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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過去曾被譽為「東方之珠」,以其自由、多元和普通法司法制度為基石,吸引全球關注。然而,自2019年元朗襲擊事件以及隨後發生的一連串政治壓迫行動,特別是47人案的審訊,香港的法治和人權逐漸走向深淵。林卓廷從當日的元朗襲擊受害人及揭露真相的前線人物,淪為被控罪的被告,這一切正昭示著香港從國際大都會滑向極權體制的深淵。 元朗襲擊事件的法治隕落 2019年7月21日,元朗地鐵站內外出現白衣人士無差別襲擊市民的暴行,當晚警察的緩慢反應和疑似縱容行為引起公眾強烈不滿。林卓廷,當時是立法會議員,親赴現場直播情況並協助受害者。然而,這位揭露真相的人士在事件後卻被控「參與暴動」罪,明顯是一場政治操控的法律武器化。林卓廷原告變被告的轉折,不僅彰顯香港執法和檢控機構的荒謬,也充分暴露了權力對法律的侵蝕。 謬誤分析:林卓廷事件的警示 在林卓廷事件中,我們可以觀察到以下幾個關鍵的謬誤: 1. 受害者被指控為施暴者 林卓廷當晚前往元朗站,旨在監察警方執法,並協助受襲市民。他在現場進行直播,呼籲和平,試圖緩和緊張局勢。然而,控方卻指控他參與暴動,這種將受害者轉化為被告的做法,顛倒了基本的事實和邏輯。 2. 忽視自衛與保護他人的行為 辯方強調林卓廷的行為是出於自衛和保護他人,並非參與暴動。他多次呼籲現場人士保持冷靜,避免衝突升級。然而,法庭未有充分考慮這些行為的動機和背景,直接將其定性為暴動,這種簡化的判斷忽視了事件的複雜性。 3. 選擇性執法與檢控 元朗襲擊事件中,白衣人的暴力行為有目共睹,但相關的調查和檢控進展緩慢,甚至被指縱容。相比之下,林卓廷等人的快速被捕和起訴,顯示出執法和司法機構的選擇性執法,這種雙重標準損害了司法公正。 4. 政治干預司法獨立 林卓廷作為民主派議員,長期以來積极參与社會運動和監察政府。對他的指控和定罪,被廣泛認為具有政治動機,旨在打壓異見聲音。這種政治對司法的干預,削弱了香港法治的基石。 5. 違反無罪推定原則 在審訊過程中,林卓廷被拒絕保釋,長期還押,這種未審先判的做法,違反了無罪推定的基本原則。此外,媒體對案件的報導也存在偏頗,可能影響公眾和陪審團的觀感,進一步損害了被告獲得公正審訊的權利。 47人案:扼殺民主希望的象徵 香港47人案同樣令人髮指。2021年,香港民主派初選的參與者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其中包括多位律政界、學術界及社運界的知名人士。這些民主派人士的唯一罪名是試圖透過合法、和平的方式爭取在立法會取得多數席位。這起案件標誌著「國安法」如何淪為剷除異見者的工具。 在審訊過程中,許多被告被迫承認罪名以求減輕刑期,而未審先囚的現象亦反映出香港司法系統的顛覆。這些參與者不過是行使基本權利,包括選舉參與和言論自由,卻被視為對國家政權的威脅。與之相比,過去香港以普通法保障公正審訊的傳統已蕩然無存。 國安法與23條:極權體制的法律基石 《港區國安法》的實施成為改變香港命運的分水嶺,其範圍和模糊性讓每一位香港市民都可能成為目標。更令人憂慮的是,香港政府再次推動《基本法》第23條立法,進一步擴大控罪範疇。如果說國安法是一把懸在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23條則是徹底摧毀公民自由的最後一擊。 法治是香港成功的核心,但如今,普通法的基石被極權模式取代,獨立司法已成過去。與此同時,全球對香港自由的擁護者亦須面對一個現實:國際社會對香港局勢的關注力度正逐漸減弱,這讓北京得以肆無忌憚地施行其極權意志。 香港——國際大都會的淪陷 回望過去,香港曾是亞洲法律和經濟的模範。如今,對於林卓廷等人的控罪顯示出香港已從一個多元開放的國際大都會,迅速淪陷為一個極權國度。無論是元朗襲擊事件中警方的失職,還是47人案的司法不公,都揭示了香港正處於一個失去自由和法治的時代。 極權的特徵是對異見的零容忍,而香港已逐漸成為這種體制的縮影。在這種情況下,法律的「國方法」性質已取代原有的普通法傳統,公正不再,民眾的希望亦被不斷壓制。 居澳港人的反思 作為一名居住於澳洲的港人,目睹香港局勢急劇變化,內心不禁感到沉痛和憤慨。遠離家鄉的我們雖然身處異地,但對於香港失去自由和法治的現實深感無奈。然而,我們亦深信國際社會的力量仍然可以為香港發聲,持續關注這片土地的未來。 結語 對於仍然關注香港的人士來說,林卓廷的遭遇和47人案是兩個重要的指標,表明香港正在迅速滑向一個極權的深淵。同時,國際社會有責任為香港的法治和自由發聲。畢竟,香港的命運與全球民主的未來密切相關。 (本文內容參考2019年元朗襲擊事件和香港47人案之相關資料,以及作者對香港局勢的觀察與反思。) 澳洲港人匯坊主席, 卓太
香港過去曾被譽為「東方之珠」,以其自由、多元和普通法司法制度為基石,吸引全球關注。然而,自2019年元朗襲擊事件以及隨後發生的一連串政治壓迫行動,特別是47人案的審訊,香港的法治和人權逐漸走向深淵。林卓廷從當日的元朗襲擊受害人及揭露真相的前線人物,淪為被控罪的被告,這一切正昭示著香港從國際大都會滑向極權體制的深淵。 元朗襲擊事件的法治隕落 2019年7月21日,元朗地鐵站內外出現白衣人士無差別襲擊市民的暴行,當晚警察的緩慢反應和疑似縱容行為引起公眾強烈不滿。林卓廷,當時是立法會議員,親赴現場直播情況並協助受害者。然而,這位揭露真相的人士在事件後卻被控「參與暴動」罪,明顯是一場政治操控的法律武器化。林卓廷原告變被告的轉折,不僅彰顯香港執法和檢控機構的荒謬,也充分暴露了權力對法律的侵蝕。 謬誤分析:林卓廷事件的警示 在林卓廷事件中,我們可以觀察到以下幾個關鍵的謬誤: 1. 