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脱欧公投10周年民调：多数民众认为弊大于利
2026 年 6 月 24 日
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日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表示，中共对台湾人坚定追求的“事实上的独立”，除了形式上的恫吓外，已无计可施。他说，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若务实考量代价、机会和能力，攻台的可能性已不高；但仍须严防中共冒进，将台海作为发动下一次总体战争的起始点。 哈德逊研究所于1月底组团造访台湾，拜会台湾朝野政治人物，包括即将于5月就职的候任总统赖清德，这是台湾总统大选后首度访台的美国智库团体，代表国际社会对台湾议题的重视。 台湾人不吃中共威吓这一套 余茂春是访团成员之一，他在2月初离台前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中共屡屡以“有杀气”的恫吓方式、企图影响台湾选民的投票意向，但往往适得其反，尤其今年大选结果再次证明，台湾人“真地是不吃这一套”。 他说，台湾给全世界树立了一个有效执行民主过程的榜样，而且民主深化后的台湾与中国的关系也早就跳脱统独的主权之争，并形成民主与独裁体制的强烈对比。而中共对于多数台湾人坚定追求的“事实独立”，除了“习惯性地威吓威吓几句话”外，也是“真地没有什么棋子可走了”。 他分析，习近平若务实考量“代价、机会和能力”，武统攻台的可能性并不高。 余茂春说：“打台湾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两栖作战，中共在这方面需要很多技术上和军事技能上的进步，它现在还没有……习近平不能采取这些(攻台)行动最主要的因素，我认为就是，他没有这种机会，这种机会不是他自己制造的，机会是可以由国际社会、由美国领导的自由世界可以把他的机会给否决掉。” 他说，美国曾在韩战前错误地向全世界宣告，朝鲜半岛和台湾在美国的防务义务之外，因此助长侵略者的野心，导致韩战爆发，这是美国有过的惨痛教训。但美国从未放松过对台湾的国防承诺，也有《台湾关系法》和各式行政命令来贯彻对台湾的协防承诺，因此即便习近平的侵略野心很大，但若考虑到美国以军事武力介入的代价，“他没这个胆量去冒这么大的风险”。 习近平恐将台海作为未来总体战的起始点 不过，余茂春警告，习近平行事以冒险著称，他仍可能将台湾作为下一次总体战争的起始点，因为中共是一个侵略性极强的政权，尤其中国已在全球扩张军事基地和筹划军力的投射，而中共对重要资源和供应链的控制也都是建立在全球设想的基础。再加上中国与印度、越南、菲律宾、日本和韩国的领土冲突不断，随时都可能引爆一个更大的总体战。 余茂春说，基于中共的杯葛，台湾的国际地位未得到应有的承认，对此，他建议台湾创建多边联盟，以创新的思维和外交手段来打造其国际形象和国际空间。例如，他说，台湾有宗教和学术等中国缺乏的自由价值和优势，若成立世界宗教自由联盟，自然就排除不够格的中国，成为当然成员。 余茂春也深入解析中国的政经现况、中国年轻人的思维和美国总统拜登和习近平规划中的对话，以下是访谈的精华片段： 美国之音：台湾经验有可能渡海成为中国民主化的火苗吗? 余茂春：中国老百姓很多基本的政治诉求，他不敢表述，并不见得他没有这种表述的欲望，因为他一辈子都生活在恐惧中。中共对中国老百姓的统治就是通过制造无形、有形的恐惧，让你知道，你做的所有事都须跟共产党的政策和意念相合。你要是离开了它的政治理念和容许界限，就会受到惩罚。这对于老百姓已经成为一种习惯。这种习惯每个专制的政权里都有，但是并不见得就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人的本性。人的本性，我觉得是一样的，美国的独立宣言里面讲，人人生而平等。 中国政府与人民的对抗已公开化 美国之音：中共思想钳制严重，习近平主政下的年轻人会走不同的方向吗? 余茂春：中国的青年人，虽然在共产主义制度下，他有一些跟党的纲领非常一致的做法和想法。但即使是这一批人，他也对中共的一些非常违反人性的东西，他也有本能的反抗。比如说，中共的外交部发言人，他说的话跟天方夜谭一样不可思议，没有水平，实际上对这些中共发言人说的话加以无情讽刺的人，很多都是年轻人，我们所谓失去的一代，而且中共它也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它很多陈词滥调的，它都不敢用… 这就是我在说，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民间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实际上，中国政府和中国的人民已经形成了一种对抗，这种对抗的表现形式也渐渐地公开了，只不过有时间的问题。 美国之音：中国疫后的经济复苏力道非常薄弱，您觉得，习近平有没有对策？ 余茂春：中国目前的经济情况，不是自由贸易系统里自然的周期涨落现象，（而）是落后政治制度的结构性问题。所以，他没有从结构面来解决，没有勇气和胆量来采取治本的方针。你要一治本，共产党这政权就垮了。习近平觉得经济有问题，他知道的就是两个对策，第一，加强共产党对经济决策和经济活动的全面干预，这正是经济不能发展的主因。中国经济几十年来发展了，不是因为共产党干预得多了，而恰恰相反，是共产党干预得少了，民营经济制造了中国近几年经济的奇迹。现在他把民营经济打压下去，加强公有经济跟共产党的领导，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来解决经济问题，他当然会碰壁的。另外一点，习近平的方式就是宣传、系统性的造假，要唱响中国经济的亮点。他是最害怕老百姓、世界的资本主义市场知道中国的经济现实，所以他要把美国的核查公司都踢出去，就可以造假，没有人去挑战他说假话的习惯。