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男在家裸體被女鄰偷拍曝光 引網民論戰衝上熱搜
2026 年 6 月 30 日
近日，中国校园空气紧张，包括大、中、小学在内，得到中共教育部的内部通知，要求清理“校园流毒”，即清除“问题读物”，包括排除西方读物，只留马列著作。为此，还开列了“12条负面清单”。据知，这个内部通知和负面清单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亲自批示。 这是习近平的又一波折腾，在极左路线上的加速折腾。习式折腾包括：强化一党专政，堵死宪政萌芽；灭绝民族文化，强制汉化少数民族；国进民退，内循环；战狼外交，反西方；重编党史，用真正的历史虚无主义去代替他所指控的“历史虚无主义”……。 习近平有一个幻想，以为现在是清除西方文化影响、重建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了，而习近平所理解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东方专制文化。习近平和中共把最近几十年中国经济上的恢复、物质上的暴富、国力和军事硬实力的膨胀视为本钱，不得了的本钱、唯一本钱，因而发出“豪迈”之语：“时与势在我们这一边”。 习近平的幻想，不知所从何来？或许是毛左派的极端思维影响了他；或许是被一批极端民族主义的学者包围，构成他身边的智囊群，进而塑造了他的强硬思维；或许就是他本人的偏激固执思维所致。或许，是上述多重因素的综合。 习近平的幻想，实际上是习近平们的幻想。因为，不止他一个人陷入这种幻想，而且是一批人、一部分人、甚至数亿受他们蛊惑的中国人陷入这种幻想。 习近平的这种幻想，又分为三层含义：其一，以为能够彻底清除西方思潮和文化；其二，以为只要清除了西方思潮和文化，就能够恢复中国传统文化（东方专制文化）；其三，以为只要清除了西方思潮和文化，就能够在国际上自立门户，联合反美国家构建以北京为中心的另一个世界，与以美国为首的民主阵营分庭抗礼，甚至取而代之。 在国际交往和融合的近几个世纪里，不同文化的交流彼此影响和彼此借鉴，优胜劣汰，本来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既无须强力促成也无须强力抗拒。如今的习近平们，竟然要去强力清除，其注定的徒劳无功，犹如希腊神话中往山上滚石头的西西弗斯。 西方文化以个人主义和人权理念为中心，中国文化以集体主义和专制王朝为中心。随着人类的进化、个性的张扬、文明的演绎，哪一种价值观更得人心、更具生命力、更有前途？明白人一望便知。 近代西方思潮与文化，包括马列主义，在清扫西方文化与思潮时，能否一并清扫马列主义？这对习近平们而言，是一个无法破解的难题。因为马列主义正是中共的立党之本、立国之本，王沪宁已经给习近平加冕：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以习近平们的短视，根本无法全面诠释中华文化。即便习近平动用举国体制，费尽全力清除西方文化与思潮，能否就此恢复东方专制文化？且不说民众不可能接受王朝与皇权回归，在中共党内就难以通行。如果习近平一意孤行、恣意妄为，恐反而促成党内反习势力暗中坐大，一旦时机成熟，习近平和习家军必全线崩溃。 当下中国的制度、土壤和气候似乎都具备复辟文革的条件，故而习近平、王沪宁等人放胆重编文革史，放肆地尊江抑赵（开放江青墓地而严封赵紫阳墓地），平反臭名昭著的极左派，而封杀深得民心的自由派。然而，这个历史倒车能开多远？历史的经验昭告世人：倒行逆施者不得人心！翻车，是迟早的事。 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奉旨宣布：“不承认美国说的就是国际舆论，不承认少数国家制定的规则就是国际规则。”这里所说的美国或少数国家，只是中共糊弄国内民众的托辞。其实，杨洁篪想要表达的意思是：不承认主流的国际舆论，不承认当今的国际规则。 习近平自恃当下国力雄厚、军力强大，以为金钱能使鬼推磨，万邦来朝，自立为世界领袖，号令天下。其实，当下的现实却是，中共越强大，在世界上越孤立。何也？只有经济实力，而没有政治实力；只有硬实力，却缺乏软实力。经济崛起，军备庞大，而政治独裁，思想禁锢，如此形象只能令各国望而生畏。 习近平的幻想，无法实现的幻想，折腾着中国，折腾着这个民族，也折腾着他自己。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文章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习近平在外交上主张战狼精神，声称“要解决挨骂的问题”。于是，中共战狼外交正式走上国际舞台，且不断升级。上到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外交部长王毅，下到外交部发言人、中共驻各国大使，纷纷展示战狼嘴脸，展开战狼比赛。 完成任务，挣表现，是中共特有的党文化。在这波战狼表演中，这种党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一个名叫卢沙野的人，从中共驻加拿大大使到驻法国大使，充分发挥战狼外交，对加拿大和法国竭尽撒野、造谣、辱骂、人生攻击之能事，以至于屡受法国外交部召见。其中，他辱骂一位法国学者是“小混混”、“小流氓”、“疯狗”、“喷子”，震动法国。 前不久，中共驻巴西里约热内卢总领事李杨发推文攻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是“美国的走狗”、“败家子”。而去年，中共驻巴西大使杨万明攻击巴西总统“从美国带回思想病毒”，遭到巴西外交部召见和抗议。 