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智英遭囚逾2千日 无国界记者：死于狱中风险增
2026 年 6 月 24 日
序言 2020年， 1月23日， 凌晨2:00， 武汉宣布： 关闭所有离汉通道。 除夕前夕， 武汉封城。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 对一个人口千万级别的大城市， 采取的最严厉防疫措施。 至今， 已整整三年！ 谨以此文，献给为抗击新冠牺牲的李文亮等全部医护人员、献给在武汉疫情中去世的3000多名遇难者、献给在三年疫情中去世的全国约十万遇难者。 （一） 2019年， 12月30日， 下午5:43时许： 武汉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等八位医生，在同学群里第一个发布“疫情”的消息，成为全世界公认的这场人类浩劫的吹哨人。 （二） 2020年， 1月3日， 警方发布通报认定，李文亮等八名医生的言论不实，定性为谣言。 两天后， 李文亮等八名传播疫情信息的医生，被带到武汉市武昌区中南路派出所，接受训诫。 训诫书中写道：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制裁！ 随后， 国家级媒体，多个频道，报道了李文亮等八名造谣者被训诫的新闻。 随后， 武汉卫健委，发布通报，称：疫情“可发可控”。 （三） 1月8日， 李文亮被安排继续接诊。 1月10日， 李文亮出现咳嗽症状。 1月12日， 李文亮入院，开始接受治疗。 1月14日， 李文亮被安排隔离。 1月14日， 世界卫生组织，将此病毒命名为“新型冠状病毒”。 （四） 1月23日， 凌晨2:00， 武汉关闭了所有离汉通道。 2020年除夕前一天， 武汉封城。 武汉封城，是人类历史上，对一个千万级人口的大城市采取的最严厉的防疫措施。 （五） 2月7日， 凌晨2:58分， 李文亮去世，享年34岁。全国网民自发的，在朋友圈里点燃蜡烛悼念李文亮医生。 李文亮医生病重期间，曾接受《财新》杂志采访，他说：“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4月2日， 李文亮被评为烈士。 4月8日， 凌晨2:30时许， 武汉正式宣布解封。一共封城76天。 6月12日， 凌晨， 李文亮医生的遗孀付雪洁，产下一名男婴，6斤9两，母子平安。 2020年， 9月8日， 上午10:00， 全国抗击新冠疫情表彰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授予钟南山“共和国勋章”，授予张伯礼、张定宇、陈薇“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 （六） 自2020年4月8日， 到2022年春节， 这期间，国内偶有零星散发的疫情，但都迅速处置，偶有封城，但大部分地方没有受到疫情影响，大部分人出门可以不戴口罩，没有核酸，没有封控，正常上班游玩生活，经济领跑全世界。与此形成对比的是，这阶段，病毒肆虐在全世界肆虐。 客观公平地说，这阶段的抗疫措施，无疑是胜利的。 （七） 2022年， 2月16日华亭宾馆正式歇业，进行装修改造。改造尚未完成的华亭宾馆被征用，作为隔离酒店。 因该酒店比较老旧，空调通风系统是通的，而且没有过滤网，病毒在宾馆迅速传播，被感染的工作人员在毫无觉察的情况下，继续乘坐地铁上下班，疫情迅速在上海传播。华亭宾馆成为全国疫情爆发的导火索。 （八） 3月11日， 上海学校全部停课。 3月14日， 上海客运全部暂停。很多人开始有计划地囤菜。大家心照不宣。 3月15日， 上海发布最新消息，其中最关键的一句话是：“目前，我们没有“封城”，现在也不必“封城”。让人看着心里发慌。 3月16日， 上海发布通知，开展全员核酸检测。拉开了全国性的“全员核酸检测”序幕。 3月27日， 晚8：23， 上海发布了一则爆炸性的通知，3月28日5时起，上海市以黄浦江为界分批实施封控管理，小区封闭，交运暂停。拉开了全国性的“封城静默管理”序幕。 听到这个消息的浦东人民立刻行动了起来，纷纷开始采购囤菜，价格已经没人关心，有什么拿什么成为主旋律。浦东的抢购，拉开了全国性的疯狂抢购“囤菜屯粮囤药”序幕。 （九） 2022年， 9月18日 ， 凌晨， 贵州黔南州三荔高速发生一起疫情转移隔离人员的客车侧翻事故。 造成27人遇难，20人受伤。震惊全国。 2022年， 11月23日， 河南郑州爆发富士康万人徒步返乡事件。震惊全国。 2022年， 11月24日， 19时49分许， 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吉祥苑小区一高层住宅楼突发火灾，火灾共造成10人死亡、9人受伤的严重后果。本次事故成为我国抗疫政策转向的标志事件，拉开全国性反对“强制隔离”、反对“全员核酸检测”、反对“静默管理”的序幕。 （十） 2022年， 11月27日， 北京各小区物业以居委会的通知为依据，要求全体业主居家隔离。本次操作，被理解为“北京封城”。 此举，遭到北京各个小区居民的强烈反对。 随后，以北京最大的小区天通苑为起点，迅速传遍北京城各个小区，大家以法律为依据，与物业和居委会抗争，要求解除强制隔离护栏设施。在整个抗争的过程中，居民主动打电话要求民警到场。在执法人员的监督下，小区居民向物业公司以及居委会人员进行普法教育，取得彻底胜利。 此日下午，北京所有小区的强制隔离措施解除，小区居民可以自由进出小区。 北京事件，是我国疫情转向的标志性事件。北京居民的做法，体现了居民依法维权、依法表达意见的最合法、最规范、最有效、最高的水平。 （十一） 2022年， 12月7日， 在经济和舆情的双重压力之下，在综合研判奥密克戎在全世界的致死率大大降低的基础上，我国疫情政策正式转向。核酸检测、强制隔离、健康码、行程码、方舱医院、大白，等等，成为历史。 12月13日， 我国不再发布疫情数据。 2023年， 1月8日， 我国对新冠病毒正式施行乙类乙管。这标志着我国防疫政策的正式放开。 （十二）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自2022年12月疫情放开之后，短短时间内，在全国迅速传播，速度之快，颠覆了人类对传染病的所有认知。 因官方不再公布疫情数据，据各个渠道的感染情况来看，全国的感染率达到90%以上，超出了全世界其他所有国家的感染率，感染率之高，再次颠覆人类对传染病的所有认知。全国各地再现抢购屯藏药品大潮。 […]
