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建豪再婚！与日本创作歌手荒卷绘美登记结婚，经纪公司正式证实
2026 年 6 月 30 日
一月六日，在美国发生国会山叛乱事件的同一天，香港也发生“一六大搜捕”，警方出动上千警力，在当天一早就上门拘捕了五十五名组织和所有参加去年7月民主派初选的人士，其中包括前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众多前立法会议员和现任区议员。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把民主派的活跃分子几乎一扫而空，震惊香港。有人把它和台湾美丽岛事件相提并论：美丽岛事件中也把当时的党外精英逮捕殆尽。在平时，这件事本来应该上国际头条新闻，可是国会山事件的震惊程度更大得多。此事在国际新闻中只能落到二三线。很可能，这正是中共和港府精心安排的时间节点。现在大部分人都获得保释，但他们中的很多人，即将面对“违反国安法”的起诉。 根据香港保安局长李家超和警方的说法，拘捕他们的原因，是他们参加的民主派初选，是组织者之一戴耀廷的“揽炒十部曲”计划的一部分，而这个“歹毒计划”企图瘫痪香港，触犯国安法第22条：“任何人组织、策划、实施或者参与实施以下以武力、威胁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颠覆国家政权行为……严重干扰、阻挠、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权机关或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依法履行职能”。 具体而言，戴耀廷在2020年4月28日在苹果日报撰文《真揽炒十步 这是香港宿命》，在设想的“揽炒十部曲”中，计划民主派先在获得立法会多数（即35+）后，再否决财政预算案，导致特首需要解散议会，再在重选议会中再次否决财政预算案，迫使特首下台。戴耀廷参加了初选的组织工作，就是为了推动35+。有参选人签署了《墨落无悔 坚定抗争》的“抗争派立场声明书”，表明“我会运用基本法赋予立法会的权力，包括否决财政预算案，迫使特首回应五大诉求”。 在政治上而言，中国这样做当然是再次“教训”香港民主派，结合中国想要单方面修改香港选举程式的传闻，中国有意把“安全系数”加到最高，彻底封杀民主派“夺权”的希望。在国际政治而言，此举则趁美国动荡的政局，在拜登上任前美国无暇实质性还击之际，在香港尽量放手大干一场，固化在香港的政治红线，同时也为以后和拜登政府周旋积聚筹码。 那么在法律上，中共所为是否行得通呢？在此，先撇开国安法是否合理，香港法官是否能守住底线之类的争议，单从条文分析一下。此案的争议有几个。 第一，民主派初选不等于“揽炒十步曲” 民主派初选不是“非法”的，也没有“违反基本法”。在文明社会，法律没有规定不能做的，就都是可以做的。建制派经常说“初选是违反基本法”的。其实，这大概只是指在基本法没有规定“初选”，这只能说明“初选”的结果没有法律效力，而不是“非法”，也没有“违反基本法”和违反香港的任何法律。 戴耀廷虽然提出“揽炒十部曲”，也确实有一些候选人签署将否决财政预算案的声明，但这不表明，组织初选和参加初选本身，是“揽炒十部曲”的一部分。 在“揽炒十部曲”中，第一步为“政府广泛取消民主派人士参选立法会资格，包括现任议员。民主派由Plan B继续参选。”其中政府DQ是政府主动做的，民主派派出Plan B参选，无论有没有这个揽炒十步曲，都是民主派必然会做的。 第二步“策略投票，使民主派成功取得35席或以上”。在尚存选举制度中，每个派别通过选举赢得议会控制权，是一种合理合法的目标。同样，无论有没有这个“揽炒十步曲”，都是民主派必然会做的。 而早在前几年，民主派内就一直有初选的实践，已可视为民主派协调参选的一种恒常机制。 因此，初选不是揽炒计划的产物，相反，戴耀廷反而是希望借助初选机制实现自己的计划。这里的时序和因果关系必须清晰。 更何况，很多参加初选的民主派人士都不支持揽炒，有不少还明确反对揽炒。不能因为一些主张揽炒的人，加入了初选（参选和组织），就认为所有参加的人，都支持揽炒。这在道理上无疑不成立。 第二，追溯力成疑 戴耀廷发表“揽炒十部曲”（4月）、参选人签署“抗争派协议书”（6月）、初选组织和竞选绝大部分发生在国安法颁布前。在六场初选论坛，有四场发生在发生在国安法颁布前。初选本身也是刚刚颁布国安法不久就进行（7月11-12日）。 很多人在国安法颁布后退出政坛，不少组织在国安法颁布后宣布组织解散一样。根据国安法没有追溯力的原则，他们此前发表的言论和活动都不应被追究。 同理，参选者即便此前表态支持“揽炒”，也完全有可能在中国颁布国安法后，放弃“揽炒”的主张。如果没有找到，在国安法颁布后，他们依然支持“揽炒”的证据，那么根据香港法律，以及国安法本身第五条也规定“任何人未经司法机关判罪之前均假定无罪”的“疑罪从无”原则，就无法把他们入罪。 同样，退一万步，对被拘捕的组织者而言，即便初选真的带有“揽炒”的原意，那么也是在国安法颁布前。必须证明在国安法颁布后，初选组织者还有这种意图，才能算是违反国安法。至于举证责任，在控方（证明他们还有这种意图），还是在辩方（证明他们放弃这种意图），或会是一个争议点。但这是无法缺失的一环，而且同样根据疑罪从无的原则，似应由控方举证才更合理。 第三，“揽炒十部曲”规定的否决财政案是否“非法手段” “揽炒十部曲”的核心部分是第四步到第七步，即通过否决财政预算案迫使特首辞职。在国安法22条与本案相关的有两个定罪元素，第一必须是“以武力、威胁使用武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第二必须是“严重干扰、阻挠、破坏……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权机关依法履行职能”。