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粵語文化節圓滿成功——政要祝賀中華文化學校十五週年
2026 年 6 月 24 日
华南理工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广东省发酵与酶工程重点实验室主任林影教授，日前与华南理工大学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助理韩双艳教授，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题，「呼吁中国人民，尤其是大学生们反对独裁，争取民主与自由」，一时间震撼网路，可以说是开启了2025年蛇年，打蛇灭共的大幕，敲响终结中共政权的丧钟，文章金句超越了中国历史改朝换代前所有的「口号」。但随之而来，人们更关注两位教授的安危。 林影与韩双艳堪称举世无双的巾帼英雄，这篇文章也具有「为解体习近平独裁政权告全国学子书」的意味——一篇横空问世的讨共檄文。 文章精心打造，字字珠玑。虽然仅从中共近40余年的历史，痛陈「强化其专制政权」，无所不及的「彻底控制」，将锋芒直接指向从江泽民执政期开始之后的暴政。但其实已经暗示出中共邪恶整体从流氓起家，马列幽灵附体具足九大邪恶基因推进而来的必然结果——「独裁的政权正在逼近一个无法回头的深渊」。 两位女性所指的「深渊」代指了所有灾难，呼吁所有的被压迫者起来，推翻「剥夺基本人权的政权」的专制独裁政体，争取民主与自由。 文章高度凝练了习近平2012年上台以来的罪恶行径，就中共社会的现状陈述来看，更易于处在苏醒期或懵懂期的大学生以及民众接受，因为都是他们亲历的哀痛悲惨现实的写实。 文章从「清零政策」与民众的愤怒，简述了那个黑暗年代习近平独裁政权对人性的杀戮。 「大规模镇压」抗议活动，肆意抓捕抗议者，自由也被剥夺，「毫不留情地压制」民众的声音……所有的一切不过是为了「维护政权稳定」。中共就是非法政权也同时埋下了伏笔。 文章以点带面，秉笔直书，大有春秋笔法特色。在第二要点中述及「996工作制」与青年困境，暗示了今天川普(特朗普)总统重拳「关税」的一个核心问题：「血汗工厂式的工作制度」——中共「强制劳动制度」带来的恶果。 文章剖析中共暴政与谎言的方式，其中之一就是「加强对网路平台的监管来封杀」，道出了民众的心声。中国人在「政府的铁蹄下默默承受」，因此才会有生命倏然而逝，天灾人祸不断的现状。 黑暗现实中，中共为了牢固谎言防线，不但以暴力威胁大学生「在言论上保持沉默」，且延伸到「对于历史的讨论」也不得不面临「严厉的审查与打压」。与以往的反共檄文有天壤之别的是，文章在陈述了近期中共暴政之后，回溯到「天安门事件」与历史遗忘的要点。因此，无论从任何层面看，都是前所未有的超越。 正如文章所言，任何提及「天安门事件」的内容，都面临着删帖（删文）和封禁。 而实际上，1989年天安门军队屠杀学生，与1999年中共邪恶独裁政权党政军镇压真善忍修炼团体，都是中共的「死线」，还不是「红线」，没有仅为敏感话题那么简单，所以，两位女性的有如此胆略，冲天豪气，必将载入史册。 1989年天安门学生运动希冀「政治改革」或「民主化」而被枪杀坦克碾轧，而此后持续的镇压方式变更为剥夺生计、酷刑伺候、监禁、失踪、等方式，与刺刀见红本质上并无区别。 「当代中国大学生所面临的困境: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被彻底压制，甚至没有基本的行动自由。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生们的声音变得微弱，甚至消失」。 文章告诉了当代大学生的至理：大学生不站出来，就只能直面死亡。 文章在基于世界普世价认同与个案实例分析之后，水到渠成般，给习近平新时代下出论断，显示了所有大学生的困境：「不仅仅是一个政权的独裁，而是一个社会的道德沦丧、法律虚无、人民痛苦的局面」。 更重要的是，带有启蒙革命式的箴言金句，饱含着哲理与深情：如果今天你们不站出来，明天你们将成为另一个历史的受害者。 在层层递进中，文章最后的诉求更加理性与直白：「民主、自由与人权」是终极纲要。 文章在分述中，具体内容较之历史上终结独裁体制的方式，更加直接，不仅仅只是要求「开放党禁报禁」，而是「废除对党的专制控制」，结束一党专政，推行民主选举。 文章提到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解除审查，看似「回避」了三权权分立等民主政体的要件，但「允许多党制和公正的普选」显示最终只能在终结中共政权的基础上，才能有民主自由。 同样，改善民生，公平社会、建立法治社会，保障人权前提，是解体中共，只有这个基础上才能实现。 所以，文章作者在开头以「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亮出身份，这与苏联解体前，先行抛弃共产主义节点中，鲍里斯·叶利钦公开退出苏共（1990年），成为俄罗斯联邦推动解体的关键人物的情景极其相似——提供了一个解体中共中共的「超级大模型」，说是蒋经国「以专制手段来结束专制制度」的升级版本也不错。 从这些意义上看，林影韩双艳也打响了和平解体中共的第一枪。具有伟大的丰碑、或卓绝的里程碑意义。 要知道，中共的暴政独裁统治，一直铁铸着「万马齐喑」的悲哽，从泼墨女董瑶琼到白纸运动，「上海的坦克人」、彭载舟不要独裁，「不要终身制」「要人权」的呼声，再到方艺融、梅世林，民间勇士层出不穷。但底层民众的勇猛无畏，当局视作「草莽」，以国家机器、网路「宵禁」方式掐灭，最后只见网路肃杀，只留得一片死寂。 林影与韩双艳则不同，她们俩是体制中的量级任务，头上本就有闪耀的真实光环，更是当代中国少的真正「才艺双馨」「德艺双馨」之人。 林影是名震遐迩的女士，堪称重量级科技人才。作为教授、博士生导师，生物科学与工程学院常务院长，她在华南理工大学、生物科学工程学院中身兼多个要职，包括有，主任、副理事长、委员、专项项目负责人、专项专家组专家、首席联席科学家等等。因此，这篇文章末尾呼吁大学生的份量是前所未有的：「站出来反对习近平的独裁，呼吁民主与自由」，并以「为了自由，反对独裁;为了民主，奋起而战」结尾，这是中共体制遭到最重一击，甚至能让人感到是她俩带着使命而来，吹响了震天的号角。 同时，也显示了中共已经失去了全部根基，觉醒的不仅仅是劳苦人群，而是高知、中国的精英阶层已经起来——积跬步，以至千里；积小流，以成江海！ 与林影一同署名的另一位重量级人物韩双艳，「主要从事蛋白质工程与生物催化领域的研究」，两人都具有相当国际影响力，林影2005年就曾在美国路易斯安娜州立大学做访问学者。韩双艳也是「自主产权」的开发者。 再看来看看两人供职的华南理工大学：2025年位列中国内地前三，在国际主流榜单排名情况，THE排名；U.S.News全球排名、ESI国际学术排名，都有相当表现力。其中，轻工技术与工程还连续多年全球第一（软科排名）；材料科学与工程位列全球前30（QS学科排名）；这些与两位女性的杰出贡献不无关系。 文章署名中，华南理工大学的公章，闪灼的是标志性的无尽的光芒。 那么两位伟大的女性的背景，对他们横空问世的杰作出来之后，有否影响？ 