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建豪再婚！與日本創作歌手荒卷繪美登記結婚，經紀公司正式證實
2026 年 6 月 30 日
近日，中國校園空氣緊張，包括大、中、小學在內，得到中共教育部的內部通知，要求清理「校園流毒」，即清除「問題讀物」，包括排除西方讀物，只留馬列著作。為此，還開列了「12條負面清單」。據知，這個內部通知和負面清單由最高領導人習近平親自批示。 這是習近平的又一波折騰，在極左路線上的加速折騰。習式折騰包括：強化一黨專政，堵死憲政萌芽；滅絕民族文化，強制漢化少數民族；國進民退，內循環；戰狼外交，反西方；重編黨史，用真正的歷史虛無主義去代替他所指控的「歷史虛無主義」……。 習近平有一個幻想，以為現在是清除西方文化影響、重建中國傳統文化的時候了，而習近平所理解的中國傳統文化，就是東方專制文化。習近平和中共把最近幾十年中國經濟上的恢復、物質上的暴富、國力和軍事硬實力的膨脹視為本錢，不得了的本錢、唯一本錢，因而發出「豪邁」之語：「時與勢在我們這一邊」。 習近平的幻想，不知所從何來？或許是毛左派的極端思維影響了他；或許是被一批極端民族主義的學者包圍，構成他身邊的智囊群，進而塑造了他的強硬思維；或許就是他本人的偏激固執思維所致。或許，是上述多重因素的綜合。 習近平的幻想，實際上是習近平們的幻想。因為，不止他一個人陷入這種幻想，而且是一批人、一部分人、甚至數億受他們蠱惑的中國人陷入這種幻想。 習近平的這種幻想，又分為三層含義：其一，以為能夠徹底清除西方思潮和文化；其二，以為只要清除了西方思潮和文化，就能夠恢復中國傳統文化（東方專制文化）；其三，以為只要清除了西方思潮和文化，就能夠在國際上自立門戶，聯合反美國家構建以北京為中心的另一個世界，與以美國為首的民主陣營分庭抗禮，甚至取而代之。 在國際交往和融合的近幾個世紀里，不同文化的交流彼此影響和彼此借鑒，優勝劣汰，本來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既無須強力促成也無須強力抗拒。如今的習近平們，竟然要去強力清除，其註定的徒勞無功，猶如希臘神話中往山上滾石頭的西西弗斯。 西方文化以個人主義和人權理念為中心，中國文化以集體主義和專制王朝為中心。隨著人類的進化、個性的張揚、文明的演繹，哪一種價值觀更得人心、更具生命力、更有前途？明白人一望便知。 近代西方思潮與文化，包括馬列主義，在清掃西方文化與思潮時，能否一併清掃馬列主義？這對習近平們而言，是一個無法破解的難題。因為馬列主義正是中共的立黨之本、立國之本，王滬寧已經給習近平加冕：當代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 以習近平們的短視，根本無法全面詮釋中華文化。即便習近平動用舉國體制，費盡全力清除西方文化與思潮，能否就此恢復東方專制文化？且不說民眾不可能接受王朝與皇權回歸，在中共黨內就難以通行。如果習近平一意孤行、恣意妄為，恐反而促成黨內反習勢力暗中坐大，一旦時機成熟，習近平和習家軍必全線崩潰。 當下中國的制度、土壤和氣候似乎都具備復辟文革的條件，故而習近平、王滬寧等人放膽重編文革史，放肆地尊江抑趙（開放江青墓地而嚴封趙紫陽墓地），平反臭名昭著的極左派，而封殺深得民心的自由派。然而，這個歷史倒車能開多遠？歷史的經驗昭告世人：倒行逆施者不得人心！翻車，是遲早的事。 政治局委員楊潔篪奉旨宣布：「不承認美國說的就是國際輿論，不承認少數國家制定的規則就是國際規則。」這裡所說的美國或少數國家，只是中共糊弄國內民眾的託辭。其實，楊潔篪想要表達的意思是：不承認主流的國際輿論，不承認當今的國際規則。 習近平自恃當下國力雄厚、軍力強大，以為金錢能使鬼推磨，萬邦來朝，自立為世界領袖，號令天下。