受害者被指控為施暴者 林卓廷當晚前往元朗站,旨在監察警方執法,並協助受襲市民。他在現場進行直播,呼籲和平,試圖緩和緊張局勢。然而,控方卻指控他參與暴動,這種將受害者轉化為被告的做法,顛倒了基本的事實和邏輯。 2. 忽視自衛與保護他人的行為 辯方強調林卓廷的行為是出於自衛和保護他人,並非參與暴動。他多次呼籲現場人士保持冷靜,避免衝突升級。然而,法庭未有充分考慮這些行為的動機和背景,直接將其定性為暴動,這種簡化的判斷忽視了事件的複雜性。 3. 選擇性執法與檢控 元朗襲擊事件中,白衣人的暴力行為有目共睹,但相關的調查和檢控進展緩慢,甚至被指縱容。相比之下,林卓廷等人的快速被捕和起訴,顯示出執法和司法機構的選擇性執法,這種雙重標準損害了司法公正。 4. 政治干預司法獨立 林卓廷作為民主派議員,長期以來積极參与社會運動和監察政府。對他的指控和定罪,被廣泛認為具有政治動機,旨在打壓異見聲音。這種政治對司法的干預,削弱了香港法治的基石。 5. 違反無罪推定原則 在審訊過程中,林卓廷被拒絕保釋,長期還押,這種未審先判的做法,違反了無罪推定的基本原則。此外,媒體對案件的報導也存在偏頗,可能影響公眾和陪審團的觀感,進一步損害了被告獲得公正審訊的權利。 47人案:扼殺民主希望的象徵 香港47人案同樣令人髮指。2021年,香港民主派初選的參與者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其中包括多位律政界、學術界及社運界的知名人士。這些民主派人士的唯一罪名是試圖透過合法、和平的方式爭取在立法會取得多數席位。這起案件標誌著「國安法」如何淪為剷除異見者的工具。 在審訊過程中,許多被告被迫承認罪名以求減輕刑期,而未審先囚的現象亦反映出香港司法系統的顛覆。這些參與者不過是行使基本權利,包括選舉參與和言論自由,卻被視為對國家政權的威脅。與之相比,過去香港以普通法保障公正審訊的傳統已蕩然無存。 國安法與23條:極權體制的法律基石 《港區國安法》的實施成為改變香港命運的分水嶺,其範圍和模糊性讓每一位香港市民都可能成為目標。更令人憂慮的是,香港政府再次推動《基本法》第23條立法,進一步擴大控罪範疇。如果說國安法是一把懸在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23條則是徹底摧毀公民自由的最後一擊。 法治是香港成功的核心,但如今,普通法的基石被極權模式取代,獨立司法已成過去。與此同時,全球對香港自由的擁護者亦須面對一個現實:國際社會對香港局勢的關注力度正逐漸減弱,這讓北京得以肆無忌憚地施行其極權意志。 香港——國際大都會的淪陷 回望過去,香港曾是亞洲法律和經濟的模範。如今,對於林卓廷等人的控罪顯示出香港已從一個多元開放的國際大都會,迅速淪陷為一個極權國度。無論是元朗襲擊事件中警方的失職,還是47人案的司法不公,都揭示了香港正處於一個失去自由和法治的時代。 極權的特徵是對異見的零容忍,而香港已逐漸成為這種體制的縮影。在這種情況下,法律的「國方法」性質已取代原有的普通法傳統,公正不再,民眾的希望亦被不斷壓制。 居澳港人的反思 作為一名居住於澳洲的港人,目睹香港局勢急劇變化,內心不禁感到沉痛和憤慨。遠離家鄉的我們雖然身處異地,但對於香港失去自由和法治的現實深感無奈。然而,我們亦深信國際社會的力量仍然可以為香港發聲,持續關注這片土地的未來。 結語 對於仍然關注香港的人士來說,林卓廷的遭遇和47人案是兩個重要的指標,表明香港正在迅速滑向一個極權的深淵。同時,國際社會有責任為香港的法治和自由發聲。畢竟,香港的命運與全球民主的未來密切相關。 (本文內容參考2019年元朗襲擊事件和香港47人案之相關資料,以及作者對香港局勢的觀察與反思。) 澳洲港人匯坊主席, 卓太
中國法學界大老、前中國政法大學校長江平12月19日中午在北京逝世,享耆壽93歲。祖籍浙江寧波的江平,1988年升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2001年10月,江平被授予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稱號,享有國務院特殊津貼待遇。 江平除了被視為中共建政後民法、商法主要奠基人之一,也是知名著名法學家、法律教育家,曾被譽為「法學界的良心」及中國政法大學「永遠的校長」。 旅美民運人士王丹在臉書發文悼念江平。他指出,1989年學運,江校長堅定支持學生的民主要求。六四事件後,中國政治陷入黑暗,江平猶如黑暗中的一盞明燈,繼續不遺餘力地為民主法治發聲。因為德高望重,當局也無可奈何。 江平曾在1951年到1956年作為首批至蘇聯的留學生,先後就讀於喀山大學和莫斯科大學法律系。以全優成績提前一年畢業,回國任教於北京政法學院,在民法教研室任教。 1957年,在整風運動中,27歲的江平因為給黨提意見,一夜之間被打成右派, 在蘇聯相識的新婚妻子迫於政治壓力與他分手。 在之後的歲月里,江平在苦難中求生存, 在「文革」中他被下放到安徽「五七幹校」勞動,一直到1978年北京政法學院復校。 江平畢生堅持開放自由的精神和獨立的思想,1989年,他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期間,發表公開信支持學生民主運動,並鼓勵師生示威抗議,甚至公開為民運人士辯護,公開呼籲廢除勞改勞教制度、公開要求憲政民主。他因此被中共司法部免去校長職務。 他在2007年的一次訪問中披露,從1989年到1993年期間,他被禁止出國,甚至被校黨委要求,跟外國記者、外國人接觸之前,要先行通報。 作為中國民商法學的主要奠基人之一,江平參加了民法通則的制定,曾擔任信託法、合同法起草組組長,是民法典編纂負責人,在公司法、合同法、物權法的制定中也起了重要作用。江平還曾擔任行政立法研究組組長,帶頭起草了行政訴訟法草案。 回望自己的人生,江平在90歲接受財新網專訪時曾說,自己做到了不說違心話,只向真理低頭。他自認為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法學家,而是一名培育現代法治觀念的法學教育家。
