一人独享一席，有十种佳肴、五种水果以及糖饼干果，还有文艺团队为顾客演戏，一人包席看演出；最下等数人一席，有各种美食，虽没有演戏，但仍有弹唱。整个店内即使只算弹唱的人数就已经多到不胜枚举，服务员多达一、两百人，厨房有二十多间。诸位想一想，我们现代人到宾馆，有几家达到这样的规模，吃饭包演出？晚明这样的客店客人每天都有，络绎不绝，可见消费水平之高。 （图：Adobe Stock） 那时和朋友们聚餐听歌，比我们现在唱卡拉OK还高级。他们现场创作、填歌词，普遍文化水平高，我们还要看大屏幕上的歌词，人家即兴填。每逢聚会，必有美酒、美女、美文才。 那时的流行歌曲可谓高产。冯梦龙编纂的时调民歌集《挂枝儿》几乎全是情歌，80%以上的时调曲是以女性口吻的，热情奔放地歌颂爱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晚明流行歌曲不只在年轻人中流行，全国男女老少皆传唱，而且走哪都能听到，“酒庐茶肆，异调新声”，“娇声充溢于乡曲”（《博平县志》）。 （图：Adobe Stock） 《郓城县志》记录晚明穷人也追求高质生活与时尚，“贫者亦槌牛击鲜，合享群祀，与富者斗豪华”。又如《博平县志》：“贩鬻厮隶走卒，亦多缨帽缃鞋，纱裙细裤”。《陶庵梦忆》也纪录了越地扫墓的盛况，名曰扫墓，其实是趁机旅游玩乐，连小户人家也一定要坐舒服的船，而且一定要有音乐伴奏，欢呼畅饮。 晚明对穿衣的审美是怎样的？时装是什么样子？万历年间，“里中子弟，谓罗绮不足珍，及求远方吴绸、宋锦、云缣、驼褐，价高而美丽者，以为衣，下逮裤袜，亦皆纯采，其所制衣，长裙阔领宽腰细折，倏忽变异，号为时样。”（《通州志》）相比之下，约100年前，弘治、正德年间还有淳本务实的风气。 想必诸位也已看出，晚明奢靡成风。凡事都有两面，社会高度发达的同时，人心也不知不觉间醉生梦死。明末李自成、张献忠起义规模浩大，朝廷财政枯竭，穷人被逼反，经济繁华与穷途末路形成鲜明反差。明朝一直以来的国策是以东南养西北，东南始终是财源，而明末最大的危机恰恰不出在江南，而在西北，地域贫富差距大到只能以战争终结王朝的地步。 假如派一名记者穿越回去采访南方民间的富人，他们的回答肯定是不相信大明会亡。走过270多年的风雨，总体上相当稳定，连土木堡之变的危机都能挺过，总有如于谦、王阳明、戚继光、张居正、李如松这样的英雄人物化险为夷，各大城市富裕繁华，1644年的他们一定十分诧异：怎么说没就没了？明亡后，张岱的总结刻骨铭心：“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持向佛前，一一忏悔。” （未完待续）
关于如何加深记忆，长期牢记细节，最近笔者总结了三点：图像化，声音化，故事化。 日常生活中把自己当作说书人能将许多逻辑捋得更清楚，比方说假设身处做presentation的讲堂，有许多观众，然后对著花草或墙壁模拟说书，一遍不顺就再来一遍，将语气夸张化，最好再加上口技，尽可能用上各种感官。伴随著栩栩如生的场景想像，久之数据呈现便成为生动的故事。 16世纪末，义大利学者利玛窦向中国推荐了一种“记忆宫殿”法，在背诵知识点时可以在脑海里想出一个宫殿，里面都“摆放”你熟知的家具，每个家具对应一个要背的知识。 举例言，下次每当想起，脑海中浮现的就是打开门后先看到沙发，再看到厨房，再看到卧室；有几层楼，不同楼里知识点的分类也不同。尝试赋予一个形象给你要背的知识，为这些形象安排固定位置，下次会很容易想起来。利玛窦的这种记忆宫殿法为何十分有效？因为图画往往比枯燥的字母更容易记住，在脑海中建造的是非常熟知且忘不掉的场所。 （图：Adobe Stock） 这种方法的原理很简单，它其实起源于一场偶然的灾难。利玛窦说： “古西诗伯西末尼德尝与亲友聚饮一室，宾主甚众，忽出户外，其堂随为迅风摧崩，饮众悉压而死，其尸齑粉，家人莫能辨识。西末尼德因忆亲友坐次行列，乃一一记而别之，因悟记法，遂创此遗世焉。” 古希腊诗人西末尼德某天和一群人喝酒，他走出门后没想到身后房子坍塌，宾客都被压死，废墟里的尸体身份难辨。但他因为清楚地记得离开前每人座位的位置，成功识别身份，帮助家属们找到各自亲人的遗骸。他从此悟出了这种宫殿记忆法。 利玛窦精通中文，他在中国期间正值明朝末年。他和中国学者分享自己的记忆理论，并以汉语写成一本讲记忆方法的书，将其赠送给大明江西巡抚陆万垓及其三个儿子。 利玛窦（图：公有领域） 利玛窦在致友人信中说，当时南昌人都欣赏这一记忆法的精妙。 笔者认为，再加上声音的联想会更有效。这样多感官齐用不仅适用于学新语言，也可用于医学、财经、历史等，估计半辈子都忘不掉。 如果还发现短时间内会忘记细节，那就下硬功夫，不断重复在头脑里“播放”，这是看起来最笨但是有效的办法。学过钢琴的朋友应该都有体会，肌肉记忆比刻意背谱可靠多了，那是熟能生巧的自然结果。这世上天才占少数，天才能成功也是靠看似笨拙的重复成功的。 记忆的硬功夫不可小觑。康熙学四书五经时每句都朗读一百二十遍、背诵一百二十遍。有大臣说背一百遍就差不多了吧，但康熙坚决背够一百二，所以经典中任抽一句都考不倒他。 挤时间学习也很重要，其实时间只会越挤越多，不会越挤越少。我们常说自己太忙，可能要一边打工一边读书，或者要花很大精力照顾孩子，可是大多数普通人难道比成功人士更忙吗？他们能日复一日地挤时间，我们当然也可以。 像明成祖朱棣，吃饭时间一边吃一边思考及讨论国政，半夜想起什么事就马上起床叫人纪录，在位8000多日无一日松懈。又如乾隆，上朝总是第一个到，每次等待大臣的时间里就读一会儿书。乾隆退居太上皇后依然早起，凌晨三点就起了，导致他儿子嘉庆凌晨两点多就得起床，只能比爹早，不敢比爹晚。古代的帝王享受荣华富贵的同时标准也高，英主明君能够勤政到坚持不懈的地步。 另外近代人当中，美国著名的发明家、政治家、科学家富兰克林每天的时间也安排得很精准，每天5点起床，工作的午休时段用于读书学习。大家想想，假如我们每个午休时间都能抽一点点背诵要记住的东西，一次不需太多，例如几个英文词、三页书，三百六十五天之后能积累多少？
