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页 > 贫穷
1 视频中的这一个个被抓捕的人员,都是被称为“老赖”的失信被执行人。由于长期欠债不还,现在被法院联合警察抓捕。 根据一些第三方平台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6月16日,中国失信被执行人数量累计已经超过2665万,而且一天新增的数量就达到16985人。按照这个数据来推算,一年新增的失信被执行人就有可能达到500万以上。这些数据的真实性我们无法去核实,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最近1年时间失信被执行人数量在迅速增加。据说现在各地法院都在开展对失信人员的大规模抓捕行动,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幕。 这些失信人员,有些是公司的老板或中小企业的经营者,因企业倒闭,资不抵债,无法偿还银行贷款导致成为失信人员。 有些是曾经的白领,包括一些外企或者央企、大公司的高管等。这些曾经的高收入人群,在前几年大环境比较好的时候,很多人都纷纷举债买房、买车、消费,但现在突然被降薪,被裁员,或者因外资撤离而成为失业人员。瞬间失去了收入来源的他们,无法按时偿还高额的房贷,成为失信人员。 还有一些是利用网贷举债投资的,以往利用多个信用卡,通过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还勉强可以应付,但随著经济的不景气,借不到钱导致资金链断裂,信用卡逾期,就被银行列入了失信执行人名单。 一家美容店的女老板拍视频吐槽,也许是因为经营不善,也许是经济萧条的大环境原因,她现在破产了。因为欠债太多,她名下所有的房产和汽车都被卖掉还债了。现在是身无分文,还欠了一大笔的债务。她是不是沦为了失信人员我们不清楚,但从她谈到目前寄居在哥哥家的状况来看,倒是很有可能。 还有一位年轻人本来是一家公司的业务骨干,收入也不错,就贷款买了房子,没想到公司突然倒闭了。突然失去工作的他没有能力偿还高额的房贷,把自己的车也卖了,钱全部用来还房贷。但还是支撑不下去,最后只能成老赖了。 2 当然失信人员中也有一些其他的人群,不过从我们了解到的信息来看,这些失信人员大多属于之前收入相对较高且稳定的人群,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中产阶级。 近几年来,中国的中产阶级“返贫危机”越来越被社会所关注。中国的中产,《福布斯》杂志的定义,是指生活在城市的人,年龄在25至45岁之间,拥有大学学位,年收入在1万至6万美元之间。以这个标准划分的话,中国的中产大约有1亿人,数量十分庞大。 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解释,大致就是:受过良好教育、具有专业知识、有一定的职业能力和消费能力、有稳定的收入和一定的社会地位、接近中产最低收入水平,有焦虑又有欲望的群体。 不过,现在对他们来说,焦虑大过了欲望。由于经济萧条,投资失败,工厂倒闭,外资撤离,大公司裁员,再加上楼市泡沫的破灭等的影响,使得这些曾经的社会精英,这些被人羡慕的稳定收入群体,一下子变成了高负债人群,有的甚至破产,陷入了之前似乎离他们很遥远的贫困状态。 现在中国人的大部分财富都被房地产锁定了。据专业机构做的调查报告,中国家庭80%的财富是房产。这种资产结构,对于家庭生活质量的提高会带来较大的限制。并且大部分家庭为了这套房产还要背负债务,使他们没有多馀的钱用于其它的消费。中国社科院的专家调查显示,中国居民负债率很高,赚100块钱,就要拿出15块还债,如果算上房贷,可能超过50块钱被用来还债。 房贷期限一般为二三十年,这期间一旦失去了稳定的收入,房贷就成为压在他们身上最大的债务,能够使他们迅速返贫。很多人最后不得不选择弃房断供,房子被法院拍卖。 并且,有些中小企业者融资时,还会拿自己的房产作为抵押。