編者按:11月26日,貴陽著名人權捍衛者李任科於因病去世,享年73歲。數十年來,李任科因積极參与人權事務及聲援民運同僚曾多次被中當局關押,只要是敏感事件或者所謂敏感日都會被強制失蹤。以下是李任科撰寫的《永遠同行——楊天水與楊天水們》。 網路圖片 永遠同行——楊天水與楊天水們 11 月 7 日立冬,隨後就收到楊天水的死訊,我心裡不由一陣寒顫。楊天水是繼彭明、曹勝利、劉曉波之後蹊蹺死亡的又一人,他們都有一個特殊的共同背景——政治犯! 歷來,政治犯楊天水們在追求中國憲政、自由、民主、和平的道路上做出的犧牲是巨大而慘痛的。他們的一生只有付出和犧牲,始終沒有關注自己的「五斗米」而是終身致力爭取全體民眾的「倉滿粟」,他們卻變成了政治犯。因為他們的政治立場和政治觀點與把持政治資源的黨派相左!政治犯楊天水多次坐牢失去了很多,而更重要的是因其牢獄的時間太長,在他有限生命中的巨大付出鮮為人知,這促使我回憶起與楊天水的交集。 記得 2003 年末,我執筆與廖雙元共同署名發表了《中國現代文明社會的曙光——紀念「啟蒙社」成立二十五周年》後,在國內外引起反響。接踵而至的來函來電錶示了對貴州「啟蒙社」成員和貴州民主黨成員的關注。2004 年初,一個寒冷的夜裡我接到電話,對方彬彬有禮的話語「是李任科先生嗎?我是南京的楊天水。」這一通電話持續了 4 個多小時。最後楊天水說「有機會我一定到貴州見見你們這群可愛的朋友。」雖未曾謀面,心裡已經暖意綿綿。 那個時期貴州的這一群朋友正在艱難生活中學習使用電腦,能夠打開雅虎郵箱的人並不多,大家有機會聚在一起時都是交流網上的資訊。那時國內能夠在互聯網發出聲音的朋友各地都有,但尤以楊天水、李國濤、張林的資訊為最多。貴州朋友對這一現象稱之為「華東的三架馬車」。 2004 年深秋的一天下午,貴陽的朋友約我去他家。在去的路上我遇見全林志(已故)朋友,他也是如約而來。進了朋友家門,一個身材高大而壯實、服飾整潔體態文靜、臉廓清晰濃眉大眼四十歲開外的美男子微笑著與我們握手。當互相通報姓名後,楊天水和我長時間的擁抱,相互勉勵之語不絕於耳。朋友們陸續到達,通過介紹得知楊天水剛從雲南調查完文革時期的「沙田事件」專程到貴州與朋友們見面。楊天水平靜地闡述了自己的心路歷程:自 89.64 之後他放棄了政府部門的職務,深刻地反思研究中國的歷史與現狀,不斷提出自己的見解,對未來政治社會的前景充滿信心。在幾次被關押坐牢之後,安排好同時也是放棄了一個曾經完美的家庭,全身心地投身到中國民主運動的大潮中。楊天水博學多才,待人友善,言談舉止有很強烈的親和力,與國內各地的民運朋友都有良好的交往。當我們問及某地一些朋友的情況時楊天水會如數家珍般地客觀介紹。對於「華東三駕馬車」高產的寫作,貴州朋友感興趣的是他們電腦操作的技巧,楊天水著重介紹了安徽的張林。他說張林坐牢出獄後,雙手十個手指的關節已經被折磨得不能曲伸了,張林每次使用電腦鍵盤時都是用一隻手指打字寫稿。這讓我們在場的朋友十分驚訝佩服不已。 楊天水的生活十分儉樸,我與他有一個共同的嗜好那就是吸煙,那天他遞給我抽的是雲南很便宜的「春城牌」香煙,幾個小時後我買了一條貴州也很便宜的「黃果樹」牌送他,天水再三推辭後收下了。楊天水雖然在生活中不能善待自己,在事業上他卻可以傾其所有購買了一台筆記本電腦,當他拿出給大家看時,很多人都懷著複雜心情小心翼翼地撫摸這台貴重的設備。相對比較貧困的貴州幾乎所有朋友家裡都沒有安裝網路,楊天水說在南京是租住房子也沒有安裝網路,他每天與朋友們交流都是上網吧。好在我們見面的朋友家樓下就有一個網吧,想必楊天水在貴陽的那天晚上又去「泡吧」而通宵達旦。 楊天水與我們交談時始終面帶可親的笑容,他的語速恰到好處不緊不慢,聲調柔美圓潤。天水的知識很豐厚,但他卻從不引經據典地顯示自己的博學,總是深入淺出平穩地敘述各種問題與事件。每一個與天水交流過的人都能從他的眼睛裡不斷析出睿智、理解、鼓勵、友善的目光。這也許就是楊天水朋友滿天下特有的氣質。當我書寫到這裡時一個豐滿、和善、健康、充滿活力精力、笑容可掬而很少談及自己經受重重磨難的楊天水呈現在我的腦海里……,怎麼就失去了你?我們的好兄弟! 楊天水離開貴陽沿廣西、湖南走訪各地朋友後回南京。不久《誰是最可愛的人》和《英勇不屈的陳西》等文章見諸於報道。 2005 年 5 月貴州陳西受刑十年刑滿出獄的那天,我將楊天水轉託國外朋友私人支助的幾百元錢交給陳西。陳西噙著淚花獃滯了幾分鐘,接著天水的電話打過來了。當時陳西剛步出貴陽第一監獄的大門,與楊天水通話的語速很慢,他不停地眨巴著眼睛,眼眶裡的淚花好幾次都差點流下來。陳西在通話中說的最多的話是「謝謝朋友們,謝謝大家……」。 楊天水對各地民運朋友生活工作的情況十分了解,不管是哪裡的朋友生活工作上發生困難,他都積極主動地想辦法聯絡爭取一些幫助與支助。當楊天水得知劉國凱資助貴州民主黨人的一百美元,竟被非民主黨人因生活困難截留私吞的情況,就積極聯絡境外貴州朋友爭取在台灣政府的名下建立一個平台,以對貴州及其西部艱辛生存的朋友提供可能的資源,由於貴州某些朋友的誤解最後事情黃了沒有辦成。楊天水也因此被貴州的某些人指責,對於這些誤解指責天水卻一笑了之。 那個時期大家都知道,在全國範圍內各地艱辛生活的很多朋友都通過楊天水受到一些關注和幫助。在西南地區重慶的許萬平也做過許多這方面的事情,因此重慶警方將許萬平抓捕判刑十年。在許萬平被捕後,我曾經提醒過楊天水,他很有可能是下一個警方抓捕的目標。