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封城三周年】专访消失近2年的公民记者李泽华（下）

在武汉封城三周年之际，曾因报道武汉疫情真实情况而遭公安带走的公民记者李泽华接受本台记者唐家婕的专访。这位九五后出生的前央视主持人，武汉之行后的人生发生了180度大转弯，现在在纽约学习电脑科学专业，成为一位流落异乡的中国人。他开始了新生活，也在找寻新认同。以下请听专访李泽华的下集：技术极权的斗争者。

【武汉封城三周年】专访消失近2年的公民记者李泽华（上）

我是谁?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李泽华Kcriss，我现在在罗彻斯特, New York. United States. 呵呵…….我觉得有点傻啊，这句话，你觉得要说吗?”

2022年12月中的一个周末早晨，我们到离李泽华宿舍不远的安大略湖走走。温度接近冰点，飘起了细雪，湖像海，浪花一波一波地扑向被白雪覆盖的沙滩。背景有灯塔、有美式的小木屋、有绿色的美国路牌。我提议他在镜头前录一段像之前Vlog一样的自我介绍开场。

李泽华䩄腆笑场好几次，他说，也想过重新做油管影片，但反复琢磨了一年多，还没录出来。

与李泽华见面之前，他已经警告我多次，他整个人变得很不一样。外型变了，成天在书堆里学代码，加上前阵子膝盖开刀，健身荒废，人圆了一圈。见面后，让我更讶异的转变是他心境上的。看25岁以前李泽华担任央视主持人时，在船上徒手抓着大鱼、用夸张的表情跟村民采蜂蜜、在七彩的舞台后空翻……那位曾在B站上夸口要成为中国第一Vlogger的传媒生，全国朗诵大赛一等奖的赢家，牵着哈雷的重机车手、在地上转圈的街舞者、穿着垮裤的饶舌歌手……现在通通不在了。

眼前的李泽华，一连两天穿着一样的蓝衬衫，前晚写代码到三点，眼角挂着黑眼圈。像浪花打来又退去，剩下一片纯粹的沙砾，无滤镜。我问他:现在的李泽华是谁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好难回答对我来说，这太难了，我发现构建这个世界常规的一些事，有它的肌理，以及你深入一件事情去看的话，你会觉得I don’t know anything! (我一无所知)，就是这种感觉。说我是谁?我就是一个学习者，不断在学习的人，不断发现自己啥也不是的一个人(笑)。”

当中国九零后迈入中年

1995年出生的李泽华在江西长大，中学时辍学。他叛逆、曾差点被送进少年看守所，最后一个人跑到深圳商场打工、卖电脑。那是胡温主政下的中国，他在深圳看见改革开放后的大千世界，向往着上海、北京大城市的繁华。于是复读，几年后还真的考上了排名第一的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系。才华洋溢，又生有一张韩版男星似的脸孔，李泽华在毕业后顺利进了央视，挑大梁主持美食节目，走遍中国大江南北。

“我其实还蛮感谢我之前的工作，让我不再想去探索所谓的外部世界了，就是一个内心变得更笃定了。在中国，尤其2020年我一直在闭关，我哪都不去，一直在学习，准备托福、GRE，自学高数、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数理统计。那时候就已经对现在的整体生活是有预估的。”

李泽华读书，以前沉浸于文史哲学，他读易经尚书、读鲁迅，也读卢梭、康德与尼采。2020年冬天，在武汉派出所的询问室里，公安拿出共产党百年理论吓唬他，他反过来瞪大眼睛，向七八位穿着制服的大汉说起历史。

“他们跟我说一百年前共产党的承诺，我就跟他们说当年马克思这个屌丝为什么巴着恩格斯借钱？为什么要骂英国资产阶级的压迫?他们(公安)跟我讲列宁、马克思，我就问，你们知道马克思跟费尔巴哈、黑格尔是什么关系吗?”

