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有效阻止奴工产品 美国拟对澳加征12.5%关税
2026 年 6 月 4 日
香港过去曾被誉为“东方之珠”，以其自由、多元和普通法司法制度为基石，吸引全球关注。然而，自2019年元朗袭击事件以及随后发生的一连串政治压迫行动，特别是47人案的审讯，香港的法治和人权逐渐走向深渊。林卓廷从当日的元朗袭击受害人及揭露真相的前线人物，沦为被控罪的被告，这一切正昭示著香港从国际大都会滑向极权体制的深渊。 元朗袭击事件的法治陨落 2019年7月21日，元朗地铁站内外出现白衣人士无差别袭击市民的暴行，当晚警察的缓慢反应和疑似纵容行为引起公众强烈不满。林卓廷，当时是立法会议员，亲赴现场直播情况并协助受害者。然而，这位揭露真相的人士在事件后却被控“参与暴动”罪，明显是一场政治操控的法律武器化。林卓廷原告变被告的转折，不仅彰显香港执法和检控机构的荒谬，也充分暴露了权力对法律的侵蚀。 谬误分析：林卓廷事件的警示 在林卓廷事件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以下几个关键的谬误： 1. 受害者被指控为施暴者 林卓廷当晚前往元朗站，旨在监察警方执法，并协助受袭市民。他在现场进行直播，呼吁和平，试图缓和紧张局势。然而，控方却指控他参与暴动，这种将受害者转化为被告的做法，颠倒了基本的事实和逻辑。 2. 忽视自卫与保护他人的行为 辩方强调林卓廷的行为是出于自卫和保护他人，并非参与暴动。他多次呼吁现场人士保持冷静，避免冲突升级。然而，法庭未有充分考虑这些行为的动机和背景，直接将其定性为暴动，这种简化的判断忽视了事件的复杂性。 3. 选择性执法与检控 元朗袭击事件中，白衣人的暴力行为有目共睹，但相关的调查和检控进展缓慢，甚至被指纵容。相比之下，林卓廷等人的快速被捕和起诉，显示出执法和司法机构的选择性执法，这种双重标准损害了司法公正。 4. 政治干预司法独立 林卓廷作为民主派议员，长期以来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和监察政府。对他的指控和定罪，被广泛认为具有政治动机，旨在打压异见声音。这种政治对司法的干预，削弱了香港法治的基石。 5. 违反无罪推定原则 在审讯过程中，林卓廷被拒绝保释，长期还押，这种未审先判的做法，违反了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此外，媒体对案件的报导也存在偏颇，可能影响公众和陪审团的观感，进一步损害了被告获得公正审讯的权利。 47人案：扼杀民主希望的象征 香港47人案同样令人发指。2021年，香港民主派初选的参与者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中包括多位律政界、学术界及社运界的知名人士。这些民主派人士的唯一罪名是试图透过合法、和平的方式争取在立法会取得多数席位。这起案件标志著“国安法”如何沦为铲除异见者的工具。 在审讯过程中，许多被告被迫承认罪名以求减轻刑期，而未审先囚的现象亦反映出香港司法系统的颠覆。这些参与者不过是行使基本权利，包括选举参与和言论自由，却被视为对国家政权的威胁。与之相比，过去香港以普通法保障公正审讯的传统已荡然无存。 国安法与23条：极权体制的法律基石 《港区国安法》的实施成为改变香港命运的分水岭，其范围和模糊性让每一位香港市民都可能成为目标。更令人忧虑的是，香港政府再次推动《基本法》第23条立法，进一步扩大控罪范畴。如果说国安法是一把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23条则是彻底摧毁公民自由的最后一击。 法治是香港成功的核心，但如今，普通法的基石被极权模式取代，独立司法已成过去。与此同时，全球对香港自由的拥护者亦须面对一个现实：国际社会对香港局势的关注力度正逐渐减弱，这让北京得以肆无忌惮地施行其极权意志。 香港——国际大都会的沦陷 回望过去，香港曾是亚洲法律和经济的模范。如今，对于林卓廷等人的控罪显示出香港已从一个多元开放的国际大都会，迅速沦陷为一个极权国度。无论是元朗袭击事件中警方的失职，还是47人案的司法不公，都揭示了香港正处于一个失去自由和法治的时代。 极权的特征是对异见的零容忍，而香港已逐渐成为这种体制的缩影。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国方法”性质已取代原有的普通法传统，公正不再，民众的希望亦被不断压制。 居澳港人的反思 作为一名居住于澳洲的港人，目睹香港局势急剧变化，内心不禁感到沉痛和愤慨。远离家乡的我们虽然身处异地，但对于香港失去自由和法治的现实深感无奈。然而，我们亦深信国际社会的力量仍然可以为香港发声，持续关注这片土地的未来。 结语 对于仍然关注香港的人士来说，林卓廷的遭遇和47人案是两个重要的指标，表明香港正在迅速滑向一个极权的深渊。同时，国际社会有责任为香港的法治和自由发声。毕竟，香港的命运与全球民主的未来密切相关。 (本文内容参考2019年元朗袭击事件和香港47人案之相关资料，以及作者对香港局势的观察与反思。) 澳洲港人汇坊主席, 卓太
