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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疫情

中国新冠疫情究竟死了多少人?

几个官方数据都不靠谱 按照中国疾控中心公布的数据,从去年12月6日解封到今年2月9日,共有87,468人死亡(2月9日之后,疾控中心的数据不再更新)。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据,截止2023年12月6日,中国感染病例9千9百万(99,320,723),病死12万(121,877)。 这两个数据都太离谱, 地球人没人会信。倒是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讲到了两个相关数据,给出了不同的死亡数据。吴尊友在1月21日发文说,中国解封后已经有 80%的人口感染过新冠病毒。吴尊友在2月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新冠病毒的病死率2022年的12月份是0.08%,那么中国在2022年12月6日解 封以来两个月,感染人数大约是:14亿x80%=11.2亿,病死人数就大约是:11.2亿x0.08%=89.6万。 不过,89.6万这个死亡数据仍然偏低。因为吴尊友说的2022年12月份新冠病死率0.08%这个数据,是国际平均病死率,由于在这段时期中国的 情况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有着很大的差别,因此,我们不能把其他国家的平均病死率,把国际平均病死率,径直地当成中国的病死率。第一,中国的国产疫苗的效力比 较低,第二,在去年12月解封之前,中国人感染过新冠的人相当少。在去年12月这波疫情中,别的国家的人大都是再次感染、甚至三次感染四次感染,故而病死率比较低,唯有中国人,基本上都是首次感染,所以病死率要高得多。这两条加在一起,就造成了中国人最缺乏群体免疫力, 中国成了免疫洼地。面对同一种病毒,中国人的免疫力要比其他国家低得多,因此病死率 必然会比国际平均病死率高得多。因此死亡人数就绝不止89.6万,而是要比这个数字高若干倍。 《纽约时报》2月16日发表文章“放弃‘清零’后,中国到底有多少人死于新冠”。文章提出四种数据:一是基于上海疫情爆发建立的模型:死亡人数——160万,二是基于出行模式的估计——97万,三是基于近期测试数据的估计——150万,四是基于美国死亡率的估计——110万。 从额外死亡人数推算新冠死亡人数 因为外界无从获得中国新冠死亡的可靠数据,一个替代方法是,我们可以根据额外死亡的人数,大致推算出新冠死亡的人数。所谓额外死亡人数,是用某段时期的实际死亡人数,减去以过去数据为基础预测出的同期死亡人数而得。当然,额外死亡人数并不直接等于新冠死亡人数。因为在这中间,除了新冠导致的死亡之外,还有受医疗挤兑影响无法及时就医而死于新冠以外疾病的,还有因外出受限等生活习惯变化造成原有慢性病恶化而死去的,还有因经济困难而自杀的,等等。与此同时,在疫情封控时期,有些死亡又会减少,例如开车坐车的人大量减少,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会减少。但是毕竟,在新冠死亡数据缺少统计或秘而不宣的情况下,额外死亡人数总是给我们推算新冠死亡人数提供了重要的依据。研究传染病流行情况常常要采用这种方法。 先看看中国官方是否提供了疫情期间的额外死亡数据。中国的国家统计局每年要公布人口统计数字,包括该年的死亡人数,死亡率以及和前一年的增减的百分比。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2年末,全国死亡人 口1041万人,比2021年增加27万人。但是请注意,这个“2022年末全国死亡人 口1041万人”是不包括2022年12月的死亡人口的。在1月17日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2022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告诉我们,我国人口每十年做一次普查,最新的是2020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普查到每一个人。10年期间采用抽样调查的方法,再加定向追踪取得一些参数来推算全年的总人口、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在非普查年份,人口抽样调查的时点是每年11月1日0点,所以暂时还没有2022年12月死亡人口的数据。 如此说来,到目前为止,中国官方还没有告诉我们在疫情期间——主要是在疫情海啸期间——中国的额外死亡人数。 外界倒是有人研究额外死亡人数的。8月24日,美国医学会杂志官网(JAMA Network)发表了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几位华裔学者的研究报告。研究发现,中国在结束清零政策后的头两个月内,也就是从去年12月至今年1月,30岁以上的人的额外死亡人数估计有187万。这项研究是根据中国一些大学公布的死亡率数据抽样以及中国互联网上搜寻进行的。 从尸体火化数据推算额外死亡人数,再进而估测新冠死亡人数 在中国,要了解一段期间内的死亡人数,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查看尸体火化数据。中国禁止土葬,死人一般都是火化,而各个火葬场的尸体火化数据是有记录的。当然,在实际上,也有些地方是把死人土葬。尤其是在疫情海啸期间,火葬场不堪重负,因此在广大农村,有不少地方的农民是把死者就地土葬,还有自己搭起架子把尸体火化的,这些死者都没送进火葬场,因此不在火葬场火化的统计数字之内。但尽管如此,查看火葬场尸体火化数据仍然是我们了解死亡人数、从而推算出额外死亡人数、再进而估算出新冠死亡人数的重要依据。 4月13日,《华尔街日报》刊文说,该报调查发现,中国30多个省、市或区,通常每季度发布一次的尸体火化数量的官方报告要么消失了,要么没有按时更新。南京市从2020年第一季度以来,发布的每一份报告都删除了尸体火化数这一项目。《华尔街日报》向中国民政部和南京市有关部门发出问询,中国民政部和南京市有关部门都未作回应。《华尔街日报》说,尸体火化数据的缺失让估算难度大增。 这当然是中国政府心虚。它知道到外界会根据尸体火化数据推算出额外死亡数据,然后估计出新冠疫情死亡数据,所以它干脆把尸体火化数据统统给删除了。 不过,不知是刻意为之还是出于疏忽,有个别地方的尸体火化数据还是发布出来了,立刻引起了有心人的注意。 7月13日,浙江省民政厅公布了2023年一季度的统计数据。其中,火化尸体数达17.1万具。有网友查询去年同期数据(2022年1季度)发现,相比去年同期的9.9万具,增长高达72%。于是引发网民热议。三天后,浙江省民政厅从官网删除了此数据,网络上的相关话题和讨论也被屏蔽。 方舟子在 X(推特)上写道:2023年一季度浙江省火化遗体数同比增长72.7%,也就是一季度多死了7万人。但一季度新冠疫情已是尾声,关键是去年第四季度火化遗体的数量。即使保守估计去年第四季度火化遗体情形相似,那么浙江因新冠死亡人数也有15万,浙江人口占中国4%,不考虑浙江医疗条件较好,即全国新冠死亡人数4百万,这是下限。 有网友查到河南省县级市长垣市民政局的“2023上半年年中工作总结”。其中明言,该市2023年1-6月共火化遗体1184具,较去年同期664具增加520具,同比增长78.3%。(下面是截图) (网页截图/胡平提供) 又有网民查到广东惠东县广东民政局的“2022年上半年工作总结”以及“2023年上半年工作总结”。这两份文件提到,2022年1-5月,县殡仪馆共完成火化遗体2245具,其中本县户籍的845具;而2023年1-5月,县殡仪馆共完成火化遗体4804具(下面是截图)。按照这个数据计算,2023年1-5月火化遗体数比去年同期增长114.0%。 (网页截图/胡平提供) 国内有个网站,叫《自由知乎》。这个网站可用于查看《知乎》上一些被删除的问题和答案。自由知乎上有篇文章,题目是《如何看待广东人囗大县惠东1-5月火化遗体数暴增114%?》(今天我去查,文章的标题还在,内容已经删除了)。作者把浙江那个一季度同比增长72%,和河南长垣1-6月同比增长78.3%,以及广东惠东1-5月同比增长114% 这三者综合考虑,推算如下: 第一波死亡峰在12月下旬和1月,2月开始就基本没什么超额死亡了,第二波4月底开始,5月下旬和6月初算是死亡峰,但这一波峰不高。我们粗算一下: 浙江那个数据,3×1.72-3=2.16,粗算1月份超额死亡率216%。 广东这个数据,我们假设5月份超额死亡率50%,5×2.14-5-0.5=5.2,粗算1月份超额死亡率520%。 河南那个数据,我们假设5月份和6月份超额死亡率分别为50%、10%,6×1.783-6-0.5-0.1=4.098,粗算1月份超额死亡率409.8%。 取三地算数平均值,得1月超额死亡率381.9%。 与大陆同防同放向来保持一致中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去年12月和今年1月超额死亡率几乎持平,都是接近300%。 我们取个整吧,今年1月份超额381.9%,去年12月超额318.1%,这样两个月平均超额350%。 中国大陆之前平均每月总死亡85万,那么根据以上数据可以推出:中国在2022年12月和2023年1月两个月里的总超额死亡数大约是595万。 我以为上述推算是比较合理的,其结果是比较靠谱的。 我们再回过头去比照世界卫生组织的相关数据。 截止2023年12月6日,全球新冠感染病例共7亿7千2百万(772,138,818)。其中,中国,感染病例9千9百万(99,320,723)。但根据吴尊友的估计,中国感染新冠的人口占中国总人口的80%,也就是11.2亿。这个数据比世卫组织说的全球感染病例7亿7千万还多得多。再有病死人数,按照世卫组织的数据,全球累计死亡人数698万(6,985,964)人,而按照上面基于几个地方泄漏的尸体火化数据进行的推算,中国在疫情期间——主要是在疫情海啸期间——即2022年12月到2023年1月期间——的额外死亡人数高达400万甚至595万。刨除掉其中非新冠死亡人数,那也是一个巨大的数目。在绝对数量上是全球第一,按比例算也是在全球名列前茅。 中共当局一直夸口说,在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下,中国抗疫创造了奇迹,中国的新冠感染率和死亡人数保持在全球最低水平。但实际情况却是反过来的。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呼吸道感染疫情严重 世卫组织敦促做好自我保护