李泽华今年27岁，自嘲已经进入中年：

“有意思的是，人每天的生活是人一生的小小微分嘛，从微积分的视角来看人生，你会发现变化是累积的， 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我们人生轨迹，或内心状态是线性、或非线性，但在某个阶段或许有些非线性的节点或函数，使我们发生剧烈的变化。但这种每天一点一点的变化，到现在来到美国，最大的变化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比以前更冷静了，更沉稳了，有时候又觉得好像到中年了，哈哈哈哈少年结束了。”

九零后的一代中国人进入中年，他们成长记忆里的中国是闷声发大财、是拥抱世界的奥运烟火，也是不断高筑的防火长城，和他们掂高脚尖探索自由知识的渴望。

后来，李泽华读了英国演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读《连线》主编凯文·凯利的《科技想要什么》……科学书籍像是打开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他思索，如果文明发展的主体不是人类，是技术本身，我们是谁?我们可以是什么?

“后来逐渐开始学一些真正的知识，我看了MIT的公开课程，尤其是数学方面的，我当时英语越来越好，整个眼界和世界的宽容度突然变得大很多。 我觉得在中国，尤其当时那样的环境，连话都不让说，就觉得很烦，就觉得有毛病吗?”  

李泽华对中国的现实感到不满，将现今的中国与五十多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相提并论：

“尤其是发现权力的执行者，在我离开后情况变得更加恶劣，大白变成白卫兵，白卫兵甚至都不是专业医疗人员，就是街上的丐溜子，你就会发现整个社会依然停留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没有什么变化。如果文革那时就有摄像机、社交媒体的话，现在大家不会有什么奇怪的，因为没有什么变化。”

高科技作恶

 “你看这书桌就是两个显示器，一个MAC book一个MAC mini，”李泽华介绍着他的书桌，这是他搬到美国一年多来最常待的地方，也是他唯一买的新家具，摆在他老旧宿舍窗边的一角，像挺立的堡垒。“那是一个声卡、这是一个麦克风……。”。

桌上三个显示器上都是代码或是人工智能研究的论文，他说现在很少看书了，看论文像是读到最最前沿的知识，让他兴奋、也让人谦虚。从艺术生转到理工科，这么大的转弯为的是什么?

“ 首先是因为我们在中国那个环境， 长期受到不自由的压迫，这种不自由，尤其是信息上的不自由，再带来了诸多的不自由。我相信目前的这种专制极权，或信息极权、数字极权，他是由技术带来的，由技术带来的问题，也许只有技术本身才能解决。”

武汉作家方方在她广为流传的《封城日记》其中一篇反思科技的文章中写道：“微博有一种技术：就是你以为你发出去了，但其实没有人能看得到。自从知道有此一技术后，方明白：高科技作起恶来，一点不比瘟疫弱。”

李泽华有相同的感受。

“我觉得库兹韦尔说的技术奇点好像就要到来似的，如果一个极权在使用一个这样的技术在控制人民，那人民想要反诉他，甚至我连认识对手的机会都没有，我觉得很有必要把现在最前沿的技术和最落后的社会制度，正在利用这些前沿技术干的事情，把它抽丝剥茧、扒开揉碎来讲，这是有意义的。”

“这也是你在公众视野中消失这么久，愿意再重新出来讲的原因吗?”记者问。

“对。”李泽华说。

那天早晨在安大略湖边走着，李泽华哼起了崔健的《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他正准备毕业、展开新生活，他说虽然没想过要面对银行帐户见底这种有点“憋屈”的人生，但心安是归处，他计划用自媒体及新学到的电脑专业做些事，为中文观众科普、解读技术集权。

流散异乡的人，重新找工作、也找自我认同，但挂念总是离不开故土。

怎么定义这个新的自己呢?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天命使然的斗争者，我一定会把那些我看不惯的东西，像极权、像暴政、用我的方法去跟它们斗争。当然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我觉得未来应该会有更多人会跟我走在一起，也许我会成为领导者，或许我也可以只是一个推动者，……。”

在罗彻斯特的雪地里，李泽华突然说出了这个新的身份想象，眼睛一亮，那一万公里外的故乡，仿佛不在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