一旦欠债无法偿还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债务人的各项资产随时有可能被拍卖。所以我们看到最近两年时间,法拍房的数量也越来越多。 3 这位小伙子是四川省成都市的一个地产经纪,据他讲,他经手处理了很多这样的法拍房。法院会以七折,甚至是五六折的价格来拍卖房子。如果再加上近几年房价下跌的因素,房子被拍卖后还不够偿还房贷。导致很多家庭不但失去了居住的房子,还得继续偿还银行的贷款。 视频中是广西省南宁市的一位业主,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房屋断供被银行拍卖后所造成的损失。据他讲,两年前买房时花了100万,首付20万,贷款80万,月供是4800。还了两年共13万,结果只有3万是本金,其馀的10万都是利息。现在由于房价下跌,评估价只有80万了,法院按照7折拍卖,只有56万,还未必能够按照这个价格成交;再加上律师费、诉讼费、罚金,以及自己之前付的首付及利息等,算下来因为房子断供,自己损失了60多万元。 其实,每一套法拍房背后可能都有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还可能会有一个支离破碎的家庭。 近日有一则画面让广大网友看了泪目。画面中一个小女孩站在被贴满了封条的家门口,显得不知所措。幼小的她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自己的家突然进不去了。 据法拍网瀚海研究院发布的最新数据统计,北京市2023年前5个月新增法拍房3071套,平均每月新增614套。 除了北京法拍房数量增加外,其它城市也出现类似情况。例如,截至6月份,西安因为断供被法拍的房子达到了49900套。近日,根据一些投研机构研究发布的2023年全国法拍房大数据分析报告数据显示,1~4月份中国法拍房挂牌量为146,549套,同比增长22.48%;平均到每天至少有1220套房子被拍卖。 此外,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显示,2022年法拍房挂牌量为60.6万套,比2021年增长35.7%。事实上法拍房自2017年进入市场以来,挂牌量一直在激增。调查显示,大量的法拍房源来自于个人或中小企业的经营者。他们在融资或借贷时,用房子做抵押物,当出现无法偿债的情况时,法院便将抵押物进行拍卖。这些进入法院拍卖流程的房子,有些是厂房,有些是商铺,有些是写字楼,还有大部分是住宅。 视频中的这位女士是一名资产处置专业人士,她介绍了自己最近接手的一个案件:现在东莞企业主的现状是怎么样的呢?今天一个企业老板真的是让我感叹不已,在南城有三套房子,还有厂房、办公楼、设备,加起来大概是有几千万的身价,但是能抵押的都抵押了,现在还欠著供应商的钱,陷入了无穷的三角债当中。然后啊,他找到我希望我能够给他解决燃眉之急。 4 作为债务危机的结局,法拍房的激增已经不仅仅是某些个人或家庭的问题,而是中国经济和市场环境恶化的体现,其中折射的是中国当前的不良经济状况。 这个女士称自己在2019年投资开设了一家注塑厂,没想到第二年就赶上了疫情,工厂生产陷入困境。本以为熬过了三年疫情之后能够有所好转,没想到反而更差了。最终只能关闭工厂:我苦苦熬了四年,现在还是熬不住了。有没有和我们一样,以为坚持过疫情,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却没有想到现在的生意更为惨淡。 还有一些开实体店的小老板们,因生意惨淡,为了止损,只能选择关门。 来自最高法院的数据显示,2023年1月,全国在审破产案件企业数达2335个。其中,浙江破产企业数量达391个,占16.75%,侧面反映了沿海加工企业受海外订单减少的压力。而法拍房中,商业类、工业类法拍房数量增长率远远超过住宅类的事实,也印证了中国的破产企业在不断增多。 这位制造业老板现在的生活状态,也能看出中国制造业是如何的衰落以及老板们面对压力是如何的焦虑:制造业的老板们,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跟我一样,有严重的失眠,我晚上都3点钟以后才能睡著,有时候是彻夜难眠。