在武汉封城三周年之际，曾因报道武汉疫情真实情况而遭公安带走的公民记者李泽华接受本台记者唐家婕的专访。这位九五后出生的前央视主持人，武汉之行后的人生发生了180度大转弯，现在在纽约学习电脑科学专业，成为一位流落异乡的中国人。他开始了新生活，也在找寻新认同。以下请听专访李泽华的下集：技术极权的斗争者。 【武汉封城三周年】专访消失近2年的公民记者李泽华（上） 我是谁? “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李泽华Kcriss，我现在在罗彻斯特, New York. United States. 呵呵…….我觉得有点傻啊，这句话，你觉得要说吗?” 2022年12月中的一个周末早晨，我们到离李泽华宿舍不远的安大略湖走走。温度接近冰点，飘起了细雪，湖像海，浪花一波一波地扑向被白雪覆盖的沙滩。背景有灯塔、有美式的小木屋、有绿色的美国路牌。我提议他在镜头前录一段像之前Vlog一样的自我介绍开场。 李泽华䩄腆笑场好几次，他说，也想过重新做油管影片，但反复琢磨了一年多，还没录出来。 与李泽华见面之前，他已经警告我多次，他整个人变得很不一样。外型变了，成天在书堆里学代码，加上前阵子膝盖开刀，健身荒废，人圆了一圈。见面后，让我更讶异的转变是他心境上的。看25岁以前李泽华担任央视主持人时，在船上徒手抓着大鱼、用夸张的表情跟村民采蜂蜜、在七彩的舞台后空翻……那位曾在B站上夸口要成为中国第一Vlogger的传媒生，全国朗诵大赛一等奖的赢家，牵着哈雷的重机车手、在地上转圈的街舞者、穿着垮裤的饶舌歌手……现在通通不在了。 眼前的李泽华，一连两天穿着一样的蓝衬衫，前晚写代码到三点，眼角挂着黑眼圈。像浪花打来又退去，剩下一片纯粹的沙砾，无滤镜。我问他:现在的李泽华是谁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好难回答对我来说，这太难了，我发现构建这个世界常规的一些事，有它的肌理，以及你深入一件事情去看的话，你会觉得I don’t know anything! (我一无所知)，就是这种感觉。说我是谁?我就是一个学习者，不断在学习的人，不断发现自己啥也不是的一个人(笑)。” 李泽华在纽约罗彻斯特大学里的图书馆（RFA） 当中国九零后迈入中年 1995年出生的李泽华在江西长大，中学时辍学。他叛逆、曾差点被送进少年看守所，最后一个人跑到深圳商场打工、卖电脑。那是胡温主政下的中国，他在深圳看见改革开放后的大千世界，向往着上海、北京大城市的繁华。于是复读，几年后还真的考上了排名第一的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系。才华洋溢，又生有一张韩版男星似的脸孔，李泽华在毕业后顺利进了央视，挑大梁主持美食节目，走遍中国大江南北。 “我其实还蛮感谢我之前的工作，让我不再想去探索所谓的外部世界了，就是一个内心变得更笃定了。在中国，尤其2020年我一直在闭关，我哪都不去，一直在学习，准备托福、GRE，自学高数、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数理统计。那时候就已经对现在的整体生活是有预估的。” 李泽华读书，以前沉浸于文史哲学，他读易经尚书、读鲁迅，也读卢梭、康德与尼采。2020年冬天，在武汉派出所的询问室里，公安拿出共产党百年理论吓唬他，他反过来瞪大眼睛，向七八位穿着制服的大汉说起历史。 “他们跟我说一百年前共产党的承诺，我就跟他们说当年马克思这个屌丝为什么巴着恩格斯借钱？为什么要骂英国资产阶级的压迫?他们(公安)跟我讲列宁、马克思，我就问，你们知道马克思跟费尔巴哈、黑格尔是什么关系吗?” 李泽华今年27岁，自嘲已经进入中年： “有意思的是，人每天的生活是人一生的小小微分嘛，从微积分的视角来看人生，你会发现变化是累积的， 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我们人生轨迹，或内心状态是线性、或非线性，但在某个阶段或许有些非线性的节点或函数，使我们发生剧烈的变化。但这种每天一点一点的变化，到现在来到美国，最大的变化就是我觉得我现在比以前更冷静了，更沉稳了，有时候又觉得好像到中年了，哈哈哈哈少年结束了。” 九零后的一代中国人进入中年，他们成长记忆里的中国是闷声发大财、是拥抱世界的奥运烟火，也是不断高筑的防火长城，和他们掂高脚尖探索自由知识的渴望。 后来，李泽华读了英国演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读《连线》主编凯文·凯利的《科技想要什么》……科学书籍像是打开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他思索，如果文明发展的主体不是人类，是技术本身，我们是谁?我们可以是什么? “后来逐渐开始学一些真正的知识，我看了MIT的公开课程，尤其是数学方面的，我当时英语越来越好，整个眼界和世界的宽容度突然变得大很多。 我觉得在中国，尤其当时那样的环境，连话都不让说，就觉得很烦，就觉得有毛病吗?” 李泽华对中国的现实感到不满，将现今的中国与五十多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相提并论： “尤其是发现权力的执行者，在我离开后情况变得更加恶劣，大白变成白卫兵，白卫兵甚至都不是专业医疗人员，就是街上的丐溜子，你就会发现整个社会依然停留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没有什么变化。如果文革那时就有摄像机、社交媒体的话，现在大家不会有什么奇怪的，因为没有什么变化。” 高科技作恶 “你看这书桌就是两个显示器，一个MAC book一个MAC mini，”李泽华介绍着他的书桌，这是他搬到美国一年多来最常待的地方，也是他唯一买的新家具，摆在他老旧宿舍窗边的一角，像挺立的堡垒。“那是一个声卡、这是一个麦克风……。”。 桌上三个显示器上都是代码或是人工智能研究的论文，他说现在很少看书了，看论文像是读到最最前沿的知识，让他兴奋、也让人谦虚。从艺术生转到理工科，这么大的转弯为的是什么? “ 首先是因为我们在中国那个环境， 长期受到不自由的压迫，这种不自由，尤其是信息上的不自由，再带来了诸多的不自由。我相信目前的这种专制极权，或信息极权、数字极权，他是由技术带来的，由技术带来的问题，也许只有技术本身才能解决。” 武汉作家方方在她广为流传的《封城日记》其中一篇反思科技的文章中写道：“微博有一种技术：就是你以为你发出去了，但其实没有人能看得到。自从知道有此一技术后，方明白：高科技作起恶来，一点不比瘟疫弱。” 李泽华有相同的感受。 “我觉得库兹韦尔说的技术奇点好像就要到来似的，如果一个极权在使用一个这样的技术在控制人民，那人民想要反诉他，甚至我连认识对手的机会都没有，我觉得很有必要把现在最前沿的技术和最落后的社会制度，正在利用这些前沿技术干的事情，把它抽丝剥茧、扒开揉碎来讲，这是有意义的。” “这也是你在公众视野中消失这么久，愿意再重新出来讲的原因吗?”记者问。 “对。”李泽华说。 那天早晨在安大略湖边走着，李泽华哼起了崔健的《让我在雪地上撒点野》。他正准备毕业、展开新生活，他说虽然没想过要面对银行帐户见底这种有点“憋屈”的人生，但心安是归处，他计划用自媒体及新学到的电脑专业做些事，为中文观众科普、解读技术集权。 流散异乡的人，重新找工作、也找自我认同，但挂念总是离不开故土。 怎么定义这个新的自己呢?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天命使然的斗争者，我一定会把那些我看不惯的东西，像极权、像暴政、用我的方法去跟它们斗争。当然不仅仅是我一个人，我觉得未来应该会有更多人会跟我走在一起，也许我会成为领导者，或许我也可以只是一个推动者，……。” 在罗彻斯特的雪地里，李泽华突然说出了这个新的身份想象，眼睛一亮，那一万公里外的故乡，仿佛不在远方。