近日，中共驻瑞典大使桂从友攻击一名瑞典驻台湾记者，说后者“散布错误信息”、“与台独者密谋”、“道德败坏”等，激起瑞典几乎所有在野党的愤怒和谴责，纷纷要求瑞典政府将这名中共战狼大使驱逐出境。因为，瑞典外交部召见这名中共大使已经不知多少次，召见对他已经不起作用。 几乎同期，在土耳其，因为两名在野党领袖批评中共的新疆政策，遭到中共驻土耳其大使馆恶言相向。土耳其外交部召见中共大使，提出交涉。随后传出中共驻土耳其大使馆遭断水的消息，虽然难以证实断水的虚实，但中、土关系由此受损已是显而易见。 回溯今年3月18日，美中高官在阿拉斯加举行会谈，这个会谈原本出自中方的请求，美方勉强安排。不料，中共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却利用这个机会，在开场白中放肆地攻击美国，声言：“美国没有资格居高临下同中国说话”、“中国人不吃这一套”，云云。这种高级别的战狼姿态，表现给美国人看，更多地表现给中国人看，被国际舆论评为“演戏”、“夸张的演出”。 国内外中国人不禁纳闷：中共展开战狼外交，其外交官展开战狼比赛，一人凶过一人，一浪高过一浪，究竟捞到了什么？ 如前所述，中共外交官的每一次战狼表演都付出了代价，甚至是沉重代价：轻则被所在国外交部召见，重则面临被驱逐风险，更重则导致谈判破裂、或双边关系严重受损。既然没有捞到任何东西，战狼外交为何还要持续？ 最高领导人的自负、狂妄、无知和低水准是始作俑者，把外界的批评，多半是善意的批评视作“挨骂”；把中共自己宣传喉舌长期的对外攻击性语言视作“自卫”；居然犹嫌不够，还要求其外交人员抛开基本的外交礼节、外交辞令，直接开骂，货真价实地开骂，甚至不惜用上人身攻击、污言秽语。 中共外交官在最高权势者的压力下，或者为了立功受赏、加官进爵、飞黄腾达，或者为了规避风险、保全自身、平安退休，纷纷挣表现。于是出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战狼外交、战狼比赛，搅得这个世界不得安宁，以至于烽烟四起，让共产中国八面受敌、四面楚歌。 一些理智的中国网民评说：外交部变成“断交部”；一直不准中国人批评，现在还不准外国人批评；在中国限制言论自由，现在又到外国去限制言论自由。的确，那些受到召见的中共外交官中，他们或许明白或许不明白所在国召见和抗议，简单的一条，就是他们攻击、干涉、限制所在国政要、学者、记者和公民的言论自由，其实就是干涉了他国内政。因为，在这些民主国家、正常国家，言论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权，是所在国的立国基石。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这是苏联创始人列宁的名言。果然，今日共产中国对内不讲理，必然变成对外不讲理；对内专制，必然衍生对外专制；对内镇压，必然带来对外威胁。还是笔者那句老话：没有什么中国威胁，只有中共威胁，那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面临的共同威胁。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在4月10日成都举办的第二届疫苗与健康大会上，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讲话，提到“中国现有疫苗保护效率不高”，引起轩然大波。第二天，4月11日，高福接受环球时报采访，说有关其承认中国抗新冠病毒疫苗保护率低的炒作，完全是误解。 但事实是，高福确实讲过“中国现有疫苗保护效率不高”，是中国的媒体首先发布出来的，网上现在还可以查到。再有，也是在第二天，4月11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美联社记者提问，提到高福说中国疫苗有效率不高，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在回答美联社记者的问题时，对此并没有否认。 其实，中国疫苗保护效率即有效率不高，这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正如我在先前的文章《中国疫苗为何还不公布三期试验数据》中所说，中国疫苗早在去年8月就进入三期临床试验，之所以在8个月后的今天还没公布三期试验数据，还没有一款中国疫苗的三期试验数据经过国际同行的评审，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中国疫苗的三期试验数据偏低，不大拿得出手。也就是说，中国疫苗的有效率不高。 在4月11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中国科兴中维公司公共关系总监刘沛诚讲到中国疫苗三期试验数据公布的情况，其中提到科兴疫苗的数据已经公开，在著名国际医学期刊《柳叶刀》上以预印版形式公布。所谓预印版（Preprint）也称未定稿版。在学术出版领域，预印版是指尚未在需要同行评审的科学期刊上出版的科学文献的草稿。分析显示，科兴疫苗的保护力为50.7%。这只比世卫组织和各国监管机构设立的50%有效率的门槛高一点点。没有提到国药疫苗和其他中国疫苗。如此说来，中国的几款疫苗，只有科兴疫苗可望得到世卫组织的批准，而科兴疫苗的保护力也不高。这再次证明高福在4月10日讲的是大实话。 于是，这就引出了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说法，疫苗接种率须达到70%，才能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中国疾控中心专家王华庆说，中国要接种1亿人，才可以达到群体免疫。但问题是，由于中国疫苗的保护力不够高，就算接种率达到了70%，甚至达到100%，也未必能达到群体免疫。 其实，这才是高福4月10讲话的要点。