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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 年 6 月 24 日
为纪念衡阳保卫战八十周年，以衡阳保卫战为背景的战争电影《援军明日到达》原定于6月28日在中国各地上映，但本周二突然传出消息，该片取消上映。该影片的官方微博也撤下相关宣传，关闭评论区。同时，几乎所有媒体都撤下了相关报道。 耗资6亿元人民币，演员阵容强大的抗战大片《援军明日到达》，讲述由于和伟饰演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率领18000名将士与衡阳4000余名同胞，面对日军十余万人压境，以血肉之躯坚守衡阳46天并重创日军的故事。本周一（27日），《援军明日到达》微博官方账号突然清空所有内容，关闭评论区。网民大部分评论被封禁。微博站方表示，在该电影相关讨论中个别用户发布鼓噪投降主义，炒作历史虚无主义，泛化攻击我国电影审查制度以及我国制度体制，对此站方予以严肃处置。 受台海紧张关系影响 网民热议 湖南株洲的时事评论人士郭闽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援军明日到达》能否上映涉及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现在凡事都是以政治为首要考量，可能跟当前台海关系紧张有关，此电影讲述二战时期国军抗日，属于历史题材。衡阳保卫战、长沙保卫战、常德保卫战都发生在湖南境内。衡阳抗日将领纪念墓地以及常德保卫战的抗日将领纪念墓地我都去过，我相信这部电影的内容是真实的。” 周二，在中国各媒体网站，有关《援军明日到达》一片的介绍和上映时间，全部撤下。记者点击相关标题，网站显示“404”。有网民发帖表示，官方的观点是抗战可歌可泣的故事太多了，影片不去歌颂，跑去给一个投降的将军树碑立传，大肆宣扬“投降光明论”。还有网民说，“投降导致伤员都被日军屠杀，以及还轰炸红军陵园的反动派当主角，我非但不理解，反而觉得他可能也是“行走的50万”，“国共共同抗战，为什么无限拔高国民党？”“长沙会战、常德会战、衡阳会战。为什么单单歌颂一个衡阳会战的降将？” 筹备8年 于和伟主演国军将领 据报，《援军明日到达》的筹备时间长达8年，该片由国家一级编剧刘和平担任编剧、总导演、总制片人，于和伟、杨洋、万茜、王劲松、尹昉、李光洁等人共同出演。此片有北京博纳影业集团2018年完成备案，官方同意拍摄。 对此，郭闽说，中国电影审查当局对每一部电影剧本的审查极其严格，《援军明日到达》已经通过电影检查，但在最后一刻仍被腰斩：“当时在审查时，允许他们拍摄这类题材，否则也不会拍摄这部电影。导演可能没有想到会是今天这种结果。至于网络评论就像以一个人的话无法让所有人满意。” 据制片方介绍，此片讲述1944年6月，日军欲在三日之内攻陷衡阳，国民政府命令守军坚守七天，等待援军。在守军通讯营被日军炸毁后只剩下了一个女报务员与电台，而电台成为唯一通往外界的通道，也就造就衡阳守军坚守46天的奇迹。 时事评论人士陆军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那些坚持所谓政治正确的网民，从不以一部电影还原历史的真实程度为评论标准：“关键不是这部影片拍摄是否真实，关键还是表现国民党抗日如此积极，共产党的八路军形象没有那么伟大光荣正确，这跟网民心目中接触到的影视作品当中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形象反差太大。” 意识形态部门审查剧本极严 陆军认为，长期以来，中国的宣传机器对影视作品的审查极严，不允许影视或文化作品如实反映历史，包括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真实表现，往往拔高共产党的作用，矮化国民党抗日，以至于严重歪曲了历史。 据报，为真实还原历史，编剧刘和平不断寻访抗战老兵及老兵后人，收集战场故事，查阅真实影像资料，遍览档案史籍，并历时4个月，一比一复刻了80年前的衡阳城中心地带，力求最大限度地真实展现“衡阳保卫战”。5月14日，《援》片正式定档，宣布将于6月28日公映。 《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周一（27日）在微博评论说，电影《援军明日到达》还没上映，就引起激烈争论，一些人还没看片就从政治上对它予以否定，我觉得真是不应该。
中国著名导演王小帅的新作《沃土》上个月在未获官方审批通过的情况下参加柏林电影节，随后接到中国审查人员电话，勒令撤片，否则将面临”严重后果”。影片《沃土》讲述了怎样的故事？又为何会触动官方的敏感神经？习近平的所谓”正确历史观”又是什么？ 据美国《纽约时报》3月27日报道，由中国“第六代”导演王小帅执导的新片《沃土》描述了1950年代中国土改时期一个地主后代的故事，遭到中国审查人员要求他删除所有跟这场运动有关的内容，因为土改在中国是一个敏感话题。 眼看上映无望，王小帅转而参加今年二月的柏林国际电影节，却又被中国当局勒令撤片。不过，王小帅决定，即使可能会受到惩罚，仍要反抗这种审查。他说：“我是做电影的，这是我的本分，我只为电影负责。” 电影《沃土》到底讲了啥？ 《沃土》是继电影《地久天长》后，王小帅“家园三部曲”的第二部，改编自李师江的短篇小说《爷爷的鬼把戏》。影片以一位十几岁少年为主角，描述了2009年中国西北部贫困村庄中的一个家庭。当他们的邻居慢慢迁往城市时，少年的父母在贫瘠的土地上挖掘，试图找出家族留下来的财宝。通过与祖父的鬼魂交流，少年了解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土改时期的往事，以及灾难性的大跃进的历史。“沃土”既是主角的名字，也代表着对土地的热爱。 今年2月1日，柏林国际电影节公布官方片单，王小帅的新作《沃土》入围“新生代单元”（GenerationKplus）。不过，就在《沃土》即将在柏林国际电影节全球首映前夕，美国《综艺》（Variety）连续刊出了两篇文章，介绍了王小帅面对的困境。 “制作公司和我自己都有压力。压力很大。没有‘龙标’的电影禁止在柏林放映。但柏林选择了它。我对此感到很高兴，”王小帅告诉《综艺》杂志，“这就是我想拍的电影，关于中国。关于我们的生活。关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 王小帅是中国“第六代”导演的领军人物之一，以反映尖锐的社会问题而闻名。他在1993年导演的处女作《冬春的日子》曾被英国广播公司列入史上一百部最佳电影，但中国的电影主管部门当时却将王小帅封杀，因为他未经许可就在外国的电影节上放映了该片。 据《纽约时报》报道，对于目前可能再度被封杀，王小帅表示，“我没想到三十年了又绕回来了”,“我一直在追求，想要在创作上是自由的，可是外部的环境又让你做不到”。王小帅还说，这几年拍摄电影的氛围好像越来越压抑，越来越紧了。 报道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014年就宣称，文艺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最深层、最根本、最永恒的是爱国主义”。这些指示为中国电影定下基调。 土改话题为何令中国当局敏感？ 那么对于电影《沃土》所反映的土改话题，为何中国当局如此敏感？根据中国官方数字，从1950年冬季土改运动开始，到1953年结束，将近3亿无地农民获得了7亿亩土地，近300万头耕畜和105亿斤粮食等。而华裔中国文革史研究者宋永毅教授告诉本台：“实际文革才死了200-300万人，而通过土改杀死的地主及其家人至少400万，是最残忍的一个运动。” 独立专栏作家戈壁东告诉自由亚洲电台：“中共的谎言是认为土改是给老百姓、解放了农民，贫困的农民有土地，实际上土改是什么？土改是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把中国的农村的精英–地主、富农等等，他们有文化，有自己的土地，有自己的财产，把这个阶层的人消灭掉。” 戈壁东说，土改本身就是一种抢劫行为，通过暴政把富人的财物抢劫了，数百万地主、富农被杀。他说：“ 然后，中共以土改的名义抢劫了地主的土地和财富，表面上分给了农民，但最后它又来了一个集体化，把这个土地又从农民手里抢回来。所以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邪恶的、匪徒化的欺骗行动。“ 学者宋永毅认为，习近平当政是跟随毛泽东的路线，其中包括顶层设计和底层设计。毛泽东的顶层设计就是让毛一个人凌驾于整个中共政治局之上，而底层设计就是土改。“土改的根本是什么？就是习近平现在提倡的‘枫桥经验’，通过建立这个阶级社会，让老百姓群众斗群众来维持他这个政权。” 宋永毅指出，所谓“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理论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而臆造出来的，中国在土改以前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地主阶级，而是历来以“大农、中农、小农”称呼。 “土改是它的一个基石，奠定了中国社会划成阶级社会的底层设计的基石。” 宋永毅说，“ “你现在把土改否定掉了，那就把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底层设计给冲掉了。它没有办法继续统治的。” 清史编纂书稿遭批 学者：习近平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 除了对土改历史敏感，文革和清史最近也都成了争议话题。 美国《华尔街日报》26日发文指出，中国学者几十年来按照中共要求，一直在编纂一部清朝正史。当局投入了数千名研究人员和巨额资金来完成这项任务，并撰写了一份长达一百多卷、数千万字的草稿。但随着习近平推行”正确历史观”，清史编纂委员会的书稿遭到全面批评，这部史学著作的出版时间也被推迟。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说，批评集中于政治问题，包括声称这份书稿“没有为人民说话”。 现在美国的《北京之春》杂志荣誉主编胡平告诉本台： “其实习近平整天说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其实他才是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 他说，本来做清史方面研究的专家学者就一直是在按照当局的意图在改写历史了，但毕竟一些历史史实他们是没法否认的，而即使如此，他们搞出来的东西还是让习近平感到非常不满意，“可见就是习近平心目中的这个‘正确历史观’，那就是编造历史谎言。” 戈壁东认为，习近平骨子里就是中共毛泽东的一套东西，维护中共统治。“他现在上台以后做的每一件事情实际都是在模仿毛泽东时代，都是在完全地继承中国共产党的集权专制。而集权专制有两个特色，一个是暴政、一个是谎言。”
台湾电影《周处除三害》，在中国创下四亿票房，这部电影借着中国典故，讲述枪击犯以暴制暴，充斥大量血腥暴力画面，为何能通过中国电影局审查，还获得央视影评节目强力推荐？ 台湾演员阮经天主演的《周处除三害》，讲述一个黑帮分子陈桂林枪杀黑帮老大展开逃亡，当发现自己在通缉名单上仅排第三，在被告知罹癌后，他决定除掉前“两害”，死后留名。主角杀了“一害”后，以为可借由宗教洗涤重获新生，意外揭发“教主”敛财害人恶行，而“教主”同时也是头号要犯。一场以私刑处决教主与教徒们场景，引起中国社交媒体热议，也让《周处除三害》从3月1日上映至12日，票房超过4亿人民币，火热程度直逼春节档。 台湾电影转进中国 政协委员电影公司宣传行销 台湾影评人Lizard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表示，这部电影如果是中国拍摄，审查肯定过不了。但是，台湾制作电影不受此限。此外，本片导演黄精甫来自香港，制作团队也是香港团队，因此拍出了一部有别于台湾风格的黑社会电影。更关键的是，本片将版权卖给中国电影公司。 