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9月底宣布了一系列刺激措施后，股市短暂反弹。这令一些中国人产生了经济复苏的乐观情绪。然而，仅仅两周的疯狂买盘和随后的一天大规模抛售之后，股市的反弹似乎就后劲不足了。按理说这并不令人意外：疫情之后到现在， 中国的实体经济, 从各项数据上看都并没有真正的好转; 经济衰退导致的公司业绩下滑更是普遍存在。在这样的大环境下，股市能够如此飙升，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根本就是不正常的事情。再加上中共利用股市收割散户的做法早已不是第一次，许多国人对此也是心知肚明。然而还是有很多散户对股市的持续上扬，甚至对中国的经济面看好依然满怀期待。这样的现象的背后反映出的，是中国人的一种集体心理状态。我们或许可以用“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来形容。 所谓“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指的就是受害者明知对方是施暴者，却始终对其抱有不切实际的期待。对于中国的股民来说，很多人其实应当对2015年的股灾记忆犹新。当时，中国政府为了应对房地产业的低迷，鼓励股市投资。在政府和官媒的助推下，投资者大量涌入股市，甚至不惜借贷进行投资。中国股市从2014年的2000点左右，暴涨至2015年6月的5166点。然而，仅两个月后，这一涨幅便几乎全部抹去，沪深300指数在8月跌至2850点。许多投资者因此蒙受了巨大损失，甚至赔上了他们的全部积蓄。最近几周发生的事情，几乎跟2015年的股灾一模一样，暴力托市导致的，是散户股民财产的“血流成河”。但中国股民仍然不吸取教训，这就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典型表现，它显示出中国人对政府的政策还是抱有相当程度的信任和期待。 中国投资者对于中共政府的依赖，不仅体现在股市上，还体现在其他经济决策中。很多人总是相信政府不会任由股市和房市一泻千里，一定会有办法重新拉抬股市和房市。明知风险重重，却依然抱有希望，幻想着政策的转向或经济的奇迹性复苏能够带来巨大收益。这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式的想法，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某种心理上的无奈的表现。面对无可避免的现实，很多人选择了跟随政府的决策，甚至为其辩护，因为他们看不到其他的选择。正如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受害者那样，人们明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不可靠的施政者，却仍然抱有希望，幻想着某种奇迹的发生。或许我们可以理解的是，对很多人来说，清醒只能产生绝望，而绝望只能让现实变得更加艰难。 正是从这样的心理状态出发，面对不稳定的市场和短期刺激政策，很多人选择了跟随和期望，而非冷静分析和理性判断。这种心理上的依赖和自欺欺人，使得他们一次次成为市场波动的牺牲品。这一次股市的起伏，一定也会导致一大批散户成为被收割的“韭菜”。 历史一再证明，政府并不是万能的救世主，尤其是在面对复杂的经济问题的时候。对于中国的投资者们来说，最好的觉醒方式不是依赖政府的短期政策，而是通过自我教育和经验积累，逐渐提高市场认知，避免成为下一轮股市波动中的“韭菜”。希望这次股市暴起暴落的教训能够唤醒更多的人，让他们摆脱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困扰，真正掌握自己的经济命运。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今年是”六四”35周年。一个历史事件过这么久了之后，任何的回顾与反思都很容易被看成是”炒冷饭”，但”六四”事件不然，因为35年前发生的很多事情，对于我们正确判断今天的中国政治来说，仍然具有重要而新鲜的参考价值。赵紫阳为什么会在权力斗争中失败，就是一个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过去的35年中，六四问题的研究者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主要是以下两条：第一，赵紫阳在学潮初起的关键阶段，没有留在北京主持大局，反而按照原定行程去了朝鲜进行国事访问，而且一去就是一周的时间，给李鹏为首的保守派提供了大好的反击的机会，和布置软性政变的时间；第二，他在5月15日会见来访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时候，公开表示中共党内的实际上的最高决策者不是他本人，而是邓小平。