1572年的北京紫禁城内，年仅10岁的万历皇帝爱不释手地翻阅著一本有趣的插图教科书，看得眉开眼笑，津津有味。对于10岁小孩而言，生动的绘画显然比文字更具吸引力，他的老师张居正深晓此理，所以日夜辛劳，完成了这本寓教于乐的教材，以唐太宗“以古为鉴”之语将其命名为《帝鉴图说》。 该书共含一百多个历史故事，由张居正从史册中精心挑选。书分上、下两篇。上篇名为〈圣哲芳规〉，向万历讲述历代帝王值得学习的举措，譬如任贤图治、谏鼓谤木、孝德升闻、揭器求言、下车泣罪、戒酒防微、解网施仁、桑林祷雨、丹书受戒、感谏勤政、入关约法等。下篇名为〈狂愚覆辙〉，顾名思义，选取历代帝王的过错提醒万历皇帝不要重蹈覆辙。 编纂插图教材对现代人而言不是什么新鲜事，毕竟我们有五花八门的图书和动画片给小孩看。而那时，张居正是整个大明王朝为皇帝编纂插图教材的唯一一人。 万历的父亲隆庆帝1572年驾崩，年幼的他不幸失去父爱，并在懵懂中匆匆登极。他的好朋友太监冯保陪伴他长大，被亲切地叫作“大伴”，张居正便是受这位“大伴”推荐的老师。在万历和李太后孤儿寡母的日子里，张老师成为这一特殊家庭以及整个王朝的依靠。 在这对母子眼中，张老师是偶像般的存在。他“颀面秀眉目，须长至腹”，“勇敢任事，豪杰自许”，“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明史》），长得帅，沉稳负责，而且作为内阁大学士，学富五车，精明干练。之前他做过隆庆皇帝的老师，现受先帝托付辅佐万历，成为两代帝师。除太后外，他曾是万历最敬爱的人，被称为“元辅张先生”。 万历的课程有3门：经书、历史与书法，以及一项庄严的仪式——经筵。“君德成就责经筵”，它是当时帝王必须参加的。明朝对经筵尤为重视，当时在春季和秋季每月三次举行，通常在早朝后，不仅皇帝，内阁大学士、六部尚书等诸多大臣也要参加。 经筵场面盛大而文雅。皇帝先由穿袍服的将军护送抵达，然后在文华殿面南而坐，再呼百官进入。开讲前，两名讲官向皇帝叩首，展书官跪地膝行到书桌旁，为皇帝翻开讲义。两讲官一位负责讲四书，另一位负责讲史。如果皇帝坐姿不端正，讲官有权暂停讲课，礼貌地提醒皇帝：“作为君主，怎能不庄重？” 文华殿（图源：公有领域） 万历接受的便是上述全国最高水平的教育。经筵是老师提醒皇帝治国的好机会，讲师可以委婉地告诉皇帝哪里做得不好，比如明武宗时就有讲师委婉批评他。如今，张居正对待经筵也非常用心，还吩咐儒臣记录明太祖等皇帝的《宝训》、《实录》，把他们分类成书，共四十种，如创业艰难、励精图治、勤学、敬天、法祖、慎起居、戒游佚、正宫闱等，多是警切之语。他向万历请求在经筵之暇进讲这些内容。张居正每次讲课都提前半个时辰到达，可见相当尽职。 课堂并非只有严肃，也透露著温暖。《明史纪事本末》记载，万历元年，天气很热的时候，万历直接走到张居正讲课的位置旁边，叫内使为老师摇扇。天冷时则命人在老师讲课处铺毡片，以免张居正受冻。我们现在看觉得平常，但在当时，这些并不是天子必尽的义务，往往是仁君所为。 万历年少时很聪明，成绩优异，写得一手好书法，在张居正引导下懂事听话，虚心节俭。 师生曾经情同父子 万历与张居正之间还有一种超乎君臣师生关系、近乎父子的情感，这在整个五千年历史上都可谓是宝贵的。有一天张居正生病，万历到煖阁亲手调椒汤赐给他。 还有一件事更令人感动。万历因为出疹子在皇宫内长期养病，那段时间张居正非常担忧牵挂，但不能进皇宫，只能每隔几天到门外问候。后来万历康复后给了他一个惊喜。 那天上早朝时，天色微亮，张居正走入后惊讶地发现许久不见的小皇上竟正坐在龙椅上。出于急切，他径直走到万历面前，跪在地上，仰头端详圣上的面容，看病情是否痊愈了。万历面带微笑，丝毫没有怪罪张居正的突兀，说：“先生走近，看朕面色何如呀？” 张居正关切的目光一刻没有从万历身上移开，向前膝行几步，要看得更仔细些。这时万历为了让老师放心，低下身子握住他的手，说：“朕近日胃口不错，饭菜也健康，每日进膳四次，每次都吃两碗，但不吃荤。”张居正听后眼眶湿润，安心地笑了。 （图：Adobe Stock） 悲剧的萌芽 万历皇帝身边不仅有认真负责、教学质量一流的张老师，还有家教严格的母亲李太后，更可贵的是还有时常监督他、防止其偷懒的好友冯保。 万历大婚前李太后对他的起居管教很严，五更喊他起床；万历大婚后，母亲不便过多干预，但依然十分上心，嘱咐张居正：“吾不能视皇帝朝夕，先生亲受先帝付托，其朝夕纳诲，终先帝凭几之谊。”冯保日夜保护万历起居，如发现行为不当，便会立即奏报太后。 （图：Adobe Stock） 看到这里，大概很难想像这会演变为教育悲剧，暂且不论期待中的圣君，至少能把孩子培养为守成之君，他怎会变成贪财好色、二十多年不上朝、四处搜刮民脂民膏的败家皇帝？他后来为何一改敬爱之情，转而痛恨恩师，恨到想开棺戮尸的地步？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之前的文章里笔者讲了一部分原因，本期讲述更多课堂和家庭细节。 《明史》记载：“帝或不读书，即召使长跪。”有时万历皇帝不听话，李太后便罚他长时间跪著。我们现在看，这属于体罚式教育，不可取，其实在当时无可厚非。但在此过程中，万历肯定觉得自己的尊严受践踏。太后是母亲，就算再不满也不能不孝，所以，他的恨意逐渐积累至张居正和冯保身上。 罚跪是太后之意，关他俩什么事呢？原来，冯保经常向太后告状使万历心生恐惧；太后训斥孩子不争气时，往往补充一句“再不听话，就告诉张先生。”这点李太后做得不厚道。亲子教育不宜频繁把外人牵扯进来，强化孩子对老师的惧意。张居正和万历没血缘关系，情同父子却不是真正的父子，更何况张居正是臣，李太后经常强调这句话，导致万历对张老师的惧怕渐转变成厌恶。《明史》明确说：“（太后）每切责之，且曰：使张先生闻，奈何！于是帝甚惮居正。及帝渐长，心厌之。” （图：Adobe Stock） 另有一次在课堂上，万历被吓得不轻。那次是讲筵，万历学习《论语》，读到“色勃如也”时把“勃”字误读成“背”字。张居正忽然厉声呵斥：“应该是勃！”当时万历毛骨悚然，在旁的人也大惊失色，他们没想到张居正有厉斥皇上的胆量。可以理解张老师一番苦心好意，他把培养明君的希望都寄在万历身上，难免急于求成。但正如他改革急功近利，见藩王时不顾礼节，都给未来留下祸患。 以上都只算小事，然而以下这件事相当严重，估计万历一生难忘。这件事非张居正之错，主要是皇帝自作孽。 万历八年十一月，此时万历皇帝18岁，已经结婚，李太后不能时刻管他了，政务依然几乎全由张居正管，他闲得无聊且自制力不强，开始渴望放纵的生活。皇宫里有太监诱导他享乐，他们在西城举办夜宴，喝得酩酊大醉。万历当时佩带宝剑，随著醉意上头，和太监追逐打闹，耍起酒疯。 仍觉得不过瘾，万历于是命令两名太监唱曲给他听。两太监唱了几首旧调，但都不合他的意。万历不耐烦了：“你们唱首新曲给朕听！” 太监瞬间沉默，他们不敢唱，因为皇上所说的新曲是当时民间的流行曲，在君子看来是低俗的靡靡之音、亡国之音，而作为帝王是应该听德音雅乐的。