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有效阻止奴工产品 美国拟对澳加征12.5%关税
2026 年 6 月 4 日
去年11月三藩市拜习会后，外界认为，中国外交的调子不像过去那样带有攻击性，“战狼外交”的色彩减弱了，而在中国国内，一直有人呼吁外交当局重回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不要四面树敌。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人对当局是否真正放弃“战狼外交”表示怀疑。 习近平上周会见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人士，其讲话主基调和用词表述承接了拜习会。谈到中美关系，他说，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但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只要双方都把对方视为伙伴，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中美关系就会好起来。对中国的改革开放，他表示，改革不会停顿，开放不会止步。我们正在谋划和实施一系列全面深化改革重大举措，持续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为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各国企业提供更广阔发展空间。欢迎美国企业更多参与共建“一带一路”，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赢在中国。这些表态让外界再次关注中国当局是否已在回归韬光养晦外交。 在我看来，习近平虽然很少说到韬光养晦这个词，但事实上早已放弃了韬光养晦的外交原则，不可能回归。不过，既然这个问题一段时间来引起了关注和争议，不妨对此作一番文本考察，以求更好地认识该问题和中国当局的外交行为。 中国“韬光养晦”外交方针，是在苏联帝国垮台，世界进入新旧格局交替的“后冷战”时期，由邓小平提出的。它的全称是“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著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被称为“20字外交方针”，其中最重要的是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它让中国成功应对了“后冷战”时期出现的各种不确定局面，化解了国际政治风险。 但习近平上台后一直到现在，中国官方发布的外交档和领导人讲话，很少提到这个词，强调的是外交要“有所作为”、“奋发有为”，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 2013年10月，中国召开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提出了“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但习近平也强调“要更加奋发有为地推进周边外交”。中国后来分别在2014、2018和2023年召开了三次中央外事工作会议。2014年外事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并指出中国必须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这种说法此后成为中国外交的正式表述，也成为中国努力推动的外交目标。在此基础上，2018年外事工作会议强调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2023年外事工作会议进一步指出要围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条主线，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进入一个可以更有作为的新阶段。 2017年10月和2022年10月举行的中共十九大和二十大在关于中国外交的论述部分，主题都是促进/坚持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促进大国协调和良性互动，构建和平共处、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格局，作为中共的外交使命。 王毅是中国外交的最高主管官员，在中共十九大一次开放讨论时，针对外国记者有关十九大报告是否意味著将放弃韬光养晦的提问，他没有明确回答该问题，仅表示，韬光养晦是中国外交的重要理念，但时代在变化，中国发展环境在改变，韬光养晦的内涵和外延也自然相应地在改变。2020年5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美国CNN记者再次问他，中国外交是否已经放弃了韬光养晦原则，变得更强硬，王毅的回答是，“我们从来不会主动欺凌别人，但同时，中国人是有原则、有骨气的。对于蓄意的中伤，我们一定会作出有力回击，坚决捍卫国家的荣誉和民族尊严。对于无端的抹黑，我们一定会摆明事实真相，坚决维护公平正义和人类良知。” 王毅的这两次回答，对中国是否还坚持韬光养晦的外交方针，看起来有点含糊其辞，但他不明确表态，即可把它理解为中国不再坚持韬光养晦。相对王毅的含蓄，中国驻法大使卢沙野在今年3月参加中国两会接受记者采访时直截了当宣称，中国不能够像过去那样一味的韬光养晦了。 官方学者讨论这一问题更早。2012年，就有人建议放弃韬光养晦。时至今日，虽然仍有一些学者主张，韬光养晦依然不能放弃，但更多学者呼吁，中国外交的定位应该从韬光养晦过渡到更多的有所作为和奋发有为。比如清华大学国关学院院长阎学通曾表示：“从韬光养晦变成奋发有为，是中国外交政策的一个重大变化，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质的变化。过去之所以要韬光养晦，是因为我弱你强，我们向国际社会示弱，显示我们对所有事情不介入。而如今的奋发有为则是要向周边国家显示我们的关系是‘我强你弱’，这是根本性质上的变化。” 多数学者之所以建议放弃韬光养晦，原因很简单，中国的实力看起来比10年前强大，就像卢沙野所说，“你现在成为一头大象了，不可能再躲在树后面。”此外，中国面临美国和西方的打压与围堵，即使想韬光养晦，也不可能。 可以说，无论从客观情形还是习近平的主观目的看，中国韬光养晦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事实上放弃了邓、江、胡三代实行的“韬光养晦”外交。但假如人们把韬光养晦理解成一种外交的理念和原则，或许习近平在中国不利的战略环境下，可能在某个阶段会按照该原则来处理外交实务，然而，从他一再强调外交要发扬斗争精神看，实际上很难做到这点。 ※作者为独立学者／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全文转自上报
