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封城三周年】专访消失近2年的公民记者李泽华（上）

1月23日是武汉封城三周年。这场席卷全球的瘟疫至今已造成六百多万人死亡、累计超过六亿人确诊，许多人的世界因为疫情终止，也有许多人的人生因此有了大的转折。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家婕采访了疫情之初进入武汉采访的公民记者李泽华，他在公众眼前消失近两年后，听他分享疫情之初在武汉的见闻以及他＂被带走＂后的人生转折。以下是上集：中国可以是什么？

2020年一月，武汉。

“此次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染力不强。”——武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刚，1月19日。

“目前资料表示，他是肯定的有人传人。”——国家呼吸系统疾病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主任钟南山，1月20日。

“自2020年1月23日10时起，本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机场、火车站离汉通道暂时关闭。恢复时间另行通告。”——武汉市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1月23日凌晨。

“我请大家放心，我们的物资储备和市场供应是充足的。”——湖北省长王晓东，1月23日。

逆行武汉

三年前，1月23日这天，中国官方宣布封锁千万人口大城武汉，举世哗然。

人们对这个传染力及致死率都很高的新型病毒一无所知，病毒从何而来？人是怎么感染的？我们怎么保护自己？人们充满疑问与恐惧。正当老百姓急需各种信息的时候，中国政府不仅仅封锁了这座城市，还有各种独立调查报导和信息。

大批市民在惶恐及未知中逃离。从官方凌晨发布通知、到关闭离汉通道的十个小时内，三十万人连夜涌出武汉，黑夜里干道上灯火通明，这是异于往常的人流速度。不过在这股涌向城外的滚滚人流中，却有一些与众人反方向而行、进入武汉的“逆行者”，其中包括刚从央视辞职不久、25岁的公民记者李泽华。

李泽华用视频方式记录在武汉百步庭小区、火葬场、车站的所见所闻。最后，他在探访病毒实验室前，意外地以一个戏剧性的方式，在直播中，被公安以涉嫌”扰乱公共秩序罪”带走。消失了两个多月后，李泽华在一部简短的影片中报平安，感谢警察“文明执法”，影片留下重重疑点，李泽华则是从此消失在公众眼前。

三年后的今天，李泽华重新回到公众的视野之中。与他的访谈不只是回顾在武汉的经历，也是一位中国青年的反思。做为一位在中国长大，曾在体制内工作的九零后，李泽华对一个自由的中国有他的想像──这个想像驱使他带著摄像机、防护服、口罩冲进了疫情初始的武汉，也让他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

这次的访问集结了两年多来与李泽华的通信及通话素材，最长的一次访谈是来自2022年12月，在他纽约上州罗彻斯特的大学宿舍里的对谈。武汉之后，李泽华的人生转了一个大弯，他现在是电脑计算工程专业的研究生，马上要毕业了。

他说现在回头看来，武汉封城对他来说意味著完成了一位传媒人应有的使命。当时他的偶像是拍摄空气污染调查纪录片《穹顶之下》而遭全网封锁的中国调查记者柴静。

肃杀与恐惧

“当时封城之后，我就已经在准备去(武汉)了。当时有的感觉，最害怕的可能并不是病毒，而是一种幽幽的恐惧，那种感觉是很难描述的。我在武汉当时很多个时刻都让我回想到 2019年，我去过一次朝鲜。我在羊角岛酒店，是平壤中心一个专门给外国游客住的地方。我们在酒店里面即使可以所谓的自由行动，实际上还是完全被控制的状态，你会感觉到想出去那个酒店，虽然看上去没有人守著，但你会觉得下一刻就会被人抓。”

肃杀与害怕，是李泽华对武汉封城时期留下最深的感觉记忆。

“但有时候又会觉得到底在害怕什么呢?那种害怕我觉得是挺悲剧的。作为一个年轻人，我们应该担心的可能是怎么去干一些实事，不是说去担心我们被所谓的权力、规则制定者、被极权的威摄而（产生的）恐惧，这是我当时在武汉感受比较强烈的地方。”