若太后知晓此事，后果可能十分严重。 万历见太监不唱，趁著酒劲龙颜大怒，拔剑就要杀人。随从赶忙劝阻，之后万历虽打消杀人念头，却觉得不够解气，于是砍断太监的头发代替斩首。 万历（图：公有领域） 即使没出人命，皇帝也有乱杀臣侍的倾向。此事很快传到李太后耳中。李太后厉声训斥万历，数落著他这几年来的种种不好，而这位血气方刚的小皇帝无论那夜怎样威风，此时只哭得像三岁小孩，跪地不敢抬头。 李太后觉得绝不能善罢甘休，因此传懿旨唤张居正前来。张老师得知后既惊且怒，即刻从内阁办公室赶来。当著张居正的面，李太后命人取《汉书》来叫万历皇帝翻阅。 学识渊博的张居正立即明白李太后用意，此事真的闹大了！果然，李太后叫万历将书翻至《霍光传》，万历这时也恍然大悟，面色苍白，浑身颤抖。 公元前74年，汉昭帝驾崩。昌邑王刘贺继承皇位，但荒淫无道，辅臣霍光因此报请太后废掉他的帝位，昌邑王便成了在位仅27日的天子。李太后提霍光废帝的典故，旨在警告万历：朱家可不是缺人做皇帝，废掉你这无道之君，还有你弟弟潞王接替！ 万历吓得伏地乞求开恩，求了很长时间后李太后才答应给他机会。张居正也责令万历自省，并同时反省自己教导不严的疏漏，代万历写了一篇罪己诏。 之后，万历谕阁臣：“朕在冲年，自多过愆，惟藉诸先生力谏，使朕为尧、舜之君。”张居正趁热打铁，奏称：“诸内臣老成廉慎者存之，谄佞放恣者汰之。皇上亦宜痛改，戒宴饮以重起居，专精神以广继嗣，节赏赉以省浮费，却玩好以定心志，亲万机以明庶政，勤讲学以资治理，端趋向以肃士风，则圣德愈光矣。”（《明史纪事本末》） （图：Adobe Stock） 万历表面上采纳了这些建议，实际上是因为迫于李太后的权威。《明史》称他自此事后，“心颇嗛保、居正矣”，对冯保和张居正的厌恶又深一层。 透过这起醉酒胡闹事件，想必诸位也看到一些问题：张居正、李太后、冯保等人齐心协力的严厉管教下，在以明君为标准的引导下，万历为何还会偷偷做出格的事？前几年含辛茹苦的教导难道没能使他独立辨是非？张居正和冯保有助归正他，何恨之有？ 笔者对此总结了六点： 1、万历的严格标准是被动，家长和老师都轻视了对其自觉性的培养。真正的严格应是主动的，如康熙学四书五经时每句都主动朗读一百二十遍、背诵一百二十遍，有大臣说背一百遍就差不多了，但康熙坚决背够一百二十遍，后来经典中任抽一句都考不倒他。 2、万历亲政时间晚。18岁在古代不算小，顺治和康熙帝都是14岁就已亲政，就连不被视为英雄人物的崇祯也能在16岁扳倒奸臣魏忠贤。而万历10岁登极，18岁却还不亲政，一直拖到20岁。他本人表示拒绝早亲政，李太后也说要张居正辅政到他30岁再让他亲政，主观意愿和外部环境都在消磨对成为明君的向往。 3、坐享其成。万历的教育和政治条件优渥，他坐享张居正改革后的国泰民安，未能真正理解改革之艰辛，只是停留在理论层面并无多大意义。 （图：Adobe Stock） 4、万历这时最担忧的只是皇权能否保住。他没有从霍光废帝事吸取正面教训，加紧内省；而是吸取反面教训，厌恶像霍光那样可能对自己有威胁的张老师。李太后的恐吓无形中起到反作用。 5、隐藏的性格。环境严格时万历的性格尚未暴露，实际上他骨子里像他爷爷嘉靖皇帝，偏执、睚眦必报、权力至上。事实证明，十年后万历果真变成了嘉靖2.0，虽不上朝却擅长弄权，敌视文臣劝谏。此外还优柔寡断，缺乏主见，数年后在郑贵妃和太子之争问题上他犹豫不决、麻木逃避，表现得更加明显。性格问题是所有良师良母的教育难题，这点不必太苛责李太后和张居正。 6、缺少严父。这点不怪任何人，因为隆庆帝离世早，却是不可忽视的客观因素。张老师毕竟是外人，不能代替万历的父亲，而且母亲也不能取代父亲的教育作用。距此100多年前，明成祖对太子朱高炽要求极严，朱高炽在应天府监国期间充分磨练，继位时已然成熟有素，可见前代帝王影响之重要。 （未完待续）
一辆全国最奢华的房车与前后规模庞大的卫队和仪仗队越行越近，迎接这一队人马的官员恭恭敬敬地下跪，丝毫不敢怠慢。 待队伍走近后定睛一看，房车的前方赫然站著24名顶级火枪手，他们镇定且敏锐的眼神与手中的武器令人不寒而栗。往后看去，那房车尾跟著24名魁梧的弓箭手，亦有鱼贯接踵的骑兵一路扬尘。 房车是由32名壮汉抬起的大轿，称它是一座“移动的别墅”一点也不过分。轿子外围有一圈围廊，里面的人休息时可以走到围廊欣赏风景；轿的前半部分名叫重轩，其内部建有书房，供车主工作时使用，相当于移动的办公室，还配备书童在旁服务；轿的后半部分是卧室，车主无论白天黑夜都可以安稳地睡眠。此外轿中还配有珠玉绸缎。 如此级别的轿子远远超过我们常说的八抬大轿，这豪华房车内的贵宾不是皇帝，却是内阁首辅张居正——万历帝的老师，大明朝的栋梁，皇亲国戚也畏他几分。 坐在轿中的张居正此时心情复杂。一方面，他终于可以短暂休息，返乡安葬刚故去的父亲并看望年迈体弱的母亲；另一方面，夺情风暴让他折磨得心灰意冷，暗想：“我尽忠为国，却成千夫所指，斥我不孝。反正我已名誉扫地，你们尽情骂吧，道德的楷模不做也罢！” 此时的张居正一改昔日节俭谨慎作风，接受了河北真定知府钱普的献媚，即上述铺张浪费的奢华大轿；也接受了沿途府州县官的下跪、巡抚巡按的越区迎送与亲自开道。 更不应该的是，他途经襄阳时，襄王出城恭候请他赴宴，他仅仅以宾主相见的礼节回应。然而依照大明王朝的制度，即使再大的官、公、侯见藩王时也须行为臣之礼。在路经南阳见唐王时他也同样僭越。《万历野获编》记载，张居正在宴会上“坐南面”，即坐北向南。而依照古代礼法，南面称尊，北面称臣。 （图：Adobe Stock） 张居正这般犯大忌，无疑给自己及家人招来祸患、留下污点。他在世时，万历皇帝敬他，无人因礼节问题罚他，但死后难保多遗留了一个专权罪名的证据。《万历野获编》评价称“僭紊至此，安得不败！”“江陵妄自尊大，并典制不复问矣。”透过返乡葬父的排场和行为，足见张居正受夺情风暴刺激后放松了对自己的道德约束，开始抱持破罐子破摔的心理。 上期讲到《明史》说“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除以上奢侈行为外，还有证据表明“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张居正改革的核心就是整顿官僚恶习，且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但在其改革的后半期，他自己反而性情大变，多数升迁或罢免官员的决定是出于个人喜恶，特别是对待反对者几乎不再留情。