1月23日是武汉封城三周年。这场席卷全球的瘟疫至今已造成六百多万人死亡、累计超过六亿人确诊，许多人的世界因为疫情终止，也有许多人的人生因此有了大的转折。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家婕采访了疫情之初进入武汉采访的公民记者李泽华，他在公众眼前消失近两年后，听他分享疫情之初在武汉的见闻以及他＂被带走＂后的人生转折。以下是上集：中国可以是什么？ 2020年一月，武汉。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力不强。”——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刚，1月19日。 “目前资料表示，他是肯定的有人传人。”——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钟南山，1月20日。 “自2020年1月23日10时起，本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恢复时间另行通告。”——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1月23日凌晨。 “我请大家放心，我们的物资储备和市场供应是充足的。”——湖北省长王晓东，1月23日。 逆行武汉 三年前，1月23日这天，中国官方宣布封锁千万人口大城武汉，举世哗然。 人们对这个传染力及致死率都很高的新型病毒一无所知，病毒从何而来？人是怎么感染的？我们怎么保护自己？人们充满疑问与恐惧。正当老百姓急需各种信息的时候，中国政府不仅仅封锁了这座城市，还有各种独立调查报导和信息。 大批市民在惶恐及未知中逃离。从官方凌晨发布通知、到关闭离汉通道的十个小时内，三十万人连夜涌出武汉，黑夜里干道上灯火通明，这是异于往常的人流速度。不过在这股涌向城外的滚滚人流中，却有一些与众人反方向而行、进入武汉的“逆行者”，其中包括刚从央视辞职不久、25岁的公民记者李泽华。 李泽华用视频方式记录在武汉百步庭小区、火葬场、车站的所见所闻。最后，他在探访病毒实验室前，意外地以一个戏剧性的方式，在直播中，被公安以涉嫌”扰乱公共秩序罪”带走。消失了两个多月后，李泽华在一部简短的影片中报平安，感谢警察“文明执法”，影片留下重重疑点，李泽华则是从此消失在公众眼前。 三年后的今天，李泽华重新回到公众的视野之中。与他的访谈不只是回顾在武汉的经历，也是一位中国青年的反思。做为一位在中国长大，曾在体制内工作的九零后，李泽华对一个自由的中国有他的想像──这个想像驱使他带著摄像机、防护服、口罩冲进了疫情初始的武汉，也让他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这次的访问集结了两年多来与李泽华的通信及通话素材，最长的一次访谈是来自2022年12月，在他纽约上州罗彻斯特的大学宿舍里的对谈。武汉之后，李泽华的人生转了一个大弯，他现在是电脑计算工程专业的研究生，马上要毕业了。 他说现在回头看来，武汉封城对他来说意味著完成了一位传媒人应有的使命。当时他的偶像是拍摄空气污染调查纪录片《穹顶之下》而遭全网封锁的中国调查记者柴静。 肃杀与恐惧 “当时封城之后，我就已经在准备去(武汉)了。当时有的感觉，最害怕的可能并不是病毒，而是一种幽幽的恐惧，那种感觉是很难描述的。我在武汉当时很多个时刻都让我回想到 2019年，我去过一次朝鲜。我在羊角岛酒店，是平壤中心一个专门给外国游客住的地方。我们在酒店里面即使可以所谓的自由行动，实际上还是完全被控制的状态，你会感觉到想出去那个酒店，虽然看上去没有人守著，但你会觉得下一刻就会被人抓。” 肃杀与害怕，是李泽华对武汉封城时期留下最深的感觉记忆。 “但有时候又会觉得到底在害怕什么呢?那种害怕我觉得是挺悲剧的。作为一个年轻人，我们应该担心的可能是怎么去干一些实事，不是说去担心我们被所谓的权力、规则制定者、被极权的威摄而（产生的）恐惧，这是我当时在武汉感受比较强烈的地方。” 李泽华说，他想说的事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很“正常”：就是以第一视角纪录下武汉到底发生了什么？官媒唱著赞歌，但社媒上却出现大量的求助信息，前线医护人员哭诉防护物资不足、患者在院内外大量去世、火葬场超负荷运转、武汉病毒所的谣言满天飞、真相到底是什么?在武汉的人们到底过著什么样的生活呢？ 疫情爆发之初，几家中国市场化媒体以及自媒体，包含财新、财经、三联、冰点、新京报、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等，其实一度出现许多第一线的纪实、调查报导。但这个自主采编的口子，在2月3日习近平“加强舆论引导工作”讲话后快速缩紧。媒体的报道变得与政府的说辞相一致，民众在社媒上的求救、疫情讨论，面临前所未有的审查、删号删帖。 “公民记者弥补了官方媒体或者是市场化媒体不能报导的领域，那些媒体不能报导的，我们来报导，这点非常重要。”前腾讯《大家》的主编贾葭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2月6日，中国知识份子最大自媒体平台之一、腾讯《大家》被封号，封号前的最后一个头条文章是《中国正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同一天，在武汉的另一名公民记者陈秋实在“方舱医院”采访时失联，几天后，公民记者方斌也被警方带走。同样在武汉报导的公民记者张展后来则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4年，目前仍身陷囹圄。 2月26日，当李泽华被公安追捕时，他做了一件与其他几位公民记者不同的事:开启近四个小时的直播，让网友目睹了他被警方带走的过程，当时有上万人在屏幕前和他一起屏息。 2020年2月，李泽华抵达武汉开始发布视频。(李泽华油管截图) 李泽华探访疑似疫情爆发处:武汉百步亭小区。(李泽华油管截图) 李泽华在武汉直播被带走过程。(李泽华油管截图) “最可笑的事” “他们刚开始追我的时候，我想用手机直播，但我权限不够，我就先让朋友帮我发视频，我抓紧到我住的地方，用电脑直播。” 