这个举动被邓小平认为是出卖行为，是要把他抛出来承担处理学潮的责任，因而与赵紫阳关系破裂并下了决心要撤换赵紫阳。 以上两条原因，当然都非常正确；但是我认为还有一条原因，是35年来的回顾与反思中没有给予足够重视的，那就是：赵紫阳与军队的关系。 事实上，根据2019年在台湾的印刻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报告文学作家卢跃刚的《赵紫阳传：一位失败改革家的一生》一书，赵与军队的关系始终相当疏离，这与赵在“文革”中曾经被广东的军队系统批斗有一定的关系。按照卢跃刚的说法，“文革”中，广州军区正式宣布对广东实行全面军管，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担任军管会主任，当时担任广东省委书记的赵紫阳落到了军队手里。第一次公开的批斗赵紫阳的大会，就是广州军区在警卫营操场上召开的。这时候赵名义上还是广州军区第三政委，被批斗说明军方抛弃了赵紫阳。随后，赵就被军队以“监护“的名义关押，一关就是三年。军方认为自己是好意，是想保护赵，但赵可不是这么理解的。他很记恨军队。赵当上总理之后，曾有人问：“总理，文革你最恨的是谁？”赵说：“我最恨的是警备区。”他甚至动了粗口，说“他妈的他们那些烂苹果给我吃，还要我硬吃下去，军队对我从心里有一种仇恨。”赵与军队因此结了梁子，与军队的关系一直不是那么密切，更没有在军队里培植自己的力量。 根据卢跃刚的分析：十三大上，赵紫阳有了一个特别的职务：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排序在邓小平之后，常务副主席杨尚昆之前。但他从不介入军队事务。邓小平的意思是，军队要让杨尚昆管，但要用赵紫阳牵制杨的权力。这是邓的盘算。但可惜的是，我认为也是赵的一大失误，就是他对军队真的没有兴趣，也没有按照邓的意思，在军队事务上多做决定。这就导致了89年的时候，他根本指挥不动军队。赵太老实了，他知道枪杆子才能出政权，但他万万料不到有一天枪杆子要对付他这个军委第一副主席。这是赵紫阳在1989年的政变中很轻易就被打倒的第三个原因。 今天回顾赵紫阳失败的这个原因，对于我们分析当下的中国政治，提供了两个重要的参考：第一，在中共的高层政治中，军队仍然扮演者重要的角色；谁掌握了军队，谁就在党内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因此我们观察包括习近平在内的政治人物的走向，一定要研究和分析他与军队的关系。这些关系，在平常的时候，或许起不到什么作用，但一旦有重大的危机发生，这个关系就会起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中共已经掌权75年，但仍然没有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这个党是依靠军事手段夺取政权的，也是依靠军事手段维持政权的，这一点，75年来都没有改变过。 第二，中共党内的领导人，只要在重大问题上不愿意采取暴力手段来解决问题，只要主张用民主和法制的方式处理重大问题，即使爬到了类似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几乎是最高权力的位置，也会轻易被党内的保守派打倒。这说明，反民主，就是中共的政治基因，是任何领导人不能触碰的政治红线。谁都不能例外，这是体制问题，不是个人问题。因此，任何对中共出现戈尔巴乔夫式样的开明派领导人的期待，都是对中共政治的不了解。在这个党的内部，是没有开明派的生存空间的。这也就导致这个党主动进行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不管谁是总书记都是一样。 不幸的是，到今天，不仅中国，而且在西方，仍然有太多的人，对于以上两个经验教训，仍然没有吸取。前几年外界对于李克强的期待，那种“习下李上”就可以给中国带来希望的期待，都是没有吸取35年前的历史教训的表现。这，也就是我们今天仍然要不断地对于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进行回顾与反思，永远不要忘记那场悲剧的原因所在。这一段记忆，不是为了历史，而是为了今天。