高福的意思是，鉴于中国现有疫苗的保护力不高，要达到群体免疫，必须改进接种的方法。他提出了两种途径：其一是优化接种程序，增加剂次，改变剂量，改变间隔（还应该包括改变接种途径）；第二种方法是考虑不同技术路线疫苗的混合接种，取长补短（术语叫序贯接种）。 方舟子在推特上写道：“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说了，由于中国现有疫苗保护效力不高，考虑不同疫苗混合接种，术语叫序贯接种。说得这么好听，其实就是我以前说的中西疫苗结合，先打中国疫苗，再打美国疫苗，有效算中国的，副作用算美国的。” 在4月10日的会上，来自上海的疫苗专家陶黎纳把后一种方法解释得更清楚。陶黎纳说，那些接种两剂灭活疫苗的民众或者会被建议接种另外一剂不同款式的新冠疫苗。 这就是说，接种两剂灭活疫苗的人还要再接种别的疫苗。这等于承认，打了中国疫苗（科兴疫苗和国药疫苗都是灭活疫苗）的等于白打。 根据高福4月10讲话，他现在倾向于认为，mRNA疫苗（辉瑞疫苗和莫德纳疫苗就是mRNA疫苗）比灭活疫苗更有效。这是对他过去观点的重大修正。 去年12月29日，高福接受新华网专访，在回答“为什么西方不做灭活疫苗”时，讲到了他对灭活疫苗与mRNA疫苗的看法。高福说，中国在生产灭活疫苗上比西方有优势。西方走的是mRNA疫苗的路线，因为这是第一次把mRNA疫苗用在健康人身上，不能排除有副作用和安全性的问题。高福说，“就目前来讲，灭活疫苗当时布局是很好的，而且我们也走得很快，在一些地方反馈的消息来看效果也很好”。高福同时也讲到“我个人认为，这个时候如果不同的公司、不同的国家走不同的路子，最后证明某一条、某两条或某三条最好，这对人类是好事”。 通过这几个月来各种疫苗在各国使用的效果来看，高福在4月10日讲话中承认中国的灭活疫苗有效率不高，并且谈到mRNA疫苗的种种优点，呼吁各界关注mRNA疫苗技术。在第二天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王华庆说，中国研发的mRNA疫苗已经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 这就是说，除非像上次萨斯那样，病毒突然自行消失，否则，要达到群体免疫的效果，中国将引入外国生产的mRNA疫苗或中国自己研发生产的mRNA疫苗。 高福的出尔反尔，显然是迫于上面的压力。我们切莫被误导，到头来把高福讲话发出的真正重要的信息反而给忽略了。 （文章只代表作者观点和立场，全文转自光传媒）
1924年，时任黄埔军校（今陆军官校）的教官何应钦为军校设计校旗，旗帜以红色为底，中央放置一个与青天白日旗图案相同的标志，但白日的光芒则不触边。1928年，国民政府制定《中华民国国徽国旗法》，黄埔军校校旗上的青天白日标志就这样成为国徽。但根据《国徽国旗法》，其实国徽里的蓝底青天与白日光芒是有比例规定的，包括，白日体半径与青底圆形半径，为1:3；白日体圆心至白尖角光芒顶与白日体半径，为2:1。 不过，实在很少人搞得清楚国徽与中国国民党党徽差别在哪？更遑论上述那些精细的比例规定，所以，即使在公务机关，把党徽当国徽的状况都极为普遍。例如，早期的国防武器几乎都是把党徽当国徽用，当时名震一时的胜利女神力士号飞弹就将党徽印在飞弹上面，甚至连现在的中华民国护照，其国徽比例也与法定不符。 立法院今年初通过时代力量党团提案的主决议，要求内政部针对现行国徽与国民党徽相似，是否需更改进行评估。内政部提出的报告指称，党国不分的时代已过，政党的标章，宜应时代的变迁，尊重象征国家的国徽，适度调整。对于内政部这个不具强制力的建议，包括马英九、江启臣、朱立伦等国民党领导人都表示，这是民进党没事找事的政治操作，国民党不可能更改自己的党徽⋯⋯ 马英九等人的说法不令人意外，毕竟，在国民党以党领政、一党独大的时代，都没胸襟远见将国徽党徽做区隔了；现在的国民党已成破落户，岂可能自我消解这个党国标志。留著这个标志，就算不能让台湾的年轻人记得国民党是中华民国的“开国政党”，也可缅怀党国时代的美好记忆。许多国民党人更认为，党徽早于国徽，就算要改，也是先改国徽；民进党“没种”改国徽，却来动党徽的主意，是欺人太甚。 这种“挟党徽以令国徽”的现象充分显现了台湾政治流存至今的后威权遗绪，就像国民党人在自己的选举场，激动地高举中华民国国旗（非国民党党旗），为了旗海飘扬而痛哭流涕。对他们而言，只有自己的中华民国是中华民国，所谓的政党轮替其实是窃国换代，是认同的断裂，更是不共戴天之仇。 事实上，没有人可以逼国民党改党徽，但党徽形似国徽，不会让这个国家的年轻人缅怀这个政党“创立中华民国”的丰功伟绩；这样的国徽只会让更多人忆起那个国库通党库、国军就是党军、党国一体的时代，铭刻台湾昔日的威权统治，反向地造成“国徽”与人民疏离。 几天前，曾做过监察院长、外交部长的国民党大老钱复捐赠了他个人近40年、超过200箱的档案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典藏。钱复的档案留在家里，顶多成为传家之物；捐给中研院，却将成为研究当代外交及政治的第一手信史，也成就政坛与史学界的佳话。 党徽通国徽代表民主转型的未竟之功，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其实是个可耻的印记。捐出党徽，才有机会成就国徽，让它具有进一步凝聚全民的意象；只可惜国民党没有钱复的胸襟，无法参透“后退其实是向前”的道理，实在令人遗憾。 （※作者为《上报》总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近期西方国家和中共各自出动航母战斗群在台海附近活动，不少评论都认为台海局势有一触即发的可能，形势之危急，有如一次大战之前的欧洲。 中共会不会武统台湾？在“一国两制”破产后，这个问题日益被提到各国政要的议事日程之上。