楊天水平靜地對我說,這種可能性不大,因為南京國保的許多人對他的為人處世是折服的。可是不久楊天水還是被捕了,重判了十二年。 第二年貴州畢節日報記者李元龍(夜狼),在博訊網發表了四篇文章而被「煽動顛覆」罪開庭。李建強受國際中文筆會委派作為李元龍的法庭辯護人從貴陽轉道畢節,我們從李建強口裡了解些許楊天水被判刑的情況。楊天水的辯護律師是李建強(劉路)。據李建強說:在他去調閱楊天水案卷時,看見包括貴州在內全國各地民運人士的材料每個人都堆有一米多高。而楊天水案件是由江蘇鎮江的公安辦的。整個過程中南京國保與鎮江國保之間還發生了衝突,當鎮江國保到南京要帶走楊天水時,南京國保不許帶走,強調楊天水一直是南京國保的工作對象,有關楊天水的案件要交由南京方面處理。最後是由江蘇省公安廳作出決定,楊天水被鎮江國保帶走。而鎮江國保最終帶走楊天水的原因是,鎮江公安抓獲一名盜車賊,這名盜車賊是一個盜竊慣犯、累犯,多次被關押判刑,此賊曾在關押時與楊天水同監。為了減輕對他累犯的打擊重判,揭發了楊天水在獄中積極從事民主黨的組織活動。出獄後此賊與楊天水有過幾次接觸,楊天水都是用對待民主黨戰友的方式接待和提供幫助。雖然他們從來沒有以民主黨的形式進行過任何活動。惡運還是降臨到了楊天水的頭上! 據李建強講,他從南京國保那裡了解到楊天水曾卧病在床好幾天。南京國保人員去他家「工作」時,他們揭開楊天水家裡的鍋蓋,鍋里有的只是幾片青菜葉子。在場的國保人員全都驚愕、感慨,他們的佩服之情勝於言表。南京國保都知道楊天水在國內幫助過很多人,他卻從沒有利用這樣的機會善待和改變過自己的處境! 雖然在監獄裡和監獄都經常有人死去,但是楊天水們的死卻意義非凡。首先是他們對憲政民主事業堅持不懈的努力,堅忍不拔的信念和他們道德力量的感召力;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死——不明不白! 其實從湖南李旺陽「自殺」就是一個重大重要信號,這沒有引起全人類社會的足夠重視,沒有組織深入調查、揭露、呈情以至於情勢發展到今天的局面,這足以顯示我朝今天的傲慢與強大。我也為聯合國人權機構和世界衛生組織的不作為感到羞恥。我朝能將高精尖的設備送上太空,也能夠輕易地讓一個平凡羸弱的生命悄無聲息的滅失。 楊天水死了,楊天水們死了,這對無端失去各種權利的人們精神思想上產生了巨大衝擊。 我朝什麼時候沒有政治犯?今天的監獄裡還有多少政治犯?還有多少被失蹤的政治人物及其家屬?我們不得不把目光投向如今還在獄中的政治犯們,而我們只能不斷地為他們祈禱祝福——朋友啊,你千萬千萬要保重啊! 楊天水們為了世界人類的自由和平事業獻出了他們的生命,願上帝榮光永耀這些高貴的靈魂! 網路圖片 (2017年11月13日,包括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在內的數名社民連及支聯會成員在中聯辦門外為楊天水默哀三分鐘)
2022年11月24日,一場烏魯木齊大火葬送了10條生命,也點燃了蔓延全國的「白紙運動」。大批海外中國青年也紛紛起來聲援,甚至發展成各種「反賊組織」。一年過去,「白紙運動」隨著封控結束而落幕,然而反抗力量卻在海外生根發芽。自由亞洲電台駐倫敦記者呂熙過去一年一直追蹤英國華人組織「中國反賊」(China Deviants),這個在「白紙運動」期間誕生的組織,如何承接上一代「老民運人士」,成為海外反抗運動的新勢力? 「我是『中國反賊』的Apple,讓我們一起續寫白紙,發出屬於我們這個時代獨特的聲音。」—Apple 「我是一名來自中國的政治異見者,我追求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觀。」 —陳亮時 「我叫Kyle,我是一位追求自由的人。我為我的家鄉所放逐,但正是因為這种放逐,讓我可以在這個迷惘的年代變成一為先鋒。」 —馬有為 拿起白紙,說出你心裡的一句話,三位中國青年給出這樣的答案。 Apple、陳亮時和馬有為三位,都是在英華人組織「China Deviants」的成員。這個組織,中名譯名為「中國反賊」,顧名思義,就是明確反對中共獨裁。 「中國反賊」組織的萌芽,始於去年的「彭立發事件」,當時他在北京四通橋上的掛起的橫幅,震動了在倫敦留學的中國學生Apple。於是她在校園裡發起「海報運動」、「廁所革命」,去年10月底,她更和友人在倫敦市中心的特拉法加廣場(Trafalgar Square)上發起集會聲援彭立發,是近二、三十年來絕無僅有的一次在英中國青年抗議集會。 「白紙運動」中誕生的「反賊組織」 不到一個月,一場烏魯木齊大火燃點「白紙運動」,中國各地青年紛紛走上街頭,反封控、反獨裁。他們的吶喊,也牽動著Apple的心。身在倫敦的她通過Telegram建立了一個名為「上海馬拉松」的群組,希望能幫助在國內抗爭的小夥伴。 Apple 說:「在一個語音通話中,有一個女孩就在通話期間直接被抓了。群組裡的人在喊’那個女生被抓了!’,而我卻在電話另一頭的倫敦。我在想,天啊!我真的希望能幫她一把,把她拉回來。」 雖然迫切想要回國,和其他年輕人站在一起,但理智告訴Apple,留在海外聲援或許更有效。於是在去年11月底一個細雨紛飛的寒夜,她再次在倫敦發起集會。這一次,過千名在英華人和她一道,包圍中國駐英大使館,悼念烏魯木齊大火的死者,同時遙遙聲援國內的抗爭青年。 然而隨著中國政府解除封控措施,並大規模抓捕抗爭年輕人,國內的「白紙運動」迅速沉寂。在「白紙運動」一周年之際,牆內幾乎一片死寂。 不過「白紙運動」在海外撒下的火種,卻催生了像「中國反賊」一樣的海外「反賊組織」。 「中國反賊」在「白紙運動」期間正式成立後,過去一年間,從世界人權日的抗議活動,到「新冠吹哨人」李文亮逝世3周年的紀念,以至六四集會遊行,和「彭立發事件」一周年的活動,他們從不缺席,成為了海外反抗青年中,最積極行動的一群。 