中国呼吸道感染疫情严重,医院人满为患,世界卫生组织周三对中国呼吸道疾病的增加表示担忧,并呼吁民众 “采取措施 “保护自己。 中国今年冬季肺炎支原体感染等呼吸道疾病高发,肺炎支原体、流感、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同时肆虐下,疫情日益严重,不少医院人满为患,病患多为幼儿,北京儿童医院急诊甚至挂到2000多号。 世卫组织已向中国发出正式请求,要求提供有关儿童呼吸道疾病和肺炎疫情报告增加的详细信息。并建议采取 “措施降低呼吸道疾病的风险”。这些措施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就已被反复强调,包括接种疫苗、与病人保持距离、出现症状时呆在家中、必要时进行检查和治疗,以及酌情佩戴口罩、保持场所通风良好和洗手。  在中国当局和中国媒体报道了呼吸道疾病的增加,包括在中国北方爆发的未确诊的儿童肺炎之后,世卫组织于 11 月 22 日要求 “通过国际卫生条例机制提供有关这些报告的儿童疫情的更多流行病学和临床信息以及实验室结果”。 该组织 “还要求提供有关已知病原体(尤其是流感、SARS-CoV-2(导致新冠疫情的病毒)、影响婴儿的 RSV 和肺炎支原体)的最新流行趋势以及医疗系统拥挤程度的补充信息”。 这家联合国组织称,中国当局将呼吸道疾病的增加归因于解除对 Covid-19 的限制以及已知病原体的流通。 根据中国多家媒体报道,中国多地呼吸道感染疫情严重。北京儿童医院门诊大厅连日挤满取药、缴费的患儿家长。就诊资讯提示牌显示,21日上午内科综合门诊候诊人数已满,急诊内科还有628人候诊。 报导指出,儿童医院各科室的输液室、诊疗室几乎全部爆满,还有不少患儿坐在家长自备的折叠椅上,在医院走廊吊点滴。有家长指出,昨天急诊排的700多号患儿还没有全部完成就诊,截至上午11时20分,今天的排号也还没开始就诊。 X平台截图显示,有候诊家长晒出在儿童医院急诊排到2300多号,表示当日下午4时许,只看诊到800多号。 据潮新闻报导,今年9、10月,浙江衢州三家重点医院肺炎支原体感染患儿是去年同期的17.8倍。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出,肺炎支原体3至5年为一个小高峰,2023是一个感染“大年”。支原体的病原可能有基因的变异,对阿奇霉素有一定抗药性,容易特别快地引起肺部感染。 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儿童感染科主任文丹宁指出,今年儿童肺炎支原体感染后普遍症状较重,发烧两三天可能就会出现肺炎。 据报导,肺炎支原体疫情目前已趋缓,多位医师指出,流感、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目前已取代支原体,成为近日感染高峰的主要病原体。但是腺病毒和肺炎链球菌等可以与支原体混合感染,且患儿年龄越小,混合感染的风险越大;如果合并支原体感染,患儿的症状将会加重,家长应提高警惕。 据报道家长因为担忧患儿病情加重,纷纷挤向大医院求诊。北京儿童医院门诊部主任李豫川21日表示,目前医院内科日均接诊患者已超过7000人,远远超过医院承载能力。

老外为什么不爱来中国了?

01 2023年,比出境游增长更缓慢的是入境游。 近日 据北京统计局消息,今年1-6月,北京市累计接待入境游客(含港澳台)193.1万人次,相比疫情前的2019年,当时入境665.02万人次,仅恢复到疫情前的29%。 上海与北京的情况类似,根据上海统计局数字,今年1-6月,经由上海入境或由其它口岸入境后前往上海的外国人及港澳台人士为124.15万人,不及2019年同期的三分之一。 其中,到访上海的外国人为75.62万人,不及2019年同期的四分之一。 单从6月来看,入境上海的外国人数不及2019年四成。这一人数既包括旅游、探亲、访友,也包括从事经济活动、参加会议、考察的人员。 由此可见,虽然疫情已经成为过去式,但海外旅客的缺席在北京、上海两个重要对外窗口城市还是较为明显。 从全国范围看,由于国内今年3月才宣布恢复审发各类外国人签证,一季度入境游市场更是天差地别。 文旅部发布的2023年第一季度全国旅行社统计调查报告显示,今年第一季度旅行社入境旅游接待人次仅为5.2万,2019年同期则为370万人。 按照国内组织人次、入境外联人次、出境组织人次三项指标,国内旅游、入境旅游、出境旅游市场人次所占份额依次为98.32%、0.10%和1.58%。 按照国内组织人天、入境外联人天、出境组织人天三项指标,则国内旅游、入境旅游、出境旅游市场人天所占份额依次为96.82%、0.15%、3.03%。 不难看出,入境游份额甚至被出境旅游远远抛在身后。 今年5月,中国旅游协会智慧旅游分会会长肖潜辉发表题为“振兴入境游迫在眉睫”的演讲,直言“入境游现在很困难,但是实际上入境游这个问题并非是完全由疫情造成的。” 他指出,整个入境旅游市场降维问题极为严重,“欧美游客占的比重,包括日本,包括韩国都在大幅度的下降,俄罗斯、蒙古、缅甸、越南等周边国家消费能力比较差。” 游客减少也可能导致对华投资减少。 研究公司荣鼎集团的Mark Witzke对政府数据进行了分析,显示2023年第一季度外国对华直接投资降至200亿美元,而2022年第一季度为1000亿美元。 种种迹象表明,今年上半年,入境游市场确实跌至了谷底,甚至对国内经济也造成了一定影响。 02 入境游不振,疫情是催化剂,但在疫情前已经略有端倪。 在国际排名中,2016年中国的国际入境过夜游客还能排到世界第四,但值得注意的是,在6000多万入境数据里,香港同胞占2775万,澳门同胞522万,台湾同胞529万。 真正入境中国的外国游客为2900多万(过夜为2200多万),少于泰国。 同时,外国游客人数基数少,增长速度也十分缓慢,甚至在有些年份还出现了负增长,自2005年外国游客访华人数达到2000万之后,2017年还在2000-3000万这个区间徘徊,十几年不变。 入境游不振导致的一个直接问题是巨大的逆差。 2017年中国的国际旅游收入仅为1234亿美元,除去港澳台同胞的消费,外国游客在中国消费只有695亿美元,与中国游客在外消费的1895亿美元相比,逆差高达1000多亿美元。 那么,这些老外去哪了?尤其是后疫情时代为何对中国旅游失去了兴趣? 有媒体指出,赴华国际旅客较少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飞往中国的航班短缺,航空公司针对中国航线的服务尚未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 例如,根据飞常准数据,2019年,中美航班数每周超过300班,考虑到当前仅恢复至24班,恢复率尚不足疫情前的10%水平,运力投放规模仍有待进一步提升。 此外,去年俄乌开战后,包括美国各航空公司在内的多国航空公司停止使用经过俄罗斯上空飞行路线,导致旅行航程和耗时增加,燃料成本上升。 而中国航司仍可以飞越俄罗斯空域,造成航班加班困难,机票成本也居高不下。 机票,只是客观原因。 从中德航班情况来看,据中国民航网7月2日报道,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称,在中国的夏季航班量增加到逾40班,已经达到疫情前水平的近50%,而德国赴中国旅游的人数显然没有恢复到近一半。 肖潜辉认为当下西方的主流民意越来越反对中国,他用一张图表来说明美国从2005年到2022年整个对华负面情绪,“可以看到已经涨到82了,对中国的看法是很负面的。” 美国一家独立民调公司PEW亦显示从2002年到2020年期间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主流民意对中国的看法越来越负面。 “要想办法来遏制西方的主流民意越来越反对中国,必须要做工作。”肖潜辉直言。 此前,美国政府6月份发布旅行警示,警告美国人重新考虑赴华旅行,理由是存在美国政府所称的“随意执法”,包括出境禁令和不当拘留的可能性。 美国政府的态度对一些游客确实造成了较大影响。 据《华尔街日报》披露,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家精品旅行社Friendly Planet Travel以往每年向中国输送多达1,500名游客。该公司的创始人兼总裁Peggy Goldman称,自疫情以来,该公司没有接到过一个申请。 当她的团队研究人们在网上搜索的目的地时,“确实发现中国是垫底的,”她表示。“围绕中国这个话题有很多敌意。” 该公司尚未将其中国旅游产品重新上线,不过Goldman说,她相信中国最终会再次受到欢迎。 一家为在华投资提供咨询服务的律师事务所创始人Dan Harris亦表示,尽管企业高管仍在咨询前往中国的事宜,但许多人现在关注的是风险,而在过去他们想了解的是如何加快签证速度。 03 入境游降至冰点,降低外国人来华门槛至关重要。 中国目前为止只对三个国家单方面无条件免签:新加坡(华人主体国+吸引投资)、日本(改革开放初期,日本经济巅峰,吸引投资)、文莱(资源)。 后疫情时代,中国对新加坡游客已经恢复免签,日本的免签至今尚未恢复。 有外国游客反馈办理中国签证的过程会耗费大量时间、金钱,从而造成出行欲望降低。 而中国的外国游客主要来源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的护照基本能免签去世界上大部分国家。 一位知乎网友指出,“如果一个美国人想去东亚地区玩,在对目的地没有特定偏好的情况下,他宁愿选择去韩国和日本这两个免签的地方,而不需要花费精力去申请中国签证。”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香港、澳门地区对世界上绝大多数外国游客免签,许多外国游客也会认为既然到了港澳也就到了中国,不再浪费时间办理中国大陆签证。 此前,一名正在世界旅行、坐拥25.5万粉丝的韩国博主No mad Shaun将自己前段时间的中国之旅拍成了Vlog,他指出了一些在中国旅游不太便利的地方,引发两国网友热议。 他将中国之旅比喻成“西天取经”,比如视频里他说外国人打车难,还有在中国只能住四星及以上的酒店,但他觉得作为年轻人来讲太贵了。 还有比如北京的不少景点只接受手机预约,“如果外国人没有中国手机号,那也就无法预约参观。” 对此,一名北京旅行社负责人告诉旅界,“现在外国人跟团游要上电子行程单,上报客人姓名护照信息,某景区还要凭护照购票,然后过行李安检仪,人脸识别系统,确实比较麻烦。” 上述这些问题,其中一些正在逐步得到解决。 7月底,微信、支付宝均发表公告,表示已经完成对境外用户在中国使用移动支付的服务支持,来自全球的运动员、游客,可以在全国使用支付宝享受购物、打车、坐地铁、游览景区等各种便捷服务。 签证方面,8月3日,公安部举行发布会,通报为更好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研究推出26条措施。 其中写道:对来华商务洽谈、商贸交流、安装维修、参展参会、投资创业等的外国人,来不及在境外办理来华签证的,可凭企业邀请函件和证明材料申请办理口岸签证入境。 同时,对因商贸业务需要多次往返的,入境后可以换发3年内多次入境有效商贸签证。” 彭博社称,这是中国为提振经济所做的努力的一部分。 事实上,来中国的海外游客和商务人士减少,意味着外国人亲眼目睹中国情况和与国人交流的机会减少,而这是缓解地缘政治紧张局势的一个重要因素。 No mad Shaun也提到了最近两国之间的厌恶情绪。他承认,这种厌恶情绪实际上就是流量密码。 但他不喜欢这样,他觉得旅行的意义就是让你亲自去体验那些好与不好,“经常出国旅行的人,对这些感同身受。”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旅界)