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觉得无论怎样努力都会遭受批评与指责，既然不能左右外界的言论，那管好自己能左右的事就足矣，只要能继续大权在握，改革就不会半途而废；只要能实现毕生理想，国富民强，可以不择手段。张居正后期这种偏激的思想只能获得临时的成功，给自己在政坛上树立更多反对者。 但这也不能全怪他一人。如果我们将心比心，客观地分析当时他的环境，会发现他有诸多无奈和不得已。 中国古代五千年历史，所有成功的变法、改革或新政都需要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实权。我们潜意识里习惯于把权力和奸佞权臣挂钩，仿佛这一词离所有正人君子都十分遥远，但试想，如果没有智慧和渠道争取够硬的后台和实权，那么政治理想都将成为泡影。区别是，贤臣良相会以合法途径和较高的道德底线争取，其最终目的是治国平天下；奸臣则不然。这个底线究竟多高算高，它不像数字指标那样量化明了，所以许多致力变法的君子们都是戴著官场“铁链”治国的，要在制度与祖宗之法的局限下尽可能减少改革的阻力。 张居正不见得比前朝前辈们轻松。以前唐朝的政令都由宰相拟，然后交给皇帝画敕；宋朝的制度是宰相先向皇帝呈札子，待皇帝同意后再拟旨。明朝朱元璋废掉宰相后，内阁大学士的权力起初很小，往往由六部中某位尚书或经筵讲官兼任，内阁大学士本身只是五品。 之所以群臣以内阁大学士为尊，一是因为他们的兼职地位高，譬如部门尚书；其次是因为明朝到中后期皇帝不爱管事或暂时不能亲政，于是内阁出现一系列权臣，比如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都擅长权术，但不同之处是严嵩是奸臣，徐阶、高拱、张居正皆是治世能臣。 （图：Adobe Stock） 严格说，张居正作为内阁大学士，即使是首辅，很多事也不该他管，他原本应得的权力远不及汉、唐、宋代的宰相。笔者曾在第四期提到，张居正推行的考成法要求六部把手上的“考成簿”一字不落地抄两份，一份交给内阁，一份交给六科。该新政很有益处，然而六部没有义务这样做，毕竟内阁大学士不是宰相，不该管六部的事务，六部只听皇帝的话即可。 张居正如此大刀阔斧地改革，提升官员工作效率和质量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踏入灰色地带。他早已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所处者危地也”，名为辅政，实为摄政，揽了不该揽的权。但从另一方面讲，他得到强大后台李太后和万历帝的鼎力支持，似乎又无可厚非。他的一系列争议之举，包括不守孝、任用张四维这样听话的人、调走对戚继光等良才掣肘的人、打击反对者，都旨在减少改革的阻力。为最大程度营造稳定的政治环境，他要与太监冯保搞好关系，这本是对君子而言可耻的事，却是促成改革顺利的重要一步。他已然视改革比生命更重要，这一思想动机是他治国成功的因素，也是走向偏恣的错误之源。 总体而言，张居正的底线谈不上低，海瑞说他“工于谋国，拙于谋身”算是比较中肯的评价。另一可贵之处是，张居正几次对万历帝和李太后的劝告都是金玉良言，他们当时也大多虚心接受，这是非常难得的配合。 如某次张居正进讲，提及宋仁宗不喜欢珠饰。万历说：“贤臣为宝，珠玉何益！”张居正说：“明君贵五谷而贱珠玉，五谷养人，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万历当时还算听话，说：“然。宫人好冶妆，朕岁赐未尝不节省。”张居正听后很高兴，称颂道：“皇上言及此，社稷生灵之福也。” （图：Adobe Stock） 李太后既是观念正、教子严的母亲，也是卓越的女政治家。《明史》评价“万历初政，委任张居正，综核名实，几于富强”，离不开她的贡献。对于要节俭的建议她也认同，如《明史纪事本末》记载，万历五年，“谕修慈庆、慈宁南宫。张居正言：两宫于万历二年落成，今壮丽如故，足以娱圣母，乃欲坏其已成，更加藻饰，非所急也，请辍工。从之。” 然而美中不足的是，李太后对张居正再怎么信任支持，总有发生矛盾的时候。曾有一起李太后亲爹犯错的事件，虽然她当时没有直接反对张居正，但耿耿于怀，自此结怨。张居正去世后遭万历报复清算时，恰因为此事件，李太后不愿为张居正发声。 那是一个冬天的夜晚，张居正家中突然来了不速之客，硬是执意将他喊醒。谁这么大胆？原来这夜访之人是他的老熟人——戚继光。 戚继光大老远从边塞跑来只为给张居正看一件军衣，他话不多说，当面撕开这件棉衣。张居正定睛一看，棉衣里哪有什么棉花？分明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图：Adobe Stock） 张居正瞬间明白戚继光为何这般愤怒急切，他们都是对国事超负责任的类型，当然不会容忍军衣偷工减料令士兵挨冻。于是张居正直接告到李太后那里，因为管军队后勤的人是李太后的父亲、皇帝的姥爷——李伟。 揭露李伟失职是对的，张居正这样做是出于道义公心，不过得罪太后的亲爹确实风险极高。李太后当时的反应非常公正，并无偏袒，怒罚亲爹在门外长站，那时大雪纷飞，寒风凛冽，惩处可谓相当严厉；之后又下令撤李伟的职。至少在行为上，李太后做得大公无私，值得肯定。 但几年后，有人劝她为张居正说情时，她只是冷冷说道：“当年父亲在雪中罚站时，有谁为他说情呢？”张居正遭清算是过分了些，为张居正说情并不违背公义，可见李太后多少有些怀恨在心。 （图：Adobe Stock） 万历帝、李太后、张居正原是合作很好的同盟，亲如一家，1573至1582年间铸造了一段君臣协力中兴的佳话，张居正对年少的万历师恩深重，情同父子，当时万历曾展现出明君特质。然而，张居正九泉之下万万没想到，生前寄予厚望的好学生居然长达二十多年不上朝，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懒的皇帝之一；还抄了自己的家、导致自己十多位亲人饿死、革除了自己生前所有官职，并终止了蒸蒸日上的改革，恨到险些开棺戮尸！“终万历世，无敢白居正者。”（《明史》）直到万历死后，天启年间才有人公开称赞张居正，到崇祯年间才有人出来为其申冤。李日宣上奏称：“故辅居正，受遗辅政，事皇祖者十年，肩劳任怨，举废饬弛，弼成万历初年之治。其时中外乂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功在社稷，日久论定，人益追思。”崇祯皇帝表示赞同。 