讓被抹去的聲音重現 讓「孤勇者」不再孤單 Apple 說:「我們希望在中國被審查掉的聲音,得以在海外重現,因為中國已不可能有任何形式的公民社會了。我們想,如果我們可以把這些聲音帶到海外,這些聲音至少能被聽到和存在。無論這是怎樣的聲音,我們都希望包含在內,這也是’中國反賊’的理念。」 愈來愈多海外中國青年,開始認識「中國反賊」這個組織。在倫敦工作的廣東人陳亮時,就是在今年年中加入「中國反賊」,讓他不再感到孤單。 陳亮時說:「在這個組織里,我認識了很多很優秀的人,他們真的很真誠、很有熱情,也很有行動力。自己作為一個中國人,因為不認同中國共產黨的統治而走出來,出來以後又會害怕,因為海外也有很多小粉紅,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是和我們志同道合,所以一直會有身份認同的危機。但加入’中國反賊’後,發覺有這麼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大家一起共事,從事反共和中國民主化的事業,我覺得很興奮,也找到一種歸屬感。」 而剛在英國完成研究生課程的馬有為也發現,一旦行動起來,就不再有昔日的無力感。 馬有為說:「作為中國人,我們普遍的一種感受,就是在中國社會的那種無力感,那種不斷被孤立、被原子化的情況下的失望與憤怒。我也是想擺脫這樣的情緒。如何擺脫呢?那就是通過行動,既然是要通過行動,我就找到了很多我可以為之並肩作戰的人。」 陳亮時和馬有為表示,他們以及家人暫時未有受到中共的直接威脅,但他們仍無法完全免於恐懼。雖然如此,他們仍然選擇以真實身份接受採訪。 陳亮時:「這就是中共打壓海外民主運動的方式,它的目的就是想用恐懼使我們不要發聲、不要抗議,以繼續維持它的極權統治。我覺得中共這個非人道的政權是一定要終結的。有恐懼是正常的,但我們不能因為恐懼的存在而停止,違背我們自己的價值觀、世界觀和政治理念。即使恐懼,我們仍然要站出來。」 海外反抗新勢力承先啟後 接力「老民運」 除了英國,在歐洲、美國以至日本,都有像他們一樣的海外中國青年,起來成為「反賊」,形成一股海外反抗運動新勢力。 前八九學運領袖周鋒鎖一直和這些海外中國年輕人保持密切聯繫。過去一年,他多次從美國飛到倫敦,親身支持「中國反賊」組織的活動。看著「白紙一代」海外青年組織逐步成熟發展,並以行動驅除內心的恐懼、孤獨和懷疑,他感到欣慰。 周鋒鎖說:「其實我一直在期待更多年輕人能夠加入進來。對我個人而言,不管做什麼,我是義不容辭,我絕對會盡心儘力,但是畢竟我們能力有限,所以去年以後,在各地都有比以前非常多的年輕人加入進來、行動起來,其實我就感覺我身上的擔子輕了很多。」 他表示,即使社會運動暫時歸於平靜,這些海外組織仍可通過讀書會等門檻較低的活動繼續宣揚理念;而各地組織之間「去中心化」,但同時互相連結、互相呼應,可讓社會運動變得更深更廣。 上一代的海外反抗勢力,以六四後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為主力。作為「白紙一代」的海外反抗青年新勢力,「中國反賊」的成員認為,他們可以從前輩的經驗中學習,同時保留他們新一代的獨特性。 Apple說:「我認為我們新一代和所謂的老一代主要的不同是,我們關注的議題比他們更多元,比如我們更關注女權問題,也更關注國際議題,比如俄烏問題。我想也是因為我們新一代生活在一個訊息時代,我們接收的資訊更多。」 熱情退後 海外運動尚有可為 有質疑聲音認為,國內「白紙運動」的根源,在於對「清零」政策的不滿。而隨著中國解封,運動迅速退潮,國內年青人回歸「躺平」狀態,而海外反抗運動也只能在平行時空進行,對國內狀況影響有限。 然而「中國反賊」的成員並不認同,對於國內青年和海外反抗運動,他們仍然抱有希望。 陳亮時說:「這個’白紙革命’是明確喊出一個政治口號,比如是’習近平下台’、’共產黨下台’。我認為這就是’白紙革命’成為一個’革命’的基本點,因為它不是單純情緒的表達,而是有一個政治目的的。從這一點出發,我認為中國年輕人是有希望的,因為在政治高壓下,他們都有勇氣走出來。」 Apple說:「社會運動走下坡是正常的,社會運動的周期可以潮起潮落,如果你什麼都不做的話,它甚至會死掉。但我們在儘力保存運動的勢頭,繼續建立我們在倫敦的社區,其他在巴黎、柏林、美國的朋友都在努力。這必然撒下公民運動的種子,這種成為公民的感覺,讓你知道有權為自己發聲的滋味。即使運動好像在退潮,這也不能被抹去,因為當你開始走上街頭,你就不會想退回去躲起來、一聲不響了。」 同一代人 海內外互相守望 在「白紙運動」周年之際,他們在網路徵集藝術品,本周五(24日)到周六(25日)在倫敦展出,並將由小貨車帶到歐洲各國串聯各大城市。 Apple說,本來有一半藝術品來自中國國內,卻礙於安全問題而必須撤掉。國內有人在微信轉發藝術展的消息,也被帶到公安局談話。即使如此,仍有無數國內年輕人向他們表達支持。她認為,這也顯示出海外活動如何感染和影響國內青年,鼓舞她繼續前行。 他們都有心理準備,短期內或許難以回國,但他們仍然盼著這一天。 「我會繼續前進,直到有一天,把我所爭取的自由,帶回我的家鄉。」 —馬有為