李泽华说，他做直播，其实是一种保全自己的方法，“因为我知道只要我影响力足够大，对于一个想要伤害我、或让我窒息的极权，制衡力就会更大。我就是想要找一个平衡。你看现在风起云涌的白纸运动，有理想的青年一定要学会在这样一种肃杀环境中的苟活，虽然这是一种很悲剧的事实。” 我这次采访他时，正值乌鲁木齐大火引发的“白纸运动”发生后不久。李泽华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这次运动： “最可笑的事是什么? 我没干什么啊！我们都没干什么啊！就像现在大家举张白纸怎么了?整个中国的审查、压抑所有人都不能说话，我觉得很可笑的就是他们、或者规则制定者，你在怕什么呢? ＂ 几年后回述起来，李泽华说得轻松；但我记得很清楚，在他直播的时候开门让公安进入以前，李泽华传讯息告诉我，他心里非常害怕。在打开门让公安进入前，李泽华在不太稳定的网路镜头前对观看直播的人们“最后喊话”:“我不愿吞炭为哑，我也不愿意闭目塞听，我为什么要从中央电视台辞职？我为的就是希望中国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站出来 ，不是说我们说两句话就反党了! 我知道理想主义在那一年的春夏之交已经破灭 ……。” “当时他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挺振奋的，这样年轻人在紧要关头站出来，冲到最危险的地方做危险的工作……。＂中国作家慕容雪村曾反复看李泽华拍摄的视频。他说李泽华、方斌、陈秋实这些第一批在武汉报导的公民记者为他提供很多珍贵的素材与经验。慕容雪村在封城后期也进入武汉，最后出版了一本书《禁城：武汉传来的声音》。在德国的小说家廖亦武也受李泽华的故事启发，以一位被追捕的公民记者为主角，撰写了一本纪实小说《当武汉病毒来临》。 2020年，时任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hew Pottinger)在题为“一个美国视角下的中国’五四’精神”演讲中，也点名了在新冠疫情中不幸丧命的”吹哨人”李文亮医师、公民记者李泽华、方斌、陈秋实都是现代中国“五四”精神的继承人。 武汉封城之后，中国极端清零的防疫政策逐渐清晰，封控、全民核酸、健康码出行机制、强硬的隔离手段陆续在各大城市落实。这种方式抑制了病毒在中国大规模传播，却也衍生了无数被记录或不被记录的次生灾难：自杀、因延误治疗或被医院拒收导致的死亡……特别令人震惊和叹息的是在贵州一辆转运隔离大巴翻车，导致27人死亡；几个月前乌鲁木齐发生火灾，封控导致救灾与逃生不易，造成至少10人死亡…… 积累了近三年的苦难及怒气，像堆叠的干柴，在2022年11月被乌鲁木齐的大火点燃，烧出了蔓延全中国及海内外的 “白纸运动”。人们、由其是校园里的年轻人们走上街头，高举A4白纸以示对中国政府严酷打压言论自由的抗议，高喊解封、要自由。 “解封、解封、解封……。” “言论自由、新闻自由。” “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 “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 李泽华说，当听到这些大胆的口号，他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同时也为这些年轻人的勇敢而感动。 “我觉这才是年轻人啊，这才是最基本活力的体现，你作为这个社会的人要参与到社会的治理。有些人老说我不关心政治，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悲的， 因为你不关心政治，政治最后一定会来关心你。不关心政治的人可能只有两种，一种是贵族，是规则制定者；还有一种是奴隶，因为关心也没用。但有人不关心政治，他以为自己是贵族，不知道自己是奴隶，整个中国大有人在。” 李泽华深知，年轻人的这些行动，要想改变中国很难。”你明明知道蚍蜉撼大树是很难，但你又必须去撼大树，才有可能拓展你的生存空间，或形成这样的一种制衡。如果你都不战斗，你就可能直接死。” 中国可以是什么? 访问中，李泽华反复说这几年他的领悟是: 要“聪明地战斗”。两年前获释后他在最后一段突然现身“报平安”的视频里，他留下了《尚书》里的十六个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网友纷纷解读那是他留下的“密语”。 “那个视频是来来回回修改很多遍的稿子。一位江西省公安厅的领导，一直盯着这事，一开始让我说国家防疫政策好、共产党好。我说你让我发些这样的东西，明眼人、傻子一看都知道不是我说的。” 李泽华特别解释了他用这句话的意图：“我想说的是，整个人群在那个阶段的中国社会，比较压抑、肃杀的社会氛围里，人心是很不稳定的。我想要呼吁独立思考。而那个‘道’、或好的政治、善政、好的社会运行、好的人与人的关系，这一切都需要我们保持理性以及有探索精神，尤其年轻人，要秉持这种内在特质。” 李泽华思索着，当人们有强烈的民族共情、被所谓带著符号的民族主义加持的时候，其实人很少理性的思考中国是什么?中国从哪里来? “对你来说中国是什么?”记者问。 李泽华突然停顿了许久。 “或中国应该可以是什么呢?”记者接著问。 “我这里有很多想讲的，你稍等一下。”这是采访李泽华时，他停顿思考最久，又最热切地想说些什么的时刻。 “我觉得中国可以是很多元化的存在，但现在正是由于缺少包容、缺少多样化，导致整个中国现在一被提到，就充满了左化的民族主义情节，以及这种无用的爱国情绪。” 他以他来美国后的感受进一步说道：“我来美国之后，我发现什么是自由？或自由的原因是什么?自由它是多样化的结果，或说多样化是自由的前提，这个感受是最深刻的。” 在拜访李泽华所在的校园的时候，他带我走过一个长长的地道。地道一开始是为了罗彻斯特寒冷的冬天建造的，方便学生往来于课堂。推开铁门，狭窄的地道两旁被漆成各种彩色的插画、标语、活动集会讯息。 “这是……民主墙吧，很多人叫舆论墙，很多人会在这发布活动讯息，但更多是对一些观点的表达。”李泽华接着带我们去看他几乎都会路过的中文诗。“你看这:手捧红书不住扬，真真假假满场狂。天安门下欢呼罢，识得人间有帝皇。” 这首诗是文革时期，一位广州的大学生何永沂写下的，嘲讽当时捧著红书的青年学生把在天安门广场被毛泽东接见视为 “最大的幸福”。 李泽华说，离开中国以后他花了很多时间思考中国是什么?中国可以是什么?那是孕育他的土地、那里有他最在意的亲人朋友。而在小区高喊解封要自由的群众、在校园举著白纸的青年、在武汉纪录历史的记者与公民、在网上求救或表达意见的小区居民、甚至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上摇旗的青年，不都在以一种实践的方式想搞明白“中国是什么”?并以行动向世人展示“中国可以是什么”?