十年改革期间，张居正和李太后的教育和政治配合总体上是成功的，但三十多年后彻底宣告失败。有人可能觉得这事离我们遥远，但类似的教育遗憾在现代许多家庭和学校都发生过。 为何万历对昔日敬爱的张老师恩将仇报？其中的表面原因有万历的昏庸无道；有对张居正管教太严的不满，觉得少年时失去了享乐和权力至上的快感；有张居正不够谨慎的漏洞留下把柄；还有一个重要的深层原因是，当时的制度以及帝王的观念注定无法回到伊尹的时代。 早期的古人观念较纯朴，中国传统文化一直在提醒人们“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即使君为臣纲，但圣贤始终都不忘强调对君主的制约，因为君权神授，无道到夏桀商纣地步的国君自然不能再享有福报。3000年前，商朝有位名叫太甲的王昏庸无能，宰相伊尹便将他流放到桐地，让他反省长达三年之久。后来幸运的是太甲悔过自新，于是得以复辟，从此以德治国，成为圣君。伊尹流放太甲使其改过的故事几千年来受文人称赞。 在政治传统上，明朝以前皇帝纵然是九五之尊，却也不能干预宰相的职责，宰相可以驳回他认为皇帝无理的要求，而且皇帝未必能得逞，比如宋真宗和李沆的典故。 北宋程颐有言：“天下重任，唯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再回顾唐太宗和唐玄宗，在造就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重要因素中，宰相的作用其实大过帝王的作用，唐太宗也说过，他不赞同像隋文帝那样“性至察而心不明”，事必躬亲未必是好事，唐太宗的实际做法也是发挥各臣的配合作用。 （图：Adobe Stock） 然而明清两朝是无宰相的时代，君权和帝王心机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观念上很难转变回更好的时代了。连崇拜程颐的明君乾隆也说，天下最重要的怎么是宰相呢？应该是皇帝才对！ 1582年张居正逝世后不久，万历有过一段励精图治的时期，已满20岁的他在更加成熟的同时，也逐渐意识到，原来曾经德高望重的张老师就像伊尹，而堂堂大明天子怎能容许伊尹再现？当初戒尺压在弹簧上有多重，反弹之时就有多猛。他想抹除一切张老师存在的痕迹，以向天下人证明自己不是太甲，如同后来清朝顺治帝对多尔衮掘坟鞭尸。不同的是，顺治总体上是一位不错的皇帝，而万历把自己放纵成了一个亡国之君。 万历的悲剧不能全归咎于张居正，毕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再怎样也不该罔顾师恩。造成遗憾的因素不只这些，下期将带各位走近他们师生曾经的温暖，看全国最认真的老师、最严的妈妈教育小皇帝的点点滴滴，并总结更多的成败经验。 （未完待续）
新年新气象，万历四年（1576年）正月，北京城内的男女老少皆沉浸在喜气洋洋的氛围中。作为百官之首的张居正也是如此，看到自己亲自主持的改革已经取得初步成果，心中不免春风得意，并期盼新的一年再创佳绩，更进一步实现富国强兵的理想。 然而没想到的是，此时一封弹劾奏疏打破了新年喜庆的气氛，让他顿时火冒三丈。他更料想不到，该奏疏将成为暴风雨的前奏，其中提及的不祥之事也将在不久的未来发生。 这一奏疏言辞犀利，洋洋洒洒写了上千字，矛头直指张居正，作者则是他的学生——刘台。 自大明开国以来，高官被弹劾是很正常的事，但学生弹劾老师的确罕见，张居正自己也说：“二百年来无门生劾师长者”。关键是刘台的弹劾既不是无理取闹，也不是反对改革，而是句句皆正义之辞，有理有据，所列举的罪状甚至是要命的。概括下来，刘台的弹劾几乎每段都叩准一点：张居正蔑视祖宗之法；给万历皇帝的建议是：要约束张居正的权力！ 之前讲张居正改革成效时提到，隆庆帝驾崩前将幼皇子托付给高拱和张居正，万历初年国家大事基本上都由张居正代帝管理。虽然改革成效有目共睹，但刘台认为，张居正“擅作威福”，“以相自处”，俨然已成为独裁者。 这里顺带提一段历史背景：自明太祖朱元璋废宰相之位、成祖朱棣成立内阁以来，内阁大学士主要职责类似皇帝的顾问与秘书，即使内阁首辅被视为接近宰相，规定的权力和宰相仍有很大区别。所以，尽管张居正不是像严嵩那样奸佞误政的权臣，但指控他“以相自处”不无道理，对他而言这是个相当危险的罪名。此外，刘台还弹劾张居正钳制言论、私荐用人、驱逐高拱、贪污受贿，并质问“辅政未几，即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在奏疏结尾，刘台还解释了一番，说“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讼言攻之者，君臣谊重，则私恩有不得而顾也。”意思是，弹劾张居正不是恩将仇报，而是因为公事至上。 （图：Adobe Stock） 从监督权力的角度而言，刘台可谓是大义凛然，但考虑到师恩在前，该奏疏确实有点毒辣。尤其是弹劾张居正私荐的部分，刘台是这样说的：“四维善机权，多凭借，自念亲老，旦暮不测，二三年间谋起复，任四维，其身后托乎？”此处抨击的是张居正引张四维入阁的行为，刘台觉得张四维名声不好却能得重用，是因为张居正想把张四维作为自己的后路，万一哪天张居正的父亲逝世，需要回家守孝三年，张四维可以在内阁接应，帮张居正早日返阁。 假如换作我们任何一个人，看到自己的门生这样质疑自己有阴谋并拿父亲“旦暮不测”说事，都会觉得不近人情，这或许就是张居正极其失望与愤怒的最主要原因。之后他索性辞职，跑到万历皇帝面前哭泣，长跪不起，直到万历走下龙座亲自扶他，再三挽留，张居正才答应继续上班。 在当时的万历和李太后眼里，国家绝不能没有张居正，一个小小的刘台如此“添乱”，自然要罚。于是万历下令打刘台一百廷杖，之后张居正上疏劝皇帝手下留情，所以刘台只是被降为平民，免于廷杖之刑。《明史》有句话写得十分微妙，称张居正“阳具疏救”，“阳”字说明《明史》作者认为张居正上疏救刘台只是表面上做个样子，颇有点春秋笔法的味道。《明史纪事本末》也说：“然心终恨之，后竟置之死。”当时与后世不少人都认为，即使张居正劳苦功高，弹劾者也绝对不该因言获罪。 实际上，真正猛烈的弹劾风暴还在后面。不幸的是，刘台的奏疏一语成谶，短短一年过后，张居正的父亲就真的去世了。 （图：Adobe Stock） 万历五年（1577年）秋季，张居正收到了父亲病世的消息，登时悲恸不已。