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茂春：中共的制度劣勢——集中力量辦壞事和蠢事

中共歷屆領袖，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到江澤民到胡錦濤，再到習近平，毫無例外地堅信兩個東西：共產黨的偉大光榮正確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由於這兩個論題有巨大的邏輯矛盾和缺乏實證，中共幾十年來熱衷於發動各種各樣的大規模運動，把原本是經濟的問題、公共衛生的問題、救災救難的問題、文化娛樂的問題、讀書學習的問題、運動比賽的問題、病毒疫情的問題，等等等等，一律變成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利用對全中國資源的壟斷，集中力量辦大事，一切的一切，都是為了論證共產黨的了不起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其結果反而是禍國殃民，集中力量辦壞事和蠢事。從土改、鎮反、大躍進，到文革、清污、天安門大屠殺，再到全民特務監控專政、高科技境內境外封殺異己、種族滅絕、集中營制度、全球大撒幣、全民大清零，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讓中共的政治制度的劣勢暴露無遺。

沒有習近平就沒事 這是錯誤看法

目前，習近平統治下的中國內外交困、民怨沸騰，不少人認為這是因為習近平這位領導人剛愎自用、志大才疏，事無巨細都要親自瞎指揮。不少分析家也錯誤地認為習近平與他之前的中共政治領袖相比，是出奇的專制獨裁和走火入魔，因此沒有了習近平中國就沒事了，世界也就太平了。其實這是非常不對的看法，因為習近平固然治國無方，但他不是問題的癥結。當代中國的主要問題，都是因為製造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這種政治領袖的共產主義獨裁專制制度。

在這種獨裁專制的共產主義制度下，所有的中共領袖都具有政治理念和政策方針的高度的連貫性和一致性。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這些前領袖比起習近平來，同樣是走火入魔的馬列信徒和殺人不眨眼的大獨裁者。毛澤東當然是殺人如麻的超級歷史罪人，搞了幾十年的共產主義烏托邦工程，幾千萬中國人死於一個理想、一個領袖、一個思想。世界歷史上沒有一個屠夫超過了毛澤東的邪惡程度，連希特勒和史達林也望塵莫及。鄧小平和毛澤東一樣是馬列信徒，但鄧小平不是一位有浪漫詩人氣質的共產主義信徒，而是一位幹部型的共產主義領袖，能夠更加有理性地貫徹共產主義的藍圖，理清了共產主義統治手段的輕重緩急，把四個堅持做為治國綱領，不但拯救了中國的經濟，還使得共產黨的專政更加有效。但這位改革大師也同樣是一位殺人魔王。毛澤東主要是以搞政治運動挑起群眾斗群眾來坑害中國人，而鄧小平是直接用共產黨的坦克、機槍、大炮對準中國人民直接掃射和屠殺，而且理直氣壯，口口聲聲宣布要靠鎮壓和嚴打來維持共產黨政權的安定團結。這樣的無產階級專政和獨裁統治當然為世人不齒，但是鄧小平還有點自知之明，搞韜光養晦，對自由民主世界搞臥薪嘗膽，等待未來時機來實現中國共產黨主宰的英特納雄耐爾（法文L』Internationale音譯，意指共產主義的國際主義理想）。

權力絕對壟斷 造成傲慢腐敗愚蠢

習近平不如他的前任聰明，不怎麼識時務，誤以為韜光養晦和悶聲幹壞事的時代已經結束，東升西降了，民主制度已經過時了，中國式的一黨專政的社會主義制度要領導全世界了。所以習近平當政的十年，基本上沒有了中國這種共產主義獨裁政治體制的遮羞布，在他身上反映出來的中國的內政外交，基本上更加清晰地展現了中國政治制度的弊端和特徵。這種政治制度的清晰度和透明度的增加，教育了全世界，震醒了長期以來被中共灌輸了迷魂湯和蒙汗藥的美國政治菁英，是扭轉美國對華政策的一個基本因素。

那麼在習近平身上展現出來的這種中國政治制度的弊端和特徵是什麼呢？當然最重要的特徵就是共產黨對權力的絕對壟斷。這種權力的絕對壟斷所造成的制度劣勢，主要反映在三個方面，也就是權力的傲慢、權力的腐敗，和權力的愚蠢。

權力的傲慢是中共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徵。由於共產黨壟斷的權力不能受到任何力量的制衡，中共的國內國際政策非常的霸道，為所欲為。以這次疫情為例，原本是一個公共衛生的大危機，必須用科學和醫學手段來對付。但是自二○一九年年底武漢爆發疫情的第一天開始，中共政權從來就沒有以科學的態度手段來對付疫情，而是以政治手段不顧人民生命死活對疫情全面封鎖和掩蓋，對知情人士進行鎮壓和封嘴。中共對疫情處理的每一個措施，都是為了維護共產黨的形象，證明共產黨能夠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所謂制度優勢。正是因為共產黨的權力是傲慢和無敵的，所以全國各地一定不能有疫情的蔓延，不管病毒的傳播力量多麼的無情和恐怖，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一定不能有病，否則就是對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抹黑和褻瀆。為了顯示共產黨無所不能，為了證明社會主義集權制度的絕對有效性，習近平一聲令下，全體清零，兩千六百萬的上海人民就一夜之間墮入水深火熱之中，把中國最現代化的城市頃刻間變成一座由流氓打手管控的巨大集中營，手段之殘酷，苦難之慘烈，充分體現了中共集中力量辦壞事蠢事的制度缺陷。這是中共大躍進式政治狂熱病的再發作。