他的这一套造成老百姓对中共管理经济的能力的严重怀疑。 拜登与习近平的对话实质意义不大 美国之音：美中政府高层将安排拜登总统跟习近平的对话，你有什么期待？ 余茂春：对话是中共最需要的，它非常希望对话，因为你一对话，它就让中国人民知道，你看我们的政治领袖习近平，尽管很多人不喜欢他，他还是得到自由世界领袖的尊重。这是一种政治讯息，(中共)大外宣非常重要的一种表述。美国愿意谈，它是谈一些具体的问题。美国谈得越多，对中共的反感就越多，因为美国谈的是解决芬太尼的问题，解决气候的问题。中共有一个小时的会谈时间，四十五分钟在讲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人家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所以，它不是抱着解决问题来的，它就为了这种形式，实际上，真正通过峰会解决问题的例子并不多的。
曾任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首席中国政策顾问，主张美国强硬对待中共的美籍华裔学者余茂春，素被中共目为“汉奸”，近日有大陆人迎合官方主旋律，特地仿照民间的秦桧像，铸了一尊跪下的余茂春铜像，更在它胸前挂一黑牌，写着： “当代秦桧， “汉奸” 第一人。1962- 祖籍安徽，生于重庆，南开大学历史系毕业，公费留美，现美籍。美对华霸凌政策的背后 “操刀手”，为美涉疆，涉藏，涉台等一系列恶毒反华出谋划策。六亲不认，助纣为虐。背叛家国，数典忘祖。” 查维基百科，余茂春原来是蒙古人，严格来说，恐怕连做“汉奸”也没资格。当然大家都心知肚明，“汉奸”这个标签，就像“串谋煽动”、“勾结外国势力”、“颠覆政权”等罪名一样，说你是，你就是，无需证明。 何况“汉奸”这个词，历来语义变化，层出不穷，本来就是万能插苏，各方都可按照自己的需要，随意标签对手为“汉奸”。马马虎虎的中国人，从不细究。 据神户大学文学部的王柯教授考证，类似“汉奸”的字词配搭，最早见于元代胡震《周易衍义》卷六：“李固欲去汉奸而反遭群小之毒吝也”。王柯说，这儿“汉奸”是个特例，并不常见，只是“汉朝廷奸臣”简称，并无“出卖民族利益予外国外族”之意。 自大清立国，“汉奸”一词才慢慢流行起来，但原意跟今天用法大异其趣。我综合不同学者的说法，整理出三个意思： 一、“汉奸”的原初用法，是指称那些“损害大清统治阶级利益的汉人”，如雍正说的“土司之敢于恣肆者，大率皆由汉奸指使”，这儿“汉奸”表示煽动苗人作乱的汉人。 二、由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前后，“汉奸”的意思较广泛，指那些勾结洋人祸害中国的汉族奸徒，类似今天的用法。 三、清末，革命党人则以“汉奸”指称那些勾结满清政府的汉人，跟“汉奸”的原义恰恰相反。 由此可见，不管是损害或维护满清皇权的汉人，当时都可叫“汉奸”。中文果然博大精深！ 以上“汉奸”都是贬义，但1903年有革命党人写了篇怪论〈汉奸辨〉，作者说“汉奸”可分两种：一种是“真汉奸”，另一种是“满洲人之所谓汉奸”。 “真汉奸”即“助异种害同种”的汉奸，例如“扶清灭明之吴三桂、耿继茂、尚可喜，助满洲歼灭太平王之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 至于“满洲人所谓汉奸”，“乃汉族中之伟人硕士”，甘愿为民“牺牲其身而不顾”，如汉武帝时誓杀匈奴的霍去病卫青、宋朝的岳飞、近代倡议自由平等，矢志倾覆暴政的烈士唐才常等。作者更以反讽口吻，形容这些人是“汉奸中之卓卓者”——此处“汉奸”已巧妙地变了褒义词。 〈汉奸辨〉作者最后呼吁汉人，“慎毋为害己之汉奸，当为爱己之汉奸”，也勉励他们不要因为满人叫你汉奸，便害怕汉奸之名而忌讳。念历史出身的余茂春，应该看过〈汉奸辨〉，所以他得悉自己被铸成“当代秦桧，汉奸第一人”时，非但不介意汉奸之名，反而在Twitter调侃说：“我想买下这件共产主义宣传品。” 其实余茂春做过什么祸害中国人民呢？他没有贩卖人口和器官；也没有侵吞民脂民膏，把数以万亿美元公款藏在瑞士银行；更没有亲自指挥亲自部署，封锁三年，然后一夜急转弯，让不知多少人死于非命…… 今时今日，或许也要区分两种“汉奸”：一是摧毁中国文化，杂种残害同种异种乜种物种的“真汉奸”；二是“中共所谓汉奸”。至于坚决不做任何一类“汉奸”的人，我是支持的——我真心支持你为“真汉奸”做人矿。
目前中共对台认知战如火如荼，甚嚣尘上。台湾的自由舆论环境也让不少人有意或无意地陷入中共设置的舆论圈套，结果是以讹传讹、里应外合、自己吓自己、自己蒙自己，对台湾的民主自由制度以及台湾人民的未来处境，造成不利的影响。综合起来有如下三大认知误区，我想有必要谈谈我的看法。 第一，疑美论，即怀疑美国保卫台湾的决心和能力。随着中共以攻台恐吓来影响台湾选举之深化和加强，台湾内部的“疑美论”也铺天盖地而来。以往是论述美国不会防卫台湾，去年是指美国会掏空台湾，部分论者并扭曲台积电赴美设厂是另类弃台。现又指美国纵然军事支持台湾，也会像乌克兰，把台湾当成美中战场，牵制与消耗中共国力，由此延伸台湾不当棋子。另方面，美国现役将领陆续释放台海战争的可能时程，也让这类说法能再借力使力。其实这种疑美论从客观上来讲，是破坏美台关系的认知作战手法，是与北京谋和以避战的投降主义说法，正中北京下怀。 疑美论 投降主义正中北京下怀 首先，就像以前我曾在本专栏指出的那样，美国军事介入中共武力攻台行动的战略清晰从来就存在，根本就没有什么莫须有的“战略模糊”。自一九八○年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废止以来，没有任何一位美国总统对此有任何模糊，而且每当中共制造武力攻台危机之时，在位美国总统毫无例外地公开申明或展示美国武力干涉、直接介入的决心和意志。 目前中共虎视眈眈瞄准台湾，有剑拔弩张之势，现任美国总统拜登也一如既往，毫不犹豫地已经公开在四个场合，以及在与中共领袖多次会谈时，申明美国将毫不犹豫军事介入中共武力攻台之举的底牌。