其實，當下的現實卻是，中共越強大，在世界上越孤立。何也？只有經濟實力，而沒有政治實力；只有硬實力，卻缺乏軟實力。經濟崛起，軍備龐大，而政治獨裁，思想禁錮，如此形象只能令各國望而生畏。 習近平的幻想，無法實現的幻想，折騰著中國，折騰著這個民族，也折騰著他自己。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文章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習近平在外交上主張戰狼精神，聲稱「要解決挨罵的問題」。於是，中共戰狼外交正式走上國際舞台，且不斷升級。上到政治局委員楊潔篪、外交部長王毅，下到外交部發言人、中共駐各國大使，紛紛展示戰狼嘴臉，展開戰狼比賽。 完成任務，掙表現，是中共特有的黨文化。在這波戰狼表演中，這種黨文化展現得淋漓盡致。一個名叫盧沙野的人，從中共駐加拿大大使到駐法國大使，充分發揮戰狼外交，對加拿大和法國竭盡撒野、造謠、辱罵、人生攻擊之能事，以至於屢受法國外交部召見。其中，他辱罵一位法國學者是「小混混」、「小流氓」、「瘋狗」、「噴子」，震動法國。 前不久，中共駐巴西里約熱內盧總領事李楊發推文攻擊加拿大總理特魯多是「美國的走狗」、「敗家子」。而去年，中共駐巴西大使楊萬明攻擊巴西總統「從美國帶回思想病毒」，遭到巴西外交部召見和抗議。 近日，中共駐瑞典大使桂從友攻擊一名瑞典駐台灣記者，說後者「散布錯誤信息」、「與台獨者密謀」、「道德敗壞」等，激起瑞典幾乎所有在野黨的憤怒和譴責，紛紛要求瑞典政府將這名中共戰狼大使驅逐出境。因為，瑞典外交部召見這名中共大使已經不知多少次，召見對他已經不起作用。 幾乎同期，在土耳其，因為兩名在野黨領袖批評中共的新疆政策，遭到中共駐土耳其大使館惡言相向。土耳其外交部召見中共大使，提出交涉。隨後傳出中共駐土耳其大使館遭斷水的消息，雖然難以證實斷水的虛實，但中、土關係由此受損已是顯而易見。 回溯今年3月18日，美中高官在阿拉斯加舉行會談，這個會談原本出自中方的請求，美方勉強安排。不料，中共政治局委員楊潔篪卻利用這個機會，在開場白中放肆地攻擊美國，聲言：「美國沒有資格居高臨下同中國說話」、「中國人不吃這一套」，云云。這種高級別的戰狼姿態，表現給美國人看，更多地表現給中國人看，被國際輿論評為「演戲」、「誇張的演出」。 國內外中國人不禁納悶：中共展開戰狼外交，其外交官展開戰狼比賽，一人凶過一人，一浪高過一浪，究竟撈到了什麼？ 如前所述，中共外交官的每一次戰狼表演都付出了代價，甚至是沉重代價：輕則被所在國外交部召見，重則面臨被驅逐風險，更重則導致談判破裂、或雙邊關係嚴重受損。既然沒有撈到任何東西，戰狼外交為何還要持續？ 最高領導人的自負、狂妄、無知和低水準是始作俑者，把外界的批評，多半是善意的批評視作「挨罵」；把中共自己宣傳喉舌長期的對外攻擊性語言視作「自衛」；居然猶嫌不夠，還要求其外交人員拋開基本的外交禮節、外交辭令，直接開罵，貨真價實地開罵，甚至不惜用上人身攻擊、污言穢語。 中共外交官在最高權勢者的壓力下，或者為了立功受賞、加官進爵、飛黃騰達，或者為了規避風險、保全自身、平安退休，紛紛掙表現。於是出現了令人匪夷所思的戰狼外交、戰狼比賽，攪得這個世界不得安寧，以至於烽煙四起，讓共產中國八面受敵、四面楚歌。 一些理智的中國網民評說：外交部變成「斷交部」；一直不準中國人批評，現在還不準外國人批評；在中國限制言論自由，現在又到外國去限制言論自由。的確，那些受到召見的中共外交官中，他們或許明白或許不明白所在國召見和抗議，簡單的一條，就是他們攻擊、干涉、限制所在國政要、學者、記者和公民的言論自由，其實就是干涉了他國內政。因為，在這些民主國家、正常國家，言論自由是最基本的人權，是所在國的立國基石。 「外交是內政的延伸」，這是蘇聯創始人列寧的名言。