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二十年（1592年）四月，侵朝日軍精銳於釜山登陸，之後僅半個多月就攻佔了王京，六月攻陷平壤，短短兩個月就佔領朝鮮近乎全部國土。 消息傳至大明，朝廷熱議，主要分兩派觀點：一：朝鮮是兵家必爭的門戶，應立刻出兵援助，雖日本現在進攻的只是朝鮮，真正目標卻是大明，就算明、朝兩國合力抗日也難說必勝。二：朝鮮是大明的藩國，只有小弟為大哥服務的道理，哪有大哥要為小弟服務的。 最終主戰派佔據上風，萬曆皇帝拍板決定出兵援朝，君臣達成一致。儘管萬曆二十年左右大明出現各種問題，但應該肯定此時對外抗敵的果斷，這是萬曆朝鮮戰爭獲勝的基礎因素。《明史紀事本末》載：「廷議以朝鮮屬國，為我藩籬，必爭之地，遣行人薛潘諭其王以匡複大義，揚言大兵十萬，已擐甲至。」明廷一面嚴肅告訴朝鮮國王要負起保衛疆土的責任，望風而逃不該是國君應有的行為；一面安慰說將派十萬大軍施援。 但明軍主力還沒那麼快集結。上期提到，自萬曆二十年二月寧夏哱拜叛亂，明軍的聚焦點在西部。而且就在日軍於朝鮮土地上燒殺搶掠時，大明的重量級人物、萬曆皇帝的得力驍將李如松正在寧夏平叛。李如松四月接到任命到寧夏統領兵馬，所幸平叛耗時不久且大獲全勝。九月，兵部接到來自寧夏的捷報，皇帝與朝廷大悅。平哱拜是明朝歷史上著名的「萬曆三大征」之一，李如松這一征全勝後，接下來便是奔赴朝鮮參加第二大征。 （圖：Adobe Stock） 在講李如松赴朝鮮後叱吒風雲的事迹前，我先介紹一下這位英雄和他的家庭。 將門虎子 李如松在晚明軍事史上的地位舉足輕重，他的名聲甚至遠播海外。值得一提的是，李如松在萬曆年間被任命為提督，是大明自15世紀中葉以來第一個擔任掌軍提督的武將。明朝自1449年土木之變後，抑武風氣愈加嚴重，這樣做有利有弊。弊是導致武將可以不必動腦，因受文官壓制而失去銳氣。李如松則是智勇雙全的難得將才，《明史》說他「驍果敢戰，少從父諳兵機」。他有武將應有的血性，從不阿諛奉承；在軍中講義氣，每當拿到戰利品，沒等登記便將其賞給士兵；甚至有時自負跋扈。他打仗時一馬當先，很受將士歡迎，卻屢遭彈劾。 有官員擔憂李如松成為下一個造反的非漢族武將，他們主要考慮的是唐朝安祿山的教訓。《明史紀事本末》說：「時言者謂李氏握重兵，不宜拒虎進狼。」他們這個家族祖上曾逃往朝鮮避難，後來內附至遼東，此時已十分顯赫，手握重兵。 李如松可謂將門虎子，整個家庭人才濟濟，不亞於宋朝楊家將。他父親李成梁最厲害，《明史》讚譽「邊帥武功之盛，二百年來未有也」。李成梁的兒子中，李如松、李如柏、李如楨、李如樟、李如梅皆坐到總兵官的位置，李如梓、李如梧、李如桂、李如楠皆為參將。 （圖：Adobe Stock） 李家父子雖高調，卻忠於大明。萬曆皇帝力排眾議重用李如松，暫不論萬曆其他方面多糟糕，單論對李如松用人不疑這點是非常明智的。 曲折抗戰 緩兵和談 在李如松援朝大軍渡鴨綠江前，大明的先頭部隊進展不順，慘喪五千兵馬。 1592年七月，明軍游擊史儒帶領遼東兩千兵馬進入朝鮮，想從日軍手中奪回平壤。可惜他的理想很豐滿，現實卻骨感。 最保險的做法應該是先聯繫當地朝軍，摸清地理環境和敵情，然後彙報給後面的明軍，但大抵因為所率遼東兵英勇善戰，所以他敢直接向平壤進軍。結果「不諳地利，且霖雨，馬奔逸不止，儒戰死。」（《明史紀事本末》） 偏逢下雨，條件不利於騎兵，且不熟悉地理環境，史儒的軍隊被日軍全滅。 其後，副總兵祖承訓率三千兵馬進入朝鮮，一度攻到平壤城下，但遭遇日軍強勢反撲。當時日本有一種戰術叫三段擊，持鳥銃輪換射擊，彌補了彈藥裝填速度慢的弊端。 祖承訓三千兵馬很快喪命，最後「僅以身免」（《明史紀事本末》）。祖承訓逃回後彙報前線戰況，一時震驚朝廷。此時明朝更意識到這些日軍大不同於昔日東南的倭寇。但大明不缺火器，在之後李如松的攻城戰中，熱兵器將發揮重大作用。值得注意的是，在整個萬曆朝鮮戰爭中，熱兵器都佔據重要地位。明廷此後加強重視，任命兵部侍郎宋應昌為遼東備倭軍務的經略。 （圖：Adobe Stock） 當時日方也發生了一些變化，日軍第一軍團的統帥小西行長很清楚之前和明軍只是小打小鬧，明方真正的大部隊不容小覷；而且朝方李舜臣所率海軍對日軍造成不小的打擊，日方在海上不佔優勢。於是小西行長打算以和談為緩兵之計，暫使明軍麻痹大意。《明史紀事本末》稱：「詐謂不敢與中國抗，以緩我師。」 八月，小西行長派使者見宋應昌，說日方不願與大明為敵，不妨進行談判。小西行長既是日本戰國名將，也有經商經歷。商人思維重變通，和談與否就看是否利益最大化。 同時明方也需要緩兵之計。兵部尚書石星認為首戰出師不利，目前沒有更好的辦法，那就談吧。朝廷便開始張榜招賢，尋找精通日語和日本國情的人才。不久後有個嘉興人應募，名叫沈惟敬。他不僅懂日語，也會武功、跟日本人做過生意、有打倭寇的經驗，嘉靖年間曾將總督胡宗憲從亂軍中救出。假如這是一次公司招聘，他的履歷可謂相當豐富了。 獲得頭銜後，沈惟敬入日軍營和小西行長展開談判。他責問日本為何侵略，之後雙方約定停戰五十日。這五十日過後，沈惟敬又一次憑口才說服小西行長延續停戰。小西行長表示，願意以大同江為界，平壤以西全歸朝鮮。沈惟敬對這個談判結果很滿意，但朝廷對日本是不太相信的，「廷議以倭多變詐，未可信。」（《明史紀事本末》） 沈惟敬在敵營內毫無懼色，給日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此他回應稱，唐朝的郭子儀單騎就能說退敵兵。 （圖：Adobe Stock） 沈惟敬的談判有重要意義，至少他為明軍爭取到充足的調兵、軍械和糧草籌備時間。 「春來殺氣心猶壯 此去妖氛骨已寒」 大明集結的援朝東征軍分三大部分，代表當時全國最精銳的部隊：1、遼東鐵騎；2、南方兵，其中最強的是戚家軍；3、宣府、大同、薊鎮、保定等北部守邊將士。 十二月，朝廷任李如松為東征提督，萬曆皇帝特賞大軍白銀十萬兩作為犒慰。李如松內心並不高興，因為沈惟敬的和談結果令他怒髮衝冠——大同江以南的朝鮮國土盡歸日本，豈有此理？！李如松當即罵沈惟敬姦邪，要斬他。這時身旁的參軍勸李如松息怒，說「藉惟敬紿倭封而陰襲之，奇計也。」意思是留著沈惟敬，可以用他製造假象迷惑日軍。李如松同意了。 十二月二十五日，明軍誓師東渡。四萬大軍行至鴨綠江時，放眼望去，天水一色，萬山群峰出沒雲海。監軍劉黃裳慷慨誓言：「此汝曹封侯地也！」 到達朝鮮後，李如松題詩一首，贈予朝鮮領議政柳成龍： 提兵星夜到江干，為說三韓國未安。明主日懸旌節報，微臣夜釋酒杯歡。 春來殺氣心猶壯，此去妖氛骨已寒。談笑敢言非勝算，夢中常憶跨征鞍。 （圖：Adobe Stock） 渡江援朝之時，李如松43歲。剛在西北大捷，得知東北有難，立刻中斷慶宴，星夜兼程赴前線，只為精忠報國。他道正月春來，明軍氣盛，必將盪盡倭寇；與君談笑風生並非因為勝券在握，回想半生戎馬，早把生死置之度外，惟有初心堅定不改。 拔刀相見的談判 李如松派沈惟敬告知小西行長，將舉行冊封小西行長的封典，實際上是打算藉此機會攻城。 萬曆二十一年正月初四，李如松大軍抵達肅寧館。小西行長聽聞後，派20名牙將找李如松談判。有意思的是這次談判很快就演變為武鬥。 20名日方代表在會面時出言不遜。李如松是脾氣很倔的人，下令將他們綁起來。這20人突然拔刀，雙方展開格鬥，最後明軍只逮到3人，其餘17人逃走。 （圖：Adobe Stock） 逃回去的17人將經過告知了小西行長。小西行長對沈惟敬說，肯定有什麼誤會，於是派親信到明軍營再談判一次。這次雙方都很和氣，李如松以禮相待，約定正月六日在平壤城下會面。 李如松智取平壤 互不上當 無論是小西行長還是李如松，都知道封典和談判是計。正月六日，李如松抵達平壤城下，小西行長站在風月樓上，日軍身穿花衣夾道歡迎。 與花衣喜慶氛圍大不同的是，李如松在城下安排將士準備攻城。明軍猶豫之際，日軍發現不對勁，立即關閉城門進入防守狀態。《明史紀事本末》稱：「行長佇風月樓候瞻龍節，倭俱花衣，夾道迎候。如松分布將士，整營入城。諸將逡巡未入，形已露，倭悉登陴拒守。」 雙方都在施障眼法。小西行長不親自出城，日軍擺出迎接受封的架勢，其實是想引誘李如松進入埋伏圈，但未能成功，因為李如松就是來攻城的。這是雙方在平壤過招的第一回合，不分勝負。 下一回合由日軍發起：夜晚，日軍偷襲李如柏的軍營，沒能得逞，當夜就被擊退。 一月八日黎明，大決戰拉開序幕。 平壤城上日軍火槍、弓箭、重石、沸水齊下，彈林箭雨，戰況慘烈。李如松親自督軍主攻東南門，並派「朝鮮兵」攻西南門，楊元攻小西門，李如柏攻大西門。 （圖：Adobe Stock） 斬逃兵 因為明軍攻城重點在東南，所以日軍其他城門的軍力往此處增援，這裡的明軍最危險。當時有些明兵看到頭上密集的箭矢，心生怯意，開始向後潰逃。 李如松當即衝上前，手中利劍一揮，將逃在最前面的士兵斬於馬下。其他士兵見此，大為震動，不敢再退卻。同時李如松又招募死士援梯鉤攀城直上。《明史》和《明史紀事本末》都記載了如松斬逃兵一事。 史書還紀錄了這樣一幕：李如松的戰馬中彈，立刻換馬繼續作戰。馬又掉進塹中，但他銳氣絲毫不減，手提韁繩一躍而出，繼續投入緊張的戰事中。 螳螂捕蟬 黃雀在後 平壤城正打得激烈時，其北邊的牡丹峰上駐有一支日軍，與平壤形成犄角之勢。他們準備瞅準時機下山襲擊明軍，卻突然發現，不知從哪冒出一群明軍悄然攻上山來。 率領這支明軍的老將名叫吳惟忠，是戚家軍的好漢。