中国独立作家慕容雪村近日出版新书《禁城：武汉传来的声音》。这本书是他在2020年武汉封城后期，他在武汉采访了一个月后，记录下的封城人民的声音。极权之下的人们是怎样的活着，又是怎样地死去?两年之后的上海，当局又是否在武汉封城的经验中学到了任何教训?慕容雪村近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回答了这些问题。 上海比武汉更惨烈 记者: 这次在上海封城中，我们看到很旺盛的民间创作力，有音乐、视频、文字。对比武汉封城的情况，您观察到这些创作有什么特性呢? 慕容雪村: 上海的这次的创作，第一，这些作品更多反应中产阶级的生活，无论葱的展览、时装秀、《四月之声》，这些提到的人跟事大多在中产社区。 这让我更担心的是，在上海的低层人的生活，比如农民工怎么生活? 独自居家的老人怎么生活? 几乎看不到。 第二，武汉除了几位公民记者，有很多人在搜集素材拍摄，后来有好几部纪录片出来。但我觉得这在上海是不可能实现， 因为上海除了大白们、警察、志愿者，很少人能出去。但在武汉封城期间，我就是在那时进去(武汉)，张展也是2月1日从上海进去(武汉)，还有一点行动自由，我们可以到处走、到处采访、到处拍摄。这次在上海，几乎没有人可以离开自己的家。 第三，很多时候，比如葱的展览，这很多是用在嘲讽方式。嘲讽其实是某种不得已之举。事实上，很多作品、视频、文章都在问一个问题，就是上海怎么会搞到今天，这是跟当初武汉不一样的。当时在武汉更多是悲痛和愤怒，上海多了一层困惑、震惊，就是上海怎么会搞到这一天? 记者:在你看来，上海这次对记录、对创作的限制更严酷了?有看到像《方方日记》那样的纪实作品吗? 慕容雪村: 嘲讽的东西很多，这些是快速的东西，要真像《方方日记》那样的作品需要一个长期的观察、积累跟写作。现在的形势根本容不下这样的作品，我估计写到第二天号就没了。 上海的作家其实是更多的，但到现在没有看到《方方日记》那样的作品。这也显示，上海这次的封城、控制、打压比武汉严格更多。我举个例子，比如武汉要转运患者、密接，靠的是志愿者，在上海直接就是警察了。 2020年1月23日武汉封城时，还没有二维码，但在上海已经是二维码的天下了。所有人都被大数据牢牢的掌握著，任何人的行踪都是一览无遗。另外，上海的物资匮乏程度也远远超过武汉当时。我在武汉采访，也看到各种惨的景象，但上海现在的悲惨程度、残酷程度远远超过2020年的武汉。 “我没敢回北京” 记者:您出版这本书《禁城》的材料来自武汉的第一手采访，当初是如何进入武汉的?很多公民记者都遇到了麻烦，您的采访及写作又是怎么进行的? 慕容雪村: 我是2020年4月6日进去(武汉)，8日解封，到5月7日离开。我在那待了一个月，那时候秘密警察给我打电话，说知道我的行踪了。当时我已经采访很多人，很怕前功尽弃，所以他们给我打电话之后，我就处理一下后事赶紧离开了。 记者:接着就回到北京写作吗? 慕容雪村:我没敢回北京，因为在北京我是那种老茶客，经常会被秘密警察监视、被叫去喝茶或传唤。所以我躲在峨嵋山中写完这本书。那个时期在写这本书，一切都很惊险， 写完一章就赶紧发给在境外的朋友让他帮我备份，然后自己从电脑上清空。 武汉人口中的“这个东西” 记者:在武汉采访时，当地人愿意跟你聊吗? 慕容雪村:分两种人，普通市民很愿意接受采访；但也有另外一种人，比如社区官员、医生和护士，他们就极端不愿意接受采访。比如社区官员，我打了几次，他直接回应我：对不起，我们不允许接受采访。医生也是，有个同济医院医生前前后后犹豫了好几天，最终告诉我，哥们不好意思，真的不方便，我们把这事忘了。但我能感觉到，他非常想对我说出他的经历和见闻，但可能受到特别大的压力。我说，好，我能理解，希望有一天你能跟我说你的经历。他轻声叹了一口气说，唉，我也希望。 我能够从这些细节中感受到，这些官员、医生、护士它们接受到很严格的禁令，不允许对外谈论。 记者:经过七十多天的封城，在采访的时候你有观察到这对武汉人有什么影响? 慕容雪村:我也发现很多人有一个共性，提到新冠病毒、新冠肺炎，他们会下意识地回避这两个词，更多会用“这个东西”、“这个病”来代替，很少会直接提新冠病毒这几个词。我觉得，这可能是某种PTSD(创伤症候群)。 记者:一种被集体关在家两个多月以后的心理创伤? 慕容雪村:是。我加入几个武汉本地人的群，在刚解封时，我注意到群里有位女士说，我现在动不动就会哭，她原来不是爱哭的人。群里其他人也纷纷呼应，说流泪变成特别容易的事情，随时随地都会触景伤情，流眼泪。 我在4月7日在武汉市内走，有些年轻人可以走出家门，每个人都戴口罩。我在那看着年轻人走过，突然意识到一件事:几乎没有人脸上有笑容，每个人都是表情很沉重的样子。这对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 记者:对武汉市民来说，封城最困难、最难熬的事什么? 慕容雪村:食物、物资匮乏是最严重的，还有药物特别缺。我采访一个医生，他是唯一一个愿意匿名受访的。他的医院在二月最紧张的时期所有药物都用光了，全院的口罩只剩四十几个、体温计都严重不足。张展在武汉，也被封锁在老社区，她也发现居民生活很匮乏，有些老人不会用智能手机，只能等社区来发放物资，匮乏到了后期很严重。 另外就是精神上的压力，把一个人关起来几十天。在武汉稍微好点，即使封控最严厉的时候，人们也可以在小区走动一下。但在上海，很多人连自己的家门都走不出来。对很多人来讲，就像是单独关押了，这是如酷刑的，所以这次在上海封城引起的精神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从武汉学到的教训 记者:跟武汉封城相隔了两年后，上海封城你觉得有从过去的经验学到什么吗? 慕容雪村:真是没有学到什么，只是更糟了。共产党政府压根没有想到过，给上海这样一座超大型的城市供应食物是多么复杂而艰难的工程。到现在为止可以断定，一定很多人在家里饿死了。平常的日子，上海从事食物供应、餐饮的有几百万人，把这些人都关起来，只靠着几十万大白或社区工作人员来分发食物，完成不到这个任务。 我觉得，从两年前的武汉到现在的上海，或许到未来的北京，这个政府并没有学到太多有用的知识，只是学会如何控制社会、控制人民，而且变本加厉的残酷了。
最早爆发于中国武汉的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各地传播已经两年有余。中国宣传机器高调肯定中国制度优越性、肯定政府抗疫有方的赞美之声，完全掩盖了武汉，那座一夜之间变成孤岛的城市，在2020年初春曾经经历的恐惧、绝望与痛苦。那些在疫情期间，曾试图前往武汉，实地了解疫情真相的公民记者方斌、李泽华、陈秋实、张展等人都遭遇了被失踪、被逮捕的命运。没有人知道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已经多年被禁止发言、不能发表的中国著名作家慕容雪村2020年4月3日，在武汉解封的前夜，前往当地，并将实地采访获得的第一手资料汇聚成册«禁城：武汉传来的声音»(«Deadly quiet city»)。这本书于2022年3月，由澳大利亚Hardie Grant 出版社推出英文版。为此而不得不离开中国的慕容雪村接受了法广的电话采访。 禁城的双重恐惧 武汉封城期间，中国社交媒体上间或可以看到一些武汉居民当时的真实生活片段。慕容雪村以实地采访，呈现出一个个不同背景的当事人，在封城期间的完整故事。从政府封锁消息导致的对疫情的忽视，到疫情如潮水般涌来时彻底崩溃的医疗等公共设施，到个体孤独绝望的挣扎。