……就这样昏昏沉沉的过日子。网上看到很多段视频说很多制造业的老板都住进了精神病院,我希望以后我不是其中的一个。 法拍房数量虽在增长,但法拍房的成交率却在不断下滑。数据显示,法拍房的成交率仅为26.96%,同比下降4.64%。起拍价一般为同类房源价格7折的法拍房,接盘者并不踊跃,尤其是商业楼,接盘者更是寥寥。在大量企业出现债务危机,必须破产变现的同时,市场中却缺乏新生的产业力量,这说明中国经济已进入下行轨道,这种趋势还将延续下去。 其实,法拍房增多只是中产阶级返贫现象的一个极端的体现,还有更多的中产们没有躲过在一波波的裁员降薪潮。收入锐减让他们面临著巨大的财务危机,在高房贷的压力下苦苦挣扎。 中产阶级本应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带动消费增长的重要群体,也是社会稳定的重要支撑。而现在大量中产的财富被房产绑架,背负著沉重的债务,沦为“房奴”,甚至因此返贫,没有了安全感,这对一贯把稳定奉为最高目标的中共来讲,无疑对其执政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2023年04月09日 在文档前沉默良久,不知道如何着笔。“四月最残忍,从死了的 土地滋生丁香,混杂着 回忆和欲望,让春雨 挑动着呆钝的根。”艾略特说“四月最残忍”,残忍的是天门山玻璃栈道的悬崖下三个年轻的男孩的尸体和医院里也许在太平间叫王婷的女孩的尸体。我写下这些的时候,他们也许已经化成了灰,风把他们在人间的痕迹已经吹得一点不剩,像他们从没有来过一样。网上有限的信息让我找不到他们何以致死的有用的原因。他们默默无闻地生活过,最终以惨烈的死状把他们的名字从茫茫人海里拔了出来,让我们知道:他们,曾经来过! 昨晚和朋友谈起这件事,用了史铁生的一句话:死亡是迟早的事情,何妨再等等。而这句话放在他们身上是残忍的。这个世界哪配得上所有人都苟延残喘?我们可以残忍地说谁目光短浅,不能放眼天地心地宽,我们还可以说他们太年轻,不知道人生需要磨炼。网上说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贫穷,我想他们也许更多的是精神的孤独,甚至孤立,长期努力而得不到生活甜头的焦虑等等,所有的一切都是猜测,都是我们从这个时代的病症上推测出的不确定的因素。 而死亡,特别是自杀,有时候就是一时兴起,一个偶然的突发状况,很多人在自杀的过程中后悔。但是这四个人事先服毒了,要决然地死。要多大的悲哀才能让人毅然决然地死?其实我也有许多瞬间感到人生的虚无,人事的困顿,纠缠,想着也许死了更好呢,反正人生一眼就望到了头。好在我渡过了一个个这样危险的瞬间,希望在这样的绝望之后还是会偷偷光临,所以苟延残喘的人也会得到这样的福利。但是也有人,把绝望浓缩成死亡,用生命摘到了那样的果实。 如果说他们“目光短浅”,姑且把这当成一个说不过去的理由。但是谁造成了他们短浅的目光呢?是谁没有为他们搭建起一个健康的心理平台呢?其实我首先想说的就是现代教育,它让我们的知识越来越多,知识面越来越广,但是恰恰是对知识,刻薄一点说对学历的追求把“德”挤到了角落,让人们在掌握了许多知识后反而不会自处了,没有“儒”了,人们都急切地想用金钱证明自己的价值,而国家的,市场的经济运转又恰恰让富裕成了一个窄门,不是所有人想进就能进的。所以如我一般的底层人是绝望的。就算如此,如果能够解决一下绝望的问题,也许还不至于这么惨。 那一个悬崖,我怎么看怎么觉得它像一道人性的残墙竖立在我们生活的每一处。放眼看,这个时代配不上那些为理想孜孜以求的人,它浮躁,短浅,急匆匆地如同去奔丧,人们停不下来,我们领受的教育也不允许我们停下来。信仰一旦坍塌,不知道怎么重建,也不知道如何重建,人心的荒漠,却没有植树之人。终于,有人用血肉之躯来祭奠了。可是,他们的死能够打在几个人脸上?有个朋友发圈说:他们脱不下长衫。问题是他们都没有学会如何穿上长衫呢。孔乙己的腐,是藏着傲骨的,我们,他们有什么呢? 科技的发达必然会牺牲很多东西。我们昨天直播的时候讨论过:如果AI取代了人类怎么办?