在指揮時，吳惟忠胸部中彈，不顧傷痛仍一邊高喊一邊督戰。這隊明軍很快就佔領了牡丹峰。 （圖：Adobe Stock） 卸偽裝 露真甲 反轉最大的是西南門。攻西南的「朝鮮兵」像霜打的茄子，攻城很不積極。城上的日軍坐看他們的笑話，覺得這邊守城任務太輕鬆，因此很多日軍調往別處。突然，城下的「朝鮮兵」動作加快，脫下外衣。日軍定睛一瞧，裡面穿的分明是明軍鎧甲！於是倉促應戰，但為時已晚。 原來，李如松提前安排祖承訓等明軍穿上朝鮮兵的軍裝，用以迷惑日軍，因為日軍看不起朝鮮兵，定會輕敵，防守空虛。 西門也採取了類似的迷惑戰術。明軍起初攻城節奏不快，突然後方將重炮推上前，在猛轟之下炸破城門，李如柏旋即率兵攻入城中。 當時大明有約100門大將軍炮運往朝鮮戰場，重炮方面比日軍更有優勢。明軍還配有佛朗機炮、虎蹲炮、滅虜炮等小型火炮。朝鮮《宣祖實錄》載：「諸炮一時齊發，聲如天動，俄而花光燭天」。 （圖：Adobe Stock） 毒火箭 明軍還採用三波「火攻」：毒火箭、火箭、重炮。第一波先將毒火箭射入城中。很多日軍躲進室內，因此明軍再射一波火箭，房屋著火後日軍被迫逃到室外。然後明軍用大炮轟這些跑到室外的日軍。 明軍告捷 隨著形勢越來越有利，明軍士氣高漲，前赴後繼。據朝鮮《宣祖實錄》：「辰時接戰，巳初陷城矣。」換算成現在的時間，早上7點至9點間開始攻城，9 點多攻陷，可見速度之快。 之後小西行長帶日軍殘餘趁夜色渡江逃向龍山，行至半路，忽然從偏僻處衝出一支明軍，原來李寧、查大受率精兵三千早已埋伏在此。日軍再度受挫，明軍趁勝追擊，後來小西行長逃回王京時只剩下幾千人。據日本的記載，平壤之戰日軍損失1萬多人。《明史紀事本末》稱：「是役凡得級千二百八十五，餘死於火及從城東跳溺無算……潛伏江東僻路，獲級三百六十二，生擒三倭」。 李如松此戰獲勝最重要的原因是知己知彼及各火器配合使用。他戰前已將地形掌握得一清二楚，敏銳看出牡丹峰的重要性，且熟知日軍輕視朝鮮兵的心理。 然而不久後，他將在碧蹄館經歷前所未有的驚魂苦戰，與日本武士展開更激烈的對決；大明神箭手李如梅也將大顯身手。請見下期。
萬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即1592年至1598年，大明和日本在朝鮮展開了兩場驚心動魄的對決，中方稱其為「萬曆朝鮮戰爭」，韓國稱之為「壬辰倭亂」，日本稱之「文祿慶長之役」。萬曆朝鮮戰爭是16世紀東亞最大規模的國際戰爭，對明朝、日本影響巨大。 對於大明，與之前應對東南沿海倭寇不同，此次赴朝抗日是兩國正規軍的交戰。早在朱元璋開國時，倭寇就已騷擾大明沿海，這些人主要是日本海盜，以走私為主，傷害與規模不大。但明朝後期，特別是嘉靖年間尤為嚴重。原本明朝一直與日本保持官方勘合貿易，然而嘉靖二年，日本有兩派勢力在寧波爭貢，殃及當地居民，且有明軍官戰死，史稱「寧波之亂」。因此明朝中止了與日本之間的勘合貿易，從此倭寇更加猖獗。嘉靖年間倭寇的組成人員也發生變化，《明史》稱「大抵真倭十之三，從倭者十之七」，倭寇之中有很多是中國南方人，真正的日本人佔比反而少。這些倭寇不屬於正規軍。明朝在胡宗憲、戚繼光、俞大猷等人的努力下平息倭亂。 然而侵略朝鮮的日軍是身經百戰、從日本戰國時代磨練出的軍隊，對大明而言是前所未有的挑戰。萬曆朝鮮戰爭分前後兩個階段，兩次都以明方勝利收場，雖然告捷，卻消耗明朝大量財力，且當時大明最精銳的遼東兵損失很大，這些都是加速大明衰落的重要因素。萬曆朝鮮戰爭的勝利可謂是明朝軍事最後的輝煌。甚至明亡後有朝鮮人自責說是他們拖累了大明，不過這只是片面之見，還有其他加速明朝衰亡的因素比此更關鍵。 在這場跨國作戰中，大明諸多英雄人物登上歷史舞台的中央。下面將帶大家穿越層層硝煙，走近400年前明、日、朝三國間的金戈鐵馬、風雲往事，綜合各史料詳細講述過程及影響。 （圖：Adobe Stock） 暗流涌動 欲知朝鮮硝煙之始，先從日本一代梟雄豐臣秀吉說起。 自1467年起日本進入群雄割據的戰國時代，延續一百多年。16世紀中葉，一個名為織田信長的大名在群雄中脫穎而出。在他的追隨者中，賤民出身的豐臣秀吉憑藉建功步步高升。 1582年六月爆發本能寺之變，織田信長的得力部下明智光秀起兵謀反，信長死於熊熊烈火中。豐臣秀吉得知信長噩耗後討伐明智光秀，勢力迅速壯大，成為信長的實際繼承者。1585年秀吉擔任關白（類似宰相），經過征伐統一日本，成為日本最高實權統治者。 《明史》也對豐臣秀吉的稱霸統一之路有所記載：「俄信長為其下明智所殺，秀吉方攻滅阿奇支，聞變，與部將行長等乘勝還兵誅之，威名益振。尋廢信長三子，僭稱關白，盡有其眾」；「於是益治兵，征服六十六州」。 豐臣秀吉（圖源：Kano Mitsunobu） 雖內亂解決，但自古戰爭機器出於慣性往往難以即刻停止。日本當時軍隊長期靠打仗吃飯，突然進入和平時期，在那時統治者看來無論是解散還是擱置都不合適，戰爭的慣性很容易引發叛亂，所以豐臣秀吉決定將注意力引向海外。 當時還有一個背景，明朝在隆慶年間解除海禁，對外開放極大促進中國商業發展，但考慮到之前沿海倭寇猖獗，所以仍將日本列入貿易「黑名單」。日本國土面積與物產有其局限性，加之當時白銀開採量大，所以日本人希望以驟增的白銀購買中國大量商品。但官方渠道走不通，走私也遭打擊，日本便開始磨刀霍霍，圖謀攻佔整個大明帝國。 豐臣秀吉的計劃是先以朝鮮為跳板，進而吞併中國，並為此做了充分的準備。 一方面，為清掃海上的障礙，日本要求琉球（今沖繩）、呂宋（今菲律賓）等國向其納貢。《明史》載：「威脅琉球、呂宋、暹羅、佛郎機諸國，皆使奉貢。」琉球本是明朝的屬國，日本擔心琉球向北京透露情報，因此制止該國向明朝繼續進貢，野心已經擺在檯面上了。 另一方面，豐臣秀吉重新改編軍隊，分為九大軍團；招募新兵；修建戰船。《明史》載：「益大治兵甲，繕舟艦，與其下謀，入中國北京者用朝鮮人為導，入浙閩沿海郡縣者用唐人為導。」 （圖：Adobe Stock） 那麼，此時的大明和朝鮮情報是否及時？又在做什麼？ 華僑急救國 朝廷竟無暇 我們先看一看大明帝國的準備狀況。對於日本的蠢蠢欲動，明廷自然收到了情報，卻不著急，倒是普通百姓比朝廷更著急。 萬曆皇帝和百官在忙什麼？我在之前的文章談到「爭國本」，朝廷在為太子問題糾結、爭論，萬曆皇帝不斷拖延立皇長子為儲君，無暇顧及海外之事，更沒有重視日本的變化。還有一個客觀原因，官員覺得日本距離遠，想攻大明也沒那麼容易。另外，這時距張居正病逝已有十年，改革被廢止，接任的內閣首輔張四維、申時行都較平庸，張居正雷厲風行的時代越行越遠，國家又逐漸回到散漫狀態。經濟上，張居正改革為國庫帶來的豐厚收入也在消耗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戰爭爆發前，海外明人的救國行動及憂國憂民的態度。 （圖：Adobe Stock） 有一位住在琉球的商人陳甲立即和琉球官員鄭迥商議，希望能將消息帶到故鄉，提醒明廷早做準備。即使這樣他還不放心，於是親自回到福建，將所知所聞告訴福建巡撫趙參魯。趙參魯進而轉告朝廷。兵部並沒有太重視，但也做了些事，傳遞公文問朝鮮國王李昖有沒有這回事。 朝鮮和日本往來密切，民間應該早就知道。「釜山與日本對馬島相望，時有倭戶往來互市，通婚姻。」（《明史紀事本末》）而且萬曆十九年（1591年）五月，日本使者抵達朝鮮，說：下一年的春季將進攻大明，希望借道朝鮮。所謂「借道」就是佔領，春秋時晉國要滅虢國，先向虞國借道，之後虞國還能存活嗎？ 《明史紀事本末》載：「時朝鮮王李昖湎於酒，弛備」；「時朝鮮承平久」。朝鮮主要問題不是情報不暢，而是太平日子過慣了，軍備廢弛，君主安逸。朝鮮雖然在軍事防禦方面做了準備，但因長年太平，軍民抱怨杞人憂天，進展十分緩慢。 （圖：Adobe Stock） 有意思的是朝鮮國王李昖一開始的反應：「王但深辨嚮導之誣，亦不知其謀己也。」（《明史》）李昖向大明回復說，所謂日本要以朝鮮為嚮導攻打大明，應該只是謠言。 然而，朝鮮有一項舉措非常正確，即破格提拔了一位看似平凡的縣監李舜臣。在不久的將來，他將以感天動地之舉，在大海上保家衛國，名垂青史，成為朝鮮人的英雄。 日本有一位華僑名叫許儀後，冒生命危險向大明傳遞情報。他原是大明的醫生，後來被倭寇擄掠到日本，從此在日本娶妻生子。日本薩摩藩的藩主島津義久的孩子生病，許儀後以高超醫術救其一命，從此他成為島津義久的御醫。 1587年，島津義久向豐臣秀吉投降，之後參與謀劃侵略朝鮮。許儀後在他身邊，自然得知此事。因擔憂大明有難，而自己不便行走，許儀後於是聯繫了另一位在日華人朱均旺，托他送信至大明。 許儀後的信寫得非常詳細，而且預言準確。信中包含豐臣秀吉的簡介、日軍武器和兵力，稱日軍不習水戰、不敵火攻，並預言日軍進攻時間在萬曆二十年（1592年）春夏之間。 日本為防泄密，嚴禁商船出海並嚴查當地華僑。許儀後利用與島津義久之間的關係，請求島津放走一艘商船，因此朱均旺得以登船返回大明。臨別之際，許儀後贈給朱均旺一首詩，最後兩句寫道：「霜台若問塵中事，惟道斯民苦尚憂。」 （圖：Adobe Stock） 許儀後和朱均旺傳遞的消息非常可貴。隨著情報越來越多，明朝開始重視，另一面朝鮮向明廷通報了日本借道侵略之言以及侵犯時間。明廷因此向中國沿海軍隊發布警告，稱要加緊備戰防範日軍。《明史》載：「十九年十一月奏，倭酋關白平秀吉聲言明年三月來犯，詔兵部申飭海防。」 