否决财政预算案是否“严重干扰、阻挠……政府依法履行职能”？又是否“非法手段”？这都存在很大争议。 根据基本法七十三条，立法会有“根据政府的提案，审核、通过财政预算”的权力。这种“通过”的权力是实质性的，而不是礼仪性的。当宪政性档说明立法会拥有某种“批准”的权力时，当然也默认了它同时拥有“不批准”的权力，否则和橡皮图章何异？正如中国强调在基本法四十五条中，中央人民政府对特首的“任命权”是实质性的权力一样。更何况，在基本法五十条和五十一条中，均规定立法会有“拒绝通过政府提出的财政预算案”的权力。 又有人认为，“揽炒”派的否决预算案计划，不是针对预算案本身，而是胁迫政府接收“五大诉求”，不管财政预算案如何都否决，所以是非法手段的。 这有一定道理，大致上可以说，“揽炒”派这种计划是“不符合基本法原意的”，或者更上纲上线一点就是“违反基本法”。但关键还在于，否决财政案本身不成为一种“非法手段”。 同样，当基本法已规定了在财政预算案被否决后的步骤，这说明，立法者已预期这是“政权机关依法履行职能”的一部分，如此说来，这又是否算的上“严重干扰、阻挠”呢？难道基本法自己也批准了“严重干扰、阻挠”政权机关吗？ 况且，即便“否决财政案”是“违反国安法”的“非法手段”。但不等于这些计划每一步都是非法的。其中第一到第二步，如前所述，本来就是正常的选举。 第四，“揽炒十部曲”是一个计划，还是一个“预测” 在戴耀廷的文章中，不是用“计划”形容，而是用“推算”（“按我的推算，这条香港揽炒宿命路的时间线可能是这样”）。 在戴耀廷的“计划”中，如前所述，第一到第二步本来就是正常的选举的一部分。第三步“特首DQ民主派议员，但民主派继续主导立法会。这只能说是预测选举获胜之后的情形。第四到七步迫使特首辞职可算是计划。 之后，“第八步（2021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香港进入紧急状态，中央政府把国家安全法直接适用于香港，解散立法会、成立临时立法会、下届特首由协商产生，大举拘押民主派领袖。第九步（2021年12月后），香港社会街头抗争变得更加激烈，镇压也非常血腥，港人发动三罢，令香港社会陷入停顿。第十步（2022年1月后）。西方国家对中共实行政治及经济制裁。” 应该承认，最后这三步可算得上“歹毒”，特别是第九步预期“镇压非常血腥”，更令人不安。但这似乎更多是“纸上谈兵”。看起来更像一种预测或博弈。而且这种预测也是错的。 其实在基本法第五十三条，已经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短期不能履行职务时，由政务司长、财政司长、律政司长依次临时代理其职务。”2005年，董建华也因“脚痛”辞职，香港没有乱，曾荫权先按照基本法成为署理行政长官，香港再进行特首补选，曾荫权当选后经过中央任命成为新正式行政长官。 这表明，即便根据基本法五十二条，特首因预算案再次被否决而不得不辞职，也不是“天塌下来”的事，香港照样有程式解决。所谓“香港进入紧急状态”等并非必要。如果中央不“配合”，就是戴耀廷的一厢情愿。 第五，计划缺乏逻辑性，而且相对遥远 就算以上都是“计划”，戴耀廷的书生意气，把“计划”吹得很大，其实各步之间缺乏必然的逻辑联系。整个计划好比有个笑话：一个人今天买一只母鸡，母鸡生蛋，每个蛋都可以孵出母鸡，母鸡又再生蛋，这样下去，这个人自己就变成大富翁了。如果这个笑话有下文，这个人再吹，自己变成大富翁就可以招兵买马做皇帝了。这样难道他买了一只母鸡就违反国安法了吗？ 而且，确切地说，在目前“十步曲”中，除了所谓第一步“政府广泛取消民主派人士参选立法会资格，包括现任议员。民主派由Plan B继续参选”之外，其他均未发生。“组织初选”可以算是配合第二步中的“配合策略投票”，但第二步刚开始就胎死腹中，中国直接推迟选举一年。这距离“计划”距离核心部分，即通过否决财政预算案迫使特首辞职，还相当遥远。可以肯定，这也会是法庭争议的重点。 综上所述，香港一六大拘捕，按照香港的法律传统，在法律上是很难定罪的。即使直接策划人（比如戴耀廷）和签署了“抗争派协议书”的初选参选者（有人参加初选胜出后还被DQ了）定罪可能性更大，其他没有签署的初选参选者（更何况明确反对者）根本无法入罪。在这种情况下，警方一次过把所有参加民主派初选的人都拘捕，很多被“违反国安法”而拘捕的人，大概率最终都达不到起诉的标准。当然，现在香港不能用常理推测。 （※作者为国际关系评论人，全文转自上报）
美国新旧政府过渡之际，国务卿蓬佩奥日前宣布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将访问台湾，后临时生变，改由她和总统蔡英文进行视讯会议，但即使未创造1971年来美国现任驻联合国大使访台先例，却也引来中国官方疯狂批判，不只中国外交部警告华府要为“错误言行付出代价”，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也在同一时间连发九段推特，斥责克拉夫特支持台湾的言行违反“一中原则”。 蓬佩奥离任前加促台美关系的诸多举措，有媒体将之解读为对中国最后的强硬手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则称那是“最后疯狂”。造成中方激烈反应，尤以克拉夫特所具的指标意义。一来她尚是美国现任驻联合国常代，和台湾官方的公开互动，有强化台湾国家地位的宣传作用，二来她多次发言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甚而明指“没有台湾的联合国是自欺欺人”，更直接触及中国敏感神经，因为自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战略目标，从未仅止于赢得联合国代表权，还包括彻底结束中华民国，并将台湾这块土地收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治理版图。 