香港过去曾被誉为“东方之珠”，以其自由、多元和普通法司法制度为基石，吸引全球关注。然而，自2019年元朗袭击事件以及随后发生的一连串政治压迫行动，特别是47人案的审讯，香港的法治和人权逐渐走向深渊。林卓廷从当日的元朗袭击受害人及揭露真相的前线人物，沦为被控罪的被告，这一切正昭示著香港从国际大都会滑向极权体制的深渊。 元朗袭击事件的法治陨落 2019年7月21日，元朗地铁站内外出现白衣人士无差别袭击市民的暴行，当晚警察的缓慢反应和疑似纵容行为引起公众强烈不满。林卓廷，当时是立法会议员，亲赴现场直播情况并协助受害者。然而，这位揭露真相的人士在事件后却被控“参与暴动”罪，明显是一场政治操控的法律武器化。林卓廷原告变被告的转折，不仅彰显香港执法和检控机构的荒谬，也充分暴露了权力对法律的侵蚀。 谬误分析：林卓廷事件的警示 在林卓廷事件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以下几个关键的谬误： 1. 受害者被指控为施暴者 林卓廷当晚前往元朗站，旨在监察警方执法，并协助受袭市民。他在现场进行直播，呼吁和平，试图缓和紧张局势。然而，控方却指控他参与暴动，这种将受害者转化为被告的做法，颠倒了基本的事实和逻辑。 2. 忽视自卫与保护他人的行为 辩方强调林卓廷的行为是出于自卫和保护他人，并非参与暴动。他多次呼吁现场人士保持冷静，避免冲突升级。然而，法庭未有充分考虑这些行为的动机和背景，直接将其定性为暴动，这种简化的判断忽视了事件的复杂性。 3. 选择性执法与检控 元朗袭击事件中，白衣人的暴力行为有目共睹，但相关的调查和检控进展缓慢，甚至被指纵容。相比之下，林卓廷等人的快速被捕和起诉，显示出执法和司法机构的选择性执法，这种双重标准损害了司法公正。 4. 政治干预司法独立 林卓廷作为民主派议员，长期以来积极参与社会运动和监察政府。对他的指控和定罪，被广泛认为具有政治动机，旨在打压异见声音。这种政治对司法的干预，削弱了香港法治的基石。 5. 违反无罪推定原则 在审讯过程中，林卓廷被拒绝保释，长期还押，这种未审先判的做法，违反了无罪推定的基本原则。此外，媒体对案件的报导也存在偏颇，可能影响公众和陪审团的观感，进一步损害了被告获得公正审讯的权利。 47人案：扼杀民主希望的象征 香港47人案同样令人发指。2021年，香港民主派初选的参与者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其中包括多位律政界、学术界及社运界的知名人士。这些民主派人士的唯一罪名是试图透过合法、和平的方式争取在立法会取得多数席位。这起案件标志著“国安法”如何沦为铲除异见者的工具。 在审讯过程中，许多被告被迫承认罪名以求减轻刑期，而未审先囚的现象亦反映出香港司法系统的颠覆。这些参与者不过是行使基本权利，包括选举参与和言论自由，却被视为对国家政权的威胁。与之相比，过去香港以普通法保障公正审讯的传统已荡然无存。 国安法与23条：极权体制的法律基石 《港区国安法》的实施成为改变香港命运的分水岭，其范围和模糊性让每一位香港市民都可能成为目标。更令人忧虑的是，香港政府再次推动《基本法》第23条立法，进一步扩大控罪范畴。如果说国安法是一把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23条则是彻底摧毁公民自由的最后一击。 法治是香港成功的核心，但如今，普通法的基石被极权模式取代，独立司法已成过去。与此同时，全球对香港自由的拥护者亦须面对一个现实：国际社会对香港局势的关注力度正逐渐减弱，这让北京得以肆无忌惮地施行其极权意志。 香港——国际大都会的沦陷 回望过去，香港曾是亚洲法律和经济的模范。如今，对于林卓廷等人的控罪显示出香港已从一个多元开放的国际大都会，迅速沦陷为一个极权国度。无论是元朗袭击事件中警方的失职，还是47人案的司法不公，都揭示了香港正处于一个失去自由和法治的时代。 极权的特征是对异见的零容忍，而香港已逐渐成为这种体制的缩影。在这种情况下，法律的“国方法”性质已取代原有的普通法传统，公正不再，民众的希望亦被不断压制。 居澳港人的反思 作为一名居住于澳洲的港人，目睹香港局势急剧变化，内心不禁感到沉痛和愤慨。远离家乡的我们虽然身处异地，但对于香港失去自由和法治的现实深感无奈。然而，我们亦深信国际社会的力量仍然可以为香港发声，持续关注这片土地的未来。 结语 对于仍然关注香港的人士来说，林卓廷的遭遇和47人案是两个重要的指标，表明香港正在迅速滑向一个极权的深渊。同时，国际社会有责任为香港的法治和自由发声。毕竟，香港的命运与全球民主的未来密切相关。 (本文内容参考2019年元朗袭击事件和香港47人案之相关资料，以及作者对香港局势的观察与反思。) 澳洲港人汇坊主席, 卓太
中国法学界大老、前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江平12月19日中午在北京逝世，享耆寿93岁。祖籍浙江宁波的江平，1988年升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2001年10月，江平被授予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称号，享有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 江平除了被视为中共建政后民法、商法主要奠基人之一，也是知名著名法学家、法律教育家，曾被誉为“法学界的良心”及中国政法大学“永远的校长”。 旅美民运人士王丹在脸书发文悼念江平。他指出，1989年学运，江校长坚定支持学生的民主要求。六四事件后，中国政治陷入黑暗，江平犹如黑暗中的一盏明灯，继续不遗馀力地为民主法治发声。因为德高望重，当局也无可奈何。 江平曾在1951年到1956年作为首批至苏联的留学生，先后就读于喀山大学和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以全优成绩提前一年毕业，回国任教于北京政法学院，在民法教研室任教。 1957年，在整风运动中，27岁的江平因为给党提意见，一夜之间被打成右派， 在苏联相识的新婚妻子迫于政治压力与他分手。 在之后的岁月里，江平在苦难中求生存， 在“文革”中他被下放到安徽“五七干校”劳动，一直到1978年北京政法学院复校。 江平毕生坚持开放自由的精神和独立的思想，1989年，他任中国政法大学校长期间，发表公开信支持学生民主运动，并鼓励师生示威抗议，甚至公开为民运人士辩护，公开呼吁废除劳改劳教制度、公开要求宪政民主。他因此被中共司法部免去校长职务。 他在2007年的一次访问中披露，从1989年到1993年期间，他被禁止出国，甚至被校党委要求，跟外国记者、外国人接触之前，要先行通报。 作为中国民商法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江平参加了民法通则的制定，曾担任信托法、合同法起草组组长，是民法典编纂负责人，在公司法、合同法、物权法的制定中也起了重要作用。江平还曾担任行政立法研究组组长，带头起草了行政诉讼法草案。 回望自己的人生，江平在90岁接受财新网专访时曾说，自己做到了不说违心话，只向真理低头。他自认为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学家，而是一名培育现代法治观念的法学教育家。