就是说人类感情越来越像程序化,是能够编写出来的。我却觉得这几乎是无法避免的事情,就看那个“恶”在什么时候突发而出,改变历史有时候也只需要动动小指头。我也喜欢玩抖音,现在太多博主教给人的是:不要相信爱情,不要为了爱情牺牲太多,他们瞧不起恋爱脑。听起来多么理性多么好。但是深层次的悲伤和危机恰恰出现在这里:我们都不要爱情了,我们该有多粗鄙?“养大我生的,养老生我的”,一听,多少纯洁,不动凡心。就是不知道没有爱情,他们从何而来,他们的孩子从何而来? 精神的陷落!可能我杞人忧天了,但是人的精神世界也是波浪形的,不可能像股票一样一直飙升,我们恰好处在这一轮的谷底。我不知道触底反弹的机会和时间点在哪里,但是已经有人在牺牲。而相比于北宋末期,我们面对的问题更多更复杂:环境问题,机器人问题,网络问题,教育问题等等。如果把这些全部压在一个人肩上,那该如何承受?看起来,科技发达让我们成为了最幸福的一代人,但是太阳有它的黑子,人心也是。我们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仅仅是贫富差距倒容易了,但是需要解决的是为什么造成了贫富差距? 为什么那么多自媒体把贫穷当成了重要的理由之一?什么样的贫穷是能够承受的,什么样的又是无法承受的呢?为什么孔乙己穷到只能吃一盆茴香豆的时候,依旧能够穿着长衫,而我们连长衫是什么都不知道了。 孔乙己是知道茴字的六种写法的人,我却不知道。什么是可贵的,精神!精神直接关联的是什么?生活的态度!就是人为什么而活着。为贫穷而死,应该轻如鸿毛了吧,但是越轻的东西正是要人命的东西。所以在如此丰富的时代,为什么有人愿意拿最轻的东西抵御它,因为它本身就是溃败的,是华美的衣服罩住的脓疮。 但是又能怎么办呢,似乎社会发展到这里了,没有人能够阻挡,完全靠个人的自觉性。但是“自觉”,自己都觉察不了自己,自己都不知道如何自处,哪里来的自觉性呢?拿他们的个体而言,可能贫穷只是一方面,而因为贫穷引起的精神孤独感,和社会的疏离感更深沉一点。他们活成了一座孤岛。如果没有及时的对孤独的解释和引导,很多孤独是会沉没的。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我们也是这肤浅浮躁荒唐的一部分,我们连哀悼的资格都没有。 我时常想,最后毁灭我们的可能不是环境,不是科技,不是战争,不是瘟疫,而就是我们自己。我们骨子里的悲观一旦物化,面临的就不仅仅是自杀了。我在想:那么高级的玛雅文明到底是怎么毁灭的呢? 作为这个时代虚妄,浮躁,无知的一份子,我好像只能用苟延残喘来证明我的胜利了。且让我们继续麻木下去,让每一颗心都吸食到养活自己的精神鸦片。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余秀华)
16年前,我还在广州当警察的时候,经手了一单手段很恶劣的抢劫、杀害性工作者的案件。三个在发廊中工作的姑娘,两死一伤。这个案子侦办期间,我去医院专门看望幸存下来的那个姑娘,想了解一些细节的东西,写一篇案情分析。 但是这个只有17岁的姑娘却没有跟我谈案情。她无力的躺在病床上,缓缓的给我说起她窘迫的人生经历——在西北五线小县城长大,为了几十块的书本费辍学,为了几块钱的饭钱被人嫌弃,一百多块的城中村房租都交不起只能去了发廊工作……等等。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但对于当时也很年轻的我来说,很难听进去,近似于一种职业麻木,觉得她言不及义——因为这不是案情分析的内容。 她也察觉到了我不太在意的眼神,失望的说: “你没有穷过,永远不懂贫穷的感觉。” 我当时确实不懂,但却记住了这句话。很多年之后已经饱经沧桑成了中年大叔的我某天突然想起她的话,感到非常难过。很抱歉时过境迁、白云苍狗,我才完全理解。 想起这个故事是因为几天前看到《流调中最辛苦的中国人》。那个来自山东威海的一个人养全家老少6口的父亲,为了谋生,18天中往返于20多个不同的地点和工地,而且还经常工作至凌晨。说这样的底层人生像狗可能狗都不同意——只能说是不如。 