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媒带火沙丁鱼 澳洲超市出现抢购潮
2026 年 8 月 12 日
中共为纪念建党一百周年，最近推出党史新编。这本二十八万字的书，贯彻习近平“不以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也不以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的混乱逻辑，全面肯定中共百年历史，看来中共真是史上最伟大的政党了。从头到尾，没有犯一点错，有错也是试错，试过错不再试，也就变成没有错。 在这个逻辑之下，文革当然也没有错。 不久前，有陶斯亮者（文革时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的女儿），参加了叶剑英家族的一次大集会，几乎所有的红色后代都出席了，陶斯亮为这次聚会写了一篇文章，为红色后代唱了一番赞歌，但因此却惹来另一些红色后代的不满。陶斯亮夹在中间不好做人，终于删掉稿子完事。 陶铸当年一度风头很劲，从广东第一把手，一跃而成全国第四把手，可惜没“阔”上一年半载就被打倒，打倒还不算，还被迫害到患癌，失治而死。陶斯亮与老毛﹑林彪这些文革始作俑者的后代，再加上刘少奇﹑邓小平等文革受害者后代一起，红色家族济济一堂，果真相逢一笑泯恩仇了吗? 近年来在习近平的“英明”领导下，文革正以迅猛的气势在中国大陆复活，网上已经有不少视频，拍到大陆中小学生在跳忠字舞，唱红歌，叫嚣征服世界。政府对极少数异见人士实行大围剿，网络审查无远勿届，文化创作上禁区重设，全国上下一片肃杀空气。 习近平复活文革，是基于他对未来大陆相当悲观的预测。国际环境急速恶化，必定影响国内经济，科技被围堵，与世界发展脱节，外贸更因为外部环境恶劣而必定走低。多年来积累的经济发展不平衡诸多困素，一时间都集中在一起爆发，再加上人口红利吃到尽头，总之放眼国内外，满眼都是坏消息。 面对预后凶险的判断，习近平最近在视察广西时，在湘江战役纪念馆发出“向死而生”的悲鸣，就是不但要准备过苦日子，还要准备过凶险的日子。为应付社会动荡，只有把社会打造成更加专制﹑更加封闭﹑更加严酷，才能保全中共自己。 习近平老爸习仲勋也是文革受害者，习近平文革中也受冲击，还要上山下乡。他父亲文革后，是痛定思痛比较深刻的一位中共高干，也是最早倡议改革开放的一个政坛老人。习近平没有跟著老爸的路子走，是因为他处在最高位置上，要保住中共红色江山，唯有走回文革。 习近平以老毛第二自居，一心想做世界革命领袖，改变世界历史。他缺乏自知之明，野心大于能力，抱负流于空想。他上台后几年，带引中共走到今日这个恶劣的环境，证明他的思想和谋略都不足以承担重任。他有权术，但权术可以保权力，不能为人民谋福祉。 最近温家宝在澳门发表一篇文章，流露对当前中共处境的忧心，这在中共体制内是很不寻常的一种表现，是一种不和谐声音。温家宝发表文章的目的，有跳船的意味，公开表示他不认同习近平的极左路线。 习近平把中共搞到今日这种恶劣的境地，党内老人当然不会满意，但改革数十年，中国这块肥肉已被红色家族瓜分得差不多，各人的势力范围都已划定，稍不小心失去平衡，就可能引起党内激烈斗争，酿成大祸。因此，红色家族都被绑在一架马车上，互相依存，也等于互相保护，习近平驾车狂奔，车上的人即使心惊肉跳，也不敢跳车，一跳就有翻车的危险。 再说，有哪一个红色家族没有一点贪腐的把柄被习抓在手上？任何人敢乱说乱动，一旦被习针对，就可能被“绳之以法”，抄没家财，身陷囹圄，永世不得超生。 因此，没有人胆敢挑战习的权威，各人守著自己的家业，全党一起挨下去，且看会有什么事发生。 今日要挽救中共，挽救中国，唯有出来一个大国手刮骨疗毒，取习近平而代之，但遍观朝廷内外，再找不到一个有担当有本事有魄力的人，站出来登高一呼，扭转乾坤了。因此中共与中国，都只有在这架马车上狂奔下去，直至车毁人亡。 文革一定会重来，不但文革，中共终究会将大陆打造成一个军国主义大国，美中之间必有一战，世界必有一次大灾劫。世界只有在一次大灾劫后才能重生（如果没有毁灭的话），这是我们的宿命，大家都坐稳了，系好安全带，准备未来的大动荡。 希望我看错了，我只是依书直说，文革也回魂，世上就没什么事不会发生。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据人民网报道，过去十多年，“红色旅游”成为中国特有的现象。中共文化和旅游部部长胡和平说，从2004年到2019年，每年参加红色旅游的人次从1.4亿增长到了14.1亿。陕西的延安一向被称为革命圣地，自然是“红色旅游”的热点。胡和平说，2019年，延安接待游客达到了7300多万人次。 文革中有首红歌叫《回延安》，歌中以老革命的口吻唱道：“离别三十年，今日回延安”。当时我就纳闷，怎么离别三十年才回延安啊？又想起我们上中学时，语文课本里有贺敬之写于1956年的长诗《回延安》，其中写道：“分别十年又回家中”。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怎么毛泽东没回过延安呢？ 延安是毛泽东的发祥地。毛泽东自从走出家乡韶山，直到1949年进京称帝，其中生活时间最长的就是延安，从1935年到1948年，长达13年。正是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中共党内赢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四卷本《毛选》中，70%的文章是在延安写的。按理说，毛泽东是最应该回延安的。可奇怪的是，从49年毛泽东进入北京到76年毛去世，整整27年，毛泽东竟然一次都没回过延安。这是为什么？ 依我看，原因之一是，当年中共扎根延安，和延安人民相处太不愉快了。想想也是，陕北本来就穷，如今却要养一个庞大的政府和军队，负担之重可以想见。中共对延安人民的压榨之重，苛捐杂税之多，拉丁派差之繁，可以想见。 再有就是毛泽东和陕北帮斩不断、理还乱的恩怨。 想当年，在井冈山的中央红军遭国军围剿被迫弃地而逃，在逃跑的路上得知陕北有一块共产党的根据地，于是率残部投奔了延安。陕北根据地的刘志丹、高岗等收留了中央红军，这就是“陕北救中央”。虽然陕北帮对中共功劳很大，可是在党内斗争中却是首当其冲的牺牲品。 