因而，自1971年近半世纪以来，中共一方在联合国主要工作之一，就是将所谓联合国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合法权利问题”的2758号决议，朝其自我设定的一中原则诠释推进。即，2758号决议写到的仅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代表是中国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代表…并立即把蒋介石的代表从它在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中所非法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 不过，在克拉夫特和蔡英文结束视讯会议后，中国外交部的声明除重申：“联合国是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包括世卫组织活动问题，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25.1号决议确认的重要原则。”其前一段话则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基本事实，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文字段落一前一后，中方便是又一次刻意把1971年的联合国2758号决议，迳自嵌入自己国家“1982年宪法序言”和“2005年《反分裂国家法》”的综合体，也就是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一大段，尤其“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是中国自己加的，跟1971年联合国2758号决议一点关系也没有。简单讲，中国是把自己之后的主观想往，套上之前的联合国决议，再拿联合国当年的决议，去为自己今天的意图背书，然后讲得好像一直以来大家都这样认为。 其实两岸环绕在2758号决议上的纷扰早数不胜数，扁、马执政时期都吃过亏，差别只在马英九不承认吃亏而已，因此也才会在当年针对世卫大会邀请函上，附加联合国2758号决议及一中原则文字时，同时接受且回函。马英九当时所持理由，即他认知的是“一中原则”为“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一中，接续附和马英九的，就是今天甫提案修正《戒严时期人民受损权利回复条例》的国民党立委蒋万安，他支持马英九的解释是：尽管前总统蒋介石当年拒绝承认2758号决议，但如今（2016年）时空背景已完全不同，“一中”是指中华民国。 问题其实就来了，你说“一中”是指中华民国，中共说“一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当中共积极透过联合国舞台，铺天盖地落实将“一中”定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国的“一中”可以如何展现？再进一步说，当中共今天已将“九二共识”硬生生转换成“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同时也硬生生在联合国借由它日益壮大的影响力，把“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焊接成当年2758号决议的解释，“一中”的中华民国如今安在？当下时空背景又是什么？ 这就是中国为什么对克拉夫特这位“即将卸任的驻联合国大使”需要这么气急败坏的原因，观察克拉夫特的“挺台论”，其实从头到尾她仅针对“台湾”发言肯定，未及过去中华民国和联合国的历史渊源等等，这势必直接冲击早被中国搞得面目全非的联合国2758号决议，中国欲以2758号决议除尽中华民国，并据此再进一步框架台湾的发展，她身为驻联合国常代，却对2758号决议只字不提，连中国长期对当中的错解也不理会，便已意谓“今天的台湾和半世纪前的2758号决议并无关系”，就其外交辞令，谁能说她是不懂外交的“煤炭业老板娘”（其夫婿为美国煤炭业老板）。那么，再回头看克拉夫特每回“不经意”让象征台湾意识的台湾黑熊玩偶随之入镜，还在访台不成后把“台湾黑熊”夹带入联合国，就的确是非乱入的意在言外了。 今天之前，“中共版的2758号决议”长期以来已意同骗子向国王献上那根本不存在的衣服，或有台湾友邦在联合国直言台湾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的说法相当误谬，而克拉夫特毕竟是美国现任大使，她本身虽无三头六臂，惟美版“国王的新衣”寓意终究又高一层。可以理解，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连九段推特斥责克拉夫特，正如一位裸身国王被戳破幻象后恼羞成怒的反应。 （全文转自上报）