果然，今日共產中國對內不講理，必然變成對外不講理；對內專制，必然衍生對外專制；對內鎮壓，必然帶來對外威脅。還是筆者那句老話：沒有什麼中國威脅，只有中共威脅，那是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面臨的共同威脅。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在4月10日成都舉辦的第二屆疫苗與健康大會上，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講話，提到「中國現有疫苗保護效率不高」，引起軒然大波。第二天，4月11日，高福接受環球時報採訪，說有關其承認中國抗新冠病毒疫苗保護率低的炒作，完全是誤解。 但事實是，高福確實講過「中國現有疫苗保護效率不高」，是中國的媒體首先發布出來的，網上現在還可以查到。再有，也是在第二天，4月11日，國務院新聞發布會，美聯社記者提問，提到高福說中國疫苗有效率不高，中國疾控中心免疫規劃首席專家王華慶在回答美聯社記者的問題時，對此並沒有否認。 其實，中國疫苗保護效率即有效率不高，這是一個公開的秘密。正如我在先前的文章《中國疫苗為何還不公布三期試驗數據》中所說，中國疫苗早在去年8月就進入三期臨床試驗，之所以在8個月後的今天還沒公布三期試驗數據，還沒有一款中國疫苗的三期試驗數據經過國際同行的評審，唯一合理的解釋是，中國疫苗的三期試驗數據偏低，不大拿得出手。也就是說，中國疫苗的有效率不高。 在4月11日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中國科興中維公司公共關係總監劉沛誠講到中國疫苗三期試驗數據公布的情況，其中提到科興疫苗的數據已經公開，在著名國際醫學期刊《柳葉刀》上以預印版形式公布。所謂預印版（Preprint）也稱未定稿版。在學術出版領域，預印版是指尚未在需要同行評審的科學期刊上出版的科學文獻的草稿。分析顯示，科興疫苗的保護力為50.7%。這隻比世衛組織和各國監管機構設立的50%有效率的門檻高一點點。沒有提到國葯疫苗和其他中國疫苗。如此說來，中國的幾款疫苗，只有科興疫苗可望得到世衛組織的批准，而科興疫苗的保護力也不高。這再次證明高福在4月10日講的是大實話。 於是，這就引出了一個很嚴峻的問題。按照世界衛生組織的說法，疫苗接種率須達到70%，才能達到群體免疫的效果。中國疾控中心專家王華慶說，中國要接種1億人，才可以達到群體免疫。但問題是，由於中國疫苗的保護力不夠高，就算接種率達到了70%，甚至達到100%，也未必能達到群體免疫。 其實，這才是高福4月10講話的要點。高福的意思是，鑒於中國現有疫苗的保護力不高，要達到群體免疫，必須改進接種的方法。他提出了兩種途徑：其一是優化接種程序，增加劑次，改變劑量，改變間隔（還應該包括改變接種途徑）；第二種方法是考慮不同技術路線疫苗的混合接種，取長補短（術語叫序貫接種）。 方舟子在推特上寫道：「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說了，由於中國現有疫苗保護效力不高，考慮不同疫苗混合接種，術語叫序貫接種。說得這麼好聽，其實就是我以前說的中西疫苗結合，先打中國疫苗，再打美國疫苗，有效算中國的，副作用算美國的。」 在4月10日的會上，來自上海的疫苗專家陶黎納把後一種方法解釋得更清楚。陶黎納說，那些接種兩劑滅活疫苗的民眾或者會被建議接種另外一劑不同款式的新冠疫苗。 這就是說，接種兩劑滅活疫苗的人還要再接種別的疫苗。這等於承認，打了中國疫苗（科興疫苗和國葯疫苗都是滅活疫苗）的等於白打。 根據高福4月10講話，他現在傾向於認為，mRNA疫苗（輝瑞疫苗和莫德納疫苗就是mRNA疫苗）比滅活疫苗更有效。這是對他過去觀點的重大修正。 