更让人唏嘘的是,他如此卖命打工的最大动力,就是寻找自己2020年8月失踪的儿子,他去派出所报案,希望警方能通过手机定位、视频监控找到儿子,结果处处碰壁,老婆在派出所门口哭了两天,人家根本置之不理。来回推诿中,事情过了三个月才立案。至今无果。 疫情中的大数据已经精准到可以把他18天中的生活、工作轨迹事无巨细的挖出来,在哪停留和谁接触干了什么甚至都可以精确到几点几分,却找不到也没有人去找他失踪15个月的儿子。 如果不是因为在权贵集中的北京染疫,我们根本不知道这样一个底层民工的存在,也不会有人关心他的生活轨迹,他的挣扎和痛苦,除了引发同样挣扎的人群的共鸣,恐怕并不会为他带来更多的希望。 我们也许没有奔命到他那样的程度,也许还没有丢过孩子,但是这一次,我们都能读懂。 如果我能够做一些补充的话,那就是一个如此勤劳的人,为什么还是如此的贫穷?导致他贫穷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或者,即便他某天不贫穷了,那么不在流调关注中的他,能不能顺利的找回儿子? 前天我的朋友圈中有位远在科罗拉多的女士发了一个动态,恰好是关于美国的底层的。她是护士,她有一个叫做Tracy的女同事,想从全职工作改为兼职,征求她的意见。 Tracy因为丈夫亡故,她带着一个儿子,政府给了每月3200美元的补助,确保她在低收入的情况下依然可以衣食无忧。但一旦她的收入超过了某个限度,这个补贴就不能领了。而因为疫情,护士是目前美国工资涨幅前列的职业,全职收入非常可观,甚至超过医院管理人员。所以Tracy如果全职,她的收入肯定就会超过标准,如果兼职,则不仅能轻轻松松保证一部分收入,还可以继续享受政府的高额补贴…… 一个美国的孤儿寡母,不是想怎么挣扎着活下去,而是想的是怎么好好躺平,生活怎么安逸怎么来…… 也许这两个故事没有什么关联,但我总是忍不住把那个狗都不如的中年父亲和美国单亲联系起来。论勤劳论智慧,那个中年人一点不差,可命运就是如此不同,那么到底命运差在了哪里?投胎技术吗? 我今天啰嗦一下,再讲一个故事。 振奎是贵州毕节的一个农民。文革中,他的妻子某夜急病,他赶着马车拖着妻子连夜赶路70里到县城求医。医院看人已经几近休克,觉得也救不活,干脆关门拒诊。 振奎是个老实巴交的生活在乡下的底层农民,一辈子也没有接触过县城人物,哪怕是一个小干部。他不忍心看妻子就此死去,就把马车赶到了县政府门口,等了大半天,运气很好,恰好等到了县长来上班。振奎开始并不知道他是县长,见了来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抓住,苦苦求情。县长开始很难为情,后来随口问了一下振奎的家庭情况,振奎就说有一个儿子正在部队当兵,是个连长。县长当即打电话给医院安排就诊。 振奎的妻子就此得救。 这个故事是我听振奎说的。因为他是我爷爷。那个在部队当连长的,是我的父亲。 爷爷生前给我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总是感谢县长,我当时很难过,忍住了一句话不想讲:如果你没有提你的儿子在部队当连长,恐怕故事就不是这样了。 底层之悲,概莫能外。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美国即将在下周举行国际民主峰会,而中国政府在周六(12月4日)发布了《中国的民主》白皮书,继续盛赞本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但学者和观察家却并不买帐,认为所谓中国的民主并不符合民主的本意。 《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发表选择在12月4日,恰逢中国的国家宪法日。这在外界看来似乎有不小的尴尬。 民主的讽刺 宪法日的尴尬 白皮书在论证中国的民主时,强调中国普遍实行领导干部任期制。但就在三年前,中国政府修改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连任的限制。旅居欧洲的青年观察家王庆民认为,这让白皮书颇具讽刺意味,“我觉得这是最大的一个讽刺, 习近平通过修改宪法取消连任的限制,这样他可以实现终身,或者至少多当一届或两届。