明朝確實逐漸認真起來，但不遂人願的是，命運又安排一起事故導致明朝分身乏術——1592年二月寧夏出事，武官哱拜叛亂，朝廷要立即調兵平叛。 日寇渡海火速攻城 1592年春，侵朝日軍2萬人跨海攻佔釜山，戰爭正式打響。《明史》載：「二十年四月遣其將清正、行長、義智，僧玄蘇、宗逸等，將舟師數百艘，由對馬島渡海陷朝鮮之釜山。」朝鮮兵敗如山倒，日軍在釜山展開大屠殺。此前豐臣秀吉曾下令禁止入朝後傷害平民、擄掠財富，但這只是形式而已，事實上，殺紅眼的日軍對手無寸鐵的百姓毫不留情。一時間，釜山血流成河，被殺的平民和戰俘多達3萬人。 日軍登陸釜山（圖：公有領域） 之後，由小西行長帶領的第一軍團、由加藤清正帶領的第二軍團分路北上，很快就直逼王京（今首爾）。朝兵望風潰敗。身為一國之主的李昖棄城而逃，直奔平壤。 不僅放棄王京，他還下達了一道荒唐的指令，讓次子暫代他管理國事，像極了宋徽宗倉促傳位於欽宗之舉，極不負責。國已不國，兒子繼位後上哪治國？李昖還擔心平壤不夠保險，再奔義州，並派遣一批又一批使者不斷向大明求救。《明史紀事本末》稱「請援之使，絡繹於路」。國君逃竄只會更一步瓦解軍心，《明史》載：「倭遂入王京，執其王妃、王子，追奔至平壤，放兵淫掠。」可憐朝鮮大半河山淪入人間地獄。 當時朝鮮向明稱臣，歷任國王繼位都需要大明批准，且每年進貢。小弟國破家亡，大哥不能不管。儘管大明最初輕敵，但接下來做得相當好，發兵援朝，力挽狂瀾。期間，堪稱明朝版「楊家將」的李如松兄弟將在朝鮮登場，在東亞史上留下輝煌的一筆。另，雖戚繼光已故，但戚家軍仍在，這些好男兒也將跨過鴨綠江，在寒風中書寫精忠報國的偉績，再展大明雄風。 （圖：Adobe Stock） 當大明最強之師對決日本戰國名將，會碰撞出怎樣的悲壯故事與英雄豪情？個中風雲往事，請見下回分解！
文/清簫 「長安回望綉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訴說長安的壯麗；「若問古今興廢事，請君只看洛陽城」見證洛陽的悠久；「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是古都南京的寫照；「瓊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是汴京繁華的縮影。長安、洛陽、金陵、北平、汴梁、咸陽、臨安、成都等，不同的古都承載著不同朝代的繁華記憶。那麼，從地理的角度看，哪座古都選址最佳？ 中國歷史有一個規律，大一統王朝的國都基本上都在北方。我們先來厘一下古代有哪些屬於大一統朝代。 史學界大多認為夏、商、周不算是大一統。夏、商的國都都在中原。西周施行雙都制，分首都和陪都，定都鎬京（位於今陝西，即後來的長安），並以洛陽為陪都。東周遷都至洛陽，諸侯爭霸，天下大亂。 真正的大一統從秦朝開始。秦定都咸陽，位於今陝西。 西漢劉邦起初定都洛陽，受張良提醒，最終決定向西遷都，因咸陽宮被毀，所以在咸陽城南建長安城作為國都。西漢和東漢間王莽政變，建立短暫的新朝，建都常安（即原先的長安）。東漢遷都至洛陽。 東漢末年天下大亂，演變為家喻戶曉的魏蜀吳三國，之後由西晉結束亂世，定都洛陽。東晉、南北朝戰火頻仍，直至隋朝才再度統一。 隋文帝定都大興城，隋煬帝遷都洛陽。之後唐朝建立在隋基礎上，將大興城改名為長安。唐中間有一個武周，以洛陽為「神都」，之後還政於李家，李唐得以延續。 （圖：Adobe Stock） 北宋定都汴梁（開封）。而南宋不屬於大一統。 元朝第一個首都是上都，位於今內蒙古。後來因為要兼顧南方大片疆域，於是以燕京為中都，之後中都改名叫大都，位置在今北京。 明初短時間呈現「一國三都」——南京、汴梁、中都。元大都被改名為北平，但那時的「北京」不在北平，而是將汴梁作為「北京」。明太祖朱元璋在鳳陽建中都，主要是因為自己出生於此。朱元璋皇宮建於南京，但定都問題他糾結過一段時間，最後放棄遷都計劃。所以洪武、建文至永樂遷都之前，南京是明朝的京師。 永樂帝朱棣從南京遷都至北平，分南直隸和北直隸。北平此後成為京師、皇帝和中央政府所在。南京成為留都，虛設中央政府，所以北京有的六部等機構南京也有，只差一個實權統治者，官員基本都是閑職。明朝大部分時間國都在北京。 清朝的前身叫後金，努爾哈赤最初定赫圖阿拉為都城，後遷都至遼陽，尊赫圖阿拉為興京；之後又遷都至瀋陽。後來皇太極改瀋陽為盛京，建立清朝，那時清尚未入關。順治入關以後，清繼續以北京為國都，逐步統一全國。 綜合來看，大一統朝代只有秦朝、西漢、新朝、東漢、西晉、隋朝、唐朝、武周、北宋、元朝、明朝、清朝。其中挑選出持續較久、綜合國力最強的朝代，應屬兩漢、唐、元、明、清，經濟與軍事實力均強。只算進入統一階段後決定且持續久的國都，不外乎長安、北京、洛陽。 （圖：Adobe Stock） 這三座都城的共同特點是： 1、從自然地理角度看都靠近農業區和牧業區的分界線，以西或以北是游牧民族活躍區，同時又鄰近中原經濟發達與糧食盛產地。 這樣的優勢是：既得繁華之地，亦得北方彪悍民風，和平時期容易富裕，戰爭時期容易得強兵、勇將和寶馬，兼顧經濟與軍事。 2、有前代的基礎。 長安——十三朝古都，最早溯至西周，再到秦漢，雖位置有變，但移動範圍不大。之後唐又以隋為基礎，將長安推向巔峰；北京——元以金為基礎，而元大都又為明燕王府和永樂遷都提供基礎；洛陽——歷史最悠久的文明發源地之一，也是十三朝古都，其基礎之深不言而喻。 下面分別來看長安、洛陽、北京各自的優勢和不足。 長安 長安城名字怎樣變化不重要，最重要是地處關中。人們印象中往往覺得西北貧困，但關中不同，最早的「天府」稱號其實指的就是關中。蘇秦曾稱讚關中「田肥美，民殷富」，「沃野千里，蓄積多饒」。 軍事上看，關中可進可退。萬一關東發生戰亂，「南有巴蜀之饒」，可以從蜀地獲取糧食；「北有胡苑之利」，可以從游牧民族區買馬或養馬，增強騎兵作戰力。 表面看關中太偏西，實際上其水陸交通發達，向東有函穀道、向東南有武關道、向東北有蒲關道。函穀道可達黃河中下游和江淮之間，進而可上遼東、下江南。在西北方向，越過隴山、穿過河西走廊可到達西域，這便是大名鼎鼎絲綢之路的基本路線。 關中居上游。張良說：「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西、南、北有高地阻擋侵略，東面可透過孔道控御下游、中原乃至江淮，形成高屋建瓴的優勢。 （圖：Adobe Stock） 關中自古乃兵家必爭之地。隋末柴孝和曾勸李密不要執著攻洛陽，而應該以關中為主要目標。他說：「秦地阻山帶河，西楚背之而亡，漢高都之而霸」，一旦錯失良機，就像咬不到自己的肚臍眼，恐怕再無機會佔據關中。李密意識到了，卻沒有這麼做。 當時李淵、李世民父子遠慮且果斷，將關中視為首要目標。中途遇到困境，李世民甚至著急地喊醒已就寢的父親，哭號著強調絕不能退兵，終於說動李淵，可見李世民眼光長遠，明辨大局。霍邑之戰時，為了不拖延攻向關中的進度，他們採取激將法將敵軍逼出。李淵得以建立大唐，當初對關中的戰略堅定是至關重要的。 （圖：Adobe Stock） 此外，關中還有天險可守。潼關是「東大門」，可阻擋東邊敵軍進攻，一旦潼關失守，長安就岌岌可危了。安史之亂爆發後，哥舒翰被楊國忠和唐玄宗逼迫出潼關作戰，結果慘敗而歸，近二十萬唐軍全軍覆沒。可見雖然潼關是個絕佳的屏障，但最高決策人（皇帝）很可能犯糊塗，因為只守不打難免受奸臣小人非議。而且潼關也不是入關中的必經之路，不等於上保險栓。實際上隋唐長安多次被攻破。 長安的最大弊端在於運輸物資難。本來渭河非常便利，但江南物資運向長安不便。唐中期後南方經濟地位愈發重要，例如假若有大量物資需要從揚州運來，到洛陽就得花很長時間，然後再經陸路，最後經渭河，成本太高。鑒於經濟重心南移，長安不再適合作為國都。 （圖：Adobe Stock） 秦漢時，西北的游牧民族威脅嚴重，但唐朝及五代十國的游牧民族威脅主要來自東北，特別是五代以後的契丹人，所以此時關中「阻三面而守」意義就沒以前那麼大了。 洛陽 從自然地理上看，洛陽位於中原的咽喉，所以可謂是核心地區的心臟。東出虎牢關可見華北平原；西出函谷關便到達關中要地；南出廣成關則臨荊楚；北有中原的動脈黃河。隋朝建大運河後，更鞏固了洛陽的中心地位。稱洛陽是國際大都市並不誇張，糧食、瓷器、絲綢，無論是供給國內還是西域，都以洛陽為集散中心。 洛陽在黃河支流洛河旁，地勢較高，因此很少受洪災影響。「河山拱戴，形勝甲於天下」，「被崑崙之洪流，據伊洛之雙川。挾成皋之岩阻，扶二崤之崇山。」水資源豐富，土壤肥沃，利於農業；三面環山，一面黃河，有天然屏障可抵禦侵略。 洛陽（圖：Adobe Stock） 說到屏障，其實洛陽不及長安封閉，所以更容易受到軍事威脅。作為重要交通樞紐，洛陽一旦失守，東西、南北的物資運輸便成重大問題。 北京 北方游牧民族以燕為都並不奇怪，這裡重點分析大明遷都至燕的意義。 明朝剛建立時雖趕走元人，但未解決邊患，本來定都南京遠離蒙古侵擾，按理應是安全的決策，永樂皇帝何必北遷？其實遷都到北平不僅和永樂皇帝曾是燕王有關，而且背後大有學問。 定都東南容易偏安一隅，儘管佔據經濟繁華地，卻遠離中原和邊塞，尤其因有長江隔斷南北，難免安逸。在冷兵器時代，南京只得經濟之利，卻難獲軍事之利。上文也提到過，國都最好兼顧富庶與兵強。以北平為京師，就是要將軍事重心北移，天子守國門，培養帝王將相與社稷共存亡的意志。