且不谈刘志丹死亡的种种疑点，尤其是高岗，49年就当上国家副主席，深受毛泽东重用。可是毛泽东出尔反尔，后来又出于自己的政治需要，给高岗扣上“篡党夺权”的帽子严厉批判；高岗被逼自杀，死后被开除党籍。高岗手下的几员干将也纷纷遭到整肃。到了1962年，陕北帮的习仲勋又以支持“反党小说”《刘志丹》而遭到批判和贬黜，文革中更是被打成黑帮。陕北帮几乎全军覆没。 毛泽东深知他对不起陕北帮。毛泽东深知他无法面对刘志丹、高岗等人的亲人和部属，所以只好回避，从不回延安。在整个毛时代，中共领导人里，只有周恩来在1973年回了趟延安。那时，周恩来已查出身患不治之症，自知来日无多。在延安和地方官员见面时，周恩来说：延安人民哺育了我们，使我们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但是延安的农业还很落后，老百姓的日子比战争年代还苦，我们对不起延安人民。 “四人帮”垮台后，中共当局大力平反冤假错案，高岗手下的几员干将和习仲勋都重新获得重用。胡耀邦主张给高岗平反，但被邓小平否决。当年邓小平揭发过高岗，高岗自杀后，邓小平进了政治局，紧接着又当上总书记。邓小平带头整高岗、后来又从中获得最大利益，无怪乎他坚决反对给高岗平反。 到了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中共当局对高岗案进行复查，然后告知高岗的遗孀李力群说，高岗的案子“现在还不宜纠正。假使是现在，就不会那样处理他了。”2009年8月29日，高岗的半身铜像在陕西省横山县武镇乡高家沟村高岗的故乡落成。 2012年陕北帮的后人习近平上台，不少人以为习近平总要为高岗公开平反吧？殊不知，习近平也没给高岗公开平反。个中原因也很简单，因为习近平一心要给共产党遮丑。以高岗原来的地位，如果为高岗公开平反，央视、人民日报等官媒不能不大加报道，那就必然会引发民众对毛泽东的错误、邓小平的错误说长道短，对共产党制度的说长道短。这是习近平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也要对这件事轻描淡写，尽量掩盖。新出版的中共党史对高岗事件竟然只字不提。习近平一再强调要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可是他就连中共党内的一桩70年前的案子都不敢面对。其实，他才是最大的历史虚无主义。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美国政府正在大力推动基建计划，方式与中国2009年政府投入五万亿救市（地方配套资金当年高达二十多万亿）相同，都离不开印钞机的功劳。他山之玉，可以攻石，美国人特别需要记取中国当年5万亿救市的经验。如今回过头看，中国2009年5万亿救市的主要成功在于保障了就业，主要失败在于扭曲了经济结构，形成了政府对土地财政的高度依赖，严重抑制了居民的消费。更大的后果则是当时“铁（路）公（路）基（基础设施）”建设已经严重过剩，资金的主要流向是房地产，尤其是流向居民住房，当房地产严重过剩之后，中国不得不为过剩产能寻找出路，于是有了推向全世界几大洲的“一带一路”计划，这个计划如今经济效益不彰，引发的国际矛盾甚多，不少项目成了一个又一个“援外”的准烂尾工程。 当此际，有必要分析当年中国5万亿救市的成败得失。 印钞机的开动 从2009年开始，中国经济基本依靠增发货币来拉动增长。形象地说，每年发的货币，除了堆到房子里，剩下都堆积在债务链条里。 我这话不是唱衰中国，引自金融高官的话。2010年，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吴晓灵就说过：“过去30年，我们是以超量的货币供给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货币超发严重 经济货币化领先全球》（21世纪网，2013年1月28日）一文称，2009年以来中国央行的货币供应量先后超过日本、美国、欧元区，成为当时全球最大的“印钞机”，2012年全球新增货币供应量超26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占近一半。该文称，经评估发现，均衡人均收入差异后，中国的经济货币化程度高居全球前列。 中国到底超发了多少货币？以下数据可供参考：1. 中国货币发行增速远远快于GDP增速，截至2012年，中国十年间M2增速平均是18%，而GDP是9.5%；2. 截止2011年底，中国M2与GDP比值为1.89倍。其结果是人民币购买力快速下降，中国陷入持续的高通胀状态。这种情况下，一些专家讨论过发行大面额钞票，以便于流通，也可节约印钞成本。中国政府权衡再三，宁可承担高发行成本，也不肯发行大面额钞票，其实主要是基于心理因素，不愿意通贷膨胀显性化，造成民众心理恐慌。不少人已经公开说过，中国经济稳与不稳，在于民众信心。 美国是否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印钞机？只要上美联储网站查询，不难得出结论。 房地产抑制消费 中国人收入有限，出于对通胀的恐惧，人们担心“钞票毛了”，觉得只有买房子才算稳妥，所以居民购房支出逐年大幅增加，这里只列几个居民购房支出破千亿、万亿、10万亿数据的年份。 年 份 居民年购房总支出（亿元） 当年度购房负担率 1998年 859 18.9% 1999年 1210 22.3% 2003年 4177 40.7% 2006年 11084 62.1% 2009年 24303 76.7% 2019年 124518 102.7% 2020年 138984 96.2% 从上述图表所列的几个关键数据可见： 一、房价直线上升。1998年，房屋销售均价为2,062元人民币；2020年，销售均价为9,860元，较2019年上升2.6%。22年之间，中国房价平均上涨4倍多； 二、居民消费被购房支出严重挤压。2020年，城镇居民收入增幅只有3.5%，全年消费物价涨幅为2.5%，而消费支出萎缩了3.8%，是从1990年以来的首次消费支出萎缩，也是中共建政以来的首次。根据测算，2020年中国的购房总支出规模为13.90万亿，较2019年的12.45万亿，增长11.6%。