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外长联合声明在东海与台湾等问题上牵制中国
2026 年 11 月 12 日
上月底，1979年从金门马山游泳到对岸发展的中国经济“国师”林毅夫在一个公开场合表示：荷兰阿斯麦尔（ASML）现在若不卖光刻机（曝光机）给中国，3年之后，中国就可以掌握光刻机技术了，ASML就惨了，因为中国制造的产品向来有很强的竞争力，又好又便宜。林毅夫说他是转述ASML执行长韦尼克（Wennink）的话。 韦尼克真的这么说了吗？ 台湾称ASML为艾司摩尔，它不仅是世界第一，同业的日本尼康 （Nikon）、佳能（Canon）在“深紫外光刻机”（DUV, Deep Ultra-violate）总市占率远远落后它，甚至到了14奈米以下制程，进入最先进的“极紫外光刻机”（EUV, Extreme Ultra-violate）市场，称ASML为世界唯一也不为过，因为别人都做不出来EUV。 光刻机是晶片（Chip）制程中最重要的制造设备，ASML因而关键。 荷兰政府禁止ASML卖EUV给中国，背后当然是美国，因为美国发起针对中国科技战最强大的武器，非晶片莫属，策略也很简单，就是让你：“自己造不出，向外买不到”。 简单，却很有效，被称为“掐住中国的脖子”了。若不能解决这一“掐”，中国的崛起势头，不但已经减速，未来甚至可能总体国力与美国的差距被拉大，一直拉大到再也威胁不了美国的老大地位，像前苏联变成现在的俄罗斯。这应该也就是美国的战略目标。 向外买不到？手段是把禁止买到的中国公司，都列入黑名单，“敕令”主要晶片生产国的公司，有钱也不准赚，等于斩断中国公司的货源，这招够狠。譬如台积电不准卖给海思－华为旗下的晶片设计公司，于是华为的手机无“芯”可用－中国称晶片为芯片－也就没货可出，从2020第二季世界销量第一的宝座重重摔下来，一路跌到五名外，连副品牌荣耀都卖掉了。 美国的长臂管辖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主要的晶片生产国－欧、日、韩、台，甚至包括中国自己－的晶片制造公司，都使用美国厂商所制造的晶片生产设备，“你若敢卖给黑名单上的客户，就断供你的设备”－又是斩断货源这一招。 所以，中国向外买不到、自己造不出的关键，其实都在于晶片的制造设备。 也因此，中国要挣脱被掐的脖子，设法自己造出晶片－而且质与量都要能满足所需，就必需先造出能制造晶片的设备。 晶片制造分为前段的“晶圆制造”与后段的“封装测试”，涉及的设备很多样，中国大陆原先封装测试实力不弱，产能在世界上也有一席之地，主要有江苏长电、华天科技等公司。晶圆制造则较弱，主要就是被强力制裁的中芯国际（SMIC）还有华虹半导体。中芯国际有台湾半导体业界的梁孟松、蒋尚义先后加入，此二人都曾在台积电任职。 蒋尚义将要加入中芯国际担任副董的消息去年底传出后，共同执行长梁孟松自导自演了一出愤而辞职的风波，当时梁孟松公开的辞职信中特别提及“只要光刻机一到…”，按梁孟松的说法，中芯应该是已经订了一座EUV，但一直没到货。梁孟松信中明示，没有EUV，制程就无法向5奈米攻关，虽然就这件事本身，有不同看法，但也算间接证明了光刻机的关键性。某个角度来说，光刻机就是中国在半导体领域被掐住的脖子。 光刻机很重要，所以ASML很重要，重要到林毅夫也以它为题发表言论。 中芯高层当然也知道，延揽蒋尚义的目的，就是舍弃攻关高端制程，改走另一条技术路线，包括先进封装与小晶片技术（Chiplet），来提升总体功效。不过，这有点像制造一辆高级汽车，因为实在买不到最先进的引擎，就想法在传动系统、板金材料、甚至影音内装等方面下手，想办法在整体效能上，接近竞争对手的车型。 换言之，蒋尚义能做的也有限度，中国要发展自给自足、以矽材料为基础、且与世界先进技术平起平坐的晶片制造产业，仍然绕不开自制光刻机这个坎。 要多久才能造出来？ ASML的执行长韦尼克（Wennink）四月份接连接受路透社、彭博社、Politico等媒体表达他对于美国禁止他们卖产品给中国的不满，他忧虑：“如果对中国实施出口管制，就会逼他们落实‘科技主权’…被逼急后不出15年光景，他们就能什么都自己做，就不会再依赖欧洲供应商市场”。 中国15年内可以研发出光刻机？是指较成熟的DUV或最先进的 EUV？或二者同时？韦尼克没明说。根据 SIA与BCG的研究报告第30页，EUV有100,000个零件，来自美国、英国、西欧、日本等主要几个区域或国家的 5,000家供应商。换言之，荷兰的AMSL是总其成的最终系统商，这是一项经济全球化、各国相互依赖的典范。就这项产品而言，美国确实已经成功揪集了一个“反中联盟”。 反之，就光刻机而言，中国要以一国之力，不只要对抗ASML一家，而是要一一发展出足以取代其背后那5,000家厂商各自拥有的独门绝活－先不谈是否能合法绕开技术专利。 面对此一处境，中国人可能会又有些悲情愁绪－怎么“八国联军”又来了？这回“船坚炮利”在半导体产业。 如此看来，不论DUV或EUV，中国要在15年内独立发展出“国产”光刻机，真不太容易，因为人家也不是站在那儿等你来追。林毅夫说3年，有些夸张。 （※作者为台大政治系博士候选人，全文转自上报）
本文为日本《Liberty》杂志记者竹内光风 （Kofu Take）采访何清涟内容： 竹内光风：中国政府宣传“克服了新冠，经济正在恢复”，实际情况是怎样呢？ 何清涟：此时此刻，中国的广东省尤其是广州疫情非常严重，疫苗接种率超过66%的广州已经封锁荔湾、南沙等数个城区，并在全省抽调医务人员赶赴广州支援，其他省份如东北等地也发生疫情，可见并未控制住。 目前肆虐世界的COVID-19主要是变异病毒，根据目前美国方面暴露的政医勾结利用疫情干预本国政治的资讯，日本也需要做好应对准备。贵国媒体从业者最喜欢也最相信的《纽约时报》之类左媒由于政治立场，不会登载这类消息。但与政界及民主党关系不那么紧密的媒体近日却密集披露，美国奥巴马时期资助的中国病毒研究有“功能增益”部分。 《名利场》（Vanity Fair）这家杂志专设团队从事深度调查，屡爆独家新闻。据其6月3日报导，经连月调查，访问逾40人，又审视几百页政府文件，包括内部备忘、会议纪录和电邮等，发现科学界有连串利益冲突嫌疑，部分涉及华府巨额资助的争议性“功能增益”（gain of function）病毒研究。这类研究主要是透过强化病毒以了解其特性。这类研究主要是透过强化病毒（实际上就是让病毒变异）以了解其特性。 《国家脉动》6月3日报导，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在2011年举办活动，关注可能对人类健康构成“重大威胁”双重用途研究（DURC），武汉病毒所副所长在会议的电话发言中反复强调，他的实验室和中共当局，对双重用途研究缺乏任何有意义的监管。他解释说，“中国没有监管，对一些双重用途研究的鉴定没有监管，对研究的分类和资讯的分类也没有监管。”这里必须注意，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将双重用途研究，定义为“可能被直接误用，对公众健康和安全构成重大威胁，具有广泛的潜在后果”的研究，其中包括功能增益研究。 