如果说突如其来的未知病毒让武汉这座1100万人口的城市陷入极度恐惧之中的话，作者在采访和写作过程中惊悚小说般的经历，则凸显出政府为封锁消息、控制言论而营造的另一种恐惧。这种恐惧在疫情之前就已经无所不在，也随疫情爆发而变本加厉。慕容雪村在这种恐惧中完成采访后，躲入四川山区一座村庄，完成了写作。«禁城»一书讲述的是武汉封城期间的个体经历，更是一段对中国，也对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的历史记录。中国政府迅速启动的新闻审查机器不失时机地删除改写着疫情初期的真实报道。«禁城»讲述的武汉故事就更显弥足珍贵。 问：可否首先谈谈您为什么一定要写这本书？您在武汉解封的第一时间决定去武汉的时候，已经知道方斌，李泽华、陈秋实等人因为想调查和报道疫情真相而被失踪。而且，当年5月11日，张展也被捕。而您自己在这本书的前言里也讲述了您在出发前、在路途中、在武汉期间、在写作期间，感受到的几乎无所不在的一种威胁。那为什么还是决定去武汉？而且一定要写完、发表？ 慕容雪村：我一直都想做一个在灾难现场的作家。但新冠疫情爆发时，我当时在北京，并没有想到要去武汉。直到2020年4月3日，（澳大利亚学者）Clive Hamilton给我打来电话。这通电话对我来讲，就像醍醐灌顶一样，瞬间提醒了我：既然方斌等人都被捕了，既然没有人知道武汉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既然也没有别人去做这样的记录，那我就来做这件事情吧。 后来，我就买定车票，定好酒店，一个人悄悄地去了武汉。但是，我还没到武汉，人还在火车上的时候，秘密警察就已经知道了。他们给我打来电话。我当时并没有接。在武汉采访期间，这样的电话也是不断打来。促使我离开武汉的，也是这样一通电话。当时，我接起电话，对方劈头盖脸就问：你到武汉去干什么？我说，我就是来看看。对方换了口气说：看看？那好啊。要注意啊，不要感染了。感染了可就麻烦了……这通电话听起来很平常，但仔细想想，令人特别后怕。我赶紧做完手头工作，离开了。因为当时我手头已经有一百多万字的采访资料，我不想让这些前功尽弃。所以，我决定逃离武汉，开始写作。 为什么要写这本书？我就是想去武汉，去找到那些被消失的人，找到那些被噤声的人，让他们讲出他们的故事，让全世界知道，在那个危险的春天，在那座危险的城市，究竟发生了什么。那里的人究竟经历过怎样的悲惨和苦难的生活。 让抽象的苦难二字，变成可以感受到的苦难 问：当时，武汉刚刚结束76天封城。您在那里停留一个月，采访了很多人。您在那里看到的和听到的，和您此前了解的情况是否一致呢？还是说当地的情形远超出了您此前的想象？ 慕容雪村：我在书中写到张展。她到武汉时的第一个印象，感觉是到了切尔诺贝利灾难现场。这座1100万人的城市，就像一座鬼城，大街上空荡荡的，看不见一个人，一辆车。那个景象非常惊人。我到时，见到的也差不多是这样的景象。我是在解封前两天到达武汉的。我住的那家酒店晚上锁门，不让出去。我就在二十几层的楼上，看武汉这座城市。那种景象真是让人不寒而栗：所有的街灯都亮着。但看不到一个人、一辆车。整座城市真的像是一座巨大的鬼城。 我在武汉采访了很多人，他们有很多不同的故事。其中大多数的故事听来真是让人心碎。比如那位失去女儿的母亲，杨敏。我采访她的时候，她多次忍不住放声痛哭。那哭声极具感染力。我想写这本书，就是想让抽象的苦难二字，变成可以感受到的苦难，让武汉人所经历的这些艰难、这些挫折都可以让人感受到，有细节，有画面，让每个人都能身临其境地去体验一下，武汉封城期间的真实生活。 中国犹如一个布满电网的国度。站直了，就会遭到电击 问：但是，我在读这些故事的时候，感觉很多人虽然经历了非常无助而且绝望的76天，所有的公共服务设施在那期间好像都已经停摆失灵。他们只能自己想办法，求朋友，上网救助等等。但很多人好像也有一种认命的思维，让这种任命思维，压抑了他们的愤怒。您当时是否有这种感觉呢？ 慕容雪村：前些天，我在澳洲的阿德累德作家周期间发表一次讲话。我把中国比喻做一个布满电网的国度。如果你站直了，就会遭到电击。所以，大多数人就不得不弯着腰生活。在武汉差不多就是这样的情形。在那个时期，几乎所有的政府职能都失灵了。政府只剩下一件事，就是防疫。如今在上海这样的城市，也差不多是同样的情况。但就是这样的过于残酷、过于严厉的封城防疫措施，给无数居民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痛苦和挫折。书中的人物，有的要带父亲去就医，但跑遍了所有医院，打遍了所有电话，就是没办法让垂危的父亲住进医院。这样的灾难其实比比皆是。我在书中写的那位医院清洁工金凤。她的丈夫当时感染了新冠，病情来得特别严重，已经开始吐血。她在泥泞的地上下跪、哀求、痛哭，但就因为这种官僚文牍作风，她还是没能把丈夫及时送进医院，等来的只是丈夫的死讯。这样的苦难，并不是生活原有的苦难，更多的是这个制度强加给他们的。生活在这样的制度之下的人们，除了自救，其实没有更多选择。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所以，这些人认命也好，或者看起来很顺从也好，我想都是因为不得已。他们不能站直了生活，因为站直了就会遭到高压电电击。 问：您在书中专门有一章写公民记者张展。张展的抗争面对的也是众人的冷漠。好像只有她每天去冲撞、去推倒社区阻止人们出去的那道栅栏。那是一种很孤独的抗争…… 慕容雪村：英雄从来都是孤独的。张展在那样一个危险的时刻，孤身一人走进这座危险的城市。没有钱，没有帮助，几乎什么都没有。但是在那样一个时期，能够敢于公开说出反对这样的封控政策的，她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她最终的遭遇，我们也看到了。她所在那个社区也好，武汉人也好，可能大多数人都没有听说过张展这个名字，也不知道她为什么反对。但我的观点是，我们还是应该以理解和同情的眼光来看他们。他们并不是真的那么冷漠，只是他们大多数都清楚，反抗的代价太高，成本太高，他们承担不起。而英雄之所以让我们敬佩，像张展这样的人，就是她明明知道会付出惨重的代价，明明知道会有无比严重的后果，但还是勇敢地走上前去，冲击那道栅栏，冲击那些过于严厉的封控措施。 上海的封城措施远比武汉那时更严厉 问：这些过于严厉的封控措施让百姓付出了非常沉重的代价。但是这样的模式还在不断重演。您这本书3月中正式发行的时候，上海逐渐也进入封城状态，自3月30日开始“全域静态防控”。这本书里讲述的两年前的武汉封城故事，正在上海重演。您有何感想？ 慕容雪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生活比过去更加艰难了。现在的上海，也比2020年的武汉更加艰难。事实上，现在的这种封城措施远比武汉当时来得更加严厉。更重要的是，这样的封城，每个人都应该问一问：付出这么惨重的代价，那么多人自杀，那么多人因为求医无门而死，那么多人死于绝望和心碎，再加上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再加上可能带来的长期后果，这么做值吗？我想，在墙内，因为CCTV和《人民日报》这些宣传机器的误导，大多数人并不了解世界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奥米克戎这个变种病毒究竟有多么危险。所以，大多数人会真的以为，是这个政府保护着他们。但即使这样，我觉得他们也有必要问问自己：为了避免感染，就付出这么惨重的代价，让这么多人死于绝望和心碎，值么？ 