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图片 对一个长期被内战和贫困阴影笼罩的地区而言，大地震很可怕，但大地震或许不是实皆最可怕的事。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杨楠 发自缅甸实皆 编辑 / 李屾淼 [email protected] 有人在废墟上洒驱鬼水 来者很容易在实皆市的瑞恒达寺庙（Shwe Hintha Taik Thit）迷路。通往寺院的狭窄山道泥土松软，交错的树枝将光线都染成绿色。无论从哪个方向望去，视野总是被层层叠叠的树木、纠缠不清的灌木丛所遮挡，十余座寺院建筑在其中忽隐忽现。 先望见金色的佛塔，再是三座纪念碑和一座钟楼围成的四边形。纪念碑顶端站立着缅甸传说中的神鸟，象征吉祥和平，底端刻着瑞恒达寺庙的光荣历史。这座寺院有一位著名的长老，曾在美国和非洲传教，圆寂于102岁。在他的带领下，瑞恒达寺庙成为研修佛学和僧侣修行的枢纽，也被猜测藏有《三藏经》的手稿。 2025年3月31日，纪念碑前飘浮着酸臭味，像是腐肉发酵后混合了氨水的臭，在40摄氏度的高温下变得黏稠，停滞在空气中。 寺院的建筑物在三天前的地震中坍塌，成了菩提树下的一块块废墟，仅有讲经堂还保留着主体结构。满地都是佛塔的碎片，佛塔上那些神鸟、僧侣和恶鬼塑像都仰面朝天，静静地躺在石砾中。 在3月28日的大地震中，瑞恒达寺庙有17人遇难，包括1个老和尚、5个小和尚和11个修行者。86岁的大住持正在医院接受治疗，68岁的二住持坐在大凉棚内，平静地说天灾降临，人力无为，他为自己还活着感到幸运。死去的人或许是遵循了自然法则，也或许去往了更好的世界。 与老师父的平静同时存在的，是关于曼德勒重灾区SkyVilla公寓的最新传说：12层公寓Sky Villa在三分钟内坍塌成废墟，里面压着两三百个冤魂，石板下回荡着他们的哭笑和敲击声；他们不愿独自死去，紧紧抓住幸存者的身体不让救援者拉出。这个传说在不同人的口中细节各异但情节相似，信者众多，继而有人在废墟上洒驱鬼水。 网络图片 瑞恒达寺庙的建筑低矮，震后搜救已经结束，僧侣们在等待清理废墟。接下来，能怎么住就怎么住，有地方睡觉就可以。二住持拿出手机展示了自己曾经的居所，湖蓝色墙体用金箔装饰着佛教图样，三层宝塔式屋顶。“有两人压在里面，我因为不在屋内，所以活下来了。”他说。 一阵风从芭蕉树的方向吹来，摇晃着破破烂烂的树叶，吹向寺院一侧直径两米的蓄水池。寺院附近的居民正站在蓄水池边洗澡，裹着浴巾搓手臂，老人坐在池边，洗衣、叹气。 实皆是距离缅甸7.7级地震震中最近的城市。大地从三公里外裂开，绵延百里。在亚达纳邦大桥（Yadanabon Bridge）的两端，地面裂开一米宽的口子，沉降落差从两米攀升至五米。 地震当日，全城断水断电断网。于2008年通车的亚达纳邦大桥被震出裂缝，南面相邻、由英国人始建于1934年的阿瓦大桥（Ava Bridge）则垮塌了一大半。在此之前，两座桥承担着实皆与曼德勒两个重镇，乃至整个伊洛瓦底江两岸的大部分交通连接。 如今，实皆市是缅甸最重要的佛教中心，也是2021年缅甸政变后，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的交火地带。实皆市区由政府管理，而周边村镇、山区均被反政府武装控制。 在最需要救援的时间里，往南的两座桥无法通行，往北是交战区，实皆陷入困境。 网络图片 实皆之困 地震发生后的前两日，关于实皆的传闻众说纷纭。传说实皆的灾情比曼德勒严重几百倍——震后第二日，就有外国救援队抵达曼德勒；也有人说，有缅甸当地志愿者去实皆，但被地雷炸伤；社交媒体上则风传，有两个想去送物资的人被反政府军击毙，当地新闻还说，反政府军在倒塌的寺庙里埋了地雷。 这些信息亦真亦假，在紧急状况下难以核实。在一轮又一轮的传播中，实皆更让外部、特别是外国救援力量踌躇不前。 两位华人志愿者说，他们试图往实皆送施工安全帽，但被军人拦下。刚成年的孩子分不清这些军人到底是政府军还是反对派，但会依据自己的政治立场猜测，这一定是更坏的一方。 地震次日，缅甸反政府武装“人民防卫武装”宣布，将在地震灾区暂停进攻性军事行动两周。同日，缅甸工程师评估亚达纳邦大桥可以通行20吨以下的车辆，但挖机、吊机等大型工程设备仍然无法进入实皆。 第三日，消防车早晚往各社区的大蓄水池送两次水，公共电网每天通1-2小时的电。城市变电站还未修复，均依赖大功率发电机。 第四日，我们跟随一路华人志愿者的物资车进入实皆，过桥要经过两道检查，但如同近来从仰光到曼德勒相似，穿着灰色警服的持枪警察听说车辆要去实皆，就会放行，无需多言。 实皆市区有更多的平房和木质建筑，坍塌数量远超曼德勒，街道上飘散着酸臭味。高温加速了尸体的腐烂，又让气味更加黏腻。 救援力量主要由实皆消防、阳光救援队和本地志愿者组成。人手短缺，以至于选择搜救地点主要靠口耳相传：有人呼喊就来，无人报告则搁置。实皆市长说，目前实皆只有马来西亚一支外国救援队，截至4月1日，他们统计到了300名死者，都是能找到遗体的。 第五日，在一所私立学校的废墟上，来自仰光的救援队已经搜了四天。他们缺少大型的机械，也缺少像金刚链锯这样的破拆工具，搜救只能像老鼠打洞，一点点敲进去。 他们正在设法救出一具中年男性的遗体。地震时，这位父亲正陪女儿在学校面试。女儿的遗体在前一天被找到，他就在女儿身边。 这家私立学校涵盖从幼儿园到中学，刚刚投入运营两年，校长被压在了废墟中。仰光救援队目前只能确定4名成年人和6名幼童被困，是否有更多人，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临街的坍塌区域挖了四天，还没找到孩子，急迫地想要打通进入坍塌中点的通道。 “如果有大吊机，我们就能把盖在上面的水泥板掀掉，现在却只能等待打穿地板。”救援队长说。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缅甸的暑假从4月开始，地震当日这所学校是休学状态，只有被暑期托管的孩子们留在了学校。 第六日，4月2日，中国蓝天救援队派出了36人的队伍前往实皆，分成四个小组在三个地点作业，这是第二支到达实皆的外国救援队。这天下午，我在蓝天救援指挥部蹭着微弱的网络写稿子，总指挥杨羿突然跟我说，实皆挖出一个了。 “是遗体么？”我问。 杨羿点点头，又开了一罐红牛。在此之前，他反复问我实皆情况到底如何，他听说那里有人寻求救援，却无人应答。他问我是不是真的这样，我无法回答。 网络图片 “我的国家可不是什么天堂” 4月2日，有救援队撤离曼德勒，已经少有人谈论生的希望。中国香港救援队在塌成废墟的Winstar酒店搜救了三天，确定了遗体的位置，调来挖机和吊机，想要在今天挖出来；亲属们依在Sky Villa附近徘徊，希望记者拍下他们亲人的照片，传播出去；搜救志愿者大兵给我发来他作业的情况：“里面受困的是个老年女性，已经没有任何回应，现在还在打通通道，闻到比较大的尸变味道，但还没看到人。” 本地物资车在分发物资，帐篷、蚊帐、饮用水和干粮。女人们牵着小孩奔向物资，难免相互推搡。 我们的物资车在行驶中偶尔停下，便会立刻被围住，志愿者阿倩喊得声嘶力竭，安抚居民，又要保护物资。一位摩托大哥自告奋勇要为我们带路，带我们在全城转一圈，尽量先把物资发向受灾最严重的地方。 摩托大哥带了半圈路，把我们带去了他的寨子。这或许是摩托大哥的私心，但我屡次问实皆当地人，哪里受灾最严重，所有人都只能说出自己身边的建筑物。一个统一、公开、精确的信息发布渠道至今未能建立起来。 网络图片 实皆最热闹的商业街外被拉起了警戒线，沿街一侧的商户几乎全部倒塌，当地军队即将从一座三层的蓝房子里又挖出一具遗体。这是整条街唯一启动搜救的建筑，只因有人为这座建筑物呼喊过，寻求过帮助。 地震发生那天是佛教徒的斋日，这条街的商铺几乎都没有开门营业，人员伤亡因此大大减少。 在实皆市人民医院，一名16岁的志愿者说，他看到了很多同龄人被送进来，“只有需要救治的才会送进来的，其他人直接被送去殡仪馆了。”因为担心余震，医院在病房楼外搭了三十多顶大帐篷，收治两百多名伤者，僧侣大约占了三分之一。伤者靠亲友扇风，擦拭身体。实皆市人民医院目前只能处理一些简单外伤，稍微复杂些的内出血都需要送去曼德勒。又因为电力受限，X光设备只能间断性工作。 在实皆市的城市主干道，一名蓝衬衫大哥守在倾倒的两层白楼前，害怕有人来偷他房子里的东西。“my country，no heaven（我的国家可不是什么天堂），”他说。 网络图片 实皆山上的四层尼姑庵全面倒塌，周围人说有数百名尼姑被困。这山以遍布百余座佛教建筑而闻名，政府统计受损的宗教建筑有两百多座。实皆市长4月1日告诉我们，宗教建筑倒塌补助30万缅币（按官方汇率约合人民币1038元），房屋倒塌补助10万（约合人民币346元）或20万缅币；死者每人补助30万缅币，伤者每人补助5万缅币。 气温太高了，已经有市民拉肚子的报告，实皆急需药品、消毒品、驱虫药、蚊香、蚊帐等。关于现场消杀，市长计划每清理完一处，就消杀一处。所谓清理完，就是排除所有生的希望，也清理出所有看得见的遗体。在此标准下，市长在震后第六日说，仍没有全部清理完的受灾点，而他力争在一个月内让城市恢复正常。 沿着盘山公路绕行实皆山，一排小佛像一个接一个地倒下了，年轻的僧侣在帐篷里读经，影子拖在老和尚身后。山顶的小乘佛塔至少倒了两座，乌鸦落在金色的碎片上，叫两声，又飞走。 当我写到这里，蓝天救援队指挥中心突然响起掌声。 “震后112小时，当地时间4月2日14:52，实皆有一位男教师在当地消防的营救下获救！” 争夺物资的女人 实皆市目前有六个临时安置点，政府能提供水和基本食物。除此之外，都有赖社会捐赠。政府正在拓宽渡口，以便轮船将大型机械运往伊洛瓦底江对岸的实皆，给城市搜救以最后的希望。 城市已经难辨过往的样貌，脚下都是生活的碎片，是锅碗瓢盆、玩偶或者全家人的合影。唯有废墟前卖鲜艳热带水果的老太太，和路边木桌上一大盆炸面圈，流露出生活的气息。 在物资车前，几乎都是女人们在争先恐后，肚子异常隆起的老妇人，尚在发育的少女，还有看着就身强力壮的中年女性。两个女孩骑着同一辆电瓶车去领物资，或许是路上的尘土太大，迎风刮起，前座驾车的女孩子一直在抹眼泪。有时候，她们会为物资争夺起来，告状谁多拿了，或是把谁推去一边。 地震前，实皆省就是缅甸最贫困的几个省份之一，作为省城的实皆市情况相对好些，但也绝对谈不上乐观。即便作为缅甸西北部邻近大城市曼德勒的交通枢纽，这里的道路条件也很一般。工业以小型加工为主，包括纺织、铜精炼和黄金冶炼，但技术落后，产能有限。 网络图片 原本这一带有着相对发达的玉石交易和翡翠加工业，但偏偏这里也是内战的前沿。受政局动荡影响，部分企业停摆。在地震前，停电在实皆就是常事，现在想恢复地震前的水平，恐怕需要一定的时间。 在分发物资的最后时刻，四位实皆警察来到车前，他们住在一起，想要一个蚊帐，只要一个。 离开实皆市去曼德勒会再次通过伊洛瓦底江。日落时分，当地人成群结伴，拎着一桶脏衣服，沿河堤而下，在江里洗澡、洗衣、戏水、游泳。一旁的机器轰鸣着，他们唱歌、泼水，与身后折断的阿瓦大桥，没入橘红的夕阳中。 （感谢三一基金会，在缅志愿者玉倩、小唐、珍妮、阿五、老张、小磊、瑟亚对采访的帮助。）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南方人物周刊
网络图片 文丨王思思 编辑丨杜雯雯 大多数时候，我们在清明节谈论的死亡与悼念相连，关乎亲密的家人、尊敬的长者或思念的朋友。 今天这个故事，则与1500余位陌生人无人善后的离世有关。过去近10年，台湾首位特殊清洁员卢致宏，亲眼目睹并处理了这些死亡现场。 许多逝者是被社会所遗忘的人，生前深居简出，活得犹如空气，死后只以散发出的气味宣示自己的存在。 除臭、清血迹、灭虫卵，卢致宏用一把刮刀和一罐除臭喷雾，将污浊的“死亡之屋”恢复成“活人能居住的模样”，为沉默的死者保留了最后的体面与尊严。 当独居与老龄化浪潮袭来的当下，我们该如何安放那些在社会角落被遗忘的生命？又能否在人人都会走向的终点做好预备？ 从卢致宏宝贵的一手经验里，我们或许能窥见“孤独死”的现实样貌，也能找到亡者生前曾努力活着的一些证明。 1500种死亡 推开房门，卢致宏尽可能地憋气。尽管戴有防毒面罩，一股浓重而腥甜的尸臭还是顺着鼻腔涌入了喉咙，他不得不喷洒药剂来遮盖味道。 身上的防护服，让卢致宏走起路来稍显笨拙，当他缓缓靠近卧室，屋内的小飞虫受到惊扰，直接撞向他的脸部和身体。 这几乎是在每一个死亡现场，卢致宏循环往复经历的画面，他已经见怪不怪。早前，他带过一个实习生，刚到现场就逃跑了，卢致宏追到楼下才发现，实习生止不住地在干呕。 工作时，卢致宏的大脑总是“一片空白”。他需要尽快把活儿干完，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愿想，因为“臭永远都是臭，脏永远都是脏，恶心永远都是恶心，不会因为你工作久了就改变了”。 网络图片 去年底，三室一厅的房子里，一位七旬独居老人在家中过世多日后，血水渗透到楼下的天花板。老人生前有囤积症，厕所用过的纸巾和捡来的杂物堆满了屋子，“大概有十几二十年的量”。 清理干净需要一周的时间。卧室地板上依稀可见残留的身体组织，卢致宏得用刮刀一寸寸铲掉，通过大致轮廓，他能推断出老人去世时的躺卧姿势。接下来要做的，便是清理掉那些混合着排泄物的血水和爬行的蛆虫。 沉迷累积旧物的逝者，卢致宏在台湾“一年大概能见到一二十例”。他们多以捡垃圾为主，“什么篮球框、网球拍，在他们看来都是宝贝。”最让他触目惊心的一次，有位老人家里叠放了数百个没有清洗过的便当盒，爬满了蟑螂和蚂蚁。 在老龄化问题凸显的台湾，“孤独死”这个源自日本的名词并不陌生，指的是独居者鲜少与家人和外界互动，最终因病、意外或自杀身亡多日后，才被发现的事件。 在卢致宏经手的死亡清洁现场中，“孤独死”占据七八成的比重；而年龄分布上，“孤独死”的老年人与年轻人的比例，几乎是对半分。 比如30岁出头的陈秋艳。她是一位单亲妈妈，跟前夫离婚后，被一位交往的男性骗光积蓄，还欠下债务。绝望之下，陈秋艳在台北的出租屋里服毒自杀身亡。 那套两室一厅的屋内，简单陈列着日用家电，桌上散落着药物，客厅一角则放有大量的儿童玩具。卢致宏的清理工作进行到一半，他留意到墙壁上的小卡片，是一个小朋友的字迹，上面歪歪扭扭地写道：可以陪我一起长大吗？妈妈我爱你。 同样身为单亲爸爸的卢致宏，看到文字时心脏犹如被什么东西撞击了一下。卡片最终被归为“珍贵物品”，转交给了陈秋艳亲属。