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茂春：中共的制度劣势——集中力量办坏事和蠢事

中共历届领袖，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再到习近平，毫无例外地坚信两个东西：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由于这两个论题有巨大的逻辑矛盾和缺乏实证，中共几十年来热衷于发动各种各样的大规模运动，把原本是经济的问题、公共卫生的问题、救灾救难的问题、文化娱乐的问题、读书学习的问题、运动比赛的问题、病毒疫情的问题，等等等等，一律变成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利用对全中国资源的垄断，集中力量办大事，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论证共产党的了不起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其结果反而是祸国殃民，集中力量办坏事和蠢事。从土改、镇反、大跃进，到文革、清污、天安门大屠杀，再到全民特务监控专政、高科技境内境外封杀异己、种族灭绝、集中营制度、全球大撒币、全民大清零，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让中共的政治制度的劣势暴露无遗。

没有习近平就没事 这是错误看法

目前，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内外交困、民怨沸腾，不少人认为这是因为习近平这位领导人刚愎自用、志大才疏，事无巨细都要亲自瞎指挥。不少分析家也错误地认为习近平与他之前的中共政治领袖相比，是出奇的专制独裁和走火入魔，因此没有了习近平中国就没事了，世界也就太平了。其实这是非常不对的看法，因为习近平固然治国无方，但他不是问题的症结。当代中国的主要问题，都是因为制造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这种政治领袖的共产主义独裁专制制度。

在这种独裁专制的共产主义制度下，所有的中共领袖都具有政治理念和政策方针的高度的连贯性和一致性。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这些前领袖比起习近平来，同样是走火入魔的马列信徒和杀人不眨眼的大独裁者。毛泽东当然是杀人如麻的超级历史罪人，搞了几十年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工程，几千万中国人死于一个理想、一个领袖、一个思想。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屠夫超过了毛泽东的邪恶程度，连希特勒和史达林也望尘莫及。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是马列信徒，但邓小平不是一位有浪漫诗人气质的共产主义信徒，而是一位干部型的共产主义领袖，能够更加有理性地贯彻共产主义的蓝图，理清了共产主义统治手段的轻重缓急，把四个坚持做为治国纲领，不但拯救了中国的经济，还使得共产党的专政更加有效。但这位改革大师也同样是一位杀人魔王。毛泽东主要是以搞政治运动挑起群众斗群众来坑害中国人，而邓小平是直接用共产党的坦克、机枪、大炮对准中国人民直接扫射和屠杀，而且理直气壮，口口声声宣布要靠镇压和严打来维持共产党政权的安定团结。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独裁统治当然为世人不齿，但是邓小平还有点自知之明，搞韬光养晦，对自由民主世界搞卧薪尝胆，等待未来时机来实现中国共产党主宰的英特纳雄耐尔（法文L’Internationale音译，意指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理想）。

权力绝对垄断 造成傲慢腐败愚蠢

习近平不如他的前任聪明，不怎么识时务，误以为韬光养晦和闷声干坏事的时代已经结束，东升西降了，民主制度已经过时了，中国式的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要领导全世界了。所以习近平当政的十年，基本上没有了中国这种共产主义独裁政治体制的遮羞布，在他身上反映出来的中国的内政外交，基本上更加清晰地展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弊端和特征。这种政治制度的清晰度和透明度的增加，教育了全世界，震醒了长期以来被中共灌输了迷魂汤和蒙汗药的美国政治菁英，是扭转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因素。

那么在习近平身上展现出来的这种中国政治制度的弊端和特征是什么呢？当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共产党对权力的绝对垄断。这种权力的绝对垄断所造成的制度劣势，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也就是权力的傲慢、权力的腐败，和权力的愚蠢。

权力的傲慢是中共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由于共产党垄断的权力不能受到任何力量的制衡，中共的国内国际政策非常的霸道，为所欲为。以这次疫情为例，原本是一个公共卫生的大危机，必须用科学和医学手段来对付。但是自二○一九年年底武汉爆发疫情的第一天开始，中共政权从来就没有以科学的态度手段来对付疫情，而是以政治手段不顾人民生命死活对疫情全面封锁和掩盖，对知情人士进行镇压和封嘴。中共对疫情处理的每一个措施，都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形象，证明共产党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所谓制度优势。正是因为共产党的权力是傲慢和无敌的，所以全国各地一定不能有疫情的蔓延，不管病毒的传播力量多么的无情和恐怖，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一定不能有病，否则就是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抹黑和亵渎。为了显示共产党无所不能，为了证明社会主义集权制度的绝对有效性，习近平一声令下，全体清零，两千六百万的上海人民就一夜之间堕入水深火热之中，把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顷刻间变成一座由流氓打手管控的巨大集中营，手段之残酷，苦难之惨烈，充分体现了中共集中力量办坏事蠢事的制度缺陷。这是中共大跃进式政治狂热病的再发作。