单就海峡两岸的军事实力来比较，中共随时可以过海，多年来之所以一直停留在口头恐吓，始终未挥军过海，便是寄望实行“一国两制”，用最低成本和统台湾。 因为香港一场反送中运动，中共的警暴﹑国安法，以及“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一国两制”的谎言已被彻底拆穿，连与中共最贴心的前总统马英九，都声称“一国两制”已经死亡，即是说，全世界再没有人相信和平统一台湾的可能性，既然如此，中共只剩下武统一个选择。 中共武统台湾，要彻底解决问题，只有占领台湾本岛，只是打下金门﹑澎湖这些外岛，战略上没有太大意义，反倒招惹全世界敌对，得不偿失。一是不打，要打就直取台湾，把生米煮成熟饭，多年来中共打的就是这个算盘，但可惜给和平统一的期望耽误了。九二共识从国民党搞到民进党，越搞越不成气候，直至今日，流水落花春去也，和平统一这条路已走不通。 和统绝望，只剩武统一途，那就是什么时候打和如何打的问题。现在问题是，中共面对的不只是台湾二千万军民，还要面对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美国多年态度模糊，说到台湾安全问题总是避重就轻，故作高姿态，台湾人摸不到底细，中共也摸不到底细，美国越是模糊，中共越有可能误判。 美国人现在也精了，态度越来越清晰，五眼联盟和“四方安全对话”，实质上把台湾安全纳入保护范围，最近美日双方的官方会谈，已经讲白了不会坐视台湾被中共占领。如此一来，中共武装进攻台岛，几乎肯定会把美日等西方国家拉入战圈。 过海征伐不是小动作，事先要作战争动员，要在福建沿海集结兵力，调动大量海空兵力，在今日卫星监控之下，不可能秘密进行，因此打台湾不可能用突袭的方式，只能准备充份了才开战。美日等西方国家一旦侦悉中共的战争企图，有足够时间调兵谴将，双方对阵，在台湾海峡决一死战，如此一来，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规模。 中共有可能孤注一掷吗?一场大战，比的是军队实力，更是国家经济实力，中国号称第二大经济体，但基础薄弱，要养十四亿人，大量物资倚靠进口，一旦战争爆发，可以撑得一时，撑不了长久。反观西方国家，组合起来实力惊人，战争打起来，后方腹地广阔，足以支撑长久的支出，两相比较之下，中共根本不是对手。 更不妙的是，中共的经济实力，在与西方全面交恶后，面临急速走下坡的厄运。外贸走低，经济被围剿，高科技是死结，遍地金融地雷，内忧外困之下，国力将被严重削弱，此一趋势更不可逆转。因此，时间越拖下去，中共渡海作战的条件越是恶劣，双方实力更悬殊，未曾接触内部已不稳，军心已大乱。 也就是说，中共等不起，越是想打，越是要早打，但越是要早打，越是难下决心。中共从毛泽东到林彪，战争思想永远都是“不打无把握的仗”，主张打仗至少要有七成打赢的把握。中共武装攻台，在美日大概率参战的前提下，不要说没有七成取胜的把握，连五成都没有。勉强发动战争，而又支撑不到最后，到时不但战争打输了，连带政权的存活都成问题，在这样严酷的现实面前，理智正常的领导人，都不敢轻举妄动。 习近平虽然狂，但比起老毛的狂，只是小巫见大巫。面对世界性的围堵，内部麻烦成堆，台海小规模擦枪走火可能性不能排除，至于全面发动战争的机会，怎么看都不高。武装统一台湾，始终只是中共的虚张声势而已，识穿了就不用怕。 （全文转自作者脸书）
中国疫苗为何还不公布三期试验数据？让我们来看看，那些使用中国疫苗的国家的情况。 巴西是最早使用中国疫苗的国家，巴西的疫情非但没得到缓解，反而有所加剧。根据巴西官方公布的数据计算显示，在截至3月18日的一周里，巴西平均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和新增死亡病例都达到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值。疫情最严重的圣保罗市把3月26日至4月4日的10天定为非工作日，希望达到强化社交隔离、遏制病毒传播的目的。 巴西使用的疫苗除了中国的科兴疫苗，还有英国的阿斯利康疫苗，因此巴西的情况或许不大说明问题，主要使用中国科兴疫苗的智利就很说明问题了。智利也是接种率最高的几个国家之一。近来智利疫情反弹严重，单日新增确诊病例屡创新高，而且进ICU的比例也很高，现在95%的ICU床位已满。智利政府从3月27日起，实施疫情爆发以来最大范围封城，受影响人口超过全国人口的80%。 反观另外几个接种率最高的国家，以色列、美国、英国，疫情曲线明显向下。以色列用的是辉瑞疫苗，美国用的是辉瑞和莫德纳，英国用的是阿斯利康。以色列和美国的情况不必多说，这里尤其要提到英国，因为英国的接种率和智利很接近。两国的比较很说明问题，智利是越接种新发病例越多，英国是越接种新发病例越少。4月6日，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英国将从下周开始放宽更多的公共卫生限制措施，且国内经济有望在夏季前全面重新开放。 又据报道，巴基斯坦的总统和总理都是在接种了中国科兴疫苗后被感染。 固然，造成各国疫情起伏的因素很多；不过以上事实无疑增加了人们对中国疫苗的安全性、尤其是有效性的疑虑。 不久前，中国科学院院士钟南山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虽然中国疫苗接种绝对数仅次于美国，但要是按百分比数计算，中国是非常低的：中国目前也就4个百分点。钟南山说，中国疫情控制得好就是为了抓紧时间接种疫苗，别等到外国都靠疫苗群体免疫了，中国就危险了。 虽然中国政府一再鼓励民众打疫苗，但很多人却不愿意打。新华社发文指出，由于种种原因，当前有一些人对疫苗接种不大积极。文章要求基层干部应发挥示范作用，带头接种疫苗。连日来，中国各地出现将疫苗接种率与干部政绩挂钩，打疫苗与升学就业相联系，甚至奖励鸡蛋的现象。 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打疫苗呢？