李泽华说，他想说的事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应该很“正常”：就是以第一视角纪录下武汉到底发生了什么？官媒唱著赞歌，但社媒上却出现大量的求助信息，前线医护人员哭诉防护物资不足、患者在院内外大量去世、火葬场超负荷运转、武汉病毒所的谣言满天飞、真相到底是什么?在武汉的人们到底过著什么样的生活呢？

疫情爆发之初，几家中国市场化媒体以及自媒体，包含财新、财经、三联、冰点、新京报、南方周末、北京青年报等，其实一度出现许多第一线的纪实、调查报导。但这个自主采编的口子，在2月3日习近平“加强舆论引导工作”讲话后快速缩紧。媒体的报道变得与政府的说辞相一致，民众在社媒上的求救、疫情讨论，面临前所未有的审查、删号删帖。

“公民记者弥补了官方媒体或者是市场化媒体不能报导的领域，那些媒体不能报导的，我们来报导，这点非常重要。”前腾讯《大家》的主编贾葭告诉自由亚洲电台。

2月6日，中国知识份子最大自媒体平台之一、腾讯《大家》被封号，封号前的最后一个头条文章是《中国正在承受媒体死亡的代价》。同一天，在武汉的另一名公民记者陈秋实在“方舱医院”采访时失联，几天后，公民记者方斌也被警方带走。同样在武汉报导的公民记者张展后来则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4年，目前仍身陷囹圄。

2月26日，当李泽华被公安追捕时，他做了一件与其他几位公民记者不同的事:开启近四个小时的直播，让网友目睹了他被警方带走的过程，当时有上万人在屏幕前和他一起屏息。

 

 

“最可笑的事”

“他们刚开始追我的时候，我想用手机直播，但我权限不够，我就先让朋友帮我发视频，我抓紧到我住的地方，用电脑直播。”

李泽华说，他做直播，其实是一种保全自己的方法，“因为我知道只要我影响力足够大，对于一个想要伤害我、或让我窒息的极权，制衡力就会更大。我就是想要找一个平衡。你看现在风起云涌的白纸运动，有理想的青年一定要学会在这样一种肃杀环境中的苟活，虽然这是一种很悲剧的事实。”

我这次采访他时，正值乌鲁木齐大火引发的“白纸运动”发生后不久。李泽华自然而然地联想到了这次运动：

“最可笑的事是什么? 我没干什么啊！我们都没干什么啊！就像现在大家举张白纸怎么了?整个中国的审查、压抑所有人都不能说话，我觉得很可笑的就是他们、或者规则制定者，你在怕什么呢? ＂

几年后回述起来，李泽华说得轻松；但我记得很清楚，在他直播的时候开门让公安进入以前，李泽华传讯息告诉我，他心里非常害怕。在打开门让公安进入前，李泽华在不太稳定的网路镜头前对观看直播的人们“最后喊话”:“我不愿吞炭为哑，我也不愿意闭目塞听，我为什么要从中央电视台辞职？我为的就是希望中国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站出来 ，不是说我们说两句话就反党了! 我知道理想主义在那一年的春夏之交已经破灭 ……。”

“当时他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挺振奋的，这样年轻人在紧要关头站出来，冲到最危险的地方做危险的工作……。＂中国作家慕容雪村曾反复看李泽华拍摄的视频。他说李泽华、方斌、陈秋实这些第一批在武汉报导的公民记者为他提供很多珍贵的素材与经验。慕容雪村在封城后期也进入武汉，最后出版了一本书《禁城：武汉传来的声音》。在德国的小说家廖亦武也受李泽华的故事启发，以一位被追捕的公民记者为主角，撰写了一本纪实小说《当武汉病毒来临》。

2020年，时任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hew Pottinger)在题为“一个美国视角下的中国’五四’精神”演讲中，也点名了在新冠疫情中不幸丧命的”吹哨人”李文亮医师、公民记者李泽华、方斌、陈秋实都是现代中国“五四”精神的继承人。

武汉封城之后，中国极端清零的防疫政策逐渐清晰，封控、全民核酸、健康码出行机制、强硬的隔离手段陆续在各大城市落实。这种方式抑制了病毒在中国大规模传播，却也衍生了无数被记录或不被记录的次生灾难：自杀、因延误治疗或被医院拒收导致的死亡……特别令人震惊和叹息的是在贵州一辆转运隔离大巴翻车，导致27人死亡；几个月前乌鲁木齐发生火灾，封控导致救灾与逃生不易，造成至少10人死亡……