有人说美国国务院在总统如此申明之后屡次更正总统的声明，这也完全是无稽之谈。每每在美国总统表示美国武力护台的决心之时，美国国务院总是正确回应媒体询问，声明美国总统所说与美国对中对台政策完全一致，没有任何冲突。 那么美国对中对台政策究竟是什么呢？它包括三个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第一，美国承认已意识到有台湾是中国的一个部分的说法； 第二，美国反对任何使用武力改变台海现状；第三，任何台湾问题的解决方案，都必须要由台海双方的人民同意。而且这三点都是中美双方在尼克森时代以来互相知会的，但中共断章取义，对这种知会做片面解释。由此而论，美国总统宣布以武力阻止中共用军事手段改变台海现状，与这种三体合一的美国国家政策，没有任何矛盾的地方。 相反，美国国务院的每次声明，都进一步确认美国总统军事干涉的决心和底线。还有一点，鼓吹疑美论的人还完全忽视一个根本的事实，那就是没有任何一位中共领袖，对美国军事干预中共武力犯台的决心和底线有任何怀疑。另外，鼓吹疑美论的人不了解为什么民主自由的台湾，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有多么重要。台湾是中共在亚太地区侵略链的首个环节，如果美国对中共武力攻台坐视不管，美国在整个印太地区，乃至全世界的众多盟友，将对美国的战略承诺和信誉威望，产生不可估量的怀疑和失信。 美国也深知，所有在印太地区受到中共文攻武吓的国家，如日本、越南、韩国、印度、菲律宾等等，都指望美国领导对中共的武力犯台采取毅然决然的反击，因为台湾有事，这些国家也有事。 第二，台独论，即如果中共不武力侵犯台湾，台湾就会宣布独立。这也是一个严重的认知错误，是中共长期以来的宣传借口。台湾压倒性的民意从来就是维持现状，不独不统。现状是什么呢？现状就是从来没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之下的一个事实上独立自主的主权国家，它的名字叫中华民国。 台湾人民选举出来的政治领袖，不管是国民党的还是民进党的，都是堂堂正正的、独立自主的、获得台湾人民通过民主程序认可的中华民国总统。尽管表述方式不同，台湾主要政党都认同这样一个理念，也就是台湾根本没有必要宣布独立，因为台湾早已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它的名字叫中华民国。不管中华民国后面有没有带有括弧的台湾两个字，独立自主的中华民国的存在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台独论 一步步掉入认知战陷阱 以我在美国政府工作的所有的经历，以及我所有打过交道的美国政治外交领袖，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任何一个台湾的政治领袖来华盛顿游说鼓吹所谓的台湾独立，因为我们有我上面提到的对台海问题解决方案的三个有机组成体。中共一贯捕风捉影，无中生有，没事儿找事儿。北京端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一直前后矛盾，逻辑混乱，一方面咬定台独只是一小撮人，但又认为绝大多数台湾人事实上都有资格当上中共定义下的台独，包括许多反台独的台湾人，以及维持台海现状派、主张中华民国独立派、不愿两岸统一者，等等等等，全都打成台独论者。可惜台湾国内也有不少人无所遮拦地附和与配合扩大台独的定义，无视绝大部分台湾人民对主权独立的中华民国的认可。这正是一步步掉入认知战陷阱：接受被中共统一才算是真正的放弃台独。然而，一旦接受这样的讲法，台湾人民也等于将原本早已具有的主权独立地位和自由民主，断送予中共。 炮灰论 因小国寡民而自暴自弃 第三，炮灰论，即美国利用台湾来制衡中国，拿台湾人当炮灰。这种说法也是错误的。美国对台湾防务的承诺，是为了保护台湾人民用不懈的奋斗而取得的自由民主制度，而美国以及美国在全世界的所有民主的同盟国，都十分赞佩台湾人民几十年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大家也充分认识到中国之所以对台的野心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台湾正在实行的自由民主制度的一种巨大恐慌。 持上述“炮灰论”的台湾人实际上是自暴自弃，没有认识到台湾自由民主制度对中共专制独裁的共产主义制度的巨大威胁，以及对没有民主自由的大陆人民的巨大感召力。 美国对台的防务承诺，除了是反对中共在亚太地区的侵略扩张之外，更大意义上是受到保护普世价值和民主自由制度的驱使。台湾人民没有必要总觉得自己是小国寡民，是大国政治中任人摆弄的一个棋子，世界上许多小国完全能够深刻影响世界大格局。人口不到台湾的四十％、只有台湾领土三分之一大小的以色列，也同样长期遭受外交围剿、政治封锁和认知战攻击，但区区小国以色列不畏强暴、自强不息，与世界民主国家合作共进，成为中东地区民主自由的灯塔和指路明灯。 就像以色列那样，实际上台湾以及台湾的民主对世界体系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台湾人民应该挺起腰杆做人，不应该总觉得世界的民主国家对台湾自由民主主权的支持和承诺，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和算计。台湾人民应该有以色列和乌克兰人民所展示的那种为自己的国家献身的勇气和智慧，并相信这种勇气和决心绝对会获得以美国为首的世界民主联盟的支持。 因为在台湾问题上，实际上绝大部分民主国家以及像北约和欧盟这样的民主联盟，都更加强调台湾问题的核心并不仅仅是主权问题，更重要的是专制独裁与民主自由的根本冲突的问题，在这个根本问题上谁输谁赢，事关重大，其意义完全超出狭隘的台湾海峡。进一步说，今日的台湾已不是往日的台湾，台湾目前在世界自由贸易体制里是一个举足轻重、非同寻常的重要国家。 