他分析，在中国的宣发团队宣传行销后，从2月29号起，网路的关键数据折线图就开始往上冲。 “它不是一个观众看完后产生的现象级电影，更像是被允许引发出来的现象。负责宣发的中国电影公司董事长傅若清是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要在中国电影大环境卖座，很需要靠这样的关系，一定要过一手。” 血腥暴力如何通过中国审查 “中国电影局为什么会允许这样一部暴力指数很高的电影，在中国影院热烈放映，这很耐人寻味。”曾经在中国担任过编剧的旅澳作家慕容雪村表示，中国电影不分级，中国从事电影的工作者都对于尺度这么大的电影能通过审查，直呼“不可能”！ 他分析中国官方开绿灯放行可能的动机：“它是宣传工具、也可能是统战工具，还能是打击民间宗教的工具。” 慕容雪村指出，中国的电影局直接归属中共的宣传部(中宣部)管辖，这是负责对言论、意识形态进行主动操控的机构，审查通过加上宣传机器央视力捧，这电影已经成为中宣部宣传工具。“除了政治意图外，没有其他考量。” 他提到在审查者眼里，《周处除三害》可以引导中国观众看到贪腐横行、邪教遍地，就是台湾的现实。正如同过去中国种种宣传号召人们恨日本，塑造出一个军国主义横行、极端的歧视中国人的日本，但这并非日本社会的主流。为何在两岸关系交恶下，放行大尺度电影，应该是想让台湾影视人员可以意识到中国庞大的市场，要进入就必须服从中国规则。反之，如果批评中共、中国政府，或发表台独言论就会受到惩罚。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13日对于《周处除三害》在大陆票房超过4亿就说：“大陆之大，是台湾很多艺人难以想象的，也是他们心向往之的。” 分析：鼓励对地下宗教攻击 不只是中国官媒给予高度评价，就连“合肥市公安局官方百家号”也写起了影评，吹捧起弄伤警察眼睛的枪击犯，只身闯进窝点，枪杀邪教头目的行为，称“人们再度意识到了，‘邪教’对于人心的摧残，并佩服陈桂林迷途知返，敢于反抗‘邪教’的勇气。” 慕容雪村分析，反“邪教”情绪是共产党推波助澜煽动起来，之后很难平息。中国将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以及法轮功或所有的地下宗教，都视为“无恶不作的邪教”。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狂暴的仇恨情绪，需要警惕！ “这个政府需要不断找到制造敌人，需要引导民众仇恨的怒火，向某个地方宣泄。这电影有没有可能成为政府新一轮迫害宗教的预示，现在还有待观察，但是不能排除这种可能，”他说。 也许中国官方有意将观影民众沸腾情绪，导入对所谓“邪教”的追杀。但有的民众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 武汉的田先生虽然还未看过本片，但是朋友圈里转发着电影“枪击教主”的片段画面，大家热烈讨论著主角该先杀教主，而非教徒们。“中国老百姓活得很压抑，如果把这部电影引申到中国，你说要大家逃离，或者暗示大家要起来反抗暴政，‘魔头’还在，怎么去反抗？” 鼓励孤狼会否成为双面刃？ “对官方而言，里面设定所谓的‘邪教’是法轮大法。对民众而言，他可以认为‘邪教’隐喻共产党，中国电影一个特殊的现象。中国观众最喜欢这种双向诠释。”Lizard补充说道。 Lizard并不认为中国的民众看完电影后，会借机宣泄不满情绪，影响社会秩序。因为心中有怨是一回事，化为行动又是另一回事。加上“周处”是孤狼，并非上升到所谓的“信念层次”，因此并不构成对官方的危害。 “孤狼这种犯罪，中国抓捕后，还能拿来宣传有这么危险的悍匪，要更加强社会管制。孤狼要动摇整个政权结构，是不可能的事情。”Lizard剖析，中共政权担心民众成群结党，在片里唯一有组织力度的是邪教教主，表面上打的是“邪教”，实际上打的是组织。 消失的记忆 200多部新冠电影遭雪藏 《周处除三害》在中国的热卖，并不代表中国的审查制度有所松手。相反地，中国三年的新冠疫情，大规模伤亡、封城引发民怨，成为不少电影人 创作的素材，但不见容于中国电影审查。 慕容雪村揭露一个惊人的数字：“一个电影公司老板告诉我，他说COVID两年多的时期，有200多部关于COVID的电影已经拍完，却不能上映。一旦被雪藏了，那就意味着所有的投资血本无归。” 他坦承在中国创作者心中有条“创作高压线”，有些是一定不能碰。即便是十多年前尺度还稍微宽松些，关于六四、维吾尔人、西藏问题都不能碰，更不能讽刺批评共产党，尤其是它的领导人。如今，这条高压线越来越低，有影人嘲讽地说，现在中国只有两种不能拍。“这个也不能拍，那个也不能拍。” “我们这些从小生活在这个审查制度之下，碰过几次后，自然就知道最敏感的言论边界在哪里，我会小心翼翼绝不越过雷池一步。”慕容雪村回忆，他曾在小说写到一个1989年的天安门的六四学生们聚会的场景，创作时自知过不了关，只能改成校园斗殴事件。他形容这多么可笑，但这种自我审查随时随地都在进行。书籍、报纸还不是最严格的，电影、电视因为接触人广、影响力大，审查把关更严格。
《综艺》（Variety）在《沃土》即将在柏林国际电影节全球首映前夕，连续刊出了两篇文章，透露了王小帅这部新片不少惊人的信息。 一篇标题叫《王小帅冒着激怒中国的风险在柏林放映〈 沃土〉》，另一篇叫《王小帅：〈 沃土〉用童声诠释20世纪中国历史的复杂性》，是王小帅去柏林之前的专访。 网络图片 2月1号，今年柏林国际电影节公布官方片单，其中王小帅的《沃土》入围“新生代儿童单元”（Generation Kplus），这个单元连同Generation 14plus一起，都是面对年轻观众为主的竞赛单元。 在柏林官方的新闻稿中还特别提到：“王小帅最后一次参加柏林电影节竞赛是2019年的《地久天长》。在他这部最新电影中，从10岁的男孩沃土的角度，讲述了一个中国村庄及其居民的故事。在社会变革的背景下，王小帅巧妙地模糊了过去与现在、现实与梦想之间的界限。” 网络图片 图片柏林官网显示，《沃土》是中国和荷兰合拍的电影 2019年2月，王小帅正是凭着《地久天长》，让咏梅和王景春一起拿下了柏林影后、影帝的桂冠，堪称是疫情爆发迄今为止，中国电影在国际舞台上最后高光。 