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的变与不变：中国政治研究，需要典范转移吗？

编按：林和立教授长期观察评论中国政治，其见解影响广泛。1989年6月，在北京与当时正援救方励之夫妇的林培瑞相见。近年，林和立持续发表分析中国政治的英文专书。2023年8月出版《习近平：中国终身统治者的隐藏议程》（Xi Jinping: The Hidden Agendas of China’s Ruler for Life），林培瑞在书介中指出：

“在过去三十多年里，没有哪位中国观察家比林和立更精确、详细地追踪中国高层政治。他对数据的百科全书式掌握为其洞见奠定了基础，世界若忽视这些洞见，将面临很大风险。”

林和立的最新著作《从孔子到习近平：中国政治的DNA》（From Confucius to Xi Jinping: The DNA of Chinese Politics），即将在2025年3月出版。当许成钢“制度基因”论著在台湾广受关注之际，《当代中国研究通讯》的“新冷战下的中国研究”专题，邀请林和立加入思索“中国研究典范转移”的辩论。

当前，无论是研究中共党史与理论，或是中国具体的政经政策，国外的汉学家乃至关心国是的朋友，往往都遇到颇大的困扰，就是不太容易取得中方各级政府或大专院校的同意，前往进行田野考察，更不能奢望有关当局允许外来学者查阅内部资料。有不少前辈主张探究中国国情要来个“典范转移”，用其他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的方法，来审视那“豪华吊灯中的大蟒蛇”。

其实，虽然中共聘用了数以百万计的网路管理员，高效清理包括自媒体在内的社会媒体中所谓“反党”或破坏稳定的资讯，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与西方关注中国情况的研究机构，如美国的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哈佛大学及史丹佛大学等，都定期发布包括中国社会动荡、抗议事件与罢工等较为可靠的统计数字。中方统计局发布的经济数据，连国务院已故前总理李克强都深知有误导成分，反而是美国与日本的经济学家和研究机构，不时透露更加“接地气”的数字与预测。

美日机构的预测更接地气

我们也可以从另一角度分析中共的理念与政策。马列社会主义运动对中共的启蒙者，从李大钊、陈独秀，至毛泽东、张国焘等，都没有充分依循马克思、恩格斯等著作原意，他们主张的“伟大新世界”，其实都离不开中国数千年农民起义，以及农民领袖取得政权后“马上蜕变成皇朝贵族”的传统。17世纪的明朝末年，张献忠和李自成等人纷纷造反，而张献忠最大的“成就”，竟是屠杀百万名无辜的四川平民。由于这个缘故，近年在中国发动“半恐怖主义”袭击路人的反社会“狂徒”，亦被称为“新时代的张献忠”。当然，最典型的“造反领袖”，是让至少数千万名中国人民死于非命的草莽枭雄毛泽东。至于被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形容为“毛孙”的习近平，则继续把中国打造成连气都透不过的牢笼。1958年，毛泽东在写给郭沫若的诗《读〈封建论〉呈郭老》，就承认他的“建国大业”不过是基于秦始皇的法家封建主义：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待商量。

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得以“打天下然后坐天下”的要诀，相当程度继承了法家早期代表人物商鞅的“驭民五术”，即“弱民、贫民、疲民、辱民与愚民”。正如在延安时代无党派知识分子黄炎培所言，中国的所谓革命家，其实绝难跳出“历史周期律”（dynastic cycle）。当然，习近平自2012年“登基”后的作为，多少也沿袭了秦始皇以至毛泽东的法家兼“和尚打伞”教条。

研究中国政治，其实可从侧面参考华国锋的“两个凡是”。第一个，凡是北京的政策，都要捍卫并确保中共的合法性与主宰一切的权力，即毛与习所强调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眼光锐利如邓小平的所谓“改革家”，在1980年代初，一嗅到来自苏东波兰的“病毒”，随即叫停所有政治改革，并对倾向普世价值的胡耀邦与赵紫阳开刀。第二个“凡是”，是要把挑战中共特权的思想与行动“毁灭于萌芽状态”。受到几千年儒家与法家熏陶的中国人，毕竟“政治基因”已定型，中国人不会造反，有办法与胆量的，大多会是“以脚投票”，千方百计移民，逃跑到自由世界。

归根结底，分析中共的走向未必需要特意参照“典范”。毛泽东、习近平的立国之道与统治模式，是极其原始粗糙的。用保卫政权江山的“两个凡是”，作为分析基础，已有相当解释力。不过，海外“中国通”仍应抱持充分的谦卑态度，因为毛、习与不少领导高干，都是虚虚实实的表演高手；手腕稍弱的中共领导干部，早晚成为无休止党内斗争的牺牲品。中共早年势单力薄，没有所谓的“统一战线”与“情报战”，根本赢不了国民党。尔虞我诈既是中共也是中国的政治哲学，因此分析中国政情的人，不仅需要掌握地缘政治理论，也需要涉及心理、逻辑思维与认知战，种种破解魑魅魍魉话术的本领。如中共怎么在欧美各国以捐款或其他贿赂方法获取认同，在香港栽培特务与操纵港独势力，北京如何利用“一带一路”掌控贫困国家的土地与港口开发权，以“低于成本倾销”（dumping）赢取海外市场等等。

移居海外人士提供珍贵内情

颇为反讽的是，有越来越多理解中共“超限战”的人士，包括前领导干部与其家属，都因为各种原因移民到外国。习近平时期，特别是疫情封控三年，提供了有力的“润学”背景。有兴趣做田野调查的学者，不难在北美、英国、欧盟国家访问到这类人。这些熟悉内情的人士，在中国境内可能预期手机与通信设备受到严密监控，而无法说真话，出国后才能以匿名甚或公开身分畅所欲言。因此，田野访问与量化统计（quantitative analysis）在华盛顿或伦敦，未必无法做得更有效。热衷于方法论，尤其是田野考察的中国研究学者，不必对“无法进入中国”过于忧愁，毕竟中共让你看到的或在档案馆抄到的东西，都可能已被“处理”过，品质往往堪比三鹿奶粉与毒棉卫生巾。

这里也有必要强调，做中国研究的人员，首先必须心术端正，不受遍布全球的中共统战机构与人员的引诱。那些训练有素的说客、外交人员、学术权威，擅于运用“黄赌毒”，还有天花乱坠的条件与好处。口口声声说Never bet against China的权威大学教授，甚至可以信誓旦旦引用“内部材料”证明“习近平并未效仿毛泽东或斯大林‘定于一尊’、中共绝对不会走下坡、绝不会垮台”云云。这类亲共“权威”在政治权谋上固然只是“两个凡是学”的初学者，论学术程度，和“永远党中央核心”的习近平，恐怕也难分高下。

※林和立（Willy Lam）现为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亚洲研究员、美国Jameston基金会中国事务资深研究员、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曾任《南华早报》总编辑。全文转自上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