不过，在当前中共想要科技「领先」巩固政权的前提下，如果开刀顶尖级科学家，后果「不堪设想」。 当然，我们还是希冀两位伟大的女性平安。但愿习近平在看到内参后不至于恼羞成怒，掀翻桌子，批示「严惩不贷」，而是严禁传播，竭力封杀，不露痕迹，装聋作哑。 我们还希冀体制内广传这篇檄文，纷纷以各种方式助推「天灭中共」的洪势。 最后要说，这部引领时代的作品，总会让人想起多个朝代覆亡前的那些经典名句，「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而王侯将相宁有种，态势已成；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模型已经浇筑，伐无道！更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版本——「为了自由，反对独裁；为了民主，奋起而战!」 ※本文转载自《看中国》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看法）
回顾2024年的中国政治，一个有目共睹的方面，是中共官员的腐败，以一种雨后春笋般的态势冒出，其中，令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接连连接出事。两任防长李尚福和魏凤和受火箭军的腐败案影响落马，军委委员、政工部主任苗华也在12月被拿下，临近年末，又有陆军和南部战区两位原副司令员涉嫌严重违法。 部队的腐败不过是中国官场腐败的冰山一角。据不完全统计，今年落马的中管干部达59人，相比去年45人，增加四分之一多。这59名高官中正省部级官员有9名，包括前不久被查处的山西政协主席吴存荣，以及曾任司法部长的江西省政协主席唐一军、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国家体育总局原局长苟仲文等，创下了2012年中共十八大反腐以来的新高，几乎每周都有一、两个高官落马。至于副省部级以下遭查处的官员，没看到这方面精确的统计数字，怕是今年少说也有几万人吧。 打“虎”成绩单，反证当局反腐失败 当局把不断创新高的落马高官数量，说成反腐的成效，以此证明所谓反腐的决心。从宣传的角度看，当局这么“吹”也不能说它有错，确实，如果反腐没下多大决心，不会有如此多的高官被拿下，然而，这个打“虎”成绩单恰恰说明，反腐本质上是失败的。 如果只看一、两年落马官员的数量，反腐显得高歌猛进，但把这个时间拉长，从2012年到现在的反腐态势，可知当局的反腐实实在在失败了。为什么这么讲？从一般逻辑看，在当局大力度的反腐下，头几年落马官员的数量会很多，可到后来，随着一整套治理腐败的制度和机制的建立与完善，被查处的官员数量应该越来越少，及至最终接近于零，才是正常的。假如落马的官员越来越多，则说明这个反腐是失败的，至少不成功。 当局的情形正如此，先高后低再高。十八大后的前几年，在王岐山主抓反腐下，落马高官数量一年比一年多，但到了十九大后的前三年，根据官方统计，落马高官数量有所减少，可这个趋势在后两年没保持，2020年后，无论被查处的高官，还是违反当局八项规定的领导干部，数目又逐年创新高。一种辩护的观点是这样解释的：中国的存量腐败太大，以致只要加强反腐，落马官员的数量就会很多。这几年被查处的官员，相当部分都是在退休几年甚至十几年后，有个别极端的甚至已退休30年，似乎印证了这种解释。 然而，此辩护站不住脚，因为在当局倒查的同时，很多官员在官方通报中，不忘一句“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显然，在当局看来，十八大前的腐败是存量腐败，十八大后仍然腐败属于增量腐败。以前述9名正省部级官员为例，在任现职4位，退居二线、在人大政协任职3位，后者严格说来，也属于现职，还是占了落马官员的多数。即便不算2位已退休的官员，这7名官员也比过去几年要多。而解放军高级将领的腐败，也多是军中新贵，甚至是中南海当权者的亲信，其腐败是典型的增量腐败。故对大多数落马的腐败官员，真实情况是，他们的腐败存量和增量兼有，不能严格区分。 当局反腐没有取得胜利，亦可从近年中纪委全体会议公报对当年反腐部署的表述一窥真相。 2022年十九届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称，着力查处资本无序扩张、平台垄断等背后腐败行为，斩断权力与资本勾连纽带，坚决查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资源交易等方面腐败问题，持续推进金融领域腐败治理，深化国企反腐败工作，深化粮食购销等领域腐败专项整治。2023年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提出，更加有力遏制增量，更加有效清除存量，坚决查处重大腐败案件，严肃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加大国企、金融、政法、粮食购销、开发区建设等领域反腐败力度，紧盯重点对象，严肃查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谋私贪腐问题。2024年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表示，继续紧盯重点问题、重点领域、重点对象、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把严惩政商勾连的腐败作为攻坚战重中之重，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烟草、医药、基建工程和招投标等领域腐败问题等。 从过去三年中纪委全体会议的公报表述，不难看出，虽然在反腐的具体思路上有些差异，但对增量和存量腐败都要同样严惩，把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胆大妄为者作为反腐的重中之重，这个方向是一致的，此外，像国企、金融等领域，多年都是反腐重点，说明这些领域的腐败一直生生不息，并没有因之前当局反腐力度的不断增强而有缓和。 中共腐败，内生于体制 这不是否认当局这么多年，打下了大大小小的“老虎”，对所谓正风肃纪、从严治党，没起到一点震慑作用，可年年反腐“老虎”年年增多的事实，也反证了中共腐败无法从根本上得已遏制和纠正。正是在此意义上，说当局的反腐是失败的。失败的根源就在于，中共腐败是一种内生于制度的腐败，必须从政治体制上去根治，但当局现在的反腐，虽然也力图建立一些遏制腐败高发的制度，然而，在控权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无所作为，甚至进一步强化权力对社会的支配；再加上当局不允许引入外部力量来监督，这使得党内反腐看似刀刃向内，却伤筋而不动骨，刮骨而不疗毒。 腐败的产生是权力过大又没有有力约束从而导致权力滥用。