中国未发布火化遗体数 民众斥疫情死亡数据荒谬

中国官方未按惯例发布2022年第4季“火化遗体数”,让疫情大爆发期间的死亡人数成谜。一些本地民众认为,官方公布的疫情死亡数据“荒谬”,因许多老人染疫死亡却未被列入。 一名上海退休人员告诉中央社,去年12月中国突然放开疫情封控后,他在辽宁的母亲感染COVID-19(2019冠状病毒疾病),并且在很短时间内恶化,有40%的肺变成“白肺”,即使症状明显,辽宁的医院仍不肯将他母亲列为COVID-19患者。“我知道当时辽宁有医院一天就死了350人,都是老人。” 他的母亲后来奇迹般地病况好转,但是他大学时代的老师就没有那么幸运。这名80馀岁的长者住在广东深圳市,从知道阳性到离世约一个月的时间。 另一名40馀岁的上海市民说,自己父亲去年11月癌症手术后身体比较虚弱,12月染疫,今年1月就走了。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前金融时报(FT)中文网总编辑张力奋不久前也在微信朋友圈透露,指自己的父亲“去年年底,最惨烈的几周,因新冠离世,享年九十”。 这些消息在疫后人们的谈话里并不特别令人惊讶,而是在平常中有些让人唏嘘。 中国疾控中心公布,从去年12月8日到今年2月9日,在医院染疫死亡人数为8万3150人,前述退休人员直斥这个数据“荒谬”,“如果正常死亡人数一年有1000万人,多数人都没有特别感觉的话,那么现在每个人身边都有认识的人过世,死亡数字该是多少?” 中国民政部迟至9日才公布2022年第4季的统计数据,而且未按惯例发布2022年第4季及全年累积的“火化遗体数”,外界无从推算当季的死亡人数。 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21年死亡人数为1014万人。当年火化遗体数596.3万人,以官方公布的火化率58.8%推算,当年死亡人数约为1014万人,得出来的数据一致。 尽管中国官方在疫情死亡方面的数据失真,美媒纽约时报2月引用多篇论文和专家意见估计,中国这一波疫情大爆发死亡人数约在100万至150万之谱。 众多老人在去年底、今年初的疫情中去世,也再次凸出了一个问题:中国在推动COVID-19疫苗接种之初,并不鼓励老年人接种,再加上民众对疫苗的疑虑,导致老年人接种率不如其他族群,直到去年12月松绑防疫措施后,才加强推动60岁以上老年人施打疫苗。 世界上多个国家在推动COVID-19疫苗时,都鼓励老年人和免疫功能低下者优先施打,这也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但中国不然,一开始锁定的是18到59岁的高风险或可能传播人群。 中国国家卫健委官员王斌2021年2月在解释此做法时,指这和临床研究数据不足及当时的疫苗供应量有关。 然而,一名在北京公卫研究单位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和中国各种政策“追求效果、不看结果”有关,因为想在最短时间增加施打率,让数字“好看”,因此著力让有学业或工作单位约束的青壮年先打疫苗,他们较容易组织动员,也能因办公场所的集体要求而施打疫苗。这样的做法,却无形中让老人打疫苗失去最好的时机。

2022年疫情冲击 中国结婚率降至37年新低几乎腰斩

中国结婚人数持续减少,2022年683.3万对结婚,除较2021年减少80万对,更创下公布统计以来37年新低,原因除疫情封控外,另包括婚育年龄推迟、适婚人数减少、思想观念变化等。 陆媒第一财经11日报导,中国民政部最新发布的统计季报数据显示,2022年结婚人数为683.3万对,与2021年相较减少了80.3万对,下降10.5%,且创下自1986年有公布统计以来的新低。 同时这也是自2013年达到1346.9万对的最高峰后,结婚人数连续9年下降,且这9年来中国结婚对数下降高达49.3%,可说是腰斩。 报导指出,中国结婚人数快速下降的原因包括婚育年龄推迟、适婚人数减少、思想观念变化、2022年则再加上疫情影响等多个方面。 其中针对结婚年龄不断延后,据人口普查年鉴,2020年全中国平均初婚年龄28.67岁,较2010年的平均初婚年龄24.89岁增加了3.78岁。 2022年1月20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回答记者提问时称,1990后及2000后的新生代,绝大部分成长和工作在城镇,受教育年限更长,面临的就业竞争压力更大,婚育推迟现象十分突出。 一位毕业于大连交通大学的李小姐说,硕士同学大部分都是1989、1990年或1991年出生,现在30多岁了,但还有好多没结婚。 人口专家、广东省政府参事室特约研究员董玉整分析,当前年轻人的婚育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单身、不婚、不育有逐渐增多的趋势。 董玉整说,如今很多人不太想结婚,因素包括:现实生活中婚姻的稳定性,影响了年轻人对婚姻的向往,很多人不再把结婚生育当成人生的必修课;还有,现实生活中结婚成本的上升,也会影响年轻人对结婚的选择。 结婚人数大幅减少,对中国未来出生率特别是一孩出生率产生重大影响,中国2021年,一孩出生数量为468.3万人,已首次跌破500万大关,将冲击社会及劳动市场。