随著真相的逐步揭露，最让美国公众伤心的是美国抗疫专家安东尼·福奇（Anthony Fauci）这位被左派媒体誉为“美国老祖父”的形象被彻底颠覆：在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合作上，他是美国的主要参与者；在美国国内疫情通报上，他完全沦为民主党左派政治的婢女，不断撒谎。 也就是说，病毒的变异，中美两国的技术现在都不敢保证会被控制住，在台湾、印度、中国等国家开始的新一波疫情就是明证，这对经济会有影响。 竹内光风：有经济专家曾指出“中国的2020年的经济增长率接近0%”，您对此如何评价？ 由于统计资料造假，研究中国的经济状态，不仅要研究经济增长率，还得注意三个与经济增长率配套的宏观经济指标：就业率、消费率、投资率，最主要看什么因素促动增长。2020年中国倒闭46万家企业，经济增长几乎不太可能。 今年猛炒中国第一季度经济增长率很高，达18.3%，但仔细分析后会发现几点：一、第一季度的增长率是环比，用今年18.3%的超高增速与去年疫情爆发的一季度负增长6.8%的超低基数相比较；二、出口拉动效应明显。从出口商品结构来看，主要是疫情拉动的疫情所需物质以及应付疫情期间家居办公的相关生活用品。欧美等发达地区的产能则在疫情反复下受到限制，供给能力迟迟难以修复。疫情控制差异导致中国的供给能力要远高于国外，出口产生了明显的替代效应。这种情况不能长久。 竹内光风：中国在统计资料上是造假的惯犯，中国的债务问题是否达到了深刻的程度呢？您如何看待？ 何清涟：这事单讲中国可能无助于认识全球债务风险。国际金融协会（IIF）最新一份报告指出，2020年全球债务规模飙升至创纪录的275万亿美元，全球央行债务占全球GDP之比也从2019年的90%升至105%。 世界各国央行早就成了超级凯恩斯主义者。需要注意的是，其中最爱借钱的是美国，新增债务约为发达国家总额的一半。单就每个国家来说，美国无疑是世界上负债最多的国家，但如果以占GDP的比重计算，日本才是全球第一。那美、日、中三国的债务如何呢？目前美国的债务已经超过27万亿美元，占全球债务总额的9.8%，接近10%。据IMF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0月，日本的政府债务总额占该国GDP的比率为266％，是美国的2倍。截至2020年3月底，中国政府债务总额约为17万亿元，约为2.43万亿美元，加上地方政府的债务，占比为GDP的41%，低于美国和日本。 日本的债务风险我没研究。但中国的债务风险其实高于美国。美元是世界硬通贷，有纸黄金之称，因此，美国债务主要通过印钞，带来的通胀风险，其实是全世界承担，各国都得承受美元贬值带来的输入型通胀。中国人民币国际化刚开始，无论是作为储备货币还是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在世界范围内接受度远低于美国，因此，中国债务风险全得在国内自我消化，包括通胀。 竹内光风：针对那些相信中国经济魅力无穷，今后也会持续增长的企业经营者，您会用“这是一个幻想”来反驳吗，或者您会如何反驳？ 何清涟答：世界上只有两种企业经营者仍然会认为中国经济魅力无穷，会持续增长。一种是从来未去过中国的，持有这种幻想的人很多，我在台湾都遇到过，相信日本也有；另一种是去过中国，认为自己在中国有良好的政商关系，功夫在经商之外，美国金融界、风投界一堆这种人，包括美国现任国务卿布林肯。他在奥巴马离任后创办的西政谘询公司，主页上就介绍该公司的长处是与中国政府有良好的关系，可以帮助投资者搭桥。 相比其他国家的政府，中共可能更能洞悉人性的幽暗之处，也因此擅长与各国政客、商人建立利益关系并牵引之。一旦成了这种关系，不可能通过陈说事实改变他们的想法，我不做这种无用功。更何况，我又不是他们的投资顾问，不负责提供谘询。 竹内光风：先生以前曾指出：“为了中国的民主化，有必要像清朝末期那样进行地方分权”，您为什么这么说，可以请教个中缘由吗？ 何清涟答：我谈的是地方自治，不是地方分权。即中央政府掌握军事、外交、铸币等权力，各地行政首长由地方分级选举，按各地情况实行地方立法、新闻自由，政治自治。中国地域广阔，民风、习俗、宗教都有很大不同，就算同是汉族，在思想观念上差异甚大，有蓝色沿海与红色内地之差异。蓝色沿海比较开放，现代经济部门多集中于这些地方，那里的人们能够接受西方世界的现代观念与生活方式；红色内地则比较保守，比如湖南、江西等地至今还对毛泽东念念不忘。北京这个中央政权与法国、美国不同，高度集权，无视这些地方的差异，而且经常削高就低，让先进地区迁就落后地区，很不利于社会发展。 如果实行地方自治，我相信上海为主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广州为主的珠江三角洲地区，发展会比现在快得多。落后地区也会不得不开始考虑经济自立，因为不能再依靠中央扶贫、财政转移支付，专门吃经济发达地区的大户。那种吃大户、不思上进、平均主义的落后生活方式也会改变，从长远来看，有利于这些地区发展。 竹内光风：在中国，问题是中产阶级没有增加，差距在扩大。 你认为富裕的中产阶级人数会增加，差距会缩小，未来经济会成熟吗？ 何清涟：如果您指的“经济成熟”是指形成良好的经济结构，我觉得不可能。中国经济最好的时期是胡温统治的黄金十年，江泽民时期加入了WTO，朱镕基对国企采取抓大放小，培养了一批在国计民生行业（能源、电讯、粮食）有垄断能力的国有资本寡头，为胡温十年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那十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全世界各国就业机会都在减少，而中国却因外资涌入而大量增加，中国的第一代亿元级富豪与中产阶级人数高峰（占总人口比为23%左右）就是产生于那时。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候中国人是历史上最富的一代。 但中国经济结构有严重缺陷，形成了以房地产为龙头的产业集群。在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之时，中国曾有一次机会扭转，但5万亿救市，导致产业结构更加扭曲，最后形成严重产能过剩，只好推出“一带一路”计画以输出过剩产能。 中国的问题，不在于富人、中产阶级人数多少的问题，因为没有保护私有财产的法治环境，拥有再多的财富，政府也可以让你失去。中国国民没有选举权、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等基本政治权利。无论是哪个阶层，都没有参政议政的权力，甚至连表达带政治性的意见也受到各种压力，一旦被网管发现，片警会上门威胁。中国富豪当然也没有保护自己私有财产的权利。