直白一点说，居民宁可挤压其它消费支出，也得买房。 三、中国居民个人债务沉重，多数源于购房。据金融从业者统计，在过去五年（2016-2020年），中国是居民债务增速最快的国家之一，增幅达22.2%，远超过美国的0.9%、日本的7.2%和德国的4%。这就是中国居民的购房负担率超高的原因。 政府对房地产的财政依赖更形严重 据中国官方数据，2020年中国卖地收入8.41万亿，全国财政收入约18万亿元，卖地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44%，占地方财政收入84%，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无法也无真实意愿调整经济结构。 无法调整，是因为中国国内消费萎缩，市场不景气，产业结构自然无法调整，仍然是政府财政仍然依赖房地产的格局。这种情况下，自然也无意愿调整。数年前我就撰文分析过，中国政府控制房地产的价格与规模，努力维持这个泡沫的存在，到后来，政府出于财政需要，房地产公司出于市场需要、房产拥有者出于个人财富不至于缩水，早在2010年代中期就形成了一个利益一致的利益共同体，都需要这个泡沫继续维持。这也是房地产泡沫这头灰犀牛至今仍然未发疯的原因。 一个普遍的误解：中国出口重兴 2020年，中国出口增加，除了中国官方媒体之外，美国几家主流媒体也一致认为中国出口重新兴旺，很快可以与美国经济一争雄长。 美国经济会怎样，目前拜登政府的经济政策追求意识形态满足，违反市场规则，非常多的变数，本文另文专论。但如果仔细分析中国出口商品结构，就会发现，医疗用品、生活用品和在家办公用品这三类商品，就是推动2020年中国外贸出口数据小幅增长的三大支柱，增幅最高的是医疗用品和纺织品（其实主要就是口罩用料），增幅分别达到40.5%和29.2%，这种增幅与疫情有关，注定是不可持续。其它的主要出口增长商品，以手提电脑为主的数据设备出口增加，是迎合疫情封闭状态下人们在家办公之需。塑料制品主要各类生活类用品、灯具、家具、玩具之类，都是全球在疫情状态下，各国被迫增加向中国的进口。概言之，到2021年年中疫苗大规模普及之后，这一波出口热潮就结束了，不可能长期持续。 3月下旬，美国智库、大学教授（含六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前总统经济顾问共20余位去中国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1》，其中包括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两位及现任成员；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的六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亲民主党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与前任会长、福特基金会会长、《经济学人》主编等全部出场，这些机构、这些人是近二十多年美国对华关系的主导者。其中有几位都在会上透露，美国拜登政府大兴基建之后，将向中国、日本、欧盟购买大量商品，这对中国来说是个好消息。 从“二战”以来，罗斯福新政成了政府实行宽松货币政策、通过大量印钞加大财政投入刺激经济、减少失业的代名词，这些举措既来自于凯恩斯的理论，又得到他的盛赞，在二战之后成为西方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的模式，并且只谈它的好处，但也有将近30%的经济学家们对此持异议。如今，各国央行（美国是财政部，因为美国央行与财政部的功能正好与中国颠倒）都是凯恩斯主义者，奉行货币宽松政策。中国2009年五万亿刺激经济，当时西方一片赞誉之声，认为中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之时拯救了世界经济。但是，中国此后一直苦苦挣扎于债务泥潭，改善经济结构无望，这些经验都值得记取。 （全文转自大纪元）
日前中国周姓男子驾驶著一艘橡皮艇，号称从福建渡过台湾海峡偷渡到台中的台中港，该名男子声称他是为了投奔自由而来。 同时国防部通信电子资讯参谋次长室次长曹进平则表示，确实有观察到不正常的画面显示，但是没有证据证明是电战干扰。但不管如何这名周姓男子的事件确实充满不少疑点。 中国一年内适合攻台的时间不多，5月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点。4月梅雨季、接下来；且该名男子是被台中港的港务工人发现的，这个行为模式极其诡异。一般来说除非是政治性出逃偷渡，要不然没有一个偷渡客会明目张胆向在地国国民主动曝光身分，下场绝对是抓起来问口供后，遣返回去，他在媒体面前说台湾比较好中国非常不好，现在不比从前，中华民国政府基本上不再收留所谓的“反共义士”，遣返的机率高于送到第三国与留在境内，讨食物吃自曝踪迹，绝非智举。 且上述战略与环境因素不论，人为方面有三个疑点： 1.此人真为了投奔自由，漂流到金门或马祖不是更近？ 2.事发至今已过多时，海军和海巡都被质询一轮了，国台办还没出来开记者会，令人存疑。 3.何况海峡中线以西是解放军军舰和中国海警的常态巡逻区域，假设他们连一个偷渡男子都抓不到，那中国海警与解放军海军是将雷达都关闭、全员舰艇上睡才有可能。所以明显是过来探路的机率更高。 同时海军司令部参谋长蒋正国也明言，其油料判断来看，直接从福建漂流到台中的机率颇低，已有不少人研判为接应者中途将汽艇放置海上再驾驶过来的。 倘若今天它可以一路从福建漂流过来，没有被我国海巡发现也没有被海军雷达侦测到，千万不可将其亲易纵放与遣返。国防部、国安局、调查局等必须详细从他的口供中追问出情报。假设这是一种练兵模式，用类单人汽艇的模式登台可进行渗透或者研拟另一种可规避我国反舰反登陆武器的先遣部队登陆。 中华民国海军极有可能在未来的监侦任务不再仅是监侦正规的航母、驱逐舰、攻击舰等，这种疑似海上先遣队或海上特工可能也必须纳入侦搜范畴，甚至要放在国防部或海军司令部的即时军情动态内。 海巡就更不用提了，过去抓到偷渡与非法渔船一律都是扣留与遣返，现在要培养海巡的舰长与副舰长第一时间就得先判断这个人的船只类型、衣著、物资、油料等去判断到底是单纯的偷渡还是先遣特工，因为脱离了当下的时空环境和第一手的情报研判，假设这个人真的是训练有素且有目的前来，要躲过情报单位的调查方式是有可能的，反正遣返本来就是他的目的，留在台湾内部接受庇护就变成间谍。 海军上至司令部下至各基地未来的战术地位将因此提升，这种海上偷渡模式已经从安全问题上纲到国防问题，这是一种战争模式开启的前哨，海军单位不能只是强化战备而已，重整战力与军情侦搜的时代已经正式来临了，也希望全民可以充当海军更强的后盾。 （※作者为退役少校政治作战官，目前就读印度金德尔大学博士班。全文转自上报）