中共體制下的權力的傲慢還反映在其外交政策上。中共在自己覺得國力不夠的時候，往往在國際上宣揚所謂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每當自我感覺良好一些，覺得自己翅膀硬了，中共在國際上就奉行所謂的「大國外交」，在國內政策上的那種自大狂，就自然而然地反映在其外交政策上。世界上沒有比中國的外交部發言人更加令人瞠目地狂妄自大和傲慢無禮。難怪中國在世界上基本上沒有一個真心的朋友，所有跟中國接壤的國家，不是飽受中共的欺辱和挑釁，就是心懷戒心，即使是北韓和巴基斯坦這樣唇齒相依和全天候的朋友，也若即若離，不能完全靠得住。

權力的腐敗是中共體質的另一個顯著特徵。得不到制衡的權力，必然是腐敗的權力。這種體制的腐敗是制度性的、坍方性的，是侵蝕到靈魂的腐敗。 《紐約時報》曾經經過多年的調查，發現中共的總書記和國務院總理家家都是億萬富翁，在香港等處秘密擁有巨額財產。全中國有兩千多名省部級高級幹部，中共十八大以來，就有兩百三十多名以貪污罪和其他罪行被逮捕。這個犯罪率是全中國老百姓犯罪率的十幾倍以上。中國基層幹部的貪污腐敗更是令人髮指。在上海的法西斯式的封城期間，被囚禁的居民們憤怒地發現，不少居委會的芝麻官也囤積居奇，截獲救援物資為己有，置待斃的饑民於不顧。有人說整個中國共產黨的幹部隊伍就是一個巨大的犯罪集團，這個說法不是完全沒有道理的。可以想見，如果中共領袖再向上海市民宣揚中國處理疫情的所謂「制度優越」，會顯得是如何地荒唐和不合時宜，兩千六百多萬上海人民真正能夠相信這種謊言的肯定不在多數。

中共高官愚昧無知 國際政壇笑話

中國的制度之所以展現不出優越性，還在於壟斷權力的愚昧之處。一個傲慢和腐敗的政權，不可能真正奉行科學治國，也不可能獲取正確和精明的政策建議和諮詢，因為在這種制度下，最高領袖往往無所不知、無所不能，是天才，是戰略家，其最高指示絕對不能妄議，稍有異議，一定是重刑或人間蒸發。從毛澤東到鄧小平到習近平，中共這種制度性地製造和延續愚昧和無知的機制毫無改變，最近幾年甚至還有變本加厲的趨勢。因此，明明是十分荒唐愚昧的政策措施，往往被吹捧為精明之作、國之瑰寶。中共高級官員的愚昧和無知，在國際政壇上常常是茶餘飯後的取樂談資，令人唏噓哀嘆。

中共宣傳機器常常提到，中國的制度性的優越造就了目前中國的盛世。毫無疑問，中國在最近十幾年內國力大增，經濟軍事都有快速發展。但是這種所謂的盛世，和中國傲慢腐敗和愚昧的共產主義制度沒有必然的聯繫。首先，中國經濟的發展是中國人民擺脫共產黨的公有經濟，以及國際自由經濟體系提供了機遇而造就的巨大的財富的增長。這個中國勞動人民創造的巨大的財富，被壟斷的國家權力武斷地占有和盤剝，充實了共產黨的腰包，發展了中共的軍力。

而最主要的是這種暴發戶似的經濟成功，根本沒有制度性的邏輯保障，主要是靠非正常的臨時性的國際環境。而這種國際環境正在飛速改變，對中共這種掠奪式的經濟成功構成致命的威脅。

中共宣傳機器津津樂道的所謂盛世，是一個國富民窮的虛假的盛世，是一個精心編制的神話，是過去三百年來第三個虛假的盛世。

第一個是所謂的乾隆盛世，其傲慢腐敗和無知的制度性缺陷，很快就被十九世紀的工業文明暴露無遺。第二個虛假的盛世是十九世紀中後期的同治中興，雖然也鎮壓了叛亂和造反，也有了虛張聲勢、外強中乾的洋務運動，但同治中興的傲慢腐敗和無知，也很快暴露這個虛假的盛世的制度性的缺陷和弱點，同治盛世也很快灰飛煙滅了。

習虛假盛世 處於被顛覆驚恐狀態

目前習近平治下的第三個虛假的盛世，根本經不起民主自由制度的挑戰。和乾隆盛世和同治中興一樣，目前中國的所謂盛世也是弱不禁風的，它時刻處於一種隨時被自己人民顛覆的驚恐狀態之下。因為共產主義制度下的中國政權最恐懼的是中國的人民，在國際事務上中共最害怕被告知中國共產黨不能代表中國人民，以及中國和中共是兩個不同概念這個最明顯的事實。

這個盛世的制度性的虛弱，還反映在其對國際輿論的極度敏感，一直處於被國際民主勢力和平演變的絕對恐懼之中，只能不斷給自己打「勿忘初心」、「四個自信」和戰狼外交之類的強心劑。一個遠在重洋的美國人在推特上發帖聲援香港示威，就會造成盛世大國的政治痙攣；一個漫畫動物會造成盛世大國動用全國的資訊力量全面絞殺審查。有人說中共是一個巨嬰，有一個貌似強大的軀體，但還是一個沒有發達的理智和擺脫本能衝動的嬰兒。其實黑格爾在二○○多年以前也說，以中國文化為代表的東方專制社會，實際上還長期停留在文明的幼稚時期，還沒有成熟。但是黑格爾沒有想到的是，一個處在文明幼稚時期的巨嬰，卻擁有改變甚至統治世界的雄心。這樣的英特納雄耐爾，一定不能讓它實現。

（全文轉自自由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