至今，卢致宏依然为之唏嘘，“她到底面临着多大的绝望，才会愿意抛下孩子走上这条路？” 网络图片 中壮年“孤独死”逝者在台湾并不少见。几年前，50多岁的计程车司机张德明，带着妻子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在出租屋烧炭自杀。 卢致宏赶到时，门已被撬开，窗户依旧是被胶带封死的状态。不到十坪米（约30平方米）的套房，门边散落着遗体接运人员丢弃的手套、鞋套及裹尸袋。再往里看，地板的角落处赫然放着一个装有炭灰的铁锅。 做出这个决定的数月前，张德明曾向房东提出“拖欠一阵子租金”，等车卖掉后再补上。听到这句话时，房东隐隐觉得不对劲，但还是应允下来，嘱咐他不要轻易卖掉生财工具。张德明很快卖掉车，缴清了房租，之后，他带着全家人踏上了死亡之旅。 在那个现场，卢致宏翻出了数张欠条、账单与法律文书，这或许便是让张德明一家走上绝路的原因。 和卢致宏一起共事过的志愿者林正尉，总结了死亡现场的一些人群共性：上了年纪的老人，多数会在洗澡或起床时，倒在浴缸或卧室；底层男性家里较为常见的是空酒瓶，白酒、药酒、米酒……种类多样，有时，他们还会往里面撒尿。 也有一些特别的。林正尉还记得一个混合了尸臭、排泄物、腌菜等各种奇怪气味的现场，逝者是一位60岁左右的女人，兴许是爱吃腌菜，家里堆满了一瓮一瓮的菜，“大约有三五十瓮”。 年复一年的清洁工作越发让卢致宏感觉到，死亡对于某些人来说，或许只是一个结果。而在走向毁灭之前，他们已经历经了太多未被看到的垂死挣扎，“到最后，他们的心已经死了，只是在等待这一天（死亡）的来临。” “比电视剧还扯” 对那些与外界联络甚少的独居者来说，房东或许是每个月最关心自己的那个人——因为要定时催收房租。 这些年，找到卢致宏的委托人，最多的就是房东。最忙的时候，一天能接三四个。 尤其在台北，聚集着各行业的打工者，许多人没有能力买下属于自己的一套房，只能住在廉价出租屋。顶楼的房东为了多赚出租费，会在屋顶加盖一层铁皮房，一个月大概收取6600台币（约1500元人民币）。夏天热的时候，气温达到近四十度，“只要人死在里面，一两天味道就全部出来了。” 卢致宏去过一个蜗居亡者的现场。那栋楼的一层，被当作办公室对外出租，走上没有扶手的步梯到二楼，是四个用夹板隔开的房间，墙上还张贴着租房广告：每月3500台币（700多人民币）。“真便宜。”卢致宏嘀咕，这是他十多年前读书时的房租价格。 尽管早有预期，他还是被接下来眼前那个狭小的空间所震撼。推开房门后，约1坪米（约3平方米）的隔间被单人床、落地扇、零碎物件填满。死者29岁。卢致宏想象着那个“如同待在蜗牛壳”里的租户，不知道对方是如何在逼仄的空间内，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 网络图片 那些不被珍视的人生，在死亡来临时，只是再一次被印证。比如孙哲的消失。这位40岁的单身未婚男性去世两个月后，房东成为第一个看到他的人。 生前，他像个与世隔绝的隐者，没有朋友，只定期把赚来的钱寄回家中。在台湾乡下，父母靠社会救助生活，他们的另一项经济来源，是儿子的收入。 患上抑郁症后，孙哲辞了职。但父母开口要钱，孙哲只能重寻工作。可工作越做越辛苦，待遇越来越差，他的精神疾病也愈发严重。卢致宏在现场挖掘到的信息是，孙哲很长一段时间内，处在工作、失业、就业反复折腾的循环里，“能变卖的全变卖了”。终于熬不住的时候，他选择了自杀。 清理现场那天，孙哲的父母也在。卢致宏找到一个被揉皱了的纸团，是手写的遗书。他把纸团铺平递给孙哲父母。对方看过之后丢到了一边，“这个东西一点用都没有，要找钱，找房契、地契、房产证。” 卢致宏一直想不明白，对方的父母为什么那么冷血，“他儿子失业很久了，因为钱被逼上了绝路。他的父母却一开始就要我们把钱给找出来。”可一切都实实在在发生了，卢致宏觉得，“现实比电视剧还扯。” 网络图片 每次的入户清洁中，卢致宏会伴随着做遗物整理的工作，他会特意搜集逝者遗留下来的文件资料，以及留给家人的物品或遗言。 不同于影视剧中的桥段，卢致宏即使能找到逝者的遗言，通常不会是在桌面或其他显眼的地方。一次，他在整理一位逝者的书架时，从一个笔记本中翻到了留给家属的遗书。而更常见的情况是，逝者不会留下任何“交待”。 也有家属会当着卢致宏的面，谈论财产要如何分割。他不会做任何干涉，只是静静做着手头的事，但听着那些吵闹的的争执，卢致宏内心会升腾出很深的绝望。在见过的冷漠与狗血现实足够多后，卢致宏认为，所谓血缘，不过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一个关系证明”，再没有更多的意义。 志愿者林正尉受到冲击最大的一次，是入户台北中正纪念堂附近的眷村区，给一位老兵家里做清洁。 整理遗物时，林正尉发现了许多1960年代的军方证件。老人的身份是一名国民党老兵，1949年之后“退来了台湾”。 “太珍贵了，这代表了老人一生的荣耀，也是能证明他身份的一些东西。”林正尉把所有证件收拾好，拿给老人家属。但得到的只有一句：“都丢掉，反正都是垃圾。” 林正尉想象着老人的一生，“他可能一辈子就是个军人，从大陆撤退到这里，养育一大家子。”仅仅是儿子的一句话，一个人一生的痕迹都被抹除掉了。 做志愿者的一年里，林正尉共参与了67场清洁，见识了太多“人性的赤裸”。逝者亲属间，大多都会因财产问题产生口角和纠葛。相对和谐的画面，不是没有，但在林正尉的印象中，只看到过“不到3场”。 林正尉最大的哀伤正在于此。“有时清理到一半，他们的故事就会不见。”他谈起人一生会有的两次死亡，一次是肉体的消亡，另一次，是被记忆淘汰的死亡。 “原来大家只看重钱，而不在意那些故事和经历。这个人的生命曾经是什么样子，他们是你的爸爸或妈妈，都不重要。” 不被欢迎的“死亡天使” 20年前的台湾，死亡还是一个敏感话题。人们通常因“晦气”，对此避而不谈。也是最近十多年，卢致宏这样的特殊清洁员及遗体整容师等职业，频繁出现在台湾公众视野，“死亡，开始变得可以被谈论。” 卢致宏创办的“攸歆特殊清理”，是台湾第一家清理孤独死现场的公司，服务项目包含生前整理、遗物整理、特殊清扫和垃圾屋清理，范围囊括全台湾的所有城市与乡镇。 采访时，他不愿直接聊具体报价范畴，某种程度上这算是“行业机密”，只表示，报价多与少，通常要考虑委托人的距离远近、房屋面积大小、污染源的扩散程度、异味严重程度等，就连委托人家住几层，有没有电梯也要评估在内。 比如运送垃圾的中小型卡车，一趟要差不多5000元人民币。上个月，卢致宏处理过一个清洁现场，用了10辆车运垃圾——这意味着即便不计算其他费用，光是垃圾清运，委托人就花了5万人民币。 团队里现在一共14人，大多来自底层，有的还是聋哑人和抑郁症患者。这些年，成员们进进出出，他也早已习惯这份工作的较大流动性。 网络图片 与人谈钱，在每个环节都不容易，尤其是和房东的沟通。直到现在，接到的每一通电话里，对方都要不断杀价。有些人甚至在听到清洁费用后，大骂他“土匪”，“趁火打劫”。 最让卢致宏感到为难的，是有时不知道该如何收费。他有遇到一种情况，委托人是一个8岁孩子的邻居。父亲在家中过世后，读国小的儿子整天在家里哭。一开始没人在意，以为是调皮的孩子“正在被教育”。 那次的费用，卢致宏不知该向谁开口，“这不是邻居的问题，我们不能跟邻居收费，可是孩子还小，更不可能跟他收费。”最后，他只象征性地向邻居收取了一点钱。 面对孤苦的老人同样如此，“我们可能整场做完只收个1000块台币，大概200块人民币这样子。”林正尉也清楚做特殊清洁的处境，“这种委托都是赔钱的”。 某种程度上，特殊清洁员还承载着纾解逝者家属悲恸的任务。通过清理现场的遗留物，判断逝者死亡前的状况，他们能更好地帮助家属探寻一些答案，乃至送出一丝慰藉。 卢致宏曾去到一位因心肌梗死去世的父亲家中。老人六七十岁，住在台北的乡村，儿女均在城市打拼。父亲离世仓促，三个孩子没能守在跟前，为这一点，他们心存愧疚，各自抱怨着“后悔”。 不愿看他们沉湎在自责中，卢致宏突然打了个岔。“你们来看，这是你们几岁时画的？爸爸有帮你们收好。”一些彩色的风景画里，有黄色的太阳，灰色的木屋……翻阅着儿时的画作，大女儿和二女儿从当前的情绪中抽离了出来，她们感慨“爸爸有心”，并一起讨论着，哪张画出自自己之手，当时自己几岁。 同在现场的林正尉，也目睹了那一幕，“其实做我们这一行，有一个哲学观或价值观，就是要让活着的人继续好好活着。” 林正尉原本从事艺术工作，是一名策展人。经历了全球新冠肺炎时期的无常后，他于2023年加入了卢致宏的团队。 林正尉还记得第一次去现场前的慌张。逝者是一位50多岁的美国人，在出租屋办公突发疾病，被发现时已亡故多日。幸运的是，在他入户前，卢致宏基本上做完了污染源的清理。“当时味道已经很少，但还是会有一些蛆虫从水泥地的缝隙跑出来。”林正尉只需要做最后的收尾工作，来练习上手。 尽管如此，初期的他还是有些难以适应。工作时，林正尉总是想象着这些“孤独死”的逝者，而自己被关在密闭的小空间里，一待就是一两个小时，等同于陷入另外一种孤独。“我们穿的衣服很笨重，蹲一个小时是很考验耐力的。” 有时候，即使到了清洁现场，若发觉委托人高高在上的姿态，卢致宏也会带着团队离开，甚至会和客户爆发争吵，“不尊重我们，就没有必要忍着，我们是付出身体健康去做这份工作的。” 每年夏天，都是特殊清洁员最辛苦的日子。担心尸臭味会随着空调水管排到室外，影响周边居民的生活环境，他们从来不敢开冷气。窗户也要紧闭。有一次，林正尉刚进入现场几分钟，就热到痉挛，“简直比蒸笼还热”。 他记得卢致宏有一回连续工作了两三个小时，离开现场后，一脱下雨靴，汗水像雨水一样从鞋口流出来。 但从业以来，特殊清洁员一直伴随着被轻视或污名化的过程。有些人会把他们等同于“死亡天使”。偶尔，卢致宏工作的过程中，还会被逝者的同楼层邻居跑来骂。 但卢致宏视自己为拼图者的角色，清洁的过程，如同置身考古现场，通过挖掘屋主的所有物，得以让对方的面貌轮廓变得醒目，以此拼凑出逝者过往的人生。有时细致到对方做什么工作，有什么样的饮食习惯，爱穿什么风格的衣服，好似一个鲜活的人在和自己打照面。 “一个帮政府擦屁股的角色” 对卢致宏而言，与亡者打交道，他早有渊源。大学时，他就填报了生死系。父母听说后，“气得要死”。在父辈的价值观里，那属于鄙视链最下层。卢致宏却一再让他们失望。毕业前夕，他去殡仪馆实习，做一些接运遗体的工作，之后转正，成为一名正式员工。 等过了30岁，卢致宏看着很多殡仪相关科系的人出来做同样的事情，尤其是后来台湾地区推出了所谓的证照制度，“几乎都能拿到执业证”。这让卢致宏产生一些危机感，认为它是个替代性很高的职业。 而特殊清洁，至少在当时的台湾，算是一个空白，“没有人愿意从事那样的工作，那我可以做做看。”卢致宏一脚踏进了新的领域，开了公司。 即便台湾如今的特殊清洁领域，已有不少人的加入，但总体而言，人们会把它归结为“家政服务”，“认为我们是很低廉很低级的工作”，且短期内，无法得到改善。 台湾一个殡仪从业者曾评价，特殊清洁，仅仅是把东西丢光而已。这句话让卢致宏感到不快，“如果只是丢光东西，那找一些工人来做就好了，我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创业早期，卢致宏甚至幻想过，这份工作他要干一辈子，直到做不动为止。现在，他已经开始痛恨起自己的职业，“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我才有生意可做，才能接到委托。如果因为案件委托量少到已经让公司撑不下去，就代表是哪里改善了。” 他想起周星驰在《武状元苏乞儿》中的一句台词：如果你真的英明神武，使得国泰民安，鬼才愿意当乞丐呢。 2000年，中国已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有研究预测，2030年独居人口数量或将达到1.5亿-2亿人，独居率或将超过30%。台湾地区的数据显示，2023年，台湾一人户家庭数量达到332万户，占总家庭户数的36%。 曾做过相关议题研究的高雄餐旅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助理教授林玫君，归纳出“孤独死”的七个可能成因：独居比例攀升；终身未婚者增加；缺乏经济来源；中年离婚率增加；个人特性；不健康余命延长；老老照护。 在台湾，当一位逝者被发现，且无人料理后事时，房东或社区会先打电话报警。之后，片区殡仪馆把遗体接去，由法医鉴定死因，开具死亡证明。后续的火化、安葬工作，也是由殡仪馆承担。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台湾有在做一些预防和延缓“孤独死”的举措。如一些流浪街头的个案，会由非营利组织牵线搭桥，解决租房难的问题。林正尉解释，“这些组织会帮忙做他们的担保人，以组织的名义跟房东签约，房东就不会害怕人突然跑了，交不了房租什么的。” 除此之外，当地类似于大陆的社区、街道办事处等政府部门，也会和做特殊清洁的团队保持合作，争取延缓部分人的死亡时间，降低“孤独死”的可能性。 如发现某户家庭有独居者，且被定性为囤积房，里长（社区负责人）会邀请卢致宏帮忙做好住户的清洁和整理工作。 “没有人愿意这样子死。我们也没有多么伟大，也需要赚钱吃喝。”卢致宏说自己目前所扮演的是一个善后者与过渡者的角色，“说难听点，是一个帮政府擦屁股的角色”。 就在清明节前几天，卢致宏还接到西安某民间单位的讲座邀请，分享他在台湾的经验，“因为大陆现在空巢老人的问题很严重，他们单位想要了解台湾情况，做一个教育培训。” 林正尉参与过一次这样的救助。那是一位90岁左右的贫困老人，家里没水没电，垃圾堆满房屋。社工每天送便当过去，老人默默接受，但面对大家提出的清洁建议，她一概拒绝。 “但她的生活实在太糟糕了。”林正尉记得，持续沟通了三个月后，社工把老人哄骗出去，这才给大家腾出了改造房间的空隙。 那次的现场，他们给老人换了新家具、家电，浴室里安装上了无障碍扶手。等到傍晚老人进门时，看到用遥控器操控的日光灯和冰箱里新鲜的食物，对着一屋子人露出了笑容，“她还告诉我们，已经好几年没吹过冷气了。” 作为死亡的间接见证者，卢致宏对于“孤独死”有着不同的理解。在他看来，判断一个人是否“孤独死”，一个重要的依据是：TA在生前是否孤独。而两者间的区别是，“有些人是享受孤单状态的，它跟‘孤独’不是一回事儿。” “假如一个人自愿选择了享受独居的生活，有天却意外离世，这样的死，不应该被叫作‘孤独死’。反而是那些被社会所遗弃和遗忘的人的死，才是‘孤独死’。”卢致宏说。 但面对真相是更难的。卢致宏的观察是，可以预见未来会有大量的人在家中死亡，但“没有人愿意去提这个问题”。一个细微的体现是，有人在死去后，邻居都不知道隔壁曾住了谁，“他们唯一有印象的是，TA已经死掉了。是男是女，他们那时候才知道。” （陈秋艳、张德明、孙哲为化名）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冷杉RECORD