编者按：11月26日，贵阳著名人权捍卫者李任科于因病去世，享年73岁。数十年来，李任科因积极参与人权事务及声援民运同僚曾多次被中当局关押，只要是敏感事件或者所谓敏感日都会被强制失踪。以下是李任科撰写的《永远同行——杨天水与杨天水们》。 网络图片 永远同行——杨天水与杨天水们 11 月 7 日立冬，随后就收到杨天水的死讯，我心里不由一阵寒颤。杨天水是继彭明、曹胜利、刘晓波之后蹊跷死亡的又一人，他们都有一个特殊的共同背景——政治犯！ 历来，政治犯杨天水们在追求中国宪政、自由、民主、和平的道路上做出的牺牲是巨大而惨痛的。他们的一生只有付出和牺牲，始终没有关注自己的“五斗米”而是终身致力争取全体民众的“仓满粟”，他们却变成了政治犯。因为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政治观点与把持政治资源的党派相左！政治犯杨天水多次坐牢失去了很多，而更重要的是因其牢狱的时间太长，在他有限生命中的巨大付出鲜为人知，这促使我回忆起与杨天水的交集。 记得 2003 年末，我执笔与廖双元共同署名发表了《中国现代文明社会的曙光——纪念“启蒙社”成立二十五周年》后，在国内外引起反响。接踵而至的来函来电表示了对贵州“启蒙社”成员和贵州民主党成员的关注。2004 年初，一个寒冷的夜里我接到电话，对方彬彬有礼的话语“是李任科先生吗？我是南京的杨天水。”这一通电话持续了 4 个多小时。最后杨天水说“有机会我一定到贵州见见你们这群可爱的朋友。”虽未曾谋面，心里已经暖意绵绵。 那个时期贵州的这一群朋友正在艰难生活中学习使用电脑，能够打开雅虎邮箱的人并不多，大家有机会聚在一起时都是交流网上的资讯。那时国内能够在互联网发出声音的朋友各地都有，但尤以杨天水、李国涛、张林的资讯为最多。贵州朋友对这一现象称之为“华东的三架马车”。 2004 年深秋的一天下午，贵阳的朋友约我去他家。在去的路上我遇见全林志（已故）朋友，他也是如约而来。进了朋友家门，一个身材高大而壮实、服饰整洁体态文静、脸廓清晰浓眉大眼四十岁开外的美男子微笑着与我们握手。当互相通报姓名后，杨天水和我长时间的拥抱，相互勉励之语不绝于耳。朋友们陆续到达，通过介绍得知杨天水刚从云南调查完文革时期的“沙田事件”专程到贵州与朋友们见面。杨天水平静地阐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自 89.64 之后他放弃了政府部门的职务，深刻地反思研究中国的历史与现状，不断提出自己的见解，对未来政治社会的前景充满信心。在几次被关押坐牢之后，安排好同时也是放弃了一个曾经完美的家庭，全身心地投身到中国民主运动的大潮中。杨天水博学多才，待人友善，言谈举止有很强烈的亲和力，与国内各地的民运朋友都有良好的交往。当我们问及某地一些朋友的情况时杨天水会如数家珍般地客观介绍。对于“华东三驾马车”高产的写作，贵州朋友感兴趣的是他们电脑操作的技巧，杨天水着重介绍了安徽的张林。他说张林坐牢出狱后，双手十个手指的关节已经被折磨得不能曲伸了，张林每次使用电脑键盘时都是用一只手指打字写稿。这让我们在场的朋友十分惊讶佩服不已。 杨天水的生活十分俭朴，我与他有一个共同的嗜好那就是吸烟，那天他递给我抽的是云南很便宜的“春城牌”香烟，几个小时后我买了一条贵州也很便宜的“黄果树”牌送他，天水再三推辞后收下了。杨天水虽然在生活中不能善待自己，在事业上他却可以倾其所有购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当他拿出给大家看时，很多人都怀着复杂心情小心翼翼地抚摸这台贵重的设备。相对比较贫困的贵州几乎所有朋友家里都没有安装网络，杨天水说在南京是租住房子也没有安装网络，他每天与朋友们交流都是上网吧。好在我们见面的朋友家楼下就有一个网吧，想必杨天水在贵阳的那天晚上又去“泡吧”而通宵达旦。 杨天水与我们交谈时始终面带可亲的笑容，他的语速恰到好处不紧不慢，声调柔美圆润。天水的知识很丰厚，但他却从不引经据典地显示自己的博学，总是深入浅出平稳地叙述各种问题与事件。每一个与天水交流过的人都能从他的眼睛里不断析出睿智、理解、鼓励、友善的目光。这也许就是杨天水朋友满天下特有的气质。当我书写到这里时一个丰满、和善、健康、充满活力精力、笑容可掬而很少谈及自己经受重重磨难的杨天水呈现在我的脑海里……，怎么就失去了你？我们的好兄弟！ 杨天水离开贵阳沿广西、湖南走访各地朋友后回南京。不久《谁是最可爱的人》和《英勇不屈的陈西》等文章见诸于报道。 2005 年 5 月贵州陈西受刑十年刑满出狱的那天，我将杨天水转托国外朋友私人支助的几百元钱交给陈西。陈西噙着泪花呆滞了几分钟，接着天水的电话打过来了。当时陈西刚步出贵阳第一监狱的大门，与杨天水通话的语速很慢，他不停地眨巴着眼睛，眼眶里的泪花好几次都差点流下来。陈西在通话中说的最多的话是“谢谢朋友们，谢谢大家……”。 杨天水对各地民运朋友生活工作的情况十分了解，不管是哪里的朋友生活工作上发生困难，他都积极主动地想办法联络争取一些帮助与支助。当杨天水得知刘国凯资助贵州民主党人的一百美元，竟被非民主党人因生活困难截留私吞的情况，就积极联络境外贵州朋友争取在台湾政府的名下建立一个平台，以对贵州及其西部艰辛生存的朋友提供可能的资源，由于贵州某些朋友的误解最后事情黄了没有办成。杨天水也因此被贵州的某些人指责，对于这些误解指责天水却一笑了之。 那个时期大家都知道，在全国范围内各地艰辛生活的很多朋友都通过杨天水受到一些关注和帮助。在西南地区重庆的许万平也做过许多这方面的事情，因此重庆警方将许万平抓捕判刑十年。