习近平上台后，中国富豪受到严重打击，从王健林、肖建华等与中国三代政治局常委都有瓜葛的政商，邓小平外孙女婿吴小晖，再到目前的马云，以及从不搞政商勾结的民间企业家孙大午，不管哪个类别，只要当局乐意，不是陷狱，就是被迫出售资产给国企低调收敛。 随著中国投资环境恶化，外资逐渐撤出中国，中产阶级人数严重萎缩，以前那些研究者的理论假设，比如经济发展、中产阶级人数增加必会促使中国民主化，应该被抛弃了。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拜登出发访欧，又要开七大工业国首脑会，又要会见欧盟和北约各国领袖，又要与普京面谈，八天之间风尘仆仆，为美国打理一个全新的国际关系网。 英国首相自把自为，另外邀请了澳洲﹑印度﹑韩国及欧盟列席G7峰会，目的是壮大声势，方便以后把G7打造成G10。澳印韩都是亚洲强国，如此一来，G10便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美欧亚民主联盟。 峰会未举行，七国联合公报已经外泄，除了疫苗﹑病毒追责﹑环保这些例行话题之外，最集中的要点就是对付中共。因此，美欧亚各国杯酒言欢之时，就是中共背脊发凉之日。 至此，拜登已基本完成了他上台之前许诺的，美国要重回世界，要联合盟国共同对付中共的大战略，这个老政客，搞外交还是有一套经验。 当然，客观形势也对拜登有利。中共在川普手上，已经吃了几记闷棍，真正发起对中共实施反击的，还是川普，还是他手下的蓬佩奥，还有余茂春等一大批熟悉中共事务的专家。美国这个国家，因其民主机制，有非同寻常的自我纠错能力，一旦发觉苗头不对，整个国家机器动员起来，两党两院很容易取得共识。因为不管内部怎么斗，斗得如何七彩，一旦涉及国家根本利益，所有人都要归队，那个“队”就不是你的党我的党，那个“队”就是美国。 因此张维为那种蚕虫师爷，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只看到表面看不到本质，所以会得出“美国不团结。欧洲不听话，中国不信邪”的戆居结论。而中共整个政治局居然被这个蚕虫师爷“舞”得神魂颠倒，可见整个政治局，便是一群缺乏大视野大胸襟的政客。 中共背脊发凉，原因是整个国际大势已不可逆转，不是说你今天换一副面孔，放弃战狼外交，突然变得温言款言，整个西方世界就会走回克林顿奥巴马那种绥靖政策。西方世界与中共拍膊头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自此以后，就是西方如何统一步调，共同对敌，收拾中共的问题了。 G7峰会联合公报中，著重提到高科技的协同发展，这一点对中共是致命的。光是美国已经很难对付，再加上G7，他们每个国家都可以独当一面，联合起来爆发的创造力更是空前绝后。不但经济实力雄厚，科技基础扎实，日后在创新科技方面，在共同制定新科技的标准和规则方面，都成了引领世界潮流的中坚力量。也就是说，中共被排除在这个大圈子之外，一边厢热气腾腾，一边厢死火，一边厢大踏步前进，一边厢不知所措，一边厢扩大版图，一边厢困守孤城，这样不消三五年，中共的生存空间就会急速被压缩，这是想起来都令中共不寒而栗的事。 G7上也会讨论如何面对中共的贸易霸凌的问题，这方面澳洲又可以现身说法。被中共霸凌后，澳洲非但没有死，而且活得更好，中国市场不稀罕，更全力开发世界市场。每个国家都懂得这个道理，互相之间又积极互通有无，一边厢生意畅旺，一边厢生意惨淡，一边厢对酒当歌，一边厢对隅而泣，这个结局，也是中共自己都可以看到的。 中共现在的问题是，要后悔已经太迟，现在再放弃争霸世界，再放弃战狼外交，对于时与势之失已经无补于事。也就是说，现在中共对西方竖起降旗，西方也不会善罢甘休了。 对民主国家来说，最危险的不是中共强大，最危险的是中共强大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必然碾压普世价值。与其等中共强大起来，各国被蚕食，倒不如趁中共还不够强大，把他挤垮。中共本质不会改变，再给他一次韬光养晦的机会，等他有朝一日再来反咬？ 习近平在视察红军湘江血战纪念馆时，哀叹要“向死而生”，最近在视察青海时，又脱口说是要“九死而不悔”，一个最高领袖，说话“死死声”，真太不吉利了。可见他早已预感到中共的国力将急速衰落，日子越来越难过，将面临空前艰困，以至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那种极度危险的绝境。这是习自己内心的恐慌，也反映他黔驴技穷的万般无奈。 有朋友时常批评我看问题太乐观，我不喜欢那种没有根据的自我安慰，也不喜欢去追踪中共党内权斗，把希望寄托在某人下不下台的问题上。我只是尽量看趋势，看主流，看发展方向。专制独裁者貌似强大，可是实际是外强中干，内里空上来了，外面还打肿脸充胖子，因此他们要垮台，可能比我们想像的更快。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中研院院士陈培哲出面炮轰国产疫苗“若以国际标准绝不可能在七月通过”之后，网路媒体立刻传出他曾任中国药厂科学顾问的讯息，这形同“抹红”的作法，与许多人立刻搬出他曾任“蔡英文医疗界后援总会”成员的“涂绿”作法如出一辙，是台湾公共论坛非常糟糕的反例。陈培哲说的对不对，是科学问题，是国产疫苗在此时此刻该否获得EUA（紧急使用授权），以及如何进行施打的专业伦理问题，绝不在他曾经抱持何种政治立场。 当瘟疫发生，现有药品无法满足医疗的需求，而新研发未完成核准的药品，在维护公众健康的利益大于其可能产生的风险时，就有紧急授权的必要。既然要衡酌公众健康的整体利益与新研发药品的风险，紧急授权通常是个相对性的概念。目前国外的疫苗大厂都是在逸出正常疫苗研发期程的情况下，获得紧急使用授权，扩大施打，并得到相当不错的成效。所以国产疫苗是否获得EUA？除了必须耐心等待研发厂商的解盲结果以外，也要视台湾疫情的严重程度，以及获得国外疫苗的状况才能做出最后的决定。 在预判疫情可能扩大的情况下，政府为保护人民健康，预先扶植有能力的厂商投入疫苗发展，甚而预先采购一定数量的疫苗，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因为一般的厂商不会贸然投入一个不知是否会成功，且不见得有利基的疫苗研发。不过这样一件天经地义的事，却因为台湾疫情突然爆发，国外进口疫苗短缺，以及台湾内部无所不在的两岸政治，成为政治恶斗与角力的赛场。 身为中研院院士、台湾的肝病权威，陈培哲对于国产疫苗发展的诸多质疑当然值得重视。但坏就坏在陈培哲身兼疫苗专家小组委员，却在国产疫苗解盲前先断言七月不可能通过紧急授权，其对国产疫苗的杀伤力实在无比巨大。姑且不论专家小组委员是否涉及保密义务，陈培哲的抨击势必造成疫苗其他专家小组成员的莫大压力，过与不过，都将充满政治解读。 于是乎，一方挖出陈培哲在中国药厂担任科学顾问的讯息（这能证明什么？）影射他拿了中国好处，毁谤攻击国产疫苗；另一方宣称陈培哲“一路挺蔡”，如今出来说“真话”，是“绿营良心”、“开了武昌起义第一枪”。政治攻防越演越烈，真相却越来越模糊，当初，不分朝野呼吁发展国产疫苗，拥有台湾自己战略产业的初衷也就越来越远。 