近日，英国《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的一篇报道引人关注。据报导，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今年前3个月，中国人民银行共购买了27吨黄金，使其储备达到2262吨的历史新高。这是自2022年10月以来，中国连续第17个月增加黄金储备，创下自2000年以来最长的1次贵金属购买期。目前，中国已经建立总价值约1700亿美元的黄金储备。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还显示，自2022年10月以来，中国已将黄金占其总金融储备的比例，从3.2%增加到4.6%，目前拥有世界第6大黄金库存。中国这一波购买大幅推高了黄金价格，2022年底以来，全球黄金价格上涨近50%，一度飙升至历史最高水平，达到2400美元以上。与此同时，中国还在大量抛售美债，从2021年到现在，已经减持了超过4000亿美元的美债，目前持有的美债金额不到8000亿美元。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增加黄金储备和减持美债外，中国也大量买入原油。中国海关宣称，中国已经是最大的资源进口国，去年创纪录地每天购买1130万桶石油，比2022年增长10%。另有数据显示，在中国经济没有太大增速的情况下，中国能源进口同比增长10%，矿产进口同比增长5%，这看起来有点奇怪。我们知道，大量囤积战略物资，往往是很不寻常的举动，中国到底要干什么？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可能。 第一，也许是经济方面的考量。有专家分析，中国官方正在准备人民币的一次性大幅贬值，以拉升经济。中国可以故意透过人民币贬值，使本国商品的价格更便宜、更具竞争力，进而提升出口，刺激经济。提前累积黄金和石油等资源，可以保障金融安全并提升议价能力，有助于稳定经济，并应对贬值带来的潜在负面影响，例如进口成本增加和通货膨胀。但这样做恐激怒贸易伙伴，导致美中贸易战恶化，进而产生严重后果，对全球经济贸易安全造成严重冲击。 第二，也许是政治考量。中国官方有可能是在为潜在的战争做准备。回顾过去的半年时间，2月份，两岸在金门水域频繁爆发冲突。3月，中国与菲律宾渔船在南海也发生多次摩擦。另外，据路透社报导，5月4日，澳大利亚海军在黄海一带执行任务时，中国歼-10战斗机朝澳大利亚的MH60R海鹰直升机上方和前方几百米处投掷照明弹。澳大利亚国防部表示，虽然澳大利亚的军机躲闪成功，没有人员伤亡，但事件后果可能“非常严重”，令人“无法接受”。2023年，美国国防部也公布多个照片与视频，显示中国军机在南海与东海的危险行为激增，两年来高达180起，数量超过了之前10年的总和。如果算上美国的盟友与伙伴，类似事件接近300起。 种种迹象显示，中国对外扩张的野心不断增加，不排除日后在台海或南海挑起战端，而准备工作显然已经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由于中国目睹了俄罗斯因2022年入侵乌克兰而遭受的经济打击，因此提前开始防范风险，努力储备战略物资，为可能与西方发生的军事冲突做好经济准备，以免在战争爆发后经济遭到制裁，造成严重后果，也是情理中事。 不管怎么说，中方要么就是在被动地为所谓的“惊涛骇浪”做准备，要么就是在进行主动的战略布局，这一切动作，应当都是为了应付美国等西方国家日后对中国可能实施的经济制裁，保障能源生命线，粮食生命线和工业发展的资源供给。问题是：到底为什么中国会认为西方有可能对其发动经济制裁？中国在计划什么，才会有这样的预期？这些准备与习近平天天挂在嘴上的“大变局”是否有什么关系？这些问题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王丹。众所周知，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主权争端已持续多年。早在2012年4月，中菲就曾在黄岩岛附近海域对峙长达数月。但最近一年来，冲突似乎有不断升级的迹象。仅去年下半年，中国海警就多次使用水炮攻击菲律宾船只。近期更是愈演愈烈，3月5日，菲律宾补给船在南海有争议的仁爱礁海域向搁浅军舰提供补给，遭到中国海警船使用水炮攻击驱赶，造成菲方船只受损，四名船员受伤。3月23日，中国海警再次在该海域用水炮攻击菲律宾民用补给船，造成船只损坏，三名船员受伤。这显然不是单一事件，而有刻意部署的痕迹。 事发之后，美国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谴责中方的危险行径，并重申美菲1950年代签署的联防条约中对菲律宾的安全承诺，强调这一条约涵盖南海的任何区域。这一动作，显示美方已经决意介入中菲之间的领土争端，坚定支持菲律宾的主权诉求。这是为了应对中国方面在南海有争议海域展开的一系列挑衅行为的最新表态。 从去年11月以来，美国与菲律宾已在南海举行了三次联合军演。并且，4月7日，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菲律宾在南海举行了四国联合海上演习，值得注意的是，四国的联合军演，这是历史上的首次，显示美方加紧了海上作战的准备。