所以说,白皮书写的东西和真实的情况完全相反。” 白皮书是想用领导干部任期制等制度安排来说明,中国的民主是广泛、真实和管用的。它更强调,中国的民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同时,它在开篇就承认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但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这种所谓的“全过程民主” 并不符合民主的本意,“民主最根本的一点,它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是为了公共的目的,也就是公平、正义,是要让每一个个人在这个社区、这个国家能够得到安宁、得到保护,能够得到最大的发展,这是民主最主要的一个过程。” 他强调,中国的政治制度实际上却无法让老百姓加入到这个所谓“民主”的过程中。 白皮书强调,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选出代表自己意愿的人来掌握并行使权力,是中国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 但从11月到12月,北京和重庆一些宣布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与基层人大代表选举的普通公民,因为受到骚扰等原因,先后被迫停止了参选行动。 “人民当家作主最主要的体现就是他们能够决定谁在台上,谁在台下,那么投票就是最主要的一个手段,但是在中国,投票选举这方面的做法完全就不是真实的,”王庆民这样评论说。 腐败与贫穷仍然是问题 中国国务院在周六召开了《中国的民主》白皮书新闻发布会。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培炎在会上答记者问时强调,中国共产党自十八大以来,下大力反对腐败,并一直致力于强化民主监督的功能,最大限度地防止了权力失范、权力寻租的现象。 但自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反腐行动所具有的权力斗争的背景一直为外界所诟病。政治时评家邓聿文几年前在美国《纽约时报》上刊文分析说,这场反腐运动有三个底线,红二代不能反、现任的政治局成员不能反、退休的中共元老不能反(周永康案之后)。 王庆民认为,这种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反腐并不能有益于民主,“这种手段不仅不能够有利于民主,相反,它让那些掌握权力的人有了更强的能力去肃清敌人,去实现集权专制,因为只要不服从的人都可以通过以反腐败为由扣些帽子,把他们整下去。” 似乎是与《中国的民主》白皮书发布相配合,中国公共外交协会12月2日在北京举办了一场中外学者谈民主高端对话会。前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罗思义在会上表示,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以结果为导向的,目的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而不是只关注某一些程序。他还强调,这就是他所说的人民的统治。 这种看法在世界范围内并不鲜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实现的经济飞跃已经世所瞩目,似乎正说明了中国民主的成就。但在夏明看来,这类似的观点都陷入了盲区。 “问题在于,有没有人去倾听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的利益?农村里边的极度贫穷;到藏区、康巴地区去走,那里的小孩子没有教育,没有许多生活的保障;还有农村留守儿童,也没有各种安全保障,”夏明介绍说。 他强调,所有这些贫困的问题,没有办法看到,也没有办法听到,而如果你想要去打听,他现在不让你进去。如果有人要去追求真相,就会被说成是颠覆国家的行为。
