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电影《周处除三害》为何在中国火爆？ 审查何以放行？

台湾电影《周处除三害》，在中国创下四亿票房，这部电影借着中国典故，讲述枪击犯以暴制暴，充斥大量血腥暴力画面，为何能通过中国电影局审查，还获得央视影评节目强力推荐？

台湾演员阮经天主演的《周处除三害》，讲述一个黑帮分子陈桂林枪杀黑帮老大展开逃亡，当发现自己在通缉名单上仅排第三，在被告知罹癌后，他决定除掉前“两害”，死后留名。主角杀了“一害”后，以为可借由宗教洗涤重获新生，意外揭发“教主”敛财害人恶行，而“教主”同时也是头号要犯。一场以私刑处决教主与教徒们场景，引起中国社交媒体热议，也让《周处除三害》从3月1日上映至12日，票房超过4亿人民币，火热程度直逼春节档。

台湾电影转进中国 政协委员电影公司宣传行销

台湾影评人Lizard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访问时表示，这部电影如果是中国拍摄，审查肯定过不了。但是，台湾制作电影不受此限。此外，本片导演黄精甫来自香港，制作团队也是香港团队，因此拍出了一部有别于台湾风格的黑社会电影。更关键的是，本片将版权卖给中国电影公司。

他分析，在中国的宣发团队宣传行销后，从2月29号起，网路的关键数据折线图就开始往上冲。 “它不是一个观众看完后产生的现象级电影，更像是被允许引发出来的现象。负责宣发的中国电影公司董事长傅若清是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要在中国电影大环境卖座，很需要靠这样的关系，一定要过一手。”

血腥暴力如何通过中国审查

“中国电影局为什么会允许这样一部暴力指数很高的电影，在中国影院热烈放映，这很耐人寻味。”曾经在中国担任过编剧的旅澳作家慕容雪村表示，中国电影不分级，中国从事电影的工作者都对于尺度这么大的电影能通过审查，直呼“不可能”！

他分析中国官方开绿灯放行可能的动机：“它是宣传工具、也可能是统战工具，还能是打击民间宗教的工具。”

慕容雪村指出，中国的电影局直接归属中共的宣传部(中宣部)管辖，这是负责对言论、意识形态进行主动操控的机构，审查通过加上宣传机器央视力捧，这电影已经成为中宣部宣传工具。“除了政治意图外，没有其他考量。”

他提到在审查者眼里，《周处除三害》可以引导中国观众看到贪腐横行、邪教遍地，就是台湾的现实。正如同过去中国种种宣传号召人们恨日本，塑造出一个军国主义横行、极端的歧视中国人的日本，但这并非日本社会的主流。为何在两岸关系交恶下，放行大尺度电影，应该是想让台湾影视人员可以意识到中国庞大的市场，要进入就必须服从中国规则。反之，如果批评中共、中国政府，或发表台独言论就会受到惩罚。

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斌华13日对于《周处除三害》在大陆票房超过4亿就说：“大陆之大，是台湾很多艺人难以想象的，也是他们心向往之的。”

分析：鼓励对地下宗教攻击

不只是中国官媒给予高度评价，就连“合肥市公安局官方百家号”也写起了影评，吹捧起弄伤警察眼睛的枪击犯，只身闯进窝点，枪杀邪教头目的行为，称“人们再度意识到了，‘邪教’对于人心的摧残，并佩服陈桂林迷途知返，敢于反抗‘邪教’的勇气。”

慕容雪村分析，反“邪教”情绪是共产党推波助澜煽动起来，之后很难平息。中国将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以及法轮功或所有的地下宗教，都视为“无恶不作的邪教”。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狂暴的仇恨情绪，需要警惕！

“这个政府需要不断找到制造敌人，需要引导民众仇恨的怒火，向某个地方宣泄。这电影有没有可能成为政府新一轮迫害宗教的预示，现在还有待观察，但是不能排除这种可能，”他说。

也许中国官方有意将观影民众沸腾情绪，导入对所谓“邪教”的追杀。但有的民众有着截然不同的解读。

武汉的田先生虽然还未看过本片，但是朋友圈里转发着电影“枪击教主”的片段画面，大家热烈讨论著主角该先杀教主，而非教徒们。“中国老百姓活得很压抑，如果把这部电影引申到中国，你说要大家逃离，或者暗示大家要起来反抗暴政，‘魔头’还在，怎么去反抗？”

鼓励孤狼会否成为双面刃？

“对官方而言，里面设定所谓的‘邪教’是法轮大法。对民众而言，他可以认为‘邪教’隐喻共产党，中国电影一个特殊的现象。中国观众最喜欢这种双向诠释。”Lizard补充说道。

Lizard并不认为中国的民众看完电影后，会借机宣泄不满情绪，影响社会秩序。因为心中有怨是一回事，化为行动又是另一回事。加上“周处”是孤狼，并非上升到所谓的“信念层次”，因此并不构成对官方的危害。

“孤狼这种犯罪，中国抓捕后，还能拿来宣传有这么危险的悍匪，要更加强社会管制。孤狼要动摇整个政权结构，是不可能的事情。”Lizard剖析，中共政权担心民众成群结党，在片里唯一有组织力度的是邪教教主，表面上打的是“邪教”，实际上打的是组织。

消失的记忆 200多部新冠电影遭雪藏

《周处除三害》在中国的热卖，并不代表中国的审查制度有所松手。相反地，中国三年的新冠疫情，大规模伤亡、封城引发民怨，成为不少电影人

创作的素材，但不见容于中国电影审查。

慕容雪村揭露一个惊人的数字：“一个电影公司老板告诉我，他说COVID两年多的时期，有200多部关于COVID的电影已经拍完，却不能上映。一旦被雪藏了，那就意味着所有的投资血本无归。”

他坦承在中国创作者心中有条“创作高压线”，有些是一定不能碰。即便是十多年前尺度还稍微宽松些，关于六四、维吾尔人、西藏问题都不能碰，更不能讽刺批评共产党，尤其是它的领导人。如今，这条高压线越来越低，有影人嘲讽地说，现在中国只有两种不能拍。“这个也不能拍，那个也不能拍。”

“我们这些从小生活在这个审查制度之下，碰过几次后，自然就知道最敏感的言论边界在哪里，我会小心翼翼绝不越过雷池一步。”慕容雪村回忆，他曾在小说写到一个1989年的天安门的六四学生们聚会的场景，创作时自知过不了关，只能改成校园斗殴事件。他形容这多么可笑，但这种自我审查随时随地都在进行。书籍、报纸还不是最严格的，电影、电视因为接触人广、影响力大，审查把关更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