這一帶盛產燕趙奇俠之士，上易於經營東北，下易於控御華北。 （圖：Adobe Stock） 以北平為京師、另以南京為留都的決策實在太厲害！一個在北得精兵強將、彪悍民風；一個在南是全國經濟中心、稅收的主要來源地，以東南經濟養西北軍事。丘濬有評：「蓋天下財賦出於東南，而金陵為其會；戎馬盛於西北，而金台為其樞。並建兩京，所以宅中圖治，足食足兵，據形勢之需要，而為四方之極者也。用東南之財賦，統西北之戎馬，無敵於天下矣。」 五代至宋，燕雲十六州的戰略地位更加重要，威脅中原的契丹、女真皆出於東北。北宋並不弱，無奈燕雲十六州在五代時就被後晉皇帝石敬瑭割給契丹，宋太祖、太宗一心收復燕雲，都未能成功。北宋恰因為缺少燕雲構成的戰略縱深而陷入被動。燕雲十六州範圍大概是今北京、天津海河以北，及山西、河北北部，北宋沒有燕雲十六州，相當於中原以北失去大片屏障。假如北宋能掌控燕雲，未必選汴梁為都。 金滅遼後，部分州短暫回到宋朝手中，但轉瞬又被金人奪去。直至明朝，燕雲十六州才重歸漢人王朝。好不容易得來的戰略縱深當然要重點堅守。自永樂遷都直至明亡前的200年間，儘管有也先、俺答、八旗兵臨城下，北京卻沒有一次被攻破過，唯一的一次即1644年李自成佔領京師，崇禎自縊與國都共亡。 （圖：Adobe Stock） 1449年土木之變英宗被俘，也先兵臨京師。于謙力主戰，反南遷，英勇領導京師保衛戰。只要守住北京，瓦剌便不敢輕易繞道南下，因為那樣容易陷入前後夾擊中。由於1449年這場北京保衛戰的成功，北宋靖康恥沒有在大明重演，證明最危險的國都地址有時也是最安全的，取決於作戰決心。 而北京離南方經濟重心太遠則是一大隱患。 歷史發展到唐後期已出現「揚一益二」的局面，到南宋時經濟重心完成南移，自此東南繁華程度超過北方。明、清兩朝東南已成為北京朝廷的主要財源，大不同於以前。譬如先秦時提到南方人，往往說「篳路藍縷，以啟山林」，山多耕地少，要在落後環境中創業，北方人一般都不願到南方生活。晉衣冠南渡、隋朝開大運河、唐末亂世、北宋滅亡對南方繁華、人口增長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促進作用。 （圖：Adobe Stock） 清朝末年鴉片戰爭期間，英軍在鎮江威脅到京杭大運河的運輸，清廷因畏懼江南財賦遭切斷而妥協，便是典型的經、政中心分離弊端，太依賴大運河的漕運。但在當時難抵堅船利炮的情況下，假使政、經中心在一起恐怕也是無助。 回看明朝剛滅亡時，南明弘光朝廷沉醉於聯清平寇的美夢中，覺得大順才是大明的直接仇敵，殊不知滿清佔領北京後主要目光不會聚焦在對付大順，而在南下攻取財源地。那時北方政權若想長久，必要趁早攻佔東南，因為國都和經濟重心是分離的。彼時清軍勢如破竹，倘若南明團結強盛，南北分離對清的負面影響將更加明顯。 以上都在討論大一統王朝，那麼如果不看前秦、北周、南宋、蜀漢、東晉、南唐等非大一統王朝會否不公平？其實，即使全部衡量，最終脫穎而出的依然是長安、洛陽、北京。 舉例言，南京有六朝古都之稱，經濟文化繁榮，然而定都南京的王朝幾乎都是短命，且幾乎沒有一個能北上統一天下，比如孫吳、東晉，以及南朝劉宋、齊、梁、陳，還有五代十國的南唐。做到從南京北伐統一天下的只有朱元璋。 （圖：Adobe Stock） 至於南宋，可謂是五千年歷史上南方經濟文化最繁榮的朝代之一，但可惜最終只能遙望中原。南宋國都是臨安（杭州），有臨時之意，事實上長期偏安一隅，儘管打過多次勝仗，有中興四將，還有端平更化，卻再也沒遷回汴京。當時文人諷刺說：「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這反映出中國古代的一個歷史規律：南攻易成，北伐極難。理論上定都南方有長江天險，易守難攻，卻也極易安逸喪志。進入川蜀也是同樣的道理，將士心理上會覺得天險可保無恙，何必賣命。兵法講「置之死地而後生」不無道理。 哪處國都選址最佳，最主要衡量對當時時代的順應度。對於秦和西漢，關中之地最符合時代需求。而中晚唐南方經濟漸超過北方時，偏遠之地便不再合適。永樂遷都北平符合一時需求，在當時看來最佳，但明末邊防、練兵廢弛，定都再好又怎樣改變亡國命運？ 很難縱向評選最好的國都，但較易選出最有眼光智慧之舉，我認為是張良建議劉邦遷都關中，以及永樂帝力排眾議遷都北平，均有里程碑般的意義。
《月下詩仙賦》 庚子年觀神韻晚會「李白遇仙」節目有感。 泠泠雅樂，隱隱桂香，皎皎玉壺，廬山之上。將醉未醉，欲罷猶嘗，與君同酌，月下影雙。 昔太白，生如鳳兮歌如狂，飲醴泉兮覽溟蒼；登名山兮訪五嶽，守道心兮溢華章。尋仙夢吳越，一夜渡鏡湖；瀛洲千里外，我自御風游。然路途巉岩，感浮世之虛渺，望青雲之瓊樓；嘆為歡之須臾，觀諸事之東流。 終悟：桑梓不在塵，一枕黃粱夢；何妨馭白鹿，煙靄寄餘生。 瑤台鏡，照孤影，金樽空，詩興滿。 心定如磐，洞天訇然中開；思潔若水，仙娥翩然下凡。 孚尹明達，得見霓裳鸞鳳；處心積慮，失聞九韶清征。 世人多知詩仙妙筆，難明佳句奧義，惜哉！ 古今多少墨客，盡求炳炳烺烺，塵埃遍體之餘，不見脫俗華章。 流芳之語，生於美心；珠璣之作，始於雅緻。 青蓮筆下，仙境非囈語，今有幾人知？ 故道是：一念天冠地屨，萬象皆由心生。
文/清簫 眾所周知，盜竊皇宮的財物是大罪。然而北宋一名民間女子偷走皇家金杯後不僅沒受懲罰，反而得到皇帝的獎勵，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話說在宋徽宗宣和年間的一個元宵夜，汴梁熱鬧非凡，千燈相照，萬人齊聚，華燈如群花爭芳鬥豔，美麗迷人。街道上寶馬雕車讓人看得眼花撩亂，胭脂香瀰漫街巷。處處笙簫歌舞，聲響如江濤翻湧。 元宵節在古代相當於情人節，有很多愛情故事發生在是夜。因為古代女性平時出門機會少，而元宵花燈的良辰美景正適合約會，所以這晚各家伉儷往往傾城而出。我們今天這個故事的女主也不例外，她和丈夫攜手在人山人海中一邊賞燈一邊說笑，沉醉於大宋京都之繁華、琴瑟和鳴之歡樂。 當晚，皇帝宋徽宗也很高興，登上城樓和樓下的百姓一起賞燈。近半夜時，徽宗叫來幾個太監，吩咐他們拿出皇宮內的佳釀，倒入金杯里免費送給街上的百姓喝。 （圖：Adobe Stock） 眾人一聽皇帝賜酒，怎不激動？大家齊呼「萬歲」感謝皇恩浩蕩，爭先恐後地擠上前，個個都像脫韁的野馬，搶著要品嘗宮廷美酒是何味道。本就人潮湧動的街道霎時變得更加喧鬧，誰能擠進人群內喝到酒，簡直比中萬元大獎還幸運。 我們的女主正值芳華，想必身手敏捷，反應極快，又有近水樓台先得月的優勢，於是成為少數幸運兒之一。但見她紅酥玉手端起金杯，一飲而盡，心中暗喜：「不愧是御酒，果真不尋常！」正要喊丈夫來一同分享這人間仙釀，轉頭一看，瞬間花容失色：「相公不在身邊！」 她舉目環視，四周儘是些眼睛緊盯美酒發光的生物，獨不見丈夫那熟悉的面孔。看當時的擁擠程度，即使她相公被人群衝到幾丈外也不足為奇。 情急之下，她將空金杯悄悄揣入懷裡，在人潮中逆流穿梭尋夫。然而這一行為十分危險，基本上屬於偷盜，因為皇帝只說送酒，沒說送杯，眾人喝完酒後仍須杯歸原位。那麼，她究竟為何知法犯法？難道是簡單的見財起意？讓我們接著往下看。 （圖：Adobe Stock） 這名民女的偷杯之舉當然逃不過衛兵的法眼，很快就被逮捕並押到宋徽宗面前。聽聞衛兵的指控後，徽宗問她：「你為何盜金杯？」 民女雖心中有些緊張，但畢竟不理虧，於是鎮定回答道：「回陛下，今晚人太多了，民女不慎和丈夫走散，雖有幸品嘗陛下賜的美酒，但滿嘴都是酒氣，回去後丈夫和公婆恐怕會起疑心，我擔心解釋不清，所以壯膽偷金杯作為證據。」原來，她盜杯是為了證明自己清白，不是趁亂跟其他男人混在一起。 更精彩的是，她解釋完原因後隨即作詞一首： 《鷓鴣天》 燈火樓台處處新。笑攜郎手御街行。回頭忽聽傳呼急，不覺鴛鴦兩處分。 天表近，帝恩榮，瓊漿飲罷臉生春。歸來恐被兒夫怪，願賜金杯作證明。 （圖：Adobe Stock） 徽宗知曉原委後開懷大笑，表示可以理解，並讚美其才華機敏，立即下令將該民女釋放，不僅沒有任何懲罰，還直接准許將金杯送給她，可謂皆大歡喜。 從這則故事可見這名民女的急才，更重要的是當時普通民眾的文化水平。在宋朝，詞的發展深入尋常百姓家，這位無名氏即是典型的代表，雖然她填這闋《鷓鴣天》不夠嚴謹，水準亦不及名家頂尖之作，但能做到脫口而成，且整闋詞敘事條理清晰，寫景與闡理兼具，可謂相當厲害了。 其實詞本來就是起源於民間，到北宋時民間填詞成風，文官人人善詞，皇帝全都愛詞。說宋朝是中華文化的巔峰時期一點都不誇張，明代才子宋濂就有過這樣的評價：「自秦以下，文莫盛於宋。」近人陳寅恪也說：「華夏民族的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宋代文化之盛一方面歸功於科舉制度健全公正及重文輕武的風氣，同時我們也當重視民間基礎強厚的重要性。 （圖：Adobe Stock） 高手在民間，這樣的感言並非空話，其實諸多名人都由衷表達過。言及此，我想到明朝前七子之首、一度享有文壇盟主地位的李夢陽，他的詩廣受追捧，甚至他走到哪裡，粉絲們就擁到哪裡。有一段時間他住在開封，粉絲跑去請求他教授如何寫出好詩。然而面對粉絲的狂熱，他只是淡然說道：「真詩乃在民間。」於是粉絲們親自深入底層挖掘，一個月後感慨道，先生（李夢陽）所言極是，真詩果然都在民間。 所謂無名氏的詩詞佳作及故事有很多，未來我也將繼續與諸位分享不同朝代的一些小眾作品。
