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胎死》——中共治下荒谬而残酷的审查制度

2015年我应邀参加Dangerous Idea Festival,在悉尼歌剧院做了一场演讲，题目叫《胎死》，讲一部电影如何胎死腹中，讲中国共产党治下那种荒谬而残酷的审查制度，以及它可能对全世界产生的影响，当时在英语和法语的报刊上发表过，不过中文版无处可发。7年后再看，感觉文中的观点也并不是很过时。

《胎死》

一年多之前，一位影视公司的老板找到我，请我帮助策划一部麻将电影。我的第一反应是，“别扯了，你有钱给我多好，何必浪费在这种不可能的项目上？”

麻将是中国人最喜欢的运动，在成都、广州这样的城市，几乎每个街区都有一家或多家麻将馆，无数人昼夜不停地鏖战在此，可中国大陆却几乎没有跟麻将有关的影视剧，一个原因是这项运动没什么惊险动作，拍出来不好看，但最重要的还是那无所不在的审查与管制。

麻将运动跟赌博有关，中国政府名义上禁赌，虽然禁得并不认真，但它还是极不喜欢在影视中看到赌博的画面。从这一点说，我们的政府有一种极为天真的品质，只要没看到，它就可以假装没发生，同时还假设别人不知道。

这是中国审查制度的第一个事实：它不是法律，但比法律更有威力。在中国，不是每一条法律都被人尊敬，但关于审查，虽然没有多少明确的标准，但人人都能心领神会，尽量不去触碰那些禁忌和敏感事物。在2013年，我的一位好朋友试图向中国出版社推荐一本书，讲一个女人杀死丈夫的故事，出版社开始还很感兴趣，但一听说讲的是穆斯林家庭，就纷纷表示“不敢出”，“不能出”，“穆斯林不能碰”。而查遍档案，也找不到一条这样的规定。同样，也并没有哪条法律说不能在电影中出现赌博画面，但这么多年来，却几乎没人敢于尝试拍一部麻将电影。

在中国的审查体系中，电视剧的级别最高，电影次之，报纸杂志再次之，书籍又次之。最宽松的是网络，但在近两年，网络上的审查也日益严苛，数百万账号被注销，有许多人因其网络言论被捕，其中最著名的是我的好朋友，律师浦志强，就因为他在网上发布的28条信息，他于去年5月被捕，一直羁押至今。

如果你要拍一部电影或电视剧，那么第一步就是申请立项，要向政府提交一份不少于1000字的剧本梗概，如果涉及特殊题材——大量的题材都可以说成是特殊题材，比如关于孔子，或者那位12世纪的天才将领——岳飞，或者，你的主要人物有和尚或道士，或者涉及犯罪⋯⋯这些都是特殊题材，都要经过格外的审查。

根据我的经验，与麻将有关的电影第一步就无法通过，那位老板却很自信，说他认识广电总局的官员，立项不成问题。了解中国的人都知道这话背后的含义：如果你说某位官员会帮你的忙，那么要么你准备给他送礼，要么你已经送了礼，要不然他就是你的亲戚。

这是中国审查制度的第二个事实：审查不仅与言论自由有关，在许多时候，它都是审查官牟利的工具。这些年中，我听了大量类似的故事：某部电影久久通不过审查，最后制片方找到某位官员，结结实实地送了一笔钱，然后就顺利过关。在某些时候，光有钱还不足以打发这些贪婪的审查官，他们还会要求女演员为他们提供“特殊服务”。

据我推测，这位老板所认识的官员级别并不高，因为他的还是透露出一丝担忧，说立项虽然不成问题，但我们还是不能讲赌博。

打麻将而不赌博，那就只能是比赛了，然后我们开始策划麻将大赛的故事，首先确定时代和背景，有人建议放在国共战争时期，一位正义的共产党间谍通过打麻将破获敌人的间谍网络。老板当即否决，说不行，虽然间谍剧前些年很热，但广电总局后来下了文件，现在不能拍了。又有人建议放在某位王爷的府邸之中，一位才貌普通的妃子通过打麻将获得王爷的宠爱。老板连连摇头：“你这不是正能量啊。”然后告诉我们，清宫戏虽然一直很火，但广电总局最近也发文限制了，想别的吧。