台湾有世界上教育程度最高的国民之一，有第一流的商业、工业、贸易管理人才，在攸关全球经济技术关键命脉的许多领域占有龙头地位。在全世界的两百多个国家里，诚然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但比中国面积小二六七倍、人口小将近七十倍、人均GDP远超中国居东亚第一的台湾，则是美国的第八大贸易伙伴，而且这种贸易关系也在不断加强。总而言之，台湾根本没有必要总觉得别人要把自己当炮灰，台湾也有自己相当多的经济、技术、制度、政治、理念，甚至军事的优势和长处，而中共当然有优势，但和所有的专制独裁政权一样，中共所面临的经济困境、社会矛盾、制度劣势和其他国际国内的致命性的挑战，也是相当严峻的。炮灰论实则可以休矣。 台湾海峡的对抗和紧张局势，完全由共产党中国造成。如果中共放弃征服民主自由独立的中华民国的野心，两岸都会双赢；如果台湾屈服于中共的淫威和认知操纵，则在台湾的中华民国的独立自由和主权将不复存在，民主世界与和平安全也将受到重挫。 （余茂春曾在川普政府担任美国国务卿庞皮欧政策规划办公室中国政策首席顾问，现为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及2049计划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及胡佛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全文转自自由时报）
针对中国出现的“白纸革命”，前美国国务院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今日表示，中国人民抗议的不是清零，而是中共专制政权。他举在北京的抗议集会上，一名官员警告不要被“境外势力”影响。愤怒的抗议者则反呛：这是“指马克思和恩格斯吗？”余说，中共的严厉作为和这次爆发的抗议活动的根源，均与疫情无关，而是关于共产主义与自由之间的斗争。 现担任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的余茂春29日在《纽约邮报》撰文说，中共的意识形态一直有一个显著的一致性。习近平清零政策的动机，与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相信战无不胜的中国共产党可以消灭中国所有老鼠和麻雀的思维是一样的。 余表示，毛泽东的大跃进导致超过4000万中国人死亡。习近平严厉的清零政策也有同样的威胁。他们的动机是一种纯粹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不仅假定自然具有完全的可塑性，还假定党完全无懈可击，战无不胜，可以轻易摧毁自然和科学。被这种激进的乌托邦愿景蒙蔽了双眼，中共对其人民的福祉始终冷酷无情，过去典型的是农民工和农村穷人遭到更大的影响。这一次，党的全面清零封锁影响了拥有财产和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和富人，而这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全国各地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来自这个被压迫国家的各个阶层，现在都愿意冒着被监禁、酷刑甚至死亡的危险来反抗他们的压迫者。 余茂春表示，这次全国性抗议活动具有独特意义，因为它们驳斥了西方国家的刻板看法，西方对中国基层百姓抵抗中共的可能性普遍持悲观态度。他说，我们现在看到，沉默不一定表示对镇压的屈服。抵抗从来都有，只是在等时机。中国人民今天表达的愤怒和对自由的渴望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而人民的勇气也随着这些感觉而增长。每一个站起来的中国公民都成为勇气的灯塔，激励着更多的人。 余茂春认为，今天在中国城市街头冒着生命危险的许多人可能是受到了“四通桥”勇士的启发。他并说，中国人民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他们的政权。他们不仅看到了中共的本质，他们还在向外看，看到了中国可以发展成为的模样。 余茂春并指出，接下来的几天对中共、中国异议人士和自由世界的领导人来说至关重要。各方都在重新集结，而毫无疑问，中共正考虑对抗议者进行残酷的血腥镇压。自由世界的领导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公开表达他们对中国人民的支持，以及对中共镇压的谴责。前美国国务卿庞皮欧也透过短片直接向中国人民要求自由和人权的普遍性。余茂春因此强调，“我们现在的领导人必须承担起这一责任，而且必须毫不含糊。”
美国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近日成立中国中心，并由前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担任谘询委员会主席。哈德逊研究所于9月13日的记者会上公布，蓬佩奥将从当天起发布系列视频，与中国人民直接对话。 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的成立宗旨是希望推动跨党派皆支持的政策建议与研究，并由特朗普时期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余茂春担任中心主任。余茂春在记者会上表示，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希望和中国人民有更深度的交流，因为中国政府并不代表中国人民，余茂春相信蓬佩奥的视频会透过推特以及微信群在华语圈发酵。 