今年五月，两场峰会同时举行。一场在中国西安，中亚峰会，中共邀约中亚五个斯坦国与会，包括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 另一场在日本广岛，七国峰会，并邀约另外九个国家首脑与会，包括印度、巴西、越南、韩国、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东盟轮值主席国）、科摩罗（非盟轮值主席国）、库克群岛（太平洋岛国论坛主席国）等国首脑，以及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让国际社会大开眼界的是，西安峰会大搞排场、大肆铺张、豪华奢侈，与广岛峰会的简单、简朴、节俭形成鲜明对照。习当局一掷千金或孤注一掷，两百六十亿！如果不是这笔巨资诱惑，这五个斯坦国未必会来。大撒币，于是才有了中亚峰会。帮人购买昂贵的门票，五国首脑这才扬着头、挺着胸，大剌剌地来了。 其实，这两场峰会，不仅比较和见证了制度之差，专制制度的腐败和民主国家的清廉；而且彰显了北京的孤立处境。更多国家团结在美国周围，而少数与中国交往的国家，无非是为了钱，为了一些短期利益。 中共二十大之后，习当局忙于外交。既有跟俄罗斯强化关系的表演，也有跟美国缓和关系的功夫，还有联欧抗美、分化美欧关系的企图。但半年多下来，连收效甚微都说不上，不仅毫无效果，而且呈现反效果。 具体的反应就是，美欧各国、美国和亚洲各国、尤其世界民主国家之间，达成空前共识，团结一致，共同对付共产中国。既有美、日、韩、荷、台的芯片联盟，又有美日、美韩、美英澳、美日印澳、北约等军事联盟，还有七国峰会等国际政治联盟。一致对中共说不，制止北京在台海玩火、在南海滋事、在东海和中印边界挑衅。 今年一月，印度邀请120国举行峰会，聚焦发展中国家和南南合作，唯独没有邀请中国。中共党媒以阿Q心态酸印度：“害怕中国出席抢印度的风头；只要中国出席，印度就黯然无光。”今年五月，欧盟邀请亚太国家举行峰会，欧盟27国加亚太21国，共48国与会，唯独没有邀请中国，只“因理念和观念不合”。中共党媒酸欧盟：“这个世道变了，小国联合起来欺负大国。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并扔下超阿Q金句：“中国因未收到邀请，拒绝参加这次论坛。” 今年四、五月间，西方七国，从外长会议、财长会议到首脑会议，一致定调：去风险化，即去中国化。几乎同一时间，欧盟二十七国举行外长峰会，也达成同一共识。各国纷纷定义：共产中国是最大挑战和风险。 习近平的误区在于，以为能在党内权力斗争中取胜，就能在所有方面取胜。他以为，只要党政高层全是他的自己人，所谓习家军，统一意志，令行禁止，国内没有什么事搞不定。（其实，举凡经济、就业和民生，国内什么事都没搞定）。他以为，只要外交系统都是他的自己人，习家军或战狼，国际关系就没有什么搞不定的。自以为，只要一亮出“大国外交”、“元首外交”、“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什么中美关系、中欧关系、中国和其他国家关系，就没有搞不定的。 所有这些以为，都是自以为，都是误以为。殊不知，正是在中共二十大之后，国际社会才下定最后决心，与共产中国切割，即便没有说出脱钩这个词，至少也是去风险，也就是去中国化。试想，连党内的不同派系、不同意见都容不下，又怎可能听进去国际社会的呼声？你非要在国内搞统一意志，就让你见识国际上的统一意志：对独裁说不，对迫害说不，对威胁说不，对扩张说不。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一周年前夕，中国外交部先后发布了《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和《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以下简称“概念文件”和“立场文件”）两份重磅外交文件。说它们“重磅”，是因为中国外交当局如此“郑重其事”地几乎在同一时间就国际秩序和安全问题以及涉及他国的国际热点事件发布两个文件，宣示立场和态度，还是第一次，尤其考虑这个时间点选择的微妙，显然北京不是临时起意，而是对此酝酿准备了有段时日。 2022年4月，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首提全球安全倡议，早前的2021年9月，他在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上，还提了全球发展倡议。此后外交当局凡涉国际和平与发展问题，必端此两倡议，把它们作为中国外交新的“圣经”。外长秦刚日前在中国外交部蓝厅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中就直言，“概念文件”是破解全球安全困境的中国方案。 两文件所表述的理念、原则和主张几乎相同，不过，鉴于乌克兰危机是当下关注的重大国际事件，“立场文件”比“概念文件”得到的国际反响更多一些。有官方外交学者认为这个文件“真正是从客观中立的角度，对化解乌克兰危机提出了一个理性、均衡、没有私利的方案”。 北京在俄乌间试图制造不偏不倚的平衡印象 兼顾平衡，不在俄乌之间拉偏架，看起来的确是北京要在“立场文件”中表达的一个意图。虽然北京之前始终强调中国在政治、外交、军事上对俄乌冲突保持中立、劝和促谈，但国际社会特别是美欧认为北京偏袒莫斯科，此次它发布这个文件，是要“以正视听”，以文件形式阐述中国在俄乌问题上的立场、态度和主张，对俄乌双方的诉求，既有呼应，又有告诫。比如第一条尊重各国主权，实际含有安抚乌克兰，批评俄罗斯之意，第八条核武器用不得，核战争打不得，也是在劝诫莫斯科不要动用核武；第七条维护核电站安全，则由于目前扎波罗热的核电厂处于俄罗斯军队的实际控制下，是在劝告基辅不要攻击它。 北京在俄乌间试图给世人制造不偏不倚的印象，然而，对待西方特别是美国，可是毫不客气，全力开火。“立场文件”尽管未提美名字，却处处针对美国，整个十二条用中国网民的话说，是要显示美国乃破坏乌克兰和平的“大坏蛋”。比如第一条有暗批美国不尊重世界各国主权的含义，第二条摒弃冷战思维，更是批美抱着冷战思维和心态不放，三、四两条停火止战启动和谈，意思是，美国才是乌克兰和平的最大障碍，第十条停止单边制裁，第十一条确保产业链供应稳定，也都明确指向美国。 北京所以要在阐述中国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十二点主张中夹带私货，猛批美国，套用前述官方外交学者的话，是因为美国想把中国拉到这场危机中去，一直妖魔化中国的立场，试图将发生在欧洲的这场冲突所强化了的联盟架构，快速移植到亚太地区，针对中国展开一系列“战略绞杀”。例如，美国务卿布林肯、中情局长伯恩斯等日前不断宣称，中国正考虑向俄罗斯提供包括武器弹药的“致命性支持”。北京则要在这份“立场文件”中戳穿美国一连串假面具，让国际社会看清谁才是乌克兰危机的“拱火者”。 暗批美国，反守为攻，争夺全球安全秩序主导权 从这个角度说，北京选在俄乌战争一周年时机，发布这份文件，不但是对美欧过去指责中国的一种“正本清源”，即向国际社会准确地传递中国对这场危机的基本立场和化解方案；也是反守为攻，它对美国的批判，含有以下企图：国际社会要想化解乌克兰危机以及全球安全困境，就需新的观念和行动蓝图，而中国通过“立场文件”指出乌克兰危机的原因、化解方案以及未来出路，传递“俄乌冲突不能继续恶化下去”的信号，不像美国，准备将俄乌冲突推到一个更危险境地，中国才是国际安全的负责任者，而美国是它常常指责别人的那个破坏者。 换言之，北京不但要利用俄乌战争一周年的机会，提出一个政治解决乌克兰问题的方案，为此准备加大劝和促谈的介入力度；而且它试图号召全球反美和疑美的国家，带领它们构建一个新的全球安全秩序，以破解当下的全球安全困境。这就是“概念文件”出笼的动因。该文件列出20项重点合作方向，虽然强调要发挥联合国作用，但它所借重的合作平台和机制，如上合组织、金砖合作、亚信、“中国+中亚五国”、东亚合作相关机制，以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中东安全论坛、北京香山论坛、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连云港）等，都是试图削弱美国和西方的领导力，因为这些合作平台和机制是中国能够主导或者和中方有密切联系的，美国主导的平台和机制在这份文件中一个都未列出。北京这样做的用心非常明显，打出维护世界和平旗号，争取反美疑美国家的支持，以及西方内部对中国立场和行动方案的理解，以削弱美国在全球和平与安全议题上的影响力和主导作用，争夺国际话语权。 北京抛出这两份外交文件，再加上稍前发布的《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及其危害》报告，可以明显看出，在和美国及西方的外交竞技中，它不甘处于守势，转而采取进取的外交攻势。这很可能将是中国下一阶段的外交常态。而外交攻势要达效果，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眼下的乌克兰危机。前面提到，在“立场文件”中，北京系统重申了对俄乌冲突的中立立场，但实则偏向俄罗斯，除了有习近平个人作为独裁者的好恶，对普京专制政权天然有好感外，主要是由中国的地缘政治困境决定的。在北京看来，美国在打败俄罗斯后，接下来就要回头带着众盟友收拾中国，所以在战略上中国不得不站在俄罗斯一边。 北京也乐见俄罗斯的国力被削弱 尽管如此，北京也并非不乐见俄罗斯在战争中被削弱。去年俄乌战争爆发不久，我即提出，北京对俄的真实态度，一方面希望俄罗斯的实力在这场战争中被削弱后变成中国的一个小老弟，以后中俄关系由中方主导，俄方只是跟别，改变过去长期俄主中从的局面；另一方面通过俄乌战争，拖住美国，让美国无法分心围堵中国或者延缓、减弱对中国的遏制力度。北京这个真实的立场至今未变。 不过，也要指出，北京虽然希望俄罗斯的国力在战争中被削弱，但不愿看到它被拖垮，否则中国就要独自面对美西方的压力。故北京除了因为担忧西方的制裁不会直接援俄武器外，会在经济和贸易以及一切必要的场合全力助俄，同后者坚定地站在一起，以让俄能够支撑起一场长期作战。王毅的莫斯科之行带有此番使命。可以说，北京认为，这场战争打的越久对中国越有利。此乃北京的阴阳两面，它让国际社会看到的只是它在两份文件中宣示的和平和谈的立场即阳的一面，阴的一面被隐藏在动听的外交话语背后。 （全文转自美国之音）
