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封城三周年】專訪消失近2年的公民記者李澤華（下）

在武漢封城三周年之際，曾因報道武漢疫情真實情況而遭公安帶走的公民記者李澤華接受本台記者唐家婕的專訪。這位九五後出生的前央視主持人，武漢之行後的人生發生了180度大轉彎，現在在紐約學習電腦科學專業，成為一位流落異鄉的中國人。他開始了新生活，也在找尋新認同。以下請聽專訪李澤華的下集：技術極權的鬥爭者。

【武漢封城三周年】專訪消失近2年的公民記者李澤華（上）

我是誰?

 「各位網友大家好，我是李澤華Kcriss，我現在在羅徹斯特, New York. United States. 呵呵…….我覺得有點傻啊，這句話，你覺得要說嗎?」

2022年12月中的一個周末早晨，我們到離李澤華宿舍不遠的安大略湖走走。溫度接近冰點，飄起了細雪，湖像海，浪花一波一波地撲向被白雪覆蓋的沙灘。背景有燈塔、有美式的小木屋、有綠色的美國路牌。我提議他在鏡頭前錄一段像之前Vlog一樣的自我介紹開場。

李澤華䩄腆笑場好幾次，他說，也想過重新做油管影片，但反覆琢磨了一年多，還沒錄出來。

與李澤華見面之前，他已經警告我多次，他整個人變得很不一樣。外型變了，成天在書堆里學代碼，加上前陣子膝蓋開刀，健身荒廢，人圓了一圈。見面後，讓我更訝異的轉變是他心境上的。看25歲以前李澤華擔任央視主持人時，在船上徒手抓着大魚、用誇張的表情跟村民采蜂蜜、在七彩的舞台後空翻……那位曾在B站上誇口要成為中國第一Vlogger的傳媒生，全國朗誦大賽一等獎的贏家，牽着哈雷的重機車手、在地上轉圈的街舞者、穿着垮褲的饒舌歌手……現在通通不在了。

眼前的李澤華，一連兩天穿着一樣的藍襯衫，前晚寫代碼到三點，眼角掛着黑眼圈。像浪花打來又退去，剩下一片純粹的沙礫，無濾鏡。我問他:現在的李澤華是誰呢?

「我覺得這個問題真的好難回答對我來說，這太難了，我發現構建這個世界常規的一些事，有它的肌理，以及你深入一件事情去看的話，你會覺得I don’t know anything! (我一無所知)，就是這種感覺。說我是誰?我就是一個學習者，不斷在學習的人，不斷發現自己啥也不是的一個人(笑)。」

當中國九零後邁入中年

1995年出生的李澤華在江西長大，中學時輟學。他叛逆、曾差點被送進少年看守所，最後一個人跑到深圳商場打工、賣電腦。那是胡溫主政下的中國，他在深圳看見改革開放後的大千世界，嚮往着上海、北京大城市的繁華。於是復讀，幾年後還真的考上了排名第一的中國傳媒大學播音主持系。才華洋溢，又生有一張韓版男星似的臉孔，李澤華在畢業後順利進了央視，挑大樑主持美食節目，走遍中國大江南北。

“我其實還蠻感謝我之前的工作，讓我不再想去探索所謂的外部世界了，就是一個內心變得更篤定了。在中國，尤其2020年我一直在閉關，我哪都不去，一直在學習，準備托福、GRE，自學高數、微積分、線性代數、概率、數理統計。那時候就已經對現在的整體生活是有預估的。」

李澤華讀書，以前沉浸於文史哲學，他讀易經尚書、讀魯迅，也讀盧梭、康德與尼采。2020年冬天，在武漢派出所的詢問室里，公安拿出共產黨百年理論嚇唬他，他反過來瞪大眼睛，向七八位穿着制服的大漢說起歷史。

「他們跟我說一百年前共產黨的承諾，我就跟他們說當年馬克思這個屌絲為什麼巴着恩格斯借錢？為什麼要罵英國資產階級的壓迫?他們(公安)跟我講列寧、馬克思，我就問，你們知道馬克思跟費爾巴哈、黑格爾是什麼關係嗎?」