陈培哲昨天接受媒体专访时，显然修正了他先前的说法，诸如：“政府执意第二期临床试验结束立即给予EUA，国产疫苗将成为孤儿”（陈时中昨天在立法院也提出相同观点）。陈培哲也建议政府在二期临床试验的结果出炉且抗体效价足够的前提下，续做第三期临床试验，一直做到期中分析，再给EUA；以及针对临床试验中的药品或疫苗，经过简单申请，食药署审查通过，只要医师及民众同意，就可以提供给急需的人。以上种种，高端、联亚解盲后本就要续做三期，建议进行有限制施打也是专家会议的权限，看法既然有协同之处，何须弄到剑拔弩张、互不相让？ 疫苗紧急使用授权要不要放行，不纯然是一个科学问题，而常常是一个科学与政治辩证的问题。四千人的样本较诸四万人的样本当然会有不同出错的机率，前提是，我们要不要为了防堵这样的机率，而坐视疫情可能扩大，增加人命损伤？前提当然也包括是否有完整的社会沟通，让所有参与接种的人，被充分告知这样的风险。在这过程里，若有任何人觉得自己是先知，是全知的上帝，或想充当道德魔人，坚信只有自己的说法才是对的，那可能是一场更大的灾难。 此时此刻，疫情还没降温，生命还在流逝，试著让科学说话，让政治与常民去沟通，政客别再乱造口业，不要用阴谋论乱贴标签，应该就是对台湾社会最大的贡献了。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新冠病毒从何而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指向实验室泄漏。有些人进而认为，是中共当局蓄意投毒，祸害全世界。 我认为病毒极可能是从实验室泄漏，不过我不认为会是中共蓄意投毒： 因为，1，如果是蓄意投毒，你需要手头有解毒之药，否则毒到自家怎么办？至少， 2，你要有控制病毒传播的能力，否则就成小孩子玩火，控制不住火势把自家也给烧了。 再有，3，如果是蓄意投毒，就该投到敌人那里，投到敌国那里，干嘛要投到自己的中心大都市呢？干嘛要先投放到自家地盘，再等它传到别人那里呢？ 我认为这次新冠大流行不是谁蓄意投放，然而我担心，这次新冠大流行会给某些人一个大灵感：下一次，就很可能是精心策划、蓄意投放了。世界知名的英国化学及生物武器专家哈密什.德.布莱顿-戈登（ Hamish de Bretton-Gordon ）也有同感。他说：“新冠大流行对于恐怖分子、独裁流氓国家或暴徒，仿佛是个讯号，提醒他们可以用这些手段去制造恐慌。” 现在，全世界有数以千计的生物实验室处理危险的病毒。其中大约50个实验室是高规格，理论上，每一个都受到严密的管控；其余的大量实验室属于低规格。数量之多，国际机构无法对每一个都严格监测，这就有可能发生泄漏的问题。 其实，高规格的实验室也可能出问题。例如，2004年，萨斯病毒就是从北京高规格的P3级中国疾控中心实验室泄漏的。 日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大卫·彼得雷乌斯呼吁国际，对世界各地的生物实验室进行更有力的监控。他强烈认为，七国集团需要推动对世界各地的生物实验室，进行更有力的国际监控。6月3日和4日，美国卫生部长贝塞拉、英国卫生大臣汉考克等七国集团卫生部长在牛津大学举行会议，会议的目的之一就是寻求在全球卫生安全等领域达成行动共识。但正如彼得雷乌斯所说，除了一些流氓国家之外，还有些国家对加强全球卫生安全不感兴趣，令人不可思议。 问题在于，国际机构缺乏强制执行力，遇到有的国家就是不让你监测、不让你查看，那又怎么办呢？早在疫情初期，世卫组织就多次提出到中国调查，均被中国政府拒绝。后来，中国政府总算同意世卫组织来调查了，但是其行程被中国政府严格控制，包括今年2月那次调查，中国方面都没有积极配合。近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重申，“美国决定要‘彻底’追查新冠病毒源头，同时追究中国应负的责任”。布林肯再次批评中国疫情信息不透明，要求中国政府应该兑现其有责任提供信息的承诺。 从逻辑上说， 如果证明了病毒是人工合成的，那么必定是从实验室泄漏的，因为大自然没有这种病毒，只有实验室里才有。 如果证明了病毒是实验室泄漏的，那么病毒既可能是纯自然的（如萨斯病毒从实验室泄漏），也可能是人工合成的。换句话，即使证明了病毒是自然演化而来，那不等于就排除了实验室泄漏这种可能性。也就是说，如果病毒是纯自然的，那也有可能是从实验室泄漏的。 不难看出，无论是要得到哪一种证明都需要中国政府的配合，需要中国方面做到信息透明。这就要求国际社会向中国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同时也要做好如果中方不配合，又怎么办的下一步应对之策。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自从1979年，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之后，美国空军的C-17重型军用运输机，首度降落台湾的松山机场，引发热议。美国派C-17重型运输机抵台，除了运输的本业，传达出什么样的战略意义或弦外之音？ C-17重型运输机降落台湾原因 美国三位跨党派联邦参议员，包含谭美（Tammy Duckworth, D-IL）、苏利文（Dan Sullivan, R-AK）及昆斯（Chris Coons, D-DE）组成的10人访问团，2021年6月6日搭乘编号HH55150的美国空军C-17重型运输机来台湾访问。该机从韩国乌山空军基地起飞，上午七时左右降落于台北松山机场。 这架C-17应隶属夏威夷国民警卫队第154联队，机长据传之前在美国在台协会（AIT）担任空军组组长，因此熟悉台湾方面的相关作业，避免不必要的沟通失误。 中华民国蔡英文总统在机场内的松山基地指挥部，接见美国联邦参议员访团，双方就台美关系、区域安全等各项重要议题交换意见，随后参议员访问团十一时原机起飞离开。 美国为了谨慎起见，也有安排两架C-12军用运输机作为备援（申请降落台湾），以免C-17临时发生故障，但当然没有派上用场。 C-17作为行政专机时，可搭载VIP包厢，让政府官员或议员在机上仍能继续办公，或有较舒适隐私的空间。 C-17抵台为何中共无法抗议 美国官员或联邦参议员的外访行程，一般都乘坐C-40系列的行政专机，例如2020年8月访台的美前卫生部长阿扎尔（Alex Michael Azar II），搭乘C-40B行政专机。 但因为本次访台成员之一的谭美参议员需要搭乘轮椅移动，在行政专机的机门阶梯上下，明显有困难，其他方式（如由人员抱下机）则有失礼仪。所以搭乘C-17重型军用运输机，轮椅可由机尾门开启后的斜坡，庄重地上下飞机。 谭美参议员下机后，宣布与白宫讨论的成果，美国将提供台湾75万剂的Covid-19（新冠肺炎）疫苗，作为美国援台疫苗的第一批，亦显示美国将台湾列为疫苗援助对象的第一顺位。 附带一提，潭美参议员在2004年，为美国伊利诺州陆军国民警卫队第106航空团B连连长、并以黑鹰直升机飞行员身份派驻伊拉克。