美国击落中国的“高空侦察气球”后，中方最具象征性的一个对抗姿态似乎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北京隆重接待伊朗总统莱西，并欣然表示他将前往伊朗回访。伊朗可谓美国的主要敌人之一，气球事件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不过，各方信息显示，美方并没有放弃与中方化解气球争端的努力。美国总统拜登周四对美国民众发表谈话说，他考虑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直接讨论中国气球侵入美国领空一事。华盛顿认为这颗曾盘桓美国敏感地区上空的气球是一颗间谍气球，拜登总统下令予以击毁。随后，美国空军击毁了另外三个类似气球的飞行物，但物主至今不详。 拜登在白宫说，美国“不寻求新冷战”，他说他希望与习近平讨论实质问题，但是他“不会就击毁侵入美国领空的中国气球道歉”。拜登没有说明什么时间与习近平谈话，但他补充说，美中之间有关气球事件的交流一直在进行。 华尔街日报也报道说，最近几天，美国和中国一直在讨论安排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国外事办主任王毅在慕尼黑会面事宜。王毅和布林肯都将在这座城市出席2月17日至19日召开的慕尼黑国际安全会议。该报引述知情人士说，会面可能会在慕尼黑安全会议的间隙举行，不过一切尚未最后决定，也可能出现变数。 法新社报道说，拜登有关气球事件的讲话发生在美国议员要求政府提供更多有关信息、美国议员对中国侵入美国领空感到愤怒、众多的美国民众也对中国气球公然侵入美国领空非常惊愕的时候。拜登周四讲话坚定地表示，“如果一个对美国构成威胁的飞行物再次飞越美国上空，我照样会下令击毁”。 不过，拜登同时承认，另外三个被击毁的飞行体目前阶段不能证明与中国的间谍计划是否有关，也不能证明是否是来自他国的侦察工具。拜登表示，他要求行政部门对所有以往飞越美国领空的飞行物进行清点，他指出，美国已与美国的友邦就中国的间谍计划进行了讨论。 针对美国与中国外交官员近来围绕气球事件所进行的交流，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周三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将尽其所能，“确保我们两国之间的竞争和潜在的冲突不会真正演变为冲突，确保两国关系受到保护。” 在中国一方，中国为什么在习近平试图与美国和缓关系的时期派遣高空侦察气球进入美国领空至今令人费解，法国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中国问题专家沙竑（Paul Charon）对本台表示，习近平对这件事事前知情的可能性很小。他还怀疑中方蓄意挑衅的假设，“尽管中国军事理论确实研究过这样的可能性，也就是利用气球去探测对手的防卫系统，或者试探对手的反应。这是因为使用这种高空气球远比使用卫星或飞机更便宜。从这个角度说，但我看不出来中国人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这样做，所以我不太认同这种假设。” 一些分析也认为，气球事件发生的时间也让北京方面尴尬，华尔街日报报道说，中国一直在重新评估其外交政策 ，以重置其与美国的关系，并修复其在新冠疫情的处理以及在安全、工业和领土利益方面的激进做法给中国的声誉造成的伤害。 气球事件发生的时候，正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准备启程前往北京访问的时候，原本预计他将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会晤，这本来是五年多来第一位美国国务卿首次前往北京，但是，气球事件发生后，布林肯取消了行程，但他不排除择日前往北京，而北京在第一时间似乎仍期待中美外交会晤能够实现，但随后中方的口气变得越来越强硬。 王毅刚刚结束对法国的访问，据指出，他在慕尼黑出席会议期间还将与乌克兰外长库尔巴会谈。
中国官方媒体撰写了数十篇有关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的文章，称这位30年来一直批评北京的美国政治人士自私任性，她的台湾之行注定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中国官媒对佩洛西8月初访台的报道，突显了这些官方媒体如何反映北京在各个问题上的世界观，从争议地区的独立问题到侵犯人权问题。 熟谙中国媒体的学者说，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国内视察，到国际领导人的访问，每一个官方访问都给北京带来不同程度的不确定性和宣传价值。 不过艾奥瓦州立大学研究中国新闻媒体的教授何尚恩(Jonathan Hassid)说，那些受到外国媒体和政府关注的访问，很可能会被北京视为一个影响核心议题叙事的机会。 他对美国之音说：“它们可以是非常强大的宣传载体。” 何尚恩和其他专家表示，官方媒体的报道能够力求对中共和习近平进行赞美与合法化，同时反驳外国媒体更具批判性的报道。 一位在美国研究中国宣传的教授说，外国领导人的访问——比如佩洛西的台湾行——对北京来说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但是她说，这些访问同时也提供了相对较高的宣传价值，因为有了额外的关注，“这些访问的宣传价值实际上比严格精心安排的新疆和香港之行要高很多。” 这位在美国东海岸的学者由于担心自身和中国家人的安全，要求匿名。 在中国一家官方媒体工作的人士说，对于中共官员的一些国内视察，北京允许自家媒体的有限报道，但即便如此，这也是“精心安排和高度控制的。” 这位人在中国的编辑出于安全担忧要求匿名。 她在写给美国之音的短信中说：“在这些例子中，你只能报道政府立场。这特别重要，因为这影响着政府在国际舞台上的声誉。” 中国驻美大使馆没有回复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置评请求。 字里行间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在未来几个月召开，届时预计习近平将会获得第三个任期。 那位匿名的教授说，习近平今年6月的新疆和香港之行的目的是向中国的政治精英发出讯息。 她对美国之音说：“做这些视察是宣示他权力的一种方式——像是庆祝胜利，显示他作为国家领导人在那些地区的领导是多么有成效。” 那位在中国官媒工作的编辑也这样认为。她对美国之音说：“(我的机构)想要在报道中展现习近平卓越伟大的形象，官媒只允许报道官方立场，肯定就是这样报道的。” 习近平的新疆视察与联合国人权高专米歇尔·巴切莱特(Michelle Bachelet)的新疆之行，不仅显示出中国官方媒体如何试图推动新疆岁月静好的某种叙事，还显示出北京如何严格控制外国记者的准入。 外国记者是从中国媒体的报道中才得知习近平八年后的首次新疆之行。中国媒体的报道专注习近平行程的微小细节。 这些官媒没有报道任何对中国新疆政策以及对大规模监禁维吾尔人的批评。一些政府和公民社会组织说，中国在新疆(也被称为东突厥斯坦)的所作所为可能构成种族灭绝。 