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六四血永志不忘——专访《天安门时报》主编阮杰

阮杰祖籍广东,在1998年来到澳洲后便一直致力于民主运动。他先后创办了《天安门时报》和“中国民主学校”,并坚持至今。然而,他这么做的“代价”之一则是,被列入了中国政府的黑名单,这20多年来再也没能回到日夜思念的故乡。

每年的6月4日,阮杰都会参与举办六四纪念日活动。他表示,应该将这一天定为“纪念全球共产主义受难者日”。

 “共产主义破坏整个全球长达半个多世纪,这期间造成1亿多人的死亡。”阮杰说:“现在很多国家,包括澳洲,特别是民主国家,40岁以下的人们对共产主义的残暴与邪恶基本上了解的很少,如果以后都能有这样一个日子,这一天不仅能为受难者们发声,还能将共产主义所做的事情展现给后人,以提醒现在的年轻人认清共产主义,这样做很有意义。” 

为何投身民主运动?

六四事件发生时,阮杰还在中国大陆。在当时大环境下,他接触到一些自由的思想。阮杰曾在国内读了大学与研究生,但直到来到海外,才知道了历史的真相。“在国内的教育体系中,学生们都是接收著共产党的办学逻辑与宣传,来到海外后才发现原来国内很多宣传的东西都是不真实的。”他说。

童年与青年时期的两场事件令阮杰久久不能忘怀,也是他一直坚持民主运动的动力。他讲述:50年代时,邻居家的小儿子刚从清华大学毕业,就被打成右派,还被关了27年。27年后,小儿子终于恢复自由身,然而他的父母已经不在人世,哥哥姐姐们已成家立业,只有他自己孤身一人。每每到了阮杰放学回家的日子,他就会守在路口,然后跟著阮杰回家,讲述自己对中国历史,如辛亥革命等的看法。

那时候,他来到阮杰家里还自带棉被等,阮杰觉得这个人很实诚,不愿意多贪别人的东西,这样好的人为甚么会被关到监狱呢?

另外一件事是发生在邻村,阮杰讲道,文革中发生的冤假错案触目惊心。当时有个人是生产队的大队支书,文革时,他斗死了好几个人;文革后,他被劳改。但因他害死多人,整个村的人都很恨他,村民们拿他两个儿子出气,致使两个儿子都被打到残废,最后被打得神志不清,甚至痴呆了。“两个儿子因病离世,他与他七十多岁的老伴要抬两个孩子,最终他夫妻俩选择自杀。”阮杰说。

阮杰表示,文革之后,整个社会都变了,人们没有了同情、互助之心;种种事件对我的影响太大。“一开始,大家只是想让共产党变好,杜绝贪官、腐败,我们怀著一腔热血来做事,后来我在海外看到了辛亥革命的真相,看到了那些前辈为祖籍国的文明,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他说。

“我也是海外华人群体中的一员,也许我们也做不到像辛亥革命这些前辈们这样献出生命,但还是想做点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如果中国人都害怕共产党、人们担心不能回国做生意等等,那真改变不了甚么;但每个人都能从自己做起,让更多人了解真相,即便最后没能成功,我们也付出了。”阮杰说。 

这样的“代价”,值得吗?

阮杰坦言,“我有一个梦想,我希望中国能够早日实现民主自由,我能够自由地回到我的故乡,在母亲的坟前跪下,说声:妈妈,我对不起您。”提及母亲,阮杰止不住流泪,他说,每当想到这件事,他都非常痛心。

2000年阮杰母亲过世,家中所有的孩子都围著母亲,唯独少了阮杰。那时他不能回大陆,后来姐姐告诉他,母亲过世那天,她一直向门外看,不断在问:“阿杰回来了没有?阿杰回来了没有?”

“我们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历史,早在1949年前,中国是个文明、很有正气的民族。我们中国在亚洲也曾是最接近民主的国家。但共产主义这个海外来的组织,在其统治之下,历次运动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伤害与灾难,每个人都不站起来说话,每个人都自我利益至上而让共产党继续作恶,那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了。”阮杰说。 

“我创办的华文媒体没有政治色彩”

阮杰于2009年创办《天安门时报》,他希望用这样一份报纸来加深中国人对普世价值的探索,旨在弘扬正义、批评邪恶。

阮杰说,近十几年来,共产主义对世界各地的华文媒体均有不同程度的渗透,《天安门时报》是个普通的华文报纸而已,不参与/干涉政治选举,不带有政治色彩,且原来是有华人客户的,但在中国领事馆的“干涉和劝诫”下,现在主要的客户是澳洲当地人。“我的华人客户受到共产势力不同程度的‘干扰’,有信件告知,也有电话,他们在国内的亲人也有被‘请喝茶’等现象;不过也没关系,我们在澳洲,那就与当地的社区联系,继续将真相陈述出来。”

有人说,六四、文革都已成过去式,但阮杰认为,共产主义的邪恶本质还在,很多现象都在不断向后来人发出警告,后代要警醒。“作为海外华人的一员,在中国还有我们的兄弟姐妹、父母朋友,”阮杰说,“我们是希望那片土地能走向民主自由,我们最终也能回到那片生我养我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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