英国的百年老店《经济学人》杂志发表了一篇封面文章，标题就是《台湾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林林总总一通议论。记者们为此访问了台湾各阶层人士，得到的回答很有趣，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我们不紧张，外国人替我们紧张。次有代表性的就是：他们又在让我们出钱买武器了。小地主心态跃然纸上。 台海危机是不是进入了危险时刻呢？前几年还真不是。那时候大陆的经济状况还好，习近平地位也还好，正在忙于整肃官僚队伍，以便确保他的个人独裁更加稳固。反腐倡廉，唱红打黑，就像一个强势的皇帝该做的一样。他没工夫搭理台湾那个弹丸之地。 如今反腐倡廉被认为没有反腐的效果，只不过是清理阶级队伍；中国经济在快速下滑，各种不利因素积累的民怨正在走向沸腾；外交也不得不走向战狼化，越来越依靠鼓动极端民族主义来获取合法性。这时候需要一个高潮，来掩盖独裁政治的失败，而军力的扩充却稳步向前，冒险的成本大大降低。这和当年希特勒的处境颇为相似。 就像美国政治家常问我的：中国周边哪个国家会成为目标呢？我开玩笑地答道：最好是朝鲜。老百姓对朝鲜的核武器最紧张，而且那个白眼狼对中共也不怎么友好。可是认真回答道：当然是台湾。这有三个理由：第一是名正言顺，你们也承认那应该算国内战争；第二是美国来不及反应，你们要向中国宣战得等着国会辩论；第三就是台湾人民生活富足，不愿意打仗，一厢情愿相信不可能打仗，这和大陆七十年前还没被镇压的地主富农是一样的心态，还说如果刺激了共产党反而促使它开战。 这第三条，确实是习近平的胜算。兵法云：算计胜则可战。台湾人民正在促使习近平冒险。以色列为什么面对强敌战无不胜？根本原因就是全民理智，懂得自己保护自己的道理。台湾人民心无战意，少数政治家再着急也改变不了必败的形势。何况武器兵力都不占优势，甚至是劣势，哪里有什么胜算呢？ 台湾的小地主们有恃无恐的主要论据就是，我们这个重要，那个重要，美国必须保护我们。把宝压在了美国的利益和国际信誉上：丢掉了台湾，国际就不再相信美国的保护了，美国地位将下降。这是个理由，但没那么强烈，地摊秀才们一厢情愿的判断其实最不可信。 美国确实有保护台湾的动机，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和世界第二的大国开战，和决策占领格林纳达一样容易吗？何况美国还有大量亲共的政治家和学者，包括反战的群众组织来制造阻力。台湾唯有坚持足够长的时间，美国、日本才有机会救你，假如美国真能通过国会的批准和第二军事大国开战。 所以保卫台湾的第一重要因素，是台湾人民有保卫自己的决心。一帮政客为了竞选资金顺着台商说话，政府官员和共产党暗通款曲，勾勾搭搭，让台湾人民怎么提得起抵抗的决心？再加上小地主们说：台湾多骄傲呀，我们村三十里内都是老大了，谁敢惹我们？村民们也就跟着阿Q起来了。 美国新任情报总监说，不要战略清晰，理由是否则中国会四处给美国捣乱。这理由确实牵强，那是因为她不愿得罪亲台湾的政客们。真正的理由是美国人民多年来对台湾的不信任：一边靠美国保护，一边和共产党勾勾搭搭赚钱。两党一样。一旦清晰了台湾政策，白眼狼们会变本加厉，最后把美国拖入泥潭。 （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4月16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1年1季度经济数据显示，与去年同期相比，按可比价格计算，经济增长18.3%；4月27日该机构又公布说，1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增长1.4倍。中共官媒不断宣传说，中国经济已经完全克服疫情的困扰，在全球领先繁荣，一马当先。从上述经济新闻来看，似乎如此，但很少有人懂得中共统计数据的“猫腻”和奥秘，而真相就藏在这“猫腻”和奥秘背后。笔者为读者们提供几个中国统计局计算经济增长数据的“猫腻”。 一、从“克强指数”一度走红看中国的经济增长数据 中共当局公布的经济增长数据通常都领先全球。在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当中，凡是中共影响力比较深的地方，对这样的经济增长数据都不加质疑地接受，比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一些偏好于夸奖中共成就的各国学者往往也如此。但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不免有一些怀疑，中国经济真的那样出色吗？当然了，怀疑不能替代结论，所以，他们往往倾向于不太相信中共公布的经济增长数据，但是却无法得出自认为可靠的数据。 李克强在辽宁任职时曾经试图用几个较少受到政治因素干扰的经济指标，即耗电量、铁路货运量和银行贷款数量，来判断辽宁经济的真实走势。当时这几个指标被媒体称为“克强指数”，一度在国际上和中国国内的经济新闻报导中颇受关注。“克强指数”受到关注，本身就说明中国的经济增长数据并不可靠，北京高层和地方当局心知肚明；而“克强指数”能一度走红、并未遭到高层批判，也证明高层明白此“指数”自有其道理，并非“污蔑大好形势”。 “克强指数”不用GDP的增长数据来判断经济情况，自然是因为GDP的统计过程产生了浮夸。但是，“克强指数”所用的指标也未必就真可靠。1987年我在国家计委参加过一次经济形式分析会，就挖出了水利电力部的数据造假。