《登樓賦》 （己亥年觀神韻後，登劇院二樓，靜坐窗旁，有感而賦。） 薰風乍謝，玉露初凝。沐身凈體，親聞仙聲。余淚之泓，傾若東溟。故提拙筆，以抒心衷。 故國神州，彩溢華流，人敬神佛，天賦帝旒。永樂御侍，壯氣吞北塞之秋；豆蔻羅裳，倩影曳南國之秀。瓊台玉閣，璇霄丹闕；雲海瑤天，碧水青山。美哉仙境，滌吾愚目；美哉雅樂，盪儂俗念！ 見佳侶之真情兮，余潸然而深思。溯鶼鰈之美滿兮，命多舛而蒙迷。唯虔誠以敬神兮，付性命與天意。守山盟同海誓兮，心貞篤而匪石。觀都市之軟紅兮，欲漫天而靡靡；憶古人之純正兮，思無邪而怡怡。今神韻復傳統兮，恢善德與正氣。 潔心身且正襟兮，念素實而慈懿。 今夕甚短，曲盡猶戀；餘音繞樑，縈耳延綿。若醉畫之佳人，似游月之太宗，神往聖境，流連忘返；撲朔迷離，亦真亦幻。丹青內獨有天地，畫卷外人眼蒙凡。復望霓虹，唯見錐刀之末；回看塵寰，只餘漚槿之歡。 （圖源：神韻官網）
文/清簫 如果給晚明政治劃分不同的階段，可以概括為有張居正的時代和沒有張居正的時代。張居正執政的時代總體非常正面，國家上下一致，「尊主權、課吏職、信賞罰、一號令」（《明史》），即使在萬里之外的地方，早上下令，傍晚即可實施。他撒手人寰後，國家逐漸失去主心骨，越來越散，越來越不嚴格。官員目睹鞠躬盡瘁的股肱之臣死後被抄家，心想：認真做事的人換來如此下場，又何必再認真？ 然而任何一種執政作風都不會百利而無一害或百害而無一利，張居正的鐵腕和操切作風引發反彈的同時，也迎來一段奔放的短暫時期，這段時期的自由是值得肯定的。 輿論牽制廟堂 政治言論奔放 譬如有個經典案例：萬曆十七年，雒於仁上疏罵萬曆皇帝有病，不是說身體有病，而是人品精神有病。該疏題為《酒色財氣四箴疏》，嘲諷萬曆貪財、好色、貪酒、尚氣。 萬曆看完後像個挨打的小孩一樣向幾個大臣訴苦，為自己鳴不平。最後在申時行等人的勸說下做出讓步，只是暗示雒於仁辭職，沒有引發更加嚴重的報復性處分。即使萬曆本人不怎麼好，但當時得饒人處且饒人的政治氛圍的確起到了制約作用。 雒於仁的意義在於他開了一個先河，之後諸臣聽說如此具有諷刺性的上疏沒有換來廷杖或生命危險，於是紛紛大膽起來，一個接一個上疏提意見。 萬曆（圖：公有領域） 大臣之間的關係也出現微妙變化，言論自由意識顯著增強。許國的一段話反映出萬曆年間下級對上級態度的變化：「小臣百詆大臣，輒以為不可屈而抗威權；大臣一侵小臣，便以為不能容而沮言路。」 其實明朝的制度除廢宰相外，一直以來在權力互制方面都做得不錯，特別是以下制上。如六科官小而權大，可封駁聖旨，制約皇帝，聖旨必須經六科通過才能生效。六科若覺得聖旨不周全，發給六部時可以進行「科參」。顧炎武《日知錄》稱：「旨必下科，其有不便，給事中駁正到部，謂之科參，六部之官無敢抗科參而自行者」。而且士大夫自明初起便以敢言為榮，形成風氣。到晚明萬曆年間的一段時間裡，小臣彷彿才是老闆，大肆批評大臣種種不好。大臣剛開口發飆，小臣便展現出極強的維權意識：「你阻我言論自由。」 （圖：Adobe Stock） 那時上至高官，下至游棍，幾乎所有人都熱情地議論時政，罵昏君與惡官，聽者也通常不會舉報誰批評皇帝朝廷如何。沈一貫在談到私議朝政時說，以往百姓只是在街頭巷尾耳語而已，如今「通衢鬧市，唱詞說書之輩，公然編成套數，抵掌劇談，略無顧忌，所言皆朝廷種種失政，人無不樂聽者。」這種反權威現象不同於秦末、隋末和晚唐，萬曆年間沒有天下大亂的局面，仍處於太平時期。 順便一提，明朝的百姓其實受到很好的保護，儘管有些時期政治黑暗，我們卻不該以偏概全。明太祖時就已規定，當官方渠道未能解決問題時，百姓有權將貪官污吏捆綁，直接到京城交給皇帝判決，而且皇帝要補貼百姓的路費。明初宣德年間新淦縣就發生過一起這類事件，縣民把欺壓他們的縣丞厲中綁了，還殺死一名軍官。宣德皇帝親自審案並判該縣丞死刑，公正為民，所依法律為《大明律》卷第十四：「凡牧民之官，非法行事，激變良民，因而聚眾反叛，失陷城池者斬。」諸位不妨對比一下現在21世紀的中國，真的比明朝進步嗎？ 明宣宗（圖：國立故宮博物院） 晚明民間強大的輿論力量直接左右著官員的升降，吵了15年的太子問題竟然因受流言飛語所迫而敲定，的確是個好玩的現象。 若要世道昌 去了八狗與三羊 輿論代表人物之一是山人樂新爐，他散布的飛語幾乎無人不怕，無人不知。有一件特別搞笑的事：樂新爐將民意認為糟糕的官員說成狗和羊——「若要世道昌，去了八狗與三羊」，廣為流傳。他並宣傳正面的十君子，其中代表人物是敢言的鄒元標。這幾位正負人物合稱十子、八狗、三羊。 雖然這像是中國古代很常見的口號，似乎不會產生嚴重後果，但被他列為八狗之一的張鼎思忐忑不安。據《萬曆野獲編》，張鼎思原本是吏科都給事中，後來被謫為幕僚，覺得冤屈，特意向皇帝解釋：「樂新爐肯定搞錯了，那個狗本來說的是別人，誤換成了我。」於是他「榮幸」獲得一個響亮的新外號——「張換狗」。 同樣狗官榜上有名的胡汝寧、楊文舉受此流言影響，在吏部和都察院考核後均被罷免。當時有人甚至認為，大太監馮保被貶也是拜樂新爐所賜。 值得重視的是，樂新爐掀起的輿論極大影響著吏部和都察院，在民間起到強大監督作用的同時，也導致人心惶惶，加劇了官員之間的派系劃分和對立。 （圖：Adobe Stock） 「隱形人」寫的「妖書」 萬曆年間最大的紛爭莫過於國本之爭，究竟是遵守祖制立皇帝不喜歡的皇長子，還是立寵妃鄭貴妃所生的皇三子，抑或繼續拖延，全民熱議，文官劃派，萬曆皇帝卻不儘早拍板，耗費了大明王朝15年的精力，開啟了間接導致明朝最終滅亡的黨爭。寡斷麻木的萬曆也因不堪忍受文臣反對，索性20多年不上朝，大量文件已讀不回。 有趣的是，最終迫使萬曆就太子問題拍板的是流言飛語：一篇於萬曆二十六年在民間盛傳的文章《憂危竑議》。該文作者為化名「朱東吉」，猛烈抨擊鄭貴妃及朝臣中的「溫和派」，稱他們有奪儲的陰謀，一時震動朝野。該文被萬曆視為「妖書」、「妖言」，不過所謂「妖」只代表官方立場。 （圖：Adobe Stock） 萬曆勃然大怒，卻抓不到作者，鄭氏家族不得不表態支持即刻立皇長子為太子，因為若再不表態，就等同於默認他們在醞釀陰謀。於是皇帝被迫向輿論妥協，於萬曆二十九年正式定長子為繼承人。 這一起所謂「妖書案」過後還不算完，又出現一篇《續憂危竑議》，說皇帝立皇長子只是迫不得已，有意更換太子，把已退休的朱賡調到內閣就是為了此事，再度引發軒然大波。萬曆迫不得已立太子是真的，但說朱賡參與更換太子著實是冤枉。官府這次也查不出作者身分，最後以替罪羊結案。 古代帝王立儲，通常要麼老實遵守嫡長子繼承製，要麼和心腹大臣商議後決定廢立與否，再者便是秘密立儲。譬如唐太宗經褚遂良提醒，最終決定立李治為太子；明成祖不喜歡長子朱高熾，偏愛次子朱高煦，猶豫之際，解縉一句「好聖孫」點醒夢中人；清朝從雍正開始秘密立儲。而萬曆朝的國本爭論持久，鬧得轟轟烈烈，主要是因為萬曆本人的寡斷性格、聽不進反對者的意見以及身邊缺少解縉那樣的高人指點。但從中也可見當時的輿論制約力度和臣民參與度，特別是清流派及其支持者的責任感。當然，這種宣傳陰謀論的流言也攪得官場人人自危，相互猜忌。 廟堂與天下 我認為反映晚明輿論與朝廷關係最精闢語，當屬《明史紀事本末》王錫爵和顧憲成的一段對話。 王錫爵吐槽說：「當今所最怪者，廟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顧憲成的回復相當經典：「吾見天下之是非，廟堂必欲反之耳！」不是輿論偏要和朝廷對立，而是朝廷已不能反映民意了。 顧憲成及東林書院在野形成一個強大的輿論中心，批評時政，後來發展為朝廷中的東林黨，在晚明史上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家喻戶曉的對聯「風聲，雨聲，讀書聲，聲聲入耳；家事，國事，天下事，事事關心」便始於顧憲成。 （圖：Adobe Stock） 渙散不和 門戶之見 東林人士一開始不算是黨，其實志同道合者走到一起是很正常的事。而與東林對立的齊、楚、浙等黨把他們稱作東林黨，這些黨為抱團選擇倚靠魏忠賢，於天啟年間形成閹黨勢力。魏忠賢專權是明朝最黑暗的時期，迫害東林，殘害忠良，人神共憤。東林黨和閹黨間的腥風血雨，既可視為正邪較量，也可視為瓦解大明的分裂。 東林人士大多正直，如楊漣、左光斗等六君子，氣節值得讚許。但黨爭之弊確也不可小覷，因為大明此時已經沒有主心骨，朝臣變得意氣用事了。只要是對立派系就必然反對，已偏離制衡的初衷與裨益。 北宋也曾有此趨勢，王安石變法期間原本是君子政見之爭，彼此依然互敬；而到宋徽宗時，朝廷變味成激烈打擊異己的「戰場」，出發點由為公轉為為私，便是亡國之象了。歐陽修在《朋黨論》中辯得好，說「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重點應是君子與小人之別，像周武王三千臣子一心，和而不同，才是強盛之道。縱覽宋明，足知黨同伐異、門戶之見的危害。 崇禎年間與清議和與主戰爭論亦出現類似問題。大臣普遍吸取宋朝主和教訓的確不錯，明朝一直以來都有這樣的骨氣，從不簽辱國條約。但未必議和即賣國，主戰即忠國，取決於談判底線和原則。楊嗣昌所言東漢耿國變通應該是更合適的解決方向，應以議和為權宜之計。若徒有氣節卻不能救國，究竟是為虛名還是務實？戰爭時期過度猶豫和內部矛盾最易誤事，碰巧崇禎又寡斷搖擺，錯過最佳議和時機。