各位聽眾朋友 : 本周,我來到洛杉磯,與當地流亡的香港年輕人進行了兩場座談,不僅表達我對港人爭取民主運動的支持,也想藉機針對他們將要面對的流亡生涯,分享我的一些經驗,供他們參考。以下是我對他們的建議的部分內容,跟各位分享: 香港《國安法》通過之後,在香港本土幾乎已經不再有任何從事民主運動的空間,因此,越來越多的香港年輕的反抗者,通過各種方式離開了香港,來到了到海外,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政治流亡的生涯。 作為香港民主運動的堅定支持者,結合中國海外政治流亡群體和海外民運幾十年來的經驗教訓,我有一些或許「逆耳」的「忠言」,希望可以提供給他們參考。 首先,歷史上看,政治流亡是一條非常艱苦的路,這不僅是會面臨生活的挑戰,更主要的還在於,要如何維持運動的動能,始終不放棄理想,在一個漫長的時段內還能始終為自己的目標努力。就此而言,具備宗教信仰的流亡團體,例如藏人,例如法輪功群體,都能很好地克服這個挑戰。但這是因為兩個原因:一個是他們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做內心的支撐,而不僅僅是靠政治理念,政治理念往往會被現實困境打倒,令人轉為犬儒主義,但宗教的力量涉及生死關,遠遠大於理念的力量;另一個是宗教團體,都有一個至高無上的領袖,如尊者達賴喇嘛,如法輪功的李洪志。這樣的領袖不需要選舉,且因為宗教原因享有至高無上的威望。有這樣的領袖存在,流亡群體就會有凝聚力。 而政治流亡群體不僅沒有這樣天然的領袖人物,反而往往會因為政治領袖的競逐而產生矛盾。不僅中國海外民運,其他各國的政治流亡團體都有這樣的問題。說到底,政治本身就會存在權力鬥爭的問題,這其實是正常的。但也因為如此,政治流亡群體的長期團結,其實是很難做到的,這將是香港流亡團體很快就會面臨的問題,應當現在就思考建立一套機制,爭取能夠妥善處理維持政治凝聚力的問題。否則,一旦流亡群體四分五裂,甚至相互攻擊,流亡群體的公信力就會下降。 其次,我相信香港流亡群體已經有心理準備,只要中共不倒,離開香港容易,回去就很難了。在這方面,切不可有過分樂觀的看法。中國海外民運在1989年的時候,很多人判斷很快就可以回國,但現在三十二年了,我們仍在海外。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思想準備,就要做好長期流亡的策略上的準備,這也包括兩個部分: 第一, 目前國際社會對於香港普遍同情,對於流亡的香港人給予高度關注,這當然令人鼓舞。但從過去的經驗上看,西方國家對抗中共,更在意的還是本土力量和在本土發生的事情,對於流亡群體,一開始當然會給予最大的熱情,但隨著時間的流逝,這樣的熱情是會逐漸降低的。坦率地講,流亡群體不要對於所在國的支持寄予太大的希望,那樣的支持會持續,但會停留在道義層次上,實際的支持會逐漸減少。這當然不是抱怨,因為局勢隨時在變化,新的熱點不斷出現,哪個國家和政府都不可能長期地聚焦在單一議題上,何況,西方國家的政治也是瞬息萬變。因此,我會建議香港流亡團體必須做好準備,完全依賴自己的力量在海外長期生存和奮鬥,而近二三十年來早就已經移民海外的港人社區,才是真正需要流亡群體去爭取的力量。港人的事情,還是港人會最關心。所謂「國際線」,其實是有時效效應的,不可作為長期的依靠。 第二, 作為流亡的政治群體,維持海外的反對運動,其難度之一就在於財務問題。時間久了之後,人畢竟還是要先解決生存問題。如果目前的幾個主要的流亡群體不能長期支付工作人員的薪水,甚至是解決領導群體自己的個人生存問題,「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旗幟到底能夠打多久,是令人擔心的。我的經驗和建議是:在流亡的初始階段,籌款還是有一定空間的。應當趁目前政治捐款還有一定空間的機會,把籌到的款項用合適的方式進行作長遠的規劃,例如可以買下房產,不僅作為流亡群體的基地,房產本身也可以增值。政治捐款只會是一時的,未來的路還很長,沒有資金的支持,這條路是很難走下去的。 我的第三個建言,是希望香港年輕世代要從政治理念出發,建立廣泛的聯盟網路,而不要用人群來進行劃分。我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從我在海外二十幾年的經驗來看,儘管不同的流亡群體針對的矛頭都是一致的,那就是中共的獨裁專制;但不同流亡群體之間,往往會存在相互排斥現象。 以香港為例,我知道有一部分香港年輕世代,尤其是香港獨立運動的支持者,對於香港人和中國人的區分十分在意。在他們看來,香港就是香港,中國就是中國,各管各的事情,沒有必要攪和在一起。在這裡,「我們」和「你們」的心理區隔現象,的確是存在的。當然不是所有的香港年輕人都是這樣的,但即使有部分的人有這樣的心態,我認為也是不利於長期的流亡抗爭事業的。因為,今天在海外的華人世界中,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占絕大多數,其中當然很多人頭腦中依舊有中共宣傳的遺毒,抱持大一統思想,但不可否認,也有很多的來自中國的新移民,對於中共是不滿的—否則他們也不會移民出來,因此對於台灣和香港等地的反共活動是很想積極支持的,他們是龐大的潛在的支持力量和群眾觀基礎。如果把獨立訴求演繹成對作為整體的中國人的排斥,最後圈子只能越來越小,同溫層只能越來越薄。 在這方面,我認為流亡藏人群體在處理與漢族人之間的關係上,堪稱典範。尊者達賴喇嘛一向主張爭取漢人對於藏人訴求的支持,海外中國流亡群體與藏人流亡群體的聯絡非常多,互動非常熱絡,藏人流亡政府還設置了專門與海外漢人聯絡的專屬機構和負責人,每年都邀請漢人代表到印度的達蘭薩拉去參觀訪問,交換意見。我認為這裡彰顯了達賴喇嘛的政治智慧。藏人流亡力量能夠在幾十年的漫長時間中始終保持政治能量,與這樣的政治智慧是分不開的。港人,是否也思考和借鑒一下尊者達賴喇嘛的政治策略呢? 最後,我接觸到的香港流亡的年輕人中,也有一部分人心情比較沮喪,不知道自己和香港的前途在哪裡,不知道流亡的生活何時才能結束。對於他們,我想說的是: 流亡有被動的,也可以有主動的。作為主動選擇的流亡,其實是一種自我保護,也是一種自我完善。當你面臨暴政危及你的生命的時候,流亡就是最好的選擇,因為生命是寶貴的,不應當輕易放棄;當你如此熱愛自由的生活,而你的祖國讓你感到心理上無法呼吸的時候,流亡,其實是追求自由的努力的一種延續。