推特宣布对川普永久封号，此事使川普与社交媒体的战争达到最高烈度。永久？就是川普从此再也不能通过推特发表任何个人意见。 这件事唯一的好处是，证明美国还是一个民主国家，总统和平民在言论自由方面，基本上享受同等待遇。推特可以对任何一个平民永久封号，它也有权对总统永久封号。在独裁国家如中共国，如果习近平也用社交媒体与国民沟通，你能想像习近平被永久封号吗？那个社交媒体还想不想活了？ 看看马云，只不过说了几句唔（不）顺气的话，现在已经下落不明。 推特有权对用户封号，问题是他们订出来的标准是怎么样？谁来决定和衡量那些标准？整个程序是如何操作的？有没有投诉机制？有没有上诉机会？ 按理说，川普虽是总统，但他不应享有特权，但如果因为他的总统身份而受针对，那也是不对的。推特根据自己的标准，认定川普某一则推文有违规定，把那则推文删掉，那是无疑义的，当然，衡量的标准应该统一。 但是，推特因为川普可能发过一些不符规则的推文，担心他会重施故技，干脆把他永久封号，剥夺他的所有发表机会，这是有意针对川普的惩罚性措施，对川普是不公平的。 川普有权发表他的推文，推特有权删除他们认为违规的推文，但推特无权随便剥夺一个用户的权利。除非推特证明川普以后的每一篇推文都会危害社会，都会造成即时的危险。而实际上，谁也无法证明这一点。 川普利用推特来与国民沟通，这是他的一大发明，值得各国领袖效仿。国家领袖从来都高高在上，莫测高深，但一个总统打理一个国家，他心里在想什么，与亿万国民息息相关。总统每日利用推文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又从平台上了解人民的想法，与国民保持密切联系，无论如何，都是一种“革命性”的改革，不但不应该禁止，还应该提倡。 川普发表自己的政治见解，或许正确或许错误，如同他不公开发表政见，但他签署的政令，也一样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关键只在于，他公开发表的意见，有没有恶果？有没有煽动社会动乱？他的推文可能有个别的影响，但不可能所有的推文都发生负面影响，如果推特要防止总统言论挑动社会动乱，那他们能做的，只能针对具体的推文，而不能针对总统的发表权利。 就冲击国会事件来看，川普固然不应该鼓动国民到国会山集会，因为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会预感，几十万情绪激昂的民众集中在那么接近国会的地方，一旦情绪失控，极大可能发生不愉快事件，身为总统，应该一早估计到事情的严重性。更加不智的是，他又跑到集会现场去演讲，火上浇油，如此造成暴力冲击就几乎不可避免了。 如果推特要删文，那应该删掉川普鼓动集会的推文，那就言之成理，但事情过去了，川普会不会因此被追究，有待法庭裁决，那已经不是推特的事了。现在推特对川普永久封号，明显是惩罚性的措施。推特如此重手，几乎把川普等同于恐怖分子了。 据说推特并没有对伊朗恐怖集团和中共的宣传机构作出封号的惩罚，意味著在推特眼里，川普比伊朗和中共更危险，这显然太过份了。 社交平台是新生事物，因为用户太多，管理起来的确有很高难度。美国法律已豁免社交媒体的法律责任，一个社交媒体，也不应该扮演社会言论的审查机构，他没有那么多的人力，也不应该有那种至高无上的权力。 实际上，如在社交媒体上涉及毁谤等罪行，当事人可以走法律途径去控告，此外，对于一些公开的言论，要相信普通国民都有分辩是非的能力。即使有人煽动，得逞于一时，也不可能长久控制人们的思想。只要言论场域内永远保持自由的状态，不同意见交锋，每个人自有分数，不劳社交媒体为我们操心。 我认为，推特对川普永久封号，虽然体现了美国民主制度下总统与平民一视同仁的优越性，但此事做得太过，推特有权删文，但无权对总统永久封号。 顺便说一句，早前我有两篇文章被脸书删除，事后又恢复，经我向熟悉脸书的人打听，据说可能因为五毛的集体投诉。或许脸书有规则，凡有大量投诉，就先删了再说，删了再经有关程序审核，不该删的再恢复。如果是这样，那可以理解，因为文章实在太多，他们只能通过预先设定的程序来筛选。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报》副刊编辑、《文汇报》副刊编辑及天地图书公司总编辑。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以这篇文章纪念逝去的2020年。 文章题名，其实是香港词人林夕写给黎智英的一首诗，“不愿自扫门前雪，却向人间要是非”，数度被抓进监狱的黎智英，前几天被香港律政司演出“抓放黎”剧本，很多人担心黎智英会被送到中国审判，未来命运难料，对于这样一个事业有成的媒体人，却生在香港最艰困的年代，当然外部的环境确实不好，以他的财力，要自扫门前雪，绰绰有馀，如果想更进一步登上青云，只要向左转，跪地朝拜独裁者即可，偏偏黎智英选择反抗，为了“爱香港”而反抗，为了爱自由反抗，你说，这不只是找死而已，知道山有虎，却向虎山行，所以林夕写下这样的心境，“明知人间无是非，却偏要向独裁者问是非”，下场可以预知。 2020是悲壮时代 2020年，最悲壮的时代，有悲壮的英雄，中国的武汉瘟疫吹哨人李文亮、任志强、许章润，香港的黎智英，以及刚刚被逮捕的学运领袖，一干香港学者、律师、人权运动家以及民主派议员，这些敢于询问人间是非者，全数遭到黑牢的命运，如同港大法律系教授戴耀庭所说，“未来要面对的是冰冷的墙壁”，虽然不是立即死亡，日子肯定比死亡更难过。 对照香港困境，还有另一位悲剧英雄川普(特朗普)，他可能是美国这个时代，最矛盾的化身，左右冲突最激烈年代的代表，在中共和美国建制派官僚联手之下，美国大选爆发一大堆历史上从来没见过的舞弊事件，舞弊案件和手法多到无法详列，但是这些舞弊却被主流媒体刻意掩盖，一股打倒川普的浪潮在美国发酵，但是，尽管很多支持川普的选票被故意掩埋，支持他的选票还是创下7,500万的历史新高，选票证明川普这个人争议很多，但是政治经济成就受美国人民肯定，连民主党支持者也有30%承认拜登是舞弊当选的总统。 建制派或称影子政府，长期控制美国国家政府，其言行不一的丑陋行径，也因为选举舞弊被一一揭发，原来华府的沼泽是如此深层可怕。 如果川普聪明一点，就接受拜登作票当选的事实，向躲藏背后的深层政府屈服，2024再来宣战即可，这就是务实派，那么命运可能不同了。