《纽约时报》中国事务首席记者储百亮(Chris Buckley)在一个采访中对美国之音说，那些视察也许禁止西方记者采访，但是官媒的报道仍然是有用的，只要你知道怎么读懂隐字里行间透出来的意思。 人在澳大利亚悉尼的储百亮说：“我们作为外国记者的角色就是阅读这些视察的官方总结，读懂他们在政策上释放了什么信号。” 储百亮说：“这些行程解释得非常谨慎、克制，甚至人为造作，像是政治戏剧。它们在中国媒体中所呈现的方式旨在释放有关政策方向的信号和讯息。” 中国官媒和西方媒体的不同报道方式在巴切莱特结束中国之行的记者会上展现无疑。巴切莱特5月间的中国之行是联合国人权高专自2005年来首次访华。 巴切莱特此行没有记者随行，联合国人权高专办公室说这能让人权高专和她见到的人进行坦诚布公的交谈。但是一位发言人说，巴切莱特试图以召开记者会作为弥补，就如她在中国所做的。 《卫报》(The Guardian)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记者询问了巴切莱特有关她在新疆的准入问题以及备受期待的有关新疆人权侵害的报告。《人民日报》等中国官媒的代表则让巴切莱特比较“真实的新疆”与西方媒体的描述，或者问她有关美国枪支暴力的问题。 上述那位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中国官媒雇员说，官媒机构“报道官方叙事，就是美国总是在抹黑中国，总是想找茬来打压中国。” 英国利兹大学教授金斯利·埃德尼(Kingsley Edney)对美国之音说，北京越来越强调向世界其他地方“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性，像巴切莱特那样的访问有助于这种行动。 何尚恩持类似看法，但是他表示，那些访问根植于历史象征主义。 他告诉美国之音：“不难看到，她的访问给了中国政府想要的，盖上大印，认可新疆没问题。中国政府的黄金标准是，让外国人出面来夸赞他们。” 何尚恩说，这些官方访问在中国具有特别的历史和文化意涵，帝王曾利用这些巡视来行使权威。 他说，即使在今天，官方媒体的报道也在展示“所有这一切的象征意义”。
中共历届领袖，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江泽民到胡锦涛，再到习近平，毫无例外地坚信两个东西：共产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由于这两个论题有巨大的逻辑矛盾和缺乏实证，中共几十年来热衷于发动各种各样的大规模运动，把原本是经济的问题、公共卫生的问题、救灾救难的问题、文化娱乐的问题、读书学习的问题、运动比赛的问题、病毒疫情的问题，等等等等，一律变成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利用对全中国资源的垄断，集中力量办大事，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论证共产党的了不起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其结果反而是祸国殃民，集中力量办坏事和蠢事。从土改、镇反、大跃进，到文革、清污、天安门大屠杀，再到全民特务监控专政、高科技境内境外封杀异己、种族灭绝、集中营制度、全球大撒币、全民大清零，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让中共的政治制度的劣势暴露无遗。 没有习近平就没事 这是错误看法 目前，习近平统治下的中国内外交困、民怨沸腾，不少人认为这是因为习近平这位领导人刚愎自用、志大才疏，事无巨细都要亲自瞎指挥。不少分析家也错误地认为习近平与他之前的中共政治领袖相比，是出奇的专制独裁和走火入魔，因此没有了习近平中国就没事了，世界也就太平了。其实这是非常不对的看法，因为习近平固然治国无方，但他不是问题的症结。当代中国的主要问题，都是因为制造毛泽东、邓小平、习近平这种政治领袖的共产主义独裁专制制度。 在这种独裁专制的共产主义制度下，所有的中共领袖都具有政治理念和政策方针的高度的连贯性和一致性。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这些前领袖比起习近平来，同样是走火入魔的马列信徒和杀人不眨眼的大独裁者。毛泽东当然是杀人如麻的超级历史罪人，搞了几十年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工程，几千万中国人死于一个理想、一个领袖、一个思想。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屠夫超过了毛泽东的邪恶程度，连希特勒和史达林也望尘莫及。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是马列信徒，但邓小平不是一位有浪漫诗人气质的共产主义信徒，而是一位干部型的共产主义领袖，能够更加有理性地贯彻共产主义的蓝图，理清了共产主义统治手段的轻重缓急，把四个坚持做为治国纲领，不但拯救了中国的经济，还使得共产党的专政更加有效。但这位改革大师也同样是一位杀人魔王。毛泽东主要是以搞政治运动挑起群众斗群众来坑害中国人，而邓小平是直接用共产党的坦克、机枪、大炮对准中国人民直接扫射和屠杀，而且理直气壮，口口声声宣布要靠镇压和严打来维持共产党政权的安定团结。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和独裁统治当然为世人不齿，但是邓小平还有点自知之明，搞韬光养晦，对自由民主世界搞卧薪尝胆，等待未来时机来实现中国共产党主宰的英特纳雄耐尔（法文L’Internationale音译，意指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理想）。 权力绝对垄断 造成傲慢腐败愚蠢 习近平不如他的前任聪明，不怎么识时务，误以为韬光养晦和闷声干坏事的时代已经结束，东升西降了，民主制度已经过时了，中国式的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要领导全世界了。所以习近平当政的十年，基本上没有了中国这种共产主义独裁政治体制的遮羞布，在他身上反映出来的中国的内政外交，基本上更加清晰地展现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弊端和特征。这种政治制度的清晰度和透明度的增加，教育了全世界，震醒了长期以来被中共灌输了迷魂汤和蒙汗药的美国政治菁英，是扭转美国对华政策的一个基本因素。 那么在习近平身上展现出来的这种中国政治制度的弊端和特征是什么呢？当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共产党对权力的绝对垄断。这种权力的绝对垄断所造成的制度劣势，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也就是权力的傲慢、权力的腐败，和权力的愚蠢。 权力的傲慢是中共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由于共产党垄断的权力不能受到任何力量的制衡，中共的国内国际政策非常的霸道，为所欲为。以这次疫情为例，原本是一个公共卫生的大危机，必须用科学和医学手段来对付。但是自二○一九年年底武汉爆发疫情的第一天开始，中共政权从来就没有以科学的态度手段来对付疫情，而是以政治手段不顾人民生命死活对疫情全面封锁和掩盖，对知情人士进行镇压和封嘴。中共对疫情处理的每一个措施，都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形象，证明共产党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所谓制度优势。正是因为共产党的权力是傲慢和无敌的，所以全国各地一定不能有疫情的蔓延，不管病毒的传播力量多么的无情和恐怖，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一定不能有病，否则就是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抹黑和亵渎。