网络图片 1983年，苏布的第五任头目安德罗波夫在全会上问道：你们谁还相信共产主义？现场无声的回答，其实比任何批评都更具有毁灭性。”意识形态的崩溃往往先于政权的瓦解。”这是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的论断。 苏联的民众，白天在单位纵论宏大叙事，晚上回到家在厨房做饭时，便换了一副面孔，开始抨击社会的各种不公现象，交流听到的各种政治笑话，这便是著名的厨房谈话。 苏俄的六朝元老阿尔巴托夫，评价这一现象时说：这是全民参演的一出荒诞戏，人们其实并不相信。正如著名的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在《极端的年代》中所说：苏联的失败，不是军事的失败，而是意识形态的破产。 苏联的意识形态，曾经非常自豪的以历史必然性自诩，但在20世纪末却遭遇了全面崩塌。但这场崩塌并非是偶然，而是政治失信、经济失效与精英失节三重维度交织的必然结果。 网络图片 第一、政治失信。 1956年，赫鲁晓夫掀开了苏联意识形态的神圣面纱，露出了恐怖真实的面容。当秘密报告传遍东欧时，有个记者感叹道：我们仿佛才突然发现，自己虔诚信仰的圣像，背后竟然是个魔鬼。 1981年2月，勃列日涅夫公开自称：我就是沙皇。可是1982年，苏联成立65周年红场阅兵时，勃列日涅夫拿反了讲话稿却浑然不知，这个画面传遍了全国。当领导层成为行走的讽刺漫画时，意识形态的神圣性自然就荡然无存。 阿富汗战争成为了压垮苏联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最后一根稻草。参战的士兵纷纷在家书里写道：我们在这里保卫的，究竟是革命的理想，还是官僚集团的野心？我们为之战斗的神圣义务，不过是老头子们的权力游戏而已。 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青年们高喊：我们要真正的社会主义。这句口号暴露了民众对苏联意识形态的根本质疑。波罗的海三国、捷克等国家的胜利更是证明：工人阶级可以不需要所谓的先锋队领导，就能实现自我的解放。所以当意识形态成为统治的工具而非批判的武器时，自然就丧失了生命力。 网络图片 第二、经济失效。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宣称已经进入了发达的社会主义，但现实却是排队成为了全民的日常，莫斯科市民年均排队时间长达1500小时。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承认：当商店货架空空如也时，任何意识形态的说教都是那么的荒诞可笑。 农业集体化的历史创伤更是难以治愈。强制农业集体化导致的大饥荒，夺走了数百万，甚至上千万生命。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中愤怒的写道：当权者用意识形态的镰刀收割的，不仅是庄稼，更是人性。 1989年，圣彼得堡工学院举行了关于苏联制度优越性的辩论会。当专家高举《资本论》证明计划经济的优越性时，一个学生现场展示了一个走私得来的日本随身听，并说道：这个微型的精密设备，我们的计划经济现在能生产吗？顿时，会场鸦雀无声，意识形态的漂亮话，在技术代差面前显得是那么的苍白无力。 随后，这个学生给出了致命一击的疑问：如果解放人类，就是为了让日本人过上我们这样的日子，那解放人类还有什么意义？我每次见到日本和西欧的商品时，都觉得他们不需要我们去解放，而是我们需要他们来解放。 网络图片 第三、精英失节。 苏联培育了以意识形态为特权的官僚集团。这个集团自苏联的建政之日起诞生，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达到腐化的巅峰，这批精英约300万人，他们端坐于苏联金字塔社会的顶端。 特权精英的形成，直接撕毁了平等的承诺。他们可以享受全套的特供服务，子女也拥有红色降落伞体系。比如特权阶层人均消费是普通工人的400倍。小白桦商店的数据显示，特权家庭消费了全国95%的进口奢侈品。这种制度性的腐败，彻底消解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政治伦理。 1990年6月，在一次“苏布代表谁的利益”的民意调查中，认为苏布代表工人的占比4%，代表人民的占比7%，代表官员的占比高达85%。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政府中75%以上的高官都是苏联时期的高官。俄罗斯97.2%的富豪是原来苏联的干部，剩下2.8%则是干部的亲属。 在总结苏布垮台的原因时，有这样一个基本的共识：苏布的精英们，张口就是大义所在，闭口就是历史必然，理论冠冕堂皇，极尽人类美丽言辞之能事，但却口是心非、言行陌路。 1986年，莫斯科音乐节上，时间机器乐队演唱的《转变》引发了全场的共鸣，”我们厌倦了等待承诺的明天”，这句歌词道出了苏联青年人的迷茫。”我们要真相、不要口号”，成为了时代的最强音。 当莫斯科市民在寒风中排队购买面包时，当小白桦商店把普通人拒之门外时，苏联意识形态的祛魅便早已悄然完成。正如撒切尔夫人在1984年的论断：苏联的意识形态早已失败，只是在等现实的追认而已。 所以当1991年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时，2.8亿苏联人无人走上街头抵抗。这个用70年构建的意识形态帝国，最终在真理与谎言、理想与现实、承诺与背叛的撕裂中，完成了自我证伪的历史循环。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捉刀漫谈max
网络图片 来源：第十六届新东方家庭教育论坛 主题：《家访五年，日常生活如何塑造立体的人》 演讲嘉宾：黄灯 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我的二本学生》作者 我对教育理解的起点 我是一个语文老师，我的专业是中国现当代文学，2005年博士毕业以后我分到了广东的一所二本院校任教。 我以前不知道我能当一个老师，也不知道我那么喜欢教书，大概教到第10年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实在有太多话要说，所以就写了《我的二本学生》这本书。 尽管我对教育学的原理没有深入的研究，但是我有特别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在这里跟大家汇报一下，我将近20年在二本院校和职业院校的一些观察。 一、我对教育的理解，来自对学生的观察，以及和学生共处对自己的唤醒 作为一个老师，说句实话，我对社会安全感的边界就是来自于对学生命运的感知，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社会好不好，就看我的学生去向好不好，简单来说就是工作好不好找。 二、现在学生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呢？ 说真话，我作为大学老师教学时非常困惑的一件事情就是：台下的学生不动，上课看手机，你问他问题，他不回应，似乎对什么东西都没感觉。或许有百分之六七十的学生对所有东西都没有兴趣，也不谈恋爱，你问他以后干嘛，他就是无所谓的样子。 当然现在工作不好找是客观条件，但另外一方面，我们明显感觉现在年轻人的元气丧失得很厉害。我一直觉得，应试教育的后果就写在大学生的眼神里面。我们只知道把孩子送进大学，但是孩子在大学里面是什么样的表现呢？看一个孩子有没有培养好，并不是看他有没有进大学的门，而是看他以后能不能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能不能成为一个有创造力的人。 作为大学老师，我有时候感觉很难熬，发现怎么教都教不动那些孩子。这是什么原因呢？我也特别理解，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17岁孩子的妈妈，他不算被鸡得特别狠，学校对他们也很宽容。但是有一次我问他：“你们学校的同学是不是真的热爱读书？”他说：“妈妈，你要我说真话，我们班上可能真正喜欢读书的不会超过两三个。”我觉得现在的孩子不爱学习不怪他们，但问题出在哪里，我不知道，也解决不了。 我上课的时候，最害怕的就是学生眼神冷漠，你问什么，他都不回答，因此我上课要做很长时间的心理建设，要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集中起来，尽最大可能点亮点燃他们。但一个老师不可能永远保持那种状态，所以很多跟我性格不一样的老师，会觉得教书教得特别累，这很容易导致职业倦怠的时间提前。 在《我的二本学生》里面有一段话，到现在为止我还坚持这个判断： “在具体的课堂里中，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场慢性炎症，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抗生素、激素，到大学时代，终于结下了漠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恶果。” 这是我观察到的真实，也是我很多同行的共同观察。 网络图片 课堂即田野： 《我的二本学生》中的教育观察 一、同样的起点，让我感受到一种现实：文凭快速贬值 俞老师和梁建章老师，他们都是名校毕业的，我的第一学历其实是专科，岳阳大学的，现在学校已经没有了。我从小到大身边的人大都是普通人。 一个基本事实是，能考上北大清华的人非常少。中国现在有1000多万大学生毕业，但是大家可能没有注意过，985、211的大学生比例不到5%，百分之九十多都是普通院校的学生。如果按这个逻辑来看，不上重点大学，难道我的孩子就没有出路了吗？事实上普通孩子也需要在社会上生活，还是要给这个国家做贡献的，是这个国家最主要的力量。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也是第一学历不好的，我的学生也是在二本院校和职业院校读书的，过去这么多年，他们有没有像我这样，能够依赖教育红利去克服各种困难呢？我得出的结论是，现在的年轻人是非常难的。我有一个学生亲口说，“黄老师，我再也不可能像你这样了。”他是我在广东金融学院教的一个学生，智商很高，各方面都很优秀。 还有一个问题，高校扩招以后，念大学和年轻人的命运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前20多年，因为我们刚好需要很多受教育程度很高的劳动力，所以就通过扩招来弥补；但近几年经济放缓后，大学生不好就业了，这个矛盾就暴露出来了。现在事实是这样，我们该怎么面对？ 二、两个班级：班级的氛围差异、学生精神状态的改变、就业去向的改变 我在《我的二本学生》里面写了两个班，一个是06级的，一个是15级的，中间隔了9年，在回忆里这两个班级给我的印象不一样。 06年的那个班是2010年毕业，那个时候，孩子还有一些很俏皮的行为，我们班还有一些学生不上课。我甚至觉得学生逃课是一个很好的行为，我一点都不反对，因为学生逃课表明他对课堂是有反应的，逃课是因为他觉得这个老师讲得太水了，他不想听，觉得浪费时间。我觉得学生有这种反抗性，表明他还有生命力。 但现在很多学生听课，他的心在外面，他看手机，不思考问题，不做深度思考，也不链接别的东西，这种麻木比反抗带来的后果要严重很多，更不要说学生的精神状态了。 还有，我的第二届学生和第一届学生比较起来，他们的就业去向明显差了很多。 三、基本趋势及反思 我们的学校教育不仅仅是教育，更是社会末端的一环，它背后是千丝万缕的东西。 学生就业能怪学校没教好吗？无论学校教得如何，学生都有可能找不到工作。我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学校教育已经越来越显示它是有限度的。 我们中国的高等教育的发展是非常快的，也就是近几十年的事情。我童年阶段在我外婆家待了十几年，我印象中当地那个村子里的年轻人没有一个上大学的，也没有上高中的，偶尔有几个初中毕业生，但他们现在也是生龙活虎的。几十年后回过头看，其实那些没有读大学的人在社会上也立足了。 我的一个感觉是，现在过于强调上大学的作用了，以至于家长有一种执念，就像宗教信仰：我的孩子必须上大学、必须考好大学，如果成绩不好，天都要塌了。其实这是有问题的，年轻人的出路和上大学不能完全画等号，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年轻人的成长，他怎么样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这是跟教育有关系的。 具体而稠密的日常生活 如何塑造“立体而丰富的人”？ 我去家访，可能会有人觉得太多事了。事实上我从2017年开始去学生家，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教育，也是丰富我教育维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 我为什么要去学生家？如果说《我的二本学生》这本书呈现了学校教育的有限性，我特别想知道，在一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到底给他们留了什么样的空间？ 我跟大家讲一些直观的观察，我们现在要想的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帮助年轻人安身立命，让他们内心很安定，觉得活着有意思，也愿意结婚、愿意生孩子。 一、三个男孩的创业故事 讲讲我教过的三个学生，他们在社会上立足的故事。 