原本这是一件平常的丧事，儿子按照祖制回家守孝即可，但它旋即演变为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朝臣间激烈的矛盾就像解不开的绳结，不幸最后以流血事件收场。 那么，他们究竟为何走到了人们最不希望看到的地步？ 起初氛围还是很温暖的。万历帝那年仅15岁，与张居正关系依然很好，情同父子，得知讣告后立即派太监前去慰问，劝他按时吃饭，切勿过度悲伤。看望他的使臣络绎不绝，三宫送给他的礼物也十分丰厚。 然而，万历似乎尚未意识到，张居正面临的难题远不止如此。 伴随一声突如其来的“太后驾到”，太监冯保和李太后匆匆来到万历面前。李太后当时身穿便装，说明事态紧急，衣服来不及换。她眉头紧皱，问万历道：“张阁老即将回乡丁忧，皇儿有何打算？” 万历心想“这事不复杂啊”，便淡淡回了一句：“就按先生（张居正）的意思吧。” 李太后听万历这样回答，瞬间坐不住了：“皇儿啊，你怎么不明白呢！各府题本章奏你能独自批阅吗？你能辨别百官谁忠谁奸吗？张阁老这一走就是三年啊，国家若有大动荡，你有能力处理吗？！”“如果没有张阁老兢兢业业，我们哪有这太平之世？” 万历恍然大悟，却又无奈地说：“但我们别无他法啊，守孝是祖宗法度，不能改啊。” 关于守孝，早在西汉时就规定朝廷官员遇父母丧事必须丁忧三年。明朝对孝的重视超过以往历代，依照法律，得知父母去世后，即日起便要上报并奔丧，若是官员则须辞职回家；隐瞒父母去世而逃避守制的官员，一经发现必被革职，如果是学生则会被开除；在守孝期间不能喝酒、吃肉、参加娱乐活动等。但往往不需要三年整，守27个月就可以了。也允许夺情，军人在战争期间，或者文官在特殊情况下不必辞职回家守制27个月，以素服办公亦可。 站在一旁的冯保早已对夺情先例了如指掌，他瞅准时机建议说，历朝不乏夺情，即使内阁大学士夺情也不是什么罕事，如永乐六年六月杨荣丁忧，十月便被复用，并列举了其他案例。 在第三期文章中，笔者提到过李太后、冯保、万历是张居正改革坚实的“铁三角”后盾，此时自然立场统一。李太后听闻冯保的建议，点头认同，万历也同意颁圣旨让张居正夺情留任。 万历（图：公有领域） 按理说事情到此应该尘埃落定了，毕竟皇帝已经发话，然而事实上，臣民抗议的声浪越来越高。大家可能很容易想到反对夺情的人或许主要是改革的反对派，但抗议声最高的并非政治立场与张居正不同的官员，反而是受张居正提拔重用的人。他们的主要关注点不是改革利弊，而是和一年前刘台的关注点相似——祖制与特权。当然也增加了一个重要主题——中国延续千年的孝道与伦理纲常。 当时的吏部尚书张瀚曾得到张居正推荐，不过在此次夺情风波中并没有偏向张居正。诸臣因害怕丢掉乌纱帽，纷纷发言支持张居正留任，而张瀚不以为然，叹道：“三纲沦矣！”万历勃然大怒，令张瀚提早退休。 中国古代讲究天人合一，地上的大事往往与天象对应。当时，一颗彗星拖著长长的尾巴从西南方划过天空，而且之后每晚都有彗星划过，万历于是下诏让百官省思。张居正的学生吴中行此时上疏，大致表达了以下意思： “张居正和他父亲分别已长达19年，陛下为何让他违心抑情，继续痛苦地工作？居正常说谨守圣贤义理与祖宗法度，然而他是否付诸实际行动了？孔子的弟子宰我想缩短丧期，孔子则教导他：‘予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孟子也曾说：‘虽加一日愈于已。’即使是编氓小吏，也不能隐匿父母丧事；惟有武人可在战争时期穿墨缞继续从事。张居正之事涉及万古纲常，四方视听，为他著想，只有现在不犯错，才不会给后世留下非议啊！”他的奏疏且不论观点对错，就力度而言是足够的，于天性之情、于国家之法、于圣贤之道、于身后之名劝谏，理情兼备，相当尖锐。 吴中行向皇帝上疏后，特意将奏疏副本呈给恩师。张居正看到副本后既惊讶也愤怒，没料到学生之中又出一个刘台。 继吴中行后，赵用贤、艾穆、沈思孝也上疏反对张居正夺情留任，其中，赵用贤亦是张居正的学生，艾穆是张居正的同乡。另外，他们的职位也都不简单，吴中行是翰林院编修，赵用贤是庶吉士，沈思孝是刑部主事，艾穆是刑部员外。该场弹劾风暴，甚为“壮观”。 （图：Adobe Stock） 有读者朋友可能会觉得这很正常，500年前，北宋的郑侠不也是王安石器重的人才，不也是以公事为重、私情为轻对王安石猛烈批评吗？其实他们的重点不同，处分也不同。郑侠主要针对政事，重点是新政对民生的影响；而吴中行等人的重点是改革者的道德污点以及对伦理纲常的维护。吴中行四人受到的处分比郑侠惨，万历下旨对该四人处以廷杖酷刑。各位可别小看廷杖，历史上有不少人丧命于棍棒之下。 临行刑前，众臣哗然，纷纷争取解救。翰林院掌院学士王锡爵找张居正求情，事到如今，只有张居正能劝皇帝开恩罢刑，但张居正拒不见客。王锡爵焦急万分，索性不顾礼节，闯进张居正的临时灵堂！ 进灵堂后，见张居正一身孝服。王锡爵赶忙道歉赔罪，说：“我为救吴中行等四位君子而来，令尊若泉下有知，想必不会怪罪我擅闯灵堂。” 张居正面色不悦，冷冷说道：“难道我因忠心为国而难以回家守孝，家父就会责怪我吗？”又说：“圣怒不可测”，拒绝解救。 王锡爵见张居正如此态度，冲动之下斥责道：“就算是皇上发怒，也是你引起的！”然而话音未落，张居正突然一个箭步上前，做出了一个令在场所有人震惊的举动： 他竟急速拔出一把刀，双膝跪在王锡爵面前，将刀刃架在自己脖子上，做出自刎的动作，对王锡爵说：“那你杀了我吧，杀了我吧！” 张居正（图：公有领域） 这一举动登时吓傻王锡爵，等回过神后，慌忙逃出张府，只馀下张居正孤独地跪地悲泣。 《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张居正下跪所言的原文是“尔杀我，尔杀我。”连著两声“尔杀我”，可想，他的精神遭受著多大的压力与折磨。 灵堂内，张居正的心在流血；刑场上，四名抗议者的身体在流血。 吴中行、赵用贤挨了六十棍，艾穆、沈思孝挨了八十棍，现场惨不忍睹，幸有医生及时救治，否则刑后性命难保。 当时，一名年轻人静静目睹了行刑的全过程，之后毅然将怀中的奏疏上交皇帝，丝毫未被酷刑吓怕。 这位年轻人比先前四人更不要命，他的奏疏内容节选如下： “陛下以居正有利社稷耶？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伏读敕谕‘朕学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尽隳’，陛下言及此，宗社无疆之福也。虽然，弼成圣学，辅翼圣志者，未可谓在廷无人也。且幸而居正丁艰，犹可挽留；脱不幸遂捐馆舍，陛下之学将终不成，志将终不定耶？