为了显示共产党无所不能，为了证明社会主义集权制度的绝对有效性，习近平一声令下，全体清零，两千六百万的上海人民就一夜之间堕入水深火热之中，把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顷刻间变成一座由流氓打手管控的巨大集中营，手段之残酷，苦难之惨烈，充分体现了中共集中力量办坏事蠢事的制度缺陷。这是中共大跃进式政治狂热病的再发作。 中共体制下的权力的傲慢还反映在其外交政策上。中共在自己觉得国力不够的时候，往往在国际上宣扬所谓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每当自我感觉良好一些，觉得自己翅膀硬了，中共在国际上就奉行所谓的“大国外交”，在国内政策上的那种自大狂，就自然而然地反映在其外交政策上。世界上没有比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更加令人瞠目地狂妄自大和傲慢无礼。难怪中国在世界上基本上没有一个真心的朋友，所有跟中国接壤的国家，不是饱受中共的欺辱和挑衅，就是心怀戒心，即使是北韩和巴基斯坦这样唇齿相依和全天候的朋友，也若即若离，不能完全靠得住。 权力的腐败是中共体质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得不到制衡的权力，必然是腐败的权力。这种体制的腐败是制度性的、坍方性的，是侵蚀到灵魂的腐败。 《纽约时报》曾经经过多年的调查，发现中共的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家家都是亿万富翁，在香港等处秘密拥有巨额财产。全中国有两千多名省部级高级干部，中共十八大以来，就有两百三十多名以贪污罪和其他罪行被逮捕。这个犯罪率是全中国老百姓犯罪率的十几倍以上。中国基层干部的贪污腐败更是令人发指。在上海的法西斯式的封城期间，被囚禁的居民们愤怒地发现，不少居委会的芝麻官也囤积居奇，截获救援物资为己有，置待毙的饥民于不顾。有人说整个中国共产党的干部队伍就是一个巨大的犯罪集团，这个说法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可以想见，如果中共领袖再向上海市民宣扬中国处理疫情的所谓“制度优越”，会显得是如何地荒唐和不合时宜，两千六百多万上海人民真正能够相信这种谎言的肯定不在多数。 中共高官愚昧无知 国际政坛笑话 中国的制度之所以展现不出优越性，还在于垄断权力的愚昧之处。一个傲慢和腐败的政权，不可能真正奉行科学治国，也不可能获取正确和精明的政策建议和咨询，因为在这种制度下，最高领袖往往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是天才，是战略家，其最高指示绝对不能妄议，稍有异议，一定是重刑或人间蒸发。从毛泽东到邓小平到习近平，中共这种制度性地制造和延续愚昧和无知的机制毫无改变，最近几年甚至还有变本加厉的趋势。因此，明明是十分荒唐愚昧的政策措施，往往被吹捧为精明之作、国之瑰宝。中共高级官员的愚昧和无知，在国际政坛上常常是茶余饭后的取乐谈资，令人唏嘘哀叹。 中共宣传机器常常提到，中国的制度性的优越造就了目前中国的盛世。毫无疑问，中国在最近十几年内国力大增，经济军事都有快速发展。但是这种所谓的盛世，和中国傲慢腐败和愚昧的共产主义制度没有必然的联系。首先，中国经济的发展是中国人民摆脱共产党的公有经济，以及国际自由经济体系提供了机遇而造就的巨大的财富的增长。这个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巨大的财富，被垄断的国家权力武断地占有和盘剥，充实了共产党的腰包，发展了中共的军力。 而最主要的是这种暴发户似的经济成功，根本没有制度性的逻辑保障，主要是靠非正常的临时性的国际环境。而这种国际环境正在飞速改变，对中共这种掠夺式的经济成功构成致命的威胁。 中共宣传机器津津乐道的所谓盛世，是一个国富民穷的虚假的盛世，是一个精心编制的神话，是过去三百年来第三个虚假的盛世。 第一个是所谓的乾隆盛世，其傲慢腐败和无知的制度性缺陷，很快就被十九世纪的工业文明暴露无遗。第二个虚假的盛世是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同治中兴，虽然也镇压了叛乱和造反，也有了虚张声势、外强中干的洋务运动，但同治中兴的傲慢腐败和无知，也很快暴露这个虚假的盛世的制度性的缺陷和弱点，同治盛世也很快灰飞烟灭了。 习虚假盛世 处于被颠覆惊恐状态 目前习近平治下的第三个虚假的盛世，根本经不起民主自由制度的挑战。和乾隆盛世和同治中兴一样，目前中国的所谓盛世也是弱不禁风的，它时刻处于一种随时被自己人民颠覆的惊恐状态之下。因为共产主义制度下的中国政权最恐惧的是中国的人民，在国际事务上中共最害怕被告知中国共产党不能代表中国人民，以及中国和中共是两个不同概念这个最明显的事实。 这个盛世的制度性的虚弱，还反映在其对国际舆论的极度敏感，一直处于被国际民主势力和平演变的绝对恐惧之中，只能不断给自己打“勿忘初心”、“四个自信”和战狼外交之类的强心剂。一个远在重洋的美国人在推特上发帖声援香港示威，就会造成盛世大国的政治痉挛；一个漫画动物会造成盛世大国动用全国的资讯力量全面绞杀审查。有人说中共是一个巨婴，有一个貌似强大的躯体，但还是一个没有发达的理智和摆脱本能冲动的婴儿。其实黑格尔在二○○多年以前也说，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专制社会，实际上还长期停留在文明的幼稚时期，还没有成熟。但是黑格尔没有想到的是，一个处在文明幼稚时期的巨婴，却拥有改变甚至统治世界的雄心。这样的英特纳雄耐尔，一定不能让它实现。 （全文转自自由时报）
2022年冬季奥运周五(2月4日)于主场馆鸟巢正式开幕后，北京也一跃成为全球唯一办过夏季与冬季奥运的双奥城市。本届冬奥会有来自91国近3000名的选手要争夺总计109枚的奖牌，竞争激烈。不过在竞技场外，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现身力挺中国，应对欧美多国的外交抵制，也让这场赛事成为一探中国外交处境的玻璃橱窗。 此次冬奥开幕式以中国“24节气”为主题揭开序幕，场外在鸟巢上空燃放“迎客松”烟花，喜迎来自91国的选手，场内则安排76名不同种族肤色青少年的滑雪等表演，来呼应本届的主题曲《一起向未来》。 双奥时隔14年 凸显中国外交难题 不过，讽刺的是，相较于2008年夏奥吸引到史上最多、超过80名国家元首或高阶官员的热络出席，本届冬奥面临多国抵制。虽然最后仍有60多国派员亲临观赛，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主要西方民主国家因抗议中国人权劣迹，早就发起外交抵制，拒绝派员出席；另外，新西兰、荷兰、瑞典及奥地利等国则以北京防疫管控太严为由缺席，总计近30个国家似乎以行动证明他们很难和中国一起走向未来。 对此，立场被外界视为亲中的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在开幕致词时，除赞扬中国实现当年的申奥承诺外，还提及联合国大会先前通过的奥林匹克休战决议，似乎意有所指地向欧美喊话。巴赫说：“本着奥林匹克和平精神，我呼吁全球各政府遵守你们对奥林匹克休战的承诺，给和平一个机会。” 普京率先赴京力挺 疫情后首会习近平 面对外交抵制，中国官方连月来一再重申反对美方带头将体育运动政治化，并坚称冬奥“不是政治作秀和搞政治操弄的舞台”。不过，有趣的是，冬奥开幕前，中国却自己上演了一场政治重头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习普会。 普京是全球第一个承诺出席冬奥的元首，2月4日当天他的专机降落时，受到中国官媒大篇幅报导，同一天先后抵达北京的还有埃及、塞尔维亚、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元首以及阿布贾比王储穆罕默德、泰国公主诗琳通等各国领袖人物，合计约20多人。 习普会于钓鱼台国宾馆召开，这不仅是普京今年首次出访安排，更是新冠疫情爆发两年多以来，习近平首度与外国元首的面对面会晤。据新华社报导，习近平在会中强调，面对深刻复杂演变的国际情势，中俄矢志不渝深化“背靠背战略协作”，过去、现在、将来都不会动摇。习近平说：“人类社会现在还是遭遇着诸多的挑战与危机，在这个背景下，中俄两国坚守初心，始终保持双边关系的稳健前行。” 