就此而言,流亡或許會帶來種種的不便,流亡當然也要為之付出代價,但是,因為流亡其實已經成為自我成就的一部分,相比起來,這些代價就是如此的值得。因此,流亡作為一種狀態,其實取決於你把它放置在你的人生中的什麼位置上。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我父親一生中有三個摯愛, 不分先後:他的家人,台灣民主獨立和美食。 他生於1938年3月27日,在台灣苗栗出礦坑的山上。他在家中七個孩子排行老二(4個兄弟,2個妹妹)。爸爸回憶,他的母親是一個非常有才幹的女士。在教育費昂貴的時代,僅靠微薄的收入能成功的教育了孩子,她種菜,養雞和豬,籌措錢來養家糊口。我一直覺得我父親非常敬佩他的母親,他總說我讓他想起了她,我一直把這當作極大的讚美。對於台灣人來說,教育和教育者受到崇敬和尊重,也是他們擺脫貧困的關鍵。儘管我的父親不是長子,但他的舉動就好像他是。他的哥哥個性溫順(就像爸爸的父親一樣),幼年時偶爾被欺負,我的父親個子不大,但他保證沒人敢欺負他哥哥第二次。他在體能和智力上樹立了山中(牛山)「孩子王」的美譽—他開玩笑說。牛山的非官方紀錄表示,他是當地唯一進入頂尖學府台灣大學的人,但他指出牛山的人口不超過500,所以這個成就也許不像聽起來那樣偉大。他的哥哥早逝,享年35歲,所以父親一直是他家族的族長。爸爸的母親在教育孩子方面非常成功,家人散布在世界各地,爸爸在布里斯本就有一個妹妹,美國有另一個妹妹和弟弟,還有兩個弟弟留在台灣—邱家兄弟姐妹都是美麗慷慨的人,有著善良的心靈。 與母親不同,父親搬遷到美國和澳大利亞,一直掙扎採用那個英文名字(母親比較聰明,馬上選定)。結果,他一直在研究修改旁人應該如何對他稱呼。在台灣文化,一般以頭銜或職位稱呼(老師、教授、醫生、最小的女兒、長子等),很少直呼名字。在父親的一生中,他一直在更改自己的名字。當他到達美國加州時,他選擇了「詹姆斯」這個名字—我想這是因為他很欣賞詹姆斯‧迪恩(那是我出世前的一陣子),然後他多年使用「Chiou」(他的姓氏和單名)有點像麥當娜(Madonna)或雪兒(Cher),然後是CL(他的名字的英文縮寫),在他生命的垂暮時用「LG」即是亮公或「生活美滿」的縮寫。但有趣的是,他的昵稱是OM,是Old Man的縮寫,這是他所有高中同學、朋友和我媽媽對他的稱呼。我覺得他像我最小的女兒蕙丘(Emma)一樣,成熟的靈魂住在年輕的體魄,其他所有人都一定已經意識到了這一點。 就像我提到的那樣,父親天生就是一個聰明的人,就讀頂尖學府國立台灣大學,也是他認識我媽媽的地方。他是二年級,她是新生。我的母親非常美麗,父親追求了她兩年半。她一點也沒有被他迷住過—很長時間以來,她都拒絕了他充滿毅力的追求。他一直邀她出去,她就一直拒絕因為她想專心讀書。她當初也覺得他太矮瘦了。我父親是一個非常有決心的人,他不停地出現在她的宿舍,要請她去看電影或吃晚飯,但都被她拒絕。這期間,他寫了幾百封情書轟炸。他懷疑那兩年半的時間裡磨練出了寫作技巧。最後她終於同意去看《原野奇俠》(Shane),這是艾倫‧拉德(Alan Ladd)的經典作品。爸爸總是說,他最喜歡的電影是《原野奇俠》(Shane)。我知道他一直都喜歡西部片,直到他去世後我才發現那是他與媽媽的第一次約會時看的電影。內心深處,他是一個多情的人。 當爸爸媽媽訂婚時,爸爸的媽媽對她未來的媳婦說,爸爸出生時是乞丐,但有張皇帝嘴。她知道兒子永遠不會擅長管理財務,還好他娶對人了。爸爸媽媽於1964年在加州結婚。他們倆在學業上都非常優異,得以就讀美國大學。媽媽在南加州大學完成碩士,而父親則在加州大學(河邊)拿到博士。新婚不久我就忽然的來臨,不用說,我不在計劃之內,但慶幸的是被他們深愛著。在我出生後的第一年,爸媽把我保持秘密,如果我的祖父母得知後,就會堅持要求他們將我送回台灣由他們照顧,這是我的父母不願意的。 如爸爸常說,接下來的四年中我們三個人生活很窮,但卻非常快樂。僅靠他們微薄的收入,我的母親將她的碩士學位濃縮為一年完成,依然成績優異。父親暫停學業工作養家。他的工作從凌晨4點開始,分送報紙兩個小時,然後從早上9點至下午3點在洛杉磯一家黑人區的雜貨店當店員,接著晚上從6點至午夜在一家餐廳洗碗盤(他總是說60年代在一家繁忙的中國餐館當洗碗工是他做過的最艱苦的工作),我的父母都是勤奮工作的移民典範。即使媽媽在加州州立大學獲得了好工作,父親仍繼續送報,不是為錢,而是喜歡清晨新鮮空氣,送報運動。父親是個小巨星,在1970年底獲得了博士學位後,開始申請工作。芝加哥和昆士蘭大學都有給他工作機會,但因他有氣喘,而芝加哥的天氣惡劣,最後他選擇了大學時代就已神往的南半球世外桃源。如我父母婚姻的一貫作風,父親獨自環球前往布里斯本,在70年代初算是壯舉(沒有直飛航班),可憐的母親剛拿到大學的永久職就得向大學申請留職停薪,收拾行裝,賣掉他們的汽車,然後帶著我穿越夏威夷、日本、台灣和香港到達布里斯本,這一切她可沒留下甚麼好印象。 爸爸經常說澳大利亞對他們很好,我們定居在布里斯本,它真正成為了我們的家。當父親申請昆士蘭大學時,他向系主任暗示他的妻子是一位合格的大學圖書管理員,若是她也在此有工作的話他接受應聘機會就增加。這果然奏效,從此媽媽和爸爸的整個職業生涯都奉獻給昆士蘭大學。父親兩年內獲得永久職,建了他們的第一個房子,再一年後,他們獲得了公民身份也還清了貸款。亮人(Leon)在1973年底出生,一年多後素瑾(Sue)也跟著來。過去的幾十年來,我的父母面臨許多挑戰,都成功克服—他們周遊各地,經濟穩定,看著孩子們茁壯,婚配良偶,隨著時光飛逝迎接6個孫子的到來。他們喜歡照顧這些孫子,爸爸是一位神話般的祖父(阿公),他調皮、風趣、隨和、開朗,做得一手好吃的面,喜歡帶大家出去吃館子—完美的理想阿公。