问：您为什么说上海现在的封城措施其实比当时武汉来得更严厉？ 慕容雪村：武汉封城的时候，还没有二维码。差不多在武汉解封之后，二维码才出现。上海则早已经开始使用二维码。二维码就相当于居民把自己的行动轨迹，毫无保留地交给政府。同样，那时对言论管制也没有现在这么严厉。我举一个例子。张展在武汉的时候，她一次次冲击社区门口那道栅栏，那是封城的象征。但是，在封城期间，她虽然多次冲击那道栅栏，但她并没有被捕。但是在今天的上海，如果有人敢于做出这样的行动，警察瞬间就会找上门来…… 从种种迹象来看，这些封城措施，中共已经操练得已经得心应手。在武汉的时候，可能技艺还有些生疏。到上海的时候，已经非常熟练，也更加残酷。这也意味着那里的居民所忍受的也更多，遭受的痛苦也更加深重。 因为新冠疫情，中国彻底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 问：这次疫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方舆论对中国的看法。对于中国来说，您认为这次疫情改变了什么？ 慕容雪村：这次疫情对中国最大的影响是过早地实现了共产党的目标，也就是全面地、无死角地控制社会。在此之前，我和国内的朋友常常谈论一个话题，就是新疆模式迟早会推行到全国。但是在平常情况下，推行到全国需要一个过程。而现在，因为新冠疫情，共产党不失时机地抓住机会，彻底地把中国变成了一个警察国家。我们可以断定，二维码也好，社区垄断一切也好，这些过于残酷的防控措施，即使在灾难结束之后，也不会撤销，而是将长久地影响中国人的生活。政府的手已经伸到人们的卧榻之侧。这也意味着平民的权利越发萎缩。事实上，我很担心的是，我们上一代人所经历过的那些苦难：灾荒、癫狂的时代、相互斗争，直到打出人命等像十年浩劫、大饥荒这样的灾难，或许要再来一次。而更加悲哀的是，有时候你看着这样的前景一点点变成真实，却无能为力，什么都不能做，这才是叫人更加难过的。 问： 您这本书还没有出中文版。现在只有英文版，但推特上已经有人在攻击、谩骂。近年来，尤其是这次疫情期间，在中国经常看到的一种说法就是“不要给敌对势力递刀子“。而且，在您之前，武汉作家方方的«封城日记»即将在国外发表的时候，立即在网上遭到围攻。您怎么看您这本书可能引发的反应？中国人会否接受这本书？ 慕容雪村：上个月，这本书的出版社Hardie Grant发布出版消息。我也在我的推特账号下转发。有很多朋友支持，但也有很多人，那些五毛和水军们，他们的谩骂、诅咒类的评论也是潮水般地涌来。我搜集了大概几百条吧。其中一部分已经翻译成英文。这些留言中有人骂我“汉奸“，有人骂我“卖国贼”……我只是一个作家，有什么可卖呢？怎么可能卖国呢？卖国是我这种人做的事情吗？总之，我见惯了这种场面，这些年我常常被这些人追着骂，自己也不太往心里去。但这样的事情其实值得思考。我常常觉得这些意见不重要，这些被五毛和水军们扰乱了的舆论场并不重要，因为你很难分辨哪些人发言是出于真心，哪些人是因为收了五毛钱。所以，当那些赞美政府的话语甚嚣尘上的时候，我建议可以把目光移开一些，去看人们在真实生活中的真实感受。比如在现在的上海，我们也能看到很多小粉红们、五毛们正在极力赞美共产党和政府。但是我相信，绝大多数上海人在真实生活中感受到的，是挫折和悲伤。这种感受才是最重要的。在未来，这个国家发生变化的时候，真正起作用的，也不是五毛、水军们那些没有心肝的赞美，而是这些真实生活中的感受。 问：为了出版这本书，您最终不得不离开中国。这次出来之后，相信在短期之内也无法再回去。这一定也不是一个很容易的选择…… 慕容雪村：我去年8月离开中国。当时，在北京买了一张机票，从香港到伦敦。我走的时候，只提了一个行李箱，里面有几件简单的衣服，十几本书。把47年来我所积累、所建造的一切，全都抛在身后，一个人走向前途茫茫的异域，走向前途茫茫的未来。我不能说这是很容易的选择。但我想，这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在过去这些年，我是一个不能发表作品的作家。现在走出来，虽然会有很多艰难，但我想，这些艰难是可以克服的。另外，我也慢慢尝到自由的味道：自由是好东西。我现在可以谈任何我想讨论的话题，可以写作任何我想写的题材。我不用在进行自我审查。这样的经历或许对作为作家的我，是有意义的。或许，在未来，我可以写出真正的，重要的作品。 问：几年前我们在巴黎见面的时候，您当时计划写一本新书，写2072年的中国。这本书写完了么？ 慕容雪村：刚才说过，这些年，我在中国是一个不能出版作品的作家。这很影响写作的热情。«2072»是一本反乌托邦小说，写的是2072年的中国，重新变成了一个贫穷、落后、封闭的国家。大多数人过着衣不蔽体、衣食不周的生活……现在看起来，这样的预言很可能将变成真实。不过，这部小说并没有写完。后来，武汉封城主题变得更加紧急，我就先去武汉采访，并写完这本«禁城»。接下来，如果有时间，我想，我还是会把这本«2072»写完，写写我所预见到的未来中国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想，这样一本由中国人写的，关于中国的反乌托邦小说，也许对整个世界都有它的意义。 问：您预见的中国前景非常暗淡…… 慕容雪村：我觉得现在看起来，至少在可见的未来，我们很难乐观。这个国家正在变本加厉地走向癫狂，走向封闭，走向极权。它即将变成一个集中营式的国家。在这里，一切生活，一切美好之物，都要在这样的环境中被摧毁。所以，真的是很难乐观起来。如果说希望的话，我只希望这样的黑夜不会太过漫长，不会等到一代一代人死于心碎之后，才迎来缓慢的改变。我希望在我们有生之年能够看到曙光，看到明天。
2月6日是武汉不明传染性肺炎疫情的吹哨人李文亮医生不幸去世两周年。中国官方没有公开纪念活动，而民间有许多人向这位染疫殉职的医生表达缅怀敬仰之意。有新冠病毒感染者指出，李文亮的话语权被剥夺就意味着真相被剥夺，导致发生在武汉的病毒祸害了全世界。武汉新冠肺炎死难者家属表示，李文亮事件只有在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缺失的中国才会发生，难属们应该勇敢发声，追责隐瞒疫情的官员，要求国际社会追查病毒源头，以免后患无穷。 网友们的纪念 今年2月6日是农历大年初六，中国城乡还在春节假期中，许多网友到仍然开放的李文亮微博账号@xiaolwl来拜年问候，把这位不幸殉难的疫情吹哨人视为凡人中的英雄，把他遗留的微博账号当作一面虚拟的“哭墙”。 李文亮的微博账号目前粉丝多达154.4万。他临终前在病床披露确诊新冠肺炎的最后一条微博后面评论留言超过百万，留言者至今络绎不绝。 他确诊前一天（2020年1月30日）发出的一条微博扼要说明了他“被造谣”和被患者传染新冠病毒的过程。“1月3日，公安局找到我并签了训诫书。之后我一直正常工作，在接诊了新冠病毒肺炎患者后，1月10号我开始出现咳嗽症状，11号发热，12号住院。” 在这条微博中，李文亮质疑当局通报声称没有人传人的隐瞒疫情说法。“那时候我还在想通报怎么还在说没有人传人，没有医护感染”。 中国官方当时的通报直到李文亮医生被传染住院两天后（1月14日）才由“未见明显人传人”改口称“不排除有限人传人”。 李医生的肺腑之言 病床上的李文亮在发出上述微博的当天接受财新网采访时说：“大家知道真相更重要，平反对我而言不那么重要了，公道自在人心。” 