疏离西方 习拥抱威权领袖取暖 针对冬奥开幕前的习普会，国际政治专家和维权人士都认为，这恰恰反映出习近平正与西方民主国家分道扬镳，并与威权国家的领导人们抱团取暖的国际现况。 位于英国伦敦的卡迪夫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谢尔盖(Sergey Radchenko)长期关注冷战危机与俄中外交政策，他认为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陈兵15万招致欧美各盟国同声谴责之际，普京飞抵北京观看奥运，除了给足习近平面子外，也再次凸显两国在地缘政治角力上的互相依赖性，尤其普京对中国的依赖可能更多一些。 谢尔盖告诉美国之音:“对俄罗斯而言，中国不仅是重要的经济伙伴。俄罗斯若因对乌克兰的武力威吓或升高欧洲安全的紧张局势而可能面临来自欧美的更多制裁，有中国这个在东边、可靠的合作伙伴就显得更加重要。” 普京盼习近平能在乌克兰局势上做他的后盾，而习近平则有普京在台湾问题上为他撑腰。两国于2月4日签署的联合声明中，俄罗斯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承认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不过，此声明随即引发台湾外交部的抗议，于2月5日透过新闻稿严厉谴责中俄两国“此贬损台湾国家主权的不实表述”和“虚构的一个中国原则”。 人权劣迹每况愈下 西方冷对北京冬奥 台湾外交部声明称:“值此全球关注冬季奥运赛事，纷纷为各国运动员加油喝彩，也关注中国人权劣行之际，中国政府借与俄罗斯高峰会操弄威权主义扩张，有辱奥林匹克五环（The Olympic Rings）所揭橥的和平精神，这将遭台湾人民唾弃，民主国家也会对这样的行径感到不齿。” 人权人士说，西方各国在两届奥运期间对北京的态度从热络转为冷淡，尽管背后也有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的因素，但中国的人权劣迹，包括对新闻和言论自由的紧缩，恐怕才是各民主国家都跨不过的门坎。 2008年北京夏奥前，中国官方曾放宽媒体采访限制、还设立抗议区域等开放作为，一度获得国际赞赏。但位于台北的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施逸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当年中国为了申办奥运而做出的各项人权承诺，随着近年来对新疆维吾尔族的监禁、颁布国安法摧毁香港民主、西藏宗教问题以及拘押台湾社运人士、加大对台军事施压而宣告破产。 台湾代表团出席开幕式触怒人权团体 因此，台湾29个公民团体，早于去年底就公开回应全球超过200多个人权团体的倡议，呼吁台湾政府加入外交抵制北京冬奥的行列，而参赛的台湾运动员则以不出席开幕式来表态。只不过，令人遗憾的是，原本台湾代表团以防疫及交通因素为由，决定不出席冬奥开幕式，但却在最后关头，迫于国际奥委会的游说而改弦易辙，临时决定出席。 施逸翔说:“北京政权过去的作为完全背弃争取奥运主办权给的承诺、完全违背奥林匹克的团结的精神，所以大家才会去抗议，但是今天中华(台北)奥委会、还有(台湾)体育署轻易地就在这个空洞的价值里面，去翻转它原来的决定，更引起大家的愤怒跟抗议。” 双奥相隔14年 中国新闻自由紧缩 持续紧缩的新闻自由也是西方国家越来越难和中国一起走向未来的一大原因。 2008年京奥期间，中国首度开放境外记者可自行携带卫星传输设备，不经审核的采访报导，并首度准许驻京外媒前往各省市自由采访，还有限度开放网络防火墙，让中国人民也能看到部分国际媒体的报道内容。 但今年，中国以防疫为由，将所有媒体限缩在冬奥“闭环式”的采访环境内。冬奥开幕当日，荷兰公共电视台(NOS)记者在国家体育馆外进行连线报道时，还遭中方保安人员强行推离，导致连线中断。 对于中国新闻自由的恶化，无国界记者组织自2月4日起于社媒发起国际宣传活动，透过对国际奥委会各赞助商之广告标语的讽刺，来提醒国际大企业，如韩国三星、日本国际(Panasonic)等助长中国加强新闻管制的严峻现实。 无国界记者秘书长克里斯多夫德洛瓦（Christophe Deloire）透过2月4日发布的新闻稿表示：“赞助冬奥的跨国企业无法宣称自己对中国政府利用赛事之举不负任何责任。我们呼吁这些赞助商不要成为中方宣传的帮凶，并避免助长中国对新闻资讯权利的打压。” 外媒指冬奥预算10倍于官方数字 近年来，随着防疫以及中共“战狼外交”的敌意上升，能够留在中国采访的外媒记者人数已经越来越少，他们不仅在采访上所受到的限制越来越多，还不时传出遭民众围观骚扰，加大采访工作的难度；再加上习近平政府也越来越排外、施政透明度也下降，越发升高外媒对中国政府的不信任感。 以冬奥预算为例，中国官媒报导，在官方强调节约和绿色办奥运下，本届冬奥只花了39亿美元，是20年来成本最低的奥运会。但美国新闻网站《商业内幕》却以实际估算戳破中国政府的不实之言，直指总成本应在385亿美元之谱，是官方公布数字的近10倍。 《商业内幕》报道指出，中方引以为傲的新建场馆，如造价达1.86亿美元的国家速滑馆“冰丝带”、鸟巢和水立方等旧场馆的翻新费用、人造雪以及防疫泡泡相关开支等项目，都未被列入官方估算中。 《商业内幕》引述美国籍体育经济专家津巴利斯特(Andrew Zimbalist)的说法称，很难在中国获得任何准确讯息，因此，“任何官方数字都非常值得怀疑”。 森林保护区盖滑雪场 学者:冬奥难达环境永续 至于冬奥的环保诉求也很可能是另一个谎言。 CNN于1月底的调查报道直指新建于北京延庆的滑雪场，其场址原属当地极具生物多样性的“松山自然保护区”，是在北京申奥成功后，才一改保护区的范围，显然是为奥运让道，牺牲环保，因为原本森林密布的山头为了建雪场被移除了上万棵树木，再加上今年北京降雪不足，为了办冬奥，只能大量依赖人工造雪。 CNN引述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地理学家卡门德荣(Carmen de Jong)的说法，质疑冬奥的做法难以达到环境永续，虽然对环境所造成的实际伤害有多大，因缺乏数据，外界也难以准确估算。 对此，位于台中、长期研究高山森林与生物多样性的台湾生态学会理事长陈玉峰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全力要办好奥运，因此，中国国内大概不会有人去质疑环境问题或在意西方的批评，但他说，这是一个要正视的人道问题。 陈玉峰说:“这些物种(多样性)等(问题)，因为消减的(森林)面积，有公式可以计算，就是物种跟面积大概是呈现2次方到3次方之间的相关，而且是随着面积增大，可能对某些物种会有临界值的这个伤害。” 此届北京冬奥会自2015年申办成功到开幕历时7年，但这7年间，中国面临经济增速放缓、与西方国家外交恶化及香港民主运动等一连串内外的政经挑战。在未来两周内，国际舆论或将回到各国选手在冰雪运动场上的竞技拼搏，但不少舆论分析，冬奥于2月20日闭幕后，中国恐正式印证它与西方国家渐行渐远的冰雪大国形象。
一名德国学者说，不想继续在中国大学教书的原因之一，是教室里都装上了监视器，她担心在课堂上无法进行真正的讨论。她并认为，与中国接触，要认清不可能有“平等合作”。 德国之声（DW）中文网12日刊出对德勒斯登工业大学学者韩尼（Alicia Hennig）的采访。 她说自己有15年的中国经验，原本在商业领域工作，2015年开始在中国的大学工作。她对中国大学里的官僚体制和意识型态管制深有所感。 韩尼教书时，中国已开始限制使用西方教材，她不得不从海外订购所需的“经济学哲学”课程教科书，但她或校方帮忙订的书都被扣在海关。 她的中国同事们突然不被允许再给外国学生授课，只有外国人才能给外国人授课，她相信这应该是从高层下达的指令。 2018年10月她开始在南京东南大学工作时，教室里都已经装上了监视器，这也是她不想继续在中国从事商业道德教学工作的一个原因。她说，人权也是课程中的一个主题，“我不想再在中国教书，因为我担心在课堂上无法再进行真正的讨论”。 韩尼还发现，在人文学科，与外国人一起组织会议变得异常艰难，因为审查过程极严格，要保证在意识形态上完全不越线。在中国进行针对人文学科的国际讨论，变得非常困难。 她说，中国的大学里很多对意识形态的监督和审查。她曾被院长要求删除在社群媒体上的某些评论，“所以我知道自己被监控”。 对于德国一些学校想和中国的大学合作，韩尼提醒，除了学术资金可能会在官僚体系的腐败中被使用，还要注意双方的合作研究方面，“人文科学领域是在意识形态上受到很大限制；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则不能排除（中国）军事上的应用，这是两个非常不同的问题”。 对于“如何与中国进行接触、对话、如何处理相关限制”，韩尼坦言这是很难的问题，她没有完美的解决方案。但她认为，在与中国“平等合作”这个问题上， 应该停止自欺欺人，因为在目前的条件下是不可能的。