同时，四国防长发表联合声明，表示联合军演“加强了区域和国际合作，展示了我们支持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这一集体承诺”，这也是历史上首次，措辞也非常强硬和明确。两个“历史上首次”，隐隐透露出美国对于南海局势的担忧。 这种担忧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就在同一天，中国军方表示，南部战区也在该海域组织了联合海空战巡，对抗美日澳菲四国军演的意味浓厚。双方在同一天举行战备演练，这反映了南海争端已从海警部队这样的警力对峙提升到了准军事对抗的程度，这样的升级，当然值得外界高度关注。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4月7日的四国联合军演，是进一步政治动向的前奏。4月11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美国总统拜登，菲律宾总统小马科斯在华盛顿举行了历史上首次美日菲三边峰会。拜登在峰会开场致辞中表示，美国对日本和菲律宾等太平洋盟友的防务承诺“坚如磐石”，在南中国海对菲律宾飞机、船只或武装部队的任何攻击都将启动美菲共同防御条约。会后三国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危险和破坏稳定”的行为表示“严重关切”，也对东中国海局势表达了“严重关切”。对此，中方想必也不会示弱。不难预测，南海的局势将会进一步升温。 其实，菲律宾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传统上并不愿意与中国发生冲突，而是更愿意在中美两大国之间寻找平衡。前任总统杜特尔特执政期间刻意淡化与中国在南海的主权争议，以此换取中国的投资。但据《纽约时报》援引的数据显示，杜特尔特在任期间，中国只兑现了240亿美元投资承诺的3%。2022年小马科斯当选总统之后，重新加强了与美国的防务合作，重提维护菲律宾在南海的主权。所以，是中国在南海动作增加，才迫使菲律宾大幅转向美国。而中国这样的做法，符合习近平部署“国际大变局”的战略意图。南海局势升温，并不令人意外。 因此，虽然国际舆论都在谈台海冲突前景，但我认为南海爆发冲突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台海战争一旦开打就会变成登陆战，人员和后勤成本极高。而南海战争只涉及海上作战，成本较小，一样能达成煽动民族主义的目的，塑造习近平政治强人的形象。因此，南海有可能比台湾更早成为中美爆发军事冲突的地点。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王丹为您做的评论。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最近，大陆官方媒体报导彭丽媛“在湖南长沙雨花区洞井街道，调研基层结核病防治工作”，引起外界关注。有人传说彭丽媛要接班，甚至有人说已经是中办主任。这些当然都是传说，没有证据，我们姑且听听就好了。 但是，第一，地方官拍马屁是很明显的。彭丽媛是“世界卫生组织肺结核及爱滋病防治亲善大使”的身份进行调研的，这种亲善大使很多，随便一个歌星都可以，做这样的公益活动这其实也不出格，但官方媒体大幅报导，中共卫建委副主任，疾控局局长王贺胜，以及湖南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迎春都成了陪同，这就不一样了，这也是外界议论纷纷的原因。第二，这个马屁拍得耐人寻味。过去江泽民，胡锦涛的夫人不仅没有这些“调研工作”，而且更不会获得媒体这样的报道，地方官员敢于拍这个马屁，不避嫌，说明上有所好，下必为之，甚至说明他们是听说了一些什么。至于是不是习近平或身边的人授意，没有证据，但也不能排斥这种可能性。 其实我要说的重点是：彭丽媛会不会接班，我们不知道；但说彭丽媛接班是无稽之谈，根本不可能，这也不对，我认为这个可能性是有的，而且其实是相当可能的，至少可以说，这是习近平理性的选择。为什么这么说？ 第一，华人独裁者或政治强人把权力交班给自己的家人，这是华人政治文化的特点和传统。李光耀，蒋介石都不例外；毛泽东当然有意培养毛岸英，要不然也不会让唯一的接班人选去朝鲜战场，只是没想到一碗蛋炒饭坏了一盘大棋，要不然今天的中国想必不一样。他晚年培养侄子毛远新，安排江青进政治局，说明他的确是想传位给家人的。只是后来他的家人宫廷斗争中被老臣们斗倒了而已。邓小平有传位家人的想法我们不知道，但其长子邓朴方作为残疾人，确实不够条件，即时邓想，也是无奈。江泽民和胡锦涛不算是独裁者，他们没有资格自己立储君。但现在习近平有资格了，传位给家人，历史经验上看一点也不稀奇，没有什么不可能的。 第二，习近平事事学毛泽东，有一种毛泽东情结，培养自己的了老婆也很可能有毛泽东情结作祟。学一点中共党史你就会知道江青是怎么出道的？