蓬佩奥在首支视频中提到：“我们制作这些视频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直接与中国人民谈论中美关系……因为中国共产党不代表中国人民。” 蓬佩奥在视频中表示，中国共产党自称代表中国以及中华文明，这连共产党自己都知道是谎言，因为若中国政府真心认为自己代表中国人民，北京不会花费比国防支出还高的预算来镇压及监控他的子民。 系列视频希望提及美、中两国过去不愿面对的议题 余茂春也表示，系列视频是想要继续与中国人民更深入互动，讨论过去美、中两国政府避免探讨的问题，像是台湾、人权、新疆等议题。余茂春表示，这些议题长时间存在，而且正在变得越来越严重，所以必须将中国人民带入这些问题的讨论。同时，中国人民也有“知道讯息”的权利。 余茂春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蓬佩奥选择在此时推出系列视频影片和中共即将迎接二十大无关，因为无论是哪位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中国共产党压迫人民的行为已经维持了几十年。不过，对于习近平可能的连任以及台湾海峡未来的危机，余茂春则表示，当一个领导者上位太久，就会变得野心勃勃，忽略身旁的劝谏，并作出错误的决定，像是普京攻打乌克兰便是如此。不过，过度扩张的野心也将使领导者逐渐衰亡，因此，习近平应该也开始意识到自身政策的荒谬，像是中国国内人民对于新冠”清零”政策的反弹，以及感受到国际对于台湾和新疆议题的大量批评。
近日，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中国政策顾问余茂春教授在《台北时报》发表文章，倡导建立“北大西洋印太公约组织”，以对抗中国对世界自由秩序的威胁。面对多元化的亚太地区，建立这一组织的必要性有多大？自由亚洲电台就此专访了余茂春教授。 统一全球防御联盟系统 问：余教授，您建议成立这个北大西洋印太公约组织（NAIPTO） 最主要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余茂春：解决几个问题。第一是使得美国全球盟友系统统一化，因为美国的共同防御条约系统，一个是欧洲式的，一个是亚洲式的。欧洲式的是多边的，是三十多个国家共同防御。在亚太地区，联盟性质是双边的，就是美国与日本、韩国和菲律宾等有双边的条约。但是日本、韩国和菲律宾之间并没有一个共同防御的系统，这和北约的条约系统在性质上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提出建立北大西洋印太公约组织，就是要把美国在全球的联盟系统统一，把它们变成多边的集体防务条约。 当然，共同的防务必须来自同一个基础，就是有共同的威胁。现在中国主导的威胁对全球都是有影响的，不仅是在亚太地区。当然亚太地区是非常明显，很多中国周边国家都感觉到威胁。但同时在欧洲，尤其是北约国家，它们也感觉到很大的威胁。现在北约明确提出，中共对欧洲的安全是一种系统性的挑战，是systematic challenge，所以现在北约和美国都在积极地采取措施。 问：现在亚太地区有自己的防务体系，你是觉得这种体系不能满足需要，是吗？ 余茂春：印太地区没有国家之间的防务体制。虽然有东盟，但东盟对中国这样一个威胁未必就是非常有效的防御措施。它是一个区域性的经济、政治联合体，但在经济上、军事上它还顶不住。所以它还需要美国介入，另外就是需要强大的集体安全条约。 另外，这个地区除了东盟之外，没有一个真正的共同防御体系。现在有四边会谈，但它并不是一个共同防御组织，它还只是一个战略对话。 问：您提出这个概念，是因为美国政府内部有什么动向吗？ 余茂春：这样说吧，这种必然性一直存在，大家或者是一种感觉，或者是一种呼吁，我是提出了一种明确的系统性的建议。之前也有一些相关的具体事情在做，但没有明确的说法。现在提出了这种系统性的建议，对于之前所做的具体事情或许会有积极的影响，但也或许没有。我觉得，这个话我必须要说。 问：到目前为止，您有收到什么反馈吗？ 余茂春：反馈很多，有很多朋友表示支持。这篇文章首先在《台北时报》发表，然后由（华盛顿）哈德逊研究所转发。我现在是哈德逊的研究员，也是他们中国中心的主任。很多朋友对我表示，这种提法比较清晰明了。 各国的态度 问：您的建议实际是北约组织的一个延伸，那为什么不单独成立一个美国与印太国家的联盟呢？ 余茂春：因为北约和印太地区国家面临的是共同的威胁，尤其是俄乌战争把中国和俄国拉得很近。中国和俄罗斯基本上就是沆瀣一气，在战略表态上，在对俄乌战争的认识上，中国和俄罗斯都是唱一个调子。他们都赞成以文明、语言为基础来对其他国家提出领土的诉求，中国也是以历史为基础，说多少多少世纪以前，我们的祖先就在那里，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的。这些说法完全忽视国际法和世界政治的现状，所以实际上都是非法的。 中共和俄罗斯站在一起，最近又在军事上共同行动。比如俄国和中国的军队在亚太地区，他们搞共同的轰炸机巡航，在日本海地区向以美国为首的联盟发起威胁。而且我们看到，中国和俄罗斯的军舰在东海地区还有共同的行动。这些东西在军事上都是非常有意义的举动，所以周边国家受到的威胁都是共同的。 北约自己也承认，中共对北约的威胁也是存在的。北约早就说过，亚太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也是他们的责任和义务。 问：您在文章中也提到，北约过于依赖美国来维护欧洲安全，美国承担了北约70%的防务开支；现在又延伸出来一个北大西洋印太公约组织，你觉得欧洲会愿意在其中承担多大的责任呢？ 余茂春：从两个角度来说，第一，欧洲国家也认为中共对他们有威胁，美国在这方面与欧洲有共同的认识；第二，正是由于美国对北约的防务负担过重，所以美国的战略重心已经转移到印太地区，以对付中国。欧洲的盟友国家也都同意要作战略转移，欧盟也说他们同中国的关系是系统性的竞争关系，就是systemic rivalry。这种说法与美国把中国当作头号战略竞争对手是不谋而合的。 