当年11月12日，她在完成作战任务返航时，直升机座舱被伊拉克反美游击队的RPG火箭推进榴弹击中，爆炸威力让她失去了双腿，右臂也因严重受伤而失去部分功能，差点失血过多而死，所幸自救得当，撑到直升机飞回基地后，送机急救生还，但双腿截肢。 伤愈后她获得紫心勋章（Purple Heart）、空勤勋章（Air Medal）、 陆军表扬勋章（Army Commendation Medal），并继续在伊利诺州陆军国民警卫队服役（负责退伍军人相关事务）， 2014 年作以中校军阶退役。 因此虽然在“理论上”只要美国军方的飞机降落台湾，就会引发中华人民共和国，强烈抗议美国违反其建交的三个公报与一个中国原则。但只要美军飞机的降落理由正当，中共通常也只会在事后进行口头抗议，然后不了了之。 除了本次C-17搭载行动不方便的参议员这个原因外，先前美国军机至少曾两度降落台湾，分别使用的理由为紧急避难与人道救援，简述如后： 1、2015年2015年4月1日下午，2架隶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航空部队的F/A-18黄蜂式战斗攻击机，因为其中1架（编号404）发生机械故障（发动机油压装置损坏），申请紧急降落在台湾（因菲律宾吕宋岛机场没有完善的降落场，日本冲绳机场则太远），后经引导降落在中华民国空军台南基地，同机队另1架（编号410）F/A-18基于伴护原因，也申请降落。 美军派C-130运输机载运维修人员与零件抵台，F/A-18修复后于4月3日下午起飞，离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则在4月2日回应，就迫降未通知中方为由表示抗议和愤怒，并宣称要与美国交涉，但美国宣告此事件纯属意外，紧急降落是为了保障飞行员的人身安全之必要处置。 2、2009年8月6日至8月10日间，莫拉克台风侵袭台湾南部，造成严重的灾情，被称为“八八风灾”，其中以位于高雄县甲仙乡小林村小林部落灭村事件最为严重，造成474人活埋。除了台湾各级政府与军方均投入救灾外，美国海军派出丹佛号两栖船坞登陆舰（LPD-9）开赴台湾南部附近水域，支援救灾作业。 美国海军的MH-60中型与MH-53E重型直升机自登陆舰上起飞后，载运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以及救援物资，在台湾高雄县三民乡民权村（现高雄市那玛夏区）降落。由于是人道救援任务，因此并没有引发中国抗议。 C-17大秀超低空飞行展优异性能 C-17虽然是重型运输机，但飞行性能却非常优秀！影片中一架C-17 “全球霸王III”运输机（Boeing C-17 Globemaster III Military transport aircraft）于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市（Brisbane）中心低空通场，贴著摩天大楼飞行表演，庆祝昆士兰州文化艺术节，也展现优异的低空操控性能。 根据澳大利亚皇家空军的官方介绍，当时C-17运输机的飞行高度仅为100m，并做了几个高难度的转弯动作。（这个节日由澳大利亚空军派出飞机表演助兴，是2006年开始的传统） C-17机身长53.04m，机高16.8m，翼展51.81m，最大起飞重量265.35吨。如使用推力反向器，可在915m长的简易跑道上降落。 C-17载满燃油后约188吨，最大起飞重量285.35吨（通常限制在前述265.35吨），可载约77.5吨物资或134名步兵（或102名伞兵）。使用四具推力180KN的F117-PW-100发动机，巡航时速830km/h，实用升限14000m，最大航程10390km。 C-17是全球第四大的军用运输机，仅次于六引擎的前苏联An-225、四引擎的An-124与美国的C-5。起飞重量超过100吨就可称为大型军用运输机，而C-17空重就有128吨！通常这么大的飞机，低空性能都不怎么样，甚至可能很笨拙……但C-17最大的特色就是可以当远程战略投送运输机，也可以当前线战术运输机，因此低空机动性能非常强。 所以C-17被称为“战略战术”运输机，这是指其具备战略运输机的运量与航程，可搭载M1A2战车等重装备，却有战术运输机短场起降、快速爬升等特性，也可省去转运的麻烦。 过往美军需要以战略运输机C-5把物资或军队运到大机场，再换C-141或C-130中小型战术运输机，将物资或装备转运到前线机场，调度上很麻烦。有了C-17之后，一架就能一条龙全包，因此很受欢迎，美国空军前后订购了223架，组成庞大机队。 C-17的自卫武装有热焰弹发射器，诱使红外线导引的地对空飞弹或空对空飞弹，误以为它是发动机热源从而偏离目标。 C-17还根据美国的实战经验，针对在低空或机场起降时，可能遭受“肩射防空飞弹”（Man-Portable Air-Defence System）袭击的情境，另外还有装设 大型飞机红外对抗器（LAIRCM），这是一种指向性红外线反制装置，能够发射高能雷射光，自动侦测与对抗肩射防空飞弹（多以红外线导引），以雷射的高热来迷惑飞弹的寻标器，整个过程驾驶员不需要介入，因此反应速度快。 本次来台的C-17，两种反制措施都有安装（反制装备并非标配，视任务性质才安装），显示美国仍对“最坏的情况”有所防备。 C-17降落台湾的战略意义 C-17具优异的运输能力，即除了运送伞兵或步兵，更重要的是能将M1A2战车或是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HIMARS）发射车等重型武器直接空运，下飞机后几乎不需要什么整备，可立刻投入作战，本次C-17降落松山机场，在台湾民众眼前展示美国强大的紧急运输能力，在必要时运载装备至印太前线热点地区。 我国已经采购M1A2T战车与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虽然理论上要数年才会运交完毕，但实际上台海一但有事，美军可以借由强大的战略运输能力，立刻将这些重型武器运抵台湾。 对于美军而言，台美军事合作中，很重要的战术执行层面的“操作共通性”（interoperation）协调，例如台湾机场的导引与进场等程序，虽然可以透过资料交流，但与实际操作当然可能有相当落差，借由本此现役的美国空军C-17降落松机，也能协助验证相关训练的成效。 此外解放军空军在6月1日，以大机群侵入马来西亚空域，其中包含运20运输机，展现共军的快速部署能力，此举引发美国太平洋空军（Pacific Air Forces）司令维巴赫（Kenneth Wilsbach）6月4日在国务院军事记者会，提出谴责，因此C-17降落台湾，并高调宣传，应也是向中共当局传达警告的意味。 （全文转自战略风格编辑部）