6月份在《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谈中国的审查，认为审查并不是最糟糕的，更糟糕的是自我审查。这话没说错，这话没说错，只是过于轻巧了。我们可以站在安全距离之外，道德感十足地指责人们缺乏对抗审查的勇气，或者也可以去体会一下那些自我审查者所处的环境：那无所不在的压力，以及巨大的、难以克服的恐惧。

这些人，影视公司老板、策划人、编剧，并非陷入迫害妄想的病人，他们根据现实和理性做出判断，他们也了解电影的审查过程，知道其中有多么大的风险：不需要正式的决议，也不会发布正式的公告，只需要某位审查官的一句话，就可以让几千万元的投资化为泡影。

这是中国审查制度的第三个事实：权力运行在黑暗之中，没有标准，也没有明确的程序，却有着极大的伤害能力。 戈培尔博士的中国信徒们很清楚地知道如何让人们活在恐惧之中，他们查禁书籍、查禁电影，将言论者逮捕入狱，甚至会像黑社会一样去恐吓和殴打作家，更重要的是，从来不会有人对这些事负责，没人知道是谁做的决定，因为什么而做的决定，突然之间，一本书就不见了，一部电影就不见了，一个人就不见了。

在这故意制造的恐怖之中，自我审查其实已经成了最不得已的选择，它是中国审查制度的必然后果，也应当视为是原初制度设计中的一部分。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制度，每一位与表达和创作有关的人：记者、作家、编辑、出版人和影视制作人都会不自觉地从审查对象变成审查官。

最后，我们把场景设置在四川省的某个小镇，3位在城市打工的青年为了振兴家乡经济，决定举办一场麻将大赛。他们筹措资金、寻找场地、联系人员，搞出许多笑话。在当代中国，这样的电影肯定不是最差的，最差的那些你们甚至无法想象。就在最终定稿之前，老板却开始长久地犹豫，虽然一直没有说明原因，但我猜想，他大概是忽然意识到了一部麻将电影所蕴含的巨大风险。

大约两个月之后，一位广东的老板又对这废弃的项目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第一位老板不同，这位老板拍过多部电影和电视剧，算是资深的业内投资者。他喜欢这个乡镇麻将大赛的故事，加进了许多自己的设计，并且开始准备送审文件，开始联系导演、演员和一应的工作人员。

在中国，一部电影的审查极为漫长和艰难，有时需要向几十个政府或准政府机构申请许可。许多电影就死于这艰难的审查路上。幸运者可以拿到最终的公映许可证，业内称之为“龙标”，“每次拿到龙标，我的感觉就像是从躺满死尸的战场中走出来，”这位老板告诉我，“不容易啊，九死一生啊。”

大约一星期之后，他忽然给我打电话，说这电影不能拍了，先放一放吧。我问放多久，他不说话。我又问为什么，他叹了口气，说你去看新闻吧。

那是2014年10月30日，就在前一天，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喉舌《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要坚决禁止党员集中打麻将。中国之外的人们很难理解两者的关系：《人民日报》说的是党员，我们的人物又不是党员；《人民日报》只是一家报纸，又不算什么政府机构，为什么它的社论一出，我们的电影就要放弃？

那位老板这样解释：《人民日报》和广电总局都归党管，《人民日报》反对打麻将，那就是党反对打麻将，党反对打麻将，电影和电视剧就要反对打麻将。不要纠缠什么党员和非党员了，连党员都不能干的事，你一个非党员有什么权利去干？

就这样，一部电影还没有开始就过早地结束了。在几个月中，我们花费了大量心血，录了几十个小时的音，写了厚厚的一摞文件：人物小传、故事梗概、各种商业预案，但只因为某个文件、某句话，这一切都全都化为泡影。用业内术语，这叫“胎死”。