另外一点，美国的战略重心已经转移到印太地区。从程序上讲，欧洲的北约国家也必须要同意，因为美国不可能继续像过去那样承担北约的军事开支。这种战略转移对北约的欧洲国家不需要太多的说服工作，因为他们和美国对中国的全球威胁的认识是比较一致的。 问：但是这个北大西洋印太公约组织在印太地区还是面临一些问题，比如印度。印度一直主张不结盟，而且印度一直与这些大国游刃有余。您觉得这个组织有可能包含印度吗？ 余茂春：这种新的联盟构想完全是自愿的。印度实际也受到中共的威胁，印度受到中国威胁的切肤之痛可能比很多其他国家都要深刻。如果印度不想加入这个共同防务组织也可以啊，你可以自己去对付中国的威胁。我想，印度迟早会意识到这种组织是必要的，对它自己国家的利益是有用处的。 就拿瑞典和芬兰的例子来说，他们以前一直是不结盟，瑞典的中立国家地位维持了两三百年，现在面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这个教训，它也感觉不安全，不安全就马上提出加入北约组织。所以这个共同防御的多边组织是很有吸引力的，是保护国家主权最有效的办法。 而且中国共产党在亚太地区最怕的，就是他欺负的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对付他。比如它对东盟的战略姿态，几十年来，它都是坚决反对东盟发表针对中国的共同声明和共同行动。所以它一再坚持要双边的协定，比如中国与菲律宾领海上的争端，它一定不能让东盟集体支持菲律宾，一定要马尼拉与北京之间的双边谈判。这就是分而治之，中共一贯搞这个。所以从对手的角度看，也需要多边性的共同防御联盟。 问：还有台湾问题。外界看来，欧盟国家似乎一向不想因为台湾问题得罪中国。如果把台湾包括进这个军事同盟，你觉得欧盟国家会有顾虑吗？ 余茂春：这种顾虑当然是有的，但顾虑在逐渐减少。因为最近几年的发展，尤其是乌克兰的战事，让台湾人民受到教育，也让全世界人民受到教育。乌克兰事情发生了，这是俄罗斯做的事，那么中共是不是会对台湾做同样的事情？从逻辑上看，从理念上看，他们会采取同样的措施。中共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它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因为它觉得俄罗斯开了一个先例，它下一步就是对台湾。所以，欧洲国家以及美国等国家对保护台湾有更迫切的感觉，所以这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可能产生的影响 问：这个北大西洋印太公约组织是一个军事同盟，如果成立起来，它对印太地区国家和中国的经济关系，以及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关系会有什么影响呢？ 余茂春：如果大家团结起来对付中国的军事威胁和它在经济上的强制措施，中共也会害怕的。就拿澳洲来说，澳洲前总理说中国应该开放，让国际社会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中共就大发雷霆，对澳洲实行大规模的经济制裁，停止买它的煤炭，停止买它的酒。但如果澳洲加入这个同盟的话，可以采取共同行动来对付中国的不合理措施，中共所受到的损失会很大的，因为这是集体行动。这样就会大大减少中共做这些蛮横举动的可能性，它只能在单边关系中做出一些非常不合理的事情。所以，如果大家都在一个集体里边，中国要做这些事情是非常困难的。 世界上很多国家，尤其是亚太国家对中国经济有依赖，但中国对这些国家的能源和市场等等也有依赖，这都是双向的。中国想惩罚一些国家，但它往往给自己的人民造成的痛苦比它自己想象的要大得多。 问：中国近年来和西方的关系比较紧张，这个北大西洋印太公约组织如果成立的话，会在多大程度上加剧双方的矛盾呢？ 余茂春：不是说成立这个组织会让这种关系恶化，而是中国自己的行动加剧了矛盾。如果中国减低自己的挑战性，那么根本就没有成立这个同盟的必要性。 问：您这个提议的前提，是中国对印太地区乃至世界的自由秩序构成威胁。但我们知道，华盛顿有些专家并不认为中国是在威胁其他国家，而只是随着其国力的上升，想要争取与它自身实力相称的话语权。你怎么看这种观点？ 余茂春：我觉得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在华府持这种观点的人越来越少，现在只有少数几个人还在说这种话，这种姿态没有与时俱进。中共还不是话语权的问题，它是想把自己这套统治模式，把对经济、政治和文艺等全面垄断性的控制方式向全世界扩张。比如它在南海的主权声索，它在全世界搞“一带一路”，它总是觉得美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是一种水火不相容，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国的外交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斗争哲学指导下来进行的。所以，它对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都是基于这么一种理念来的。