对权力最好的约束是分权，但在一党制尤其像中国这种唯领袖是瞻的党国体制下，不说外部分权，内部的分权制衡也很难形成，这就导致对党内各级权力机构尤其一把手又尤其最高领导人的监督和约束统统失效，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现在中南海当权者采取的从严治党和反腐模式是，我可以做那个不受任何监督和约束的皇帝，但手下大小官吏，上至总理，下至村长，则不能成为大大小小的皇帝。他想以此来杜绝腐败。然问题在于，要想官员不做大大小小的皇帝，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体系就必须到位，这依赖于两点，一是让全社会参与配合监督，群众会用雪亮的眼睛盯着官员；二是上级要能指挥得动下级的监督体系。可如今的反腐模式第一点是排斥的，当局怕引入群众监督会造成反腐失控，威胁党的统治。第二点，虽然下级监督机构有义务配合上级监督机构，可当下级监督机构的命运掌握在同级党的一把手手上时，它真正听从的是同级党委特别是一把手而非上级监督部门，从而导致上级监督部门很难对下级的党政领导起到实质性的监督作用。还不论在上下级的垂直系统中，存在着官员之间的利益勾连。 退一步，假定领袖之下的大小官员的违纪和腐败行为都能因反腐力度的增强而被遏制，领袖如果腐败，有谁来监督和遏制？又或领袖个人廉洁自律，可其家人和亲信，还有他用来打击官员腐败的监督工具本身，若打着其旗号，或背着他搞腐败，谁又能监督和遏制？毕竟领袖只是个凡人，没有三头六臂，他自己不可能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监督官员上，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必须依赖党的监督体系，甚至依赖其亲信和家人。但后两者一旦失灵，最后一道防线就没了。而谁又能说他依赖的体系和人不会滥用权力？倘若领袖亲近的人腐败照旧，对于下面的大小官吏，无论当局怎么打击，都会想方设法去腐败。 也许中南海当权者不信邪，觉得在他的霹雳手段下腐败是能管住的，可当局其实意识到植根于体制的腐败是遏制不了的，于是用“反腐取得阶段胜利”、“反腐永远在路上”之类含糊其辞的说法蒙蔽大众，以让社会看到反腐希望。正如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所宣示的，当局努力反腐不假，可就像西西弗斯神话的寓意，没有政治体制变革，没有党政分开，没有权力分立，没有外部监督，没有财产公开，再用力的反腐，从长时段的最终结果看，都会徒劳一场。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回顾2024年的中国政治，一个有目共睹的方面，是中共官员的腐败，以一种雨后春笋般的态势冒出，其中，令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解放军的高级将领接连连接出事。两任防长李尚福和魏凤和受火箭军的腐败案影响落马，军委委员、政工部主任苗华也在12月被拿下，临近年末，又有陆军和南部战区两位原副司令员涉嫌严重违法。 部队的腐败不过是中国官场腐败的冰山一角。据不完全统计，今年落马的中管干部达59人，相比去年45人，增加四分之一多。这59名高官中正省部级官员有9名，包括前不久被查处的山西政协主席吴存荣，以及曾任司法部长的江西省政协主席唐一军、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国家体育总局原局长苟仲文等，创下了2012年中共十八大反腐以来的新高，几乎每周都有一、两个高官落马。至于副省部级以下遭查处的官员，没看到这方面精确的统计数字，怕是今年少说也有几万人吧。 打“虎”成绩单，反证当局反腐失败 当局把不断创新高的落马高官数量，说成反腐的成效，以此证明所谓反腐的决心。从宣传的角度看，当局这么“吹”也不能说它有错，确实，如果反腐没下多大决心，不会有如此多的高官被拿下，然而，这个打“虎”成绩单恰恰说明，反腐本质上是失败的。 如果只看一、两年落马官员的数量，反腐显得高歌猛进，但把这个时间拉长，从2012年到现在的反腐态势，可知当局的反腐实实在在失败了。为什么这么讲？从一般逻辑看，在当局大力度的反腐下，头几年落马官员的数量会很多，可到后来，随着一整套治理腐败的制度和机制的建立与完善，被查处的官员数量应该越来越少，及至最终接近于零，才是正常的。假如落马的官员越来越多，则说明这个反腐是失败的，至少不成功。 当局的情形正如此，先高后低再高。十八大后的前几年，在王岐山主抓反腐下，落马高官数量一年比一年多，但到了十九大后的前三年，根据官方统计，落马高官数量有所减少，可这个趋势在后两年没保持，2020年后，无论被查处的高官，还是违反当局八项规定的领导干部，数目又逐年创新高。一种辩护的观点是这样解释的：中国的存量腐败太大，以致只要加强反腐，落马官员的数量就会很多。这几年被查处的官员，相当部分都是在退休几年甚至十几年后，有个别极端的甚至已退休30年，似乎印证了这种解释。 然而，此辩护站不住脚，因为在当局倒查的同时，很多官员在官方通报中，不忘一句“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显然，在当局看来，十八大前的腐败是存量腐败，十八大后仍然腐败属于增量腐败。以前述9名正省部级官员为例，在任现职4位，退居二线、在人大政协任职3位，后者严格说来，也属于现职，还是占了落马官员的多数。即便不算2位已退休的官员，这7名官员也比过去几年要多。而解放军高级将领的腐败，也多是军中新贵，甚至是中南海当权者的亲信，其腐败是典型的增量腐败。故对大多数落马的腐败官员，真实情况是，他们的腐败存量和增量兼有，不能严格区分。 当局反腐没有取得胜利，亦可从近年中纪委全体会议公报对当年反腐部署的表述一窥真相。 2022年十九届中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称，着力查处资本无序扩张、平台垄断等背后腐败行为，斩断权力与资本勾连纽带，坚决查处基础设施建设、公共资源交易等方面腐败问题，持续推进金融领域腐败治理，深化国企反腐败工作，深化粮食购销等领域腐败专项整治。2023年中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公报提出，更加有力遏制增量，更加有效清除存量，坚决查处重大腐败案件，严肃查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的腐败案件，加大国企、金融、政法、粮食购销、开发区建设等领域反腐败力度，紧盯重点对象，严肃查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谋私贪腐问题。2024年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表示，继续紧盯重点问题、重点领域、重点对象、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把严惩政商勾连的腐败作为攻坚战重中之重，深化整治金融、国企、能源、烟草、医药、基建工程和招投标等领域腐败问题等。 