当时我在会上提出，水利电力部为了夸大火电设备超负荷出力的程度，以争取更多电厂投资，统计火电设备发电利用时数时造假，因为该部公布的1986年4季度火电设备利用时数是按12月有32天计算的。当时社科院的吴敬琏也在会场，他倍感惊讶。事后国家统计局工交统计司承认，水利电力部报送给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工交统计司照单全收，未发现这个问题。 李克强进中南海了，“克强指数”却无影无踪了；他并没把这套思路带到北京，要求国家统计局仿效。显然，李克强进中南海之后，只能按“规矩”唱“中央”的“乘胜前进歌”，而“克强指数”显然不符合这首“歌”的“曲谱和旋律”，实属“杂音”。 其实，西方的不少大投资银行为了经营上做判断，常常会研究出一套自己的估算办法，来判断中国经济增长的真实状况。比如，日本的野村证券公司从上世纪90年代就研究了自己的中国经济数据分析方法，建立了独家数据库。笔者1987年在北京与该公司的研究人员交流过，那时我就发现，他们对中国经济的把握，往往从中国学者不注意的细节入手，有一套独特的路数。不过它们不会公开这些方法，而它们的估算方法也未必十分可靠。 二、中国的刚性经济“增长” 中国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数据有一个全球独一无二的特点，那就是，这些数据总是展现出一种刚性“增长”，无论经济情况好坏，基本上永远是“增长”的。其原因在于，那不是经济现实的准确反映，而是政治需要。 首先，经济增长数据是中共的宣传手段，所以它的功能不是如实反映现实经济活动的真实面貌，而是务必体现高层确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也就是说，既然经济增长（不管是否给出具体百分比）是反映中共统治成效的政治性计量指标，就需要统计局用经济增长率为这个政治指标背书。因此，统计局公布的经济增长率之政治意涵，远远重于其反映经济现实的原本功能。 其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经济现实状况背离了高层确定的经济增长方向和范围，统计局就必须设法在统计技术上玩出“花样”，加以补救，直到产生出符合高层政治宣传需要的经济增长数据。中共统计数据中的“猫腻”和奥秘便应运而生。 再次，由于总有一些懂这种“猫腻”和奥秘的专家，经常从其它相关数据中挖掘经济活动的真实面貌，为了防止他们“得逞”，在中国，宏观层级的经济统计数据并不完全公开，很多有助于推算真实经济状况的数据被列为国家机密。如此，统计数据中的“猫腻”和奥秘才能被掩藏起来。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统计部门并不是一个单纯处理调查数据的业务部门；它也是一个配合经济宣传的“喉舌”部门，它产生的统计数据必须为当局的政治需要服务。而宣传当局的统治成效，需要“适当”的经济增长率；若找不到客观因素可以解释经济下降，一种政治上“不适当”的经济增长率，高层是不会接受的，包括发明“克强指数”的李克强在内，中南海里办公的“头头”们谁也不会中止统计局“玩”的这些“猫腻”。于是中国经济就通常“增长”得很快了。 当然，还有一些经济指标不管现实如何恶化都基本上静止不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失业率。像这种高度体现中共经济管理成败的政治指标，统计局不敢如实统计，只能把它当作“常数”公布。 总之，统计局的目标是，让公布的统计数据符合高层提出的经济政策目标；高层提出什么样的目标，或者提出一个对内对外宣传经济成就的口号，统计局就必须算出一个符合“上面”意图的数据。像经济增长率这样的政治指标，“上面”要求是多少，统计局肯定会给出符合要求的数据，对统计局长而言，那是政治任务。从这个角度来看，当你完全相信中国官方的经济增长数据时，就等于你完全相信中共的文件口号。 三、识破中国经济增长数据的统计奥秘 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实际上变成了一种统计局设计的数字游戏，看不懂其中的把戏，就无法了解中国经济的真相。所谓的中共统计数据的“猫腻”和奥秘，“猫腻”指的是统计局在技术手法上玩的“花样”，而奥秘指的是这种“花样”产出的统计结果。在工业统计方面，“猫腻”至少包括三种“法宝”：一，“计大不计小”；二，“计兴不计衰”；三，“计虚不计实”。 “计大不计小”是只公布大企业的业绩，不公布小企业的盈亏。经济景气的变化首先反映在中小企业身上，大企业不容易倒闭；何况大企业包括所有的垄断性企业，它们还得到银行的全力支持，经济不景气时所受冲击自然小于竞争激烈的中小企业。在这方面，统计局设定了一个统计“口径”，即本文开头引用的经济新闻中提到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这个概念排除了所有中小企业，所谓的“规模以上”，其范围是不断升级的。据国家统计局公开介绍，1998-2006年指全部国有和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2007-2010年统计范围调整为年主营业务收入5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2011年开始，统计范围变更为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以上的工业企业。之所以要不断“升级”，就是为了“计大不计小”，以免中小企业的衰落倒闭影响经济“增长”率。 “计兴不计衰”是统计数据只包括经营业绩较好的企业，但排除经营不良的企业。与“规模以上”这个统计“口径”配套的，是统计局设立的一个“企业名录库”；统计经济“增长”时，只有纳入“企业名录库”的数据才用来计算经济“增长”。为此，统计局把企业分成两类，其行话称为“规上企业”和“规下企业”，“规”者，上面提到的“规模”也。一个企业如果去年的业绩上升，达到了上述的“规模”要求，便作为“规上企业”列入统计；如果今年其业绩跌破上述的“规模”要求，明显呈经营衰败之势，甚或陷入破产，那么今年统计经济增长时就把它“定性”为“规下企业”，从“企业名录库”中除名，连带它去年的业绩记录也清除掉。