今年六四，在维园一片深重的黑暗之下，过去了。香港警察如临大敌，风声鹤唳，中共港共满身毛孔都竖起来，而六四，还是过去了。 香港人各自用自己的方式纪念六四。我们纪念一个日子，不只是用仪式，用物品，用嘴和手，更重要的是用脑，用心。我们一日活著，心与脑没有死，我们就可以纪念一个日子，这是暴虐的专制政权无法剥夺的。 每年六四维多利亚公园的纪念活动，已经成为香港人的集体记忆，是香港“一国两制”的象征。有这个烛光之海，基本法“资本主义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就还有效，没有这个烛光之海，这个承诺就由中共自己背弃了。中共背弃自己的承诺已是家常便饭，没有维园烛光之海也就不奇怪了。 谁害怕历史？只有伤天害理的政权，欠下人民血债的政权才害怕历史，但中外历史上，有哪一个凶残的政权，到最后能逃避历史的清算?人民的记忆永远比政权长命，历史可能曲折，但历史的走向早已注定，正义可能迟到，但不会永远缺席。 中国发生六四，是中国当代历史发展的必然。现在已经很清楚了，邓小平改革开放，不是为救中国，是为救中共；邓小平镇压六四民主运动，不是为救中国，也是为救中共。没有改革开放，中共会灭亡，没有镇压六四，中共也会灭亡。 六四后，邓小平仍坚持经济改革，因为若因六四而中止改革，中共也会灭亡；但邓小平一开始打算进行的有限度政治改革，也就无疾而终。中共从此走向极度专制独裁之路，原想模仿新加坡，走开明专制的路，这条路也走不下去。 习近平上台时中共经济实力大增，政权通过高科技管控，社会笼罩在专政黑幕之下。中共的扩张政策，引致西方国家的反击，以致中共不断倒退，直退到文革，直退向自己的小兄弟朝鲜。中国的现实，就是一个放大的朝鲜，一个放大的人间地狱。 历史在六四大转弯，中国没有向好，只有向坏，中国向坏造成内外环境恶化，内外环境恶化又促使中共更坏，这是一个螺旋式下滑的恶性循环，一直往下往下，下到不知什么地方去。 六四一役，把中国人原有的家国情怀﹑政治激情和正义感，都消耗掉了。政治精英纷纷出走，留下来的也被管控；大量知识分子选择服膺犬儒哲学，与专政统治者妥协，博取现实利益；更多的基层民众专心赚钱，竞争上位，钱多了就沉迷于物质狂欢。国家体制是否合理，社会是否公平，生活是否可持续，不再有人关心。一个人在遭遇厄运时才会反抗，但你长期对社会不公麻木，你受到不公平待遇，也只有自己去面对。社会反抗零星，社会就不断沦落下去。 六四时邓小平有言：杀二十万人，保二十年稳定。中共杀中国人好像杀蝼蚁一样，果然杀了二十万，不只得到二十年稳定。但稳定要看稳定在什么状态之下，稳定在社会和谐的状态，这种稳定可以持续，稳定在矛盾深潜﹑地雷遍地的状态之下，这种稳定只是假象。 六四三十二年过去了，中共已过了上升与下沉的分水岭，从2018年开始，中共由高峰处下滑，正以近乎自由落体速度往深渊冲下去。中共从没有处在如此恶劣的内外环境之中，更分明已失去应对环境压力的能力，这是中共噩梦的开始，只是如何爆煲﹑如何收拾﹑如何下场的问题了。 中共平反六四，等于催化自己的死亡。历史在六四时给过中共一次机会，历史不会再给第二次机会了。中国人虽失去家国情怀，失去历史责任感，失去正义感，但等到中国人都明白不反抗就没有活路时，还是会拼死一搏的。到那时，历史不会重复六四波澜壮阔的正义风潮，历史会以另一种形式来完结中共统治。 中国一定要经过一次彻底的翻覆，才能找到一条生路，中国人一定要死过才能翻生，这个过程将会很残酷，我们对此要有充份的心理准备。王岐山说要吃草，习近平说要“向死而生”，他们都看到自己的结局，中国人也会看到，香港人更早已看到。 到最后，为六四平反的不会是中共，是中国人。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政府，最近害了“人口减少忧虑症”，效法春秋末期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十年生育、十年聚养”之策，在六一前夕终于官宣放开“三孩”，被戏谑为“最好的儿童节礼物”。但是，在青年人不得不做“躺平族”的社会氛围中，民间舆论并不领情。 家庭教育投资：高投入低回报 从1988年，我出版第一本研究专著《人口：中国的悬剑》开始，人口问题、人口政策问题一直在我的视野中。鉴于中国的现实，我认为鼓励三孩是中国政府无视国情而出的昏招、错招。在一孩政策废止之后，政府应该及时让政府控制的计划生育转型为家庭决策的社会节育，将生育决策权还给家庭。 养育孩子需要不失体面的居住条件、可承受的教育成本。而对于正当育龄的80、90后，住房早就成了“六个荷包供养一套住房”；政府公立教育提供的质量不高还在其次，仅大学学费就成了很多家庭的沉重负担。更令中国人痛苦的是，就算是念完大学也很难就业，即便是勉强就业，多数人的薪酬仅够生活开销。 中国青年一代总体上的无望状态，有两组数据可蠡测：一是中国总理李克强2020年5月下旬透露的数据，中国人均年收入3万元，其中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平均月收入1000元左右。这一点，正好与联合国2020年3月发布的一项调查表达的是同样内容：全球2.67亿青年处于“无工、无学、无培训”的“三无”状态。该报告称，全球青年失业率约为13.6%；全球4.29亿在岗青年中，有近5500万处于极度贫困状态，每天的生活费不足1.9美元，占总人数13%；有7100万处于中等贫困状态，每天生活费低于3.2美元，占到总人数的17%。 中国的情况大概与这个报告相仿佛，就算在岗，应该也有不少处于勉强糊口状态。中国青年一代为什么“躺平”——这个词已经被赋予社会反抗的意义。但不管用什么外铄金粉，核心要义就是低物欲、低消费，对应的就是低收入甚至不工作。不少青年一代看不到未来，哪怕一天工作12小时，身兼两职，也买不起房；不少人觉得，结婚供养家庭已是累赘，供养一个孩子都有不少人需要啃老甚至隔代啃老，生三个孩子，那不累得趴地喘气？ 1980-1990年代出生的青年已经是社会中坚年龄层，他们今天看不到上升希望的黯淡生活，其实是未来中国20年的命运。 生育决策权应该还给家庭的理由 前面说的，只是中国政府在做出生育决策时不审时度势，无视中国一半人口根本无法承担生儿育女的教育成本。但真正的问题还不在这，而是生育这种家庭层面的事情，中国政府不应该越俎代庖，强行代替家庭做决策。一个家庭是否生育孩子，这个家庭的夫妻是唯一真正有资格的决策者。因为只有他们，才清楚自己的经济条件能否承担生养、生养几个的育儿任务。 正当育龄的1980、1990这两代人，经历了中国教育产业化、就业维艰，医疗、教育、住房这新三座大山压头的“中国崛起时期”。其中不少人受过高等教育，深知父母为自己拼尽了血本才供养他们读了大学，有的还由父母、祖父母资助买了房。 以下是国内有人计算的生育（养育）成本： 前几年就有人计算过，居住在二线城市，从怀孕到养一个孩子到大学毕业，要花98万元； 网易在今年6月4日，登了一篇《我在北京养仨娃，每年花掉300万》。这是希望孩子高起点的方式。最低生育成本98万，按年计算，几乎是每年5万。中国伴随着高等教育产业化政策而来的，是高等教育质量下降；随着高校扩招而来的，就是大学毕业生失业。这是从2003年就开始的中国故事。最开始，媒体还当回事报道，成为社会常态之后，重点就转移到海归回国低薪就业或者找不到工作。虽然过度教育的结果是回报远远低于教育投资，但是随着就业的日益艰难，只要家长还有点能力，仍然会将全部老本砸在子女教育上。 