在许万平被捕后，我曾经提醒过杨天水，他很有可能是下一个警方抓捕的目标。杨天水平静地对我说，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南京国保的许多人对他的为人处世是折服的。可是不久杨天水还是被捕了，重判了十二年。 第二年贵州毕节日报记者李元龙（夜狼），在博讯网发表了四篇文章而被“煽动颠覆”罪开庭。李建强受国际中文笔会委派作为李元龙的法庭辩护人从贵阳转道毕节，我们从李建强口里了解些许杨天水被判刑的情况。杨天水的辩护律师是李建强（刘路）。据李建强说：在他去调阅杨天水案卷时，看见包括贵州在内全国各地民运人士的材料每个人都堆有一米多高。而杨天水案件是由江苏镇江的公安办的。整个过程中南京国保与镇江国保之间还发生了冲突，当镇江国保到南京要带走杨天水时，南京国保不许带走，强调杨天水一直是南京国保的工作对象，有关杨天水的案件要交由南京方面处理。最后是由江苏省公安厅作出决定，杨天水被镇江国保带走。而镇江国保最终带走杨天水的原因是，镇江公安抓获一名盗车贼，这名盗车贼是一个盗窃惯犯、累犯，多次被关押判刑，此贼曾在关押时与杨天水同监。为了减轻对他累犯的打击重判，揭发了杨天水在狱中积极从事民主党的组织活动。出狱后此贼与杨天水有过几次接触，杨天水都是用对待民主党战友的方式接待和提供帮助。虽然他们从来没有以民主党的形式进行过任何活动。恶运还是降临到了杨天水的头上！ 据李建强讲，他从南京国保那里了解到杨天水曾卧病在床好几天。南京国保人员去他家“工作”时，他们揭开杨天水家里的锅盖，锅里有的只是几片青菜叶子。在场的国保人员全都惊愕、感慨，他们的佩服之情胜于言表。南京国保都知道杨天水在国内帮助过很多人，他却从没有利用这样的机会善待和改变过自己的处境！ 虽然在监狱里和监狱都经常有人死去，但是杨天水们的死却意义非凡。首先是他们对宪政民主事业坚持不懈的努力，坚忍不拔的信念和他们道德力量的感召力；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死——不明不白！ 其实从湖南李旺阳“自杀”就是一个重大重要信号，这没有引起全人类社会的足够重视，没有组织深入调查、揭露、呈情以至于情势发展到今天的局面，这足以显示我朝今天的傲慢与强大。我也为联合国人权机构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不作为感到羞耻。我朝能将高精尖的设备送上太空，也能够轻易地让一个平凡羸弱的生命悄无声息的灭失。 杨天水死了，杨天水们死了，这对无端失去各种权利的人们精神思想上产生了巨大冲击。 我朝什么时候没有政治犯？今天的监狱里还有多少政治犯？还有多少被失踪的政治人物及其家属？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如今还在狱中的政治犯们，而我们只能不断地为他们祈祷祝福——朋友啊，你千万千万要保重啊！ 杨天水们为了世界人类的自由和平事业献出了他们的生命，愿上帝荣光永耀这些高贵的灵魂！ 网络图片 （2017年11月13日，包括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在内的数名社民连及支联会成员在中联办门外为杨天水默哀三分钟）
2022年11月24日，一场乌鲁木齐大火葬送了10条生命，也点燃了蔓延全国的“白纸运动”。大批海外中国青年也纷纷起来声援，甚至发展成各种“反贼组织”。一年过去，“白纸运动”随着封控结束而落幕，然而反抗力量却在海外生根发芽。自由亚洲电台驻伦敦记者吕熙过去一年一直追踪英国华人组织“中国反贼”（China Deviants），这个在“白纸运动”期间诞生的组织，如何承接上一代“老民运人士”，成为海外反抗运动的新势力？ “我是‘中国反贼’的Apple，让我们一起续写白纸，发出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独特的声音。”—Apple “我是一名来自中国的政治异见者，我追求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观。” —陈亮时 “我叫Kyle，我是一位追求自由的人。我为我的家乡所放逐，但正是因为这种放逐，让我可以在这个迷惘的年代变成一为先锋。” —马有为 拿起白纸，说出你心里的一句话，三位中国青年给出这样的答案。 Apple、陈亮时和马有为三位，都是在英华人组织“China Deviants”的成员。这个组织，中名译名为“中国反贼”，顾名思义，就是明确反对中共独裁。 “中国反贼”组织的萌芽，始于去年的“彭立发事件”，当时他在北京四通桥上的挂起的横幅，震动了在伦敦留学的中国学生Apple。于是她在校园里发起“海报运动”、“厕所革命”，去年10月底，她更和友人在伦敦市中心的特拉法加广场（Trafalgar Square）上发起集会声援彭立发，是近二、三十年来绝无仅有的一次在英中国青年抗议集会。 “白纸运动”中诞生的“反贼组织” 不到一个月，一场乌鲁木齐大火燃点“白纸运动”，中国各地青年纷纷走上街头，反封控、反独裁。他们的呐喊，也牵动着Apple的心。身在伦敦的她通过Telegram建立了一个名为“上海马拉松”的群组，希望能帮助在国内抗争的小伙伴。 Apple 说：“在一个语音通话中，有一个女孩就在通话期间直接被抓了。群组里的人在喊’那个女生被抓了！’，而我却在电话另一头的伦敦。我在想，天啊！我真的希望能帮她一把，把她拉回来。” 虽然迫切想要回国，和其他年轻人站在一起，但理智告诉Apple，留在海外声援或许更有效。于是在去年11月底一个细雨纷飞的寒夜，她再次在伦敦发起集会。这一次，过千名在英华人和她一道，包围中国驻英大使馆，悼念乌鲁木齐大火的死者，同时遥遥声援国内的抗争青年。 然而随着中国政府解除封控措施，并大规模抓捕抗争年轻人，国内的“白纸运动”迅速沉寂。在“白纸运动”一周年之际，墙内几乎一片死寂。 不过“白纸运动”在海外撒下的火种，却催生了像“中国反贼”一样的海外“反贼组织”。 “中国反贼”在“白纸运动”期间正式成立后，过去一年间，从世界人权日的抗议活动，到“新冠吹哨人”李文亮逝世3周年的纪念，以至六四集会游行，和“彭立发事件”一周年的活动，他们从不缺席，成为了海外反抗青年中，最积极行动的一群。 让被抹去的声音重现 让“孤勇者”不再孤单 Apple 说：“我们希望在中国被审查掉的声音，得以在海外重现，因为中国已不可能有任何形式的公民社会了。我们想，如果我们可以把这些声音带到海外，这些声音至少能被听到和存在。无论这是怎样的声音，我们都希望包含在内，这也是’中国反贼’的理念。” 愈来愈多海外中国青年，开始认识“中国反贼”这个组织。在伦敦工作的广东人陈亮时，就是在今年年中加入“中国反贼”，让他不再感到孤单。 陈亮时说：“在这个组织里，我认识了很多很优秀的人，他们真的很真诚、很有热情，也很有行动力。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因为不认同中国共产党的统治而走出来，出来以后又会害怕，因为海外也有很多小粉红，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和我们志同道合，所以一直会有身份认同的危机。但加入’中国反贼’后，发觉有这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一起共事，从事反共和中国民主化的事业，我觉得很兴奋，也找到一种归属感。” 而刚在英国完成研究生课程的马有为也发现，一旦行动起来，就不再有昔日的无力感。 马有为说：“作为中国人，我们普遍的一种感受，就是在中国社会的那种无力感，那种不断被孤立、被原子化的情况下的失望与愤怒。我也是想摆脱这样的情绪。如何摆脱呢？那就是通过行动，既然是要通过行动，我就找到了很多我可以为之并肩作战的人。” 陈亮时和马有为表示，他们以及家人暂时未有受到中共的直接威胁，但他们仍无法完全免于恐惧。虽然如此，他们仍然选择以真实身份接受采访。 陈亮时：“这就是中共打压海外民主运动的方式，它的目的就是想用恐惧使我们不要发声、不要抗议，以继续维持它的极权统治。我觉得中共这个非人道的政权是一定要终结的。有恐惧是正常的，但我们不能因为恐惧的存在而停止，违背我们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和政治理念。即使恐惧，我们仍然要站出来。” 海外反抗新势力承先启后 接力“老民运” 除了英国，在欧洲、美国以至日本，都有像他们一样的海外中国青年，起来成为“反贼”，形成一股海外反抗运动新势力。 前八九学运领袖周锋锁一直和这些海外中国年轻人保持密切联系。过去一年，他多次从美国飞到伦敦，亲身支持“中国反贼”组织的活动。看着“白纸一代”海外青年组织逐步成熟发展，并以行动驱除内心的恐惧、孤独和怀疑，他感到欣慰。 周锋锁说：“其实我一直在期待更多年轻人能够加入进来。对我个人而言，不管做什么，我是义不容辞，我绝对会尽心尽力，但是毕竟我们能力有限，所以去年以后，在各地都有比以前非常多的年轻人加入进来、行动起来，其实我就感觉我身上的担子轻了很多。” 他表示，即使社会运动暂时归于平静，这些海外组织仍可通过读书会等门槛较低的活动继续宣扬理念；而各地组织之间“去中心化”，但同时互相连结、互相呼应，可让社会运动变得更深更广。 上一代的海外反抗势力，以六四后流亡海外的民运人士为主力。作为“白纸一代”的海外反抗青年新势力，“中国反贼”的成员认为，他们可以从前辈的经验中学习，同时保留他们新一代的独特性。 Apple说：“我认为我们新一代和所谓的老一代主要的不同是，我们关注的议题比他们更多元，比如我们更关注女权问题，也更关注国际议题，比如俄乌问题。我想也是因为我们新一代生活在一个讯息时代，我们接收的资讯更多。” 热情退后 海外运动尚有可为 有质疑声音认为，国内“白纸运动”的根源，在于对“清零”政策的不满。而随着中国解封，运动迅速退潮，国内年青人回归“躺平”状态，而海外反抗运动也只能在平行时空进行，对国内状况影响有限。 然而“中国反贼”的成员并不认同，对于国内青年和海外反抗运动，他们仍然抱有希望。 陈亮时说：“这个’白纸革命’是明确喊出一个政治口号，比如是’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我认为这就是’白纸革命’成为一个’革命’的基本点，因为它不是单纯情绪的表达，而是有一个政治目的的。从这一点出发，我认为中国年轻人是有希望的，因为在政治高压下，他们都有勇气走出来。” Apple说：“社会运动走下坡是正常的，社会运动的周期可以潮起潮落，如果你什么都不做的话，它甚至会死掉。但我们在尽力保存运动的势头，继续建立我们在伦敦的社区，其他在巴黎、柏林、美国的朋友都在努力。这必然撒下公民运动的种子，这种成为公民的感觉，让你知道有权为自己发声的滋味。即使运动好像在退潮，这也不能被抹去，因为当你开始走上街头，你就不会想退回去躲起来、一声不响了。” 同一代人 海内外互相守望 在“白纸运动”周年之际，他们在网络征集艺术品，本周五（24日）到周六（25日）在伦敦展出，并将由小货车带到欧洲各国串联各大城市。 Apple说，本来有一半艺术品来自中国国内，却碍于安全问题而必须撤掉。国内有人在微信转发艺术展的消息，也被带到公安局谈话。即使如此，仍有无数国内年轻人向他们表达支持。她认为，这也显示出海外活动如何感染和影响国内青年，鼓舞她继续前行。 他们都有心理准备，短期内或许难以回国，但他们仍然盼着这一天。 “我会继续前进，直到有一天，把我所争取的自由，带回我的家乡。” —马有为