上海解封的一年后,我离开了上海

一周年碎碎念,一点微小的个体记忆 一年前的今天,上海两个月的封城以上海发布的“6月1日起有序恢复住宅小区出入、公共交通运营和机动车通行”结束,当然了,封城的开始也是上海发布,3月28日的“新一轮核酸筛查”。解封的推文下,上海发布放出来的评论是“我是六月一日过生日,感谢上海政府的礼物,我超喜欢!”“我爱魔都!”。 2022年的5月31日应该还是个工作日,下午守在电脑面前摸鱼(和上班)。打开手机发现楼道群里说小区的门开了,可以自由出去了,之前几天一直讲的是一个楼道有一两个名额一天可以出小区的门。昔日的卡口确实消失了,扫开一辆单车漫无目的的骑起来,一种巨大的陌生和手足无措感袭来,我获得了曾经在监狱里渴望的自由,但我要这自由做什么?就像肖申克的救赎中假释出狱的老大爷最终上吊自杀了一样。不远处的菜市场开始熙熙攘攘,人们涌了出来,买菜买肉,我也去苹果花园买了一只吐司,但为什么要买吐司?现在想想可能还是对食物缺乏的惶恐,那个吐司最后也就吃了三分之一,过了保质期就扔掉了。 如每一个在上海的市民收到的信息一样,鸳鸯锅封城,只要四天就完事。我买了一打方便面,和生菜鸡毛菜,最后一天还在公司(3月末日均确诊三千例的时候我居然还正常线下上班)旁边的精品超市抢购了一盒伊势万绿湖可生食鸡蛋—那个超市能买到的最便宜的鸡蛋,和一盒牛奶。现在想想这样保守的囤积物资多少有点可笑。鸳鸯锅封城先只封浦东,于是所有的跨江的地铁线都只驶到临近黄浦江的车站,3月30日时还去体验了一番如此的盛况,二号线终点站南京东路,四号线终点站南浦大桥,八号线终点站终点站小南门,晚上七点钟的人民广场站空空荡荡,只有保洁阿姨在徒劳的拖地。从南京东路走向黄浦江边,空无一人的南京东路还是第一次见到,同样空荡荡的江堤上有人跑步,望向对岸,陆家嘴的灯光还是毫无异样地辉煌,从金陵东路走去豫园站,回望外滩的方向,江对岸花旗银行幕墙上的LED上是巨大的I♥上海I♥侬(侬是上海话中的“你”),映照在空旷的路上。 几天后食物自然即将耗尽,楼道群里的人们开始寻觅团购群,我团到的第一批东西居然是意面、玉米片和粗粮饼干。我拿了两包烟跟楼上换了海底捞番茄底料,番茄底料加洋葱番茄和随便什么肉,浇到意面上,也确实像那么回事。接下来是蔬菜包、肉、两块钱一个的鸡蛋、面包和水果,想要靠叮咚美团抢菜是徒劳的,只有自组织的团购才稳定靠谱,只不过要等上几天才能收到。起初还是一天三顿饭,早上麦片中午吃个泡面晚上和室友炒两个菜闷一锅饭;中间一度团到了面粉,从楼下借了擀面杖,和了面擀饺子皮包饺子,从下午一点忙活到八点钟才吃上,也就折腾了那一次就再也不弄了;后来一天两顿,随便炒个鸡蛋做个粥就是一餐,家里没有称,解封了去表哥家吃饭,一称瘦了20斤。 封城中本来准备写些日记,结果只零零碎碎的坚持了几天时间,之前有一篇已经发到了matters上-今天是上海封城的第53天,还有接下来封城初期没有那么愤怒时候写的: 4月13日 Lockdown的第13天 已经渐渐习惯了居家的生活,早上八九点钟起来,洗个澡回回邮件,下午煮点茶喝,傍晚给室友们做个饭,饭后盘点下剩余的物资和明天该做些什么菜。已经没有居家初期对于食物的焦虑,社区的团购带来了充盈的食物,至少对于年轻人而言是这样的:从牛奶到蔬菜,面条大米和菜馒头应有尽有。我自觉已是上海疫情封锁中受影响最小的人了,封城的时间最短、有固定的工作可以线上办公、没有被感染上covid…现在的病毒真的还有那么可怕了么?如果还是如两年前一样的话,那外国政府都视人命如草芥了,这两年国内的施打疫苗、处置患者的经验都是不存在的了么? (一年后的评述:关于感染后被拉去方舱中,方舱里老人的境遇可以看一下我的朋友Hayami写的《我在方舱,看见老人们的孤岛求生》。曾在墙内的微信公众号获得一千万的点阅后才被删除。) 4月14日 Lockdown第14天 晚上做饭的时候对面楼又一次吹起了萨克斯,这一次演奏的是《明天会更好》。在被封城的现在能听到演奏这样的一首歌,确实有如沙老师在文中所说的“不亚于在冰箱里忽然发现还有一瓶可乐”。可对于现在的环境里,明天真的会更好么?至少对我而言对当前撕裂混乱社会的厌恶、对未来的不确定性的担忧远远大于对未来的企盼。明天会更好于1985年首次演唱,两年后台湾戒严令被取消、多年来的党外运动走上了台前;那一年前的大陆在改革开放后,文化和思想都有着极大的自由… (一年后的评述:上海解封前几天,在前法租界的延庆路上,便有市民在街头弹唱起《明天会更好》,在微博等墙内平台被转发了许多次,对于我自己而言还是最喜欢街头的这一版,更富有生机和力量。最近刷ig时才发现1989年香港社会民主歌声献中华时候也曾一度献唱过这首歌,让上海乃至全国发生的事情于四十年前的事情产生了关联) 核酸是无休止的。就像上学时候运动会走队列练习一样,走一次,不行,再走一次、再走一次,每天的新增确诊从三千变成两万三万再缓慢的下降。也是封城后才晓得小区居然有像学校那样的广播体系,来催促你去做核酸,而毋需如很多小区一般要社区的人手持一个大喇叭在窗户底下喊。起初还很正常,按照楼道的号码依次喊去做核酸,接下来是在开始做核酸前播放红歌,社会主义好我爱祖国将士们听党指挥,特别还是在早上六七点钟时播,大抵是为了提醒您别忘了赶紧起床做核酸。还送了很多很多很多的抗原,每天打卡上传,后来也懒了,一个核酸片片儿能拍一周直到褪色。 离开上海前的几天,平日在天津工作的好朋友来上海玩,阴沉闷热的天气里我们从徐家汇书院走到徐家汇公园,她问我,你会不会对上海有归属感?很难回答这个问题。来了一年多没有户口没有房子,甚至连暂住证都没办,从户籍的角度上来说我和盲流没有本质的区别,还记得公司里的本地同事一本正经的跟我分析半个小时这个拆迁给了多少钱多少套房子,这个晚拆迁了几年就多给了多少。但归属感又不是明明白白白纸黑字的户口对吧,归属感可能像幸福感一样,是点状的而不是条块状,和朋友在解封后的街头喝酒、吃老弄堂的苍蝇馆子、给没带口罩的爷叔送一个口罩、和准备在上海买房子的朋友讨论各区的区位(?)以及在去年的11月街头行走,归属感在每个小小的事件中随机存在。 清空房间是一个大工程。明明记得来的时候只有一个背包和一个箱子,把书送了好多朋友、能挂闲鱼挂闲鱼之后还是好几大箱子。最难抉择的是把什么衣服扔进登山包里背走,这个带不带、带两件还是三件、本来还想带三双鞋,结果登山包完全放不下只能带两个,完全忘记大学时候长程旅行的登山包是怎么收拾的了。最终也只放进了平日很小一部分的衣服,之前还总觉得衣服不够穿的,或许人生活在世界上需要的东西真的不太多。 最为舍不得离开上海的还是这座城市丰富的公共空间和同温层的朋友们,每周不重复的活动在市区的每一个角落中进行茑屋书店半层书店黑石公寓育音堂日领馆兰心大剧院;今年三月份考语言考试前准备的时候还去了好几家图书馆,普陀区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和上图东馆,最后还是觉得上图老派古朴的气质最为对胃口,如果人不多的话徐家汇书院也会是一个好的选择。 我在上海的朋友们大抵是从豆瓣、播客听友群和同好群里认识的。已经消失了好几年的好奇心日报的读者群还存在着,和上海的群友们形成了小小的线下同温层,在严老师索老师的润府度过了一个个美妙的夜晚,想来第一次的抗原还是在可以望到浦东四件套的虹口一代润府里做的;和翻电群友们则是在一次次的群代会中熟络,从永福路上的雍福会到莘庄的圣诞派对、以及11月路上行走后逾三十个人挤在李师家小小的客厅,复盘这震撼人心和公民教育101的一晚。李师走后,故宅被wayne师接手,成为群友们举行活动的公共空间,每周电影放映、碎片谈,当然更多的是不定期的骑行观展吃饭和喝酒。爱每一位同温层的朋友们,也祝大家应润尽润,心想事成。 中环到北翟高架到虹桥枢纽,曾经出差旅行和送表哥离开上海的路线再熟悉不过,对城市交通地理的亲切应该也算是一种归属感。值机托运安检登机,同样熟悉不过,但这一次在上海没有了可以回的家,这天很炎热,徐家汇气象站的温度打破了历史记录,飞机一跃而上进入云层。 再会了上海、さよなら。 于青海格尔木 (全文转自Matters)