去年12月29日，高福接受新華網專訪，在回答「為什麼西方不做滅活疫苗」時，講到了他對滅活疫苗與mRNA疫苗的看法。高福說，中國在生產滅活疫苗上比西方有優勢。西方走的是mRNA疫苗的路線，因為這是第一次把mRNA疫苗用在健康人身上，不能排除有副作用和安全性的問題。高福說，「就目前來講，滅活疫苗當時布局是很好的，而且我們也走得很快，在一些地方反饋的消息來看效果也很好」。高福同時也講到「我個人認為，這個時候如果不同的公司、不同的國家走不同的路子，最後證明某一條、某兩條或某三條最好，這對人類是好事」。 通過這幾個月來各種疫苗在各國使用的效果來看，高福在4月10日講話中承認中國的滅活疫苗有效率不高，並且談到mRNA疫苗的種種優點，呼籲各界關注mRNA疫苗技術。在第二天的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王華慶說，中國研發的mRNA疫苗已經進入了臨床試驗階段。 這就是說，除非像上次薩斯那樣，病毒突然自行消失，否則，要達到群體免疫的效果，中國將引入外國生產的mRNA疫苗或中國自己研發生產的mRNA疫苗。 高福的出爾反爾，顯然是迫於上面的壓力。我們切莫被誤導，到頭來把高福講話發出的真正重要的信息反而給忽略了。 （文章只代表作者觀點和立場，全文轉自光傳媒）
1924年，時任黃埔軍校（今陸軍官校）的教官何應欽為軍校設計校旗，旗幟以紅色為底，中央放置一個與青天白日旗圖案相同的標誌，但白日的光芒則不觸邊。1928年，國民政府制定《中華民國國徽國旗法》，黃埔軍校校旗上的青天白日標誌就這樣成為國徽。但根據《國徽國旗法》，其實國徽里的藍底青天與白日光芒是有比例規定的，包括，白日體半徑與青底圓形半徑，為1:3；白日體圓心至白尖角光芒頂與白日體半徑，為2:1。 不過，實在很少人搞得清楚國徽與中國國民黨黨徽差別在哪？更遑論上述那些精細的比例規定，所以，即使在公務機關，把黨徽當國徽的狀況都極為普遍。例如，早期的國防武器幾乎都是把黨徽當國徽用，當時名震一時的勝利女神力士號飛彈就將黨徽印在飛彈上面，甚至連現在的中華民國護照，其國徽比例也與法定不符。 立法院今年初通過時代力量黨團提案的主決議，要求內政部針對現行國徽與國民黨徽相似，是否需更改進行評估。內政部提出的報告指稱，黨國不分的時代已過，政黨的標章，宜應時代的變遷，尊重象徵國家的國徽，適度調整。對於內政部這個不具強制力的建議，包括馬英九、江啟臣、朱立倫等國民黨領導人都表示，這是民進黨沒事找事的政治操作，國民黨不可能更改自己的黨徽⋯⋯ 馬英九等人的說法不令人意外，畢竟，在國民黨以黨領政、一黨獨大的時代，都沒胸襟遠見將國徽黨徽做區隔了；現在的國民黨已成破落戶，豈可能自我消解這個黨國標誌。留著這個標誌，就算不能讓台灣的年輕人記得國民黨是中華民國的「開國政黨」，也可緬懷黨國時代的美好記憶。許多國民黨人更認為，黨徽早於國徽，就算要改，也是先改國徽；民進黨「沒種」改國徽，卻來動黨徽的主意，是欺人太甚。 這種「挾黨徽以令國徽」的現象充分顯現了台灣政治流存至今的後威權遺緒，就像國民黨人在自己的選舉場，激動地高舉中華民國國旗（非國民黨黨旗），為了旗海飄揚而痛哭流涕。對他們而言，只有自己的中華民國是中華民國，所謂的政黨輪替其實是竊國換代，是認同的斷裂，更是不共戴天之仇。 事實上，沒有人可以逼國民黨改黨徽，但黨徽形似國徽，不會讓這個國家的年輕人緬懷這個政黨「創立中華民國」的豐功偉績；這樣的國徽只會讓更多人憶起那個國庫通黨庫、國軍就是黨軍、黨國一體的時代，銘刻台灣昔日的威權統治，反向地造成「國徽」與人民疏離。 幾天前，曾做過監察院長、外交部長的國民黨大老錢復捐贈了他個人近40年、超過200箱的檔案給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典藏。