各位听众朋友 ： 本周，我来到洛杉矶，与当地流亡的香港年轻人进行了两场座谈，不仅表达我对港人争取民主运动的支持，也想借机针对他们将要面对的流亡生涯，分享我的一些经验，供他们参考。以下是我对他们的建议的部分内容，跟各位分享： 香港《国安法》通过之后，在香港本土几乎已经不再有任何从事民主运动的空间，因此，越来越多的香港年轻的反抗者，通过各种方式离开了香港，来到了到海外，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流亡的生涯。 作为香港民主运动的坚定支持者，结合中国海外政治流亡群体和海外民运几十年来的经验教训，我有一些或许“逆耳”的“忠言”，希望可以提供给他们参考。 首先，历史上看，政治流亡是一条非常艰苦的路，这不仅是会面临生活的挑战，更主要的还在于，要如何维持运动的动能，始终不放弃理想，在一个漫长的时段内还能始终为自己的目标努力。就此而言，具备宗教信仰的流亡团体，例如藏人，例如法轮功群体，都能很好地克服这个挑战。但这是因为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做内心的支撑，而不仅仅是靠政治理念，政治理念往往会被现实困境打倒，令人转为犬儒主义，但宗教的力量涉及生死关，远远大于理念的力量；另一个是宗教团体，都有一个至高无上的领袖，如尊者达赖喇嘛，如法轮功的李洪志。这样的领袖不需要选举，且因为宗教原因享有至高无上的威望。有这样的领袖存在，流亡群体就会有凝聚力。 而政治流亡群体不仅没有这样天然的领袖人物，反而往往会因为政治领袖的竞逐而产生矛盾。不仅中国海外民运，其他各国的政治流亡团体都有这样的问题。说到底，政治本身就会存在权力斗争的问题，这其实是正常的。但也因为如此，政治流亡群体的长期团结，其实是很难做到的，这将是香港流亡团体很快就会面临的问题，应当现在就思考建立一套机制，争取能够妥善处理维持政治凝聚力的问题。否则，一旦流亡群体四分五裂，甚至相互攻击，流亡群体的公信力就会下降。 其次，我相信香港流亡群体已经有心理准备，只要中共不倒，离开香港容易，回去就很难了。在这方面，切不可有过分乐观的看法。中国海外民运在1989年的时候，很多人判断很快就可以回国，但现在三十二年了，我们仍在海外。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就要做好长期流亡的策略上的准备，这也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 目前国际社会对于香港普遍同情，对于流亡的香港人给予高度关注，这当然令人鼓舞。但从过去的经验上看，西方国家对抗中共，更在意的还是本土力量和在本土发生的事情，对于流亡群体，一开始当然会给予最大的热情，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样的热情是会逐渐降低的。坦率地讲，流亡群体不要对于所在国的支持寄予太大的希望，那样的支持会持续，但会停留在道义层次上，实际的支持会逐渐减少。这当然不是抱怨，因为局势随时在变化，新的热点不断出现，哪个国家和政府都不可能长期地聚焦在单一议题上，何况，西方国家的政治也是瞬息万变。因此，我会建议香港流亡团体必须做好准备，完全依赖自己的力量在海外长期生存和奋斗，而近二三十年来早就已经移民海外的港人社区，才是真正需要流亡群体去争取的力量。港人的事情，还是港人会最关心。所谓“国际线”，其实是有时效效应的，不可作为长期的依靠。 第二， 作为流亡的政治群体，维持海外的反对运动，其难度之一就在于财务问题。时间久了之后，人毕竟还是要先解决生存问题。如果目前的几个主要的流亡群体不能长期支付工作人员的薪水，甚至是解决领导群体自己的个人生存问题，“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到底能够打多久，是令人担心的。我的经验和建议是：在流亡的初始阶段，筹款还是有一定空间的。应当趁目前政治捐款还有一定空间的机会，把筹到的款项用合适的方式进行作长远的规划，例如可以买下房产，不仅作为流亡群体的基地，房产本身也可以增值。政治捐款只会是一时的，未来的路还很长，没有资金的支持，这条路是很难走下去的。 我的第三个建言，是希望香港年轻世代要从政治理念出发，建立广泛的联盟网络，而不要用人群来进行划分。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从我在海外二十几年的经验来看，尽管不同的流亡群体针对的矛头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共的独裁专制；但不同流亡群体之间，往往会存在相互排斥现象。 以香港为例，我知道有一部分香港年轻世代，尤其是香港独立运动的支持者，对于香港人和中国人的区分十分在意。在他们看来，香港就是香港，中国就是中国，各管各的事情，没有必要搅和在一起。在这里，“我们”和“你们”的心理区隔现象，的确是存在的。当然不是所有的香港年轻人都是这样的，但即使有部分的人有这样的心态，我认为也是不利于长期的流亡抗争事业的。因为，今天在海外的华人世界中，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占绝大多数，其中当然很多人头脑中依旧有中共宣传的遗毒，抱持大一统思想，但不可否认，也有很多的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对于中共是不满的—否则他们也不会移民出来，因此对于台湾和香港等地的反共活动是很想积极支持的，他们是庞大的潜在的支持力量和群众观基础。如果把独立诉求演绎成对作为整体的中国人的排斥，最后圈子只能越来越小，同温层只能越来越薄。 在这方面，我认为流亡藏人群体在处理与汉族人之间的关系上，堪称典范。尊者达赖喇嘛一向主张争取汉人对于藏人诉求的支持，海外中国流亡群体与藏人流亡群体的联络非常多，互动非常热络，藏人流亡政府还设置了专门与海外汉人联络的专属机构和负责人，每年都邀请汉人代表到印度的达兰萨拉去参观访问，交换意见。我认为这里彰显了达赖喇嘛的政治智慧。藏人流亡力量能够在几十年的漫长时间中始终保持政治能量，与这样的政治智慧是分不开的。港人，是否也思考和借鉴一下尊者达赖喇嘛的政治策略呢？ 最后，我接触到的香港流亡的年轻人中，也有一部分人心情比较沮丧，不知道自己和香港的前途在哪里，不知道流亡的生活何时才能结束。对于他们，我想说的是： 流亡有被动的，也可以有主动的。作为主动选择的流亡，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也是一种自我完善。