中国官媒的解释是，许多民众认为中国疫情控制得好，所以没有必要冒险打疫苗。这固然是实情，但另一方面，那也是因为很多人对国产疫苗不放心。 网易上出现一条跟帖：“前有十大毒疫苗事件，后有长春长生假疫苗案，你告诉我要打没有三期临床数据的疫苗，我不是胆小，我是记性太好。” 没有三期临床数据，是民众对中国疫苗不放心的主要原因。另外就是领导不带头，不少网友质问，这么好的疫苗怎么领导人不带头打呢？新华社文章号召基层干部带头，那中央的干部呢？别的国家都是最高领导人带头打。中共领导人不是不知道最高领导人带头打疫苗的示范作用，比如，他们就叫香港的特首林郑月娥带头打。可是习近平自己却不带头打。联想到中国政府早在去年就预定了一亿支辉瑞疫苗，今年1月，货就开始运到。我们有理由推断，党国权贵们早就打了，只不过打的是外国疫苗而不是中国疫苗。但既然中国的领导人自己都不相信中国的疫苗，你怎么能让中国的民众相信中国的疫苗呢？ 记得前年美国一家公关公司爱德曼(Edelman）发布过一份《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在被调查的27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高居榜首。可是从这次接种疫苗的情况看，中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远远没有那么高。 中国疾控中心首席科学家吴尊友表示，没有疫苗时，全球与新冠肺炎的首轮遭遇战，中国采用围堵策略成为赢家；疫苗出来后，欧美等国家通过“自然感染+疫苗接种”双轮驱动，能较快实现群体免疫；中国由于人口基数大，通过疫苗实现群体免疫在全球竞争中没有特别优势，希望中国能尽快提升疫苗接种率。人类战胜新冠，最终还是要依靠疫苗。 尽管中国政府开足马力，动员民众接种中国疫苗，很多地方还推出了五花八门、可气又可笑的奖惩措施，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国接种疫苗的进度仍然很缓慢。4月2日，腾讯网发表文章《钟南山张文宏紧急发声：新冠疫苗到底能不能打？一篇文章告诉你所有真相！》文章说，“为什么很多人到现在还对疫苗抱着观望态度，不敢迈出这一步？大部分原因，一是纠结有没有必要打，二是质疑能不能打”。文章引用了钟南山院士和张文宏医生的讲话，竭力说明接种中国疫苗是多么必要、多么安全、多么有效。可是他们都回避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公布中国疫苗的三期试验数据？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一款中国疫苗的三期试验数据经过国际同行的评审？ 这个问题不回答，就无法打消人们的顾虑。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3月31日，中国政府援助斯里兰卡的国药新冠疫苗运抵科伦坡国际机场，斯里兰卡总统戈塔巴雅·拉贾帕克萨率领多名部长前往机场迎接。 然而两天后，斯里兰卡药监部门专家委员会却发表声明，以没有足够的数据证明国药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为由，不批准其接种。 这无疑是中国推行疫苗外交的一大重挫。 截至目前为止，世界卫生组织尚未批准中国疫苗紧急使用授权。3月7日，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接受媒体时就此事给出了相应的解释。高福称：目前我们还没有足够的三期临床数据，世卫评估过程可能比较谨慎，“这是可以理解的”。 为什么中国还没有拿出足够的三期临床数据呢？我们知道，中国的疫苗研发与生产起步很早。去年9月，全世界有8款疫苗进入三期临床试验，其中中国就有4款。只是到今天为止，世卫组织只批准了美、英、德几家公司合作的几款疫苗，包括：辉瑞、莫德纳、阿斯利康和强生；而中国没有一款疫苗得到世卫批准。 去年9月16日《中国经济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国产新冠疫苗的三期临床试验，为什么要在海外做？》按照中国专家的说法，因为三期临床试验需要的样本量远远超过一期二期，而由于国内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无法提供足够的样本，所以三期临床试验需要跨出国门推进，进行更大规模的疫苗有效性和安全性评价。 早在8月11日，科兴疫苗的三期临床研究就在巴西启动，计划接种人数在9000至13000人之间。科兴公司董事长兼CEO尹卫东说，“巴西疫情严重，人口众多，未来市场也更大。”尹卫东说，像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和孟加拉等国家和地区，“如果顺利的话，可以在11月或12月上市”。可是，8个月过去了，科兴疫苗的三期数据还没拿出来。 期间，世卫组织几次敦促。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1月11月公开表示，世卫组织的团队正在与中国国药集团和中国科兴公司合作，评估两家企业开发的相关新冠疫苗是否符合国际质量生产规范，以考虑将其列入世卫组织的紧急使用清单。1月22号，世界卫生组织助理总干事西芒（Mariangela Simao）宣布，要从这个星期开始评估中国科兴生物公司和中国国药集团生产的疫苗，来决定它们是不是适合列入紧急使用授权的清单。3月12日，世卫组织发言人哈里斯（Margaret Harris）说，对中国新冠疫苗的审查进入了最后阶段，可能很快给予紧急使用授权。 