但是，川普的个性决定悲剧命运，他和黎智英一样，敢向人间要是非，结果却被是非缠身。 中美共管美国时代 1月6日，国会联席会议对大选认证，被视为川普最后翻盘机会，由激进左派团体“黑命贵”导演的冲撞国会事件，目前证实有左派团体和右派“川粉”卷入冲撞行列，但是，冲撞国会的罪名，却必须由川普承担，正是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怂恿暴民暴动算是轻罪，民主党已经想好弹劾的罪名，“鼓动政变”。 说来真的很荒唐，从大选投票争议到现在，川普以及律师、顾问，所质疑的就是，“拜登阵营在中共支持下的选举政变”，而这个罪名却轻易回到川普头上，如果弹劾成立，川普也创下总统被弹劾两次的纪录。 美国大选揭露了摇摆州的肆无忌惮舞弊，更揭露两党的建制派联手，企图置川普于死地，更大的揭露则是中共近十几年来对美国渗透到了极致，从华尔街散布出去的八爪手，透过美金网络渗透到各州政府，甚至联邦，包括联邦大法官到总统当选人，以及所有科技媒体贵族大咖，甚至左派主流媒体，几乎无法说清楚和中共的利益纠缠，眼下，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拜登上台，就是一个中美共管的美国，华府大沼泽无法一举抽干净，最后的结局就是美国不再伟大，川普看到危机逼近，却无力回天，这是悲剧英雄的处境。 美国总统大位不只是被窃取，根本就是被强盗，这是民主的悲哀，应该维护民主的检警调，国家安全单位完全失灵状态，法律是民主的基础，却率先崩溃，以至于把舞弊当作正常，或者视若无睹。 国会冲撞事件后，川普发文被推特阻挡，一个美国总统居然没有言论自由，他和黎智英一样，失去询问是非的权利，左派的社群大咖，学习中共网络管制的删贴策略，用专制独裁方式，统治美国言论的世界已经来临，这是美国悲哀，也是台湾要警惕的所在。 中美共管的美国未来走向如何？想来，越觉得可怕。
香港政府一夜之间滥捕五十三位民主派人士，理由是他们响应戴耀廷揽炒香港政府的建议。 戴耀廷的文章是在国安法颁布之前发表，国安法明言不设追溯期，中共又一次搬龙门。连自己订立的恶法都不遵守，那这部国安法还有什么权威可言？ 中共订的任何法律，签定的任何协议，公布时拍胸口对天发誓，真正实行时就乱搬龙门，他们的法治，从来治百姓不治自己，这种强盗逻辑，我们都惯了。 最没用是那个李桂华，居然把大抓捕比喻成开车与打劫，连最起码的思维逻辑都没有。他说一个人开车没问题，但开车去打劫就是犯罪。问题是，一个人好好地开车，你突然说他想打劫，但他并没有真正去打劫，那他犯了什么罪？所有犯罪行为，都要在实际做出来那一刻才算犯罪，与他在想什么、怎么想，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如果说民主派参选人响应戴耀廷的号召，准备参选去推翻林郑，那也要在这些参选人当选了，进到立法会，行使议员的法定权利，在审议预算案时一致投反对票，导致预算案流产，到那一刻，你要说他们想颠覆政府，那才成为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议员们不但没有实际行动，他们也没有当选，连他们参选时都没有任何涉及颠覆政府的言论，那么他们的罪从何而来？ 如果有人说，李桂华要开车去打劫，即使李桂华真有这样的想法，也要在他打劫之后，有真凭实据，才能确定他有犯罪，想一想并不犯罪是吗？这是法律常识，李桂华作为执法人员，有没有正常人的逻辑思维能力？ 中共把这种思想水平低劣的人找来做国安法“警务处国家安全处高级警司”，真是有辱中共门庭，应该考虑换一个人，免得冇面（丢脸）。 在美国总统大选至今形势未明之际，在欧盟与中共刚刚签了中欧投资协定之时，中共在香港实行大抓捕，是基于时机合适，要把清算香港人的事情，赶紧把它做完。 虽然拜登候任国务卿有出几句声，但也是不痛不痒，聊补于无而已。欧盟因为刚刚签了中欧投资协定，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有一直关心香港的彭定康和一些美国日本的政治人物发了声，但还是相当微弱。 习近平在去年以来的美中冲突中，受尽冤屈气，川普政府穷追猛打，习近平几乎是唾面自干，尊严大受打击。以他在中国大陆“定于一尊”的不可一世，竟然被美国人当著全世界的面刻意羞辱，香港人更在太岁头上动土，无论如何，习近平一口气吞不下。 一则要教训香港人，二则要儆戒大陆百姓，习近平一定要重手惩罚香港抗争者，以立他的大独裁者之威，国安处的大清算，便是要达到这两个目的。习近平也多少拿捏到美欧各国的短处，知道他们各有各的难题，各有各的盘算，在香港问题上未必肯付出更大代价，最大可能是口惠而实不至，打打嘴炮，伤害性不大。 不得不承认，香港对美欧各国来说，并没有那么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美欧固然有足够的手段制裁中共，但一旦撕破脸，他们自己也要付出代价，问题是这些西方政客肯不肯为维护普世价值制止中共扩张付出代价而已。 香港人还是要自强，要靠自己，同时也要继续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习近平向美欧叫阵，对香港下重手，是在挑战美欧政客的底线，看看他们能容忍到什么地步，这种踩底线的做法，最大的风险是不断积累西方国家人民的愤怒。西方政客固然首鼠两端，但西方国家人民不会有利益考量，他们眼见普世价值受尽挑衅，只会感同身受，更支持香港人的抗争。 民意是不断积累的，西方国家人民对中共越反感，越会有力地施压政府，推动政府对中共的制裁。西方国家并非没有足够的手段制裁中共，只是政府还在观望摇摆而已，民意汹涌之时，政府不出手都唔得（无法不出手），到时，就是全世界清算中共的时候。 中共种下香港人的仇恨，种下世界各国人民的义愤，迟早要收获自己种下的恶果。 （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报》副刊编辑、《文汇报》副刊编辑及天地图书公司总编辑。）