当你面临暴政危及你的生命的时候，流亡就是最好的选择，因为生命是宝贵的，不应当轻易放弃；当你如此热爱自由的生活，而你的祖国让你感到心理上无法呼吸的时候，流亡，其实是追求自由的努力的一种延续。就此而言，流亡或许会带来种种的不便，流亡当然也要为之付出代价，但是，因为流亡其实已经成为自我成就的一部分，相比起来，这些代价就是如此的值得。因此，流亡作为一种状态，其实取决于你把它放置在你的人生中的什么位置上。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我父亲一生中有三个挚爱， 不分先后：他的家人，台湾民主独立和美食。 他生于1938年3月27日，在台湾苗栗出矿坑的山上。他在家中七个孩子排行老二（4个兄弟，2个妹妹）。爸爸回忆，他的母亲是一个非常有才干的女士。在教育费昂贵的时代，仅靠微薄的收入能成功的教育了孩子，她种菜，养鸡和猪，筹措钱来养家糊口。我一直觉得我父亲非常敬佩他的母亲，他总说我让他想起了她，我一直把这当作极大的赞美。对于台湾人来说，教育和教育者受到崇敬和尊重，也是他们摆脱贫困的关键。尽管我的父亲不是长子，但他的举动就好像他是。他的哥哥个性温顺（就像爸爸的父亲一样），幼年时偶尔被欺负，我的父亲个子不大，但他保证没人敢欺负他哥哥第二次。他在体能和智力上树立了山中（牛山）“孩子王”的美誉—他开玩笑说。牛山的非官方纪录表示，他是当地唯一进入顶尖学府台湾大学的人，但他指出牛山的人口不超过500，所以这个成就也许不像听起来那样伟大。他的哥哥早逝，享年35岁，所以父亲一直是他家族的族长。爸爸的母亲在教育孩子方面非常成功，家人散布在世界各地，爸爸在布里斯本就有一个妹妹，美国有另一个妹妹和弟弟，还有两个弟弟留在台湾—邱家兄弟姐妹都是美丽慷慨的人，有著善良的心灵。 与母亲不同，父亲搬迁到美国和澳大利亚，一直挣扎采用那个英文名字（母亲比较聪明，马上选定）。结果，他一直在研究修改旁人应该如何对他称呼。在台湾文化，一般以头衔或职位称呼（老师、教授、医生、最小的女儿、长子等），很少直呼名字。在父亲的一生中，他一直在更改自己的名字。当他到达美国加州时，他选择了“詹姆斯”这个名字—我想这是因为他很欣赏詹姆斯‧迪恩（那是我出世前的一阵子），然后他多年使用“Chiou”（他的姓氏和单名）有点像麦当娜（Madonna）或雪儿（Cher），然后是CL（他的名字的英文缩写），在他生命的垂暮时用“LG”即是亮公或“生活美满”的缩写。但有趣的是，他的昵称是OM，是Old Man的缩写，这是他所有高中同学、朋友和我妈妈对他的称呼。我觉得他像我最小的女儿蕙丘（Emma）一样，成熟的灵魂住在年轻的体魄，其他所有人都一定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就像我提到的那样，父亲天生就是一个聪明的人，就读顶尖学府国立台湾大学，也是他认识我妈妈的地方。他是二年级，她是新生。我的母亲非常美丽，父亲追求了她两年半。她一点也没有被他迷住过—很长时间以来，她都拒绝了他充满毅力的追求。他一直邀她出去，她就一直拒绝因为她想专心读书。她当初也觉得他太矮瘦了。我父亲是一个非常有决心的人，他不停地出现在她的宿舍，要请她去看电影或吃晚饭，但都被她拒绝。这期间，他写了几百封情书轰炸。他怀疑那两年半的时间里磨练出了写作技巧。最后她终于同意去看《原野奇侠》（Shane），这是艾伦‧拉德（Alan Ladd）的经典作品。爸爸总是说，他最喜欢的电影是《原野奇侠》（Shane）。我知道他一直都喜欢西部片，直到他去世后我才发现那是他与妈妈的第一次约会时看的电影。内心深处，他是一个多情的人。 当爸爸妈妈订婚时，爸爸的妈妈对她未来的媳妇说，爸爸出生时是乞丐，但有张皇帝嘴。她知道儿子永远不会擅长管理财务，还好他娶对人了。爸爸妈妈于1964年在加州结婚。他们俩在学业上都非常优异，得以就读美国大学。妈妈在南加州大学完成硕士，而父亲则在加州大学（河边）拿到博士。新婚不久我就忽然的来临，不用说，我不在计划之内，但庆幸的是被他们深爱著。在我出生后的第一年，爸妈把我保持秘密，如果我的祖父母得知后，就会坚持要求他们将我送回台湾由他们照顾，这是我的父母不愿意的。 如爸爸常说，接下来的四年中我们三个人生活很穷，但却非常快乐。仅靠他们微薄的收入，我的母亲将她的硕士学位浓缩为一年完成，依然成绩优异。父亲暂停学业工作养家。他的工作从凌晨4点开始，分送报纸两个小时，然后从早上9点至下午3点在洛杉矶一家黑人区的杂货店当店员，接著晚上从6点至午夜在一家餐厅洗碗盘（他总是说60年代在一家繁忙的中国餐馆当洗碗工是他做过的最艰苦的工作），我的父母都是勤奋工作的移民典范。即使妈妈在加州州立大学获得了好工作，父亲仍继续送报，不是为钱，而是喜欢清晨新鲜空气，送报运动。父亲是个小巨星，在1970年底获得了博士学位后，开始申请工作。芝加哥和昆士兰大学都有给他工作机会，但因他有气喘，而芝加哥的天气恶劣，最后他选择了大学时代就已神往的南半球世外桃源。如我父母婚姻的一贯作风，父亲独自环球前往布里斯本，在70年代初算是壮举（没有直飞航班），可怜的母亲刚拿到大学的永久职就得向大学申请留职停薪，收拾行装，卖掉他们的汽车，然后带著我穿越夏威夷、日本、台湾和香港到达布里斯本，这一切她可没留下甚么好印象。 爸爸经常说澳大利亚对他们很好，我们定居在布里斯本，它真正成为了我们的家。当父亲申请昆士兰大学时，他向系主任暗示他的妻子是一位合格的大学图书管理员，若是她也在此有工作的话他接受应聘机会就增加。这果然奏效，从此妈妈和爸爸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奉献给昆士兰大学。父亲两年内获得永久职，建了他们的第一个房子，再一年后，他们获得了公民身份也还清了贷款。亮人（Leon）在1973年底出生，一年多后素瑾（Sue）也跟著来。过去的几十年来，我的父母面临许多挑战，都成功克服—他们周游各地，经济稳定，看著孩子们茁壮，婚配良偶，随著时光飞逝迎接6个孙子的到来。他们喜欢照顾这些孙子，爸爸是一位神话般的祖父（阿公），他调皮、风趣、随和、开朗，做得一手好吃的面，喜欢带大家出去吃馆子—完美的理想阿公。