一场漫长的出走:我为何在疫情尾声润出美国

大使馆的队伍很长,好像永远也排不到尽头。 另一条道路更漫长,我认识一位朋友,走线到美国,经历一个多月跨越数千公里,徒步多个国家,经历穿越巴拿马雨林的地狱熬炼,在危地马拉被黑警用枪指头,又在墨西哥边境被当地蛇头劫持九死一生,最终半夜渡河成功进入美国。 每个人的出走故事都不尽相同,相同的是日渐窒息的空气里那颗同样迫切的心。 润出的理由可能随便一条都够用,此时不便多说…… 我常常觉得,普通中国人润出的可能性,主要与决心成正比,资金反倒是其次。决心越坚定,难度越容易被克服。反之,任何一个小问题摆在眼前,都有可能被劝退。 作为一个在国内主流媒体任职十多年,人生理想都依托于中文世界的新闻人,走出这一步更不容易。 因此我自认选择出走的真实心境,某种程度上跟那些搏命偷渡的人,也没有本质的区别。大龄飘零,离家舍业,泪别父母,我们都如同作家李零那本书名“丧家狗”的形容,是失丧了家园,惶惶逃离的人。 犹记一位走出来的作家妹子在社交媒体的帖子:“那次我们在电话里哭,是因为我们都将面临着长久的别离以及完全不确定的未来。还有一点令我非常难过的就是,撑了这么久,到最后仓惶逃离、丢盔弃甲的依然是我……” 心有戚戚,可是我们并没有流泪的时间。拿我自己来说,从选择出走路径,卖房,到疫情凶猛的时间辗转多地考雅思,仓促首申被拒二申,无数等待中的忐忑,焦虑搁置的二手时间,和经历签证check一个月的焚心似火,到最终看到签证被“appoved”时的悲喜交集,过去三年所走过的路在心里登过的山,又何止千重? 幸而在经历了三年疫情苦难和出境政策的反复,在一段漫长的如过山车般跌宕的日子之后,我又如得神赐福,拨云见日,最终得获新生。 1 2020年初,疫情袭来。我忙于在北京做自媒体,每个午夜醒来,只觉前路茫茫。 因为一个人了无牵挂,我就有了润的想法,并且立刻有了第一个行动:卖房。当时其实对如何出去毫无计划,只是翻出去看各种资讯。在很多富人就是一张签证的事,我却苦等准备了三年才得以成行。个中的弯路和坚持,回过头看都像是祝福。 不过一开始的无知,让我做的选择并不明智,只想着卖了房好润,却未考虑到白本大龄单身对自己的国内约束力会大大减分。唯一的好处是冲动决绝,不留余地,倒没了退路,只能扎头向前。 那时候没有决心去美国,虽然心中或多或少有对美国的向往。但身为文科生,除了手头的一只笔,无一技傍身,拿美国身份太难,自己又已不年轻,没必要上来就选hard模式。所以那时的想法,就是觉得能出去就好,世界这么大,总有自己的一个去处。 最开始,我看到马其他的买房移民文章,一些企业家率先开拓并在微信宣传,我兴许也可以从此面朝大海,喂马劈柴,就此远离国内喧嚣,在地中海岛国恬淡余生。再一打听,才知道自己没有躺平的实力,马其他的资金门槛让我很快打消了念头。 润学首要务实,我又把眼光投向了西班牙。当时网上有一篇“10万人民币移民欧洲——一家三口在西班牙的生活”的文章,移民西班牙资金门槛低,可以自己diy,这个国家又实在给人无拘无束的快乐之感。感觉自己分分钟就能飞到瓦伦提亚吃海鲜饭,畅想在美轮美奂的地中海边小城开咖啡馆的人生,一派浪漫美好的生活似乎就此展开…… 冷静后再一想,光学习西班牙语就够自己一壶,况且在薪资不高的西班牙如何生活也是难题,手头的资金根本不够在异国开店折腾,我只好忍痛把移民西班牙做了备选。 中间接触一些移民中介,也绕过不少弯路,一度被一个加拿大的创业项目吸引,既能拿枫叶卡解决身份,又有现成的项目,运气好说不定登陆就能拿分红,我差点就要签合同,好在最后一刻及时踩了刹车:想想同样两三年的周期,雇主担保怎么也有个响声了,加拿大联邦、各州政府也有大把投资移民项目,何必自己创业冒更大不确定性风险? 这些小枝节让我知道,润学首要是掌握足够多的信息,做足功课,否则瞎跑乱撞只会徒然耽误功夫。 2020年下半年,趁着疫情稍许缓和,我陪伴父母在国内旅行,一路走遍了九寨沟三峡长沙张家界大理丽江的大好山河,居然完美错过了各地疫情高峰,还陪老父母回老家给老人上了一趟坟,满足了他们多年的心愿。 这一年大部分的时间就在疫情起伏中被耗费。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一爆发就持续了三年之久,留下太多不忍回看的故事。 2 2021年上半年,我终于下定决心,以40+的高龄申请美国留学签。当时的想法是一边学习充电,一边给自己过渡的时间。 期间不断听到各样走线的故事。我钦佩于走线者的勇气,可自己选项还多,实在不顺利也可以申请旅游签转身份。 只是疫情期间出境旅游全停,拿下签证也买不到票出不了关。当时一些回国躲疫情的留学生纷纷传出天价机票隔离费的新闻,在这样的时间点,以大龄白本申美国旅游签实在是碰运气,我就没考虑这个选项。 当时对加拿大的自雇移民有些动心,后发现标准高名额稀少作罢,又顺便考察了一个低成本的美国非技术移民项目,看上去很有诱惑性,十几万就能进入EB3排期,在美国鸡厂干一年就拿绿卡。再仔细一看,排期8年往上,项目创始人至今还在排队中,自己又实在多蹉跎一年老去一岁,时间不等人,我不确定到时候自己是否还有这般坚决出去的决心和勇气,作罢。 如果说移民是二次投胎,投胎的难度很大程度取决于所学专业和行业。如果是国外急需热门专业,难度会小很多。语言也是致命因素,但凡想顺利申请排名前50的美本硕,怎么也要个雅思6.5往上的水平,这两项我都是硬伤。 当然身边不乏中年人发奋图强,以爆表的学习能力3个月从5.0拿下7.5的励志故事,但我除了自叹弗如,也确实觉得自己润出的想法志不在拿学位。 路径选择的纠结,叠加疫情封控的压抑,让我只能通过参加一些线上的教会活动以寻求心灵安慰。没想到这反而成了自己润学准备中最大的得益。 转眼到了6月,一直未有确定的路径,我就听取了一些朋友建议,尝试申请了加大某分校的语言项目,想着试试再说。Offer和邀请信来得很快,拿到以后我就随便在网上找了一家留学中介咨询自己的情况,他们也一口愿意帮忙办签证,还鼓励我考个好点的雅思成绩提高过签率。 接下来的2个多月里,我找回学生的感觉,一头扎进了雅思备考。这当然没坏处,要去美国语言能力当然第一重要。但其实这个策略对于出签毫无帮助。 事实上当时很多留学机构没搞明白的是,疫情后的美签逻辑和难度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之前可能幸运通过的语言项目留学签、白本旅游签,疫情中几乎不可能,何况本人还叠加了大龄单身的buff。 11月,疫情再起,在面签当口,北京雅思考场紧急叫停。我辗转约了石家庄考场,没想到才刚约完,石家庄又突然出现一例疫情,成了沦陷区。手忙脚乱之下,发现青岛雅思考点居然还能考,赶紧约下就近的时间,使馆面签也延到考完的3天后。 连番的变化让准备面签和雅思的时间被大大压缩,口语部分我只来得及在雅思app上刷刷题,就踏上了12号去青岛的高铁。 事情顺不顺利很快显出征兆。当晚我住的是离青岛大学雅思考点最近的一家酒店,位置方便酒店条件却很悲剧:晚上休息时,上下左右房间的老旧空调电机声此起彼伏,持续震荡我的耳朵,完全无法入眠。直到夜里三点,我还在与空调噪声搏斗,最终败下阵来连夜退房换酒店。连番折腾后再无睡意,只能任着星辰斗转长夜漫漫,一夜数着数字度过。 13号早上,以头痛欲裂的状态进入考场,没能顺利完成写作和阅读部分。下午的口语机考更加仓促,虽然在线的白人男老师异常友好,我实力不足的口语却显然并不能征服native speaker的耳朵。10分钟后考完,我真实地认识到自己局促的语言水平。 考试不顺,我也就没有心情在青岛停留,只打车去海边走了走就回了北京。这所美丽的海滨城市我来过多次,没想到这一次是以这样狼狈寥落的心态离开。 当晚疲惫回京,三天后出语言成绩,居然差强人意达到5.5分水平,中介也开始约面签培训。只是我要过后才能慢慢明白,方向错了,怎么努力都不在点上。 18号面签当天,我想着未知的前程,又惦记着半夜要赶去小区顺丰点取刚刚到达的雅思成绩单,又是一夜无眠。清晨到使馆签证处,第一次见识了美签的大长队,好在前进的算快,只是所有人除了签证官都带了大白口罩,提醒这座城市正被疫情阴影笼罩。 排到的是一位白人中年男签证官,按说比较理想的类型。他的提问也很友好,除了间歇让人紧张的在电脑里敲敲敲。面对说服力不足的语言项目offer,他很想让我多做解释,毕竟我的学历职业背景不错。可惜我不能凭空打消他对我移民倾向的怀疑,和学语言的合理必要性,直接被递了小黄纸。 后续很长时间里,我都无法摆脱第一次面签被拒的挫败感。即便中介得知结果后,淡定地建议我通过他们的渠道调档拒签原因,我却再没信心拿着同样的offer复申。 首申受挫,除了留下一条拒签记录,消耗掉半年多时间,让我再申美签及五眼联盟国家签证难度大增,也让我润美的信心大受挫败,大大延后了出走计划。再次申请美签,已经是1年多后。 3 首次拒签后的长达2个月里,我都陷入极大的茫然失落中,情绪在丧失自信、自我鼓励间兜兜转转,被拒一次所需要的信心恢复并不容易。 事后得到的最大教训是首签路径选择的鲁莽草率。我没能对自身状况做合理的判断规划,又找了外行的中介,以一个含金量不足的项目去碰运气,实在不明智。 这期间,我的心情一度低到谷底。本来申请前,我并没有很强的润美决心,也没有真想要去美国的现实感,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被拒后,却感到很大的后痛,有了破釜沉舟的决心。 那段时间,最难的是信心的重建。一次拒签不算什么,有的人美签被拒四五次都很正常。只是时不待我,疫情之下移民难度又几何度增长,真的没有太多试错的时间。我当时的自我心理建设是,索性接受这个事实,告诉自己也许美国与我无缘。 这之后,我开始很认真地考虑降低难度,改申日本签证。比起美国,日本是一个心理、物理距离都更近的第二选项。也听到一些媒体同行移民日本的案例,融入都非常顺利,而自己通过投资经营签证,资金门槛也够得上。我就开始看很多大阪的一户建房屋,感觉日本精致、简约的生活也很好,当时就想付诸行动。 偏偏因为遥遥无期的疫情,日本签证暂停。想要考察投资经营项目,没法短期内赴日,放开也不知要到何时。若申请语言学校,同样面临高龄的难题。当时有人推荐我办单次进入日本的商务签证,收费不菲。可对作为第二选择的日本,自己的心思毕竟没有那么迫切,也就暂时搁置了。 后来接触一些润泰的朋友,也做了过渡方案,想着如果形势继续转坏,先出走泰国再去其他发达国家也未尝不可。没想到不等到我办理润泰签证,新的美签机会却摆在了我的面前。就像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总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此时已是2022年4月。北京经历了新一轮哄抢物资的狗血故事和一地鸡毛的封城传言,皆因上海的突然封城过于惨烈,给人们留下的心理阴影和教训太过强烈,所有人都变得紧张兮兮,北京人几乎是屯着物资等封城。 我的上海同学早早以过来人的身份向我传授屯物资的经验,我照单全部囤入,甚至差点没囤军用压缩饼干,结果城没封,这些食物我却是小半年都没能吃完。 在疫情形势不容乐观,人们开始每日核酸的情况下,我终于下定决心开始准备二申。当时有三个选择,第一、申请美签F1,改申硕士。但勉强够6的语言能力和白本大龄、一次的拒签记录,没有好的offer,确定性成疑;2、改申加拿大学签。同样的问题。3、改申美媒体类专业社区大学。 当时一位非常有经验的上海留学中介,给我传授了其积攒上十年专业的美签过签要领,并为我设计了一套结合个人职业背景的美签方案,我差点就要成为她的客户。阴差阳错。正要实施时,上海封城了。 本来沟通是计划赴上海面签,这样的形势下计划就泡汤了。加上我虽动心她的方案,却对于自己以硕士学历倒挂申请美社区大学有些疑虑,就迟迟未做决定。 那段时间为了获得靠谱的信息,真的是到处询问,没少付咨询费。终于,在一次咨询中我得知一个靠谱的建议,就是我或者提高语言申请申请排名靠前学校硕士,或者改申访学签证,后者更容易过签。 此时我才第一次知道,还有J1签证这个选项。 4 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之前一直以为J1是高校老师专利,不知道我的从业背景和自身需求,其实非常适合走这条路。当时立刻有了拨云见日的感觉。 J1签之所以适合我,在于我已工作多年,积攒了很多专业经验,虽没有高校老师学者型访学的需求,但有出国交流访问再教育的合理需求。