臣观居正疏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办非常之事’，若以奔丧为常事而不屑为者，不知人惟尽此五常之道，然后谓之人。今有人于此，亲生而不顾，亲死而不奔，犹自号于世曰我非常人也，世不以为丧心，则以为禽彘，可谓之非常人哉？” 其中有段话对万历皇帝而言相当刺眼扎心，大意是：皇上您现在学业和国事离不开张居正，幸亏现在张居正只是要回家守孝，假如哪天他死了，您就不学习、不治国了？言外之意即万历就是一窝囊皇帝。另外对张居正骂得也很犀利，说亲人活著的时候不探望，死后又不奔丧，与禽兽没有区别，还谈什么“我非常人”？ 这位不怕死的年轻人名叫邹元标，毫无悬念也激怒了万历与张居正，被打八十廷杖。他和之前遭受廷杖的四名抗议者被称为“五君子”。值得一提的是，该五人毫无怨言，不后悔仗义执言。其中，邹元标在不久的将来还会登场，再度直言上疏惹怒万历，还为张居正的功劳优点辩护——他不恨张居正，发声只为维护道义。 （图：Adobe Stock） 当时群情激愤，舆论倒向这些因言获罪者，指责张居正的声音不绝于耳。《明史》记载“至悬谤书通衢”，抨击张居正的文章在大街上到处张贴。后来万历下诏，再有议论张居正夺情一事的，一律死罪无赦，此后谤言才停息。 明朝最大的夺情风波到此看似告一段落了，那么如何评价该事件？为何会闹到这一地步？ 笔者认为，张居正和以五君子为代表的反对者各有道理、苦衷与不当。在张居正的立场，他曾劝父亲搬家到身边但父亲不答应，长期未能看望父亲是毕生的遗憾，不足以断定他是无情的不孝子。改革是他呕心沥血的成果，在当时万历小皇帝难以亲政的情况下，他眼里国事的确重于家事。至于艾穆和沈思孝说他“忘亲贪位”，贬低过重，以其改革成就与鞠躬尽瘁，他绝不是严嵩那类贪权之辈。 五君子所为是否属于道德绑架？不完全是。我们现代人没有守孝27月的要求，所以不能以现代眼光衡量当时。张居正夺情争议与后来万历皇帝的国本之争相似之处在于，重点都是祖制不可违，五君子与后来的“清流派”维护的均为祖制。祖制当时就相当于法律，在祖制面前，所谓“治国离不开谁”不能成为借口，即使夺情是制度允许的，也要看实施对象是否足够特殊。 成化年间有个案例，内阁首辅李贤因父过世须回家守制，明宪宗下诏夺情起复，李贤因此遭学生罗伦弹劾，而罗伦也因弹劾被贬官。但李贤死后国家并没有发生大动荡，所以舆论更加确定大明王朝不会因为离了哪位首辅就不能运转，从那时起直到万历朝，没有内阁大学士敢再夺情。 尽管双方各有道理，但也各有意气用事和极端处事的过错。张居正对待刘台和五君子等人确实不够宽容，跪地摆出自刎架势更是偏激；王锡爵擅闯灵堂过于失礼，刘台奏疏拿张居正年迈的父亲说事缺少人情味，如果能控制情绪并多站在对方角度考虑，矛盾或许不会激烈到这一步。 （图：Adobe Stock） 至于为何张居正夺情会掀起如此巨大的政治波澜，不仅因为他的地位引发群臣对擅权的担忧，也缘于张居正的背后有李太后和万历帝。反对者惹的最主要是圣怒，小万历恼火的重点其实是五君子蔑视圣旨与皇威。 夺情争执持续看似不久，影响却非常大。“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明史》）弹劾风暴无疑给张居正心中蒙上一层深深的阴影，万历五年也成为他柄政生涯的转折点。改革依然在进行，大明依然欣欣向荣，可张居正在后半阶段的所作所为悄然埋下危险的种子。 （未完待续）
隆庆四年（1570年）冬季，一名年轻的蒙古贵族带著家人及亲信十馀人骑马来到大明边关城下，说要向明朝投降。投降的起因很简单，也很有趣——自己心爱的姑娘被亲爷爷俺答抢走了！ 明朝大同巡抚方逢时敏锐嗅到了不同寻常的气息——这不是一般的纳降，它要么引发重大的危机，要么成为重大的契机！于是他即刻将此事告知宣大、山西军务总督王崇古，提醒道：“机不可失也！”王崇古闻讯，知晓事关重大，与方逢时商议，欲以此人要挟俺答。 一起爷孙俩争老婆的家庭矛盾何以上升至军事与外交重大事件？他们争抢的女人是谁？张居正与王崇古、方逢时又将如何应对这一外交事件？ 上期讲到张居正在国防上的卓越成就，本期作为国防话题的插曲，透过一段好笑且极富启迪意义的故事，进一步了解张居正等人的智慧与才华。该事件堪称外交谈判的教科书级范例，至今仍值得许多政商界人士参考，也是晚明历史上和平解决争端的成功案例。 下面就来详细讲一讲究竟是怎么回事。 上期讲戚继光守边的时候提到过俺答。俺答是16世纪蒙古族中的一个汗，他南征北战，经常南下侵犯大明边塞。特别是在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他率蒙古军包围北京，以武力要求明朝开放边贸，史称“庚戌之变”。所幸那次进犯没有攻破北京，也没有引发亡国的影响，因为蒙古军队掳掠后自行撤退了。虽然北京和整个大明王朝之后照常运作，但“庚戌之变”给君臣百姓心理上留下的影响仍然可观。从那以后，大明与俺答时战时和，伤害力大，侮辱性也强，嘉靖皇帝甚至因此“终夜绕床，不能安寝”。 庚戌之变20年后，那个追求长生不老的嘉靖皇帝已经驾崩数年了，隆庆帝在高拱和张居正等能臣辅佐下迎来回升之势。隆庆年间虽然张居正尚未开始改革，也不是内阁首辅，但兵部许多事由他负责，从隆庆一朝开始，大明边防已有改善，今非昔比。像上文提及的王崇古、方逢时等军事人才受到重用，明蒙双方易势，俺答已经难以像之前那样嚣张。不过，要想彻底解决俺答问题，仍需要合适的时机与合适的人。 如今，天助大明，合适的人和时机都出现了。 （图：Adobe Stock） 俺答有一个孙子名叫把汉那吉，幼年丧父，从小跟著奶奶长大。俗话说，上帝为你关闭一扇门的同时，一定会给你打开一扇窗，把汉那吉虽然从小失去父爱，但有幸组建一个幸福的小家庭，娶妻后又爱上一位美貌多才的女子——也儿克兔，于是聘她为侧妻。《明史纪事本末》称也儿克兔是俺答长女哑不害所生，但该说法受到史学界质疑，有学者称事实根本就不是娶外孙女。此争议非本文重点，不多提。 也儿克兔这个名字可能不容易记，但她还有一个名垂青史的响亮汉名：三娘子。如果您没听过她的汉名，不要紧，有一座城市您一定知道——呼和浩特。呼和浩特也被称为“三娘子城”，因为该城就是她协助俺答建的，她后来也长期住在此处。 三娘子不是一般的美女，她不仅继承了蒙古人善骑射的传统，也仰慕汉文化，饱读诗书，聪慧过人。原本她与把汉那吉之间可能将有一段长久的婚姻，但爷爷俺答也喜欢上她，横刀夺爱。《明史》对喜欢的原因写得干脆明了：“俺答见其美，夺之。”原来纯属垂涎美色。 