第一个学生黎章韬，他是云南腾冲的，我教的2010年中文班的学生，当年他可以上云南师范大学，但想到沿海地区读书，所以去了我们学校。 2014年我得到一个消息，他回老家去了。他本来在广州找了一家特别好的银行，他妈妈很开心，觉得很有面子，我的儿子在一线城市读书了留下来了！我一直不解他为什么要回去，直到2017年，有一次他微信联系我，说让我去他家看一下。我跟他聊，跟他父母聊天，观察他的生活状况。 在我去的时候，他妈妈内心还不服气，觉得自己儿子的大学白读了。但是他爸爸很开心，他说：“我跟我儿子像兄弟一样。”他们家在云南腾冲，跟缅甸很近，家里有个木工坊。多年前他爸爸去缅甸伐木的时候伐了一个金丝楠木，老板没有钱就给了他很多木头，就这样陆陆续续20多年积累了一些木头，慢慢地把木工坊开起来了。 我问章韬，“你们街上有那么多人开木工房，他们没有读大学，你在广东待了4年，结果你回来跟他们干一样的活，你后悔吗？” 他说：“黄老师，我一点都不后悔。” 他讲了疫情期间，因为他懂微商，全国各地很多客户在没有跟他见面的情况下借钱给他，买他的东西，甚至教他投资，这个现象彻底改变了他妈妈的看法，他妈妈以前一直觉得无商不奸，“不认识你，凭什么借钱给你？” 我说：“章韬，你真正的成长是从大学毕业以后才开始的。” 黎章韬的成长，社会教育给了他很多滋养。他在跟客户交流的过程中间，成长得很快，而且很快就结婚了，现在有了两个孩子，经济条件也不错。 我们聊起他在广州同班同学的近况，他说：“我回来对了。” 网络图片 我觉得特别安慰，他过着一种特别有机的生活，不能按成功学的观念来评判。 还有安徽的何健，他中文成绩很好，属于真正热爱的。 当年他考广东一所非常好大学的研究生，虽然考了400多分，但因为一个名次的差异没被录取。我问他需不需要帮助调剂一下，他有名校情结，不去。然后到东莞开了一家教育培训机构，他没有开学科类的，而是专门教孩子读古文，恰巧避开了“双减”的冲击。还因为他是做国学教育的，受到当地政府的重视。 经过几年，他朋友圈里一会儿是给爸妈买房了，一会儿是自己在东莞买房了，一会儿买车了。 我想为什么何健能做成这个事情？我去到他们家，跟他爸爸妈妈聊，他在12岁的时候就是留守儿童。在农村，如果家里没钱，就算再会读书也没用，所以他一个12岁的男孩子，在村里熬了6年才考上高中。但是那个大家庭给了他很多支撑，尽管他父母不在身边，还有别的亲戚帮衬，他的家族特别团结。他妈妈曾给我讲，她在贵州打工的时候生了病，整个家族凑钱把她救了回来。我去他家的一个强烈感觉是，何健这个孩子，不是他的父母在托他，而是整个家族的人在托他。所以他在东莞做得还不错的时候，对他整个家族都有特别感恩的心。 网络图片 再讲一下于魏华，魏华的父母身体不太好，眼睛有残疾，所以没有办法在东莞进厂打工，只能摆摊，魏华在几岁的时候就跟爸爸妈妈一起摆摊。 因为摆摊，他很早就很有经济意识了。小学就已经会赚钱，当然那个赚钱的渠道不太好说——就是帮别人做作业。因为他的学校有很多东莞小老板的孩子，他们不愿意读书，他就帮人做作业，然后把钱存起来。他爸妈都不知道他有这么多钱。 他会观察父母是怎么赚钱的，他说：“黄老师，你都不知道摆地摊的利润有多高，只要有人流，利润是超过100%的，一个指甲剪进的时候只有5毛钱，但是我爸爸有可能卖2块钱。”而且东莞的工厂特别多，他爸妈又很灵活，有一段时间贩卖服装，那时候没有网购，打工仔、打工妹的服装都是通过地摊购买，所以他的商业头脑就特别敏锐。上大学以后，他说：“我以后不要单位的，我一定会创业。” 他的家庭是特别普通的家庭，跟我们班上另外一些学生比较起来，我会觉得他的成长要素里面最不同的地方，无非就是，他从小会观察他爸爸妈妈的日常生活，会自己去思考，会去想真正的生存该怎么办。 他大学毕业以后，在深圳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我的书有很多盗版，他就自告奋勇地要帮我维权。 黎章韬、何健、于魏华，都是来自特别普通的家庭，跟媒体上见到的很多年轻人比较起来，我觉得他们身上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如果从社会结构的层面来看，他们的家庭背景都很一般；但另外一方面，如果从现在大学生去向的整个结构里面来看，他们还是过得可以的，不管是从经济条件上，还是从人的成熟度，以及融合社会的顺利程度，他们远超同龄人。 二、来自家庭滋养的共同特点 我去过20多个学生家，我观察这些孩子到底跟别人有什么不一样呢？跟上午很多老师讲到的一样，我非常有同感，就像梁老师说的大国有大家，刚才都提到家庭被瓦解掉，隔代抚养被控诉，但我在学生这里看到的真相是，这些东西非常具有力量。 （1）丰富的人际网络 例如，何健家虽然只有一个孩子（后来他妈妈在他十四五岁时又生了一个男孩），但整个家庭的人很多。 回想我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我发现我们村里没有抑郁的孩子。看起来傻傻的孩子，我们也带着他一起玩。我觉得，特别多人的群体，很自然的人际网络，本身对小孩来说就是最好的滋养，打架也能自己处理好，孩子基本的公正公平，对规则的维护，都是通过游戏达成的。 但现在很多孩子童年是没有这些保障的。我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广东，有五六个孩子的家庭非常多，基本没有独生子女，所以广东的孩子可能更自立一些，他知道让自己怎么活下来，不读大学也会活下来，那种意识更强一些。 （2）劳动教育的力量 我的书里也写过另外一个男孩子，来自台山的罗早亮。 我去他们家的时候，他妈妈反复跟我强调一句话，孩子必须学会做饭。他儿子在高三的时候依然会被他的妈妈叫回去参加农业劳动。 他也跟很多学生一样，在2019年毕业后，找工作折腾了很多时间，最后在当地小学找到了一个有编制的学校。他很开心，尽管是学中文的，校长让他教数学，他就去教数学。他还很有公益心，因为学校前面的立交桥没有红绿灯，他会担心孩子上学路上的安全问题。学校很偏僻，平时只有他一个人，但他内心特别的笃定，没有任何的抱怨。 我就想起了他妈妈的话，想起了他整个家庭教育所给予他的最后的依托，来自日常生活的，我们看不见的很细腻的、很细节的，但是渗透式的，而非灌输式的因素。支撑一个孩子在社会上立足最根本的东西，有可能不是数据特别漂亮的、名号特别光鲜的东西，有可能就是他很勤快，有可能就是他很善良，有可能就是他人际交往能力特别强，有可能他很有同理心、讨人喜欢，别人愿意跟他来往。这些在日常生活里被家庭无形滋养的素质在滋养他们。 网络图片 （3）亲子陪伴，尤其是祖辈的情感滋养 我在广东生活了20多年，观察到很多来自农村的学生，祖辈的情感滋养，帮他们跨过很多人生的难关。我以前没那么深的感觉，但是我去学生家以后，亲眼目睹他们跟爷爷奶奶的相处后，我就说不用担心，你们在社会上一定是可以立足的。那种强烈的、非常深厚的、祖辈无条件的情感滋养，对一个孩子来讲简直太重要了。 我小时候也是这样。我快8岁才上学，我爸爸都忘记送我上学了，是我舅舅提醒他，然后送我跟两个表妹一起上学。我外公外婆对我很好，尽管我七八岁一个字都不认识，也不知道加减乘除为何物，但是我真正享受了非常华德福的教育，现在看起来教育理念非常先进的环境。可是那些东西在整个教育表达里面，它的价值是被低估的。 （4）父母传递给孩子的良好习惯及正确价值观，在关键时刻为孩子托底 我好多学生的家长都会说，我一定要让孩子做个善良的人，不要怕吃亏。在关键时刻的那么一点点利他心、妥协和让步，可能就给了孩子新的机会。 我在《去家访》里面写到了一个女生，她是家里的老大。 她当年去中建五局实习的时候，来了很多211和一本的学生，她是一个专科生，但二三十人里面就留下了她一个。她问老总：“为什么最后是我留下来了？”老总说：“你是所有大学生里面唯一一个可以帮前台水桶换水的人，特别勤快，我就想招一个这样的人。”他们单位想招一个特别可靠的人做财务工作。所以她很快入职了，年薪还蛮高的。 她家里比较穷，上学的时候我们给了她勤工俭学的机会。暑假时她会把老师办公室所有的窗帘拿到宿舍里洗干净。没有人要求她这样做，但她觉得应该这样做。她特别可靠，人品特别好。这些不能进入到特别光鲜评价指标的品质，可能就是决定一个孩子最后能不能在社会上扎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 我刚刚所讲的那些学生，在别人眼中，他们统称为“懂事的人”，在我眼中，他们是一群内心柔软、情感丰沛、充盈责任感而不乏力量的人。 这么多年，我有一个特别强烈的感觉：一个孩子，即使他没有热爱的东西也没有天赋，但他如果有很强的责任感，一样有往前走的动力。怎么培养这个责任感？我很多学生是来自于家庭的支撑。比如说我的学生何境军，他说他是个“烂仔”，但是高中他突然醒悟过来，就是因为他的爷爷被欺负了，为了爷爷他要好好读书。第一年考大学他没考上本科，他就复读了一年，因为他奶奶说他们家没有一个大学生。 网络图片 如何助力年轻人安身立命？ 一、回到教育的本质 我特别赞成成人比成才更重要，我们要先考虑成人的问题，再考虑成才。以前的人就算不成才，也不会太差；如果不成人，所谓的成才也是空中楼阁。我觉得一个孩子的创造力离不开充沛的情感和自由的心灵，如果孩子没有情感、也没有自由的心灵，他是不可能有创造力的，这是我感触特别深的地方。 二、家庭要给孩子们一张厚厚的精神垫子 家长要给孩子搭建精神的垫子，让他们的生命充满弹性和伸缩性，给予他们爱的支撑，而不是抽空他们精神的垫子，让其处于“孤立无援”的心灵境地。 三、警惕鸡娃对于孩子觉醒能力的破坏，呵护孩子的元气 作为一个家长，我觉得不要太去鸡娃，根据我的观察，其实鸡娃没有用，就像打激素一样，当时有一点点用，只要把时间拉长几年，它的作用基本就失效了。 四、学校：尽可能在夹缝中给孩子更多透气空间 我建议，咱们的学校尽可能让学生多一点自由，让他们多玩一下，下课的时候不要管那么紧。他们可能到大学里面就会更活泼一些，更有创造力一些，更觉得活着有意思一点。 五、社会筛选的网眼要大，给年轻人更多容错空间 我们社会要给年轻人更多的包容和接纳，不要用太细的标准去筛选一个人，没必要的。应该小心翼翼地维护他们的心灵生态。 教育真的是一件特别实在的事情，要靠我们具体的人去做具体的事情，教育要靠所有人一起去推动。希望我们能够共同努力，尽可能给我们孩子一个稍微好一点的前途。 谢谢大家！ 网络图片 作者：新东方家庭教育主创团，新东方家庭教育（ID：xdfjtjy），传递专业家庭教育理念，提供海内外家庭教育资讯，分享可吸收、可操作的方法和建议。让持续地学习成为家庭的习惯。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C计划
网络图片 文｜李宇琛 三月，春回大地，按说该是万物复苏。但有些地方的法槌落下，却带着点倒春寒的凛冽。告别这个魔幻的三月，盘点那些法治舞台上的奇景，你会发现一条简单粗暴的逻辑正在上演：我审故我在，你辩故你滚。 这不是演习，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剧，主角们身份各异，有法官，有九旬老母，有“被指定”的被害人，还有一群即将拿着二维码的律师。 剧本第一幕，发生在河南南阳。 主角叫毕祺祺，是个90后法官。他妈冀廷梅，一个曾经带着乡亲们搞玉器市场发家致富、拿过各种表彰的能人，突然就成了“黑老大”。 连带着十几个亲戚，咔嚓一下，全进去了。 毕法官觉得这事儿不对劲。母亲冀廷梅搞的市场，商户们交管理费，按材料里的说法，七百多个商户都站出来说“我们自愿的”，没觉得被强迫。可警方不信，非说这就是强迫交易，是涉黑，还放话威胁证人： “你港片看多了，以为请律师有用？” 甚至连律师都被围堵，被称为“假律师”。 毕法官寻思，别人不顶用，亲儿子总得上吧。刑诉法和司法解释写得明明白白，法院工作人员可以给近亲属当辩护人。这在法律圈，基本算道送分题。他把申请递到南阳淅川法院。结果，法院拿着这道送分题，愣是做成了一道： 奥数压轴题。 苦思冥想了一个多月，法院就是不给答复。上一级法院也打太极，“等回复。” 一个法官，想在法律框架内救自己的妈，发现自己被自己服务的系统给“等回复”了。这扇门，对他这个“内部人”都关得严丝合缝。 毕法官心里苦，但估计说不出。他爹妈被抓三年，他一直试图在体制内沟通，结果发现，越温和，越容易被当空气。 这扇门背后，可能藏着法院的难处。最大的难处，也许是怎么在不得罪某些力量的前提下，把程序走得像那么回事。 毕竟，南阳这案子，怪事不止一桩：七百证人不如几句恐吓，律师阅卷难，看守所玩失联，案子还能拆开审： 程序正义？那是什么，好吃吗？ 所以，毕法官能不能给他妈辩护，这真不是法律问题，南阳法院在等什么？等风头过去，等大家忘了，等冀廷梅家属自己放弃？ 毕法官的遭遇，像投入水池的一块石头，激起的涟漪不止一圈。 第二幕，舞台转到浙江温州苍南。 这里有个更魔幻的角色，叫王建东。他身兼被告人何华芳的丈夫和“被害人”双重身份。你说这剧本写得巧不巧？ 更巧的是，王建东作为“被害人”，想在庭前会议说句良心话：“我没被骗，没损失。” 法院直接给他来了个指令，不准说你没被骗，也就相当于说： 你只能支持、赞成、同意检察机关的意见。 任何不同意见，免谈。 这操作，让人梦回古代公堂——“大胆刁民，还不从实招来？不招就大刑伺候！” “兼听则明”的老话，看来没传到苍南。他们可能觉得，司法效率更重要。什么叫效率？就是大家都别废话，跟着检察院的调子走就对了。 王建东的律师想较真，提了管辖权、证据、公开审理这些基础问题。法院更干脆，直接把这些定义为“辩护意见”，然后以此为由： 剥夺了律师的出庭权。 这逻辑闭环了：被害人必须同意检方，律师质疑就是捣乱，捣乱就别来了。齐活。 所以你看，有时候，“被害人”这顶帽子，是你想摘都摘不掉的。你明明没觉得疼，有人非按着你说： 你疼，你必须疼！ 第三幕，舟山中院。 九旬老母何英，拄着拐杖，颤巍巍地要给儿子林军丞辩护。儿子被控敲诈勒索，说是跟舟山首富和海航讨债讨成了敲诈。老太太不信。 法院规格挺高，常务副院长亲自坐镇。一开始也挺客气，法官同意老太太当辩护人，口头也答应了可以复制案卷。 老太太心里刚热乎一下，没想到院长王良军发话了： “不允许复制，只能在阅卷室查看。” 法条上白纸黑字写着，亲友辩护人“经法院许可”，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案卷。关键就在这“经法院许可”五个字。 