中共历届领袖，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再到习近平，毫无例外地坚信两个东西：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由于这两个论题有巨大的逻辑矛盾和缺乏实证，中共几十年来热衷于发动各种各样的大规模运动，把原本是经济的问题、公共卫生的问题、救灾救难的问题、文化娱乐的问题、读书学习的问题、运动比赛的问题、病毒疫情的问题，等等等等，一律变成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利用对全中国资源的垄断，集中力量办大事，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论证共产党的了不起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其结果反而是祸国殃民，集中力量办坏事和蠢事。从土改、镇反、大跃进，到文革、清污、天安门大屠杀，再到全民特务监控专政、高科技境内境外封杀异己、种族灭绝、集中营制度、全球大撒币、全民大清零，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让中共的政治制度的劣势暴露无遗。 没有习近平就没事 这是错误看法 目前，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内外交困、民怨沸腾，不少人认为这是因为习近平这位领导人刚愎自用、志大才疏，事无巨细都要亲自瞎指挥。不少分析家也错误地认为习近平与他之前的中共政治领袖相比，是出奇的专制独裁和走火入魔，因此没有了习近平中国就没事了，世界也就太平了。其实这是非常不对的看法，因为习近平固然治国无方，但他不是问题的症结。当代中国的主要问题，都是因为制造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这种政治领袖的共产主义独裁专制制度。 在这种独裁专制的共产主义制度下，所有的中共领袖都具有政治理念和政策方针的高度的连贯性和一致性。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这些前领袖比起习近平来，同样是走火入魔的马列信徒和杀人不眨眼的大独裁者。毛泽东当然是杀人如麻的超级历史罪人，搞了几十年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工程，几千万中国人死于一个理想、一个领袖、一个思想。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屠夫超过了毛泽东的邪恶程度，连希特勒和史达林也望尘莫及。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是马列信徒，但邓小平不是一位有浪漫诗人气质的共产主义信徒，而是一位干部型的共产主义领袖，能够更加有理性地贯彻共产主义的蓝图，理清了共产主义统治手段的轻重缓急，把四个坚持做为治国纲领，不但拯救了中国的经济，还使得共产党的专政更加有效。但这位改革大师也同样是一位杀人魔王。毛泽东主要是以搞政治运动挑起群众斗群众来坑害中国人，而邓小平是直接用共产党的坦克、机枪、大炮对准中国人民直接扫射和屠杀，而且理直气壮，口口声声宣布要靠镇压和严打来维持共产党政权的安定团结。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独裁统治当然为世人不齿，但是邓小平还有点自知之明，搞韬光养晦，对自由民主世界搞卧薪尝胆，等待未来时机来实现中国共产党主宰的英特纳雄耐尔（法文L’Internationale音译，意指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理想）。 权力绝对垄断 造成傲慢腐败愚蠢 习近平不如他的前任聪明，不怎么识时务，误以为韬光养晦和闷声干坏事的时代已经结束，东升西降了，民主制度已经过时了，中国式的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要领导全世界了。所以习近平当政的十年，基本上没有了中国这种共产主义独裁政治体制的遮羞布，在他身上反映出来的中国的内政外交，基本上更加清晰地展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弊端和特征。这种政治制度的清晰度和透明度的增加，教育了全世界，震醒了长期以来被中共灌输了迷魂汤和蒙汗药的美国政治菁英，是扭转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因素。 那么在习近平身上展现出来的这种中国政治制度的弊端和特征是什么呢？当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共产党对权力的绝对垄断。这种权力的绝对垄断所造成的制度劣势，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也就是权力的傲慢、权力的腐败，和权力的愚蠢。 权力的傲慢是中共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由于共产党垄断的权力不能受到任何力量的制衡，中共的国内国际政策非常的霸道，为所欲为。以这次疫情为例，原本是一个公共卫生的大危机，必须用科学和医学手段来对付。但是自二○一九年年底武汉爆发疫情的第一天开始，中共政权从来就没有以科学的态度手段来对付疫情，而是以政治手段不顾人民生命死活对疫情全面封锁和掩盖，对知情人士进行镇压和封嘴。中共对疫情处理的每一个措施，都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形象，证明共产党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所谓制度优势。正是因为共产党的权力是傲慢和无敌的，所以全国各地一定不能有疫情的蔓延，不管病毒的传播力量多么的无情和恐怖，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一定不能有病，否则就是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抹黑和亵渎。为了显示共产党无所不能，为了证明社会主义集权制度的绝对有效性，习近平一声令下，全体清零，两千六百万的上海人民就一夜之间堕入水深火热之中，把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顷刻间变成一座由流氓打手管控的巨大集中营，手段之残酷，苦难之惨烈，充分体现了中共集中力量办坏事蠢事的制度缺陷。