J1对于语言短时间难以提高的大龄人士也很友好,自费项目无硬性研究任务要求,十分吻合我在疫情期间想快速拿美签出走的想法。 机缘巧合,我通过网络认识了一位美国回来的访学专家,他在那边的渠道和资源很好,更重要的是,他访学所在的北卡州,正是我想去的红州,消费友好,气候宜人,虽然当时没有任何实地考察,我却通过其他移民的经验得出结论,这里会是我日后愿意展开新生活的地方。 当时也对比了几家不同的访学机构,相较而言这个项目费用虽然不菲,但是不确定性最小,考虑到我耽误不起时间,当时就没有犹豫,直接签了合同。 当时还有一个插曲,另一家中介评估我的资料后极力鼓励我申请EB1A。我也差点跟对方进展到签合同的阶段。因为这次交流,让我润美的信心大增,发现美国也很欢迎足够优秀的媒体人才。当然中介的话,也是听听适可而止。两个方案比较,申EB1A的不确定性以及自身情况的局限性,我最终放弃。 当时的心境,已经是坚定润美,越挫越勇。 当然期间也免不了常被那种去国的悲情困扰。说白了是不甘愿承认自己奋斗十来年的理想主义,那种自以为能“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职业使命的完全溃败,不愿承认之前所有的坚持毫无意义,只能投降认输,与这里的山山水水和自己所爱的苦难的人们做别。 幸而润出的不顺利,拉长的时间也足以让自己在心理上与母国充分告别。 2022年5月下旬,当我真正着手二申时,已是第三个年头。在访学老师的催促下,我虽然心里没底,还是约了ACTEL语言考试时间。ACTEL相较雅思容易,只有口语一项内容,对于语言不佳的职场人士来说,相当友好。 ACTEL是机考,时间随时能约到。这之前我也约了网上销量靠前的外教口语课时,真上课发现大部分是菲律宾外教,发音很一般,对于开口说话多少有帮助。后来才发现一英语口语神器“cambly”,上面有各种国家母语外教,不过因为开会员太晚,转眼就到了考试时间。 这个考试有个诀窍,可以提前准备。因为考题是根据考生考前填写的背景调查随机生成。十六七个问题,每个一分钟时间。既然可以准备,我就傻乎乎提前根据自己背景选择的选项硬背答案下来。真到了考试才知道,这些准备除了自我介绍压根用不上。 6月25号上机考试,因为一直没能连上,多花几十刀改约下一场,只能改约到晚上8点钟的时间。连接到的是满口咖喱味英语的印度小哥,我们谁也搞不懂对方的英语,经历各种抓狂,终于在三十来分钟后完成了审核流程,直到他说祝你考试愉快,才真正进入考试页面。 前三个问题都有准备到,我正窃喜,后续问题就朝着我完全没想到的方向发展。考完试,我连自己说了些什么都不知道。27号,成绩出来,竟是middle,刚好满足申请J1的语言条件。大松一口气。过了语言,那边就可以给学校申请,等待邀请函了。 7月,以慕道友身份参加了一个家庭教会2个月活动之后,我正式受洗。经过几十年的蹉跎和内心的骄傲,我终于来到神的面前,以最完全的谦卑和悔罪在他面前低头,从此不再寻求地上的乌托邦国。 为我行洗礼的牧师是令人尊敬的传道人,通过我身在泰国的一位基督徒姐妹推荐。她曾也是一位媒体人,后来成为虔诚的宣教徒。她介绍我加入的北京这所很小的改革宗家庭教会,人虽不多,却是我对这片土地寄予救赎希望的火种所在。 牧师神学修养深厚,几年前受神所召反其道行之从美国润回中国传道。而我,却在为着自己的润出各种努力。神会给我什么样的答案呢?我不知晓。我只是在自己的见证中,清晰地知道了一件事,“基督徒应该对人为改变现实的努力完全绝望,才能真正追随基督。” 8月初,学校的邀请函下来了,异常顺利。我想以此速度,一两个月内就能拿到DS2019准备面签了,考验却远不止于此。 9月,学校杳无音信。10月,没有音信。11月,耐不出着急,那边老师帮我发邮件催,国际办公室却一直告知在流程中。到12月初,离预定的到校时间不足一个月了,学校来信说DS2019还在进行中,请不要预定任何面签时间。 就这样,整整近5个月的时间里,我能做的,只有等待。到了12月中旬,北京解封,以火箭速度过峰,十人九阳。我也不出意外的阳了,异常难受躺了一两周。对于DS2019,我几乎放弃了等待的希望。当时美国大使馆北京上海中心都传来消息,因为汹涌的疫情,签证官撤回国内,签证业务暂停。 谁知很快到12月20号,学校突然发邮件告知,DS2019下来了,几天后我就能拿到。 经过长达半年的准备,我终于可以预约面签了,自身状态却进入一年的最低点——阳过的后遗症明显,反应迟钝,常感疲惫。 DS2019的时间是1月10日,check in的时间理论上要求不晚于1月25日。此时能约到的面签时间最早也要是1月8日——我在最不想面签的状况下,不得不面签了。 5 我硬着头皮约了1月8日。后续进展却是一波三折。 拿到DS2019后,我考虑自己自媒体人的职业不够稳定,加上一次拒签,虽然申请的专业、学历背景都完美契合,J1过签率也极友好,但我还是不放心。保险起见,我接受了一位专家的建议,将自己的公众号以公司方式注册。这个流程的完成至少需大半个月,我一看大概率等不到面签的时间,心里就暗自懊恼为什么没早做准备。 1月8日,公司流程果真没走成。我自觉状态不佳,就和老师们商量作废了预约。1月15号,流程走完了,我再次将面签时间约到了春节前的最后一天,1月19日。 这一次,我非常坚决想在年前完成面签,想着有了结果好回家过年,兴许这会是走前陪父母的最后一个春节。 那边反而犹豫了。一个原因是我的DS2019日期是1月15日,19日面签很可能会被签证官“一句你的DS2019过期,请先更新表格再来”婉拒,那就麻烦了。再一个原因,前两天上海办理J1出了一例check,签证官对其名下公司查问的特别细,他们担心我准备不足或因签证日期问题打回。 1月18日,面签前一天,几位老师约我专程线上开会讨论。我仍然坚持直接去面签的想法,毕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面签已改了2次,再不去就得拖到年后。 经过反复讨论,最终还是被她们劝住了——劝得对,在任何一个可能被疑问的细节没解决前贸然面签,风险太高了。美签的准备,就是要杜绝掉任何让签证官拒绝你的理由,以百分之百的努力,来面对各种不确定性。 为此只好联系学校,更新DS2019,回家过年。没想到这一次学校特别给力。10天内就发出了新的表格,给出的时间也很宽松,这样准备面签和后续订机票、安排行程都更从容了。 此时,北京使馆的时间最早只能约到2月9日,10点半的最后一个位置。我也因此在家里多停留了几日。2月5日,过完元宵节,回京准备面签。那边的老师不放心,前一天还专门约我去办公室审材料,做最后一次面签培训。事后想想,一个靠谱的中介机构太重要。 9日,我计划提前1小时到签证中心,却因早起化妆耽搁了时间,到使馆已经是9点50,队伍排得老长,我来晚了。第二次到此,心境终于达到了那种无论成败都能面对的坦然。 J1相对其他签证过签率高,申请的offer也有含金量,但我依然没有百分之百的信心。因为面签中百分之一的情况也可能带来拒签机会。很多人说美签运气居多,可若没有充足的准备,百分之一的细节不足也可能带来失败,必须准备到极致。 我听说过美签排队一两小时的情况,但完全没想到我提前大半个多小时还是如此。一望两百多人的长队,好像永远也排不到头。等排到2楼签证大厅,已经过去2个半小时。而我非常愚蠢的穿了一双高跟鞋,在队伍里很快支撑不住,只能倚着墙前进,不时蹲下来休息。 我是10点半的最后一波,后面其实也就剩下30来人。我前面有不同类型的签证申请者,申请F1的,探亲签证的,公司商务公派签证的……就这样,整整3个小时过去。等我排到,已经就是12点40。 如此长的时间,让我早已没有了紧张忐忑的心情。而不得不因为脚下的高跟鞋与自己的体力毅力搏斗。真担心到了签证官面前,站不住就尴尬了。 还好,我坚持到了最后一刻。排到的是年轻的白人男签证官,我面带微笑打招呼递护照,介绍自己去某大学访学。事实上我们为此进行了多轮模拟。但我发现大部分的问题其实根本没机会回答。 签证官的询问重点放在了我们完全没预计到的我的记者身份上。我当然只能诚实作答。签证官一听我当过记者立刻离开了一会儿,像是去询问老签证官问题去了,回来后询问了我的资金、学历等情况,然后告诉我无法直接给签证需要check,并留下了我的英文简历。 收到check,我第一反应结果不算坏,毕竟没有拒签,意味着还有可能。走出来却觉得冤枉,我自认曾任职的几家媒体单位都是体制外,why? 我后来到了美国才知道,这真是中美关系大环境原因所致。理工科的访学,近两年基本出不来,访问项目全停。就算我们以为不敏感的文科行业,现在也大有几率被check,这真的是中美关系改变的缩影。 6 被check的时间里,第一天第二天,我在脑海里努力冷静复盘我提供的材料,担心有任何差错,也一再叮嘱可能被电话调查的朋友;第三天,焦虑中度过,发现似乎也做不了什么了。第四天,看签证进展,refused,第五天,refused,第六天,refused…… 多看一次多一次绝望,索性不再查看。根据过往经验,使馆check的平均时间在40天往上,我还要在焦虑中度过很长的时间。 作为一个悲观主义者,最简单的办法是放弃希望。因此我也完全没有为过签后的机票、收拾行李做准备,而是在心里做最坏的打算,免得最后拒签空欢喜。半个月以后,我甚至连去查使馆进展这件事,都不再惦记了。 到了2月底,当我快把美签这事放下,着手别的事情的时候,有一天突然想起,就随手去查看进展,没想到跳出来的结果居然变成了“you are approved”。 当时的心情,几乎就要落泪——因为太久曲折等待的时间,和太多未能道出的心酸。如此漫长的等待,准备中的无力和去国的纠结,前途的渺茫,各种考验,在人是几乎不能的。若不是借着上帝所赐的信心和能力,几乎无法度过。 后续出国准备的时间,飞一般划过。因为按照DS2019的日期,不能晚于一个月,最好是在15号前后。我查看机票,反复询问学校,最终定了15号的机票,然后只剩下两周的时间来准备和告别。 在两周里,我要完成订完票,开出国前的各种证明、成绩单,同时找好美国那边要租的房子,联系教会,收拾行李,邮寄我所爱的不舍得丢弃的书,以及和北京这边教会弟兄姐妹、工作伙伴和最好的朋友、亲人道别。每天忙到睡觉都来不及,时间如此紧张,以至于我忘记了最重要的一项——疫苗证明。 15号,当我带着两个28寸箱子,一个20寸箱子,和一个重达十来公斤的背包,独自踏上去往首都机场的的士时,我最后一次欣赏了这所城市的繁华,心想从此它将再与我无关。没想人都已经到了机场,居然没能走成。 我订的是国航航班,为了省钱,飞机要倒两次,在新加坡停留一晚,再转机台北飞纽约。国际航线的价格,已经比疫情前翻了番,航班有限,好不容易抢到一张打折票,我知道可能会有转机的麻烦,谁知道更大的麻烦不在这个点上。 国航值机人员按例检查了我的DS2019、护照等资料后,反复打电话确认台北转机的政策,耽误了三十分钟后,又询问我有没有打过疫苗,我解释因为身体原因没打,但是刚得过新冠,有免疫力。国航却要求我出具一份社区的豁免证明。此时距离登机截止时间不到一个小时了,我怎么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社区开出这个证明? 说起来,行前我匆匆准备了一切,甚至不忘去开无犯罪证明,却独独没注意疫苗政策,偏偏订票页面也没显著提醒。我自以为经过国内的全面放开,病毒毒性的减弱,出境已经取消疫苗要求,完全没想到美国入境还有要求。 一个个排我后面的旅客,在我眼前顺利办完登记。我明确的知道,自己不可能登上这班飞机了。接下来的首要问题,不是退票的损失,而是如何快速开出证明,早于DS2019所要求的最后时间入境。 补打疫苗,时间是来不及了,就算是选择一针,也要等14天以后,还得联系学校再更新一次DS2019时间。万一学校耽误,visa日期过期,就出不去了。筹谋许久,因为一张小小的疫苗证明,我一切的努力竟立刻有了泡汤的危险,能不让人心焦到爆? 幸而,一切困难都有解决之道。我有过狂犬疫苗的过敏案例,朋友迅速帮我联系到一家可以出具疫苗豁免证明的机构。三天后,我顺利拿到了证明,并且重新订好了第二天的机票。 这三天,因为我已经退租了北京的房子,不得不在机场附近的酒店度过,也算是在心理上最后向这座生活了二十年的城市告别。临行的时间里,我还不忘预约洗牙、剪发,毕竟到美国什么花费都贵。 18日,我终于顺利登上了国泰直飞纽约的航班。为避免再出问题,买了直飞纽约的航班,除了在香港停留2个多小时,一共21小时就到达纽约。 […]