他对孙儿女们特别有耐心，我最小的女儿蕙丘（Emma）有个习惯，当爸妈来替我们带孩子让迈克和我外出时，回来时总是会发现她睡在沙发爸爸的大腿上。他说看她睡著了把她送上床，但我们一离开，她就爬下来，问在看电视的爸爸是否可以躺在沙发上，然后就待下睡著了。 爸爸很喜欢布里斯本，退休后，他们从圣卢西亚山顶上搬到布里斯本河岸的一间公寓，他喜欢坐在阳台上泡一杯茶，配上一些零食，看著布城河畔与夜晚闪烁灯光，蕴育出他的无数篇文章。这使我想到了他的另一个挚爱—美食。读过父亲回忆录的人都知道，回忆录里记满他多年来吃过的美味佳肴。对美食的热爱传递给了我和我的所有孩子。我对父亲最深刻的回忆是和他一起看美国70年代警匪片，例如Starsky和Hutch，伴著宵夜，如清蒸螃蟹加酱油或蛤蜊汤。他常提起故乡苗栗粄条，品尝了世界各地的美味，还是故乡粄条最好吃。他年轻时曾为我们炒面条，也喜欢做菜，这是他在学生时代在圣地亚哥的一家中餐馆练出的好厨艺。 我和我的丈夫迈克在英格兰生活了4年，在回澳的路上，我们和利用休假期间客座淡大的父亲住在台北6个月。他常会到当地市场逛逛，挑选当天晚餐所需的肉类和新鲜蔬菜。我很喜欢和爸爸在一起的那段日子，那是最美好时光以及佳肴的回忆。爸爸还发掘了许多当地最好的餐馆，我们喜欢一起探索。2014年，父亲带全家回台湾两个星期，我们13个人坐在一辆挂著白色绒毛窗帘的大型巴士上，环游台湾，真是太好了。台湾人的待客方式是在宴请访客，客人们每隔一天就要面对一次15种菜色的宴会，到最后，连我父亲也投降了，只想吃一碗简单的面条。他喜欢我的第二个女儿蕊丘（Lucy）其中一个原因是她从小就爱吃米饭，他认为这太好了，因为他也一直爱吃米饭，特别妈妈煮的不使用电锅，而用老式平底铁锅煮的松脆锅巴。他喜欢其它美食，但它们不敌一碗米饭，绿色蔬菜配泡菜。我总是可以根据父亲食欲从旁了解他接受癌症治疗的感受。当感到沮丧时就没食欲。 爸爸从不沉迷于酒精—其实我想他会喜欢一杯美酒或苏格兰威士忌，但他基本上对酒精过敏，喝了一口会开始面红，还会发作哮喘。由于亚洲人的饮酒常常是“干杯”，即使在台湾李登辉总统的身旁，父亲也学会了假喝茶替代。我知道他的朋友和学生们常常给他不同的茶叶，我深深地记得他拿著一大杯茶撰写有关台湾的文章。 现在，我转向父亲的第三爱，有时是他全神贯注的爱—政治，民主和台湾的独立。生活中少有人能一生热爱自己的工作，真心的，热情的投入。我的大女儿莉丘（Rachel）似乎是其中的一员，而父亲则是另一个。爸爸喜欢教书、演讲和写作。再一次，我可以根据他是否能够写一篇文章来评估他去年的感受，他持续写作到人生尽头。我感到特别不公平的是，当台湾终于开始有相当多积极关注以及挺身反抗来自中国的持续恐吓时，爸爸的身体反而不如以往。 我不会详细介绍父亲的工作，这里有很多其他人更能够写出和讨论他的贡献，那比我可详尽的多。我将分享一些有关父亲在人生中的使命故事。爸爸是一个不寻常的人，他来自传统的、贫穷的、保守的亚洲背景，但拥护包容、深思、公平和人道的价值观。他是民主的坚定信徒，并且理解有时结局可能不会按照你的喜好，但没关系，人民已经决定，不同政见的奢侈是现代文明的强大权利。澳大利亚拥护的言论、新闻、表达自由是我父亲一生中的重要元素，而这正是他想要给台湾的。若他处在17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他会做得很好。可怜台湾遭受了比一般国家更多的“侵占”，包括荷兰、西班牙、日本和中国。作为一个客家和台湾原住民的骄傲结合，父亲对台湾成为民主国家并最终被世界其它国家承认为一个独立国家充满热情。这种激情从他的学术生涯的初期就很明显。在1971年他从美国前往布里斯本的途中他很可能被台湾政府拘留，因为他严重批判过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所以他和他的论文指导教授Gripp计划，如果他在香港没有打电话给他，就知道爸爸被拘留了，要开始设法营救。值得庆幸的是，这种结果并没有发生，但也算险象环生。 1976年1月，爸爸无畏黑名单飞回台北，在机场被官方拘留。他说，他们友善给他几瓶红酒和茶之后“建议”他不要入境。经过几个小时“谈判”，他就被送去飞往香港的班机。他可怜的父母不知所措，不敢去飞机场，他们整天向神祈祷，保佑自己的儿子。我父亲还错过了他母亲的葬礼，因为他呼吁民主和独立，而被禁止回国。最后，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台湾进行了宪法改革，完成了第一次民选，从而实现了他的目标之一。1990年，父亲是李登辉总统的顾问之一，负责建立总统直选制度并改革议会使其更加民主化。十年后，反对党总统候选人当选，和平就职，真正的民主终于来到台湾。40年来，台湾从军事独裁化身为世界上最活跃的民主国家之一。想一想这是一个多么非凡的成就。爸爸不停的努力，不辞辛劳撰写文章倡导民主化的需要和正式承认台湾为独立国家已有50年了，他看到第一个理想实现了，毫无疑问，第二个理想也会在他离去后继续。 身为一个来自农村出身平庸的小伙子，父亲清楚看到人性的微妙互动，他的情商很高。当迈克和我结婚时，他轻松地用英语和中文演讲，讨论了婚姻和两种文化融合带来的挑战和喜悦。我仍然记得他对迈克说过，他非常幸运，因为在台湾传统中，妻子是强者，决定了家里的规矩，但在公共场所会尊重丈夫，但是西方文化偏重丈夫在公开场合对妻子彬彬有礼。基本上，他希望这两种方式都要做到，并且祝他接受“挑战成功”。 爸爸对许多人来说，各有不同。他具有幽默感，同情心又精力旺盛，似乎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在医院的最后一天，他也感谢护士的止痛药，并感谢他们的护理。他是许多台湾人的热情领袖和拥护者，是许多学生的良师益友，耐心支持的丈夫，善良完美的阿公/祖父，但对我来说，他只是我的父亲。我和父亲很亲近，他经常开玩笑说我们是如此相似。我非常非常幸运能拥有他，并会非常想念他。 作者邱奕云是邱垂亮教授长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