从过去三年中纪委全体会议的公报表述，不难看出，虽然在反腐的具体思路上有些差异，但对增量和存量腐败都要同样严惩，把十八大以来不收敛不收手、胆大妄为者作为反腐的重中之重，这个方向是一致的，此外，像国企、金融等领域，多年都是反腐重点，说明这些领域的腐败一直生生不息，并没有因之前当局反腐力度的不断增强而有缓和。 中共腐败，内生于体制 这不是否认当局这么多年，打下了大大小小的“老虎”，对所谓正风肃纪、从严治党，没起到一点震慑作用，可年年反腐“老虎”年年增多的事实，也反证了中共腐败无法从根本上得已遏制和纠正。正是在此意义上，说当局的反腐是失败的。失败的根源就在于，中共腐败是一种内生于制度的腐败，必须从政治体制上去根治，但当局现在的反腐，虽然也力图建立一些遏制腐败高发的制度，然而，在控权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无所作为，甚至进一步强化权力对社会的支配；再加上当局不允许引入外部力量来监督，这使得党内反腐看似刀刃向内，却伤筋而不动骨，刮骨而不疗毒。 腐败的产生是权力过大又没有有力约束从而导致权力滥用。对权力最好的约束是分权，但在一党制尤其像中国这种唯领袖是瞻的党国体制下，不说外部分权，内部的分权制衡也很难形成，这就导致对党内各级权力机构尤其一把手又尤其最高领导人的监督和约束统统失效，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现在中南海当权者采取的从严治党和反腐模式是，我可以做那个不受任何监督和约束的皇帝，但手下大小官吏，上至总理，下至村长，则不能成为大大小小的皇帝。他想以此来杜绝腐败。然问题在于，要想官员不做大大小小的皇帝，上级对下级的监督体系就必须到位，这依赖于两点，一是让全社会参与配合监督，群众会用雪亮的眼睛盯着官员；二是上级要能指挥得动下级的监督体系。可如今的反腐模式第一点是排斥的，当局怕引入群众监督会造成反腐失控，威胁党的统治。第二点，虽然下级监督机构有义务配合上级监督机构，可当下级监督机构的命运掌握在同级党的一把手手上时，它真正听从的是同级党委特别是一把手而非上级监督部门，从而导致上级监督部门很难对下级的党政领导起到实质性的监督作用。还不论在上下级的垂直系统中，存在着官员之间的利益勾连。 退一步，假定领袖之下的大小官员的违纪和腐败行为都能因反腐力度的增强而被遏制，领袖如果腐败，有谁来监督和遏制？又或领袖个人廉洁自律，可其家人和亲信，还有他用来打击官员腐败的监督工具本身，若打着其旗号，或背着他搞腐败，谁又能监督和遏制？毕竟领袖只是个凡人，没有三头六臂，他自己不可能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监督官员上，也没有这样的能力，必须依赖党的监督体系，甚至依赖其亲信和家人。但后两者一旦失灵，最后一道防线就没了。而谁又能说他依赖的体系和人不会滥用权力？倘若领袖亲近的人腐败照旧，对于下面的大小官吏，无论当局怎么打击，都会想方设法去腐败。 也许中南海当权者不信邪，觉得在他的霹雳手段下腐败是能管住的，可当局其实意识到植根于体制的腐败是遏制不了的，于是用“反腐取得阶段胜利”、“反腐永远在路上”之类含糊其辞的说法蒙蔽大众，以让社会看到反腐希望。正如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所宣示的，当局努力反腐不假，可就像西西弗斯神话的寓意，没有政治体制变革，没有党政分开，没有权力分立，没有外部监督，没有财产公开，再用力的反腐，从长时段的最终结果看，都会徒劳一场。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今届诺贝尔经济学奖颁给三位经济学者，分别是任职于麻省理工学院的艾塞默鲁（Daron Acemoglu）、约翰逊（Simon Johnson），以及任职于芝加哥大学的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官方公布的获奖原因，是表彰他们长年研究制度如何影响经济发展。 他们的研究显示，良好的制度是推动经济成长和社会进步的关键，至于那些法治薄弱且制度性剥削民众的社会，尽管经济增长能昙花一现，却往往无法持续下去。得奖者之一的艾塞默鲁说，他的研究显示了民主的重要性，但现在人们对民主的支持却陷入低潮，令他担心不已。 想了解他们的理论，最好是阅读艾塞默鲁与罗宾逊在2012年出版的《国家为什会失败：权力、富裕与贫困的根源（Why Nations Fail: 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一书。他们考察多国历史，仔细爬梳分析，尝试解释是什么因素导致国家之间贫富悬殊。对于这个问题，历来学者众说纷纭，“制度论”一开始并非那么显而易见。 例如十八世纪末，法国政治哲学家孟德斯鸠就提出“气候论”，认为热带地区的人比较穷，是因为他们懒惰且缺乏好奇心，既不努力工作，也没能力创新。孟德斯鸠还推测，懒人通常也会受到专制者统治，这表明气候不仅可以解释贫穷，还可以解释与之相关的一些政治现象，如独裁。 然而艾塞默鲁与罗宾逊则认为，相比起气候、地理和文化等因素，政治和经济制度才是决定一个国家是富是贫的关键。制度主要分为两大类：一是有利于繁荣昌盛的“广纳型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一是导向贫穷衰败的“榨取型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 所谓“广纳型制度”，指一个社会的政治权力多元分配，不会集中于少数人手上，法律和秩序得以确立之馀，市场也有一套公平机制，保障私有产权不受侵害，广泛群众也有机会共享经济成果，由是诱发每个人专注于自由生产、投资与创新的经济活动。 在这种广纳制度下，人人皆各展所长，市场趋向开放多元，也激发出“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即不停创新，取代过时的事物——国家便可走上繁荣富裕之路了。 与之相反的“榨取型制度”，指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皆被少数人垄断，私人产权难获保障，民间不愿储蓄，也没动力生产、投资及创新，导致经济发展难以持续。 艾塞默鲁与罗宾逊断言，榨取型制度是不会持久的，原因有二。第一，持续的经济增长需要创新（innovation)，而创新与“创造性破坏”是分不开的，但创造性破坏同时也会动摇既有的政权，掌权者害怕这种变化，必会扼杀任何创新，所以在这种制度下萌芽的任何增长，最终都会化为泡影。 第二，主导榨取型制度的少数人能够获得庞大利益（代价当然是牺牲社会大多数民众），所以政治权力会被各方觊觎，大家明争暗斗互相倾轧，导致政治长期动荡。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经济制度自然也被波及，无法确保恒久健全的发展。 看到这里，相信大家都会想到那个近廿年一直趾高气扬、吹嘘经济增长的国家了。