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港人将要面对流亡生涯的建议

各位听众朋友 : 

本周,我来到洛杉矶,与当地流亡的香港年轻人进行了两场座谈,不仅表达我对港人争取民主运动的支持,也想借机针对他们将要面对的流亡生涯,分享我的一些经验,供他们参考。以下是我对他们的建议的部分内容,跟各位分享: 

香港《国安法》通过之后,在香港本土几乎已经不再有任何从事民主运动的空间,因此,越来越多的香港年轻的反抗者,通过各种方式离开了香港,来到了到海外,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流亡的生涯。 

作为香港民主运动的坚定支持者,结合中国海外政治流亡群体和海外民运几十年来的经验教训,我有一些或许“逆耳”的“忠言”,希望可以提供给他们参考。 

首先,历史上看,政治流亡是一条非常艰苦的路,这不仅是会面临生活的挑战,更主要的还在于,要如何维持运动的动能,始终不放弃理想,在一个漫长的时段内还能始终为自己的目标努力。就此而言,具备宗教信仰的流亡团体,例如藏人,例如法轮功群体,都能很好地克服这个挑战。但这是因为两个原因:一个是他们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做内心的支撑,而不仅仅是靠政治理念,政治理念往往会被现实困境打倒,令人转为犬儒主义,但宗教的力量涉及生死关,远远大于理念的力量;另一个是宗教团体,都有一个至高无上的领袖,如尊者达赖喇嘛,如法轮功的李洪志。这样的领袖不需要选举,且因为宗教原因享有至高无上的威望。有这样的领袖存在,流亡群体就会有凝聚力。 

而政治流亡群体不仅没有这样天然的领袖人物,反而往往会因为政治领袖的竞逐而产生矛盾。不仅中国海外民运,其他各国的政治流亡团体都有这样的问题。说到底,政治本身就会存在权力斗争的问题,这其实是正常的。但也因为如此,政治流亡群体的长期团结,其实是很难做到的,这将是香港流亡团体很快就会面临的问题,应当现在就思考建立一套机制,争取能够妥善处理维持政治凝聚力的问题。否则,一旦流亡群体四分五裂,甚至相互攻击,流亡群体的公信力就会下降。 

其次,我相信香港流亡群体已经有心理准备,只要中共不倒,离开香港容易,回去就很难了。在这方面,切不可有过分乐观的看法。中国海外民运在1989年的时候,很多人判断很快就可以回国,但现在三十二年了,我们仍在海外。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就要做好长期流亡的策略上的准备,这也包括两个部分: 

第一, 目前国际社会对于香港普遍同情,对于流亡的香港人给予高度关注,这当然令人鼓舞。但从过去的经验上看,西方国家对抗中共,更在意的还是本土力量和在本土发生的事情,对于流亡群体,一开始当然会给予最大的热情,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样的热情是会逐渐降低的。坦率地讲,流亡群体不要对于所在国的支持寄予太大的希望,那样的支持会持续,但会停留在道义层次上,实际的支持会逐渐减少。这当然不是抱怨,因为局势随时在变化,新的热点不断出现,哪个国家和政府都不可能长期地聚焦在单一议题上,何况,西方国家的政治也是瞬息万变。因此,我会建议香港流亡团体必须做好准备,完全依赖自己的力量在海外长期生存和奋斗,而近二三十年来早就已经移民海外的港人社区,才是真正需要流亡群体去争取的力量。港人的事情,还是港人会最关心。所谓“国际线”,其实是有时效效应的,不可作为长期的依靠。 

第二, 作为流亡的政治群体,维持海外的反对运动,其难度之一就在于财务问题。时间久了之后,人毕竟还是要先解决生存问题。如果目前的几个主要的流亡群体不能长期支付工作人员的薪水,甚至是解决领导群体自己的个人生存问题,“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到底能够打多久,是令人担心的。我的经验和建议是:在流亡的初始阶段,筹款还是有一定空间的。应当趁目前政治捐款还有一定空间的机会,把筹到的款项用合适的方式进行作长远的规划,例如可以买下房产,不仅作为流亡群体的基地,房产本身也可以增值。政治捐款只会是一时的,未来的路还很长,没有资金的支持,这条路是很难走下去的。 

我的第三个建言,是希望香港年轻世代要从政治理念出发,建立广泛的联盟网络,而不要用人群来进行划分。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从我在海外二十几年的经验来看,尽管不同的流亡群体针对的矛头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共的独裁专制;但不同流亡群体之间,往往会存在相互排斥现象。 

以香港为例,我知道有一部分香港年轻世代,尤其是香港独立运动的支持者,对于香港人和中国人的区分十分在意。在他们看来,香港就是香港,中国就是中国,各管各的事情,没有必要搅和在一起。在这里,“我们”和“你们”的心理区隔现象,的确是存在的。当然不是所有的香港年轻人都是这样的,但即使有部分的人有这样的心态,我认为也是不利于长期的流亡抗争事业的。因为,今天在海外的华人世界中,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占绝大多数,其中当然很多人头脑中依旧有中共宣传的遗毒,抱持大一统思想,但不可否认,也有很多的来自中国的新移民,对于中共是不满的—否则他们也不会移民出来,因此对于台湾和香港等地的反共活动是很想积极支持的,他们是庞大的潜在的支持力量和群众观基础。如果把独立诉求演绎成对作为整体的中国人的排斥,最后圈子只能越来越小,同温层只能越来越薄。 

在这方面,我认为流亡藏人群体在处理与汉族人之间的关系上,堪称典范。尊者达赖喇嘛一向主张争取汉人对于藏人诉求的支持,海外中国流亡群体与藏人流亡群体的联络非常多,互动非常热络,藏人流亡政府还设置了专门与海外汉人联络的专属机构和负责人,每年都邀请汉人代表到印度的达兰萨拉去参观访问,交换意见。我认为这里彰显了达赖喇嘛的政治智慧。藏人流亡力量能够在几十年的漫长时间中始终保持政治能量,与这样的政治智慧是分不开的。港人,是否也思考和借鉴一下尊者达赖喇嘛的政治策略呢? 

最后,我接触到的香港流亡的年轻人中,也有一部分人心情比较沮丧,不知道自己和香港的前途在哪里,不知道流亡的生活何时才能结束。对于他们,我想说的是: 

流亡有被动的,也可以有主动的。作为主动选择的流亡,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也是一种自我完善。当你面临暴政危及你的生命的时候,流亡就是最好的选择,因为生命是宝贵的,不应当轻易放弃;当你如此热爱自由的生活,而你的祖国让你感到心理上无法呼吸的时候,流亡,其实是追求自由的努力的一种延续。就此而言,流亡或许会带来种种的不便,流亡当然也要为之付出代价,但是,因为流亡其实已经成为自我成就的一部分,相比起来,这些代价就是如此的值得。因此,流亡作为一种状态,其实取决于你把它放置在你的人生中的什么位置上。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关注时事,订阅新闻邮件
本订阅可随时取消
发表评论

您的邮件地址未经允许不会泄露给第三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