她当初不过是文化部电影局的一个处长，但毛泽发动政治运动，批武训传，打刘少奇，下的第一步棋，就是派江青去武训的家乡“调研”，江青调研回来，汇报给毛泽东，毛才有了材料发动运动。现在习近平要搞政治运动，会不会学毛泽东，让夫人出面？完全是可能的，因为党内是有先例的，谁敢质疑？当初江青只是处长，现在彭丽媛是正军职，相当于正部级，经过安排进入政治局，或称为副国级待遇，也属于正常。 网络图片 第三，如果你是习近平，你会交办给谁？蔡奇吗？那都是奴才，而奴才是不可靠的。独裁者交班给自己的家人，对我们来说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对他们来说是天经地义，是非常理智的选择。因为除了自己的家人，独裁者还能信任谁？从刘少奇到王洪文，毛泽东换了好几个接班人，都不信任；邓小平也一样，从胡耀邦到赵紫阳，也都挑不好加班人。史达林任用了外人赫鲁晓夫，其后的的教训，中共高级领导人一定很清楚。因此，想来想去，只能交给自己家人，这就然是独裁者的理性选择，一点也不意外，非常顺理成章。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尤其是习近平，当初修改宪法谁也想不到吧？觉得不可能，不是也霸王硬上弓了吗？开始搞文革和个人独裁者一套，以前外界都觉得不可能，现在成共识了吧？说他绝对不可能交办给彭丽媛，那是对中共的不了解。 第四，当然，愿望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是另一回事。独裁者都会交给自己家人，但家人有没有那个命就因人而异了。蒋经国算顺利接班；但江青就被抓了。那不是蒋介石和毛泽东的问题，是接班人自己的能力的问题。蒋经国沈稳老辣，江青飞扬跋扈，四面树敌，结局当然就不一样。所以，如果习近平想交给彭丽媛，一点也不意外，也很有可能性；但彭丽媛是否能接得住，那就不一定了。假如最后，最后接班人不是彭丽媛，并不代表习近平没有这个想法，而有可能是彭丽媛自己不行。 其实，早在十年以前，北京就有彭丽媛接班的传说了。当然迄今为止还只是传说，未来会不会成真，且让我们拭目以待，但彭丽媛最近的出镜，的确有些非同寻常。 文章来源：上报
龙年新春之际，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2月8日召开春节团拜会，习近平及政治局常委出席。这本是多年的惯例，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中国官媒释放出的一张大合照，却颇为令人玩味。 在照片中，习近平和众常委在最前面的一张大圆桌就座，后面是几十桌宾客，每桌大约十人左右。照片中可以看出，受邀参加的宾客，大多是七老八十的老人，他们应当是省部级离退休老干部，而显得极为突出的是，靠近习近平的四张圆桌上，在满桌白发苍苍的老头老太太中间，各坐着一位小平头，精壮干练，面无表情的年轻人。那当然不可能是离退休老干部，也不可能是现任省部级领导，很显然，每桌各自列席的年轻人，应当是中央警卫局或其他单位的警卫部队士兵，而突兀地与满座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一起，毫无疑问，就是为了确保现场，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共高官的安全。 这里值得玩味之处在于：从外人眼里，其实哪里会有什么安全问题？第一，能够邀请参加春节团拜会的，都是中共前后任高级干部，这些人是中共利益集团的核心成员，他们现在担心被习近平清洗都来不及，谁会有胆量在众目睽睽之下行刺习近平？！第二，即使是这些中共的高级干部，能够进入团拜会的场合，也都是经过包括中央办公厅和安全部门在内的各级组织反复考察推敲，才能被列入确定的名单，有任何安全疑虑的人，是不可能被放进来坐在习近平附近的；第三，也是最可笑的一点是，满堂与会者中，年龄层相当大，就算这些人中有人对习近平不满，以他们的体力能够做什么呢？难道习近平担心会有七八十岁的老人冲过来徒手掐死他吗？总之，这样高级别的警戒状态，不仅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而且看起来荒唐可笑。 那么，我们的问题是：习近平如此惊弓之鸟一般，也不怕外界的议论，在纯粹自己人的场合，都这样如临大敌。他，到底在怕什么？ 这有两个推测：第一，纯属个人原因。那就是习近平已经有了类似妄想症的多疑病，他对哪怕是年迈体弱的老人都不放心，都要防备他们在人民大会堂这样的地方对他动手。坦率讲，这样的心理已经有些病态了。第二，那就是习近平根据情报系统的评估，判断即使是在这样的内部公开场合，也的确还存在安全风险，因此必须做最高级别的警卫安排。 这张照片向全世界传达了一个清晰的讯号，那就是：不管习近平如何十几年如一日地清洗党内军内他认为不忠诚的人，一直到今天，他的内心，对自己的安全仍然充满了担心，充满了恐惧。