年仅31岁的柯帝兹（Alexandria Ocasio-Cortez／AOC）是美国数一数二活跃于社群网路的众议员，她在选区（纽约）个人名气远大过民主党这块招牌。从政以关怀弱势著称，曾倡议旨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收入不平等的“绿色新政”（The Green New Deal）。她的出身并不富裕，父母都有外裔背景，一路做过调酒师和兼职不同工作，后以“政治素人”之姿大爆冷门挤进国会大门。今天之前，她确实可为美国年轻人的励志典范，但自从被冠上“网红议员”，对她的褒扬就开始同时夹带著贬抑。 柯帝兹去年底和其他三名同党年轻女性候选人共组“小队”（Squad）参选，最后四席全上，柯帝兹本人不仅自带网路声量，还有将声量转换成小额政治献金的本事，募款能力很强，反映她在网路上受欢迎程度。去年夏天，当拜登正辛苦迎战川普的同时，柯帝兹的媒体曝光率则压倒性地胜过拜登，简直就是支持者眼中的“反川普第一人”。 她的高人气，不仅因传统媒体受她个人明星般气质所吸引，屡屡让她占据媒体版面，她自己也很擅长透过社群网路制造关注。包括疫情期间，柯帝兹经常借由Twitter发送自己向民众嘘寒问暖的图文影片，她的Tiktok技巧也堪称炉火纯青，弹指之间就能寓政治于乐，20岁上下年轻人尤其对她很有好感。若将她摆在川普旁边，很有小虾米对上大鲸鱼、平权素人对上父权老红男、新世代对上旧世代的味道，“川普”仿佛是为她个人量身订做的政治垫脚石。 原本，口才极佳的她，或以平实的出身却动人的论述为人惊艳，即使被称为“极左份子”，她的举手投足也颇能打动人心；只是，为了确保持续稳住浪头，加上时下政客吸睛率替代性很高，她自知环绕于己的话题性必然要不断推陈出新，就像所有政客从来没有秀过头的困扰，只有秀不够的压力，柯帝兹即使已红透半天，且才漂亮连任，也从不打算让自己收敛曝光。 最近一次她受到瞩目，是在肺炎疫情即将进入“疫苗战”阶段，她却在圣诞节前夕抢先接踵COVID-19疫苗，还上网直播，于选后再带出一波个人点阅高浏览率，结果是同时遭民主、共和两党人士抨击。主因疫苗当下量产不及，不只美国，全世界疫情受创国几乎都有共识，就是首波疫苗施打对象，应是第一线医护人员和年迈的高危险群，正如共和党参议员保罗对柯帝兹的质疑：“像她（柯帝兹）这样免疫力好，年轻又健康的年轻人，本该最后施打疫苗，怎会‘抢先’施打。” 当然，柯帝兹也立刻回文反击，主要论点，就是政治人物要带头示范，意思是，美国确实直到今天仍有很强大的“反疫苗派”，她身为国会议员，率先施打疫苗，是在鼓励民众透过接踵疫苗自我保护。然后，柯帝兹再顺势批评当初就是因为共和党轻忽疫情、不信科学，而且严重忽视口罩的重要性，才酿成今天一场病毒风暴。 柯帝兹一如过去在其他政治争辩上的机智反应，很快就理出一套说词，不过，自“反川普牌”利多出尽，她的言行也就不再那么无往不利，例如敌对阵营对她的批评：“当养老院里有一个85岁的老人还没有得到疫苗的时候，你一个30岁的健康年轻人露齿微笑并获得接踵，是极不合情理的。” 不只敌对政党反弹，就连另一位和柯帝兹年纪相仿，同样被认为是新世代政治明星的同党“小队”成员奥马尔（Ilhan Omar）也不想护短，直接纠正柯帝兹：“很明显的，当我们没办法提供每个人足够的疫苗时，疫苗施打就必须有优先顺序。” 柯帝兹显人对外界关于她PO施打疫苗照的反感很不耐，而欲以“我们的工作就是确保疫苗不要像口罩那样政治化…”去结束争论。只是，政治秀引来政治风波是一回事，另一个事实是，以疫苗施打规范，就算身为国会议员确实有权率先接种，但就如同诸多新闻政论提醒的，选择使用或不使用这些权利，亦可体现一名政治人物的素质。 况且话说回来，真要做榜样，也轮不到最年轻的柯帝兹，美国有为数不少年长的议员，他们每一个都更有资格以“宣导”为名让自己率先施打疫苗。再者，柯帝兹自己应该最清楚，她主要支持族群并不是那些反疫苗派的保守群体，那些人也根本不会追踪她任何网路社群专页，因此摆明就是表演给自己的支持者看，却又把一项例行、甚至是潜藏特权的政治秀讲得那么伟大。 政客没有不搞政治秀，若是明显取材拙劣，要不黔驴技穷，就是妄自尊大，把选民的判断力看得太扁。回看台湾政坛，AOC不同样满街都是？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2020年终，美国盖洛普民意测验中心（Gallup）依例公布年度“最受景仰人物”（Most Admired Man in 2020）调查，蝉联12年第一名的前总统奥巴马被现任总统川普取代（2019年二人曾并列第一），民主党的拜登则仅有6%的提及率。于是，这样的结果一者让人狐疑，人气不高的拜登究竟如何赢得大选？二者，更加为人不解的是，过去四年被多数媒体定性为野蛮、粗鲁、无能的总统，怎么可能比奥巴马更受景仰？ 其实两者困惑，早在去年底美国大选开票后就有人提出疑问，因为一个经常在媒体上被指为“严重失格”、“白人至上种族主义”，且根本属于“丑陋美国梦版本”的川普，难道不应该在连任选举中大败？怎么还可以得到7千多万的美国选民支持？尽管拜登或为最后赢家，但从川普上台第一天就对他不具好感的反川派依旧不敢置信，以为过去四年大家都眼睁睁目睹了川普的种种邪恶，他却不只没有惨败，还能让美国政治版图保留一片红通通。 一个可被接受的判断是，如果没有2020这场意外的病毒之乱，加上川普自己无知的防疫作风搞砸，川普其实是有很大可能赢得连任。因为即使在各种不利现任的条件下（失业率、经济成长率、疫情确诊／死亡数），川普仍拥有逼近五成的稳定支持，就连开口闭口对川普少有一句好话的纽约客，也还是有四成选民并不反对他。 