但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直到今天，中国疫苗的三期试验数据仍未发布，没有一款中国疫苗的三期试验数据经过国际同行的评审。 中国自去年8月起就对外输出疫苗，目前已经有超过25个国家正式启动中国疫苗接种工作，中国疫苗全球供应也已经突破了1亿剂次。按说，三期临床试验所需要的样本量早就该够了，早就该绰绰有余了，为什么就是不发布三期试验数据呢？ 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中国疫苗的三期试验数据偏低，不大拿得出手。今年1月中旬，巴西公布的数据显示，科兴疫苗的整体有效率为50.4%。这只比世卫组织和各国监管机构设立的50%有效率的门槛，高一点点。据说，另一款中国疫苗国药疫苗的有效率比科兴疫苗还低得多，连50%的门槛都过不去。对比欧美疫苗，辉瑞疫苗和莫德纳的整体有效率都在95%左右，阿斯利康和强生的整体有效率则在70%左右。两者有明显的差距。 我们很有理由推测，中国疫苗之所以迟迟不公布三期试验数据，就是因为相关数据有效率偏低。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前副总统吕秀莲日前发表《两岸恩怨如何了》新书，沿袭她所谓超越统独的“一个中华”论，在她台湾可以亲美也可以亲中的所谓前瞻论述中，仍具备个人“理想丰腴、现实骨感”的特色，绕过了中共对台核心战略意旨，却是呼吁天灾人祸频仍、地球濒临末日，“大家都是地球的过客，为什么要选边？” 回溯2006年，当时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准备和中共国家主席胡锦涛举行二次会面，吕秀莲的回应则是：中共已拟订军事、经济、外交、舆论、心理和法律等六项战术来对付台湾…中共瞄准台湾的飞弹预估今年底将达一千枚，中共国防预算有一半是对台的军力…中共有三阶段战术，准备在2007年形成应急作战，2010年具大规模作战能力，2015年具备决战决胜能力…她特别提醒国人，要有危机意识，不要像锅内的笨青蛙，等到水滚后才要跳开已经来不及了。 前后15年对照，她的对中视角确实出现相当程度的位移。 再论拜登，他在副总统任内，曾经亲访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两人还同游都江堰，彼此关系之后被形容是“私交甚笃”，拜登于是成了“和中国接触派”的指标人物，他当时尤其强调：“全球经济稳定主要有赖于美中合作。这是全球经济稳定的关键，对此，我充满信心。”但10年过去，自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其对中态度再被描述成“天翻地覆的改变”。事实上去年初竞选期间，中国在他口中已转换成“严峻的竞争者”，老朋友习近平也变作“流氓”，他还说：“这个人（习近平）骨子里没有，哪怕是一点点民主精神都没有…”和吕秀莲恰恰于中国威胁论上出现反向变化。 这或多或少又印证了一件事，一个人在担任总统副手的时候，基于更上一层的企图野望，必然会计算个人的发言能为自己创造多少利基，吕秀莲当时的中共飞弹威胁论，吻合了那个时候支持者选票情绪，她对选总统向来踌躇滿志，不会无视普遍社会氛围。直到如今，无权无势后要的就是社会关注，如果仅仅延续当年任内的论述，一来没有决策力，二来没有新鲜感，以其特长，必然是再创名词好引起另类关注，“一个中华论”就这样冒出来了，而且就像时下“突然独派大老的反民进党言论”一样，至少能得到统战工具亲睐，不致消失无声。 至于拜登当年“亲中”之举，则和奥巴马治下，持战略伙伴论的“拥抱熊猫派”全面主导美国对中政策有关，但时空变换，正如美国现任国务卿布林肯日前首次出访时所说，“（美国）与中国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有敌对的方面，有竞争的方面，有合作的方面。”惟当下不可否认，中美现在更加凸显的部分确实是在“敌对”和“竞争”。 以至于在这样的气氛和现实上，拜登政府会有一连串动作，诸如以中国镇压香港为由对中国24名官员发出制裁；选择继续“相信新疆地区发生种族灭绝（genocide）”；且未即刻在川普时期对孔子学院的反制上、在驱逐中国记者案和中共党员赴美签证限制中，有所回复修正。尤有甚者，更在4月9日发布了《对台交往准则》（New Guidelines for U.S. Government Interactions with Taiwan Counterparts ），并在声明中表示：“鼓励美国政府与台湾的接触，反映我们不断深化的非官方关系。”主要则允许美国官员常态性在联邦机构接待台湾官员，也能前往台湾驻美代表处洽公。 当然，拜登政府在台美关系上的新作法，若被拿来和川普政府后期，由国务卿庞佩奥卸任前宣布的“取消所有美国政府对台政策自我施加的限制”进行比较，或将认为拜登政府正式宣布的新准则，在“实际放宽”幅度上和川普政府“打算放宽”（尚未正式成文化）之间，显然仍有一定的落差，但落差到甚么程度，这恐怕难有确切解答，而台湾当下也未必需要一个若是川普继续执政将会如何的“答案”。可以确定的是，政治人物会因为效益极大化，无论基于权力的“追求”还是“稳固”，都是以当下最利己的方式去左右其策略，回溯川普竞选最后阶段那几个月对台政策的大跃进，也带有几分同样的道理。 美国国务院发布新对台交往准则，初步松绑并令双边官方新的接触进一步成文化，说明了过去10馀年来物换星移，拜登上台后很清楚地是“转过来”了，而这必然会比吕秀莲下台后的“转过去”，更为迁系台湾的前途命运。 （※作者为《上报》主笔，全文转自上报）