这样，在统计局的操作下，在经济现实中企业的衰败、破产和关闭永远不会影响经济增长的统计，自然，中共的经济增长率也永远是“正面”的。 “计虚不计实”是把物价上涨造成的工业增加值和利润虚增统计成经济“增长”。企业的收入永远是按现行价格计算的，统计局宣称，它计算经济“增长”时排除了物价因素，只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率；技术上就是用现价产值除以物价指数（产出品价格指数）。如果要检验统计局是否故意低估物价指数，使得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企业产值虚增，只要对比统计局计算“增长”时所用的物价指数就一目了然。但统计局却从来不公布这个计算参数；不仅如此，统计局还特地规定，“自2008年开始不再对外发布年度规模以上工业分行业增加值数据”。这样，统计局通过把“工业增加值”和计算时的物价指数这两个关键数据列为“国家机密”，就堵住了专家们一窥“计虚不计实”奥秘的大门，使得“计虚不计实”的手法永远“不见天日”。 四、中共经济增长率的统计游戏 上述这三种方法在中国其实是公开的秘密，国家统计局在它的网站上解释“统计知识”时已明确说明，本文所引用者，盖出于此。统计局欺绝大部分读者看不懂其中的“猫腻”，所以它并非暗中“作鬼”，而是明里“戏弄”读者，谅你们也拿我夸大了的经济“增长率”无可奈何。这类把戏，统计局内部使用的术语是“统计口径或统计范围”，只要玩弄“统计口径”，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让经济增长数据“报好不报坏”。 下面我引证中国国家统计局4月16日发表的统计数据新闻，标题是“2021年3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4.1%”。在新闻最后有一段附注，其中关于“统计范围”的说明写道：这个增长率是指“年主营业务收入2,000万元及以上的工业企业；其次，“由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范围每年发生变化……和上年公布的数据存在口径差异，主要原因是，（一）每年有部分企业达到规模纳入调查范围，也有部分企业因规模变小退出调查范围，还有新建投产企业、破产、注（吊）销企业等影响。” 绝大多数读者看到的是“工业增加值增长14.1%”这几个词，却极少有人细读上引附注的文字；即便读了，也未必理解其中之意。中国的国家统计局用这种半透明的办法，其实已经告诉我们，它的经济增长数据因为“计大不计小”和“计兴不计衰”这类数字游戏，本来就不可与上年度比，因此也是不可信的。 究竟要怎样看待中国的经济增长数据？这是个高深的经济和统计研究课题。我以前在大学里学的就是统计，工作后又长期研究中国的统计数据，所以积累了一些体会：一是要尽量参考非官方统计数据；二是要随时了解中国官方统计的“统计口径”变化并分析这种变化给数据本身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三是要寻找官方统计机构宣传经济成就时不太使用的统计指标来观察中国经济。 面对统计数据成为宣传手段的共产党国家，相信其统计数据的可靠性，其实不只是天真而已。 （全文转自大纪元）
华航机师群聚风暴继续蔓延，又有政客抨击防疫指挥中心有“机组员与一般旅客入境检疫双标”是严重的防疫漏洞。其实，病毒会变异，人也有不好的惯性与惰性，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是“防疫破口”；倒是有人为了攻讦台湾的防疫政策，而装作不知道为何机组员会有如今的检疫规定？实在令人诧异。 航空公司机组员必须频繁地出国，所以一直是国家检疫规定里的特殊族群；如果要求他们每趟出国都与一般民众一模一样的两周居检规定，航空公司将难以运作。早前，机组人员的检疫规定为机师为3天（居家检疫）、空服组员为5天，再加上各自自主健康管理的天数；不过，在去年底发生长荣航空的新西兰籍机师到处趴趴走的事件后，长程航班或入境他国的机组员改成必须完成7天居家检疫、7天加强版自主健康管理。 这项规定一出来，航空公司机组员怨声载道，有人哀嚎这种生活根本像在坐牢，感慨自己沦为“上班工具”；也有人认为中央的新制是在逼迫机组员在工作和生活间做取舍，可能引发明年一波留职停薪及育婴假等请假潮；更多人认为指挥中心不该只因一位机师染疫就延长居检时间，这对其他守规矩的机组员不公平。指挥中心当时就回应，只要航空公司外站管理能落实，会在观察1个月调整这个模式。 果然，在今年3月12日起，长程航班（入境第三级流行地区）机组员返国后得转至“低风险”管理模式，居家检疫5日，自主健康管理9日；4月15日再放宽，变成居家检疫3天，以及自主健康管理11天，也就是目前的检疫规定。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说明航空公司机组员过去一年检疫规定的流变，其实是要强调：历经将近一年半的长期抗疫，台湾的每一项防疫措施都有其规定的现实基础。民主国家的防疫最难的不是它的“强度”，而在于如何有效防疫又能兼顾大多数人的正常生活运作。放宽航空公司机组员的检疫规定，部分原因是基于对机组员的人道考量，更大的原因是要让台湾的航空货运能够正常地运作；而过去一年，几乎是台湾航空货运有史以来最忙碌的期间，两大航空公司货畅其流对台湾的经济成长更是居功厥伟。 所以，到现在还用事后诸葛的角度追究为何当初要放宽机组员检疫规定，除了著眼于恶意的政治攻防，其实无甚实益。事实上，指挥中心早已祭出接种疫苗者的机组员可以不用隔离，只需7天自主健康管理的规定；但台湾疫情平稳，华航员工始终接种意愿低落；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再好的政策也只能徒呼负负。 防疫是全民的事，指挥中心只能做出政策指引；但若当事人不落实，一切都成为枉然。防疫旅馆内有没有落实分舱分流？有没有做好个人卫生？出现症状时有没有即时通报，或者只是行险侥幸认为“不可能是我”？这都非指挥中心能力所及；倒是出了事之后，立刻说你“警觉性太低明显疏失”，立马要追出“战犯”，而就算台湾防疫已经是世界冠军了，还是要用事后诸葛的方式贴你一个“战术错误”的标签。试问，这对已经抵挡病毒近500天的防疫人员公平吗？ 疫情再起，检疫规定势必趋严，许多人被限制活动，大型活动可能取消，公共场所必须实名制，连商家店面的生意都可能受影响，有怨怼与恐惧都是正常的。但互相的攻讦与猜忌无助于台湾防疫共同体，只有信任才能抗击瘟疫，台湾人千万记得过去一年抗疫成功的来时路。 （文章为上报主笔室撰写的社论）