我不知道有多少影视创意胎死于这不见天日的审查制度之下，但我确确实实感觉到它正在伤害中国人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有人或许会说：审查没什么了不起的，美国有审查、英国有审查，澳大利亚有审查，每个国家都有审查。但在这里，我想提醒各位：澳大利亚有审查，并不能证明中国的审查就是正确的。而不管你有多么愤世嫉俗，都不应该认为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审查是同样的。

而在这样的时代，当中国政府的企业纷纷跨越国境，当孔子学院在全球各地落成，当世界各国纷纷争抢“中国订单”，中国审查制度也将走出国门，它的阴影将不仅覆盖我们，还将笼罩你们——那些生活在遥远之处、自以为安全的人们。

在过去这几年中，每当我谈起中国政府，总会有些天真的西方人这样回应：那个政府确实不好，可是，也不见得会坏到这种程度吧？或者：那个政府确实很坏，可它还没有那么强大，没必要过分担心。

在1997年之后，许多香港人也是差不多的想法。现在18年过去了，只要他们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自己的城市、自己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这座700多万人的城市，现在几乎已经没有独立的报纸和电视台，议员和政客越来越像共产党的书记；抗议北京的游行常常会有帮会成员前来骚扰；敢于公开批评北京媒体人和艺术家会遭遇刺客袭击……

我希望能让各位明白，对中国政府的任何善意的想象都可能是错的，同时还应该认识到：这个政府的强大已经有可能影响你的生活。

在大约两年之前，位于英国伦敦的一家杂志向我约稿，我在他们的网页上发现了许多赞美中国共产党的文章，这和我的作品风格不太一致，我追问原因，编辑告诉我：没办法，我们也要生存。我们最重要的几家广告客户都是中国公司，如果我们刊载太多批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文章，那么他们就会停止投放广告。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香港、美国、澳大利亚，以及遥远的非洲。在悉尼，已经有超过6家华文报纸和杂志，它们大多亲近中国政府，或直接受中国政府控制，所刊发的报道和评论与中国政府的宣传文稿如出一辙，常常不遗余力地赞美和歌颂中国政府。在澳大利亚自由的土地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代表已经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遗憾的是，大多数人依然对此置若罔闻。

今年5月，美国笔会出具了一份报告，证明美国的出版工业和某些作家已经受到了中国审查制度的影响。

而在澳大利亚，根据《澳大利亚人报》的报道，澳洲广播公司事实上已经默许他们的合作方——中国——审查他们的节目。同时，如果我们还没有那么健忘，应该记得2009年的墨尔本国际电影节，在那时，中国领事馆曾要求电影节取消放映热比娅（Rabiye Qadir）生平的纪录片。 

这事的意义远不止一场电影，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审查官已经走到了你们中间，并且代替你们做出了选择。此类事件不会就此停止，而且，和我们已经经历过的一样，那些机灵的中国审查官将越来越聪明，越来越隐蔽。

有些人会觉得，言论自由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还是我们的生意。事实上，所有做中国生意的澳洲公司都会受到审查制度的影响，在最近一年多，中国政府的防火长城越来越强大，它不仅彻底屏蔽了谷歌、facebook，还阻断了gmail等境外邮件服务网站，每天都有大量的vpn通道被阻隔或切断。一个禁止你与之联系的政府，对你的生意又会有什么样的长期影响？

是的，中国的审查离你还很遥远，还不会很快地影响你的生活，但如果在某一天，你发现报纸上的中国“负面报道”越来越少，学者和媒体纷纷赞美中国的制度，某些政客开始明显地维护中国政府的利益，请记得我在此时说过的这些危言耸听的话：

人类的文明是一个整体，当一国政府开始有意识地摧残文明、禁锢文明，那将不仅是此国国民的损失，那是全人类的共同损失；

在这样的时代，言论自由不再是一个国家的内政。如果我们坐视一国政府在其国内肆意焚书抓人、钳制言论，甚至与这样的政府默契同行，心安理得地成为它的贸易伙伴、合作盟友，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说服自己，说我们依然是有道德、有良知的人？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