不管这是出于他个人的多疑心理，还是的确有不安全的担忧，说明的都是同一个事实：这个政权并不稳定。 因为，如果政权的独裁者每天生活在恐惧的阴影中，他就会不断清洗，不断在自己的周围抓坏人，这样的政权能稳定吗？而如果习近平真的手握情报，认为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那就 更能说明这个政权的不稳定性。 新春之际，按理说应当喜气洋洋，但这张照片中每一桌上坐着的那个警卫士兵，却不经意间暴露了在祥和的表面之下，中共高层内部的刀光剑影。还有什么比这幅画面，更能暴露出中共内部的紧张气氛的呢？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旅日中国媒体人王志安在台湾观察大选期间，上脱口秀节目的时候批评台湾的选举像“作秀”，还模仿身障人士陈俊翰律师的动作，在台湾引起舆论公愤，他自己也受到处罚。虽然王志安指控是民进党打压他，但台湾另外两个主要政党，国民党和柯文哲的民众党，也都在第一时间公开谴责，而绝大多数台湾的公共舆论都一致指责他，这就显然不是民进党一党的问题了。我认为这并不是问题的重点，重点在于：王志安的错误到底在哪里？ 我认为，王志安犯下的第一个重大的错误，就是他对台湾其实很不了解，他号称最好的调查记者，但在来台湾之前，显然没有做好功课。王志安的支持者为他辩护，说他在舞台上的表现是为了批评民进党，不是要嘲讽身障人士，因此很为他抱委屈。但是，在台湾这样的文明社会，你当然可以批评任何政党，但是你的批评的方式和手法必须遵守这个社会的文明底线。而在台湾，对于保护弱势群体是极为重视的。就算王志安的目的的确就是要批判民进党，但他哪怕是不经意间做出了模仿身障人士的动作，都是踩了台湾社会的道德红线。王志安自己可能觉得委屈，但是这说明他对台湾的社会生态完全不了解。在台湾，即使你是无意的，但你毕竟做出了这样不文明的举动，就是这个社会不能容许的行为。 因此，说到底，王志安的问题，不在于他的政治态度，而在于文明差异的问题。王志安过去生活的中国，或许模仿身障人士不是一个问题，有他的支持者还举出很多包括春晚在内的节目中都有类似的模仿动作来为他辩护。但是他们忘了，在中国这种现象不足为奇，这正是中国离开文明世界还有很长一段距离的原因。尊重身障人士，不管你要说什么，都不能模仿身障人士的动作，这在台湾，在文明国家都已经是基本的常识。王志安至今不认为自己有错，说明他自己还是没有从中国过去的不文明环境中走出来。他的行为之所以给中国人丢脸，就是因为他的一个举动和之后的回应，再次彰显了中国与文明社会的差距。 他犯下的第二个重大错误，就是对台湾的民主选举的嘲讽。台湾的选举的确有很多作秀的成分，的确会在竞选场合载歌载舞。但是，这在王志安看来是作秀，这点就极为荒谬了。这说明在王志安看来，选举就应当像中共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会议一样，庄严肃穆，一板一眼。这说明，即使是像王志安这样的，被认为是有一定文化程度和认知水平，对中国的极权主义政治也有所批判，甚至被台湾的自媒体“百灵果”认为是“自由派”的人，对于民主的认识还是非常的浅薄，甚至是无知。 民主选举即使有作秀的成分，那也是为了争取民众的支持，也是选举的方式之一，为什么不可以？即使美国的选举，如果王志安认真去看看，也有很多表演式的竞选活动，这本身就是民主选举，自由开放，以及多元化的价值的体现。王志安看不惯这些所谓的“作秀”，说明他的确是来自一个从来没有选举的国家。他的批评，充分表现了中国很多人，对于自己没有见过的事务，不仅不愿去了解，而且还自以为是的不谦逊的态度，似乎一个从来没有选举过的人，会比已经选举了几十年的台湾人还更懂什么是民主，什么是选举，还要给台湾人当教师爷。这种“中国式狂妄”或者“大国式狂妄”，是王志安引起舆论一致鞭挞的主要原因。
几位台湾和美国的学者认为目前不存在爆发台海战争的征兆。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发动台海军事行动，对中共来说本来就是一件风险极大的事情；战事拖延或者让对方有充分准备，都可能导致西方联军及时驰援，对中共来说极为不利。因此，逻辑上分析，中共也会尽量避免在发动军事行动前，作出太明显的军事部署和行动，不会给外界太多的预警，因此主观上也就不会想释放出太多的具备强烈预警性质的征兆。 其次，即使如此，我们还是可以看到一些比较不是那么明显的征兆，例如各地成立国防动员办公室等。对此，有专家表示，“中国的军费增加或是成立国防动员办公室等，是为了因应军事转型的需求以及事权统一，虽然国防动员乍听之下跟战争有关，但并不全然是为了战争，因为一但国家发生台风、地震、疫情等重大灾情，也会有动员的需求。”这样的分析我认为过于一厢情愿。中国有重大灾情，并不是最近或者未来才有的，过去几十年一直都有严重灾情，但从来没有为此成立过国防动员办公室。Covid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也没有提升到国防的层次去处理。