因此，生育决策权理所当然应该由家庭掌握，而不是政府。因为不管什么情况，养育子女的辛苦与费用全由家庭承担，无论从社会伦理还是投资 — 回报逻辑来说，政府毫无理由决定一个家庭的生育计划。还有一个因素需要考虑：一旦生育权成了政府分配的稀缺资源，就会成为一些人用来交易的物品。 涉及到国家的教育系统，这时才是需要政府（国家力量）出场之时。 国家力量应该引导教育资源配置 大学文科教育毕业后就业艰难，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难题。 美国智库第三条道路（Third Way）曾于2020年，发布研究报告《市盈率溢价：衡量高等教育投资回报的一种新方法》。研究发现，没有投资回报的学校绝大多数集中在营利性院校。例如，51%的营利性大学大多数学生的收入低于高中毕业生，这意味着就读这些机构的学生并没有通过高等教育获得经济奖励。 这个报告其实高估了美国大学的投资回报。即使非营利性大学，其开设的文科教育填塞了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诸凡美国左派热衷的各种理论，社会不需要，只能到政府与NGO就业。以我的熟人圈而论，不少人的子女在常春藤名校读书，毕业后很多处于就业艰难状态，或者是半薪就业，或者是在社区大学重新学一门实用的技术型课程。有位哥伦比亚大学批判性写作专业毕业的硕士生，最后选择这样的职业生涯：半年去英国北海油田一家公司的海上钻井工作，半年在家写作。他赖以谋生的工作与其专业毫无关系，但半年的收入是文科大学生的年收入的3倍。 中国在高等教育产业化后，经历了高等教育大跃进，不少本无大学资质的大专都被提升为大学，从而使中国大学教育更加劣质化。按照职业分层，一个国家本来进入精英阶层的人数就是有限的，这就是中国国内约700万外卖小哥当中，硕士以上学历者近7万的原因。对中国的家庭来说，花费高额投资培养一位硕士最后去送外卖，不管媒体如何从中寻找意义，这种学历、这种教育投资都不是送外卖需要的。 因此，中国政府应该在教育系统挤水分，学习德国经验，在高中时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分流。职业高中的教育应该多元化，供选择的行业多。 最后对本文做个小结：政府（国家力量）不应该介入家庭生育决策，是否生育、生育多少的决策权在于家庭。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是提高教育质量，减少教育（包括家庭付出的）资源浪费；改善社会条件，着重于抑制房价，尽可能让社会上升管道畅通。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老大哥”为什么关心女性的月经问题？ 中国微博社群最近惊现“妇女随访员”：一张微博贴文的截图显示：“大家好，我是金穗社区已婚育龄妇女随访员，请你们把最后一次月经日期发到私信里。”这只是一个试探信号，下一步，恐怕就是全副武装的“月经警察”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严加盘问、登记造册了。 “老大哥”关心女性的月经问题，表明中国人口的急剧下降的问题已然十分严重。此前，中国的人口普查数据迟迟不敢公布，公布之后就连普通民众也指出各项数字移花接木、自相矛盾。习近平时代中共技术官僚的政治化和奴才化，使其造假的能力大幅退化，各项灌水数据只能哄骗习近平这个身上什么都没有穿的半文盲皇帝。 过去四十多年，中共实行严厉的一胎化政策，据西方媒体报道，截止到二零一三年，中国总计实施了三点三亿次堕胎手术，一点九六亿次绝育手术。庞大的计生委使用各种野蛮手段，诸如围追堵截、强制引产、结扎等，对被迫堕胎、引产的妇女的身心健康造成巨大伤害。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揭露计划生育政策的残酷真相，却遭受举国之力的打压，成为“国家的敌人”。 在此期间，中国广大乡村常见各种让人心惊肉跳的、血腥残忍的宣传口号，如：“宁可血流成河，不可超生一个”、“一人超生，全村结扎”。但近年来，当局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声嘶力竭地鼓励生育。田间地头，原先的标语被覆盖上新的大红字体，与先前的南辕北辙，却同样杀气腾腾：“二胎奖，一胎罚，丁克不育都该抓”、“一人拒绝多生，全村人工授精”。 我曾戏称习近平为“习奥塞斯库”，因为专横、愚蠢、粗鄙的习近平，宛若罗马尼亚独裁者齐奥塞斯库的“转世灵童”。“月经员警”是齐奥塞斯库的发明，习近平的“已婚育龄妇女随访员”只是东施效颦。英国历史学家雷根在《愚昧改变历史》一书记载，齐奥塞斯库时代，罗马尼亚经济发展停滞、人民生活困苦，人口呈负增长趋势。独裁者齐奥塞斯库为了“提高人口数量”以“增强国力”，悍然颁布“七七零法令”。该法令规定，生育孩子是“高贵而杰出的任务”，是爱国主义的完美诠释，每个四十五岁以下的女性都应该为祖国生下至少五个孩子，国家对生育超过法定数量的妇女公开表彰。 反之，罗马尼亚当局宣称“不生育孩子的人就是背叛国家的人”，对二十五岁以上的单身女性、已婚不生育夫妇作出强行惩罚，后来发展到对所有“无子女人员”每月从工资中强行扣除一种名为“社会抚养费”的特殊税金。与之配套，政府实施禁止堕胎、禁止节育、禁止离婚的政策，派遣执法者进驻机关、工厂、学校、农村等单位对妇女严格监控，督促她们每月必须做妇科检查以确保没有使用避孕工具。对避孕的妇女和做堕胎手术的医生，一经查出就严厉打击、处罚监禁。当时的罗马尼亚人私下把这些执法者称为“月经员警”。 习近平不遗馀力地学习毛泽东、希特勒、齐奥塞斯库，以为“人多力量大”是绝对真理，而只要控制了女性的月经就可促进人口的增长。他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做出好的表率，得赶紧充实后宫，制造出一长串“共产主义接班人”来。 “已婚育龄妇女随访员”这种新职业的出现，说明后毛泽东时代中国人好不容易争取到的一丁点私人生活领域的隐私与自由即将被党国收走。罗马尼亚流亡作家马内阿在《论小丑》一书中的描述，用在今天的中国丝毫不差：“在极权主义状态下，封锁的社会和一盘散沙的民众共同维护著一个由私人和国有牢房组成的大监狱，看守牢房的不仅有狱卒，还有自己的同伴：一个仁慈而有效地解决社会冲突的残忍办法。” 连腹诽也会被定罪的国家，与地狱有什么差别？ 中国的“数位极权主义”，超越了欧威尔在一九四零年代的想像——如果欧威尔生活在今天，重写提笔反乌托邦和反极权主义的小说，必定会发现中国的有关素材满坑满谷，无需发挥想像力，只要如是写来，就比《一九八四》和《动物农庄》还要精彩。 中国的“数位极权主义”，也超越今天的观察家们的想像——在东突厥斯坦，目不转睛地盯著一千两百万维吾尔人的一举一动的，不单单是“老大哥”的眼睛，更是无所不在的摄像头。 摄像头很快升级换代，不仅可以记录，更可以分析、归类：一名中国软件工程师接受匿名西方媒体采访时披露，在新疆的数间警察局，安装了使用人工智慧和脸部辨识技术来侦测情绪状态的监视系统，并对维吾尔人进行测试。