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世悲歌|流调之外的底层

16年前,我还在广州当警察的时候,经手了一单手段很恶劣的抢劫、杀害性工作者的案件。三个在发廊中工作的姑娘,两死一伤。这个案子侦办期间,我去医院专门看望幸存下来的那个姑娘,想了解一些细节的东西,写一篇案情分析。

但是这个只有17岁的姑娘却没有跟我谈案情。她无力的躺在病床上,缓缓的给我说起她窘迫的人生经历——在西北五线小县城长大,为了几十块的书本费辍学,为了几块钱的饭钱被人嫌弃,一百多块的城中村房租都交不起只能去了发廊工作……等等。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但对于当时也很年轻的我来说,很难听进去,近似于一种职业麻木,觉得她言不及义——因为这不是案情分析的内容。

她也察觉到了我不太在意的眼神,失望的说:

“你没有穷过,永远不懂贫穷的感觉。”

我当时确实不懂,但却记住了这句话。很多年之后已经饱经沧桑成了中年大叔的我某天突然想起她的话,感到非常难过。很抱歉时过境迁、白云苍狗,我才完全理解。

想起这个故事是因为几天前看到《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那个来自山东威海的一个人养全家老少6口的父亲,为了谋生,18天中往返于20多个不同的地点和工地,而且还经常工作至凌晨。说这样的底层人生像狗可能狗都不同意——只能说是不如。

更让人唏嘘的是,他如此卖命打工的最大动力,就是寻找自己2020年8月失踪的儿子,他去派出所报案,希望警方能通过手机定位、视频监控找到儿子,结果处处碰壁,老婆在派出所门口哭了两天,人家根本置之不理。来回推诿中,事情过了三个月才立案。至今无果。

疫情中的大数据已经精准到可以把他18天中的生活、工作轨迹事无巨细的挖出来,在哪停留和谁接触干了什么甚至都可以精确到几点几分,却找不到也没有人去找他失踪15个月的儿子。

如果不是因为在权贵集中的北京染疫,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样一个底层民工的存在,也不会有人关心他的生活轨迹,他的挣扎和痛苦,除了引发同样挣扎的人群的共鸣,恐怕并不会为他带来更多的希望。

我们也许没有奔命到他那样的程度,也许还没有丢过孩子,但是这一次,我们都能读懂。

如果我能够做一些补充的话,那就是一个如此勤劳的人,为什么还是如此的贫穷?导致他贫穷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或者,即便他某天不贫穷了,那么不在流调关注中的他,能不能顺利的找回儿子?

前天我的朋友圈中有位远在科罗拉多的女士发了一个动态,恰好是关于美国的底层的。她是护士,她有一个叫做Tracy的女同事,想从全职工作改为兼职,征求她的意见。

Tracy因为丈夫亡故,她带着一个儿子,政府给了每月3200美元的补助,确保她在低收入的情况下依然可以衣食无忧。但一旦她的收入超过了某个限度,这个补贴就不能领了。而因为疫情,护士是目前美国工资涨幅前列的职业,全职收入非常可观,甚至超过医院管理人员。所以Tracy如果全职,她的收入肯定就会超过标准,如果兼职,则不仅能轻轻松松保证一部分收入,还可以继续享受政府的高额补贴……

一个美国的孤儿寡母,不是想怎么挣扎着活下去,而是想的是怎么好好躺平,生活怎么安逸怎么来……

也许这两个故事没有什么关联,但我总是忍不住把那个狗都不如的中年父亲和美国单亲联系起来。论勤劳论智慧,那个中年人一点不差,可命运就是如此不同,那么到底命运差在了哪里?投胎技术吗?

我今天啰嗦一下,再讲一个故事。

振奎是贵州毕节的一个农民。文革中,他的妻子某夜急病,他赶着马车拖着妻子连夜赶路70里到县城求医。医院看人已经几近休克,觉得也救不活,干脆关门拒诊。

振奎是个老实巴交的生活在乡下的底层农民,一辈子也没有接触过县城人物,哪怕是一个小干部。他不忍心看妻子就此死去,就把马车赶到了县政府门口,等了大半天,运气很好,恰好等到了县长来上班。振奎开始并不知道他是县长,见了来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抓住,苦苦求情。县长开始很难为情,后来随口问了一下振奎的家庭情况,振奎就说有一个儿子正在部队当兵,是个连长。县长当即打电话给医院安排就诊。

振奎的妻子就此得救。

这个故事是我听振奎说的。因为他是我爷爷。那个在部队当连长的,是我的父亲。

爷爷生前给我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总是感谢县长,我当时很难过,忍住了一句话不想讲:如果你没有提你的儿子在部队当连长,恐怕故事就不是这样了。

底层之悲,概莫能外。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关注时事,订阅新闻邮件
本订阅可随时取消

评论被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