“国防”一词在中共的话语系统中，也从来都没有与防灾等内容连接在一起。 第三，我们也要看到，即使是那些看起来比较不是那么明显的征兆，现在都存在一个增加和增速的现象。举例而言，习近平6月7日在考察中环产业区的时候明确表示，构建国内大循环，是为了保证极端情况下国民经济能够正常运行，这与参与国际经济循环是不矛盾的。这样的表述，以前是很少出现的，而这里的“极端情况”到底是什么，我认为“战争”或者“发生颜色革命而被迫军管”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天灾的可能性，因为从习近平过去的言论中，我们很少看到对于严重的天灾有多么的重视。因此，习近平的最新讲话，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警惕的征兆。 还有一个征兆：根据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帕帕罗上将的报告，中国已经在6艘核潜艇上部署射程长达1万公里的“巨浪-3”洲际弹道导弹，让中国可以从南中国海基地袭击整个美国本土。中国做作这样的军事部署，说明他们已经有与美国军事冲突的思想准备，目的当然还是武力攻台的军事行动可以更加顺利。如此征兆，难道是为了防备天灾或者炫耀武力吗？我认为，中共动武的征兆不仅存在，而且在不断增加。前不久中国军机和军舰近距离挑衅美国军机和军舰，导致白宫发布罕见的警告，说“接下来会有人员伤亡”，这样的征兆难道还不够明确吗？ 我们当然没有足够的证据证实中共会很快展开对台湾的武力攻击，但一厢情愿地忽视或者淡化中共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的战争动员和战争准备，不仅不利于国际社会对于发生战争的各项准备工作，也会涣散台湾国民抵抗入侵的集体意志。而后者，在我看来，才是战争一旦爆发，决定胜负的最关键因素。最后我还要指出，让全世界放松警惕，在我看来，本身就是战争的一部分，就是一种认知作战，是一种心理战，这种论调本身，就是值得警惕的。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再过几天，就是”六四”三十四周年了，也许有人会问：三十四年前的历史了，为什么至今仍旧要年年纪念？这样的纪念有意义吗？为什么不能放下历史向前走？这些问题提得好，因为这涉及到”六四”纪念的意义问题。 我们为什么年年纪念六四？因为1989年发生的八九民运和六四镇压，是中国最重要的一段历史，是五十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转折点。不了解这段历史，就不可能对今天的中国有正确的认识。八九民运证明了中国人民也有对于民主的梦想并愿意为之付出代价，六四镇压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本质上讲是一个依靠暴力维持统治的政党，这两点，对于认识今天的中国至关重要。 我们为什么年年纪念六四？因为在一九八九年，不论是学生，还是市民和工人，整个中国都焕发出勇气，热情和理想的光芒。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会是只知道吃饭，赚钱，享受的民族，勇气，热情和理想，是一个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每年的纪念活动，就是要为我们这个民族保存住这份精神财富。 我们为什么年年纪念六四？因为在1989年中共当局对民主运动的镇压中，不少于两千的学生和民众失去了生命，至少有上万人在血腥行动中受伤，全国有更多的人因为参与民主运动而坐牢，或被迫流亡海外。所有这些受难者为了民族的未来付出了代价，从基本的道义的角度讲，他们都不应当被忘记。 我们为什么年年纪念六四？因为我们要为人民争取知情权。三十几年来，中共当局用尽一切手段试图让这段历史消失，导致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全世界都知道，反倒是很多中国人不知道，这种荒诞情况的发生，不仅是对人民基本权利的剥夺，更是对人民的羞辱。恢复和保持历史记忆，是作为国民的基本尊严。 我们为什么年年纪念六四？是因为“六四”虽然是历史事件，但仍旧是中国的敏感议题，“六四”是禁忌话题，对“六四”死难者的纪念被当局视为政治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讲，“六四”并没有过去，作为一个事件，也并没有结束。更重要的是，围绕“六四”问题的翻案所进行的各种较量，本身就具有巨大的政治能量。在未来中国转型发生的时刻，这样的政治能量一定会发挥作用。为了那样的未来的可能性，我们今天都要珍惜和维护这种政治能量。 我们为什么年年纪念六四？