德国在周二（10月6日）与其他38个国家，于联合国共同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应尊重在新疆地区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并对香港的政治局势表达关切。参与这份声明的国家包含美、英、欧盟多数国家、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海地等国。 负责发表这份声明的德国驻联合国大使霍伊斯根（Christoph Heusgen）表示，中国政府应该立刻让联合国人权观察员在“不受限制、有意义”的情况下，到新疆地区调查。他提到，中国政府侵犯新疆少数民族人权的行为，包括对宗教自由的严格限制、全面的监视、强迫劳动和非自愿绝育。 针对香港和西藏，声明内也强调坚持捍卫这些地区居民的自由与人权，尤其七月港版国安法通过后，出现越来越多政治压迫的指控。 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对这39国表示肯定，毕竟2019年，英国曾起草过类似的文件，当时只有23个国家签署。 有西方外交官曾表示，中国政府每年都在施压，阻止联合国成员国签署此类声明，威胁要阻止一些国家延长维和任务，或阻止其他国家在中国建设新的使馆设施。 中共与盟友公开反击 面对欧美等国的斥责，中共也不甘示弱，找来盟友们站台较劲。 以古巴为首的45个国家随后发表声明，支持中国政府在新疆的反恐措施，认为这些措施是在对抗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且都在法律容许范围内，用意是保障该省各族人民的人权。 巴勒斯坦特使也在会中宣读包括中国在内的55个国家签署的声明，谴责任何以香港局势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这份声明说，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国安法确保了中国对香港“一国两制”政策的持久性。 中国驻联合国特使张军会后发表谈话，认为欧美联合声明的指控“毫无根据”，且是在联合国会员间“挑起对立”的行为。他痛斥欧美以傲慢和偏见，利用虚假讯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和对政权的抹黑，中国绝不接受，并转而指责美国利用仇中情绪，掩盖境内失控的疫情现况。
美国大使馆早前发布消息称，美国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将于十月初卸下其美国大使职位并离开北京。据《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泰里·布兰斯塔德卸任后，美国驻华使团副团长傅德恩将以临时代办身份负责管理使馆的日常工作，直到新任驻华大使抵达中国。 这条消息引发新一轮中外媒体对中美关系走向特别是全面脱钩的揣测，本月十三号，在布兰斯塔德宣布十月离京时，已经引发中文社交平台的热议，有网友“浮生狂想曲”发帖说：“别了司徒雷登，再别布兰斯塔德，果然 没有历史 只有轮回。”；网友“深海”发帖说：“全面脱钩，喜迎内循环。”；网友“吕明”发帖说：“留给中国人系统性了解世界的时间不多了。不过没关系，我们依然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有网友担忧，按照国家间外交关系五个级别，一级大使级，这是盟国关系，二级公使级，三级代办级，四级断交，五级战争状态，布大使离任后，中美之间只剩第三级对代办，这是否预示中美关系实质性的降级？是否预示热战即将发生？ 一篇题为《布兰斯塔德离任：在废墟上建立的中美关系，正坍塌为一堆更大的废墟》的网文这样写道：“中美在1979年1月1日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被广泛认为是改变了世界格局的历史大事。在外交实践中，两国之间有没有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派不派大使到对方国家任职，在两国发生冲突时有没有召见对方大使，有没有召回本国大使，以何种方式召见与召回大使等等，都是判断两国关系变化的重要标准。 三年前，川普刚刚上任，中美贸易战还没有开打，川普对中国的认识还主要集中在经贸问题上，对中美在制度与意识心态上的结构性矛盾冲突，以及在地缘政治，及军事、科技、国际领导力上的争夺，认识还非常有限。当时的川普，只想着他关注的经贸问题，想通过谈判施压中国，增加对中国产品出口，扭转双边经贸不平衡状态。川普派遣一位与中国在官方与私人层面都很有渊源、并且被中国视为“老朋友”的州长担任大使，很明显是希望通过他的人脉与符号性色彩，强化与中国的关系。但事与愿违，恰恰是在布兰斯塔德担任中国大使的三年多时间，中美关系进入了四十年来的至暗时刻。而布兰斯塔德在9月14日毫无征兆宣布离任，则是双方关系快速崩坏的又一标志。 不管布兰斯塔德离任后，美方是派驻其他人担任中美大使，还是暂不委派大使、以“代办”方式实质上降低双边关系，以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离任为标注，川普的对华政策，已经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四十一年前在废墟上建立的中美关系，正迅速坍塌为一堆更大的废墟。 前中国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前中国驻旧金山领事袁南生在一篇题为《四面树敌是最糟糕的外交战略与策略》的网文强调：不与多国同时对抗，是中国千年外交的一个基本规律。 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外交上四面树敌，与多国同时对抗这种现象，在中国古代外交史上就时有发生，自近代以来更屡见不鲜。1900年6月21日，慈禧太后下了一道宣战谕旨，宣布清军和义和团一起，向俄、英、美、法、德、日、意、奥、西、比、荷11国开战，“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年，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宣战谕旨公布前一天，即20日，慈禧太后就已命清军和义和团向外国驻华使馆发起总攻。不到三天时间，四个使馆被烧毁，随后，攻入并烧毁法国使馆，并一度攻入德国使馆。实际上对列强已不宣而战。“庄王出示悬赏，以励杀敌，杀一男夷者，赏银五十两；杀一女夷者，赏银四十两；杀一稚子者，赏银二十两”。6月25日，更密谕各省遍杀洋人。同时与多国对抗的后果是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 十年动乱期间，中国当时的口号是：“打倒美帝！打倒苏修！打倒各国反动派！”不仅在政府外交层面，四面树敌；在政党外交层面也论战不断：对苏联、印度、意大利、法国等国共产党口诛笔伐。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驳马歇》（法共中央总书记）、《驳丹吉》（印共中央总书记）、《陶里亚蒂同志与我们的分歧》（意共中央总书记）等中共重磅文章，连篇累牍地在《人民日报》头条刊出。 受极“左”思潮影响，文革初期中国与蒙古、保加利亚、印度、缅甸、肯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尼西亚、英国以及民主德国和苏联等10个国家发生严重外交冲突，与30多个建交国发生外交纠纷（孔东梅《改变世界的日子：与王海容谈毛泽东外交往事》，中央文献出版社）。