錢復的檔案留在家裡，頂多成為傳家之物；捐給中研院，卻將成為研究當代外交及政治的第一手信史，也成就政壇與史學界的佳話。 黨徽通國徽代表民主轉型的未竟之功，在一個民主國家裡，其實是個可恥的印記。捐出黨徽，才有機會成就國徽，讓它具有進一步凝聚全民的意象；只可惜國民黨沒有錢復的胸襟，無法參透「後退其實是向前」的道理，實在令人遺憾。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近期西方國家和中共各自出動航母戰鬥群在台海附近活動，不少評論都認為台海局勢有一觸即發的可能，形勢之危急，有如一次大戰之前的歐洲。 中共會不會武統台灣？在「一國兩制」破產後，這個問題日益被提到各國政要的議事日程之上。單就海峽兩岸的軍事實力來比較，中共隨時可以過海，多年來之所以一直停留在口頭恐嚇，始終未揮軍過海，便是寄望實行「一國兩制」，用最低成本和統台灣。 因為香港一場反送中運動，中共的警暴﹑國安法，以及「完善」香港選舉制度，「一國兩制」的謊言已被徹底拆穿，連與中共最貼心的前總統馬英九，都聲稱「一國兩制」已經死亡，即是說，全世界再沒有人相信和平統一台灣的可能性，既然如此，中共只剩下武統一個選擇。 中共武統台灣，要徹底解決問題，只有佔領台灣本島，只是打下金門﹑澎湖這些外島，戰略上沒有太大意義，反倒招惹全世界敵對，得不償失。一是不打，要打就直取台灣，把生米煮成熟飯，多年來中共打的就是這個算盤，但可惜給和平統一的期望耽誤了。九二共識從國民黨搞到民進黨，越搞越不成氣候，直至今日，流水落花春去也，和平統一這條路已走不通。 和統絕望，只剩武統一途，那就是什麼時候打和如何打的問題。現在問題是，中共面對的不只是台灣二千萬軍民，還要面對美國與其他西方國家。美國多年態度模糊，說到台灣安全問題總是避重就輕，故作高姿態，台灣人摸不到底細，中共也摸不到底細，美國越是模糊，中共越有可能誤判。 美國人現在也精了，態度越來越清晰，五眼聯盟和「四方安全對話」，實質上把台灣安全納入保護範圍，最近美日雙方的官方會談，已經講白了不會坐視台灣被中共佔領。如此一來，中共武裝進攻台島，幾乎肯定會把美日等西方國家拉入戰圈。 過海征伐不是小動作，事先要作戰爭動員，要在福建沿海集結兵力，調動大量海空兵力，在今日衛星監控之下，不可能秘密進行，因此打台灣不可能用突襲的方式，只能準備充份了才開戰。美日等西方國家一旦偵悉中共的戰爭企圖，有足夠時間調兵譴將，雙方對陣，在台灣海峽決一死戰，如此一來，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規模。 中共有可能孤注一擲嗎?一場大戰，比的是軍隊實力，更是國家經濟實力，中國號稱第二大經濟體，但基礎薄弱，要養十四億人，大量物資倚靠進口，一旦戰爭爆發，可以撐得一時，撐不了長久。反觀西方國家，組合起來實力驚人，戰爭打起來，後方腹地廣闊，足以支撐長久的支出，兩相比較之下，中共根本不是對手。 更不妙的是，中共的經濟實力，在與西方全面交惡後，面臨急速走下坡的厄運。外貿走低，經濟被圍剿，高科技是死結，遍地金融地雷，內憂外困之下，國力將被嚴重削弱，此一趨勢更不可逆轉。因此，時間越拖下去，中共渡海作戰的條件越是惡劣，雙方實力更懸殊，未曾接觸內部已不穩，軍心已大亂。 也就是說，中共等不起，越是想打，越是要早打，但越是要早打，越是難下決心。中共從毛澤東到林彪，戰爭思想永遠都是「不打無把握的仗」，主張打仗至少要有七成打贏的把握。中共武裝攻台，在美日大概率參戰的前提下，不要說沒有七成取勝的把握，連五成都沒有。勉強發動戰爭，而又支撐不到最後，到時不但戰爭打輸了，連帶政權的存活都成問題，在這樣嚴酷的現實面前，理智正常的領導人，都不敢輕舉妄動。 習近平雖然狂，但比起老毛的狂，只是小巫見大巫。面對世界性的圍堵，內部麻煩成堆，台海小規模擦槍走火可能性不能排除，至於全面發動戰爭的機會，怎麼看都不高。