网络图片 图片2019年2月，咏梅和王景春一起拿下了柏林影后、影帝的桂冠 而此后，接棒《地久天长》、被称为“家园三部曲”第二部的《沃土》却迟迟未有消息，一直只听楼梯响，甚至一度有传会去戛纳，最终也无下文。 今天《综艺》的两篇雄文，揭开了《沃土》消失之谜。 网络图片 图片《沃土》柏林版海报 《综艺》说，《沃土》早于2022年10月就将样片提交审查，期间，王小帅也曾应审查机构要求，作出50多处的剪辑和删改，但经过15个月的不断沟通，仍未通过审查，整个项目陷于停滞。 最后，《沃土》是在没有获批“龙标”的情况下，前往参加今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 这不仅意味着，《沃土》可能永远无法以正规的渠道在中国上映，更意味着，王小帅会遭到严厉的惩罚，最严重的后果是他再也无法以导演的身份在国内拍摄电影。 尽管柏林已经采取很低调的态度，据《综艺》报道，有关部门已经联系王小帅并要求他从电影节撤回，否则他和他的公司将面临严重后果。 但王小帅迄今为止并没有让步的意思，他对《综艺》说：“制作公司和我都面临压力，很大的压力。没有龙标的电影禁止在柏林放映。但柏林选择了它，我对此很感高兴。这就是我想拍的电影，关于中国，关于我们的生活，关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 当然，这也不是王小帅第一次遭到有司的惩罚，1993年，王小帅拍摄他的长片处女作《冬春的日子》入围了柏林青年论坛单元，其后更具实验味道的《极度寒冷》等，这些电影都无法在国内上映，王小帅也因此被拉入禁止拍摄的黑名单。 即便是2001年“地下电影”味道几乎没有、“违规参赛”的《十七岁的单车》获得了柏林评审团大奖，电影局批示：“本片格调灰色，不宜公映。” 网络图片 一直到2004年，国家广电总局召集包括贾樟柯、王小帅在内的一批“问题”导演座谈沟通，他们始得“解冻”获准重新拍片，遂才有了次年王小帅第一部在国内公映的电影《青红》。 颇具戏剧性的是，将近30年后，王小帅又即将面临再次被封杀。 当年，2004年《青年时报》采访当时还在被封杀期的王小帅，问了他关于被封禁状态的所思所想：“那你希望你的电影出来重见天日么？” 王小帅答：“我觉得并不是我的电影受到什么不公正的待遇，我有什么愤怒的情绪。问题是，不是我的电影重见天日的问题，现有的电影环境决定了，没有这样的渠道，没有这样的艺术院线，也没有培养出固定的观众群，它根本没办法重见天日。” 《青年时报》：“那你认为国家电影总局需要做什么样的改革呢？” 王小帅：“就是开放，就是彻底让它面对现在这个市场的竞争，面对正常的有生有灭的市场。” 其实早在2020年《沃土》立项之初，央视6频道的《中国电影报道》还专门报道了立项的消息。 《沃土》改编自李师江的短篇小说《爷爷的鬼把戏》，故事设定于2009年，影片以一位十几岁少年为主角，描述了2009年中国西北部一个贫困村庄中的一个家庭。当他们的邻居慢慢迁往城市时，少年的父母在贫瘠的土地上挖掘，试图寻找家族留下来的财宝。通过与祖父的鬼魂交流，少年了解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土改时期的往事，以及那段灾难性的大跃进的历史。 “沃土”既是主角的名字，王小帅承认，这里颇具意味，《沃土》这个名字会让大家误以为这又是一部意识形态宣传片。 网络图片 图片《沃土》剧照 在被问及是否怕被封杀，王小帅说：“我希望不是，没想到，在第一次被封杀的30年后，又回到了这种境地。” 但也许这一次，情况又有点不同。他似乎已经放弃了国内放映甚至拍摄的机会。 早在疫情初年，王小帅和刘璇夫妇便收缩了他们的电影公司“冬春”的业务，并在禁足最为严峻的时期，搬到了清迈，并一直生活至今，甚至，他们将电影拍摄了搬到了异国。 2022年，王小帅以疫情爆发后被困在清迈的故事，执导了《旅馆》一片，并参加了巴塞罗那亚洲电影节、多伦多电影节，这部电影并无“龙标”，甚至也完全放弃了国内放映。 网络图片 图片《旅馆》，2022 去年黄骥和大冢龙治夫妇创作的某部已经在豆瓣消失的影片，获得了对岸的大奖，该电影虽然百分百以国内为故事，但却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子，他们是以日本投资、以日片的身份报名参加。 似乎，越来越多创作者不再将审查、传播路径作为考虑，也不再以担心审查作为创作的顾虑之一。 正如王小帅说的：“审查制度带来的长期压抑，让人很难敞开心扉自由创作。当我有一个故事要讲时，我必须首先考虑审查制度，这扼杀了我自己的创造力和表达能力。” 这样不平凡的开年，这一年，注定不平凡。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奇遇电影
中国抵制金马奖5年后，今年金马60再次有中国演员出席，多部由中国影人以中国疫情、女性与劳动议题创作的作品获奖。 颁奖当晚，中国微博上仍有不少网友关注，有人形容“华语电影仍有个尊重与珍惜才华的地方”。 金马奖走过一甲子，今年即便中国官方的抵制并未解除，然而有多位中国影人、创作团队，不畏艰难前来参与盛会。多部与中国相关的作品更是大有斩获，甚至抱走大奖。 综合德国之声、香港01报导，以“菠萝，凤梨”入围最佳女主角的胡伶出席金马奖，成为5年来首度参与盛会的中国演员。 胡伶过去曾参与娄烨的电影“颐和园”，然而这部电影内容涉及六四，且在未拿到电影局批准的电影公映许可情况下，参加2006年的坎城影展，因此在中国禁止公开放映，娄烨也被禁止拍片5年。 报导提及，中国女演员刘雅瑟于2022年凭“智齿”入围金马奖最佳女主角，但最后并未出席。 以2022年春季上海封城为背景的“备忘录”拿下“最佳纪录短片”，得奖人以“穷山恶水电影小组”为名出席与领奖，他们在致词时除了感谢金马奖、评审，也感谢一直以来帮助、启发的朋友及老师，“是你们肯定电影艺术捍卫记忆的特质，如果没有这特质，电影恐怕会失去它的意义”。 拿下“最佳纪录片”的“青春（春）”是中国导演王兵的作品，以5年的时间记录中国浙江织里镇，多名在工厂工作的外来年轻劳动者生存的样貌。典礼当天，王兵有工作不克出席，由监制王琮代为领奖。 由中日导演夫妻档大冢龙治、黄骥所创作的“石门”以在湖南长大的20岁女孩为主角，由于意外怀孕、债务压力，而走上“以子还债”之路。