毫无疑问，中国政治走的是“榨取型”路线，那为什么又会发生近三十年的“经济奇迹”呢？两位作者在书中也作了解释：“（中国）过去三十年的成功增长，是因为它的经济制度有一根本变化，从榨取制转向显著更包容的广纳制，但高度威权、榨取型的政治制度令这个广纳制变得更困难，而非更容易。（its successful growth experience over the last three decades is due to a radical shift away from extract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 and toward significantly more inclus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 which was made more difficult, not easier, by the presence of highly authoritarian, extractive political institutions.）” 《国家为什会失败》问世的一年，习近平刚刚上台，两位诺奖得主已神机妙算指出，中国依赖引进外国技术和出口低端产品的经济增长，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然而中国的增长也可能会结束（Nevertheless, Chinese growth is also likely to come to an end）”。中国经济前景在两位作者眼中，简言之，就是“一刹那光辉不代表永恒”。 他们估计，中共及中国经济精英将在未来几十年牢牢抓住权力，在这种情况下，历史和他们的理论表明，“具有创造性破坏和真正创新的增长不会到来，而中国耀目的增长率亦将慢慢化为乌有（ growth with creative destruction and true innovation will not arrive, and the spectacular growth rates in China will slowly evaporate）。” 如今十二年过去，中国经济发展果然像艾塞默鲁与罗宾逊预言般，逐渐“清零”，他们的理论再次得到印证，这个诺贝尔奖当之无愧。从今以后，如果有人跟你说：“民主可以当饭吃吗？”你不妨这样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说‘可以’，而且他们精准地预言了，没有民主的国家即使风光一时，最后还是要吃草。”（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
习近平上台后，许多评论指出中国从中共“党天下”成了“习天下”。究竟当今中国是“习天下”还是“党天下”？自1980年以来，同样的中共体制却出了多位风格迥异的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被公认在关键时刻站在人民一边，但是后来都遭到清算。江泽民、胡锦涛虽有抱负，但都无法进行关键的改革。 在中共建党103周年之际，通过对中共近年来五位总书记的分析，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告诉美国之音，中共本质是一个极坏的党，因此胡赵这样的领导人仅是凤毛麟角，而习近平得以完全揽权。蔡霞教授认为未来中国人民的生存、共产党的生存和习一小伙人维持权力之间将有生死博弈。 “党的习近平”还是“习近平的党”？ 习近平登台之前，时任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主任李成先生曾经预测，“由于未来的领袖习近平和李克强没什么政绩，还面临不断加剧的党内竞争，他们很可能比前辈更弱势，不得不更多地依赖集体领导。” 今天应该没有研究中共政治的人再认为当今的中共是集体领导。但关于中共政治的一个新谜团出现了：中共和习近平究竟是什么关系？伦敦国王学院刘氏中国研究院主任克里·布朗（ Kerry Brown）认为，今天“的确有个独裁者统治着当代中国，但那是习近平为之服务的中共，而不是他个人。而且，他和其他人一样，以一种奇怪的方式遭到这个政党的劫持。”为什么是党劫持了习近平？他指出，习仲勋教育习近平，无论党如何对待你，也要对党保持信仰，而且，习近平深信，只有中共才能实现中国的伟大复兴。 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提出相反的看法。她认为在中共二十大之前，是“党天下”的习近平，而二十大之后，则变成了“习天下”的共产党。她进一步指出，中共实质上已经不复存在，中国是被习近平一小伙人继续以中共的名义控制着。 “党天下”养大习近平 “当时，党内和社会上不少人对党和国家前途忧心忡忡”。这是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描述他的前任胡锦涛时期的政绩，而胡锦涛当时带病参加二十大为习近平站台，就坐在会议主席台上。此前，解放军上将王宁曾经说习近平“在紧要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军队。” 自由亚洲专栏作者、中共研究专家高新指出，一些国内政治异见人士当时认为因为中共政权合法性资源流失严重，安排习近平这样有特殊政治资源的太子党成员当接班人，是基于救党图存的考量。 “我个人的看法完全不是这样”，蔡霞教授说。她解释说，中共高层相信江山必须掌握在“自己的孩子”也就是红二代的手里，将来才不会挖祖坟。这就是中共80年代选接班人梯队的来历，习近平也就是在此时被挑出来成为共产党培养的对象。 六四后，党内再定甄选“三标准” 在中共里面可以称作“自己的孩子的”并不只习近平；最后谁成为接班人，这是需要竞争的，除了外界熟知的习近平与薄熙来的竞争外，还有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和前元帅陈毅的儿子陈小鲁等人。但最后为何习近平胜出？ 《晚年周恩来》一书作者高文谦认为习仲勋扮演了关键角色。他生前在党内口碑好，为人正派开明，支持当时的总书记胡耀邦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特别是在中共批斗胡耀邦的党内政治生活会上，习仲勋是唯一一位敢于站出来指责如此作法违犯党的组织纪律原则的人。 蔡霞告诉美国之音《纵深视角》，在六四事件之后 中共对红二代接班人梯队又进行了一次筛选。她相信当时传出的所谓“三条”是真的。一，要选自己的孩子，二，必须是红二代厅局级，三，“开枪派”，即支持六四镇压。而时任人大第一副委员长习仲勋去天安门广场和305医院慰问解放军，这个“投名状”事件对习上位“其实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红二代里面很优秀的陈小鲁这样的就是因为不符合第三条而被淘汰。 二十大两件事让“党天下”变成“习天下” 蔡霞教授披露说，习近平2012年上位之后，党内还有多样化的声音。