他还指出，“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紧跟这句话后面，他还说了另一句发人省思的话：“不同意利用公权力过分干预。” 这位眼科医生生前是九千万中共党员中的一员，在现行体制内享有优越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本来前程似锦，但这场来历不明的疫灾改变了他的生命轨迹。 吹哨人的悲剧 2019年12月30日，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拿到一份不明肺炎患者的病毒检测报告。她用红笔圈出“SARS冠状病毒”字样，拍下这份报告，然后传送给她的一些同行。同一医院的李文亮医生在同学微信群转发了相关信息，并提醒大家注意防范。 稍后，中国中央电视台滚动播报一篇官方通稿称，“8人因散布不实信息，被警方依法处理。” 艾芬被医院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严厉斥责。李文亮在派出所出具的训诫书上签字画押。疫情爆发后，人们才意识到，早期发出疫情警报的医生们不是造谣者，而是“吹哨人”。 2020年1月6日，李文亮医生在给一位眼科患者诊疗时感染了他曾提醒别人注意防范的病毒，从1月31日确诊到病逝，只有几天时间。 当时有多家中国媒体报道，2月6日晚9时30分，李文亮心跳停止，年仅34岁，留下怀孕的妻子付雪洁和5岁的儿子。 媒体报道李文亮去世后，网络舆论大哗，众多痛惜和愤怒的帖子遭到删除。多家媒体又改口称李文亮“仍处于抢救状态”。数小时后，医院宣布，全力抢救无效，李文亮于2020年2月7日凌晨2点58分去世。 方斌：李文亮是受害者 有评论指，李文亮因告知人们注意这种与SARS病毒相关的传染病而遭当局打压侮辱，临终也未能平静而有尊严地离去。 2020年2月中，武汉封城后疫情严重，市民方斌在YouTube上开设《武汉直击》频道，抨击当局刻意瞒报疫情和压低病亡人数，并上传他冒险到当地多家医院和殡仪馆等地拍摄瘟疫中病故者尸体的视频，在国际间引起震惊。当地公安随后破门将方斌带走，外界至今无法获得他的音信。 方斌2020年2月被捕前对美国之音表示，李文亮是个悲剧性人物。 “李文亮就是一个受害者，”方斌说，“本来发现这确实是一个流行病，结果他说出来以后政府还压制他，让他写检讨，承认错误，不让他发声。他是在委屈中，完全无助的状况下被病毒夺去了生命。” 民间反响 李文亮的死讯在中国内外的舆论场和民间激起近三十年来罕见的巨大反响。一系列的公民联署呼吁书要求为这位最早在微信群中拉响疫情警报却遭到当局封口的医生建碑纪念，并把每年的2月6日定为言论自由日。 当时，众多网民和公共知识分子痛批官方迅速把李文亮等医务人员发出的疫情警报打成谣言或不实信息，高效率地采取行政手段、官方宣传以及执法行动，但是显然未以相同速度、效率和意愿向社会公布疫情的严重性和预防的重要性，而是试图隐瞒、淡化处理人传人的真实情况，以至于错失封控疫情的重要时机。 李文亮是吹哨人，艾芬是“发哨子的人”。艾芬是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请注意时间线：12月30 日艾芬发哨李文亮吹哨；当夜，武汉卫健委发文件压制信息，医院严肃约谈艾芬2020元旦央视新闻报李文亮等8人传播谣言1月7号习开政治局会议1月11号医院修改病毒感染报告1月16号武汉医院领导说无人传人… pic.twitter.com/kUuXZNOE94 — 蔡霞 (@realcaixia) December 31, 2021 旅美中国人大校友鲁难是当时的一封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公开信联署人之一。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剥夺李文亮的话语权就意味着剥夺真相，结果是发生在武汉的病毒祸害了全世界。 李文亮被宣布不治当天，北京派出国监委人员到武汉调查李文亮事件，但两个多月后才发布了旨在平息公愤的调查结果。 中共党媒的大事记、国监委通报和答记者问等官方文章没有提到被“依法处理”的8人中的另外7人，没有提及官方媒体滚动播报那篇关于警方打击“不实信息”的新华社通稿，也没有提及李文亮发病后20天才确诊新冠肺炎这个引起舆论质疑的情况。 批评人士指出，这些广而告之的“辟谣”报道以及武汉卫健委在1月20日之前有严重误导之嫌的通报实际上剥夺了社会大众的知情权，致使人们对 “不明肺炎”放松了警惕。 偏重市场化的《第一财经》当时有一篇内容翔实的报道写道，新冠肺炎疫情在‘未见明显人传人’的结论下继续持续发展。” 张海：问责当局瞒报疫情 坚持向武汉当局追责的新冠肺炎死难者亲属张海表示，假话说一千遍就变成真理，就像当初隐瞒疫情的地方官员污蔑李文亮等人造谣，就会误导不明真相的人们，造成全球大流行这样的祸害。 他说：“就像当初李文亮这种事情出来了，武汉很多年轻人都知道，就提醒家里老人，现在出现这种不明肺炎，出门要小心。老人就会说，电视里面都宣传了，他们是造谣。我肯定要mm相信政府，相信这个党，我相信电视里播放的。所以管控言论这一点，起到的洗脑、扭曲事实（作用）在我们中国，我认为做得很到位。” 在深圳工作的武汉人张海表示，2020年1月17日，他送他父亲回武汉治疗骨科疾病，当时对正在蔓延的疫情一无所知。手术成功后，老人开始发烧，1月29日确诊，2月1日不幸去世，今年农历大年初一刚好是老人两周年忌日。 张海表示，以后每年春节都是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失去亲人的无数武汉家庭伤心的日子，他呼吁敢怒而不敢言的难属们站出来，向瞒报疫情酿成人祸的失职渎职官员追责。 张海告诉美国之音，他向法院递交的诉状被驳回不予立案，此后他受到武汉当局骚扰、打压和恐吓，微博账号多次被封，最近他微信账号的头像也不显示了。 他指出，当局对他暗中使用各种迫害手段，却不敢公开抓捕他，因为当局自知隐瞒了疫情，内心恐惧，怕被究责。 鲁难表示，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共独裁集团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一个问题，那就是是否威胁其执政合法性的问题。 他说：“普通公民，比如张展、方斌和陈秋实等公民记者追踪报道武汉疫情真相，却被抓去监禁，而失去真相的社会只是对统治者有利。” 鲁难：病毒溯源至关重要 张海表示，他和许多武汉难属对世卫组织到武汉进行溯源调查的结果感到极为失望。他表示期盼国际社会坚定协作，克服有关当局甩锅的干扰，以科学态度契而不舍地追查病毒源头，让隐瞒疫情掩盖罪行的人员承担法律和道义责任。 旅美时评人鲁难对美国之音透露，他和家人近期也感染了奥密克戎变异毒株，深受其害，所幸现已渡过此劫。 鲁难指出，在中国政府一手遮天的情况下，只有中国政府能够给新冠病毒是否是实验室泄露等溯源问题一个明确答案。解决溯源问题的关键在于美国政府与中国政府之间的有效合作，否则只能期待时间来提供更多证据。 时至今日，李文亮等武汉医务工作者针对不明肺炎发出警报已过两年多，横扫世界的新冠病毒大流行已夺走近580万人生命，数亿人感染了这种来历不明的病毒及其变异毒株，但是病毒源头之谜悬疑至今。许多公共卫生专家担心，新冠病毒源头和相关真相若不能查明，人类或将面临更多类似灾难威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