中国青年失业率为何这么高?几位青年有话说

中国国家统计局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4月中国16-24岁青年的失业率已经达到20.4%,创下了历年以来的新高。那么,这一年龄段的青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没有工作?三位家庭背景不同的青年接受了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采访,讲述了他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高校教师子女:竞争激烈学历不足 令人无缘公务员教师工作 今年21岁、正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留学的上海青年许科,来自一个高校教师家庭。他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目前在比他大几岁的朋友里,很多人就业非常困难:“岗位少,竞争性太强,导致什么岗位都是什么人都愿意做。什么人都愿意做,工资就不高,福利待遇就不高。” 许科表示,他的朋友中有不少教师和公务员子女,他们中有很多人的就业意向都是进入体制做公务员,或在师范类、政治类本科毕业后前往中小学做老师。而目前,他的朋友中失业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完全找不到工作的,比例上估计四五成是有的。毕竟体制内(家庭的子女),不是所有人都考得上高中,读高中的也不是所有人能考得上大学。” 中国在2021年推出了中考“五五分流”政策。在这一政策下,初中毕业生在中考后进入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的比例变为大体相等。而在这一政策实行之前的多年里,中国的初中毕业生中,就读高中的人数占比要比就读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的多出超过十个百分点。 许科表示,无法就读高中和大学本科的青年,会无缘有学历要求的公务员、教师工作;而他那些没有考上高中和大学本科的朋友会面临的命运是:“工资很低,干重体力活。有些人吃不起苦实在做不了这种工作,或找不到(工作),他们就基本上整天在啃老了。” 在工人和小生意人家庭成长的青年 如何看待就业? 现年30岁的单文涛来自安徽太和县的一个工人家庭。他表示,他的朋友多是在工人家庭长大的,其中也有一些比他年龄小几岁的人。他谈到了这些比他年轻的朋友的就业情况,表示这些朋友不管是什么学历的,失业率都很高,因为当下的就业环境“卷得厉害”。在这些朋友中,没有读到本科或大专的人会去自己做生意或从事体力劳动。他以他的一位朋友为例,讲述了这些青年面临的困难,表示这位朋友曾经开过店,但因生意不好而在去年找了体力劳动工作:“找班去上,结果都是那种建筑工地的。建筑工地人比较多,然后工资就给得越来越少了,活也挺重的。” 单文涛说,他的这位朋友因为身体原因和被拖欠工资,只在工地干了半年,就在上个月辞去了工作。他也表示,拖欠和压低工资现象在中国的建筑工地行业相当普遍。 另一方面,在谈到出自工人家庭的青年是否存在“躺平”啃老、不找工作的现象时,单文涛根据他所观察的情况说,这种“躺平”只能出现在家庭情况比较好的人中,许多打工者家庭出身的青年则承担着更多的家庭经济压力,也有一些人已经成家,没法“躺平”。他说,尽管现在工作很难找,但他的朋友们依然在努力地找工作:“没办法,我感觉他们其实也不想上班,但实在没办法。” 在广东深圳打工多年的陈小姐,则向记者讲述了她一位17岁的亲戚的情况。她的这位亲戚来自一个小生意人家庭,目前正在广东珠海的一所中专读书,并多次说自己已经失去了毕业后就业的意愿。陈小姐表示:“她说在中专学习环境太差,学不到东西,出来以后赚钱也少,还不如躺平。” 当记者询问陈小姐,她的这位亲戚对未来有没有什么长远规划的时候,陈小姐表示:“她不想做体力工,因为打工太辛苦了,她家里也没有资源和条件送她出国读书。对未来她很绝望也很迷茫。”