在2016年十八届六中全会讨论和修改中共党内监督条例的时候，习家军在会议议程外突然提出树立“习核心”话题，当时就有中央委员站出来说现在强调集体领导，胡锦涛就也已经不是核心，为何现在还要提核心？随后的2018年修宪和2021年讨论中共第三个历史问题决议时，中共党内仍然还是有分歧。这些事实说明，当时仍然有人代表中共在发言。 蔡霞教授认为，“党天下”变成“习天下”的里程碑是中共二十大的两个事件。第一是习近平下令当众把胡锦涛强行架出会场，当时会场主席台上的中共要员们“连动都不敢动，连眼珠都不敢转一下”。其次是在媒体前亮相的新常委完全是习近平过去的秘书和现在的秘书。蔡霞说：“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说共产党已经不存在了”。如果说还有党这个名字，其实只是顶着这个党的名字的9000万人这么一个政治人群被习近平这个整个黑帮一伙给绑架了。” 独立时评人蔡慎坤也指出，“二十大彻底告别了改革开放，‘两个确立’意味着习与邓、江、胡时代完成了切割，习天下呼啸而至。” 胡耀邦和赵紫阳为何被中共清洗？ 今年是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35周年，中外学者4月在纽约举行了一场“纪念胡赵和八九民运35周年国际研讨会”。同样是中共总书记，同样是共产党体制，为什么习近平遭到批评，而胡耀邦、赵紫阳却受到纪念？ 中国作家戴晴认为，胡耀邦是真心希望改正共产党的错误，“他算是共产党的好书记，”她说。在胡赵基金会会长张艾枚看来，赵紫阳则认为中国一党专制没有出路，他（赵紫阳）曾经说，除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他不知道中国的民主政治还能往哪转。 蔡霞教授告诉美国之音，在胡耀邦和赵紫阳这两位中共总书记身上存在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他们是共产党的总书记还是人民心目中的好人？ 中共里面有好人，共产党是个极坏的党 关于共产党里面有“好人”问题是一个长期争议的话题。原影响力中国网总编辑苏小玲发表在《纽约时报》的文章说，“共产党不是传说中的‘洪洞县’，里面没多少好人。这自然也不合事实。”中国政论家胡平曾经撰文讨论“为什么最坏者当政”这一困惑性问题。 蔡霞教授认为，胡赵走到中共总书记的位置上是特定的历史条件，并且实属凤毛麟角。她认为这两人是中共里面”公认的好人“，在关键时刻选择跟人民站在一起乃至被中共清洗。蔡霞教授接着指出，虽然共产党里有好人，“但是共产党本身是一个不好的党，极坏的党。”而且，中共本质决定它容不得好人，哪怕你就是到了总书记的位置上也可以迫害你 ，同样可以随时用不正常的手段解除你的职务。 蔡霞比较了在胡赵之后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和胡锦涛。她说一位是老共产党的遗孤，另一位是党培养下的共产主义接班人苗子，这两位中共总书记虽有抱负，但一个不敢踢出临门一脚，一个被破迫喊出“不折腾”，这是因为他们害怕出了共产党给他们划出的“边界”。 习近平与共产党的生存之争 既然习近平将“党天下”变成了“习天下”，这个党和习近平之间是否存在矛盾？伦敦国王学院刘氏中国研究院主任克里·布朗（Kerry Brown）2022年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曾提出一个看法。他说，在当今中国，党仍然是关键，习近平只是一个合适的领导人。 如果习近平的政策制造社会动荡，他本人就变成问题所在，进而遭到反对和处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无情的实体，它无情（统治）的时间比习近平要长久得多。 蔡霞教授与布朗教授看法略有不同的是，她认为中共与习近平之间尽管存在矛盾，但当今中国实际是中国人的生存、党的存在与习一小伙人保持权力大位之间存在生死博弈。 蔡霞教授对《纵深视角》解释说，三年清零，习近平一小伙不顾人民死活，将整个中国变成一个大监狱，白纸运动就是人民遇到生存危机时刻的反抗，它最终迫使习近平不得不解封，而在党内，时任总理李克强设法尽可能的发出他的声音，想把经济逐渐恢复起来。 中国人民是否相信中共能走向民主改革？ 2018年，美国前副总统彭斯在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的演讲中曾经说，“北京仍然口头上在说‘改革开放’，然而邓小平的这个著名政策已经变得空洞。”他希望“中国领导人仍可以改变路线，回归几十年前两国关系开始时的改革开放精神。” 但是蔡霞教授认为中国人民已经不会再相信共产党，因为他们看到了即使经过了改革开放40年，中共仍然可以随意剥夺人民手中的权力。她接着说：“我觉得就是再往下有可能就会推动整个这个国家政治上的松动，逐渐的通过动荡一段时间以后走向民主宪政。”
谈到自由市场经济，就要谈到小政府大社会了。中国人在公元前的汉朝就意识到了官多扰民的规律。英国人在经济起飞的初期，也意识到官场病的内涵，就是官多制造政府事务，为应付事务就要增加官员数量的恶性循环，给老百姓和社会制造麻烦和负担。因此从孟德斯鸠那一代的先贤们，就以中国古代为理想模型，提出了学习中国古代的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 官多了就能管理好社会吗？错。中国古代每一个王朝初年官员都不多，而且国家派遣的官员只派到县官一级。那个时候的管理往往是最好的时候。之后冗员逐渐增加，管理逐渐地混乱无效，而开支却大幅度增加。因此大政府并不代表有效管理。 那么孟德斯鸠们所羡慕的小政府的诀窍是什么呢？就是基层自治。按照国家统一的法令，结合地方或者社团的具体情况，自己管理自己是最经济也最有效的管理模式。美国的民主就起源于地方自治，联合的自治政体就是美国联邦。 既然中国古代和西方现代，都可以建立在地方自治的有效管理之下，为什么还需要一个管到个人和细节的大政府呢？不得不说，这是布尔什维克继承封建农奴制所创造的社会主义模式，是把人民当作农奴管理的封建模式，是方便建立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人的专制奴役的模式。 而中国人两千多年来自由惯了，不适合当农奴，对这种管到个人的模式不愿意接受。于是就造成了严重的官民对立，地方土皇帝们不仅要管到人们烧煤取暖，还要管到生几个小孩。为了完成大领导设定的指标，不惜砸烂农民的饭锅炼钢，不惜制造污染完成GDP。最终目标是为了维持专制的绝对权威。 为什么古代中国的地方自治管理得很好，外族入主中原也不得不接受中国的模式。为什么美国人的地方自治管理得很好？是中国人低人一等弱智吗？马匹文人们帮助共产党制造的这些谣言，的确麻痹了中国人民的智商。一众愚民真的以为自己是低等种族，不配享受和人家一样的民主了，真的以为有低人一等的什么亚洲价值观了。这些谣言有利于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统治。 