楊嗣昌背後掣肘，與盧象升將相不合怎不是又一樁悲劇？此時到哪裡呼喚張居正、戚繼光和李成梁近乎完美配合的時代？萬曆年間在對待日本侵朝戰爭時，君臣基本上一致主戰援朝，可謂是抗日援朝獲勝的基石，那時的齊心後來也一去不返了。 （圖：Adobe Stock） 假設 兩種極端均要不得。晚明短時間的自由奔放與民權意識理論上有望推動制度變革，確實可貴，不能因為沒走到那一步便予以否定，可惜的是缺少明確的方向和充足的準備。 之前我看到有人以為萬曆年間的政治已經算是君主立憲、無為而治，這當然是謬論，其實只是君主「躺平」，比昏聵更糟糕。中國傳統文化一直都強調以民為本，如錢穆所言：「中國政治上從秦、漢下來，雖一直都有皇帝，但在思想上從來沒有說要專制」；且孟子早就說過「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士大夫的主要意義就是以道義糾正君主過失，敦促君主重視民生民意，雖沒有單獨建立一個代表民意的機構和選舉，君主與朝政昏暗時期逆天逆民，但好的時期是做到了順應民意的。晚明出現這些狀況是因為高層不行了，民間的力量顯著突出，人人平等意識增強，是一個建立新秩序的契機。 如果要挑選一個最重磅的指南，在傳統道德的精華基礎上建立順應時代的新制度，也許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的《明夷待訪錄》，可能促成接近君主立憲的制度，不過可能性應該很小，而且他寫此書時大明已亡。明末皇帝不愛管事、受很大制約，但君權依然很強，想胡作非為時依然難以限制，只能勸諫；輿論有左右朝廷之勢，嚴格講卻不屬於民主雛形。雖然晚明沒來得及用上《明夷待訪錄》，但200年後晚清維新志士梁啟超、譚嗣同大力推崇該書思想，無心插柳柳成蔭。 假設明國祚再延長，會怎樣？依然不會樂觀。晚明政治內鬥是硬傷，看明亡之後的南明如何就知道了：大臣和福王派系的舊恩怨走向新的分裂，門戶之見依然延續，想根除內鬥只有重新洗牌一條路，不得不亡。南明不及南宋或東晉，晚明政治遺毒之深是重要原因。 （圖：Adobe Stock） 另在道德方面，南明反清義士華夏感嘆：「大明無鄉紳久矣。即有亦膏腴潔衣，多買田產為子孫計耳。」「只苦這幾個秀才為著明倫堂三字丹心耿耿，刻不能寐。」雖不乏英雄義士，但能指望那些唯利是圖、隨風倒的富人嗎？有人以為明初朱元璋如何不好，其實洪武朝在儒學倫理教育上的復興有著重大意義，明朝能有277年，傳統道德觀與責任感是比君主更重要的頂樑柱。晚明繁華中夾雜頹廢，當時崇禎很想歸正道德風氣，近乎比登天更難。 遙想大明風骨，雖遠猶近，如松柏常青，與日月同輝，在風雨飄搖的最後時刻，依然有人正氣凜然，視死如歸。楊漣獄中血書「大笑，大笑，還大笑！刀砍東風，於我何有哉？」盧象升沙場吶喊「關羽斷頭，馬援裹革，在此時矣！」感天動地，永照汗青。冀以拙筆，繼續於「北京淪陷前夕」系列書寫大明最後的英雄與小丑、興亡和榮辱、繁榮的文化及影響數百年的大思想家，探究個中因果規律。敬請關注。 （未完待續）
文/清簫 如果有一台時光機讓現代人穿越回古代民間，那麼，有一個時期現代人可以很快融入，甚至會覺得除科技外沒太大差別，非常自由、好玩，這個時期就是晚明。上海在民國時曾掀起一陣晚明潮，明人小品一度洛陽紙貴，林語堂等大師也對晚明風極為推崇。 之前有朋友問我，為何最近寫的系列以晚明史為主題，在此我簡單聊一聊原因。當你讀懂晚明，再聯想當今，無需多言，自然心領神會其意義。 五千年間最特別的時代之一 中國歷史有「三晚」——晚唐、晚明、晚清。雖然每個朝代都有末年，但不是每個末年都可以稱作「晚」。「三晚」的共同點是，儘管政治已衰落，但文化、經濟、社會卻在進步。 唐朝的分水嶺是「安史之亂」，其後進入中唐和晚唐，藩鎮割據、宦官專權等問題削弱著這個強大帝國的實力。但也恰恰由於這一分水嶺，大唐從此在衰落的同時又進入一個新的繁華時代，較穩定的南方逐漸成為全國經濟中心。當時「揚一益二」，透過揚州與益州，可以看到不同於盛世長安的另一種繁華。晚唐的手工業依然十分發達，比初唐進步；文學出現新潮流，詩有小李杜，詞有溫庭筠，特別是詞的發展。晚唐文學受時代變化影響，更注重私情，有下啟五代詞的重要地位。至於晚清，大家普遍熟悉，我就不贅述了。 晚明也有其特殊之處，特別是萬曆年間張居正死後，朝廷官府日趨黑暗，皇帝越來越不管事，而社會自發地自由奔放，經濟文化高度發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思想上的變革。陽明心學頗受崇拜，又有何心隱、李贄這類被官方視為「異端」卻開啟新潮的大思想家。王陽明為凡夫俗子做學問，其「知行合一」說不僅影響中國500年，也使日本維新人士沉醉其中。 （圖：Adobe Stock） 民間呈現出很強的政治參與意識，熱衷於議論與批評時政和帝王，盛傳流言飛語，以輿論的非武力形式對官員、朝廷乃至皇帝構成巨大壓力，直接影響官員的任免與立太子的決策。晚明看似處在全面大變革的前夕，但結局只是改朝換代，而沒有發生類似英國光榮革命的變革。 晚明的文學清新通俗，率性活潑，尤其是公安派「獨抒性靈，不拘格套」，跨越時空和三百年後的民國大師形成心靈上的共鳴。如果把唐朝比喻為佛家，明朝就可以比喻為道家，縱觀整個明朝的大人物、大事件、氣節、文化，都能感受到強烈的耿直與真性情，晚明文化則將真性情推向一個新高度。 （圖：Adobe Stock） 關於晚明的時間跨度，通常指萬曆初（1573年）至崇禎煤山自縊（1644年）的近70年，經歷神宗（萬曆）、光宗、熹宗（天啟）、思宗（崇禎）四代皇帝統治，但尚無統一定論，也有說從正德或嘉靖開始。萬曆至崇禎大多數時間是太平的，農民起義主要是崇禎在位17年間的事，集中於西北，但對中原破壞不小；努爾哈赤正式叛明是從1618年算起，主要戰場在遼東，所以嚴重內憂外患的時間只有約20年。張居正1573年至1582年的改革使大明煥然一新，國富兵強，萬曆後來能取得三大征的勝利，且即使20多年不上朝，國家也能基本穩定，一定程度應歸功於張居正建立的雄厚基礎。 大明繁華早在1402至1424年永樂朝就已出現，但晚明的繁華和永樂盛世有很大區別。說到這裡，簡單講一講明朝的發展歷程。 永樂皇帝（明成祖朱棣）勤政節儉，知人善任，文治武功卓越，《明史》贊永樂盛世「幅隕之廣，遠邁漢唐」。從明太祖朱元璋開國到永樂盛世，再到仁宣之治，這一階段主要以帝王為主導，引導社會從元末亂世恢復至正軌，國君英明，政治清平，寬賦省役，興農愛民；但政治風氣總體冷峻，重農輕商，人們的理想追求以仕途為主。 （圖：Adobe Stock） 之後從正統到成化，君主的政治素質、治國能力不及明初，但社會觀念不再固守，棄學從商者越來越多，社會更加多元化。 成化以後到晚明，社會已經變得相當豐富有趣，許多人鄙視科舉和當官，靠賣小說、賣詩詞、售書畫、看相、黃白朮、做工匠等一技之長發財致富的人成為龐大群體，還有不少人當訟師（律師）。民間各種書籍琳琅滿目，如神怪小說、偵探故事、愛情、養生、育兒等，商家還有意引導消費者購買哪些書。 （圖：Adobe Stock） 此時，明人社會價值取向發生巨大變化，在農民、商人和文人身上體現顯著。讀書人掀起反科舉大潮，把秀才帽撕碎，戴上山人帽。明朝中後期的山人現象是歷朝中最突出的，可謂一大特色。蘇州出現農民不願種地的現象，他們湧入城裡打工，因為比種地賺錢多。以前自命清高的文人開始向商人低頭，有個典型例子：大文豪王世貞對朋友詹景鳳說：「徽州商人看見蘇州文人就像蒼蠅追羊膻。」詹景鳳回懟道：「蘇州文人看見徽州商人也像蒼蠅追羊膻。」王世貞聽後竟無言以對。這段對話反映出晚明商人的精神文化追求更高了，而文人則變得更加拜金。 這個時期的政治可劃分為弘治中興之治世、正德至隆慶的中葉時期、萬曆至明亡的晚明。我認為隆慶更靠近晚明，因為隆慶朝解決俺答問題等邊患及開放海禁的政策對晚明影響極大，是萬曆初年飛速進步的前奏。明中葉和晚明的皇帝中只有孝宗弘治可稱得上明君，而正德、嘉靖、萬曆、天啟都屬於離經叛道的類型，隆慶、崇禎則平庸。在此期間，皇帝的主導作用、素質和能力已大不如明初。 晚明最精彩之處，不在廟堂，而在民間。之前長期講張居正新政，現在我們不妨輕鬆一下，到大街上走一走。 （圖：Adobe Stock） 他們比我們更會玩 晚明人熬夜玩樂，通宵「追劇」。如崇禎二年中秋後的一個夜晚，二鼓已過，金山寺鑼聲震天，原來是有人叫小廝來唱戲，把寺里的和尚震得從睡夢中驚醒，全寺人都跑來圍觀。戲一曲接一曲，演罷還不夠盡興，一直演到天色快亮。連我們現代人也會覺得這樣通宵相當瘋狂。 那時的戲多到像天上的星河，不管文化水平高低、政治立場如何，大家都爭相寫劇本。被迫害致死的東林君子楊漣和臭名昭著的宦官魏忠賢是晚明政壇的大人物，民間也有圍繞他們而寫的劇本，有多達上萬觀眾看戲，台下人山人海。 有一回演《冰山記》，演員上台念白說「我是楊漣」時，台下觀眾紛紛傳道：「楊漣！楊漣！」由近到遠，如海潮湧動，表達著對英雄的崇拜。戲演到魏忠賢杖打范元白、逼死裕妃的時候，觀眾雖安靜卻個個都咬牙切齒、面露怒色。待演到顏佩韋擊殺錦衣衛校尉的情節時，可謂大快人心，觀眾群起歡呼跳躍，喊聲幾乎快把房屋震塌。 （圖：Adobe Stock） 為何演到顏佩韋時觀眾如此激動？之前，魏忠賢迫害東林人士並逮捕周順昌時，蘇州百姓憤起抗議，出手打死一名旗尉。後來顏佩韋挺身投案犧牲，百姓都對他頗為敬佩懷念。 