这是中共大跃进式政治狂热病的再发作。 中共体制下的权力的傲慢还反映在其外交政策上。中共在自己觉得国力不够的时候，往往在国际上宣扬所谓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每当自我感觉良好一些，觉得自己翅膀硬了，中共在国际上就奉行所谓的“大国外交”，在国内政策上的那种自大狂，就自然而然地反映在其外交政策上。世界上没有比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更加令人瞠目地狂妄自大和傲慢无礼。难怪中国在世界上基本上没有一个真心的朋友，所有跟中国接壤的国家，不是饱受中共的欺辱和挑衅，就是心怀戒心，即使是北韩和巴基斯坦这样唇齿相依和全天候的朋友，也若即若离，不能完全靠得住。 权力的腐败是中共体质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得不到制衡的权力，必然是腐败的权力。这种体制的腐败是制度性的、坍方性的，是侵蚀到灵魂的腐败。 《纽约时报》曾经经过多年的调查，发现中共的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家家都是亿万富翁，在香港等处秘密拥有巨额财产。全中国有两千多名省部级高级干部，中共十八大以来，就有两百三十多名以贪污罪和其他罪行被逮捕。这个犯罪率是全中国老百姓犯罪率的十几倍以上。中国基层干部的贪污腐败更是令人发指。在上海的法西斯式的封城期间，被囚禁的居民们愤怒地发现，不少居委会的芝麻官也囤积居奇，截获救援物资为己有，置待毙的饥民于不顾。有人说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就是一个巨大的犯罪集团，这个说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可以想见，如果中共领袖再向上海市民宣扬中国处理疫情的所谓“制度优越”，会显得是如何地荒唐和不合时宜，两千六百多万上海人民真正能够相信这种谎言的肯定不在多数。 中共高官愚昧无知 国际政坛笑话 中国的制度之所以展现不出优越性，还在于垄断权力的愚昧之处。一个傲慢和腐败的政权，不可能真正奉行科学治国，也不可能获取正确和精明的政策建议和咨询，因为在这种制度下，最高领袖往往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是天才，是战略家，其最高指示绝对不能妄议，稍有异议，一定是重刑或人间蒸发。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共这种制度性地制造和延续愚昧和无知的机制毫无改变，最近几年甚至还有变本加厉的趋势。因此，明明是十分荒唐愚昧的政策措施，往往被吹捧为精明之作、国之瑰宝。中共高级官员的愚昧和无知，在国际政坛上常常是茶余饭后的取乐谈资，令人唏嘘哀叹。 中共宣传机器常常提到，中国的制度性的优越造就了目前中国的盛世。毫无疑问，中国在最近十几年内国力大增，经济军事都有快速发展。但是这种所谓的盛世，和中国傲慢腐败和愚昧的共产主义制度没有必然的联系。首先，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中国人民摆脱共产党的公有经济，以及国际自由经济体系提供了机遇而造就的巨大的财富的增长。这个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巨大的财富，被垄断的国家权力武断地占有和盘剥，充实了共产党的腰包，发展了中共的军力。 而最主要的是这种暴发户似的经济成功，根本没有制度性的逻辑保障，主要是靠非正常的临时性的国际环境。而这种国际环境正在飞速改变，对中共这种掠夺式的经济成功构成致命的威胁。 中共宣传机器津津乐道的所谓盛世，是一个国富民穷的虚假的盛世，是一个精心编制的神话，是过去三百年来第三个虚假的盛世。 第一个是所谓的乾隆盛世，其傲慢腐败和无知的制度性缺陷，很快就被十九世纪的工业文明暴露无遗。第二个虚假的盛世是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同治中兴，虽然也镇压了叛乱和造反，也有了虚张声势、外强中干的洋务运动，但同治中兴的傲慢腐败和无知，也很快暴露这个虚假的盛世的制度性的缺陷和弱点，同治盛世也很快灰飞烟灭了。 习虚假盛世 处于被颠覆惊恐状态 目前习近平治下的第三个虚假的盛世，根本经不起民主自由制度的挑战。和乾隆盛世和同治中兴一样，目前中国的所谓盛世也是弱不禁风的，它时刻处于一种随时被自己人民颠覆的惊恐状态之下。因为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中国政权最恐惧的是中国的人民，在国际事务上中共最害怕被告知中国共产党不能代表中国人民，以及中国和中共是两个不同概念这个最明显的事实。 这个盛世的制度性的虚弱，还反映在其对国际舆论的极度敏感，一直处于被国际民主势力和平演变的绝对恐惧之中，只能不断给自己打“勿忘初心”、“四个自信”和战狼外交之类的强心剂。一个远在重洋的美国人在推特上发帖声援香港示威，就会造成盛世大国的政治痉挛；一个漫画动物会造成盛世大国动用全国的资讯力量全面绞杀审查。有人说中共是一个巨婴，有一个貌似强大的躯体，但还是一个没有发达的理智和摆脱本能冲动的婴儿。其实黑格尔在二○○多年以前也说，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专制社会，实际上还长期停留在文明的幼稚时期，还没有成熟。但是黑格尔没有想到的是，一个处在文明幼稚时期的巨婴，却拥有改变甚至统治世界的雄心。这样的英特纳雄耐尔，一定不能让它实现。 （全文转自自由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