中共体制下的权力的傲慢还反映在其外交政策上。中共在自己觉得国力不够的时候，往往在国际上宣扬所谓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每当自我感觉良好一些，觉得自己翅膀硬了，中共在国际上就奉行所谓的“大国外交”，在国内政策上的那种自大狂，就自然而然地反映在其外交政策上。世界上没有比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更加令人瞠目地狂妄自大和傲慢无礼。难怪中国在世界上基本上没有一个真心的朋友，所有跟中国接壤的国家，不是饱受中共的欺辱和挑衅，就是心怀戒心，即使是北韩和巴基斯坦这样唇齿相依和全天候的朋友，也若即若离，不能完全靠得住。

权力的腐败是中共体质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得不到制衡的权力，必然是腐败的权力。这种体制的腐败是制度性的、坍方性的，是侵蚀到灵魂的腐败。 《纽约时报》曾经经过多年的调查，发现中共的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家家都是亿万富翁，在香港等处秘密拥有巨额财产。全中国有两千多名省部级高级干部，中共十八大以来，就有两百三十多名以贪污罪和其他罪行被逮捕。这个犯罪率是全中国老百姓犯罪率的十几倍以上。中国基层干部的贪污腐败更是令人发指。在上海的法西斯式的封城期间，被囚禁的居民们愤怒地发现，不少居委会的芝麻官也囤积居奇，截获救援物资为己有，置待毙的饥民于不顾。有人说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就是一个巨大的犯罪集团，这个说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可以想见，如果中共领袖再向上海市民宣扬中国处理疫情的所谓“制度优越”，会显得是如何地荒唐和不合时宜，两千六百多万上海人民真正能够相信这种谎言的肯定不在多数。

中共高官愚昧无知 国际政坛笑话

中国的制度之所以展现不出优越性，还在于垄断权力的愚昧之处。一个傲慢和腐败的政权，不可能真正奉行科学治国，也不可能获取正确和精明的政策建议和咨询，因为在这种制度下，最高领袖往往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是天才，是战略家，其最高指示绝对不能妄议，稍有异议，一定是重刑或人间蒸发。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共这种制度性地制造和延续愚昧和无知的机制毫无改变，最近几年甚至还有变本加厉的趋势。因此，明明是十分荒唐愚昧的政策措施，往往被吹捧为精明之作、国之瑰宝。中共高级官员的愚昧和无知，在国际政坛上常常是茶余饭后的取乐谈资，令人唏嘘哀叹。

中共宣传机器常常提到，中国的制度性的优越造就了目前中国的盛世。毫无疑问，中国在最近十几年内国力大增，经济军事都有快速发展。但是这种所谓的盛世，和中国傲慢腐败和愚昧的共产主义制度没有必然的联系。首先，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中国人民摆脱共产党的公有经济，以及国际自由经济体系提供了机遇而造就的巨大的财富的增长。这个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巨大的财富，被垄断的国家权力武断地占有和盘剥，充实了共产党的腰包，发展了中共的军力。

而最主要的是这种暴发户似的经济成功，根本没有制度性的逻辑保障，主要是靠非正常的临时性的国际环境。而这种国际环境正在飞速改变，对中共这种掠夺式的经济成功构成致命的威胁。

中共宣传机器津津乐道的所谓盛世，是一个国富民穷的虚假的盛世，是一个精心编制的神话，是过去三百年来第三个虚假的盛世。

第一个是所谓的乾隆盛世，其傲慢腐败和无知的制度性缺陷，很快就被十九世纪的工业文明暴露无遗。第二个虚假的盛世是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同治中兴，虽然也镇压了叛乱和造反，也有了虚张声势、外强中干的洋务运动，但同治中兴的傲慢腐败和无知，也很快暴露这个虚假的盛世的制度性的缺陷和弱点，同治盛世也很快灰飞烟灭了。

习虚假盛世 处于被颠覆惊恐状态

目前习近平治下的第三个虚假的盛世，根本经不起民主自由制度的挑战。和乾隆盛世和同治中兴一样，目前中国的所谓盛世也是弱不禁风的，它时刻处于一种随时被自己人民颠覆的惊恐状态之下。因为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中国政权最恐惧的是中国的人民，在国际事务上中共最害怕被告知中国共产党不能代表中国人民，以及中国和中共是两个不同概念这个最明显的事实。

这个盛世的制度性的虚弱，还反映在其对国际舆论的极度敏感，一直处于被国际民主势力和平演变的绝对恐惧之中，只能不断给自己打“勿忘初心”、“四个自信”和战狼外交之类的强心剂。一个远在重洋的美国人在推特上发帖声援香港示威，就会造成盛世大国的政治痉挛；一个漫画动物会造成盛世大国动用全国的资讯力量全面绞杀审查。有人说中共是一个巨婴，有一个貌似强大的躯体，但还是一个没有发达的理智和摆脱本能冲动的婴儿。其实黑格尔在二○○多年以前也说，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专制社会，实际上还长期停留在文明的幼稚时期，还没有成熟。但是黑格尔没有想到的是，一个处在文明幼稚时期的巨婴，却拥有改变甚至统治世界的雄心。这样的英特纳雄耐尔，一定不能让它实现。

（全文转自自由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