當時也有為魏忠賢洗白的劇本，比如阮圓海的劇大多詆毀東林黨，因此受民意唾棄，沒能出名。 蘇州是最好玩的地方，男男女女們聚集在荷花宕，場面甚為壯觀。天啟二年六月二十四日，全民傾城而出，大船小船都坐滿，有人甚至拿數萬錢還雇不到船，用山和海都不足以形容人多的程度。晚明文人袁石公形容說：「其男女之雜，燦爛之景，不可名狀。大約露幃則千花競笑，舉袂則亂雲出峽，揮扇則星流月映，聞歌則雷輥濤趨。」上千名年輕美女競相微笑，歌聲如波濤澎湃，這是何等熱鬧！ 這些男女們不滿虎丘中秋夜的躲閃，特意在六月二十四日正大光明地聚在一起。 （圖：Adobe Stock） 那麼虎丘中秋節又是怎樣的壯觀？張岱在《陶庵夢憶》中回憶，無論是士大夫，還是少男、少婦、妙女、戲婆、聲伎、奴僕，甚至包括惡少、騙子，不管本地的還是外地的，無不聚集此地。夜幕降臨後，有百十處奏樂，聲音如雷轟鼎沸，想跟身邊的朋友聊天都聽不清對方說的話。夜深時，許多人依然留下，乘船戲水，每桌都演唱，南北腔調混雜，觀眾議論紛紛。直到半夜三更，仍有百十人像大雁群一樣排列而坐，這些夜貓子痴迷地沉浸在精彩的表演中，彷彿忘記時間。 聽說書也是不可或缺的娛樂活動。晚明的南京有兩位大明星——王月生和柳麻子（柳敬亭）。柳麻子說書水平極高，要提前十天送請帖和定金預約，即便如此也未必聽到，換成今天的說法可謂一票難求。 （圖：Adobe Stock） 晚明的客店是何等規模？假如你能穿越回那時的山東泰安州，會發現他們一家客店有二、三十間拴驢馬的槽房，有二十多處戲子的住所。據《陶庵夢憶》，宴席分三個等級，上等一人獨享一席，有十種佳肴、五種水果以及糖餅乾果，還有文藝團隊為顧客演戲，一人包席看演出；最下等數人一席，有各種美食，雖沒有演戲，但仍有彈唱。整個店內即使只算彈唱的人數就已經多到不勝枚舉，服務員多達一、兩百人，廚房有二十多間。諸位想一想，我們現代人到賓館，有幾家達到這樣的規模，吃飯包演出？晚明這樣的客店客人每天都有，絡繹不絕，可見消費水平之高。 （圖：Adobe Stock） 那時和朋友們聚餐聽歌，比我們現在唱卡拉OK還高級。他們現場創作、填歌詞，普遍文化水平高，我們還要看大屏幕上的歌詞，人家即興填。每逢聚會，必有美酒、美女、美文才。 那時的流行歌曲可謂高產。馮夢龍編纂的時調民歌集《掛枝兒》幾乎全是情歌，80%以上的時調曲是以女性口吻的，熱情奔放地歌頌愛情。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晚明流行歌曲不只在年輕人中流行，全國男女老少皆傳唱，而且走哪都能聽到，「酒廬茶肆，異調新聲」，「嬌聲充溢於鄉曲」（《博平縣誌》）。 （圖：Adobe Stock） 《鄆城縣誌》記錄晚明窮人也追求高質生活與時尚，「貧者亦槌牛擊鮮，合享群祀，與富者斗豪華」。又如《博平縣誌》：「販鬻廝隸走卒，亦多纓帽緗鞋，紗裙細褲」。《陶庵夢憶》也紀錄了越地掃墓的盛況，名曰掃墓，其實是趁機旅遊玩樂，連小戶人家也一定要坐舒服的船，而且一定要有音樂伴奏，歡呼暢飲。 晚明對穿衣的審美是怎樣的？時裝是什麼樣子？萬曆年間，「里中子弟，謂羅綺不足珍，及求遠方吳綢、宋錦、雲縑、駝褐，價高而美麗者，以為衣，下逮褲襪，亦皆純采，其所制衣，長裙闊領寬腰細折，倏忽變異，號為時樣。」（《通州志》）相比之下，約100年前，弘治、正德年間還有淳本務實的風氣。 想必諸位也已看出，晚明奢靡成風。凡事都有兩面，社會高度發達的同時，人心也不知不覺間醉生夢死。明末李自成、張獻忠起義規模浩大，朝廷財政枯竭，窮人被逼反，經濟繁華與窮途末路形成鮮明反差。明朝一直以來的國策是以東南養西北，東南始終是財源，而明末最大的危機恰恰不出在江南，而在西北，地域貧富差距大到只能以戰爭終結王朝的地步。 假如派一名記者穿越回去採訪南方民間的富人，他們的回答肯定是不相信大明會亡。走過270多年的風雨，總體上相當穩定，連土木堡之變的危機都能挺過，總有如于謙、王陽明、戚繼光、張居正、李如松這樣的英雄人物化險為夷，各大城市富裕繁華，1644年的他們一定十分詫異：怎麼說沒就沒了？明亡後，張岱的總結刻骨銘心：「繁華靡麗，過眼皆空，五十年來，總成一夢。」「持向佛前，一一懺悔。」 （未完待續）
關於如何加深記憶，長期牢記細節，最近筆者總結了三點：圖像化，聲音化，故事化。 日常生活中把自己當作說書人能將許多邏輯捋得更清楚，比方說假設身處做presentation的講堂，有許多觀眾，然後對著花草或牆壁模擬說書，一遍不順就再來一遍，將語氣誇張化，最好再加上口技，儘可能用上各種感官。伴隨著栩栩如生的場景想像，久之數據呈現便成為生動的故事。 16世紀末，義大利學者利瑪竇向中國推薦了一種「記憶宮殿」法，在背誦知識點時可以在腦海里想出一個宮殿，裡面都「擺放」你熟知的傢具，每個傢具對應一個要背的知識。 舉例言，下次每當想起，腦海中浮現的就是打開門後先看到沙發，再看到廚房，再看到卧室；有幾層樓，不同樓里知識點的分類也不同。嘗試賦予一個形象給你要背的知識，為這些形象安排固定位置，下次會很容易想起來。利瑪竇的這種記憶宮殿法為何十分有效？因為圖畫往往比枯燥的字母更容易記住，在腦海中建造的是非常熟知且忘不掉的場所。 （圖：Adobe Stock） 這種方法的原理很簡單，它其實起源於一場偶然的災難。利瑪竇說： 「古西詩伯西末尼德嘗與親友聚飲一室，賓主甚眾，忽出戶外，其堂隨為迅風摧崩，飲眾悉壓而死，其屍齏粉，家人莫能辨識。西末尼德因憶親友坐次行列，乃一一記而別之，因悟記法，遂創此遺世焉。」 古希臘詩人西末尼德某天和一群人喝酒，他走出門後沒想到身後房子坍塌，賓客都被壓死，廢墟里的屍體身份難辨。但他因為清楚地記得離開前每人座位的位置，成功識別身份，幫助家屬們找到各自親人的遺骸。他從此悟出了這種宮殿記憶法。 利瑪竇精通中文，他在中國期間正值明朝末年。他和中國學者分享自己的記憶理論，並以漢語寫成一本講記憶方法的書，將其贈送給大明江西巡撫陸萬垓及其三個兒子。 利瑪竇（圖：公有領域） 利瑪竇在致友人信中說，當時南昌人都欣賞這一記憶法的精妙。 筆者認為，再加上聲音的聯想會更有效。這樣多感官齊用不僅適用於學新語言，也可用於醫學、財經、歷史等，估計半輩子都忘不掉。 如果還發現短時間內會忘記細節，那就下硬功夫，不斷重複在頭腦里「播放」，這是看起來最笨但是有效的辦法。學過鋼琴的朋友應該都有體會，肌肉記憶比刻意背譜可靠多了，那是熟能生巧的自然結果。這世上天才佔少數，天才能成功也是靠看似笨拙的重複成功的。 記憶的硬功夫不可小覷。康熙學四書五經時每句都朗讀一百二十遍、背誦一百二十遍。有大臣說背一百遍就差不多了吧，但康熙堅決背夠一百二，所以經典中任抽一句都考不倒他。 擠時間學習也很重要，其實時間只會越擠越多，不會越擠越少。我們常說自己太忙，可能要一邊打工一邊讀書，或者要花很大精力照顧孩子，可是大多數普通人難道比成功人士更忙嗎？他們能日復一日地擠時間，我們當然也可以。 像明成祖朱棣，吃飯時間一邊吃一邊思考及討論國政，半夜想起什麼事就馬上起床叫人紀錄，在位8000多日無一日鬆懈。又如乾隆，上朝總是第一個到，每次等待大臣的時間裡就讀一會兒書。乾隆退居太上皇后依然早起，凌晨三點就起了，導致他兒子嘉慶凌晨兩點多就得起床，只能比爹早，不敢比爹晚。古代的帝王享受榮華富貴的同時標準也高，英主明君能夠勤政到堅持不懈的地步。 另外近代人當中，美國著名的發明家、政治家、科學家富蘭克林每天的時間也安排得很精準，每天5點起床，工作的午休時段用於讀書學習。大家想想，假如我們每個午休時間都能抽一點點背誦要記住的東西，一次不需太多，例如幾個英文詞、三頁書，三百六十五天之後能積累多少？
1572年的北京紫禁城內，年僅10歲的萬曆皇帝愛不釋手地翻閱著一本有趣的插圖教科書，看得眉開眼笑，津津有味。對於10歲小孩而言，生動的繪畫顯然比文字更具吸引力，他的老師張居正深曉此理，所以日夜辛勞，完成了這本寓教於樂的教材，以唐太宗「以古為鑒」之語將其命名為《帝鑒圖說》。 該書共含一百多個歷史故事，由張居正從史冊中精心挑選。書分上、下兩篇。上篇名為〈聖哲芳規〉，向萬曆講述歷代帝王值得學習的舉措，譬如任賢圖治、諫鼓謗木、孝德升聞、揭器求言、下車泣罪、戒酒防微、解網施仁、桑林禱雨、丹書受戒、感諫勤政、入關約法等。下篇名為〈狂愚覆轍〉，顧名思義，選取歷代帝王的過錯提醒萬曆皇帝不要重蹈覆轍。 編纂插圖教材對現代人而言不是什麼新鮮事，畢竟我們有五花八門的圖書和動畫片給小孩看。而那時，張居正是整個大明王朝為皇帝編纂插圖教材的唯一一人。 萬曆的父親隆慶帝1572年駕崩，年幼的他不幸失去父愛，並在懵懂中匆匆登極。他的好朋友太監馮保陪伴他長大，被親切地叫作「大伴」，張居正便是受這位「大伴」推薦的老師。在萬曆和李太后孤兒寡母的日子裡，張老師成為這一特殊家庭以及整個王朝的依靠。 在這對母子眼中，張老師是偶像般的存在。他「頎面秀眉目，須長至腹」，「勇敢任事，豪傑自許」，「沉深有城府，莫能測也」（《明史》），長得帥，沉穩負責，而且作為內閣大學士，學富五車，精明幹練。之前他做過隆慶皇帝的老師，現受先帝託付輔佐萬曆，成為兩代帝師。除太后外，他曾是萬曆最敬愛的人，被稱為「元輔張先生」。 萬曆的課程有3門：經書、歷史與書法，以及一項莊嚴的儀式——經筵。「君德成就責經筵」，它是當時帝王必須參加的。明朝對經筵尤為重視，當時在春季和秋季每月三次舉行，通常在早朝後，不僅皇帝，內閣大學士、六部尚書等諸多大臣也要參加。 