李澤華今年27歲，自嘲已經進入中年：

「有意思的是，人每天的生活是人一生的小小微分嘛，從微積分的視角來看人生，你會發現變化是累積的， 在絕大部分情況下，我們人生軌跡，或內心狀態是線性、或非線性，但在某個階段或許有些非線性的節點或函數，使我們發生劇烈的變化。但這種每天一點一點的變化，到現在來到美國，最大的變化就是我覺得我現在比以前更冷靜了，更沉穩了，有時候又覺得好像到中年了，哈哈哈哈少年結束了。」

九零後的一代中國人進入中年，他們成長記憶里的中國是悶聲發大財、是擁抱世界的奧運煙火，也是不斷高築的防火長城，和他們掂高腳尖探索自由知識的渴望。

後來，李澤華讀了英國演化生物學家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讀《連線》主編凱文·凱利的《科技想要什麼》……科學書籍像是打開了通往另一個世界的大門，他思索，如果文明發展的主體不是人類，是技術本身，我們是誰?我們可以是什麼?

「後來逐漸開始學一些真正的知識，我看了MIT的公開課程，尤其是數學方面的，我當時英語越來越好，整個眼界和世界的寬容度突然變得大很多。 我覺得在中國，尤其當時那樣的環境，連話都不讓說，就覺得很煩，就覺得有毛病嗎?」  

李澤華對中國的現實感到不滿，將現今的中國與五十多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時期相提並論：

「尤其是發現權力的執行者，在我離開後情況變得更加惡劣，大白變成白衛兵，白衛兵甚至都不是專業醫療人員，就是街上的丐溜子，你就會發現整個社會依然停留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沒有什麼變化。如果文革那時就有攝像機、社交媒體的話，現在大家不會有什麼奇怪的，因為沒有什麼變化。」

高科技作惡

 「你看這書桌就是兩個顯示器，一個MAC book一個MAC mini，」李澤華介紹着他的書桌，這是他搬到美國一年多來最常待的地方，也是他唯一買的新家具，擺在他老舊宿舍窗邊的一角，像挺立的堡壘。「那是一個聲卡、這是一個麥克風……。」。

桌上三個顯示器上都是代碼或是人工智能研究的論文，他說現在很少看書了，看論文像是讀到最最前沿的知識，讓他興奮、也讓人謙虛。從藝術生轉到理工科，這麼大的轉彎為的是什麼?

「 首先是因為我們在中國那個環境， 長期受到不自由的壓迫，這種不自由，尤其是信息上的不自由，再帶來了諸多的不自由。我相信目前的這種專制極權，或信息極權、數字極權，他是由技術帶來的，由技術帶來的問題，也許只有技術本身才能解決。」

武漢作家方方在她廣為流傳的《封城日記》其中一篇反思科技的文章中寫道：「微博有一種技術：就是你以為你發出去了，但其實沒有人能看得到。自從知道有此一技術後，方明白：高科技作起惡來，一點不比瘟疫弱。」

李澤華有相同的感受。

「我覺得庫茲韋爾說的技術奇點好像就要到來似的，如果一個極權在使用一個這樣的技術在控制人民，那人民想要反訴他，甚至我連認識對手的機會都沒有，我覺得很有必要把現在最前沿的技術和最落後的社會制度，正在利用這些前沿技術幹的事情，把它抽絲剝繭、扒開揉碎來講，這是有意義的。」

「這也是你在公眾視野中消失這麼久，願意再重新出來講的原因嗎?」記者問。

「對。」李澤華說。

那天早晨在安大略湖邊走着，李澤華哼起了崔健的《讓我在雪地上撒點野》。他正準備畢業、展開新生活，他說雖然沒想過要面對銀行帳戶見底這種有點「憋屈」的人生，但心安是歸處，他計劃用自媒體及新學到的電腦專業做些事，為中文觀眾科普、解讀技術集權。

流散異鄉的人，重新找工作、也找自我認同，但掛念總是離不開故土。

怎麼定義這個新的自己呢?

「我覺得應該是……一個天命使然的鬥爭者，我一定會把那些我看不慣的東西，像極權、像暴政、用我的方法去跟它們鬥爭。當然不僅僅是我一個人，我覺得未來應該會有更多人會跟我走在一起，也許我會成為領導者，或許我也可以只是一個推動者，……。」

在羅徹斯特的雪地里，李澤華突然說出了這個新的身份想象，眼睛一亮，那一萬公里外的故鄉，仿佛不在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