作品延续对女性内在与经验的关注，将女性怀孕过程中的身心变化记录下来，同时呈现出疫情之下女性的困境。 在接过“最佳剧情片”奖座后，黄骥表示电影制作过程困难重重，像前面真有扇大石门，但他们还是不放弃推门，“相信自己的创作，这样的话，就可以相信，门一定会打开。对我们来说，这是探索创造电影新的可能性，这次金马奖给我们这个可能性”。 今年的金马舞台上出现了多位中国影人身影，然而仍有人临时缺席。以“大山来了”获得最佳原著剧本的中国导演孙杰先是以“行程异动”为由，取消出席24日新导演电影论坛，典礼当天也未出席，最终由友人上台代为领奖。 虽然中国官方对于金马奖的态度仍是抵制，然而民间对于华语电影的关注热度不减，25日当晚在微博上仍有许多中国影迷热烈讨论颁奖进度与获奖资讯，多个与金马奖相关的话题也都一度冲上热搜榜。 有网友称“金马奖显现出与金鸡奖不同的面相”，并且庆幸“华语电影仍有个尊重与珍惜才华的地方”；也有人对于中国影人获奖感到欣慰，但是也遗憾“石门”、“备忘录”等获奖作品无法在中国看到。 目前“石门”在社交平台豆瓣的相关条目已被删除，微博上有网友称，即便是日本出资的电影，然而对于中国当今社会“过于真实的描述”也难逃“查无此片”的下场，“刚打开的石门，再次被关闭了”。
写在前面 这是一篇从国庆档就开始准备的稿子，因为当时发生了一个事情： 我在《坚如磐石》上映前发了一条微博，内容大概是从我看过原版的视角给大家形容了一下这部片遭遇的删减，期望大家降低预期，然后再强调了一下原版真的非常不错。 这条博文没多久就上了热搜前三，一直发酵到上映之后。结果去了影院的朋友发现电影被剪得七零八碎，电影口碑因此滑坡，我也遭到了一些“用删减为烂片铺垫洗白”的指责。 网络图片 虽然本身是一场对我的批评，但我始终觉得这个话题是值得被拿出来继续讨论的。 尤其是当同为删减受害者的观众和创作者，在这个问题上越来越走向对立，而短期内我们无法解决房间里那头大象的情况下，去讨论观众和创作者在这件事情上的怨气如何消解、如何共存是非常有必要的。 当然，我一个人的视角有限，所以这个话题被放到了我们第4次圆桌活动，所谓圆桌就是我们编辑部的同事就同一个话题，写一些自己的看法，全文的观点不追求统一，鼓励多视角的分歧。 这次共有包括我自己在内的4位作者参加，我们主要会讨论这几个问题： 删减内容的知晓对观众来说有意义吗？ 谈论删减意味着为电影开脱吗？ 评论删减的电影，对电影公平吗？ 观众需要考虑删减因素吗？ 检票小哥（写在前面的笔者）： 第一个问题，删减内容的知晓对观众来说有意义吗？ 我们自然无法替观众做任何决定，有人觉得有，我们从业者作为观众的那一面，自然也认为有；但一定有不少人想的是“知道那玩意儿有啥用，听起来都费神”，这也是人家的自由。 所以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只能聊宏观的群体角度，而不是观众个体，这里我认为最好的回答是娄烨导演在纪录片《梦的背后》里说的那句“二流观众论。” 他不是在骂观众，而是在说我们因为无法直接和创作者对话，完整接收创作者的表达，所以在观看和评价时，都是不完整的思考，久而久之，我们被迫成了“二流观众”。 这句已经充分说明了观众应该知情的原因——这是一种避免成为二流观众的手段。 第二个问题，谈论删减意味着为电影开脱吗？ 这个问题也是我当时主要被批评的方向，所以回答这个问题，我就干脆聊我自己了。 《坚如磐石》不是我第一次面对这类事情了，之前《断·桥》也有过类似的情况。我也不知道为啥我老干这种事，干得多了我也反思了一下。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主动和被动、有意和无意的问题。 比如《坚如磐石》，我在主观上并非有意于此，我甚至原意是希望大家降低对这部片的预期，因为我看完两个版本之后觉得公映的版本有不小的改变，我还特意写了一句“我说这些不是要为电影开脱”，只是原版的精彩应该被大家知晓。 但后续的发酵其实还是没按我的意思走，热搜上因为词条的关系，大家对这部片更期待了，上映后很多人也涌来批评我是在提前用删减为它口碑铺垫好后路。 现在回头看，我发现其实是自己忽略了一个常识，就是删减和尺度这两个词，在我们这儿是存在“隐喻”的，不是一种单纯的中性陈述，它带有褒义，代表着这部片的稀奇，他能惊动一些什么，触及一些什么，就和上个世纪很多禁片一样，本身是不流通没人看的片子，一成禁片，大家反而都知道了，抢着看，这是一种被动效应在无意中被触发了的结果。 所以要回答“谈论删减意味着为电影开脱吗？”这个问题的话，我只能说—— 是我们的某些东西，催生了这个不必要的提问，而这个提问的答案，也因为那个有着我们特色的“隐喻”，成为了一种唯一且无法分割的答案，去表达和被误解，无可避免。 最后两个问题其实可以合到一起说，因为这俩问题的答案是矛盾的—— 批评一部支离破碎的电影，对电影公平吗？ 很多人尤其影迷下意识会认为这不公平，尤其对于自己期待很久的片子，最后看到成品是那样一个面貌，会为片子不甘心是很合乎逻辑的情绪。 但如果我们问“观众在评价时需要考虑删减，打同情分吗？”时，大部分人又会产生一个矛盾的答案，就是观众花钱买票，还不能如实评价了吗？必须包容吗？ 我个人觉得这只是一种选择，但并非义务。 看电影就是花钱买票，在电影作为一种文化讨论之前，它和观众的关系只是经济行为，只有观众愿意去解读电影，讨论电影，追问作品之前发生了什么之时，才能跃进文化讨论的范围里，这当然是一种善意。 但观众没有义务一定要去实现这种跃进，我们完全可以停留在看电影只是作为一种经济消费行为的层次，当我们只谈花钱这件事，那看电影便和你在超市买袋大米没有任何区别了，观众便没有任何必要去共情一袋大米的遭遇了。 所以上面的两个问题，看似矛盾，其实共存，是不同观众的两种选择。 黑曜石： 必须要坦诚的是，我对于今天要讨论的这些问题会稍有迟疑。 这种迟疑来自于，我在思考这些问题之前，意识到自己有视角的局限性，也就是影视从业者的视角。 当然我们去讨论观众对待删减的态度，要不要评论删减电影这些站在影视从业者角度提出来的问题时，因为观众角度的缺失，很容易看起来还是在为自己开脱。 考虑到圆桌效果，还是先分享下当下视角里的一些主观感受。 我的身上一直有两种身份，一个是影迷观众，一个是影视从业者，这两者并不是完全统一的，有时候还挺割裂和矛盾。 