美中阿拉斯加会谈失败之后，美国再回头寻找欧洲盟友的支持。这次比2月份的G7视讯会议顺利，布林肯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委会副主席博雷利（Josep Borrell ）举行会谈后，双方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同意重启美国与欧盟之间的中国对话。 声明的核心话句是：“布林肯国务卿和博雷利高级代表确认，可信的多党民主、保护人权和遵守国际法支援印太地区的稳定和繁荣。双方的目标是合作促进安全、可持续、自由和开放的海上供应路线和供应链，并期待著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在利益和方法交汇的地方深化合作。” 关键字只有两句：可信的多党民主、印太地区。为便于叙述上的逻辑，先从第二点说起。 拜登为何不重拾奥巴马的“亚太再平衡”？ 拜登政府在内政上一切都以否定川普为出发点，但在国际地缘政治上没能否定川普的做法，连印太战略都“川规拜随”，原因何在？ 印太地区从地理概念演变为地缘政治战略概念这个过程，并非只是个名词游戏，有其实际意义。 奥巴马任美国总统时期提出“亚太再平衡”地缘政治战略时，印太只是个地理概念。2011年11月7日，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外交政策》上发文阐释美国的亚太政策，文章所指“亚太地区”就是从印度次大陆经东南亚至美国西海岸这块呈半月弧形的“海陆带”，并称这一地区是21世纪世界战略和经济重心所在。中国作为亚太地区的头号主要国家，对此特别敏感，因而进行研究，据研究者称，基于白宫档案进行的统计表明，奥巴马政府的外交战略中有537次提到“亚太”，6次提到“印太”。 川普总统在执政的第一年内就将借用了印太这个概念正式纳为官方语言，将“印太”从地理概念演变为战略概念，并赋予其新的战略含义。2017年10月18日，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题为《下个世纪的美印关系》，演讲中没有使用传统的“亚太”地缘概念，而改用“印太”来界定美国亚洲战略框架中从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地缘政治区域。 简言之，亚太与印太是两大战略概念，容纳于其中的利益相关国家有区别。“亚太”囊括亚洲和西太平洋地区，利益相关国家主要是日本与澳大利亚；“印太”则将印度囊括进来，澳大利亚与日本也很欢迎扩大盟友队伍。 从美国来说，印太战略将整合从西太平洋沿东南亚泰国、缅甸至印度洋以西的海上通道，继续推进美国的战略东移，扼止中国在这一地区的扩张，并继续保持这一地区的巨大市场向美国开放，同时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从亚太再平衡到印太战略，是川普地缘政治的一大成功。 更何况，这四年内美中关系早已翻过万重山，即使中方明确希望回到奥巴马时期的中美关系，拜登政府也做不到。这是拜登政府无法重拾亚太战略的主要原因。 印太战略利益相关者：核心与周边关切重点不同 从川普政府提出“印太战略”至今，这个地缘政治的概念已被广为接受，但是利益相关国的核心与周边关切重点不同。 澳大利亚与日本侧重点在防务。早在几年前，澳大利亚开始关注与中国的“军事竞争”——2018年，澳大利亚通过相对优越的竞标条件击败中国，赢下斐济黑石军事基地的建造权，这事表明澳大利亚政府对南太地区战略竞争的真实关切。对中国染指瓦努阿图，澳大利亚也努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只是未获成功。 日本现在深切感受到中国那日渐加强的政治、军事压力，从各方面做了认真准备。3月16日至17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和防长奥斯丁（Lloyd Austin）访问日本，与日本外相、防相举行“2+2”会议。会议举行之前一天，《日本经济新闻》刊文称，以军事来说，尽管美国总军力远超中国，但如果中美在亚太发生冲突，美国对华军事优势仍有可能发生动摇，因为美国要把在全世界的战力集中并带到亚太需要很长时间。 据报导，美国国防部近年在电脑上进行了多次“假想战争”推演，在这几年针对台湾海峡进行的兵棋推演中，美军毫无例外每次都败给了中国军队。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政府也秘密举行过多次兵棋推演，设想日本周边有事时的各种状况，但结果都显示在印太的美军和日本自卫队加起来针对中国都处于劣势。基于美日两国推演，日本现在特别认真。日媒还报导：这次2+2会谈，美日确认就台湾紧急事件进行合作。 但是，欧洲大国在印太战略上的态度侧重点在政治不在防务。德版战略从“印太地区”的经济重要性和战略复杂性入手，强调的仍是“规则主导”和“力量平衡”主题，德国外长马斯多次发言，主题是政治和外交存在，并未突出战略的安全内涵。法版印太战略，提出之初是防务与力量平衡兼顾，但拜登上任之后并未更新。 布林肯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虽然发表了联合声明，但一则欧盟职权较虚，具体执行则依靠法德两大国，如果是防务，就只有法国了。二则双方只谈了“双方的目标是合作促进安全、可持续、自由和开放的海上供应路线和供应链”，重点在商务利益，并非该地区的安全防务。 从欧盟有关财政预算的争论一直不断中可以看出，主张强化地缘政治意识、体现“大国式存在”的法德，与主要关心自身经济利益的其他欧盟国家之间，在把钱花在哪儿的问题上分歧不小。所以，欧盟与布林肯的联合声明，其外交意味也将远远大于战略内涵。 2020之后盟友对美国尚存观望 现在回到美欧联合声明中那句“可信的多党民主”，欧盟委员均由各国委任，不奉行多党轮流执政，这“可信的多党民主”应该是欧盟对美国的要求。欧盟现在对美国提出这要求不为无因，从各种公开的言论上看，欧洲各国政要及观察家们在2020大选真相浮出水面之后，有过无数次讨论，对美国现在呈完全对立的两党政治有怀疑。 