他说：“中国政府利用维吾尔人作为测试对象，进行不同实验，就像实验室里的白老鼠一样。……我们将情绪侦测摄影机安装在距离测试对象三公尺的地方。类似测谎器，但使用更先进技术。” 员警和技术人员让受试者坐在“约束椅”上，手脚都被金属装置固定住，然后由人口智慧系统侦测和分析接受测试者的皮肤毛孔和面部表情的微小变化。最后，软体会产出一张圆饼图，分析测试对象的状态，红色部分代表负面或焦虑情绪——这种人会被视为危险人物，列入严格管控的黑名单。该软件工程师指出，这套软体是用来“在没有可信证据下（对受试者）进行预判”。可见，科学技术从来不是中性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若掌握在极权政府手中，使其如虎添翼，当然就是助纣为虐。 在中国，腹诽是罪，沉默也是罪，因为腹诽和沉默是必然呈现为某种不服从的面部表情。鲁迅说，“白眼看鸡虫”，“横眉冷对千夫指”，这些都是负面情绪和负面表情。在习近平治下，你不能有任何反动的言论和行动，也不能有任何反动的思想与消极的情绪。也就是说，“广大人民群众”只能保持忠党爱国、乖乖如韭菜般疯狂生长、再等待锋利的镰刀来快快收割的“正能量”，而不能有韭菜也要争取韭菜的“平躺权”之胡思乱想——此类胡思乱想乃是危害党国安全的“负能量”。 处于种族灭绝的绝境中的维吾尔人的命运，不为很多暂时坐稳了奴隶状态的汉人所知晓。很多中国人自我感觉良好，酒足饭饱之馀，有闲暇关心国际事务，对“第三世界弱小民族”和战乱地区充满无限同情。维族流亡知识分子伊利夏提感叹说：“很多中国人觉得巴勒斯坦人不幸、叙利亚人不幸、阿富汗人不幸，总以为他们的国家战乱不断、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然而，中国人不知道是，巴勒斯坦人、叙利亚人、阿富汗人有迁徙的自由、有表达的自由，有互联网、有畅通的资讯、联络管道，远在天涯海角还能知道家乡亲人安危，能够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新疆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却被殖民中国政府残酷剥夺了这一在战乱中挣扎的巴勒斯坦人所拥有的最基本人权——亲情知情权。我们不知道自己的亲人是否活著，不知道他们的孩子在哪儿？已经四年多了，我不知道自己的母亲、三个妹妹在哪儿？也不知道她们是否还活著？更不知道三个妹妹的丈夫、儿女在哪儿？是否还活著？”正笑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维族人的今天，将是汉族韭菜的明天。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多次入选百名最具影响力的华人知识分子名单，曾荣获美国公民勇气奖、亚洲出版协会最佳评论奖、北美台湾人教授协会廖述宗教授纪念奖金等。主要著作有《刘晓波传》、《一九二七：民国之死》、《一九二七：共和崩溃》、《颠倒的民国》、《中国乃敌国也》、《今生不做中国人》等。全文转自上报）
日本载送124万剂AZ疫苗的专机6月4日抵达台湾，那一刻感动很多人，一来台湾疫情爆发，这些疫苗就像缺水时的及时雨，二来，如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代表泉裕泰提到的，“十年前台湾曾为日本(海啸)伸出援手，虽‘世上无完美的报恩’（应是取自日本《白鹤报恩》的故事），但这次行动就像台湾当年帮助日本一样。”尽管背后不能说没有美日台现势推力，却也无法抹灭背后两地相互反馈的人味。 就在日本疫苗专机抵台的同一天，美国也有100万剂强生疫苗送到韩国，这是美国8千万疫苗捐赠计划出货的第一批。韩国原定今年11月藉疫苗接种达到群体免疫，却因全球疫苗短缺出现变数，5月底，至少完成第一剂接种人数才勉强达到人口的11%，当时韩国曾公开向美国求援，希望“预借”美国现有存量疫苗，美国今天则是履行诺言，且提高到100万剂。 要说国际现势，美韩之间就更有“疫苗外交”的味道。因为除了韩国已取得美国莫德纳疫苗代工制造合约，再获得强生100万剂现货挹注，美方也在5月底两国元首峰会后，带回韩国四大财阀总计44兆韩元的赴美投资计划，当然，来自韩国这般惠利，除了供给疫苗外，美国也允诺松绑韩国的飞弹射程，大举提振韩国的国防力量。 “疫苗政治”另有，5月中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疫苗共享，两周不到，就有报导指出包含莫德纳、辉瑞、强生在内的美国疫苗库存已相继送往巴西、秘鲁和乌拉圭等中南美洲国家，近日再正式宣布广及全球的8千万疫苗捐赠计划，而这当然和中国积极展开的疫苗外交战有直接关系。自从3月初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宣布要在联合国发起“公平获得新冠疫苗全球运动”，总部位在纽约的联合国大楼就仿佛成了疫苗情报中心，各国都在打探疫苗供货消息，而当中最积极展现影响力的非中国莫属，说是公平获得，中美各自结盟站队的氛围仍相当显著。 美韩之间有正式军事合作，疫苗一跃成为各国竞相争取的战略物资，则美国当然会在疫苗一事上支持韩国，这也是为什么美方送出的疫苗都是指名给韩国军队使用，并且是以军机运达。 再者，又即便不若韩国，能以军事合作先行取得疫苗资助，当下联合国无论大大小小会员国，也都有机会透过至少部长级的会议，去发声表达自己国内的需求。过程中，还曾意外爆出南非竟然用了其他富裕国家两倍的价钱才买到印度产的AZ疫苗。然后，这个国家嫌疫苗太贵、那个国家抱怨有钱国家囤积太多，再有国家呼吁不要因为利益交换出现类似当年的粮食饥荒恶化问题，接著，不只中美藉疫苗拉帮结派，还有欧盟说要根据脱欧协议，限制出口疫苗到北爱，于是惹怒英国，大骂欧盟根本就是黑手党。很快地，有人跳出来说要抵制西方中心论，而骂“疫苗民族主义”最大声的，就是批评日本送台湾AZ疫苗、说台湾只能用中国疫苗的中国。 联合国争抢疫苗的丛林法则，台湾好像没有卷入，但当过去大半年各国纷纷投入疫苗争夺战时，台湾确实吃了不少缺稀国际舞台发声的亏，尤有甚者，在屡屡“被中国代言”下，所谓中国正“帮助台湾同胞尽快应对疫情，愿意提供被WHO纳入全球‘紧急使用清单’的大陆疫苗”这等“以疫谋统”，在很多场域实则又更积极推动著。 再回头看日本送来疫苗，台湾人为什么需要这么激动？背后不也有因为无法亲身于国际舞台自我伸张正义，却靠著和他国多年“交陪”（无论民间还是官方），而在关键时刻获致无偿回报的欣慰，因为光赖当下大国疫苗政治，很清楚并无法出现今天的画面。日本疫苗专机抵台，与其说具有政治上的戏剧化效果，不如说这当中更存在了悠悠的人性。偏偏，气得牙痒痒又口口声声说两岸血浓于水的中共党人，永远不懂台湾人看到嘴里叼著疫苗罐的那只白鹤是什么心情。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