解释权，看来牢牢掌握在院长手里。 于是，九旬老太太，得在十五天（扣除周末只有十来天）的庭前准备期里，每天跑到法院，一个字一个字地手抄堆积如山的案卷： 这哪是辩护？这是对老太太进行体能极限测试。 法律给了权利，现实砌了堵墙。这墙不高，但对一个90岁的老人来说，就是天堑。最终辩护效果如何？大概率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你看，法院可以让你辩，也可以让你辩不成： 手段多得是，总有一款适合你。 第四幕，视角拉到更宏观的律师群体。 安徽蚌埠司法局灵机一动，给律师们发了个专属“健康码”。以后，律师事务所出函，必须带二维码。法院、检察院、公安一看： 蚌埠律师，请出示您的二维码。没有码，对不起，您的业务我们不受理。 美其名曰，“压实律所管理责任，减少私自收案收费”。 这码，仿佛成了律师执业的紧箍咒。以前是认章不认人，现在是认码不认人。万一系统抽风，或者信息录入稍有差池，律师们就得在办事窗口前，体验一把“码到成功”或“码上失败”的刺激。 下一步，是不是要搞律师执业行程码、大数据轨迹追踪？想想都带感。 最后一幕，必须得提提“刑辩不过山海关”的新注脚。 辽宁阜新，退休法官刘学慧被控“滥用职权”。二十年前，他递交审委会后，按院领导指示给一个重病犯人办了取保候审。如今，领导隐身了，他成了背锅侠。 辩护律师李进、杜明怀想调取当年的关键卷宗，法院说： “没有必要。” 开庭时，律师想发言，刚说几句，法官就开始警告。李进律师讲了十分钟，一次训诫，直接被请出法庭。下午，杜明怀律师更惨，五分钟内，八次警告，一次训诫，也被请出去了。 辩护席空了。法官问被告人刘学慧：“你是自己再请律师，还是我们给你指派法援？” 这效率，啧啧。 律师的作用，在这里被压缩到了极致——大概就是来证明一下“我们开庭了，有律师在场（过）”。 刘学慧想喊：“我要我的律师！” 但声音，可能飘不出那个“没有必要”调取证据的法庭。 把这些碎片拼起来看，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法律条文写得越来越细，程序规定越来越全，但实践中，那句“我审故我在”的潜台词，似乎总能压倒一切。解释权和自由裁量权，有时像个巨大的黑洞，把本该属于公民的权利悄无声息地吸进去。 南阳的毕法官还在等回复；温州的王建东被迫“同意”；舟山的老母亲仍在手抄；蚌埠的律师预备扫码；阜新的刘学慧面对空席…他们都在各自的剧本里挣扎。 这出戏演到最后，主角光环似乎只打在那个高高在上的“我审”之上。至于其他人？无论是想说话的律师，喊冤的家属，还是试图自证清白的被告，剧本给他们的最终指令往往异常清晰： 你辩故你滚。 法槌落下，有时宣告正义，有时，也像重重关上的门。门外的人，看着门里模糊的光影，心里五味杂陈。至于那杆叫“公平”的秤，秤砣可能早就被锁进某个保险柜了，毕竟，当存在感依赖于审判的绝对权威时，异议的声音，自然就成了必须清除的噪音。 古老的铁门变成了如今更精密的玻璃墙，看似透明，却更难逾越。开锁和关门的手法确实越来越艺术化了，但最终指向的目的地，好像从未改变。然而，铁屋子纵然造得再精巧，密不透风，那偶然从门缝里泄露出来的光，或是几个清醒者绝望的呐喊，也足以让外面的人窥见几分内里的景象。毕法官的奔走，何老太的抄写，被逐律师的背影，还有那七百位证人的发声…… 这些并非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它们是刻痕，是印记。 当“我审故我在”成为一种傲慢的宣告，“你辩故你滚”成为一种粗暴的驱逐时，总有人会记得，总有眼睛在看着。或许今日的力量对比悬殊，公道看似遥遥无期，但正如黑夜里无法完全禁绝星光，至少，三月的这些喧嚣与被压制的喧嚣，让我们听到了沉默被打破的声音，哪怕微弱，哪怕艰涩。至于那杆叫“公平”的秤，它或许蒙尘，或许被藏匿，但总有人记得它应有的模样，并在寻找让它重见天日的机会。 写于2025年3月31日
网络图片 文丨李一鸣 编辑丨杜雯雯 家，房间里的人都这样称呼它。只要你愿意，关上房门，就能自觉进入一种与外界隔绝的生活。大家24小时吃住共居，互称帅哥美女，结伴“奋斗”。 传销窝点是“家”的另一个名字。这几年里，许多青年演员，都因一场不存在的演出或剧目招募，被诱骗至这个西部城市的灰暗一隅。 他们是演艺界中最底层的无名之辈，渴求每一个可能的机会，也顾不上考虑远方未知的风险，先拿下一份工作是更现实的事。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些年轻人默默无闻地成为一批批被“猎杀”的对象，直到不断有人失联，才终于被外界注意到。 即便最终安全离开组织，传销也在他们身上留下印记。甚至有人在逃离之后，会产生怀念组织的戒断反应。 陷阱 从失联到得救，龙丽莎的经历，快得超乎人意料。 除了女演员的身份，她还是中国传媒大学21级学生——这个标签，伴随着她应短剧拍摄招募赴陕西失联的信息，在27日传遍网络；同时期，公众对演员王星被解救的讨论热度并未完全消散——龙丽莎也被网友比作“女版王星”。 仅一天后，龙丽莎重获自由。在28日的媒体采访中，她提到，抵达渭南后曾被控制，后来对方或迫于舆论压力将其放出。但跌入陷阱的不止她一个。 在龙丽莎之前，以《穿越之我成了行首》短剧为诱饵的人，就以相同的剧本、相同的女二号角色，“诱捕”过中央戏曲学院毕业的可怡。除了演员，被类似假通告骗到过渭南的人还有很多，化妆师、灯光、舞美、助理、剪辑，甚至导演。 网络图片 可怡到达陕西渭南，只比龙丽莎早四天。 2月22日晚，她见到了两名自称剧组工作人员的人。深夜，他们要带可怡去“民宿”暂时过夜。下车地点是一片居民区，民宿在一条漆黑的小巷深处。可怡害怕了，加上之前在车上那两人想要拿走自己手机的可疑举动，可怡没有跟他们走，而是自行到宾馆开了房间。可怡躲过一劫。 但小光就没那么幸运了。吸引她赴约的工作机会是“西安丝路欢乐世界演员NPC”。去年毕业后，小光一直没有工作，因为有舞蹈功底，她经常在一些通告微信群里接商演活动。所以那则NPC招募的信息并没有让她怀疑——通告费是300元一天，也是普普通通的市场价。 同样先是两个人接她吃饭，其中一名女生还是小光的湖南同乡。接着打车去民宿，借故拿走手机更改定位，上楼。直到坐在墙皮有些脱落的客厅里，她才缓过神来，“应该是被骗了。” 为了安抚小光的情绪，两名女生分别端来一盆洗脚水和一杯热水。接着，一个男人从卧室中走出，就像电影里常出现的老套剧情那样，告诉她“有一个坏消息，和一个好消息”。 坏消息是，原有的演出机会没有了。好消息，是可以在这里考察一个全新的国家扶贫行业——“中国直销业”。 开门见山之后，男人不再掩饰，他严肃还带着些凶狠地向小光介绍起他们的“事业”，态度和之前接待她的两名女生的热情贴心截然相反。经典传销业务来了——销售产品据称来自“广州汉美”，2900元一套的“酵素化妆品”，买多了就能晋升。 “广州汉美”也是这个传销集团的代号。小光开始审视这个“家”的样貌，她当时还不知道自己会在这里住多久，会不会有人身危险。男男女女都“一坨一坨”盘腿坐在一间卧室的海绵垫上，室内环境和人的穿着看着简陋，但并不肮脏，“看起来并不像是会做坏事的人”。不过从那些人的眼睛里，小光“看不到光”。 广州汉美，对叶飞来说再熟悉不过了。看到龙丽莎失踪消息的那一刻，他脑海里第一时间就冒出了这四个字。 叶飞从事反传销工作十余年，还曾建立过中国反传销网。2024年，他的团队解救了十几个遭遇类似“广州汉美”骗局的年轻人，无一例外，都是以招聘演职人员为由被带进传销组织。 这种模式，在陕西渭南尤其突出。叶飞猜测，有可能是组织内的早期成员出身于演艺行业，拥有业内资源，因此也明白如何让招聘启事看起来更加真实。新人演员们被拉进那间寝室之前，“工作人员”甚至还会有模有样地和他们订立劳务合同。 但对于初入社会的小光来说，这些信息是之后才知晓的，当她那天晚上从男人嘴里听到关于产品的传销话术时，她意识到自己，“可能走不掉了”。 “鱼缸” 几乎每个“家”都一模一样。白墙、白炽灯、木窗框、早已变黑的瓷砖缝和裸露在外的暖气片，显露着90年代最常见的北方板楼风格。 但屋中细节里却透出端倪。卧室铺满彩色的拼接海绵垫供人睡卧，即便有双人床，也得挤下四五个人；厨房里堆积的大包食材只有两种：土豆和白菜；竹筷的数量也在提示，这套仅四十平米的两居室，居住人数远超寻常。 从2024年11月到2025年1月，小光在被称作“家”的出租屋里住了两个月，没有做出业绩，但也没有勇气和能力逃跑。 到“家”的前两周，她最大的困扰是：便秘。但肯定不是因为食物，因为每天吃得都很健康，土豆白菜，不缺膳食纤维——身边人告诉她，每个人刚进来都会这样。 情绪或许是直接因素。小光在里面使用过一个笔记本，第一页写着一个大大的“悟”，下面四段小字：“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得意不忘形 做人不忘本”。这是组织的座右铭。当她表示出对这份事业有任何疑问，“前辈”们都只让她“自己悟”。在组织的话语里，事业就是一切。 组织里要求大家互称“帅哥美女”，而新来的成员之间被要求保持“神秘感”，不能问及过去、交谈时不能出现时间地点人物。即便被允许交谈，也必须是对事业有益的，比如帮助伙伴进入更好的工作状态。 笔记本的第二页，则记录着每个成员会经历的感受过程：不理解-理解-接受-承受-享受，最苦的还是开头7天的“考察期”：那是个“体制化”的过程，将人的内心摧毁，重建为一个“新造的人”。 明确“规矩”是第一步。睡觉期间不能起夜，不能靠近窗户和门。私人空间也绝不存在。小光感觉自己“做什么都有人看着”，就像身处一座“全景敞视监狱”，连上厕所、洗澡都要有人一起，尤其是去阳台这种“高危场所”会被叫住，总之“身边一定会有人”——标准的，融入并认同“体制”的人——他们也是规则的化身。 只要醒着，耳边永远有人在说话：“这里真的很好”“爸爸妈妈管不了我们”“你很穷所以要努力创业”。睡觉时，小光都总觉得有人叫她，结果下床出门一看又没有人，才确认是幻听。 每天就是这些事：上课，强制聊天，接着就是辱骂。小光说自己“祖宗三代都被骂了一遍”。她很庆幸自己之前做过客服，每天不停接投诉电话，“被骂惯了”。 林璇是小光在组织里认识的好朋友。她们都是最底层的成员，都被反复告知，自己对父母亲朋没有任何价值，也是伴侣的拖累。林璇的母亲之前查出心脏有问题，她被指控为母亲患病的“罪魁祸首”，每天情绪数次崩溃，“他们会通过审问找到你的软肋，不停地戳你的痛处。” 按照组织里“家人们”的逻辑，小光在原有的社会系统中一文不值，要想翻身，就要借着这个机会，踏实下来好好创业。砸烂一个旧世界，培植一个新自我。这就是“接受”的过程。而“接受”的标志，是通过了组织的“服从性测试”，从被动接受灌输到开始主动融入。 网络图片 小光的那个时刻发生在第七天。考察期的结尾，在所有人的注视下，“寝室长”问小光，要不要一起“干行业”——当然，是和之前一样的逼问语气。 “我想干！我想干！我想干！”她重复着这个回答。投名状是购入一套产品，行话是“办一个营业执照”。当然一套只是底线。小光只买了一套的原因是，那些人发现她账户上就三千块。 崩溃是那两个月最多的感受。小光记得，周围的人只要发现她“情绪不对劲”，就会过来和她聊天，劝她接受现实，在这里好好“创业”。这一招很奏效。因为到了后期，小光自己也会劝慰那些更新的新人，“骗都被骗来了，不如过得开心一点。” 从外表上看，小光似乎“融入”得还不错。做饭，干家务，还按要求背诵制度来给新人上课。同寝人告诉小光，她每天都说梦话，做梦都在讲课。后来，小光还拿到了手机，得到了出门放风的机会。 自由是被信任的标志，她也成为了这间寝室中的其中一双眼睛。这双眼睛还曾因为放任一名新人接近阳台被寝室领导指责，那时的她已经不再想着自己还有可能逃离，觉得这种严肃大惊小怪。 直到那名新人女孩加入的第七天晚上，趁着小光睡觉从窗户翻了出去——渭南零下的气温，穿着一双拖鞋和吊带睡衣，从二楼窗户翻了出去。转天早上起床，所有人赶紧收拾东西转移，以防在逃走的人报案后，警方直接上门。 相比于暴力和强制，让人发生改变的或许更类似一种环境的“惯性”，一种集体意识。在小光所在的组织制度里，有这样一句话：“我们早上睁开眼睛的那一刻就是在上班，晚上闭上眼睛的那一刻就是下班。” 当一个人24小时浸泡在这样的制度中，“家”就成了所有人的鱼缸。 戒断 对小光来说，一切戛然而止在2025年1月3日晚上。一位女孩利用放风的机会记下了门牌号，让家人在渭南当地报了警。警察破门而入，把“家”里所有人带去了派出所。 小光会用“被困”与“逃离”形容那两个月的境遇。但奇怪的是，和那些与自己朝夕共处几十日的人挥手道别的时候，小光发现自己有些不舍。 在过去陈旧的传销组织里，暴力，强迫，监禁，绑架是关键词。但在那些“家”里，组织也“进化”了，他们会用娱乐、伙伴、创业、平等这样的关键词来维系关系。似乎外面得不到的，这里可以满足。 1月4日，在回家的列车上，小光突然爆哭，“我无法完全把他们当作一个个特别坏的人，因为我知道他们只是太想创一番大业了。” 她偶尔会怀念那些被塑造得“有人情味”的时刻。在组织里，每次吃肉就意味着有人掏钱“办营业执照”了。小光交完2900元的当晚，饭地（因为没有桌子）上就出现了一盆肉。此后，有其他人交钱的时候，小光也“吃上了别人的肉”。在那一刻，食欲这种原始生理欲望会超越道德感，所有人坐在装满了白菜炖猪肉的蓝色塑料脸盆周围，唱着歌祝贺这个时刻。 新人也会有被优待的时刻 。盛饭的顺序是，先给寝室领导打，再给新朋友打。“以寝室领导为核心，以新朋友为中心。”小光的笔记本上这样写着。 小光被周围人问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以后上去了想干吗？”“上去”，是底层业务员们渴望向上攀爬，实现组织内部“阶级跃升”的说法，上去了“什么都有了”——这甚至被视作一种他们在外部世界没能实现的公平。 网络图片 比如，成为寝室长是一个能被看到的目标。寝室长不用做家务，拥有发号施令的权力，还能随意进出寝室。当然也有责任，寝室长需要到不同寝室讲课。新人进来的头七天，每天上午都要分别听来自七个不同寝室的寝室长讲课。 小光听“同事”说，寝室长已经办了三十多套营业执照。那人二十四五岁，本来也是做演艺这行的。他穿着的白色长羽绒服胸口处，印着中央戏剧学院的logo。之前还让小光在寝室里表演过跳舞，演完后，甚至能指点出哪些动作不太标准。 寝室间的人员会流动，叫“串寝”。一个多月后，小光“流动”到了另外的“家”，也是在那里，她认识了林璇。小光是“被组织信任的人”，林璇属于“待洗脑者”。