今年是中共建党一百周年，中共推出一本《中国共产党简史》，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号召全国大范围学习这部历史。 我没有心情去找这本书来看，不问可知，编写这部书，一定遵照习近平的“最高指示：“不能以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也不能以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就是中国共产党永远正确，光荣伟大。 我们读历史，最重要的依据是史实，有了史实才能有史识，有了史识才能形成史观。 何为史实？就是真实的历史，而不是扭曲、破碎、掩饰、割裂的历史，先把历史真实找出来，然后才作研究。 何为史识？史识就是对历史的解读。解读历史不能凭主观好恶，首先要依循历史的发展规律，其次要依循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后还要依循人性。历史是人的行为组成，离开人性根本无法解释；历史的发展都以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基础，离开人民的整体利益，历史就没有方向；历史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它依循人性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去发展，违背这三个大原则去解释历史，都是荒唐的。 何为史观？史观就是对历史的宏观认识。历史不但要解释，还需要有一个通盘的宏观的概括，通过史实去掌握史识，由史识去确立史观，唯有掌握了史观，历史对我们才是有意义的。正确的史观带引我们去认识历史，透视现实，瞻望未来，错误的史观使我们耳塞目盲。 中共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视历史的政党，中共统治中国的合法性，不是来源于中国人的授权，而是来源于他的打江山坐江山。历史是他们对自己的描述，把自己描述得越伟大越英明，他的合法性才得到确认。反之，如果中共给中国人的认知，是不但没有做多少好事，反而把中国人害得很惨，政治上压迫，经济上盘剥，文化上专制，如果他做了很多坏事，中国人无人不知，那他统治的合法性就不存在，不存在合法性，他就很容易被中国人推翻。 所以中共重视历史，千方百计打扮自己，把“衰嘢”都抹去，把成绩都放大，只要中国人个个相信他提供的历史，接受他对历史的解释，确立与他一致的史观，那中共就可以堂而皇之大模斯样坐江山了。 反之，如果真实的历史呈现出来的中共，却是一副残暴、无耻、专制的面目，数十年来折磨中国人，害死数以千万的同胞，又把经济文化搞得一塌糊涂，民不聊生，那他统治中国的合法性就大有疑问。因此，中共的历史是不能有瑕疵的，是不能质疑的，历史真相要掩盖，历史研究要限制，历史观要符合中共的利益，而不是中国人的利益。 前三十年是谁否定的？其实都是中共自己否定的。反右运动在文革后彻底否定，为什么右派分子都要平反？不但平反，还要作出赔偿，如果反右正确，何必平反？大跃进也被中共自己否定了，大饥荒一来，大跃进就做不下去了，如果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都是伟大正确，那为什么没有一直推行下去，直到现在还在跃进？大饥荒死了四千万人，这是有统计数字依据的，连刘少奇都说，饿死人要上史书的。文革也是中共自己否定的，中共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就把文革定性为“由领导者（毛泽东)错误发动的，被反动集团（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中共承认自己在历史上对中国人民犯下的错误和罪行，这本是会得到中国人民拥护的，一个政党正视自己的错误历史，正是这个党的生命力所在，也是中国人继续对中共党抱有希望的依据。但中共认识自己的错误，只是在文革后痛定思痛的那十年左右时间，此后中共对自己的错误和罪恶，越来越讳莫如深，越来越文过饰非，直至习近平手上，干脆把所有的过错和罪恶都一手抹去，连自己否定过的，也都再一次不认帐。 古今中外，历史真相从来不会埋没，中共的肮脏历史迟早都会大白于天下（其实在海外无人不知)。中共粉饰自己的历史，基于一种农民式的愚昧和无赖，与现代观念背道而驰。事实就是事实，谎言就谎言，历史严明，容不得抵赖和诿过。 不久前香港教育局把小学课本中的“中华民国退守台湾”，悄悄改成“国民党退守台湾”，就是篡改历史的一个例子。香港中文大学把“大学研究服务中心”拆散（这个服务中心收藏了最丰富的中国当代历史资料），目的也是阻止香港和海外华人去追究中共的历史罪恶。统治者以为他们能操控历史，事实证明，他们最终将被历史清算。秦始皇是千古暴君，毛泽东也终究是千古暴君，习近平粉饰党史，到头来只是白费心机。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报》副刊编辑、《文汇报》副刊编辑及天地图书公司总编辑。本文转载自作者脸书专页／原标题：篡改历史者，最终必遭历史清算）