中国古代的制度进化停滞不前，是因为专制政治管理市场经济的模式，还能维持，也因为没有智慧者发明现代民主模式。但在世界已经进化到民主强国的时代，中国的仁人志士们也曾经很快地追赶世界潮流。但共产党引进了苏俄式的封建制，打断了中国制度进化的步伐。使中国倒退回了三千年前周朝的封建社会，并且青出于蓝。 所谓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也只是半吊子的进化到了半市场经济，加上专制政治，而且还带有苏俄式的计划经济的尾巴。还不如古代王朝时代的全市场经济加上半专制政治。这就是中国大众喜欢看古装剧，羡慕古人的一个心理倾向吧。 所以中国的民主化不是回复古代的制度，也不是满足于中国共产党的半吊子改革修修补补。而是要在回复传统的地方自治的前提下，引进西方的民主制度，保障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也就是要接过上个世纪初建立民主共和的火炬，结束中共专制，再造共和。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美中之间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似乎已经过去了，但是事情的内涵还有可以发掘之处，所以有了本文。 什么风波呢？6月20日，美国总统拜登在提及中国的习近平时，称习是“dictator”，即专制者，引起了舆论关注。国际舆论见仁见智，有的颇为惊喜，似乎这意味着美国政府对中国的认识达到了某种深度，有的则不以为然，认为这个说法危及正在“解冻”的美中关系。中国政府当然“强烈不满”，外交部发言人指拜登的说法“极其荒谬、极不负责，严重违背基本事实，严重违背外交礼仪，严重侵犯中方政治尊严，是公开的政治挑衅”。随后美国方面对这个说法有坚持有缓和，而随着美国财政部长耶伦7月6日抵达北京展开为期四天的访问，看来那种认为此事危及美中关系解冻的判断并不准确。 习是专制者还是独裁者？ 围绕这个说法的种种议论和争吵，我看充其量不过是所谓茶杯里的风波。这意味着我认为这件事根本不应该成为舆论热点。时至今日，会有人把地球是圆的这么一个判断当作新闻吗？一年365天，为什么没有媒体报道某天太阳从东边升起在西边落下？中国有句俗话，叫“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差可用来比拟习近平是专制者这个说法。只是，有人如果看见某人头上有个虱子，一般还是会吱上一声的，而指出甚至还要论证习近平是独裁者，则无异于大声宣告今天太阳是从东边升起的，还赫然发现它必然是从东边升起的。 到这里，读者一定发现了本文的两个问题：第一，中文舆论普遍把“dictator”译为“独裁者”，本文却使用“专制者”的说法，这是不是在避重就轻呢？第二，既然你说此事不值得成为舆论热点，你怎么在事过数周后反而还要就此插嘴呢？ 对于这两个问题，我的答案只有一个。我要说的是：中共政权是一个专制政权，中国民众和国际社会必须对此有清楚、明白、透彻和一以贯之的认识；美国的对华政策不可在忽略、抹杀、忘记这一点的前提下去追求美中关系的“解冻”、友好和合作。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政部长耶伦于短短的几周内相继访问北京的态势下，这一点尤其需要加以强调。 有人会说：中共政权是一个专制政权，这不也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吗？我想说，这恐怕更应该说是房间里的大象。这个说法出自一则英文俗语，说的是人们往往很容易忽略一个巨大而明显的事实。特别是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的背景下，西方权贵与中共政权共谋利益，中共政权是专制政权这个事实已经有意无意地、但却很是彻底、全面地被忽略了。加上中共依靠雄厚财力而展开对国际社会的渗透乃至掌控，在中国之外也不乏其人致力于帮助掩盖和粉饰中共政权的专制性质，鼓吹中国现行政治体制是人类社会所能有的“完美制度”，好像中国已经不存在什么专制政治了。在这种认识下建立起来的美中深度合作，一度达到了所谓“中美国”（Chimerica）的程度。这种认识与相应的美中关系，对美国和全球的危害，不过在近几年里才刚刚开始为清醒的人们所意识到，在公共舆论中远远尚未得到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秃子头上的这个虱子，三十多年来早就被说成是个美丽的蝴蝶了。 中共专制的危害只因习近平？ 是习近平作为专制者教育了从中国国内到国际社会的很多人，人们开始感受到中共专制制度的威胁和危害。可是，习近平也成为不少人的借口。这些人把中共专制制度带给中国民众和国际社会的种种威胁和危害统统归因于习近平一人，借此反把中共的制度问题剥离出去。对他们来说，只要没有了习近平，则中共政权仍然是值得肯定、值得信任的，中国的制度仍然是最为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美中关系也可以一如既往地平稳顺利、共同“闷声大发财”。去年中文舆论的“习下李上”，今年美国政策的所谓“去风险”，都或者明白或者隐晦地把“去习”作为焦点，大约就是这个逻辑。当美国总统亲口说出了“习近平是专制者”时，马上形成舆论热点，其中或许也有这种逻辑在起作用吧？ 有意思的是，持上述逻辑的人，往往是非常看低习近平的能力的。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样一个低能的领导人能够成为对中国利益和国际社会如此巨大的威胁呢？答案是：习近平是独裁者。可是，为什么这样一个低能的领导人能够成为那样一个据说很是了不起的政党、制度和民族的独裁者呢？ 答案其实也是秃子头上的虱子：不就是因为那个政党是一个独裁政党、那套制度是一套独裁制度吗？只说习近平是独裁者，不说中共的制度是独裁制度，那是见树不见林；哪怕你看到的是林中最大的一棵树，还是没有抓住根本。中文里，骂人“独夫民贼”，那是很厉害的；可惜，这里的问题就在于强调了那个“独”字，因为没有一个独夫民贼真的是独自一人在为害国家、危害民族、危害世界的；他总是有所依傍。习近平作为专制者之所以危害极大，归根结底在于他所掌握的那个政党、那些权力是专制的，而且是最近几十年来力量极大地增长了的专制政党和专制制度。这也是我宁愿不用“独裁者”的说法而称之为“专制者”的一个考虑。专制者与专制制度不可分割，专制者不过是专制制度的人格代表。认识到习近平是专制者，固然是正确的，但是还远远不够；如果不能明确认识到中共制度的专制本质，反而独独把习近平从他的党、他的权力体系中拎出来说话，这样的认识不只是可能走入歧途，还会继续为害国际社会，也会继续纵容中共损害中国民众的利益。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中共政治局常委会2月16日召开会议，对2019年底以来长达3年的抗疫成果作出总结，自称中国COVID-19死亡率保持全球最低水平，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人口大国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迹。 