英国前首相战略总监史蒂夫·希尔顿在3月20日的Fox台福克纳焦点中说：”美国总统的能力是重要的公共问题。美国和全世界都在想，到底谁在管理拜登这帮人？有人怀疑奥巴马是在经营拜登的阵营，奥巴马的幕僚和首席战略家是索罗斯。这也是外界怀疑选举有问题的重要原因。” 在印太防御上，美国军方要求加强，但拜登当局却在削减军费，也让外界心存犹疑。 最近几个月来，美国军方从海军、空军到战略司令部的高级将领和退役将领们到参众两院的军事委员会作证时，除了强调美军必须全力应对中共的军事威胁，也不约而同地指出，奥巴马时代美军对中共的防范程度很低，并未做好必要的国防准备，不但军队的装备陈旧，而且军费不足。3月3日Politico网站报导，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大卫森（Phil Davidson）要求国防部长施压国会，2022年为其批准50亿美元的预算，用以购买“震慑”中国的武器和导弹。 大卫森的请求在美军高层中获得了回应，但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来自华盛顿州西雅图选区的民主党议员Adam Smith却表示，他反对大规模增加军事开支，认为美军没必要那么做。海军官网3月10日和3月16日报导，拜登当局的第一个军事预算准备把川普确定的上一个财政年度的军事预算削减2.5%。由于削减军费预算，五角大楼不得不考虑压缩海军舰队的规模，这直接让美国落实印太地区的安全承诺时面临军力不足的困难。 川普当政时，要求日本、韩国、德国等承担美国驻军部分军费，盟国虽然对此不满，但清楚地知道川普并未放弃盟国，对美国保障盟友安全有信心。但如今在中国军事压力日渐加大之时，拜登政府却与军方意见相左，削减军费，除了日本、澳大利亚等印太战略的核心成员国之外，欧洲等对印太战略的另一主角中国，肯定还会有各种折冲樽俎。 （※作者为中国湖南邵阳人、作家、中国经济社会学者。现今流亡美国，曾任职于湖南财经学院、暨南大学和《深圳法制报》报社。长期从事中国当代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著有《中国：溃而不崩》、《中国的陷阱》、《雾锁中国：中国大陆控制媒体大揭密》等书。全文转自上报）
清明节，大家都到坟前祭奠自己的长辈。我没办法回国在父母坟前献上一束鲜花，就献上一篇思考，来满足他们生前对我的期望吧。 他们终其一生可能都没想明白，怎么当年为了人民有好的生活、不再受贪官污吏和奸商们的欺压而投身的革命，最后搞成了这个样子？比他们当年的贪官污吏还要严重地剥削和欺压老百姓。他们很早就开始怀疑，可能最终也没想清楚。 确实，我认识的他们那一代人都是怀着对旧制度的深深仇恨，想让老百姓不受剥削和欺压，才冒着生命危险参加革命的。但是他们自己建立的共产党如今却堕落到比当年还严重的腐败、还残酷地欺压百姓，他们到底是错在哪儿呢？我很早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并且得到许多老一辈人的认可。记得民主墙时期，就有几个刚从监狱里出来的老共产党托人要我们的刊物，对我们的思考和探索很感兴趣。 我觉得，他们从那个时候开始对比理想和现实，就在思考自己到底错在哪儿了？难道是他们解民于倒悬的热情错了吗？难道是他们想让中国老百姓都不受欺压的理想错了吗？我觉得这些都没错，这就是他们还能认同我，认为我继承了他们年轻时候理想的原因。 但是他们确实错了，以至于他们革命造成的后果，就是现在老百姓受到了更严重的剥削、更残酷的欺压；以至于反对共产党、咒骂共产党成了当今中国的政治正确，谁在网络上帮共产党辩解，立刻就被认定为特务五毛。他们的热情和牺牲，为什么有这样的结果呢？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认真思考，就凭着一股热情或者仇恨选择了一个被欺骗的道路。简单说就是被马克思这个大骗子给忽悠了，然后又去欺骗了更多的人，最终把自己的国家拖进了一个世纪大泥坑。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灾难虽然有种种原因，但最大的灾难就来自这个共产主义的大骗局。 为什么说马克思是个大骗子呢？因为就在他那个时代，就在他旁边的法国就有过一次失败的教训。巴黎公社用暴力建立的民主，被证明是更加残酷的暴政，最终转换成皇帝的体制。这和中国、苏联等共产党国家的结局是一样的。那他马克思为什么看不见，而且从德国大学培养出来的逻辑严谨一下子跳跃到了法国、意大利式的天马行空呢？这需要历史学家们去研究。我的结论不复杂，这是骗局的需要。 和世界上的所有骗子一样，马克思掌握了大多数人的弱点。多数人喜欢简单直接的方法，喜欢最爽的结果及穷人的贪婪；但不喜欢深刻地思考，不喜欢不完美的结果及对不平均的厌恶。正是因为大多数人都有的这些弱点，骗子们就能够很容易地忽悠。正是因为人们不进行深刻的思考，这个世纪大骗局才能够成功。 我父亲他们那一代热血青年，就是热血大于思考的一些人。那时的中国有文化的人很少，这些被忽悠的知识分子又去忽悠了更多的人，最终造成了整个国家走上邪路，带来了一个世纪的灾难。邪教和乱世结合，果然将灾难放大了几倍。最终的责任，应该由马克思开始的一代代的领袖们承担。但是被忽悠跟着邪教做了坏事的人，也愧对受迫害的百姓和他们的子孙。 现在的年轻人已经远离了文革和六四屠杀，他们可能更容易接受共产主义之后的新的大忽悠，也就是所谓的爱国主义。当年的法西斯就是在爱国主义的热潮下做出了反人类的罪行，那不是希特勒等少数人，而是被他们忽悠的大多数不深思熟虑的德国民众。我希望中国年轻人不要犯老几代人的错误，不要再被新一代骗局带到坑里去。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全文转自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