經筵場面盛大而文雅。皇帝先由穿袍服的將軍護送抵達，然後在文華殿面南而坐，再呼百官進入。開講前，兩名講官向皇帝叩首，展書官跪地膝行到書桌旁，為皇帝翻開講義。兩講官一位負責講四書，另一位負責講史。如果皇帝坐姿不端正，講官有權暫停講課，禮貌地提醒皇帝：「作為君主，怎能不莊重？」 文華殿（圖源：公有領域） 萬曆接受的便是上述全國最高水平的教育。經筵是老師提醒皇帝治國的好機會，講師可以委婉地告訴皇帝哪裡做得不好，比如明武宗時就有講師委婉批評他。如今，張居正對待經筵也非常用心，還吩咐儒臣記錄明太祖等皇帝的《寶訓》、《實錄》，把他們分類成書，共四十種，如創業艱難、勵精圖治、勤學、敬天、法祖、慎起居、戒游佚、正宮闈等，多是警切之語。他向萬曆請求在經筵之暇進講這些內容。張居正每次講課都提前半個時辰到達，可見相當盡職。 課堂並非只有嚴肅，也透露著溫暖。《明史紀事本末》記載，萬曆元年，天氣很熱的時候，萬曆直接走到張居正講課的位置旁邊，叫內使為老師搖扇。天冷時則命人在老師講課處鋪氈片，以免張居正受凍。我們現在看覺得平常，但在當時，這些並不是天子必盡的義務，往往是仁君所為。 萬曆年少時很聰明，成績優異，寫得一手好書法，在張居正引導下懂事聽話，虛心節儉。 師生曾經情同父子 萬曆與張居正之間還有一種超乎君臣師生關係、近乎父子的情感，這在整個五千年歷史上都可謂是寶貴的。有一天張居正生病，萬曆到煖閣親手調椒湯賜給他。 還有一件事更令人感動。萬曆因為出疹子在皇宮內長期養病，那段時間張居正非常擔憂牽掛，但不能進皇宮，只能每隔幾天到門外問候。後來萬曆康復後給了他一個驚喜。 那天上早朝時，天色微亮，張居正走入後驚訝地發現許久不見的小皇上竟正坐在龍椅上。出於急切，他徑直走到萬曆面前，跪在地上，仰頭端詳聖上的面容，看病情是否痊癒了。萬曆面帶微笑，絲毫沒有怪罪張居正的突兀，說：「先生走近，看朕面色何如呀？」 張居正關切的目光一刻沒有從萬曆身上移開，向前膝行幾步，要看得更仔細些。這時萬曆為了讓老師放心，低下身子握住他的手，說：「朕近日胃口不錯，飯菜也健康，每日進膳四次，每次都吃兩碗，但不吃葷。」張居正聽後眼眶濕潤，安心地笑了。 （圖：Adobe Stock） 悲劇的萌芽 萬曆皇帝身邊不僅有認真負責、教學質量一流的張老師，還有家教嚴格的母親李太后，更可貴的是還有時常監督他、防止其偷懶的好友馮保。 萬曆大婚前李太后對他的起居管教很嚴，五更喊他起床；萬曆大婚後，母親不便過多干預，但依然十分上心，囑咐張居正：「吾不能視皇帝朝夕，先生親受先帝付託，其朝夕納誨，終先帝憑几之誼。」馮保日夜保護萬曆起居，如發現行為不當，便會立即奏報太后。 （圖：Adobe Stock） 看到這裡，大概很難想像這會演變為教育悲劇，暫且不論期待中的聖君，至少能把孩子培養為守成之君，他怎會變成貪財好色、二十多年不上朝、四處搜刮民脂民膏的敗家皇帝？他後來為何一改敬愛之情，轉而痛恨恩師，恨到想開棺戮屍的地步？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在之前的文章里筆者講了一部分原因，本期講述更多課堂和家庭細節。 《明史》記載：「帝或不讀書，即召使長跪。」有時萬曆皇帝不聽話，李太后便罰他長時間跪著。我們現在看，這屬於體罰式教育，不可取，其實在當時無可厚非。但在此過程中，萬曆肯定覺得自己的尊嚴受踐踏。太后是母親，就算再不滿也不能不孝，所以，他的恨意逐漸積累至張居正和馮保身上。 罰跪是太后之意，關他倆什麼事呢？原來，馮保經常向太后告狀使萬曆心生恐懼；太后訓斥孩子不爭氣時，往往補充一句「再不聽話，就告訴張先生。」這點李太后做得不厚道。親子教育不宜頻繁把外人牽扯進來，強化孩子對老師的懼意。張居正和萬曆沒血緣關係，情同父子卻不是真正的父子，更何況張居正是臣，李太后經常強調這句話，導致萬曆對張老師的懼怕漸轉變成厭惡。《明史》明確說：「（太后）每切責之，且曰：使張先生聞，奈何！於是帝甚憚居正。及帝漸長，心厭之。」 （圖：Adobe Stock） 另有一次在課堂上，萬曆被嚇得不輕。那次是講筵，萬曆學習《論語》，讀到「色勃如也」時把「勃」字誤讀成「背」字。張居正忽然厲聲呵斥：「應該是勃！」當時萬曆毛骨悚然，在旁的人也大驚失色，他們沒想到張居正有厲斥皇上的膽量。可以理解張老師一番苦心好意，他把培養明君的希望都寄在萬曆身上，難免急於求成。但正如他改革急功近利，見藩王時不顧禮節，都給未來留下禍患。 以上都只算小事，然而以下這件事相當嚴重，估計萬曆一生難忘。這件事非張居正之錯，主要是皇帝自作孽。 萬曆八年十一月，此時萬曆皇帝18歲，已經結婚，李太后不能時刻管他了，政務依然幾乎全由張居正管，他閑得無聊且自制力不強，開始渴望放縱的生活。皇宮裡有太監誘導他享樂，他們在西城舉辦夜宴，喝得酩酊大醉。萬曆當時佩帶寶劍，隨著醉意上頭，和太監追逐打鬧，耍起酒瘋。 仍覺得不過癮，萬曆於是命令兩名太監唱曲給他聽。兩太監唱了幾首舊調，但都不合他的意。萬曆不耐煩了：「你們唱首新曲給朕聽！」 太監瞬間沉默，他們不敢唱，因為皇上所說的新曲是當時民間的流行曲，在君子看來是低俗的靡靡之音、亡國之音，而作為帝王是應該聽德音雅樂的。若太后知曉此事，後果可能十分嚴重。 萬曆見太監不唱，趁著酒勁龍顏大怒，拔劍就要殺人。隨從趕忙勸阻，之後萬曆雖打消殺人念頭，卻覺得不夠解氣，於是砍斷太監的頭髮代替斬首。 萬曆（圖：公有領域） 即使沒出人命，皇帝也有亂殺臣侍的傾向。此事很快傳到李太后耳中。李太后厲聲訓斥萬曆，數落著他這幾年來的種種不好，而這位血氣方剛的小皇帝無論那夜怎樣威風，此時只哭得像三歲小孩，跪地不敢抬頭。 李太后覺得絕不能善罷甘休，因此傳懿旨喚張居正前來。張老師得知後既驚且怒，即刻從內閣辦公室趕來。當著張居正的面，李太后命人取《漢書》來叫萬曆皇帝翻閱。 學識淵博的張居正立即明白李太后用意，此事真的鬧大了！果然，李太后叫萬曆將書翻至《霍光傳》，萬曆這時也恍然大悟，面色蒼白，渾身顫抖。 公元前74年，漢昭帝駕崩。昌邑王劉賀繼承皇位，但荒淫無道，輔臣霍光因此報請太后廢掉他的帝位，昌邑王便成了在位僅27日的天子。李太后提霍光廢帝的典故，旨在警告萬曆：朱家可不是缺人做皇帝，廢掉你這無道之君，還有你弟弟潞王接替！ 萬曆嚇得伏地乞求開恩，求了很長時間後李太后才答應給他機會。張居正也責令萬曆自省，並同時反省自己教導不嚴的疏漏，代萬曆寫了一篇罪己詔。 之後，萬曆諭閣臣：「朕在沖年，自多過愆，惟藉諸先生力諫，使朕為堯、舜之君。」張居正趁熱打鐵，奏稱：「諸內臣老成廉慎者存之，諂佞放恣者汰之。皇上亦宜痛改，戒宴飲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繼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卻玩好以定心志，親萬機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端趨向以肅士風，則聖德愈光矣。」（《明史紀事本末》） （圖：Adobe Stock） 萬曆表面上採納了這些建議，實際上是因為迫於李太后的權威。《明史》稱他自此事後，「心頗嗛保、居正矣」，對馮保和張居正的厭惡又深一層。 透過這起醉酒胡鬧事件，想必諸位也看到一些問題：張居正、李太后、馮保等人齊心協力的嚴厲管教下，在以明君為標準的引導下，萬曆為何還會偷偷做出格的事？前幾年含辛茹苦的教導難道沒能使他獨立辨是非？張居正和馮保有助歸正他，何恨之有？ 筆者對此總結了六點： 1、萬曆的嚴格標準是被動，家長和老師都輕視了對其自覺性的培養。真正的嚴格應是主動的，如康熙學四書五經時每句都主動朗讀一百二十遍、背誦一百二十遍，有大臣說背一百遍就差不多了，但康熙堅決背夠一百二十遍，後來經典中任抽一句都考不倒他。 2、萬曆親政時間晚。18歲在古代不算小，順治和康熙帝都是14歲就已親政，就連不被視為英雄人物的崇禎也能在16歲扳倒奸臣魏忠賢。而萬曆10歲登極，18歲卻還不親政，一直拖到20歲。他本人表示拒絕早親政，李太后也說要張居正輔政到他30歲再讓他親政，主觀意願和外部環境都在消磨對成為明君的嚮往。 3、坐享其成。萬曆的教育和政治條件優渥，他坐享張居正改革後的國泰民安，未能真正理解改革之艱辛，只是停留在理論層面並無多大意義。 （圖：Adobe Stock） 4、萬曆這時最擔憂的只是皇權能否保住。他沒有從霍光廢帝事吸取正面教訓，加緊內省；而是吸取反面教訓，厭惡像霍光那樣可能對自己有威脅的張老師。李太后的恐嚇無形中起到反作用。 5、隱藏的性格。環境嚴格時萬曆的性格尚未暴露，實際上他骨子裡像他爺爺嘉靖皇帝，偏執、睚眥必報、權力至上。事實證明，十年後萬曆果真變成了嘉靖2.0，雖不上朝卻擅長弄權，敵視文臣勸諫。此外還優柔寡斷，缺乏主見，數年後在鄭貴妃和太子之爭問題上他猶豫不決、麻木逃避，表現得更加明顯。性格問題是所有良師良母的教育難題，這點不必太苛責李太后和張居正。 6、缺少嚴父。這點不怪任何人，因為隆慶帝離世早，卻是不可忽視的客觀因素。張老師畢竟是外人，不能代替萬曆的父親，而且母親也不能取代父親的教育作用。距此100多年前，明成祖對太子朱高熾要求極嚴，朱高熾在應天府監國期間充分磨練，繼位時已然成熟有素，可見前代帝王影響之重要。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