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港人将要面对流亡生涯的建议

各位听众朋友 ： 

本周，我来到洛杉矶，与当地流亡的香港年轻人进行了两场座谈，不仅表达我对港人争取民主运动的支持，也想借机针对他们将要面对的流亡生涯，分享我的一些经验，供他们参考。以下是我对他们的建议的部分内容，跟各位分享： 

香港《国安法》通过之后，在香港本土几乎已经不再有任何从事民主运动的空间，因此，越来越多的香港年轻的反抗者，通过各种方式离开了香港，来到了到海外，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流亡的生涯。 

作为香港民主运动的坚定支持者，结合中国海外政治流亡群体和海外民运几十年来的经验教训，我有一些或许“逆耳”的“忠言”，希望可以提供给他们参考。 

首先，历史上看，政治流亡是一条非常艰苦的路，这不仅是会面临生活的挑战，更主要的还在于，要如何维持运动的动能，始终不放弃理想，在一个漫长的时段内还能始终为自己的目标努力。就此而言，具备宗教信仰的流亡团体，例如藏人，例如法轮功群体，都能很好地克服这个挑战。但这是因为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做内心的支撑，而不仅仅是靠政治理念，政治理念往往会被现实困境打倒，令人转为犬儒主义，但宗教的力量涉及生死关，远远大于理念的力量；另一个是宗教团体，都有一个至高无上的领袖，如尊者达赖喇嘛，如法轮功的李洪志。这样的领袖不需要选举，且因为宗教原因享有至高无上的威望。有这样的领袖存在，流亡群体就会有凝聚力。 

而政治流亡群体不仅没有这样天然的领袖人物，反而往往会因为政治领袖的竞逐而产生矛盾。不仅中国海外民运，其他各国的政治流亡团体都有这样的问题。说到底，政治本身就会存在权力斗争的问题，这其实是正常的。但也因为如此，政治流亡群体的长期团结，其实是很难做到的，这将是香港流亡团体很快就会面临的问题，应当现在就思考建立一套机制，争取能够妥善处理维持政治凝聚力的问题。否则，一旦流亡群体四分五裂，甚至相互攻击，流亡群体的公信力就会下降。 

其次，我相信香港流亡群体已经有心理准备，只要中共不倒，离开香港容易，回去就很难了。在这方面，切不可有过分乐观的看法。中国海外民运在1989年的时候，很多人判断很快就可以回国，但现在三十二年了，我们仍在海外。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就要做好长期流亡的策略上的准备，这也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 目前国际社会对于香港普遍同情，对于流亡的香港人给予高度关注，这当然令人鼓舞。但从过去的经验上看，西方国家对抗中共，更在意的还是本土力量和在本土发生的事情，对于流亡群体，一开始当然会给予最大的热情，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样的热情是会逐渐降低的。坦率地讲，流亡群体不要对于所在国的支持寄予太大的希望，那样的支持会持续，但会停留在道义层次上，实际的支持会逐渐减少。这当然不是抱怨，因为局势随时在变化，新的热点不断出现，哪个国家和政府都不可能长期地聚焦在单一议题上，何况，西方国家的政治也是瞬息万变。因此，我会建议香港流亡团体必须做好准备，完全依赖自己的力量在海外长期生存和奋斗，而近二三十年来早就已经移民海外的港人社区，才是真正需要流亡群体去争取的力量。港人的事情，还是港人会最关心。所谓“国际线”，其实是有时效效应的，不可作为长期的依靠。 

第二， 作为流亡的政治群体，维持海外的反对运动，其难度之一就在于财务问题。时间久了之后，人毕竟还是要先解决生存问题。如果目前的几个主要的流亡群体不能长期支付工作人员的薪水，甚至是解决领导群体自己的个人生存问题，“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到底能够打多久，是令人担心的。我的经验和建议是：在流亡的初始阶段，筹款还是有一定空间的。应当趁目前政治捐款还有一定空间的机会，把筹到的款项用合适的方式进行作长远的规划，例如可以买下房产，不仅作为流亡群体的基地，房产本身也可以增值。政治捐款只会是一时的，未来的路还很长，没有资金的支持，这条路是很难走下去的。 

我的第三个建言，是希望香港年轻世代要从政治理念出发，建立广泛的联盟网络，而不要用人群来进行划分。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从我在海外二十几年的经验来看，尽管不同的流亡群体针对的矛头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共的独裁专制；但不同流亡群体之间，往往会存在相互排斥现象。 

以香港为例，我知道有一部分香港年轻世代，尤其是香港独立运动的支持者，对于香港人和中国人的区分十分在意。在他们看来，香港就是香港，中国就是中国，各管各的事情，没有必要搅和在一起。在这里，“我们”和“你们”的心理区隔现象，的确是存在的。当然不是所有的香港年轻人都是这样的，但即使有部分的人有这样的心态，我认为也是不利于长期的流亡抗争事业的。因为，今天在海外的华人世界中，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占绝大多数，其中当然很多人头脑中依旧有中共宣传的遗毒，抱持大一统思想，但不可否认，也有很多的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对于中共是不满的—否则他们也不会移民出来，因此对于台湾和香港等地的反共活动是很想积极支持的，他们是庞大的潜在的支持力量和群众观基础。如果把独立诉求演绎成对作为整体的中国人的排斥，最后圈子只能越来越小，同温层只能越来越薄。 

在这方面，我认为流亡藏人群体在处理与汉族人之间的关系上，堪称典范。尊者达赖喇嘛一向主张争取汉人对于藏人诉求的支持，海外中国流亡群体与藏人流亡群体的联络非常多，互动非常热络，藏人流亡政府还设置了专门与海外汉人联络的专属机构和负责人，每年都邀请汉人代表到印度的达兰萨拉去参观访问，交换意见。我认为这里彰显了达赖喇嘛的政治智慧。藏人流亡力量能够在几十年的漫长时间中始终保持政治能量，与这样的政治智慧是分不开的。港人，是否也思考和借鉴一下尊者达赖喇嘛的政治策略呢？ 

最后，我接触到的香港流亡的年轻人中，也有一部分人心情比较沮丧，不知道自己和香港的前途在哪里，不知道流亡的生活何时才能结束。对于他们，我想说的是： 

流亡有被动的，也可以有主动的。作为主动选择的流亡，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也是一种自我完善。当你面临暴政危及你的生命的时候，流亡就是最好的选择，因为生命是宝贵的，不应当轻易放弃；当你如此热爱自由的生活，而你的祖国让你感到心理上无法呼吸的时候，流亡，其实是追求自由的努力的一种延续。就此而言，流亡或许会带来种种的不便，流亡当然也要为之付出代价，但是，因为流亡其实已经成为自我成就的一部分，相比起来，这些代价就是如此的值得。因此，流亡作为一种状态，其实取决于你把它放置在你的人生中的什么位置上。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