积累了近三年的苦难及怒气，像堆叠的干柴，在2022年11月被乌鲁木齐的大火点燃，烧出了蔓延全中国及海内外的 “白纸运动”。人们、由其是校园里的年轻人们走上街头，高举A4白纸以示对中国政府严酷打压言论自由的抗议，高喊解封、要自由。

“解封、解封、解封……。”

“言论自由、新闻自由。”

“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

“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

李泽华说，当听到这些大胆的口号，他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同时也为这些年轻人的勇敢而感动。

“我觉这才是年轻人啊，这才是最基本活力的体现，你作为这个社会的人要参与到社会的治理。有些人老说我不关心政治，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悲的， 因为你不关心政治，政治最后一定会来关心你。不关心政治的人可能只有两种，一种是贵族，是规则制定者；还有一种是奴隶，因为关心也没用。但有人不关心政治，他以为自己是贵族，不知道自己是奴隶，整个中国大有人在。”

李泽华深知，年轻人的这些行动，要想改变中国很难。”你明明知道蚍蜉撼大树是很难，但你又必须去撼大树，才有可能拓展你的生存空间，或形成这样的一种制衡。如果你都不战斗，你就可能直接死。”

中国可以是什么?

访问中，李泽华反复说这几年他的领悟是: 要“聪明地战斗”。两年前获释后他在最后一段突然现身“报平安”的视频里，他留下了《尚书》里的十六个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网友纷纷解读那是他留下的“密语”。

“那个视频是来来回回修改很多遍的稿子。一位江西省公安厅的领导，一直盯着这事，一开始让我说国家防疫政策好、共产党好。我说你让我发些这样的东西，明眼人、傻子一看都知道不是我说的。”

李泽华特别解释了他用这句话的意图：“我想说的是，整个人群在那个阶段的中国社会，比较压抑、肃杀的社会氛围里，人心是很不稳定的。我想要呼吁独立思考。而那个‘道’、或好的政治、善政、好的社会运行、好的人与人的关系，这一切都需要我们保持理性以及有探索精神，尤其年轻人，要秉持这种内在特质。”

李泽华思索着，当人们有强烈的民族共情、被所谓带著符号的民族主义加持的时候，其实人很少理性的思考中国是什么?中国从哪里来?

“对你来说中国是什么?”记者问。

李泽华突然停顿了许久。

“或中国应该可以是什么呢?”记者接著问。

“我这里有很多想讲的，你稍等一下。”这是采访李泽华时，他停顿思考最久，又最热切地想说些什么的时刻。

“我觉得中国可以是很多元化的存在，但现在正是由于缺少包容、缺少多样化，导致整个中国现在一被提到，就充满了左化的民族主义情节，以及这种无用的爱国情绪。”

他以他来美国后的感受进一步说道：“我来美国之后，我发现什么是自由？或自由的原因是什么?自由它是多样化的结果，或说多样化是自由的前提，这个感受是最深刻的。”

在拜访李泽华所在的校园的时候，他带我走过一个长长的地道。地道一开始是为了罗彻斯特寒冷的冬天建造的，方便学生往来于课堂。推开铁门，狭窄的地道两旁被漆成各种彩色的插画、标语、活动集会讯息。

“这是……民主墙吧，很多人叫舆论墙，很多人会在这发布活动讯息，但更多是对一些观点的表达。”李泽华接着带我们去看他几乎都会路过的中文诗。“你看这:手捧红书不住扬，真真假假满场狂。天安门下欢呼罢，识得人间有帝皇。”

这首诗是文革时期，一位广州的大学生何永沂写下的，嘲讽当时捧著红书的青年学生把在天安门广场被毛泽东接见视为 “最大的幸福”。

李泽华说，离开中国以后他花了很多时间思考中国是什么?中国可以是什么?那是孕育他的土地、那里有他最在意的亲人朋友。而在小区高喊解封要自由的群众、在校园举著白纸的青年、在武汉纪录历史的记者与公民、在网上求救或表达意见的小区居民、甚至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上摇旗的青年，不都在以一种实践的方式想搞明白“中国是什么”?并以行动向世人展示“中国可以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