自美国前总统川普因应中国不公平竞争手段与窃取美国先进技术疑虑以来，美国政府对中国产品的进口关税政策，以及美国输出中国的科技产品与外国使用美国技术生产的产品等，皆已采取严格管制手段。截至目前为止，美国政府对于中国的政策态度并未因为拜登上台而发生改变。此外，在以美国为首的许多先进国家对中国负面看法逐渐增加当下，中国却未有调整，还祭出负向攻击，甚而发起战狼外交，这样的现象，在近期违反人权的新疆棉花事件更是一览无遗。 新疆棉事件后，即使过去一向与中国维持友好关系的欧盟，各会员国面对中国的交往政策也有所调整。特别是近期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网站在中国被封禁，外界认为可能是该智库在其网站上联名发表了题为《我们和MERICS站在一起》的文章。MERICS是指总部位于德国柏林的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中国政府在3月22日宣布对该智库实施制裁。 换言之，即使外国重要学术智库对于新疆人权相关议题提出不同于中国政府的看法，中国政府也无法容许，若中国对于外国智库的言论审查政策态度持续封闭，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冲突只会愈来愈大。 如果外国智库对于不利中国的言论会立即受到中国政府管制，显见中国境内的人民或厂商更不可能有言论自由，或者该国境内的人民或团体同样也会受到中国政府的控制，若此，则中国的厂商或人民到外国投资或就学，将有可能继续受到中国政府的控制。如今，中国厂商所生产的产品已逐渐被发现会将消费者的使用资讯传回中国，这表示使用中国产品的个别消费者资讯，一样是没有受到保护的。 民间也该禁用海康威视 随著中国手机APP软体、华为、大疆（DJI）无人机与海康威视等公司产品陆续被揭露有窃取消费者资料疑虑后，许多国家的政府部门已陆续禁止上述公司的产品，我国政府也采取相同措施。可惜的是，目前尚未看到民间部门自主禁止采用，或政府限制私部门使用那些会让我国消费者资料外泄或回传至中国的产品。 近期媒体报导，中国火锅品牌“海底捞”温哥华分店装监视器的影像会回传中国，台湾的海底捞公司也被发现使用的监视器品牌，就是中国最大的安全监控公司“海康威视”(Hikvision)，该品牌也是中国在东突厥斯坦地区压迫维吾尔族监控技术的合约商，提供该地区脸部辨识系统、“再教育营”的“司法局教育转化基地监控系统”。虽然海底捞公司声明店内影像不会在台湾以外地区备份，且宣称若有违反法律，会愿意承担所有责任，但是，民主国家的政府不会像共产政权监控所有厂商与人民的一举一动，因此，海底捞公司是否有将资料回传中国，且台湾政府有无能力知道其是否有回传，消费者并不清楚，亦即，海底捞公司对台湾消费者的声明并不可信。 应禁止私部门业者使用 行政院在2019年曾将中国华为、中兴通讯及海康威视三家厂商列入公务机关禁止采购的黑名单，但是，若政府对于这些品牌有疑虑而不敢采用，自然应该同步禁止这类产品输入台湾，而非仅是政府部门片面禁止使用。 虽然政府要盘点所有监视器品牌必然耗费大量成本，但在面对大型连锁业者已被检举使用侵犯新疆人权的监视器品牌情况下，除非政府有能力为该中国品牌背书，否则政府有责任禁止民间业者更换该品牌监视器，以保护消费者权益。政府禁止有国安疑虑的产品进入台湾，并不会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范，反而是放任这类产品进入台湾窃取资料，才是和WTO主张公平贸易的精神有所违背。因此，资料保护与资讯安全不应区分公部门与私部门，希望政府对于上述中国产品的管制政策需有更周延的设计。 （※作者为淡江大学产业经济与经济学系合聘教授，全文转自上报）
国民党智库副董事长连胜文4月29日再次批评民进党无法解决疫苗问题，他说，如果今天是国民党在执政，疫苗问题早就解决了；连胜文还不断强调，他实在太想出国了，如果台湾现在有高效能疫苗，他一定马上施打，然后去夏威夷。 连胜文谈话的前提是“如果是国民党执政”，外界或许可以来揣度一下，“如果国民党执政”，台湾的疫情会变怎样？ 如果国民党执政，第一个面对的其实是口罩问题。去年元月初爆发新冠肺炎的第一时间，阁揆苏贞昌宣布管制台湾的口罩出口，前总统马英九抨击此举“气度不够、没有人性”；当时还是高雄市长的韩国瑜认为“这未必是聪明的决定”。这些国民党头人当时主张应该用口罩援助中国，对照去年上半年台湾到处抢口罩的窘境，迄今还没看到他们为自己当时的口出恶言，还给苏贞昌一个应有的公道。 至于国民党是不是有脑子在这么早的时间就想出“口罩国家队”的点子，实在很令人怀疑；倒是当时看到不少国民党立委当时对口罩国家队有“图利（口罩）厂商”、“盲目扩厂”、“政府牟利”、“（领取）手续不便民”的批评。只是，如果当时口罩没及时扩产，快速而又公平地送到民众手中，别说不会有延续到现在的“Taiwan can help”外交援助计划，连疫情能否挡下来恐怕都还是未知数。 回顾这场抗疫战争，几乎所有的公卫专家都认为，在第一时间关闭与中国的边境往来，是台湾能及时控制疫情的关键；以当时对病毒毫无所知的情况，只要慢个一两天，染疫人数恐怕就是以等比级数增加。“如果国民党执政”的第二个问题是，以国民党人与对岸政府交好的程度，要他们在去年元月23日断然关闭边境，给中共难堪，是多强人所难的一件事。但如果不关闭，后来的台湾又会陷入什么样的疫情炼狱？ 再用比较长的时空背景看待现在加诸于台湾疫苗政策的批评，那就更荒谬了。台湾没疫苗时，这些人质问人命关天，政府为何不赶快去抢疫苗？台湾好不容易有疫苗了，同一批人又在毫无证据的情况下指控“买贵了”、“有利益输送”。现在开始施打疫苗了，却开始大骂为什么没有“高效能疫苗”？为什么打疫苗的人这么少？怎么看都不顺眼，怎么做也都不满意。 其实，以上的问题，都只要用常识就可以回答。 台湾疫情防控世界第一，别说台湾人根本没有打疫苗的迫切需求，即使从人道的角度，台湾人都不该花大钱在国际市场跟疫情濒临失控的印度、欧陆与美洲国家抢疫苗。而指挥中心已经不只一次公开说他们无法掌握国际疫苗到台湾的时间了，地方政府与政治人物还装腔作势攻讦中央“不给疫苗到的时间”、“没疫苗怎么防疫”，无非是想营造莫须有的政治冲突。 民主国家的防疫政策当然可以批评，但既然防疫人员还在前线打仗，甚至有人因此而染疫，那些见猎心喜以为找到“政治破口”的人，至少也该为别人留些馀地，或问问自己：“如果我是他，能做得比他更好吗？”对辛苦的人多些体谅，对未知的事多点谦卑，这种身为同胞的同理心，真的很难吗？ 直到今天，印度医疗崩溃、哀鸿遍野；欧美国家反复封城、经济停顿；就连日韩迄今都人心惶惶，难以幸免；但连胜文却说他好想出国，好想打“高效能的疫苗”去夏威夷。站著说话不腰疼，看人挑担不吃力；这样一群只用口水防疫的政客，到底是活在什么样的平行时空？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