武裝統一台灣，始終只是中共的虛張聲勢而已，識穿了就不用怕。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中國疫苗為何還不公布三期試驗數據？讓我們來看看，那些使用中國疫苗的國家的情況。 巴西是最早使用中國疫苗的國家，巴西的疫情非但沒得到緩解，反而有所加劇。根據巴西官方公布的數據計算顯示，在截至3月18日的一周里，巴西平均單日新增確診病例和新增死亡病例都達到疫情爆發以來的最高值。疫情最嚴重的聖保羅市把3月26日至4月4日的10天定為非工作日，希望達到強化社交隔離、遏制病毒傳播的目的。 巴西使用的疫苗除了中國的科興疫苗，還有英國的阿斯利康疫苗，因此巴西的情況或許不大說明問題，主要使用中國科興疫苗的智利就很說明問題了。智利也是接種率最高的幾個國家之一。近來智利疫情反彈嚴重，單日新增確診病例屢創新高，而且進ICU的比例也很高，現在95%的ICU床位已滿。智利政府從3月27日起，實施疫情爆發以來最大範圍封城，受影響人口超過全國人口的80%。 反觀另外幾個接種率最高的國家，以色列、美國、英國，疫情曲線明顯向下。以色列用的是輝瑞疫苗，美國用的是輝瑞和莫德納，英國用的是阿斯利康。以色列和美國的情況不必多說，這裡尤其要提到英國，因為英國的接種率和智利很接近。兩國的比較很說明問題，智利是越接種新發病例越多，英國是越接種新發病例越少。4月6日，英國首相約翰遜宣布，英國將從下周開始放寬更多的公共衛生限制措施，且國內經濟有望在夏季前全面重新開放。 又據報道，巴基斯坦的總統和總理都是在接種了中國科興疫苗後被感染。 固然，造成各國疫情起伏的因素很多；不過以上事實無疑增加了人們對中國疫苗的安全性、尤其是有效性的疑慮。 不久前，中國科學院院士鍾南山接受媒體採訪時說，雖然中國疫苗接種絕對數僅次於美國，但要是按百分比數計算，中國是非常低的：中國目前也就4個百分點。鍾南山說，中國疫情控制得好就是為了抓緊時間接種疫苗，別等到外國都靠疫苗群體免疫了，中國就危險了。 雖然中國政府一再鼓勵民眾打疫苗，但很多人卻不願意打。新華社發文指出，由於種種原因，當前有一些人對疫苗接種不大積極。文章要求基層幹部應發揮示範作用，帶頭接種疫苗。連日來，中國各地出現將疫苗接種率與幹部政績掛鉤，打疫苗與升學就業相聯繫，甚至獎勵雞蛋的現象。 為什麼很多人不願意打疫苗呢？中國官媒的解釋是，許多民眾認為中國疫情控制得好，所以沒有必要冒險打疫苗。這固然是實情，但另一方面，那也是因為很多人對國產疫苗不放心。 網易上出現一條跟帖：「前有十大毒疫苗事件，後有長春長生假疫苗案，你告訴我要打沒有三期臨床數據的疫苗，我不是膽小，我是記性太好。」 沒有三期臨床數據，是民眾對中國疫苗不放心的主要原因。另外就是領導不帶頭，不少網友質問，這麼好的疫苗怎麼領導人不帶頭打呢？新華社文章號召基層幹部帶頭，那中央的幹部呢？別的國家都是最高領導人帶頭打。中共領導人不是不知道最高領導人帶頭打疫苗的示範作用，比如，他們就叫香港的特首林鄭月娥帶頭打。可是習近平自己卻不帶頭打。聯想到中國政府早在去年就預定了一億支輝瑞疫苗，今年1月，貨就開始運到。我們有理由推斷，黨國權貴們早就打了，只不過打的是外國疫苗而不是中國疫苗。但既然中國的領導人自己都不相信中國的疫苗，你怎麼能讓中國的民眾相信中國的疫苗呢？ 記得前年美國一家公關公司愛德曼(Edelman）發布過一份《全球信任度調查報告》。在被調查的27個國家和地區中，中國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高居榜首。可是從這次接種疫苗的情況看，中國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遠遠沒有那麼高。 