在组织里这两种人要两两结对成一组，便于“改造”。 林璇在西南一所艺术类院校读大四。刚来时，她愁的还是写不了毕业论文怎么办。林璇从大二就开始到处接戏了。据她说，她和同学们都有很多发布组讯的群。除了像中戏北电这些头部院校，绝大多数想日后从事演员的艺术类学生，都需要从低年级开始接剧本，混资历，毕业后才能积累更多的资源，在演艺圈站住脚。最近，很多人接的都是短剧。 林璇之所以被那部不存在的短剧吸引，就是因为想把握住一个演“古装剧”的机会。各种戏路都试过，以后才有更多机会。她说，当时接到通知后，她都没有详细看剧组介绍，就直接订票去了渭南。 小光能从林璇身上看到刚被骗进来时的自己。林璇则说，小光是在她在那间出租屋里唯一感觉到“真实”的人。 当时林璇每天都哭。只要一哭，就有人贴过来讲话。话的前一半是让自己开心点，后一半是既然来了就好好在这干。林璇说，小光不一样，她不会说后半句话，所以她觉得，那前半句是真心的。 卫生间是唯一能说悄悄话的地方——两位女孩的秘密基地。没有花洒和马桶，只有一根水管一个塑料桶。她们在这里聊过往经历，肆意讲那些不被组织允许的“时间地点人物”。 小光说，她甚至还想过怎样能帮那些已经“被洗脑”的同事“清醒过来”，但发现自己做不到。在她眼中，这间寝室之外的世界已经完全被屏蔽，制度被内化进每个人的灵魂。 反传销人士叶飞能理解小光对组织的矛盾感。“人们之所以甘愿数年浸泡在这样的传销组织里，‘上去’的激励只是一部分，另一半答案是‘人情’和‘温暖’。” 这也是为什幺小光没有办法把里面的人当作“纯粹的坏人”。她说，寝室长甚至会天天讲，即便以后不干行业，有了这段经历，以后在社会上也不会再被骗。小光甚至还在里面过了生日。当天凌晨，一群人把她喊醒，煮了一碗长寿面，还买了小蛋糕，吹了蜡烛。 跨年时，小光和寝室里的人们还透过窗子看到了烟花，举办了新年联欢会。在数亿人正同时关注着一个秒针的时刻，没人知道同在这个时区的某个角落，一群人关闭定位，切断通讯，这间屋子在世界中欢腾着沉默。寝室里没有钟表。 洄游 龙丽莎被解救之后，在公开表述里没明确点出“传销”二字，也未再详尽讲述被骗的具体经过。但至今为止，仍有许多受害者在网上分享与龙丽莎相同的遭遇。他们基本都符合叶飞解救过的角色——龙套演员，或者“影视民工”。 叶飞对“广州汉美”模式做了时间线梳理：约十五年前起源于包头，2015年左右陆续迁至咸阳，又到汉中，然后再转移到现在的渭南一带。 目前存在的传销组织的规模，和十几年前的动辄数万人已不可同日而语。“现在一个传销组织二三百人就顶天了。” 叶飞记得，2018年他就接触过以招演员为名被骗到渭南的受害者。这种骗术大规模兴起，则是在2022年以后。“疫情对演艺行业打击太大了。”他说，很多被骗进传销组织的演员都表示，因为工作机会骤减，他们什么活儿都会去接。叶飞接触过渭南一个传销窝点的小头目，那人在进组织之前，常年在横店做群演，“两百一天的那种”。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传销也在脱实入虚。小光和其他被拉进汉美的年轻人，都从来没在寝室里见过她们为了“倍增身价”购入的化妆品。 最近两年，他从全国各地解救出来的受害者，90%以上都是大学生。他认为，这也和年轻人所面临的就业形势有关。上个月，他从一个传销窝点里救出来三个女孩，一个大专，一个本科，一个研究生。还有不少人进入传销组织后，为了投身“行业”，到学校办理了退学。每天过着吃土豆白菜的生活，而放弃一个大学文凭，这在他看来是难以理解的事。 在叶飞看来，那些被洗脑最成功的人，几乎都是在原有的社会体系里得不到承认的人。“一旦进入那个环境，接收到的都是赞美和认同，虚荣心会极度膨胀。当了领导，有了权力，就膨胀得更厉害了。” 网络图片 晋升就像吊在眼前的胡萝卜。从业务员到寝室老大，再从寝室老大到成为老总，永远有奔头。但你不会知道晋升的标准，也不会知道“高层”过着怎样的日子。“保持神秘感”，这是在传销制度课里被强调的重点。 好奇心是关键。“组织不会让你知道你‘升上去’之后能赚多少钱，就是要抓住你的好奇心，让你一层一层往上升，疯狂去拉下线。”叶飞说。 这能解释为什么他们会留恋那个“集体”或者说“制度”。它赋予了其中的人所有的身份：“帅哥”“美女”“领导”“老大”。一旦离开那间屋子，所有能识别“我是谁”的标签统统失效。叶飞说，被救出来的人在外面呆了不久就又跑回传销组织的案例比比皆是。因此，比救人更困难的事是“反洗脑教育”。 组织里的人们共享着同一套认知与话语体系。在对新人的教育中，组织被塑造成一种“全知全能”的存在，甚至还会美化国家对“产业的打击”，说是“不能让人人都进来赚钱”“是宏观调控的一部分”。 他们也被训练如何应对警方：警察上门时，要迅速销毁纸质材料，拔掉手机卡，面对询问，也要自称是“一起玩的朋友”。小光说，人们在对外（或者说对警察）时要避免“老大”这种称呼，以防被定性为涉黑组织，以及反复强调报警也没用。 这些提前预备的训练，在1月3日警察捣毁窝点的那天晚上派上了用场。 小光和林璇看到，好几个人在被询问的过程中，没有交代任何内容，“装可怜”“装无辜”。相关资料在警察破门前都已经被销毁，寝室里所有人早已“串供”完毕。 她们猜测，那些人并不会受到行政或刑事处罚。叶飞也提到，由于难以取证，传销组织的参与者一般被抓后当天就能被放出来。他经常见到，组织成员从派出所出来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其他人打电话，让自己当晚能住进另一间寝室。 失去组织的“家”那天，小光和林璇没有回头，直接找宾馆住了一晚，转天就坐车回了真正的家。重新拿回手机后，小光还重新适应了一阵。她在网上分享自己被骗的经历，算法也给她不断推送和传销有关的内容。 就在前些天，她在一个解救视频里认出了一位曾经的“室友”。小光太熟悉那个背影，她属于一个18岁女孩，在进入“汉美”之前，她刚刚从职中毕业，在蜜雪冰城工作了两个月。 （小光、林璇为化名）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冷杉RECORD
网络图片 车轮上的人们，始终等待着那条真正看见、接纳他们的通道。 文｜冯蕊 黄子睿 丁立洁 编辑｜王潇 约113公里长的黄浦江上有18条隧道。代驾赵伟还未能从中找到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转机在一个月前出现。自2月16日起，每天深夜11时至次日清晨5时，复兴东路隧道上层允许电动车试通行。这是上海第一条专门、合规开放给非机动车的跨江通道。 截至3月底，隧道入口的值守人员统计，每晚从两岸穿越的电动车数量在1400到1600辆之间，其中大部分是代驾，剩下是外卖员、地铁维修工、结束加班的职员。他们链接着2487万人口的城市在深夜不断生长的需求。 他们自身朴素的需要，却常常湮没在飞驰之中。当车轮下的路程越来越长，车轮上的人们，始终等待着那条真正看见、接纳他们的通道。 网络图片 01 复兴东路隧道的浦西入口是片老城厢。在这里，深夜总是静悄悄的。 但2月16日晚，电动车一辆挨一辆排了数十米长。不时有记者穿梭在人群的空隙间，举着手机直播、采访。 28岁的骑手陶水排在队伍的首位。当三四个话筒围拢过来，他有种说不清的自豪感。 “我是第一个跨江的。”陶水强调，“不罚款的那种。” 去年12月，他在送货时违规穿越复兴东路隧道，被罚了50元，而一笔跨江订单的配送费不到40元钱。这般经历，此前在骑手中是常态。 晚11点整，隧道口的路障徐徐撤离，信号灯变成绿色。 三十余辆电动车，如同被唤醒的鱼群瞬间涌向入口。口哨一声接一声响起。 “慢一点、慢一点！”交警焦急地劝导，“（限速）15公里，都开慢一点啊。” 此刻在浦东入口，刘飞第一个开着电动车进入隧道。“很宽敞、很空旷。”在没有汽车的两条道路上，他尝试放下速度、自由地骑行。 从这周开始，他“至少有了回家的方法”。晚上来浦东的朋友家聚餐，他不再担心多聊两分钟而错过9点半的末班轮渡。 隧道开通的当晚，根据官方统计，电动车过江由西向东247辆，由东向西242辆。 网络图片 消息很快在网络扩散，更多人闻讯赶来。 2月17日，在陆家嘴上班的余崇光特地熬到11点前来体验。他打转许久才找到隧道的入口。“很新鲜，效率高多了。”他骑小电驴通勤6年，第一次在5分钟内跨过黄浦江，以往时间都在30分钟以上。 3月8日，代驾杜宇跑单后骑到隧道。张望到有人站在入口，杜宇慌张起来，“是查电动车的吗？”他骑过去轻声询问。 “你可以走。”对方朝他招了招手。杜宇这才松口气。他曾因“违法”感到忧心，只跟着代驾的老师傅或戴上口罩偷偷穿越过几回。 3月22日，管理人员张阳已经熟练地指挥通行。 他紧紧盯着前方，每驶入一辆电动车，都要划动一次计数器。一个多月来，他看着手里的数字从每晚250、500跳动到近800。 “对面的情况差不多。”张阳感慨，“还是很多人都不知道（隧道）。外卖和跑代驾的晓得。” 早上5点前，张阳都要守在这里。他的脚边放着一只保温杯，陪他熬过整夜。 02 数字背后的车轮，链接着一座城市的运转。 晚上11点半，地铁检修工人张景刚刚上班。此时在各大地铁站，列车陆续停止运转、回到车库检查。在庞大的设备系统中，每个零件都有不同的生命周期。 张景的工作，便是在部件老化之前换掉它们，减小地铁出现故障的概率。15年间，公司的检修网络覆盖到全部517座车站，张景往返过其中近300个站点。 深夜的道路上，同样传递着紧急的需要。 陶水三年前刚到上海，便成为外卖骑手。一些平台开放了“全城配送”的业务，骑手分为“专送”与“众包”。与“专送”不同，陶水作为众包骑手，没有平台与范围的限制，能够在全市自由抢单。 他送货的距离逐渐从5公里拓展到50公里、80公里，平均的配送时长却从60分钟削减到35分钟。保温箱里原先是麻辣烫、螺蛳粉，现在一半空间给了相机、衣服、汽车配件。他经常遇见，跨城通勤的上班族回到苏州家里，才发现钥匙和身份证遗落在了陆家嘴的办公室。 按照陶水的说法，尽管轮渡停航后，系统不再自动给骑手派发跨江业务，但这些需要常常以普通订单的形式，出现在“抢单大厅”中。一些单子标注着“商家配送”，实则也是店主寻找骑手服务。 承担风险的责任转移到他的身上。陶水算过，深夜跨江的订单平台不派、新手不敢送，配送费就能涨到普通单子的六到七倍。他主动抢下了生意。 网络图片 交际与消费的欲望，也从白昼蔓延至黑夜。 赵伟在四年前干起代驾的兼职。每晚8点，从工厂下班的他换上马甲，开启接单页面。 他在两家平台上切换账号。在其中一家平台上，他已经跑了2119单。他曾三次遇到同一位男人，对方从不提自己的职业，永远在打电话，谈论“明天去哪应酬”；他曾在深夜12点的农村见证过商业谈判的酒局，在没有路灯的村庄迷失方向，被5只野狗追逐。他看见“酒驾入刑”后，一些公司老板哪怕离家只有两公里，也不敢冒风险侥幸开车；很多时候，他甚至见不到乘客，越来越多人不再亲自去取维修、购买的车辆，赶在夜晚4s店歇业前选择了代驾。 只要赵伟没关页面，系统就会自动匹配订单。在90%的夜晚，他都被算法甩到了黄浦江的对岸。尤其是周五，工作一周后的人们挤在延长营业到凌晨的饭店、酒吧。 此时，陆家嘴的灯光并未休止。从事IT行业的余崇光通常在晚上8点下班，每个月，他总有一两天加班到十点之后。他觉得比起其他IT公司的“996”，这是一份还算不错的工作。 在附近的商圈，一位火锅店的职员在晚11点刚刚结束忙碌，准备骑车返回对岸家中。她没来得及换下工作服，一阵暖风吹过，空气中散发出牛油的气味。 03 随着城市越转越快，新的需求出现在规划以外。 张景记得，最早上海有通宵的渡船。然而随着轨道交通与桥梁建设，轮渡公司开始出现营收的难题。2015年后，黄浦江上最后一条通宵航线退出历史。 一段时间里，清晨4点下班的张景就蹲在站点外的马路牙子，等到5点半之后第一班地铁开放。后来他决定骑着两轮车通行。 赵伟刚入行时，每晚都有往返于浦东、浦西之间的“夜宵公交”。凌晨两点的那一班上几乎全是代驾，走道里堆满了折叠的电动车。 2022年初，上海修订了公共汽车的乘坐规定，指出代驾车的锂电池容易爆炸、存在安全隐患。公交司机不再允许代驾携带电动车搭乘。 从那之后，赵伟看见灰色营运的“打捞车”出现。一过凌晨，在浦东外环的匝道出口，每十分钟、二十分钟有一辆“金杯”“全顺”品牌的面包车经过。瞄到代驾师傅，车主摇下车窗喊道：“要去哪里啊？一人只要25到30。” 车上的座位已经拆除，车厢后半段安装了铁架放置电动车。最拥挤的时候，赵伟和所有人贴在一起，不敢动一下脚尖。尽管如此，经过彻夜工作，许多人都能站在这里睡上好觉。 这些车辆往往出没在陆家嘴的20公里之外，整车拉满人要一到两个小时。等到四、五点天色渐亮，它们便消失在道路上。 此刻在这座城市，留给电动车的合法通道只剩下17条轮渡路线和3座大桥。 网络图片 有几回，加班后的余崇光骑到杨家渡渡口时，22时30分的末班船已经开走。他只得把电动车留在公司打车回家。在十公里外的金桥路渡口，一位刚下班的职员骑行5公里，赶上了23时40分，黄浦江上最后一班渡船。他的电动车只剩下1%的电量。下船的地点离家还有5公里，他不敢把电动车仍在原地，半小时后，他加价到60元，等来一辆货拉拉。 深夜配送时，系统给陶水的时长仍然按照轮渡计算，不会向顾客收取骑手绕路的费用。陶水考虑，有“超时”和“差评”的出现，他会被扣分、扣款；而通过隧道，往往只要三到五分钟。 他计算过，违规穿越隧道，被罚的概率只有5%，这些单子的收入远远抵消了这笔罚金。 在一些代驾平台上，赵伟直到坐上对方的汽车，才能看到终点。在“客户至上”的规则里，他很难有拒绝的权利：代驾主动取消订单，会被平台判定为“有责销单”，一次扣除3分。每位代驾共有12分，一旦被扣完，账号自动取缔。 他试过当面向客户请求。“老板您好，”他顿了顿，放低语气，“我是兼职做代驾的，第二天要上班，这个时间到浦东，我是回不去的。” 有时对面会爽朗地按下撤销。另一些时候，对方直接拒绝，或是醉酒发了脾气。赵伟装作什么也没发生，接着跑单。 四年前，他第一次被“甩”到浦东市区时，已是凌晨时分。 最早一班轮渡将在5点开放，三座大桥距离他都在40公里以上。他只得开着导航往家的方向骑，隧道成了必经的跨江路径。 04 当时离赵伟最近的便是复兴东路隧道。抵达入口时，他犹豫了许久。 赵伟明白，隧道禁止非机动车通行，其实是出于安全的考量。 在国家的安全规范里，长度大于1000米的隧道不得在同个孔内设置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以免混行发生安全事故。 