于是，过去四年美国自由派媒体的高度焦虑，似乎就和美国社会的反川情绪不成比例，又或者说，反川情绪不低是事实，媒体的焦虑，却也可能夸大了美国社会对川普主义的抵制，甚而，“美式媒体人”受文化因素影响而来的夸饰表现，有时和川普的妄言并不相上下，在摆明新闻操作主要目的是为击败川普时，自然就迎来民众对媒体信度的保留，有时角度、用词沦于浮夸苛刻，愈是自我削弱批判当权的力道。 经四年媒体严格监督，川普的“稳定支持”又带出了另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没有这场严重损害美国的疫情，拜登岂可能从选举边缘人后来居上，又疫情因素应该只是一次性效果，未来四年拜登要缴出怎样的成绩单才足以为自己创造下一回有利的选情？过去四年，因为川普的话题性、戏剧性，几乎囊括了各媒体镁光灯，正如他自己所深信的，就算媒体骂他，很可能也是在帮他集具声量，不见得都是坏处，更何况民众也不必然对媒体的批判就照单全收，那么，当所有人都只关注川普的一举一动，抑或批判著他的一举一动，则被晾在一边的民主党人，尽管多数时候无妄无灾，但有可能就会自动成为政治上的取代者？ 就像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哈米德·达巴什在美国大选后所做的分析，当所有的评估都是针对川普而来时，却让人一度忘了也应该讨论民主党的角色，于是，大选袭来，才发现将和川普一决胜负的，竟是一如往常腐败、无能和反动的民主党，而民主党最后推出了拜登，也只能强调他是一个“相对安全”的选择，然后，美国人在缺乏符合当前严峻形势下、一个真正富有有远见的选项时，便只能在“骗人的共和党”和“老掉牙的民主党”之间下注。 可以说，拜登胜出的原因，几乎是靠川普自己搞砸选举，拜登缺乏魅力是一回事，民主党过去这四年也因为大家都觉得“川普实在太夸张了”，而荒废了任何进化改造，哈米德·达巴什的解读应该很精确：川普输给拜登，完全是大家都想从对川普的恐惧中得到释放，让希望川普输成为一个集体性的寄盼，和胜利者拜登并没有直接关系。 拜登在“最受景仰人物”中仅得6%提及率，远不及川普的18%，但他还是能选上美国总统，显然靠得不是他自己，而是川普个人造成的异常现象。川普其实才是百年难得一见的政治奇才，台湾无论执政的或在野的，没有人可以是他，也没有人做得到像他这样翻云覆雨。对国民党来说，继续营造“讨厌民进党”氛围，也许是现阶段最能让自己安心的作法，但偏偏它面对的不是川普，且“讨厌国民党”恐怕也不在少数，在未来的大选中，台湾应该还是会倾向比较传统、单纯的选举过程，尤其新美中台三边关系仍在浮动中（甚至新的国际局势），任何有意取得执政者，应该还是要专注让自身成为“一个符合当前严峻形势、真正让人信赖并富有远见的选项”。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关于国内互联网企业员工的生存状况，之前很多关于996工作制的神吐槽已经铺天盖地，但恐怕都不及新年伊始拼多多的员工猝死“罗生门”。 在拼多多和美团就社区业务争得你死我活的节点，拼多多一位年仅23岁的姑娘在去年12月29日凌晨一点半下班途中猝死。这个悲剧发生之后，各方各执一词，把社会碾压之下，底层赌命的潜在逻辑摆上了台面。 这个在乌鲁木齐工作的可怜姑娘是家中独生女，西安邮电大学毕业，入职拼多多才一年多，她所处的部门，正是拼多多2020年8月才上线的新业务“多多买菜”。小姑娘生前的knock（企业通讯办公平台）上签名的最后一条状态是“为多多守边疆”。她朋友圈还发过一句“拼多多女孩从不认输”。 和所有卑微的底层一样，本来她的离世并未引发波澜。心有不忿的好友与1月3日晚间在脉脉上吐槽：真的没人敢出来讲一句话吗？这到底是什么鬼公司？愿天堂没有痛苦，你可以做一个无忧无虑的女孩。 没想到这个时候拼多多的官方账号做出了一个引发轩然大波的回应：“你们看看底层的人民，哪一个不是用命换钱，我一直不以为是资本的问题，而是这个社会的问题，这是一个用命拼的时代，你可以选择安逸的梯子，但你就要选择安逸带来的后果，人是可以控制自己的努力的，我们都可以。” 这段话是真不好听。但实事求是的说，全是大实话。它没有顾忌中国人逝者为大的虚情假意，而是在不合时宜的时候，直接把小人物之死赤裸裸的剥开来给大家看。这种资本烧钱，底层赌命的逻辑，大家都在默默承受，却未必大家都愿意说出来。 这句话引发激烈反弹之后，拼多多当然不认账。搬出了熟悉的谣言认证逻辑。解释称这段话是品牌营销合作公司员工 ” 李某某 “用手机登陆了拼多多的知乎官方账户，在保持了登陆状态之下无意中发布。“拼多多官方对该言论表示强烈反对。” 随即拼多多显然已经安抚好了死者家属，用姑娘父亲的朋友圈来“恳请大家不要让死者卷入舆论是非中……” 但是面对这种甩锅，知乎就不干了，立马解释“知乎有严格的身份认证流程和机制”。言外之意，是不是谣言你自己清楚。 这种罗生门，其实一直我们熟悉的特色。即便各执一词，也可以清晰的看见其中的脉络。在各方的表态中，说实话，我感触最深的还是拼多多那条。作者也承认“这是社会的问题”“”这是一个用命拼的时代”，但一转身，就用近乎正能量的口气劝慰世人“你可以选择安逸的梯子，但你就要选择安逸带来的后果，人是可以控制自己的努力的，我们都可以。” 我假设它真的是一个外包员工无意下的快人快语而不是训诫后的言不由衷。正因为如此，才更显得悲哀。因为这个所谓的“李某某”，不过也是个27岁的年轻人，从背锅属性来看，在职场中的地位和乌鲁木齐的姑娘应该是同一阶层。 这个需要用疯狂加班、牺牲个人业余生活才能勉强立足社会的阶层，从内心似乎已经认同了这种恶劣世态和生存逻辑——认同了工作时间之外的加班，认同了法定假日的剥夺，认同了用生命的代价换取生存的可能。正常的生活已经成为“安逸的梯子”，赌命一般的工作才是可以控制的努力。 著名历史作家吴思曾经提出一个“血酬定律”：社会底层在匮乏的资源中，只能用流血拼命来换取酬报，用生命完成生存资源的交换。