中國疾控中心首席科學家吳尊友表示，沒有疫苗時，全球與新冠肺炎的首輪遭遇戰，中國採用圍堵策略成為贏家；疫苗出來後，歐美等國家通過「自然感染+疫苗接種」雙輪驅動，能較快實現群體免疫；中國由於人口基數大，通過疫苗實現群體免疫在全球競爭中沒有特別優勢，希望中國能儘快提升疫苗接種率。人類戰勝新冠，最終還是要依靠疫苗。 儘管中國政府開足馬力，動員民眾接種中國疫苗，很多地方還推出了五花八門、可氣又可笑的獎懲措施，但是到目前為止，中國接種疫苗的進度仍然很緩慢。4月2日，騰訊網發表文章《鍾南山張文宏緊急發聲：新冠疫苗到底能不能打？一篇文章告訴你所有真相！》文章說，「為什麼很多人到現在還對疫苗抱著觀望態度，不敢邁出這一步？大部分原因，一是糾結有沒有必要打，二是質疑能不能打」。文章引用了鍾南山院士和張文宏醫生的講話，竭力說明接種中國疫苗是多麼必要、多麼安全、多麼有效。可是他們都迴避了一個關鍵問題，那就是，為什麼到現在還不公布中國疫苗的三期試驗數據？為什麼到現在，還沒有一款中國疫苗的三期試驗數據經過國際同行的評審？ 這個問題不回答，就無法打消人們的顧慮。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3月31日，中國政府援助斯里蘭卡的國葯新冠疫苗運抵科倫坡國際機場，斯里蘭卡總統戈塔巴雅·拉賈帕克薩率領多名部長前往機場迎接。 然而兩天後，斯里蘭卡葯監部門專家委員會卻發表聲明，以沒有足夠的數據證明國葯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為由，不批准其接種。 這無疑是中國推行疫苗外交的一大重挫。 截至目前為止，世界衛生組織尚未批准中國疫苗緊急使用授權。3月7日，中國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在接受媒體時就此事給出了相應的解釋。高福稱：目前我們還沒有足夠的三期臨床數據，世衛評估過程可能比較謹慎，「這是可以理解的」。 為什麼中國還沒有拿出足夠的三期臨床數據呢？我們知道，中國的疫苗研發與生產起步很早。去年9月，全世界有8款疫苗進入三期臨床試驗，其中中國就有4款。只是到今天為止，世衛組織只批准了美、英、德幾家公司合作的幾款疫苗，包括：輝瑞、莫德納、阿斯利康和強生；而中國沒有一款疫苗得到世衛批准。 去年9月16日《中國經濟周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國產新冠疫苗的三期臨床試驗，為什麼要在海外做？》按照中國專家的說法，因為三期臨床試驗需要的樣本量遠遠超過一期二期，而由於國內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無法提供足夠的樣本，所以三期臨床試驗需要跨出國門推進，進行更大規模的疫苗有效性和安全性評價。 早在8月11日，科興疫苗的三期臨床研究就在巴西啟動，計劃接種人數在9000至13000人之間。科興公司董事長兼CEO尹衛東說，「巴西疫情嚴重，人口眾多，未來市場也更大。」尹衛東說，像印度尼西亞、土耳其和孟加拉等國家和地區，「如果順利的話，可以在11月或12月上市」。可是，8個月過去了，科興疫苗的三期數據還沒拿出來。 期間，世衛組織幾次敦促。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1月11月公開表示，世衛組織的團隊正在與中國國葯集團和中國科興公司合作，評估兩家企業開發的相關新冠疫苗是否符合國際質量生產規範，以考慮將其列入世衛組織的緊急使用清單。1月22號，世界衛生組織助理總幹事西芒（Mariangela Simao）宣布，要從這個星期開始評估中國科興生物公司和中國國葯集團生產的疫苗，來決定它們是不是適合列入緊急使用授權的清單。