何况隧道下坡铺着凹凸不平的减速带，还有不少排水的小渠。他和杜宇描述，仅仅两厘米的高差，就容易卡住一辆代驾车的轮子。代驾电动车比一般的电动车要轻，一旦车轮陷入，车上的人几乎都会向前、摔倒在地。 但此刻，“骑车入隧”成了无奈的决定。 赵伟打开头盔上的爆闪灯，能够在黑暗中提醒汽车避让。隧道下层有条废弃的摩托车道，他紧贴着最右侧的路沿向前骑行。 骑到中途时，赵伟突然感受到一阵大风扑来，吹得电动车身剧烈摇晃。有辆汽车正从他一米外的距离驶过。 “嘟——”听到汽车的喇叭声，赵伟越来越慌。把速度加到四十码，恨不得立刻驶离出口。 事后他对自己的冒险后悔不已。代驾平台有专门负责司机管理的部门，出了安全事故，会有司机拍摄视频、照片发在部门群聊里。 他时常看见，群里有骑电动车摔成骨折、受伤的人，不少是在穿越隧道时发生的事故。他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这种事情哪天会不会也发生在我身上？” 何况在他的行业，“出事”更意味着失业的风险。 赵伟看到，不少代驾在平台上报事故、申请保险。没过多久，账号被封禁、管控。事故严重的人，容易背着“不安全”的标记，很难再重新步入这行。 他们常常默默消化了事故的发生。赵伟每次摔跤后，就去卫生中心买药回来擦下伤口。撞到其他车，他会自己掏些钱赔偿。他从没联系过司管部门，在手机里设好提醒事项，“今天一定要戴护膝”。 有一天，他和妻子说，“我把手机定位在你的手机录入一下吧。” 赵伟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他会去往城市的哪个角落。“我害怕出事，没有人知道我在哪。”感受到妻子的担心，他变了语气，“开玩笑的”。 杜宇同样在群里看到事故的视频。他曾经在通过减速带时，差一点就摔了跤。回想起来，他始终感到不安。 他开始站在隧道的100米外，抢顺风车的单子通过隧道，通常前半夜要十多块钱，后半夜不到十元。 两三个月后，他“真的不舍得”花这笔钱，下定决心，“骑吧，只能骑。”他骑了20公里绕到最早开放的渡口，等着4:40第一班船。这样一来，下船后他还能骑到热闹的市区继续接单。 后来他发现，每天0点到3点之间，许多隧道要养护，这时会有一条车道封起来，摆上反光筒、反光锥。遇见代驾经过，作业的工人往往靠在一边，让出一条路来。 一次他在偷偷穿越时撞见了交管人员。 杜宇感到害怕，他听说过有深夜执法抓到了代驾，罚款从20到50元都有。 “你走吧。”一位交管人员朝他喊了一声。紧接着补充，“注意安全！”他劝道，穿越隧道很危险，下次不要这样了。 “好。”杜宇舒了口气。 网络图片 05 在更长的人生里，赵伟也在等待路的出现。 16岁前，他在大山里长大，愿望是成为军人。当时老家有一面很大的黑板，写上那些成功入伍的名字。 他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黑板上，没过一礼拜，却被抹掉替换成了“张伟”。他第一次觉得看不到未来，从大山跑了出来。 17岁的大年三十，他坐着火车来到上海，那节车厢只有他一人。 他找到青浦的汽车工厂上班，认识妻子、成立家庭。四年前，女儿无法就读上海的初中，妻子辞职陪她回老家念书。他又成了一个人。 躺在十平米的房间，赵伟时常感到孤独，还有一种越发沉重的担子。他想让时间走得更快。 有一天，赵伟在抖音上刷到代驾的视频。看到行业正值鼎盛时期，他想要试试。 他第一次感觉自己充满干劲。每个晚上，只要出去跑单都会有两三百元的收入，一个月挣的钱。刚好能抵上孩子的开销。 但变化逐渐在行业发生。赵伟居住的镇里，代驾数量从40、50增长到200多个。好几个晚上他出去等单，最后面对着页面里“0”的数字。 赵伟却不敢停下车轮。他说，每天一睁开眼，总会想怎么样才能多赚一点。他说，手头上有点积蓄，生活才能有安全感。 网络图片 与赵伟不同，陶水曾觉得生活有很多条路。 高考失败后，他从老家徐州去广东谋生。有商家做活动搭了舞台，他在台上铺了张垫子，睡了整整两晚。 后来他数不清自己干过哪些活，有搬运工、保安、群演，还卖过手机壳。三年前，他在深圳租了仓库，企图抓住电商的风口，结果没挣三个月的钱就欠了一身债。他去剪了头，来上海“从头开始”。 刚到城市时，他从火车站、陆家嘴一路骑到了迪士尼，又到兰州、武汉各地打转。这份没有社保的工作，反而让陶水感受到自由，“今天的钱拿到手，明天就可以不干了。” 直到今年2月，他在医院确诊了二型糖尿病。没有单位缴纳的保险，他花了2000多元做了检查。 治疗与饮食的限制，让陶水周游各地的旅行计划搁浅，他从医院回家后，在床上躺了八天。 陶水突然失去了方向。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仍然需要那丝微小的保障。 然而，这些需要很少在日光下显现。 杜宇说，大家没有公开表达过通行的需求。“我们去说的话，是不会有人受理的。”他笃定，反而会让别人觉得自己怎么这么爱反映问题。“我潜意识里就觉得这样是不行的，会被当作一个负面的典型处理。” 陶水在抖音做起账号，把生活中没有说出的苦恼、控诉放在了网络上。粉丝很快就涨到1万。 这和他在横店做群演时的感受完全不同，当时他演了一个路人甲，走来走去、没有一句台词，“没人看见、记得这个角色。”陶水说，自己始终没有忘记。 06 直到转机发生在现实的世界里。 今年2月，杜宇无意间刷到新闻，“复兴东路隧道上层将开放电动车通行。” 他第一反应是，“假新闻吧？”此前他听过类似的风声，那是一条有着上下两层的隧道。他去入口看过许多次，双层都还是汽车在飞驰。 真正到了现场，他有一种“安心”的感受。 […]
网络图片 作者 | 徐杨 编辑 | 郝库 出品 | 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踩着一只通常会出现在大排档的红色塑料凳，再踮起脚，夏飞的手才能够到大落地窗的顶端。她身形很小，一米五五的身高，薄得像张纸。但塑料凳仍然不停晃荡，落地窗太高，她使不上劲，得一点点往上够。 此刻，天已经黑了。一扇窗户，两扇窗户，从卧室、卫生间到客厅，她擦了十几扇窗户，雇主家里为什么这么多窗户？各种颜色的抹布、百洁布、清洁剂、玻璃刮、鱼鳞布、地刮、平板拖，十几样工具塞满了背包。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培训的时候是这么说的。但是现在，这些事都来不及细想。她的脑子里只有玻璃，亮晶晶的，折射出唐山的夜色，有时是她自己的脸。 网络图片 夏飞今年36岁，这之前的很多年，她是家庭主妇。丈夫早出晚归，下班累了，就往沙发上一躺，开始刷手机。夏飞想让他帮帮忙，一说丈夫就发飙：“你平时都在家里头，除了收拾屋啥也不干。我在外边累死累活挣了钱回家，你还天天这么抱屈。你在家干啥？” 去年下半年，夏飞开始干保洁，当时正是旺季，没有老手愿意扔下挣钱的机会带新人。她接不到啥活儿，一周在当地的保洁群里捡到三四单算是多的，大部分时间还是蹲在家里。线上也没闲着，她在“附近的工作”小程序里找兼职订单，这是同行介绍的。 丈夫一开始不支持她干保洁，也嘲笑她：“自个家不收拾，你还给人家干活去。”她说不一样，“就愿意上外边干活”。她想，以后岁数大了，最终的目标也是这个行业。早晚都要步入这个行业，不如提前了解一下。“你如果有更好的安排也可以，你没有更好的安排，我只能先按自己的方法走，试过了以后才知道，对不对？”一向软言细语的夏飞决定强势起来，丈夫也拗不过她。她更频繁地走出家门，开辟了家庭以外的另一个战场。 在中国，像夏飞一样，渴望开辟新战场的灵活就业人员已超2亿人。他们离开格子间、会议室或者厨房，创造了更加广阔的就业形态。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要多措并举稳就业促增收。相关部门倡导打造“十五分钟”就业服务圈，促进人力资源的高效匹配。 网络图片 那天的保洁服务因为是平台落地唐山后的第一单，工作人员一直跟进着她的工作。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早就过了点，她还没有打卡下班。打电话过去，无人接听。直到夜里10点左右，她才清理好厨房和卫生间，把沙发搬开，地板拖干净。把玻璃擦得亮堂堂以后，好像心里也敞亮了不少。 被选择的人 人们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成为灵活就业者，他们希望一直被选择的人生，也能主动选择一次。 夏飞自觉是个“平平常常”的人，过着一种“平平常常”的人生。她大学学的文秘，毕业之后在办公室做些简单的工作，打印打印文件，没干多久就结婚了，很快有了孩子。每天困在鸡零狗碎里脱不开身。趁着孩子只有熟睡的时候抓点紧，把刚刚玩耍弄脏的地板和沙发擦干净，洗洗涮涮，解决掉厨房的锅碗和洗衣机里的衣服。还没干完，孩子就醒了，一切又变得乱糟糟。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重复，没有止境，“没有干不到的，只有你想象不到的活。” 网络图片 夏飞的丈夫在饭店当厨师，一个月能挣个七八千。也因为这样，他顾及不了家里大大小小的事，也理解不了一个家庭主妇，能有啥可忙？夏飞没有工作那几年，有时候丈夫上一天班，累了烦了，跟夏飞说话也带刺。她暗暗想，“要是自己不上班，总花他的工资的话，讲话也不太气势。”“不管挣多挣少，自己挣钱，说话还是有点分量的。总在家里待着，靠人家养，自己也感觉不太现实。”熬到孩子上了幼儿园，为着这点家庭话语权，夏飞也要出去上班。 零工群体中，有一批像夏飞这样的人。他们处在一个平平常常的位置，只能顺着时代漂流。他们手里不握有自己的命运，无论在生活还是职场里，常常是那个“被选择”的人。 老阮57岁了，这大半辈子，他打过不少工。20多岁的时候，他在广州的小巴公司上班，管着一批售票员。干了4年，为了照顾年迈的父亲，他回到江门，辗转各个水龙头厂，空调批发商行的仓库，建筑公司的仓库，还在技校当保安，去建筑设计院做司机。后来，设计院要搬迁，老阮被留在了江门。又过了几年，设计院也倒闭了。 老阮上一份工作也是在一家工厂里看仓库，干了两年多。这些年，工厂的订单越来越少，于是工厂也越来越少。老板要裁人，让老阮在家里待岗三个月，工资从每个月5000多块降到1000多块，是江门的最低工资。 “没办法，他叫我待岗，就这1000多，还要养女儿。（这是）逼着你离职了。”老阮重重叹了口气。女儿现在在读大三，一年学费一万多，加上吃穿用度，家里处处都要用钱。就算毕业了，短期内能不能找到工作也很难说。“我这个人，做啥工都没问题。车间里也能做，去仓库也能做，做管理也能做。但是人家给不给这个机会？你现在到这个年纪，不可能的事情就不要想，只能随便找个工作，等退休算了，没得你选。” 刘闯也是那个在命运里颠沛流离的人。2004年，他刚刚从学校毕业，就进了首钢，负责维修工业设备。“说简单点，就是说哪块坏了，给我们图纸我们就干。”一开始，他以为自己拿到了好的人生剧本，拿着3000多块钱工资，在唐山也算是不错。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工资一下子就掉到了1000多。朋友劝他，忍过这几个月就好了。结果几个月过去，有一段涨回两千五，没多久又降到1000多。刘闯不干了。 那些年，唐山遍地工厂，满天都是烟囱。刘闯就如同他的名字一样，闯荡在这些钢铁厂、机械厂中间。时代的寒风确切地吹到刘闯身上，“干着不行了就撤，换地儿。”刘闯自嘲地笑起来，“我干黄了好几家企业。” 网络图片 2023年底，最后一份钢铁厂的工作也黄了。没事干，休息了一段时间。有朋友介绍刘闯去做清洗油烟机的工作，他想总待着也不行，没多想就去了。但这行也在肉眼可见地变“卷”，第一年冬天，找他清洗地暖的人特别多。到了第二年，下降了三分之一。他想，也许是因为这一年的冬天特别暖和，又寻思，也许是“可花可不花的，就先不花了”。他搞不清。 没活干的时候，他也没想过去劳务市场转转。以前在一个快销公司当调度员的时候，有一回要从13米的大卡车上卸货，他去一个劳务市场找装卸工。站在那儿，周围人就呼啦啦地拥上来：“要啥？”“干啥？”所有人都想挤过前面人的头顶，向刘闯扑过来。那种对生存的强烈欲望让刘闯产生了一种负罪，“不知道怎么的，不知道怎么要人了。感觉我选他没选他，好像有那种错误似的。”后来他自己没工作的时候，也不愿意上劳务市场，他觉得自己做不到他们那样，“尊严很低”。 网络图片 腾讯出行服务团队产品经理安然曾去广州花都狮岭镇调研，那里聚集了差不多8万家箱包工厂和个体户。在走访了零工劳务市场和用工企业之后，他们发现临时用工需求很大，但线下招工困难，效率低下。而与此同时他们也看到，每天凌晨4点就有一群老人在马路边“趴活儿”，有时苦等一天也没有收入。“可能有一天我也要去做类似的事情，要理解他们的处境，关注他们的需求，希望能做点什么帮到他们。”安然想。 调研回来后，他们开始筹划“附近的工作”产品功能，做了很多研究，从各地政府关于灵活用工的政策，到市场调查报告，再到行业现状。2024年10月，“附近的工作”第一个试点的就是广东江门。现在，他们提供的服务已经覆盖广东江门、河北唐山、江西九江、广东深圳、北京朝阳等多地，帮助两万多用户达成了求职意向对接。 转机 去年9月份，老阮从仓库辞了工。普通话里带着浓重的江门口音，也不太会用互联网，他没什么门路。出去大街上转，发现路边贴的招工广告要么是假的，要么早就过期了。打电话过去，大部分无法接通。年轻的时候靠熟人介绍工作，现在也越来越行不通了。他拿一家电视机厂举例，招聘年龄最大限制是45岁，“50多岁不要，能做都没用。”这是很多工厂的普遍状况。老阮有点酸酸地感慨，大学生都不想进厂打螺钉，不然哪有进不了的？ 这么大年纪没工作，还被家里人念叨“你怎么这样”，老阮心里很烦。那一天，他想去工厂碰碰运气，偶然路过江门驿站，看见那里贴着招工信息，死马当活马医，走进去报了个名。没想到，一个电话打过去，一个近60岁，以为自己已经被市场淘汰的人，得到了一份保安的工作。 网络图片 老阮身高一米七，体重160斤，身体素质很不错。“我没那么老，”他说，“好多人都说看上去40多岁，所以我一面试，他就要了。” 在驿站报名之后，老阮就被拉进了一个群里，里面有驿站的工作人员，大家都管她叫“好姐姐”。“好姐姐”每天都会搜集很多招工信息发到群里，提供给那些没有找到工作的人。电话大多可以直接打到工厂里，方便不少。后来，工作人员通过与腾讯“附近的工作”合作的广东邮政“邮薪领”平台，为他推荐了几份保安工作。 