三年清零 七大恶果正在显现

1 外资加速撤离、大量中小企业倒闭、年轻人失业率高企、房地产泡沫破裂、地方政府财政几近崩塌……这一系列的问题如同噩梦一般,笼罩在中国的大地上。造成这一切的原因,虽然有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因素,但主要原因就是中共政府以强硬措施推行了三年的防疫政策,给经济乃至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造成的严重打击。 而现在,中共不去总结经验教训,却在忙于改写历史,回避提及清零防疫政策的存在,甚至还称这一灾难性政策取得重大成就;面对经济、政治及社会上存在的各种危机,视而不见,还在鼓吹形势一片大好。 近日,中国财经博主老蛮撰文,总结了中共三年清零防疫的代价,并且回答了为什么中共在毫不动摇地坚持“清零”三年之后,到2022年12月突然就在全面放弃,没有任何的过渡期这一问题。他的总结非常有意义,我们借鉴其内容,再加上我们自己的看法,呈现给观众们,同时也欢迎大家参与讨论。 三年清零的第一个代价就是政府财政赤字急剧增长,财政负担增加60%。 我们先关注一下全口径财政赤字,也就是公共预算收支赤字+政府性基金收支赤字。2019年,中国全口径财政赤字是人民币5.53万亿元,到了2022年就剧增到了8.96万亿元,三年的赤字增幅达到了62%。 分年度来看,2020年,中国全口径财政赤字是8.72万亿,2021年下降到了5.94万亿元;然而到了2022年,伴随着各地此起彼伏的封城潮,经济遭受重创,财政赤字再次暴增到8.96万亿元的历史最高值。三年下来,累计财政赤字23.62万亿。对比一下2000至2019年的财政赤字总和,也只有21.92万亿元。所以3年清零防疫造成的赤字之和,居然超过了此前20年的赤字总和。 如此庞大的财政窟窿根本无法填补,于是政府只能被迫发债,无论国债还是地方债,这三年里都在剧烈增长。先说国债,3年下来累计发行了23.32万亿元,扣除其中借新还旧的部分,国债余额从2019年底的15.83万亿,暴增到了2022年底的25.19万亿,3年增幅达到59.1%! 由地方政府公开发行的地方债,3年累计发行21.29万亿元,扣除其中借新还旧的部分,地方债从21.31万亿增加到了35.06万亿元,增幅为64.5%! 总结起来就是:中国的年度财政赤字规模、国债余额和地方债余额,3年清零下来,全都增加了大约60%的负担。 财政负担剧增一定会引发相应的后果,即使短时间内整体上财政还能暂时维持,问题也一定会在某个局部先发作出来。而最先出问题的就是城投债。 3 三年清零的第二个代价,就是城投债市场的整体塌陷。所谓城投债,又称“准市政债”,是由地方投资融资平台作为发行主体,公开发行企业债券或中期票据,其募资投向多为地方基础设施建设或公益性项目。一般由地方国资委或财政局100%控股。 中国各大城市政府的投资融资平台是城投公司,即“城市建设投资公司”,起源于1991年的上海。城投公司是经营城市综合规划与建设项目的国有控股公司,主要经营业务包括房地产开发、物业管理、城市综合体开发、商业地产开发、市政工程建设等。 中国城投债的规模到底有多少,现在没有一个确切的数字。据财联社报道,城投债务的余额通常为地方政府显性债务的两倍左右。截至2022年11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达到35.0万亿,所以推测2022年底中国城投债余额已经达到65万亿。 大家知道,地方政府的清零支出一直是个谜。无休止的全民核酸、隔离酒店、方舱的建设与维持、大范围的封控以及物资保供等等,总支出金额是谜,资金来源同样讳莫如深。老蛮认为资金来源是城投债。因为城投债由地方政府完全控制,并且不受上级部门的监管。 4 而这也导致了地方城投债的爆雷。2022年7月份,规模156亿元的贵州省遵义市城投债到期无法偿付,并且在年底耍流氓似地提出了展期20年,并且前10年只付息不付本的方案。 那些投资城投债的各路金主们在此刻突然就意识到,地方政府的债务期限已经到了。于是在遵义的后效应下,城投债很难再继续融资。整个2022年下半年,城投债的净融资规模只有1940亿元,较2021年同期的12970亿元,降幅达到了85.1%。 再到今2月份之后,中国开始执行极端宽松的金融政策。然而即使这样,今年一季度城投债的净融资量仍然只有5052亿元,同比2022年一季度的6022亿元,降幅也达到了16.1%。 而在今年的4月12日,又是贵州政府开始公开摆烂,声称依靠其自身能力已经无法化解债务负担,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城投债已陷入绝境。这对整个城投债的打击是毁灭性的。 而对现在的地方政府来说,这只是噩梦的开始。没有了借新还旧的能力,那债应该怎么还呢?赖掉吗?要知道,绝大部分城投债乃至地方债的认购主体,都是城商行和农商行所发行的理财产品。这些理财产品的背后,其实就是千千万万最普通的家庭资产。 这里似乎也解答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河南的城镇银行、城市商业银行为什么爆雷,而地方政府又置之不理。因为钱本来就是让政府拿走了。 这些钱都是这些普通小老百姓的养老金和救命钱,你地方政府还不起该怎么办呢?让千千万万的家庭集体抱团饿死吗? 其实,说到这里,已经可以清晰理解,清零三年突然结束的原因,无非就是到2022年下半年,地方政府的财政已经不堪重负,处于全面坍塌的状态,财政无以为计,只能随随便便、连个招呼都不打、也不提前准备任何基本的储备药品就直接退出了清零模式。 但是,据我们查到的资料来看,前期的防疫资金指出,包括疫苗接种及核酸检测费用,大部分是出自于医保资金。只是后来也许是开支太大,挤占的医保资金太多,才由中央下命令要求改为由地方财政支出,也就是我们上面说道的城投债。但是医保资金已经被占用了很大一部分,这也导致了三年清零的第三个代价,就是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更加严重。 医保资金不足,当然就会从老百姓身上打主意。今年开始,中共当局开展的新一轮的医保改革。先是把原本医保个人支配账户的资金比例大幅降低,以增加统筹资金的比例。今年2月份,在武汉爆发的白发运动,就是抗议政府的这一政策。其次,还限定了病人一次住院报销金额的上限。导致病人即使身患重病,也只能报销至一定的金额,其余的必须自费。 据我们从中国医院内部了解到的消息,现在的医生看病,不仅要开处方,还必须会算账。每天拿着计算器为病人计算费用,以免超出开支。并且,为了应对这一政策,很多病人一旦费用达到上限,便马上办理出院手续。然后再接着办理入院手续。这不但给病人制造了很多就医障碍,也为医生和医院的管理部门增加了很多无谓的工作。 清零三年的第四个代价,就是政府公信力的全面沦陷。强行封锁小区和消防通道;朝令夕改,早上说不封城下午就封;破门入室消杀;天价隔离酒店;全城饥荒;黑幕重重的保供菜;腐败的核酸链条;进不去的医院和等死的急诊病人;走不出的机场和高铁站;进不去的校园和回不去的家;禁止农民下地;转运大巴的车祸……到了最后,一夜之间又毫无交代的取消清零,仿佛前面三年的荒谬绝伦根本就不存在一样。老百姓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并且一定会给出群体反应。于是,年轻人流行“我们是最后一代”的观念,并且普遍躺平摆烂。总结起来就是,全民反智的同时,不再相信政府或者专家的任何话语,这就是最大的“反噬”。这一后果将会接下来迅速体现在经济数据上、体现在复苏力度上、体现在经济政策的落地上。政府彻底丧失了公信力,也就意味着丧失了动员能力,无从激励民心应对接下来的经济危局,这就是最大的恶果! 清零三年的第五个代价,是生育率的崩塌。 6 朝不保夕,对政府和未来同时丧失信心,当然就不可能再维持生育率。在酷烈的封控措施之下,年轻一代喊出了属于自己的史诗级口号:“我们就是最后一代了,谢谢!”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共鸣。所以,2019年出生人口还有1468万人,2020年有1203万,2021年1062万,到2022年则只剩下了956万,并且肉眼可见,还会继续减少。 清零三年的第六个代价,就是外资企业加速撤离。 我们之前也多次报导过,不仅欧美企业撤离中国,以富士康为首的大型OEM企业,也逐步把产能转移到印度、越南及东南亚国家。而伴随着外企撤离的加速,上下游的民营企业也只能无奈关停,一定会有更多的企业员工失业。 这些失业人员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只能去送外卖和开滴滴,将快递行业和网约车行业内卷到了吃不饱饭的程度。他们在整体上也不再相信政府,并且满心委屈,这必将形成巨大的社会负担,也肯定会引发各种恶性社会事件,要么伤害自己,要不就伤害他人,而这,将会是整个国家的恶梦! 7 清零三年的第七个代价,则是广大老百姓对未来丧失信念后,终于决定不再借债买房,地产泡沫因此轰然破灭。 老百姓不贷款买房带来的第1个影响,就是地产商排着队债务爆雷。2022年地产前百强企业里,现金流断裂无法偿付到期债务的有近40家,至于中小型地产企业里面现金流已经事实断裂的更是不计其数,他们其实已经都事实上破产,只不过因为政策管控,不许走破产流程罢了。 而地产商群体前赴后继的爆雷,带来的另一个后续影响是,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金收入暴减。2022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66854亿元,较2021年的87051亿元下降22.3%。地产行业的财政贡献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值超过50%。地产行业的贡献急剧下跌,地方财政无论如何都是无法承受的。 房地产行业对于地方财政的支撑性意义,根本没有其他行业可以替代。现在这个支柱已经坍塌,地方财政因此焦头烂额。城投债在此时又出现了崩塌的问题,净融资能力大幅下降。 如果房地产市场在2023年不能重新兴旺起来,那么接下来一定会引发进一步的连锁反应,直接击溃地方财政维持平衡的底线,这种后果根本就是不可能承受的,所以地方政府一定会想尽办法维持房地产市场的热度。但是在目前的情况下,能否实现还是一个未知数。 当然,三年的疫情的代价还有很多,这些恶果终究会让每一个中国人为此买单。底层的民愤已经在积聚,现在的中国如同一个充满压力的高压锅一样,爆发之时,或许就是中共政权的倒台之时。

中国疫情后五一假期穷游成趋势,电影院票房不如预期

中国今年五一假期出游人数大爆发,国内出游人数合计2.74亿人次,比起疫情前的2019年增长近两成,不过人均旅游消费并没有跟着上涨。分析指出,疫情三年让民众钱包大缩水,“穷游”成了新趋势,年轻人之间更兴起省钱至上的“特种兵旅游”。 根据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估算,五一假期中国全国国内出游合计2.74亿人次,较2019年增加了19.09%,然而国内旅游收入总额人民币1480.56亿元,仅较2019年增加0.66%。 微信公众号“文化产业评论”文章统计,2019年五一假期人均消费超过600元人民币,但在隔年疫情爆发后消费明显下滑。2020年同期降至413.6元,2021年同期上升至492.3元,2022年同期又降到404.3元。至于今年五一假期人均消费为487.8元,仅恢复至疫情前的80.8%。 财经自媒体《火星观察》指出,今年的人均旅游消费不比四年前,说明了三年的疫情严重损害了居民消费能力,民众大多是“穷游”。 中国《第一财经》报道,“特种兵旅游”是中国在今年五一假期期间的热门词汇,在大学生之间尤为风行,他们一天内可以打卡十几个景点,每天骑行60至70公里,尽力节省食宿开销。 穷游风盛行的同时,不少网民在社交媒体上抱怨交通、住宿等开销大幅上涨,纷纷喊吃不消。 根据携程旗下FlightAi市场洞察平台数据,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单程含税机票平均价为1211元,较2019年增长39%。 另据网上流传的一份“2023年全国各城酒店五一价格对比表”,假期期间有酒店价格涨幅最高达591%,一些快捷酒店价格涨幅也超过400%。另一方面,一些民宿为了趁五一假期赚一波,不惜用各种理由将已有的游客的订单退订,再调涨价格重新放上平台,遭批“吃相难看”,受害游客也呼吁监管机构介入处理。 在院线收入方面,今年中国大陆五一假期共计19部新电影上映,数量之多创历史同期之最,五一档期(4月29日至5月3日)电影总票房突破人民币15亿元,然而相比今年春节档期67.6亿元人民币的总票房成绩,明显逊色不少。 “史上最挤五一档却没带火电影院”在微博上了热搜话题。尽管有人归咎于大家都出游了,自然去电影院人就少了,但是也有不少人指出,电影内容实在不够吸引人。 有网民直言:“大部分人早就对主流电影免疫了,不愿再去看一帮人非要强烈灌输给你的爱国思想。”“中国电影需要反思了,要去调研一下老百姓究竟想看什么。这三年影院不易,不希望它们成为唯一没有复苏的行业。” 网络媒体线上投票结果显示,五一假期多数民众还是想看电影,但实在没有可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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