从一个电影观众，一个影迷，过渡至如今的影视从业者，哪怕是个半吊子，但后者这个身份或多或少都会让我对电影本身有更多的了解，这种身份转换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信息增加的过程。 在能够对电影内容好坏进行明确评价之外，我还能获得相对别人而言更多的可能，看到电影内外的付出及遭遇种种，以至于在对电影本身进行理性分析与评论之余，我还是会因为电影遭遇的各种不公平，而对它产生更多的感性认知。 以及伴随从观众到影视从业者的身份变化，我和电影的关系也发生了某种对调，从它对我说话变成了现在的我对它说话。这些因素加上近几年的大环境变化，我个人倒是越发觉得，电影并不是高高在上的造梦机器，反倒是需要我们来保护的——梦。 为了保护这个易碎的梦，我仅能做的只有去谈论它。 所以从影视从业者的角度，我会坚持认为观众应该关注，当然，是否践行则因人而异。 但做回普通观众，我发现如果是处于看不出删减，又没有渠道获取关于删减的外部信息的情况下，作为观众的我要不要考虑删减因素、权利问题就会被挤进盲区。 既然今天圆桌的起源是《坚如磐石》，那就以这次争吵作为例子，再具体化下我的表述。 我想除了个人喜爱不同之外，前面聊到的信息差也是导致这次争吵的原因之一。我不认为谈论删减是在为电影开脱，但基于视角差别，我会思考是不是有时候我们急于告知删减，而相对缺少了对于删减版电影本身的好坏、删减对于电影本身影响程度的回答。 关于电影删减的种种问题里，始终都存在一个三角关系，“放电影的人”、“看电影的人”和电影。 在这个三角关系里，无论是观众还是影视从业者都面临着同样问题，你我他都无法还原这些电影的原貌，无论我们怎么聊，对于电影本身而言，都是不公平的事情。 猹： 对这几个问题，我其实挺矛盾的，当我站在不同的角度，会获得不同的答案，所以我今天只准备站在我作为观众这个视角来回答。 首先想聊的是第二个问题。 我不认为谈论删减就完全是为电影开脱，甚至我认为在一个正常的舆论环境里，去谈论是必要的。 当然这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这是一部值得去谈论“删减”的电影。 毕竟，当你谈论删减的时候，就已经隐含着对这部片子的期待和惋惜，因为我好像还没看到过有人对一部几乎没有争议的烂片谈论过删减的问题。 所以顺势下来，我不认同的一个观点是：如果补充上了这些删减的内容，这可能就是一部好电影。 我就拿近期的《坚如磐石》为例，它有着肉眼可见的大量删减，但即便了解了它删减的内容，我对它原本不好的评价也没有什么改观。 因为它受影响的更多是人物和叙事的连贯，但它主要的问题在于，在反腐扫黑的主题里，以于和伟为代表的商人阶层是如何卷入并与张国立这个权力阶层勾结的，以及权钱两端外中间被影响到的普通人，这些基本背景和内容是空着的。 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狂飙》里曾经拍出来的，所以删减真的会导致一次全盘性的崩塌吗？这就到了第三个问题，有时候我们去评判的不仅仅是质量，还有能力和态度问题，所以评论删减的电影，没有什么公不公平的。 当一部电影不管以何种面貌呈现在大众的视野，它就有被评论的理由，而且它此刻出现的那个样子，就是我们应该去评判的样子。 删减成了常态，这是一个可悲的事实，但恰恰电影又拥有极强的表意空间，所以如何更好的修改及暧昧的呈现也成了当前环境下重要的一环。 这不是在为删减说话，只是说除了反抗之外，还有另外一条辗转迂回不顺从的路线。 而这赤裸地呈现了在面对删减时，个人的能力问题。 当年美国《海斯法典》颁布了12条不允许呈现的禁令，但同期的好莱坞也诞生了数不胜数精彩的隐喻；大陆电影圈流传着一个故事，原本《天下无贼》大结局是刘若英饰演的贼逃脱了法律的制裁，这个结局让它迟迟无法过审。 后来王朔研究了一下剧本，给出了让女贼怀孕的建议，从而让电影的结局顺利转向了女贼道德观念的转变，又不对前面的人物和剧情产生什么伤害。 还有《鹦鹉杀》里，两个男性角色明显是爱情关系，但电影中不能直接道破，所以导演通过眼神的流转，以及镜头朝向二人不断逼近营造出逼仄的感觉，在视听上构建了二人的关系。 但《坚如磐石》里，张国立和晓薇有地下情，编剧和导演必须要在删改的情况下让观众感受到二人的暧昧关系，所以最终他在外在形象上把晓薇塑造成了一个刻板的“情人”形象，比如张国立深夜去家里找她吃饭的戏中，她穿着非常紧致的吊带低胸背心。 用这些东西来补足暧昧不是说不行，只是我确定还有更好的方式。 最后再说说观众需要考虑删减吗这个问题，它和第一个问题可以连起来谈，要不要知情和需不需要考虑都是观众自己的问题，毕竟如果在电影院看到的内容我都提不起兴趣的话，那在脑子里还有必要为删减的东西而嗨起来吗？ 除非某一天，我们能看到那个最初版，这是不能忘记的期待。 芋泥： 首先，关于影片遭遇删减观众是否需要知情的问题上面已经被大家回答得很全面了，我就不重复了，直接聊第二个问题， 去谈论删减、去告诉大家电影删了什么，这是在为电影作开脱吗？ 我认为不是的。谈论这个的目的，其实更多是为了观众，让观众对消费的这一文化产品拥有足够的知情权。观众是否愿意接收这个信息，是否愿意为删减的版本买单，这是一回事，而观众作为消费者是否有这个权利，是另一回事。当年陈哲艺导演的《热带雨》在大陆放映时被删减，他的态度亦是：“接受删减，但观众必须有知情权”。 很多人认为去谈论一部电影遭遇删减的这件事，会给这部电影带来同情分，我觉得大家忽略了一个问题，前面我的同事也没提到，就是看电影和看文字删减总结、自己想象，一样吗？ 答案当然是不一样的， 观众的观影体验是一段非常细腻的情感生发过程，并非只是机械的片段叠加。哪怕大家通过文字知道删减的内容是什么了，但要把这一段融入连续的观影中是非常困难的，银幕上的故事继续在发生，还要足够敏锐地将缺失的片段自我想象、自我消化，这样的观影体验无论如何都无法和看完整的原片相比。 所以，哪怕观众知道了删去的内容，得到的依旧是残缺的观影体验，也就无法对这个电影造成天差地别的改观，那知晓删减后加的分，和电影本身也无关了，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默认同情本身就不在电影评价体系内？ 另外我还想回答一个今晚本身没有加的问题，就是开头我们主编那条微博底下不少人提过的一种：删成这样，你一开始干嘛还要故意拍呢？坑观众吗？ 但真的没有人是故意的，拍电影就是摸着石头过河，一切都是模糊的，没有人能预料后来是坦途还是意想不到的腰斩。 这种逻辑的危险还在于，它在提醒创作者在创作的源头就去拍最安全的题材。 久而久之，电影创作的类型多样化也会逐渐紧缩。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三号厅检票员工）