像老阮这样劳动能力还很强的大龄打工者，被称为“活力老人”。他们尚未退休，也还担负着养家的职责，但工作一天比一天更少，他们需要就业的机会。老阮对这份保安工作很满意。每个月赚的钱刚够女儿的伙食费，他自己在单位里吃饭堂，每顿只要一块五，两个肉，一个蔬菜，汤，还有米饭和水果。不过，他还在线上平台上伺机而动，希望能蹲守到更好的工作。 网络图片 决定上班之后，夏飞在就业市场跌跌撞撞了很久。一个没怎么工作过的家庭主妇，能选择的工作寥寥。刷了几天招聘网站，夏飞发现上面大多数岗位是办公室文员、销售什么的。坐办公室要坐一天，但幼儿园下午三点就放学，孩子没人接。做销售吧，她又不是那种巧舌如簧的人。后来终于得到一个饭店服务员的面试机会，一坦陈家里的情况，老板明面上不说什么，只客气地表示“回去等消息吧”。她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后来也跟着亲戚跑过保险业务。干了一个月，没干出业绩。孩子太小，工作这事又搁置了。 孩子从小班升到大班，两年过去，夏飞终于找到第一份长期工作，在酒店里干前台收银。上24小时，歇24小时，夜里两个人倒班。由于工作时间太长，腰椎、颈椎都出了毛病。去家电公司做售后算是时间最久的一份工作。“办公楼不说有多气派，但是也挺干净整洁。外面那么冷，屋里刚一进来就是热的。”不愉悦，但高低算是“坐办公室的”，她想，先干吧。后来她也尝试过全职保洁。 “像电视剧上演的那种，又是职业女性，又能照顾到家庭，真的很难做到，都得舍弃一头。”夏飞说，工作以后，孩子老是一个人去吃小饭桌，她时时感到亏欠。 但现在，在夏飞的生活天平上，做兼职保洁成为一个相对合适的选择。从前她觉得，一个家庭主妇的“成功”，就是生活过得去，老人身体健康，孩子也听话懂事，平平淡淡的。现在，她每天线上接单，空出中午一个多小时的时间，给孩子买菜、做饭。除了照顾家庭，也有了想在事业上做出些成绩的念头，“有一点自己的小事业，经济来源不断，也算成功的一种。”她说。 网络图片 灵活就业已经是一种不可或缺，也无法避免的就业形态，但兼职者在职场里仍然没有保障，如同裸身穿过荆棘。“有活hopped”是腾讯“附近的工作”在唐山等地的合作伙伴，他们帮助接入了不少地方的工作资源。“有活hopped”运营副总经理张小红说，“传统意义上的招聘平台，不管是互联网公司还是线下招聘会，绝大部分还是在解决全职招聘的需求。一些平台也提供了很多兼职岗位，但上面的信息参差不齐。有些平台把有吸引力的兼职岗位当作钩子，用户到了线下之后，实际上要再去交信息服务费或报名费。” 重要的是要确保兼职者能拿到钱。他们把整个任务流程“在线化”，从兼职者找单、接单，开始服务、结束服务到收到明确定价的报酬，全流程都不脱离平台操作。企业有用工的需求，要在小程序上完成准入，开户、充值。发布任务的时候，钱已经到了平台的账户，由平台向兼职者结算，当天就能到账。这样，他们就不至于被黑心的雇主克扣或拖欠工钱。 让更多人有选择权 做保洁身体上劳累，但是精神上是放松的。现在的夏飞已经练出了肌肉记忆，看一眼屋子就能演算出该使用什么工具，该从哪里开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如何使用速度、力量、技巧——夏飞使用这些词，将保洁工作描述得像某种竞技运动。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她开始掌握这些“超能力”。 当了保洁以后，她慢慢构建出一个舒适区，那里面只有自己——她没遇见过不讲理的雇主。他们常常是忙自己的事，不会盯得她心里发毛。碰上沙发这些一个人搬不动的物件，雇主也帮着一起搬。她有点社恐，也不爱说话，只想埋头干活。所以她喜欢这样的工作环境：没有冲突和投诉，也没有孩子的啼哭，她只听见抹布擦干净玻璃、清洁剂冒泡泡的声音，这让她放松。 网络图片 “我知道我是新干的，所以都干一些小活。刚开始都是能干到位的，尽量都给他干到位。省时间或者啥的，那东西都不太考虑。”因为身上有股倔犟的认真，珍惜所有的机会，几个月过去，她攒起来些老客户，一天怎么也能接上一两单。保洁活儿干完了，她也没事刷刷“附近的工作”，找找地址核验、线上审核的兼职。这些工作很简单，比如为平台核验一些企业是否有实际办公地，拍个照片上传。审核招聘内容是否合法合规、有没有歧视性内容。一单五六块钱，不多。但每天顺道做几单，也能挣点买菜钱。“家里的活干够了、干烦了，出去工作反而是轻松的。”夏飞说。 最重要的是，她有了自己的收入，虽然一个月只有三四千元，但也不用手心朝上跟丈夫要钱，忍受他的奚落了。“现在我自己挣工资，想买什么都可以随便买。” “它是一个难而正确的事情。不管是宝妈、学生还是马路零工，你会觉得能够实实在在去解决他们的一些就业上的困难，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站在平台的角度，我们希望能够给这一类型的求职者更多的选择和机会。”张小红说。 有了腾讯“附近的工作”搭把手后，刘闯多了一条找活的新路子–通过“附近的工作”在“有活hopped”平台找活。他是个热心人，在客户家清洗油烟机的时候，时不时总碰上干保洁的同行。有的人年纪大了，不太会操作手机。“他们说不好找活，我就说试试这个，上面有活。”他教他们怎么注册、怎么登录，怎么学习平台规范，“一次两次之后，他们就都会了。” 网络图片 过完年，家电清洗行业进入淡季，刘闯最近正为没活儿的事烦躁不安。家里两个孩子还在上学，他不能休息太久。好在这是一个喜欢折腾的人。一天晚上，他拿着手机刷腾讯“附近的工作”，地址核实，就是拍一个公司的门头，这也是活，但钱少。兼职办公及IT安装，不知道是干啥的。代驾，做饭，收纳整理，日常保洁，墙体打孔，跑腿，一个个滑下来，他的眼睛突然亮了，语调高高扬起：专业陪诊服务！“这挺好，100块到400块一单。”他又找到一个新路子了，“这可以，我得研究一下。”他说。图片（来源：腾讯新闻） 全文转自微信公众号谷雨实验室
评论员张莉 优待高层次人才，就连子女也有”教育VIP卡”？ 据澎湃新闻报道，3月24日，长沙市教育局召开中考中招制度改革新闻发布会，详细解读《关于进一步推进高中阶段学校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办法》（简称《实施办法》），回应社会关切。值得注意的是，在规范政策性优待项目方面，《实施办法》提到：自2025年起，高层次人才子女享受教育优待实行单列，不纳入统招计划。 网络图片 这一政策发布之后引起了广泛讨论，大多数家长抛出的争议在于政策的合理性和人才认定标准——高层次人才的子女未必也是高层次，不纳入统招是否合理？ 家长的质疑并非简单的“仇优心理”，而是基于现实的理性担忧。根据长沙市人社部网站公布的《长沙市高层次人才分类认定目录》，长沙市高层次人才按照国际顶尖人才、国家级领军人才、省市级领军人才、高级人才等4个层次分类，分别用A、B、C、D指代。 最受争议的就是D类人才，《目录》中的D类其中包括了“长沙市优势主导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领域年薪50万元以上的高级经营管理和研发人才”。这个范围的划定颇有弹性，有没有严格的标准，能不能做到公平公正，又是否留下了可操作的空间？ 网络图片 家长质疑声浪的背后，是对教育公平的担忧，如果政策转变导致可能开启“隐性通道”，高层次人才子女不用统招直接单列，那这个赛道是否会成为新的升学捷径？多少为了“鸡娃”费尽心力的家长，应该不会想看到孩子的未来因为父母的职业水平而被划分。 政策的落地需要民意考察，想要吸引人才可以在薪酬、住房等方面给予倾斜，不必在子女“血脉”上层层优待，事关教育的敏感问题，更要有前瞻性、公平性、警示性。 调改政策不能为了兼顾城市发展而“顾此失彼”，教育的初衷就是让每个孩子都能在公平的土壤里，长成属于自己的风景。那些优质的资源本该自然流淌，只有一视同仁才能让每个学子都相信“奋斗有价值”。
今年二战暨抗战胜利80周年，台湾国防部纪念主轴定调“反侵略”，宣传二战暨抗战是中华民国的国军打下的功迹。另外，传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阅兵纪念抗战，两岸对抗日历史再出现“话语权”之争。 尽管共产党对抗日战争的实际贡献受到质疑，北京传出习近平今年将以大阅兵的形式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甚至可能邀请俄罗斯总理普京。 对台湾而言，北京一直透过这些庆祝活动来抢夺抗战胜利的话语权。台湾的国防部26日召开记者会说明“二战暨抗战胜利80周年系列活动”，政战局文宣心战处处长楼伟杰少将指出，“所谓的话语权，并不表示谁办的活动多，谁就有话语权，而是基于事实的考量。抗战从民国二十六年开始，二战从二十八年开始、我们跟轴心国宣战，直到民国三十四年二战跟抗战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国三十八年才成立，这就是为什么会把简单的时间轴印在‘乖乖‘后面，让大家简单可见这就是事实。” 楼伟杰提到与零嘴品牌“乖乖”合作，发行三款限量联名商品，将抗战历史写进包装袋，让更多年轻人知道抗战史。台湾国防部也与饮料品牌合作，将文宣融入民众生活周边可触及商品。 楼伟杰强调：“二战所有文件看到的都是‘中华民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今年并不是跟对岸比谁办的活动大，谁办的活动多，而是希望为宣传二战精神定调反侵略、护家园，这就是争取话语权最有利的。” 学者：参加二战的是中华民国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湾国防部智库、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许智翔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是当时在参与二次大战的一个政权，顶多只能说共军八路军在当时中国战场上一支约一、二十万兵力的游击部队，一边壮大兵力，一定程度参与战争。如果从历史事实来说，中共方面当然不具备这正当性去说他们是二次大战的主导者。” 许智翔举例：“日军一号作战，也就是豫湘桂会战，国军投入数百万兵力，伤亡五十、六十万以上。相较共军最大规模百团大战，伤亡约二万余人就知，双方交战的激烈程度。” 许智翔说，国军中间有一段时间休养生息，共军在敌后袭扰，共军以此指责国军没有积极抗战，但国军仍是抗战真正主力，共军投入的规模、量体完全无法与国军相比。 根据《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要》，在抗战中阵亡的高级将领，国军有二百零六名，《亚洲周刊》报道，共军只有一人。从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投降，日军在中国大陆造成了二千万平民和三百二十万军人死伤，其惨烈仅次于苏联卫国战争。 学者：中共借抗战壮大 最终夺下中国大陆政权 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吴瑟致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也提到，一九三七年中共在洛川会议定调抗日方针就是“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 吴瑟致说：“共军在角色上，以自己政治发展优先，不是抗日。中共能在二战结束后能显著超越国民党，令国民党失去在中国大陆的政权，最关键点是因为二次大战，让共产党有得以续命机会。在当时毛泽东指示下的策略，一分抗日，二分应付，七分发展，确实达到一定效果，这场战争不只针对太平洋地区主要战场的影响，也导致国共之间在中国统治地位历史呈现翻转。” 吴瑟致提到，二战后半段，因日军偷袭珍珠港，美军投入力道非常大，最后投下原子弹结束战争，日军因此投降。 许智翔提到，过去中共以二战主力是共军作宣传，近年修改叙事方向，以修正主义的态度强调，国民党打正面战场，共军打敌后战场。事实上二战中国战场，绝大多数大规模交战及最严重伤亡，大都国军在承受。 中共自抗战七十年以来，积极争夺二战话语权，许智翔认为，美中竞争态势下，中共与西方关系恶化，加上与日韩关系紧张，习近平上台后高度强调民族主义的意识型态，因此，强化及掌握谁才是在二战中对抗外敌这样叙事主旋律，有益政治宣传，及对台统战的正当性。 许智翔提到，二战时德义日组成的轴心国在各地发动侵略，最后遭盟军击退。对比中共近年在周边地区采取具侵略性政策、各种军力袭扰的军事行动，台湾今年纪念抗战以“反侵略”为主题，提醒中共和世人，侵略者终将败亡。 学者：中共一边谴责日本扩张 一边走向相同扩张途径 许智翔发现历史出现巧合，中共近年军事扩张性政策，包括南海争端、解放军远海长航到各地部署，最近到澳大利亚附近，还传出想在索罗门群岛建设基地，或曾有部份舰队远海长航时进到中太平洋甚至往中途岛方向前进。 他示警：“中共的行动莫名其妙就符合当年日本对外扩张的行为和类似路径，是历史上很讽刺的。一边强调纪念抗日战争，一边做跟当年日本帝国类似的事。对民主国家而言，与其说要击败侵略者不如帮他们脱离，不要重蹈覆辙。” 台湾主管两岸事务的大陆委员会日前指出，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暨台湾光复80周年，研判中共将办理相关纪念活动，诉求“反独”、“促统”及形塑两岸同属“一中”。 台湾的国防部长顾立雄早前也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直到民国38年（1949年）才成立，“如果要打一场它还没有出生时的战争，应该是没办法的。”无论二战或对日抗战，所有历史纪录的主体都是中华民国，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顾立雄强调：“话语权的关键并不是谁声音大，就能改变这个事实。”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 李亚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