还有一个更为简单的理由，那就是我们没有任何遗忘的理由。只要一天没有翻案，中国就谈不上有任何的公正，那些死难者就依旧是冤魂，中国就依旧没有资格被认为是一个文明国家。如果没有任何一个站得住的理由说，“我们不应当年年纪念六四”，那么年年纪念六四就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总之，作为“六四”的当事人，见证者和幸存者，我们每年纪念“六四”，绝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青春记忆，更是为了中国这个国家和民族；我们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今天和未来。这就是“六四”纪念的意义。这些意义是如此重大，使得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有义务在每年的这个时刻举起烛光，悼念死难者，回忆那一段历史。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近日，中国政府启动部署2023年全国农业综合行政执法“稳粮保供”专项行动，即在各地推行“退林还耕”。曾经在“退耕还林”政策指导下栽种的大批树木，一夜之间被清除，原来的林地又变成了耕地。比如，成都将耗资数百亿元建成的环城绿化带铲平，计划三年内将同一片区域打造成十万亩农田。另外，各地纷纷派出大量“农管”，在地方官员和警察的协助下，走到田间地头，要求农民停止种植经济作物，将耕地改种粮食。从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来看，各地的农管经常不顾农民意愿，将农民种植的非粮食类作物强行铲平。例如，4月23日，广西南宁，警察和农管队共铲除六千余亩烟叶。此外，各地还有很多竹子、果树、花卉等农地被铲平，使农民蒙受大量损失。 此次行动，源自年初中央发布的文件。今年2月13日，中央发布一号文件，强调抓紧抓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产保供，坚决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有观察人士认为，近几年爆发的疫情和俄乌战争，剧烈冲击全球粮食供应链，在这种背景下，粮食安全再次成为了决策层关注的重要议题。并且近年来中国和国际社会的关系不断恶化，大范围实行“退林还耕”，可能也是为将来潜在的粮荒做准备。 但是，这种运动式的做法真的有用吗？我深表怀疑。我认为，中国的粮食危机恐怕比外界想象的严重，中国出现新的饥荒是完全有可能的。原因之一是，扩大种植面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重点是分配资源的机制，这不是农业问题，是政治问题。根据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对饥荒的研究，近代社会发生饥荒并不仅仅是因为食品短缺，更重要的原因是食品分配机制的不公，即人们的正当权利没有获得制度性的保障。尽管有很多饥荒确实发生在粮食产量下降之后，但有些饥荒却发生在粮食产量的高峰时期，比如1974年的孟加拉饥荒。1974年孟加拉粮食产量比上一年增长13%，人均粮食产量增长5.3%。但当地农民因为之前发生的洪水灾害，无法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得就业机会，从而通过交易获得粮食的机会也大大降低。看来，真正的问题并非粮食供应量是否充足，而在于人们获得食物的渠道是否畅通。当人们免于饥饿的权利得不到保障时，粮食再丰收也无济于事。森进一步得出结论：在现代历史上，有独立反对党和媒体自由的民主社会从来没有发生过饥荒，而发生饥荒的地方，没有一次是因为粮食不足。 中国存在饥荒风险的原因之二是，行政干预生产一定没有好结果。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斯科特在他的名作《国家的视角》中，用德国、苏联、巴西、坦桑尼亚等国的失败案例雄辩地说明，国家自上而下的计划项目，只会带来灾难。最明显的例子就是1933年的乌克兰大饥荒和1959-61年发生在中国的三年大饥荒，两场饥荒爆发的原因都是共产党当局用行政手段干预正常的农业生产，且在饥荒爆发后继续用强力阻止农民自救（强制征粮，阻止农民逃荒等）。从退林还耕的简单思维可以看到，习近平解决经济问题的思路还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而毛时代的各种灾难，就是罔顾经济规律和基本人性，行政胡乱干预的结果，这种陈旧思维将大大限制中共面对危机的选项。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