他對孫兒女們特別有耐心,我最小的女兒蕙丘(Emma)有個習慣,當爸媽來替我們帶孩子讓邁克和我外出時,回來時總是會發現她睡在沙發爸爸的大腿上。他說看她睡著了把她送上床,但我們一離開,她就爬下來,問在看電視的爸爸是否可以躺在沙發上,然後就待下睡著了。 爸爸很喜歡布里斯本,退休後,他們從聖露西亞山頂上搬到布里斯本河岸的一間公寓,他喜歡坐在陽台上泡一杯茶,配上一些零食,看著布城河畔與夜晚閃爍燈光,蘊育出他的無數篇文章。這使我想到了他的另一個摯愛—美食。讀過父親回憶錄的人都知道,回憶錄里記滿他多年來吃過的美味佳肴。對美食的熱愛傳遞給了我和我的所有孩子。我對父親最深刻的回憶是和他一起看美國70年代警匪片,例如Starsky和Hutch,伴著宵夜,如清蒸螃蟹加醬油或蛤蜊湯。他常提起故鄉苗栗粄條,品嘗了世界各地的美味,還是故鄉粄條最好吃。他年輕時曾為我們炒麵條,也喜歡做菜,這是他在學生時代在聖地亞哥的一家中餐館練出的好廚藝。 我和我的丈夫邁克在英格蘭生活了4年,在回澳的路上,我們和利用休假期間客座淡大的父親住在台北6個月。他常會到當地市場逛逛,挑選當天晚餐所需的肉類和新鮮蔬菜。我很喜歡和爸爸在一起的那段日子,那是最美好時光以及佳肴的回憶。爸爸還發掘了許多當地最好的餐館,我們喜歡一起探索。2014年,父親帶全家回台灣兩個星期,我們13個人坐在一輛掛著白色絨毛窗帘的大型巴士上,環遊台灣,真是太好了。台灣人的待客方式是在宴請訪客,客人們每隔一天就要面對一次15種菜色的宴會,到最後,連我父親也投降了,只想吃一碗簡單的麵條。他喜歡我的第二個女兒蕊丘(Lucy)其中一個原因是她從小就愛吃米飯,他認為這太好了,因為他也一直愛吃米飯,特別媽媽煮的不使用電鍋,而用老式平底鐵鍋煮的鬆脆鍋巴。他喜歡其它美食,但它們不敵一碗米飯,綠色蔬菜配泡菜。我總是可以根據父親食慾從旁了解他接受癌症治療的感受。當感到沮喪時就沒食慾。 爸爸從不沉迷於酒精—其實我想他會喜歡一杯美酒或蘇格蘭威士忌,但他基本上對酒精過敏,喝了一口會開始面紅,還會發作哮喘。由於亞洲人的飲酒常常是「乾杯」,即使在台灣李登輝總統的身旁,父親也學會了假喝茶替代。我知道他的朋友和學生們常常給他不同的茶葉,我深深地記得他拿著一大杯茶撰寫有關台灣的文章。 現在,我轉向父親的第三愛,有時是他全神貫注的愛—政治,民主和台灣的獨立。生活中少有人能一生熱愛自己的工作,真心的,熱情的投入。我的大女兒莉丘(Rachel)似乎是其中的一員,而父親則是另一個。爸爸喜歡教書、演講和寫作。再一次,我可以根據他是否能夠寫一篇文章來評估他去年的感受,他持續寫作到人生盡頭。我感到特別不公平的是,當台灣終於開始有相當多積極關注以及挺身反抗來自中國的持續恐嚇時,爸爸的身體反而不如以往。 我不會詳細介紹父親的工作,這裡有很多其他人更能夠寫出和討論他的貢獻,那比我可詳盡的多。我將分享一些有關父親在人生中的使命故事。爸爸是一個不尋常的人,他來自傳統的、貧窮的、保守的亞洲背景,但擁護包容、深思、公平和人道的價值觀。他是民主的堅定信徒,並且理解有時結局可能不會按照你的喜好,但沒關係,人民已經決定,不同政見的奢侈是現代文明的強大權利。澳大利亞擁護的言論、新聞、表達自由是我父親一生中的重要元素,而這正是他想要給台灣的。若他處在17和18世紀的啟蒙運動,他會做得很好。可憐台灣遭受了比一般國家更多的「侵佔」,包括荷蘭、西班牙、日本和中國。作為一個客家和台灣原住民的驕傲結合,父親對台灣成為民主國家並最終被世界其它國家承認為一個獨立國家充滿熱情。這種激情從他的學術生涯的初期就很明顯。在1971年他從美國前往布里斯本的途中他很可能被台灣政府拘留,因為他嚴重批判過蔣介石的獨裁統治。所以他和他的論文指導教授Gripp計劃,如果他在香港沒有打電話給他,就知道爸爸被拘留了,要開始設法營救。值得慶幸的是,這種結果並沒有發生,但也算險象環生。 1976年1月,爸爸無畏黑名單飛回台北,在機場被官方拘留。他說,他們友善給他幾瓶紅酒和茶之後「建議」他不要入境。經過幾個小時「談判」,他就被送去飛往香港的班機。他可憐的父母不知所措,不敢去飛機場,他們整天向神祈禱,保佑自己的兒子。我父親還錯過了他母親的葬禮,因為他呼籲民主和獨立,而被禁止回國。最後,經過二十多年的努力,台灣進行了憲法改革,完成了第一次民選,從而實現了他的目標之一。1990年,父親是李登輝總統的顧問之一,負責建立總統直選制度並改革議會使其更加民主化。十年後,反對黨總統候選人當選,和平就職,真正的民主終於來到台灣。40年來,台灣從軍事獨裁化身為世界上最活躍的民主國家之一。想一想這是一個多麼非凡的成就。爸爸不停的努力,不辭辛勞撰寫文章倡導民主化的需要和正式承認台灣為獨立國家已有50年了,他看到第一個理想實現了,毫無疑問,第二個理想也會在他離去後繼續。 身為一個來自農村出身平庸的小夥子,父親清楚看到人性的微妙互動,他的情商很高。當邁克和我結婚時,他輕鬆地用英語和中文演講,討論了婚姻和兩種文化融合帶來的挑戰和喜悅。我仍然記得他對邁克說過,他非常幸運,因為在台灣傳統中,妻子是強者,決定了家裡的規矩,但在公共場所會尊重丈夫,但是西方文化偏重丈夫在公開場合對妻子彬彬有禮。基本上,他希望這兩種方式都要做到,並且祝他接受「挑戰成功」。 爸爸對許多人來說,各有不同。他具有幽默感,同情心又精力旺盛,似乎給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即使在醫院的最後一天,他也感謝護士的止痛藥,並感謝他們的護理。他是許多台灣人的熱情領袖和擁護者,是許多學生的良師益友,耐心支持的丈夫,善良完美的阿公/祖父,但對我來說,他只是我的父親。我和父親很親近,他經常開玩笑說我們是如此相似。我非常非常幸運能擁有他,並會非常想念他。 作者邱奕雲是邱垂亮教授長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