周润发在韩国釜山电影节荣获“亚洲电影人奖”，出席记者会时，他赞叹韩国电影题材广阔，想像丰富，创作人什么也敢拍，可能因为韩国政府支持，自由度大。 另一方面，周润发讲了关于香港电影现况的大实话，直指今天是艰难时期，因为中国的审查要求繁多，剧本须经不同部门审批，诸多限制，又提及1997年后，电影人要留心政府指令，否则难以取得资金，末了也不忘说，“我们会尽最大努力，制作具有香港精神的电影。” 发哥关于审查制度的批评，尽管在Facebook洗版，但中国大陆媒体却只字不提，主流港媒亦轻轻带过（如果有提的话）。其实周润发所讲的，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只是极少业界人士够胆开腔而已。今日大家疯传的，说穿了，不是周润发的言论，而是他的态度。 若说周润发“敢言”，则香港演艺圈中比他敢言者，大有人在。但要是他害怕得罪什么人，那么整段关于中国审查的话，也是完全可以回避的。纵横演艺圈五十年的老江湖周润发，当然知道此言一出，必有代价，但他依然选择说了，我想，驱使他直言不讳的，并非勇气，而是明理。 有人说过，人生有三层境界：一是活着，二是得体地活著，三是明白地活著，而周润发已活出第三个境界。我不认识发哥本人，但看过一篇他谈拍照片的访问，觉得若非神思清澈的明白人，是决计讲不出那些摄影道理的。 原来对周润发来说，拍戏是工作，拍照才是生活。他不光是影帝，也是一流的摄影师。近廿年来，周润发特别喜欢用大片幅相机拍黑白照，仿佛标志着他的人生已褪尽繁华，由绚烂归于平淡。你是什么样的人，就有什么样的爱好，反之亦然。钟情摄影的发哥，原来在追求一种钱买不到的“期待”与“未知”。 他喜欢用重量十足的大相机拍照，然后在暗房内无日无夜冲印，他笑着对访谈者解释： “我喜欢未知的东西。在按下快门完成拍摄后只完成了拍摄中的一部分而已，进到暗房里把照片做出来之前，你并不会知道照片呈现出来会是什么样子的。而数码相机不但可以立刻看到，还可以立刻删除掉刚刚拍摄到的影像。加上拍摄数码很难会有对影像的那种期待，按快门可能也不会太谨慎。” 周润发认为拍照的关键，不在拍摄对象的美，而在摄影者的“构图及感受功力”，世界许多美好，是要“由第三只眼去感应的”。由于他用的不是数码相机，每拍一张照片，发哥都要深思熟虑，不到最美的一刻也不按快门。 在摄影中，发哥大概学懂三件事：用心、耐心和随心。用心，才观察到事物的美好；耐心，才等待到动人的瞬间；随心，才不会强求某个冲印出来的效果，而能顺其自然，领会意外的喜悦。摄影如是，人生又何尝不然？了然于前者的周润发，当然也明白后者。 人真的不能没有嗜好。生命若一无寄托，就只能与世浮沉，终其一生，贪权逐利；就算有所寄托，若钻研不深，未臻至道，仍不免是大俗人。 发哥则不然，他明白摄影，也在其中找到真正的快乐，那是免费、无价，且自足的。无求于人，自然就不必讨好谁，亦不怕得罪谁，说话便可以从心所欲，生活亦能逍遥自在。由此可见，人一定要有足以废寝忘餐的爱好，才能具备抛却名缰利锁的资本，从而活得独立，活得从容，活得快乐。（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
香港影帝周润发日前在釜山国际影展的一个记者会上指出，“中国对电影有很多审查要求，我们的剧本必须经过很多不同部门审批”，引起网民担心他恐遭遇麻烦。 美国之音报导，釜山影展10月4日揭幕，68岁的周润发今年获颁亚洲电影人奖。5日，他在一场记者会上表示，在中国大陆拍摄电影时，剧本必须经过很多不同部门审批，以及香港主权在1997年移交给北京后，香港电影业受到了不小的影响。 “我们现在有很多限制，电影人的处境很难，但我们也会尽力创作展现香港精神的电影，这是我们的目标。”周润发说，“1997年后，很多事发生了变化，我们不得不留意政府的指引，这很重要，否则很难筹到足够的资金拍片。因为中国市场庞大，所以我们尝试寻找解决办法。” 周润发也借机赞赏近年在国际上影响力不断扩大的韩国电影。 “韩国戏好看的原因就是题材很广阔，也可能是韩国政府的支持，他们的自由度很大，因此创作思想很宽。”他说，“有好多题材都让我觉得很惊讶，哇，他们都够胆拍这些！” 对于周润发的言论，微博网民有支持的，也有反对的。 支持者说，“审查确实让国产片创作受阻，受影响的不止香港地区，内地电影创作也是不敢拍不能拍、拍了上不了上了要删减。”“发哥还是敢发言。” 反对者说，“记得香港多个煽动黑暴的电影，难道就这么上映，就这么洗脑港人打砸堵烧。”“早就听说他屁股歪了。”“原来是港独分子。” 报导说，微博删除了部分谈论这一主题的贴文和图片。 还有些人在美国之音X平台（前推特）发布的相关视频下留言担心周润发的安全，“发哥也反了！当心中共以‘伤害民族感情’口袋罪伺候。”“发哥回家要小心了。”“完了，要被封杀了” 中国当局对电影题材一直都有不少限制，港区国安法上路后，港府2021年发布指引，要求审查电影时增加“国家安全”的考量，使香港电影制作人取材时小心翼翼，不少电影因被指涉及敏感题材或情节，而被要求删改情节才能放映，甚至被禁止放映。 香港2014年爆发雨伞运动时，周润发曾表达支持，据报因此上了中共的黑名单。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高潮之际，周润发也被拍到身穿一身黑衣慢跑，引人猜测其变相地对抗议表达支持。