这两天,一段“女童舍不得吃虾带给生病的妈妈”的视频在网络火了。 视频说的是,央视记者在河南周口一乡村小学调查,这个小学180余名学生大多是留守儿童。小学校长姓张,是个80后,常自掏腰包,给孩子午餐加上虾、水果。 这样的午餐,可能是一天中孩子们最好的一餐。 学校二年级有一名女孩,每次把饭菜吃光,却把虾留下,然而带回去给生病的妈妈吃,给妈妈补充营养。 记者采访这名小女孩时,女孩那一脸的天真无邪,尤其是她眼里闪烁的可爱又善良的光,打动了无数网友。 最新消息说,这所乡村小学受到关注后,许多爱心人士寄来了水果、牛奶、文具等物资,还有人一对一帮扶资助孩子们。现在,孩子们每天都能喝上牛奶、吃到水果。 这无疑是一个让人感动的爱心故事,最终也获得了圆满结局,但是,鱼叔我看了央视记者对女孩的提问,心还是猛地揪了一下。 视频中,记者问女孩:为什么会把虾留着不吃呢?为什么先把米饭、炒菜吃了呢? 女孩有点不好意思的低头呵呵一笑,说“一会儿再吃”。 在这样的镜头里,我分明看到了一个小女孩内心的小小挣扎,作为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她的生活固然是艰苦的,但在这样的艰苦生活里,她仍然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自己的隐私和自尊。 所以,面对陌生记者的提问,她不愿说出实话,而是撒了一个谎,但很遗憾,这一切都在镜头面前被揭穿了,她不想让别人知道的“小秘密”,成为亿万人感动的“素材”。 视频截图 我没有责怪央视记者的意思,我只想说的是,这样一个小事,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从媒体到公众的慈善理念都比较滞后。 大多时候,我们把那些需要帮助的穷困者,看作是“受施者”,用同情的眼光看着他们,殊不知,这样的“同情”,会给他们带来伤害。 穷困者由于长期受到物质匮乏的困扰,生活境遇不如其他人,他们的自尊其实十分脆弱。 我记得媒体曾报道这样一个故事:一名女大学生,她就象《平凡的世界》中的孙少平那样,每次到食堂打饭都要等同学都打完后才去,因为没钱打菜,常常偷偷吃咸菜生怕被别人看见。 可见,“穷”是一块伤疤,没有多少人愿意把这块伤疤放在众目睽睽之下,让他人注视,因为,这可能击垮他的自尊。 然而,我们的社会往往忽视了这一点,在帮助穷困者时,更多注重受助人物质层面的改善,而忽视他们内心可能会受到伤害。 这样帮助显然是不可取的。 这方面,鱼叔想给大家讲个小故事。 位于亚寒带的纽约,冬天常有大风雪,扑面的雪花不但令人难以张开眼睛,甚至呼吸都会吞入冰冷的雪水。遇到这种情况,公司会停止上班,私立学校也会停课,可是令人不解的是,唯有公立小学,即使那雪已经积得难以举步,却仍然开放,只见黄色校车,艰难地在路边接送小孩子。 据统计,十年来纽约的公立小学只因为超级暴风雪而停过七次课。这是多么令人不解的事,犯得着在大人都无须上班的时候让孩子去学校吗?小学的老师也太倒霉了吧?于是每逢大雪而小学不停课时,都有家长打电话去骂,妙的是,每个打电话的,反应全一样——怒气冲冲地责问,再满口道歉、笑容满面地挂上。 原因是,学校告诉家长:在纽约充满着百万富豪,但也有不少赤贫的家庭,后者白天开不起暖气、供不起午餐,孩子的营养全靠学校的免费中饭(甚至多拿些回家当晚餐),学校停一天课,穷孩子就受一天冻、挨一天饿,所以老师们宁愿自己吃苦,也不愿意停课。 有家长说何不让富裕的孩子留在家里,贫穷的孩子去学校享受暖气和营养午餐。学校的答复是:我们不愿让那些穷苦的孩子感觉到他们在接受救济。 显而易见,施善的最高原则,是保持受施者的尊严。 请记住,对于穷困者的最大尊重,就是不把他们当穷人看。 从这意义上,中国的公益慈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鱼眼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