很多国家因为害怕中国大使馆“输出革命”而选择了与中国断交。中国驻外领事馆由14个减少到五个，外国驻华领事馆由原来的30几个，减少到六个。 外交上四面树敌这一现象并非只在中国发生过，世界史上也不乏事例。例如，拿破仑持续不断的对外扩张打破了欧洲各国的权力均衡，沉重反击了欧洲各国的封建制度，捍卫了法国大革命的成果。但拿破仑发动的战争并非都是正义的，战争的性质从自卫反击逐渐转变为侵略扩张，由此招致与多国对抗。1792年奥地利、萨丁尼亚、那不勒斯、普鲁士、西班牙和英国结成了第一次反法同盟。1813年2月，俄、普结盟。英、西、葡、瑞、奥相继加入，结成第六次反法联盟。20多年时间里，法国先后六次与反法联盟对抗，最后被彻底打败。 发生与多国同时对抗的情况，既是高居庙堂的统治者的灾难，更是作为草根的老百姓的灾难。从某种意义上说，外交就是国际维度中交友的艺术。化敌为友，无异于外交突破；朋友越多，外交就越成功；化友为敌，显然是外交悲剧；与多国同时对抗，则是外交的彻底失败。 一个国家发生四面树敌或对手环伺的情况，有主观方面的原因，也有客观方面的原因，但更多是主观方面的原因。四面树敌的一个“树”字，说明对手环伺情况的发生，是自己招来的，肯定是自身对外战略或策略出了问题。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意日法西斯与多国对抗，到处树敌，不断树敌，根本原因是法西斯国家践踏国际准则，把自己的利益凌驾于他国之上，通过侵略战争来扩大自己国家的利益边界，所作所为超过了人类底线。当然，有的时候一个国家出现对手环伺的现象，并不见得是该国做错了什么，确实是其他原因造成的。 概要地说，一个国家出现对手环伺的现象，有多方面的原因，至少有如下几点： 一是因意识形态不同导致对手环伺。春秋时晋楚争霸百年之久，楚国只要把矛头指向晋国，很容易发生与多国同时对抗的现象，但晋国把兵锋指向楚国，则不大可能四面树敌，为什么呢？因晋国与宋、鲁等国一直被视为华夏民族，楚国则一直被视为半人半兽、尚待开发的蛮夷。“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春秋时代的外交有浓厚的意识形态外交的色彩，这使晋国在晋楚争霸中享有独特的软实力，意识形态利益对各诸侯国在晋楚争霸中如何选边站队无形中起到了导向作用。 二是因战略误判、野心膨胀导致四面树敌。美国历史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在《剧变：人类社会与国家危机的转折点》一书中指出：日本帝国统治者高估了自己的能力，给国家带来了毁灭性后果。1941年，正在侵华的日本又同时对美国、英国及荷兰发动突袭，尽管当时日本与苏联之间随时可能重燃战火。日本对英国发动进攻还意味着向英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领土——澳大利亚及新西兰开战，日军随后开始轰炸澳大利亚。1945年，美国两颗原子弹在日本长崎、广岛爆炸，苏联对在东三省的日本关东军进行反击。同年8月15日，日本最终走向了无法避免的结局——无条件投降。 三是挑战世界头号强国导致对手环伺。国家与国家打交道与人与人打交道的道理一样，国际社会老大的圈子与人群之间的老大，其交友之道也有相似之处，身前身后总少不了唯老大马首是瞻的小兄弟们，老大对小兄弟们自然要护着、帮着，如果挑战老大，事实上就等于同时挑战了老大的小兄弟们，与老大过不去往往无异于四面树敌。二战时，日本突袭美国珍珠港，导致日本同时与英国、法国、苏联、澳大利亚、中国等处于战争状态。新中国开国不久，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与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开战，联合国军是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第84号决议组建的，由美国、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希腊、土耳其、哥伦比亚、泰国、菲律宾、南非、埃塞俄比亚共16个国家的作战部队组成。中美在朝鲜开战，使中国同时与16国处于对抗状态。当时，全世界就七、八十个国家，新中国开国初期就与世界上将近四分之一的国家在战场上相见。 四是与某国家集团中的一国对抗往往导致与该整个国家集团对抗。自古以来，国家与国家之间往往通过结盟来拓展盟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国家集团中，甲国往往对乙国提供安全保证，或相互之间提供安全保证。二次世界大战前，英法对受到德国严重威胁的波兰提供了安全保证，德国进攻波兰后，英法对德国宣战，成为二战爆发的标志。二战后，美国组成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任何国家挑战北约的任何一个成员国，往往会引起连锁反应，形成与北约多国同时对抗的局面。 应对对手环伺的情况，必须把握好国家的发展方向，不能走抱残守缺的老路和复辟倒退的邪路。晚清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环伺为什么垮台呢？根本原因之一就是对世界大势视而不见，倒行逆施，拒绝改革。 应对对手环伺的情况，既要会争，也要会让。外交既是斗争的艺术，也是妥协的艺术。长期以来，每当谈到“妥协”这个概念的时候，人们总是把它作为一个贬义词来对待，甚至把“妥协”和“投降”相提并论，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外交要协调多方面利益关系，平衡各种利益矛盾，这里面就必然有妥协。理智、精明、巧妙、适度的妥协是一种高超的斗争艺术，是以暂时或局部的让步来换取双赢，来保障长远的利益。 顾维钧在回忆录中特别指出：“我谈到中国有一句为大家普遍接受的谚语‘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在外交上却不能接受这条成语，因为国家是不能任其破碎的。但在外交上也不能指望百分之百地成功，如果你想达到百分之百成功，而对方也这样要求，那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因为这样就无法达成协议。”他还说“办外交，要会争，也要会让。当争的时候必争，当让的时候也必让。只争不让，那就是下命令，强迫对方接受我的命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子孙万代的事。我们这一代的人，只能当这一代人的家，哪里能当子孙万代的家？个人还可以‘玉碎’，一个民族，是‘玉碎’不得的”。 外交要争得有理，让得适度，反制对手，不一定每次都僵硬、机械地对等反制。拿捏不到位，就难以摆脱对手环伺的困境。 应对对手环伺的情况，要防止外交为民意所绑架。面对对手环伺，外交既要强硬，也要灵活。评价外交的标准，不是外交是否强硬，而是该强硬时是否强硬适度，该灵活时是否灵活适当，外交为国家利益服务越到位，则外交越成功。外交强硬与外交灵活，都是外交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手段与方法，而不是目的。民粹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往往裹挟民意，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民意绑架下的外交，往往不能化解对手环伺的困境，相反，会进一步恶化国家的外部环境。 晚清时，本来帝国主义列强环伺，外部环境已坏得不能再坏了，但是民意绑架下的晚清外交荒腔走板、走火入魔，清军和义和团一起联合攻打帝国主义列强驻中国使馆，德国驻中国大使克林德等被杀害，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辛丑条约》，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半殖民地状态，这一血的历史教训我们不能忘记。 （全文转自法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