很早就为习近平担心，中国严厉清零政策，和其他国家与病毒共存政策相比，如果最终的死亡率相差无几，习近平将如何自圆？如何对暗夜里在社区广场向大爷奶奶们求救一颗退烧药的上海母亲交待？如何对十数亿受困清零管制长达3年的老百姓交待？ 最终证明多虑了，数字是可以创造的。中国3年疫情的死亡总数，先是排除非因呼吸道感染死亡者，再是排除非在医院死亡者，最终的死亡人数统计只有8万馀人。 于是，根据统计，全世界因COVID-19疫情的死亡人口，美国每10万人中有337人居首；中国每10万人中只有6人，最低。台湾的此项数据是70人，也远远超过中国。 但中国公布的死亡人数统计，西方国家不相信，美国纽约时报根据4种不同方式的科学家推估，中国因疫死亡人数在100万到150万中间。中国老百姓也不相信，微博上充斥著各种苦笑与酸言。 有中国网友说得好：“如果一件1年前、半年前、甚至3个月前的事件，他们可以自我粉饰到如此不要脸的程度，那么，历史教科书上那些5年前、10年前、百年前的事情，有半个字可以信吗？” 只是，从中共主政者的立场来看，数字必须被发明、奇迹必须被创造，否则党将不党。疫情初起，中共下令武汉封城，那可是个超过1000万人口的城市！封锁1000万人口这种事，人类历史上从无前例，不但惊坏世人，中共更因此自夸：这是中国的体制优势。 什么是中国体制优势？就是共产党领导、一党领导的国家体制，以及全国一条鞭式的上行下效，而或许更重要的，是习近平领导。这样的体制优势，是中共“西降东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论基础。因此，如果这样的体制优势最终被证明为虚幻，中共将如何自处？习近平怎能继续干？ 目前为止，国际社会对处理疫情方式，包含中国的严格清零、西方的与病毒共处，及包含台湾在内的混合方式，并没有一定的孰优孰劣评价，如何在经济发展与人民生命中取舍，也没有一定的判准。但中国已经有了自己的定论，他们的清零路线是正确的，而这样的体制优势是其他国家没有的。
面对中国的疫情灾难，本栏上篇文章提出了“负治理”这个说法，指出其中的机理在于：政府在疫情中的作为不仅不是帮助民众，反而是变本加厉为难民众、作践民众。实际上，这种现象，并非始自2022年12月以来的疫情政策大转弯、大撒把，而是中国现行权力制度的一贯逻辑和基本特点。现在这篇文章，想进一步说清楚这一点，并希望能够透视“负治理”的根本病灶何在。 在中国生活的人，不论贫富，相信都有这样的生活体验：但凡和政府打交道，一定会障碍重重，乃至受到羞辱种种，至于最后能不能把应办的事情办成，恐怕很难有人敢说有把握。一介百姓，要进政府机关的大门，已经难于上青天。这不是今天才有的事儿，而是几十年一贯制——这话我敢说，因为1985年我在中共党报上写过文章，专门批评党政机关对民众来说“门难进”的现象。现在只是更难进了而已。 更难进的原因之一，在于后来三十多年里中共发展出了所谓“维稳体制”；这个体制的宗旨，就是从根本上把民众看作威胁、看作敌人、看作“不稳定因素”、看作控制的对象。但是，那么多年里的中国高速经济发展，装饰、遮掩、模糊、甚至美化了这种宗旨和体制。当你能从经济发展中分一杯羹时，你不仅看不到“负治理”的存在，你更可能认为中国的治理很棒。不是吗？一个基建项目，比如修条路，西方国家常常十年八年搞不定相关的拆迁事项，中国政府一个星期内可以砸掉几十个村庄，半年以后高速路就在这些村子原来民宅的地基上修通了。人们自豪于这种发展速度和这种行政效率，不愿意去看那几十个村庄的上万村民被强制拆迁的遭遇。 就全国来说，那就决不止是几十个村庄、上万名民众遭遇这样的事情了。但是，没关系，中国政府搞得定这种事情，不怕你不满，不怕你反抗。但凡政府想干的事情，不管民众多么不满意，政府总归干得成——这被一些人名之为“强大的国家能力”，据说是中国发展的秘诀。 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有这个能力呢？很简单，因为它有强大的控制能力。所谓“控制”，在这里，就是剥夺你的自由与权利。事实上，中国政治体制的根本特点，就在于以控制的手段实行治理；通俗地说，就是用为你好的名义来监禁你。 以社会治安为例。毛的时代，社会治安不差，原因是每个人都被那一整套体制严密地控制着。出门要中共党组织开具介绍信，包括出门讨饭也是如此；没有政府发的粮票，你有钱也买不到饭吃；机关集体宿舍楼里有客人来访，在楼门口受到盘查不说，看门大爷事后还会向治安保卫部门汇报。如此等等，不胜枚举。社会治安作为公共治理的基本要务，是这样通过全方位的控制来实现的。 今天的中国改变了很多，但是，毛的时代真的走远了吗？当新冠疫情来临，“封城”、“清零”举措登场时，用以实现在公共卫生问题上的所谓“治理”功能的手段，毫无疑问，还是控制：强力控制，全方位控制，不惜代价的控制！ 不是控制疫情，而是控制民众！控制病毒的传播，那叫公共治理；剥夺民众的权利，那叫政治控制。中共当局的能力，即在于以控制作治理。 控制不是不能部分达成治理的目标，但是，如果一个政府只会以控制作治理，那必定产生一个悖论：随着它的控制能力的不断增强，它的治理能力必定不断下降，最终走向“负治理”。套句网上名言“专业的事情很扯淡，扯淡的事情很专业”到这里，那就是：如果搞控制很专业，做事情必定很扯淡。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悖论呢？要害在于权利，或者说在于权利和权力的关系。什么是权力？权力等于控制能力；权力很大很大，大到无所制约，那必定产生对于权利的践踏与剥夺。一个政府以践踏和剥夺公民权利为主旨，当然，对民众来说，有这个政府还不如没有这个政府——这就是所谓“负治理”。 以三年多来的中国疫情政策看，从武汉肇始，到上海封城，从“动态清零”，到“应阳尽阳”，不管看起来思路有什么变化，政府权力对于民众权利的践踏，这个逻辑是一以贯之的。“动态清零”、严防死守下，不准病人去医院，逼迫人们住方舱，这都是以政府的强大“控制能力”来剥夺你本来的权利。“应阳尽阳”、疫情海啸中，去了医院你也排不上队——一个据称“崛起”、“盛世”中的国家，公共卫生资源如此不堪，如此远远不能满足民众的要求，原因何在？那也正是“中国模式”累年漠视民众权利的结果。前几年，不经严格科学检验即强力地大规模推广国产“新冠”疫苗，是无视民众知情、问政的权利，也是践踏民众在攸关自己生命问题上的自主抉择的权利。现在，不发布相关信息，或者不如实发布信息，也是当局无视民众的知情权；至于拒绝引进国外三年来已经验证有效的相关疫苗，任凭亿万民众在缺医少药的境况中自生自灭，更同样是践踏民众的生命权利。 写到这里，应该可以对“负治理”得出进一步的认识了。所谓“负治理”，就是以剥夺民众权利为基础、为导向、为手段、为目的的所谓“治理”。所谓“负治理”，就是公共权力成为引发、制造和加重公共危机和民众灾难的根源。也可以再套一次那句网上名言：事关权力很专业，事关权利很扯淡——这就势必产生“负治理”。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