在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克鲁兹推动《剧本法案》（SCRIPT Act）下，五角大厦终于正式修订和电影制片商的合作规则，未来如果电影制片为了市场因素迎合中国内容审查，将无法得到国防部的协助。虽然新规主要影响军事片，却也代表了美国过去不经意促成中国藉电影向世界输出国家议程的醒悟。 战争、军事片长期占好莱坞电影高比例，因为它的叙事，经常反映了美国人倾心的勇气、友情和爱国主义。不过，电影之所以扣人心弦，不只靠编剧或演员就可以达成，很多时候是细节的真实性和震撼的视觉效果而触动人心，这一环节，自二战以来就存在的五角大厦媒体娱乐部门，一直扮演提供资源的重要角色。从多次安排战争场景中的大量临时演员，到直接出借战斗机给《捍卫战士：独行侠》（Top Gun: Maverick），美国军方助阵好莱坞电影业，有一定的功劳。 美国国防部和好莱坞长期的合作关系已超过半世纪，二战期间，好莱坞还一度成为美军非官方的宣传机构（由美国战争讯息办公室主导），官方介入，一来宣扬国威，二来尤其避免出现对美国军方负面的描述。之后的发展是，美国战争片无论取材历史文件，还是天马行空编撰间谍片、科幻片，也都有相当的军方专业奥援，但在宪法第一修正案的言论自由保障下，军方对好莱坞军事电影内容插手愈来愈少，纵使涉及美国军方内部叛变、腐败的一面，也都在许可范围，唯二准则，则在确保军事史实不要出错，以及不得在电影中披露军方敏感、机密内容。 至于这次美国国防部的“新规”，或可视为对好莱坞电影长期受惠于美军，却又“听命于中共”的一种校正。 去年初，华尔街日报记者艾里希·施瓦策尔（Erich Schwartzel）出版了《红地毯》（Red Carpet）一书，深度揭露中国式审查如何巨大地干预了好莱坞的电影制作，同时显示了美中两国竞争，早就不限于贸易、技术和军事，并扩大延及电影文化工业，背后还隐含了民主价值观还是独裁价值观，哪一方可在全球发挥最有力传播的角力。 无庸置疑，美国电影业技术、娱乐和文化面皆远胜过中国，直到好莱坞电影制作成本不断堆高，收益大幅下滑，颇有“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窘境，经济崛起的中国便适时填补了其中不小的资金缺口（包括戏院票房收入）。于是，一方面好莱坞片商逐渐意识到自己确实需要中国资金（包括市场），另一方面，中国也意识到，原来自己可以透过资金（市场）提供，去操纵好莱坞电影的部分叙事（主要在有利或不利中国的部分）。所谓“好莱坞的中国元素”就此而来。 这也就是为什么会有《蜘蛛人：无家日》被要求抹去自由女神雕像桥段，《巴斯光年》被要求取消片中同性之吻的新闻出现，中国以“市场大门”为要胁的例子不胜枚举（两部片都没有答应，因而没有在中国上映）。此外，另有中国腾讯因害怕投资赞扬美军的《捍卫战士：独行侠》得罪中共高层，最后撤资收场，《捍卫战士：独行侠》则因为选择保留汤姆克鲁斯穿著绣有中华民国国旗的飞行夹克，而无法在中国戏院播出（但它全球票房超过13亿美元，也成为另一个好莱坞不总是需要中国市场才能取得成功的例证）。 总之，百家争鸣的好莱坞，终究发现对一个一党专制的国家来说，除非能自己揣摩出它既严格又隐晦的审查，否则就没有所谓内容多元化的空间，同时，美国社会关于好莱坞领导阶层过去面对中国，经常无视牺牲原则以求利润的经营方式，也有愈来愈多非议。 《纽约时报》当时曾在《红地毯》的书评上写著：“这是一本好书，它勾勒出美中贸易关系的可怕模式。”因为这本书证实了，中国对好莱坞的投资以及共产党在决定中国观众可以看到什么的行动上，其力量已足以扭曲美国电影业传统在商言商的权力关系。 美国媒体《政治》（Politico）在说明五角大厦新规时，标题言简意赅──《五角大厦对电影制片人说：如果你向中国低头，我们就不会帮你》。未来执行面会如何发展尚不得知，可以确定的是，“新规”意谓了美国当下对中国的认知，已全然不同于习近平上台前他们所以为，一个像“功夫熊猫”般最终会赢得大家尊敬的东方古国。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港区国安法及“电影检查条例”吓坏了一些投资人，香港民主运动纪录片《时代革命》导演周冠威不得不藉全新的融资才能完成一部新作品。 港区国安法2020年中实施后，港府2021年10月又祭出新的审查措施，修订“电影检查条例”，禁止“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电影上映。 路透社报导，2021年以纪录片《时代革命》在坎城影展赢得赞扬的周冠威说：“香港电影公司旗下演员都相当恐惧，这种恐惧已笼罩一切。”他认为，这种情况让演员和投资者纷纷害怕自己会跨越那条涉及国安、却又不清不楚的“红线”。 周冠威说，不少同业已转移阵地至国外，“这就是它可怕之处，它不需要直接打压你，就已经让所有这些人都怕了”。 周冠威表示，电影检查修订条例出炉后，电影制作人须避开政治议题。即使他未被判有罪，港人也会尽量避免牵扯上风险。 路透社统计，2021年10月以来，至少有21部电影和短片，遭香港通讯事务管理局辖下的“电影、报刊及物品管理办事处”（OFNAA）剪片或阻止上映。 OFNAA声明说，他们2021年1月以来已处理约5千部电影的分级申请，拒绝核准其中6部的公开播映申请。不过，OFNAA拒绝就个别电影置评。 投资人和演员被吓跑 拿不到官方资金 2005年以来，香港对电影发展基金（Film Development Fund）挹注了15.4亿港币。不过，香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2月警告，未来资金不会分配给可能违反这项2020年法令的电影项目。 周冠威的新片《一人婚礼》讲述爱情故事，在投资人撤回800万港币资金的八成、且主要演员也退出后，他只能仓促地完成。 《一人婚礼》跟政治扯不上关系，但周冠威说，投资人告诉他，由于他们跟中国还有生意往来，所以不能冒这个险。 周冠威补充说，对投资人而言，《时代革命》是一部非常敏感的电影。“他们觉得和中国有生意要做，所以即使没什么风险，他们全都认为这无法接受，更别说在他们看来，这个风险是很高的”。 周冠威说，约40、50位支持者挹注了新资金，帮助他拍完《一人婚礼》。他表示，《时代革命》让他损失了很多，但也吸引了一些其他的新资助。 周冠威指出，一些想参与他新电影的演员，不是被经纪公司施压不要拍，就是被制片人告知，其他电影会剪掉他们演出的部分。 有些人则告诉周冠威，他们已签下合约，被禁止发表违反国家安全法的言论、或和被视为具有政治风险的人合作。“这些合约利用经济施压来约束他们，所以他们无法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