把汉那吉被爷爷横插一脚，闷闷不乐，越想越气，于是早吴三桂70多年演绎“冲冠一怒为红颜”，便有了开头降明的那一幕。 （图：Adobe Stock） 王崇古和方逢时经商议后写出一份报告，但还没来及递至朝廷，张居正的信函就到了。他在信中催问：“彼何故率尔来降？公何不以闻？若果有此，于边事大有关系，望即密示，以伸所闻。”由此可见张居正的效率之高、情报能力和责任心之强以及远见卓识，他也敏锐意识到这绝非一次普通的来降。 王方二人向朝廷上奏疏，阐述了建议之策： “俺答横行塞外几五十年，威制诸部，侵扰边圉。今神厌凶德，骨肉离叛，千里来降，宜给宅舍，授官职，丰饩廪服用，以悦其心，严禁出入，以虞其诈。若俺答临边索取，则因与为市，责令缚送板升诸逆，还被掠人口，然后以礼遣归，策之上也。若遂桀骜称兵，不可理谕，则明示欲杀，以挠其志。彼望生还，必惧我制其死命。志夺气沮，不敢大逞，然后徐行吾计，策之中也。若遂弃而不求，则当厚加资养，结以恩信。其部众继降者，处之塞下，即令把汉统领，略如汉置属国居乌桓之制。他日俺答死，子辛爱必有其众。因加把汉名号，令收集余众，自为一部。辛爱必忿争。彼两族相持，则两利俱存，若互相仇杀，则按兵称助。彼无暇侵陵，我遂得休息，又一策也。若循旧例安置海滨，使俺答日南望，侵扰不已；又或给配诸将，使之随营立功，彼素骄贵不受驱策，驾驭苟乖，必滋怨望，顿生飏去之心，终贻反噬之祸，均为无策。” （图：Adobe Stock） 概括来说，表达了这几点意思： 1、要好好利用此机会稳住把汉那吉，将其作为随时可以用于谈判的人质，给他官当，同时也防有诈。 2、上策是以这个人质要求俺答引渡之前投奔蒙古的叛徒，并送还被掳掠的国民，双方开通贸易，达成和解。 3、再者采取中策，威胁说要将人质杀死，使俺答不敢轻举妄动。 4、万一俺答索性不管孙子的死活，那也依然善待把汉那吉，像汉代对待乌桓那样，让他也形成一个部落，以后使他与俺答的儿子相争，我大明可坐收渔翁之利。 此奏疏一石激起千层浪，朝廷一时议论纷纷。御史饶仁侃、武尚贤和叶梦熊认为敌情叵测，对王崇古的建议表示反对。叶梦熊还引用了宋朝接受郭药师投降的历史，说当年郭药师跟契丹人闹矛盾，率部归顺北宋，宋人原以为是好事，没想到后来他又率众投降金国，而且还成了金军攻宋的先锋，所以现在要吸取北宋的前车之鉴。 不过，高拱和张居正力挺王崇古的建议，称应该授予把汉那吉官位，让他安心留住。最后的决定是，封把汉那吉为明朝的指挥使，并赐他绯衣一袭。事实证明，张居正和高拱的力挺是明智的，既应该沉稳，也不可像庚戌之变那时怯弱畏战。 我们现在回看当时的争论，或许会觉得不以为然，但当时有个客观环境值得一提，即自嘉靖年间起，但凡牵涉俺答问题的官员基本上都没好下场，所以谁敢主动直面俺答问题，可谓相当勇敢了。 俺答听说孙子跑到明军那边，大为震惊；把汉那吉的奶奶一克哈屯也焦急万分，生怕孙子有什么闪失，日夜哭泣，催促老伴赶紧救人。俺答毕竟不是吃素的，调兵遣将，大军压境，一场大战一触即发！ （图：Adobe Stock） 在这紧急关头，张居正临危不乱，吩咐方逢时找一名谈判好手赴俺答军营。方逢时于是派遣百户鲍崇德与俺答谈判。您或许从未听过鲍崇德的名字，但他接下来谈判过程之精彩，不亚于烛之武退秦师。 鲍崇德只身踏入蒙军营帐，但见蒙古壮士身材魁梧，严阵以待，气势凌人。而鲍崇德毫不畏惧，放声笑道：“莫非大王心虚，才摆出这阵仗壮胆？” 俺答一听，怒发冲冠，厉声喝道：“哼！你难道不怕我杀了你？你可知，一旦我军与你们开战，你们又要死多少镇将！” 面对俺答杀气腾腾，鲍崇德依旧泰然自若：“我们的镇将和您的爱孙，谁重谁轻，大王可要掂量清楚！若您发兵，恐怕只会让他死得更快。大王现在兵临城下，难道是来给爱孙收尸的么？举世皆说您重情重义，难道您想从此背上逼死亲孙的恶名吗？” 俺答一时接不上话。鲍崇德趁热打铁，看硬招见效，便施起软招：“令孙此次来访，我们圣上很高兴，给他封官厚待，这还不是看在大王您的面子上给的嘛？” 俺答听到美言，怒气消下几分，但仍怀疑孙子是否早已被害，便派使者前去打探。明朝那边，王崇古安排把汉那吉身穿绯袍金带与蒙古使者见面，使者回营后转告，俺答喜出望外。 鲍崇德见俺答喜上眉梢，于是趁胜追击说：“何不化干戈为玉帛？”俺答同意了，但又追问何时放他爱孙回家。 鲍崇德笑道：“现在即可放人，不过我们有个条件，可否请您将赵全那几个叛贼交还给我们？”赵全何许人也？原来，他是雁北地区白莲教教首，反叛大明，投奔俺答，对大明边塞烧杀抢掠，而且帮助蒙军出谋划策。俺答之所以了解敌情，多亏身边有赵全这些汉奸。 要俺答放走赵全，他多少有些犹豫。鲍崇德进一步劝道：“失去一个赵全，世上还有更多赵全；但如果失去孙子，还能复活一个吗？大王您若舍弃赵全，不仅能换回爱孙，还能得到更大的收获——我们皇上还会同意封贡互市！” 互市二字正中俺答下怀。无论是昔日嘉靖年间还是现在，他们蒙古人打仗主要就是为了财富，贸易是和平获财的方式，战争是掠夺财富的途径，若不费兵卒便能实现长远利益，正符合蒙人的心愿。但是否得不偿失，俺答仍在斟酌。 鲍崇德见他踌躇，突然脸色一变，施礼告辞，转身要走。俺答见状赶忙挽留，赠他一匹骏马、一顿美餐，然后才为他送行。 （图：Adobe Stock） 整个谈判过程，鲍崇德皆控制局面，不落被动，软硬兼施，言语切中要害，深晓对方关心的根本利益，引导对方衡量得失轻重，气场与说理均不输，亦懂得欲擒故纵，皆是值得后人借鉴的技巧。 最终，俺答决定交出赵全等叛徒。明方为表诚意，送人质入俺答营中，令其大受感动。俺答随后宣誓：“战争皆因赵全等人挑起。我的爱孙投降汉人，这是老天要让汉蒙和好。若大明天子封我为王，以后我沾天子的光称雄称霸，谁敢不从我的号令？我发誓永远守好北边，绝不再生祸患。孙子继承王爵，优厚待遇皆来自大明，定不会忍心背叛！” 隆庆皇帝“封俺答为顺义王，赐红蟒衣一袭”，“兵部采崇古议，定市令。秋市成，凡得马五百馀匹，赐俺答等彩币有差。”（《明史》） 值得一提的是，三娘子也劝过俺答与明方达成和解，被明朝敕封为“忠顺夫人”，在此后30多年内也继续为汉蒙和平做出许多贡献。 （图源：Adobe Stock） 这是晚明史上成功且不屈辱的一次和谈。然而，历史一旦经对比便容易令人唏嘘——60年后，大明深陷于内外双线战火中，在满清的侵略下沦落被动局面，杨嗣昌主张以议和为权宜之计，崇祯帝也想议和，却犹豫寡断，谈判胎死腹中。此时的皇太极大不同于彼时的俺答，满清的野心也不是封贡能填补的。这中间的变化以及未来的故事，将在以后的文章中逐渐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