有网上爆料称“多多买菜”实行的并非常规意义上的“996”，而是“硬核奋斗模式”。即一周工作7天、一周工作6天的超级大小周，连续工作13天后休息1天，每天工作的时间不低于10小时，每个月硬性要求工作时间不低于300小时。 同属于社区团购赛道下，滴滴旗下橙心优选被曝“春节不放假”，美团旗下美团优选也有自称是员工的网友爆料称“连续一个月2点睡7点醒”，工作强度极大。 我不知道这样的赌命底层工资是多少，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过是别人的牙碎。去年拼多多股价累计涨幅达373.59%。市值达到2196.47亿美元。老板黄峥身家已达631亿美元，已经超过马云……这样的财富盛宴在过去的数十年中已经有很多，但无一例外都是诸如乌鲁木齐的姑娘这种底层小人物赌命的铺垫。我们并不仇富，只是这样的传奇并不值得自豪。对于底层员工的搏命，马云曾经说“996是福报”，刘强东说“混日子的人不是我的兄弟”…… 在拼多多的罗生门中，财富的金字塔下，放眼望去，全是蝼蚁的尸骨。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看邱礼涛《拆弹专家2》，看得捏一把汗——不是因为紧张的剧情（好莱坞一般的悬疑动作片水准），而是因为想及这部电影同时在中港台上映，政治立场先行的三地电影市场里，邱礼涛的走钢索，一不小心会跌得很惨。 最危险的当然是大陆市场，已经有小粉红观众嗅到电影里面可能暗含的政治隐喻，在网路上语出威胁了。而香港观众，又能否摒弃对“合拍片”先入为主的厌恶，体会一个热爱香港的中年导演的微言大义呢？幸好在台湾，可以抽离一些看，抽离得看著香港那些地标毁灭也不动容——没关系，现实中被毁灭的香港比这些富贵之地更为可惜。 刘德华饰演的拆弹专家潘乘风怒吼的一句“我不是疯我是痛！”这是典型的邱礼涛呼声，也可以作为过去两年被视为暴徒的香港人的一声绝望呐喊，被逼到揽炒之境地的香港人，难道是因为疯癫吗？他们的痛绝对不会比那些所谓被破坏“收成期”的既得利益者们少。然而即使世界丧失了公义，个人依然可以选择忠于内心的义，潘乘风就是这样做的，无论他是拆弹专家、制弹恐怖份子还是差点被洗脑的工具人，他仍有对义的坚信。 电影里有几个关键的时间点，隐喻感最强的是“2019年10月3日”，在一场对“香港酒店”的恐怖袭击中，潘乘风大脑受损、失忆，医生判断他“永远好不了”。现实中的第二天，林郑月娥颁布《禁止蒙面规例》，经历了711元朗警黑合作、831太子站暴行以及十一警员开枪事件的香港人，怒火被烧得更汹涌。香港也确定回不去了。 电影里，这股怒火一直由潘乘风代表。电影因为“不可抗力”被迫架空历史，把整个2019年的社会抗争与2020年初的瘟疫恐慌都乌有化，但如果把它仅仅转嫁复生会的无政府主义者身上是偏颇的，香港人之怒，不只是因为愤世嫉俗，还因为政府失信。 潘乘风的叛逆也来自他信任的警队同仁和高层都背信弃义，因为怕背责任而竟然把因公致残的他视作弃子。讽刺的是他残而不废，不但不废，还以强大的意志把自己操练成足以否定那试图否定他的警队的力量。 对于这股力量，同侪好友董卓文连呼：“超过警队标准！”未免带点惶恐。既然高层不给他机会证明，潘乘风就用另一种方式去证明警队无能还不如一个残疾人士。在他加入无政府主义暴力小组之前，他最后一次尝试通过在授勋仪式示威抗议不公，令人意外的是警队竟然使用强大的公关手段，让在场传媒全部灭声。这一下，把潘乘风对社会公正的最后信任也摧毁殆尽。 抗议用的黑色横幅和施行恐怖行动时带的黑口罩，两者颜色和材料如此接近，只有些微分别。如果我们指责潘乘风因为一念之差而选择后者，我们不妨想想2019年占领立法会时学生们的一句口号“是你教我和平示威是没用的”。再者，潘乘风有“一念”的选择权，警队面对良知的拷问时，怎么就没有了这“一念”呢？ 潘乘风离开警队后一度从事修车工作，嘴里喃喃著“现在的人东西坏了就不要，不会修理好旧东西”——事实上，在2014年雨伞运动之后，运动参与人士曾组织过一个义务团体叫做“修理香港”，先修理底层民生，再修理人心，这样一些人和类似的社运团体，日后也都被政权当作敌人对待。 整部电影里，听得最刺耳的，是“手足”二字出现在警员口中。2019年之后，“手足”二字已经不再属于警队，而我们也听到，在电影后半部，警队长官用回“伙计”二字称呼他们之前称“手足”的下属。与之形成反讽的是，董卓文的手和潘乘风的足，都受损了。 比“手足”谎言更可圈可点的，是旧爱倪妮设计利用潘乘风时说的一句“信我就是警察，不信我就是恐怖份子”，其实潘连这个选择权都没有，真相是董卓文说的：“如果他死了，算殉职吗？”。这一切彻底道出了香港警察在政治游戏中沦为棋子的真相。倪妮所使用的植入记忆不就等于国情教育洗脑吗？无论为了多伟大的目的，这都是不道德的。潘乘风，就这样以被拯救名誉为名，被榨取最后一点剩馀价值。 目睹这一切，我们完全可以接受电影开头和结尾的灾难片式大爆炸。既然香港要被毁，那就轰轰烈烈地毁掉这些“功业”吧，因为它们不过是“功孽”！我想起的，是“正义如滔滔洪水”，席卷这个城市——尤其是被炸的是一九九七年落成的青马大桥和赤腊角国际机场，还有过去几年甘为暴政帮凶的教统局与港铁。如果惋惜，别忘了，这一切都起源于一支警队的背信弃义。 不过导演慈悲，他说了一句：一个人的克制拯救了这座城市，使灾难得以避免发生。这也可以看作邱礼涛对香港人的冀望。而现实中，林郑月娥绝对没有这种克制和壮士断腕的魄力，因此才一再地把香港推向衰亡。香港要从损伤中恢复，唯一办法就是坚持不要失去记忆，不要埋没良心，就像潘乘风那样。 （作者1975年出生于广东，是诗人、作家、摄影师。1997年移居香港，曾出版诗集《八尺雪意》、《半簿鬼语》、《寻找仓央嘉措》、评论集《异托邦指南》等。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