3月12日，世衛組織發言人哈里斯（Margaret Harris）說，對中國新冠疫苗的審查進入了最後階段，可能很快給予緊急使用授權。 但只聽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直到今天，中國疫苗的三期試驗數據仍未發布，沒有一款中國疫苗的三期試驗數據經過國際同行的評審。 中國自去年8月起就對外輸出疫苗，目前已經有超過25個國家正式啟動中國疫苗接種工作，中國疫苗全球供應也已經突破了1億劑次。按說，三期臨床試驗所需要的樣本量早就該夠了，早就該綽綽有餘了，為什麼就是不發布三期試驗數據呢？ 唯一合理的解釋是，中國疫苗的三期試驗數據偏低，不大拿得出手。今年1月中旬，巴西公布的數據顯示，科興疫苗的整體有效率為50.4%。這隻比世衛組織和各國監管機構設立的50%有效率的門檻，高一點點。據說，另一款中國疫苗國葯疫苗的有效率比科興疫苗還低得多，連50%的門檻都過不去。對比歐美疫苗，輝瑞疫苗和莫德納的整體有效率都在95%左右，阿斯利康和強生的整體有效率則在70%左右。兩者有明顯的差距。 我們很有理由推測，中國疫苗之所以遲遲不公布三期試驗數據，就是因為相關數據有效率偏低。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前副總統呂秀蓮日前發表《兩岸恩怨如何了》新書，沿襲她所謂超越統獨的「一個中華」論，在她台灣可以親美也可以親中的所謂前瞻論述中，仍具備個人「理想豐腴、現實骨感」的特色，繞過了中共對台核心戰略意旨，卻是呼籲天災人禍頻仍、地球瀕臨末日，「大家都是地球的過客，為什麼要選邊？」 回溯2006年，當時中國國民黨榮譽主席連戰準備和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舉行二次會面，呂秀蓮的回應則是：中共已擬訂軍事、經濟、外交、輿論、心理和法律等六項戰術來對付台灣…中共瞄準台灣的飛彈預估今年底將達一千枚，中共國防預算有一半是對台的軍力…中共有三階段戰術，準備在2007年形成應急作戰，2010年具大規模作戰能力，2015年具備決戰決勝能力…她特別提醒國人，要有危機意識，不要像鍋內的笨青蛙，等到水滾後才要跳開已經來不及了。 前後15年對照，她的對中視角確實出現相當程度的位移。 再論拜登，他在副總統任內，曾經親訪時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兩人還同游都江堰，彼此關係之後被形容是「私交甚篤」，拜登於是成了「和中國接觸派」的指標人物，他當時尤其強調：「全球經濟穩定主要有賴於美中合作。這是全球經濟穩定的關鍵，對此，我充滿信心。」但10年過去，自拜登當選美國總統，其對中態度再被描述成「天翻地覆的改變」。事實上去年初競選期間，中國在他口中已轉換成「嚴峻的競爭者」，老朋友習近平也變作「流氓」，他還說：「這個人（習近平）骨子裡沒有，哪怕是一點點民主精神都沒有…」和呂秀蓮恰恰於中國威脅論上出現反向變化。 這或多或少又印證了一件事，一個人在擔任總統副手的時候，基於更上一層的企圖野望，必然會計算個人的發言能為自己創造多少利基，呂秀蓮當時的中共飛彈威脅論，吻合了那個時候支持者選票情緒，她對選總統向來躊躇滿志，不會無視普遍社會氛圍。直到如今，無權無勢後要的就是社會關注，如果僅僅延續當年任內的論述，一來沒有決策力，二來沒有新鮮感，以其特長，必然是再創名詞好引起另類關注，「一個中華論」就這樣冒出來了，而且就像時下「突然獨派大老的反民進黨言論」一樣，至少能得到統戰工具親睞，不致消失無聲。 至於拜登當年「親中」之舉，則和奧巴馬治下，持戰略夥伴論的「擁抱熊貓派」全面主導美國對中政策有關，但時空變換，正如美國現任國務卿布林肯日前首次出訪時所說，「（美國）與中國的關係是非常複雜的：有敵對的方面，有競爭的方面，有合作的方面。」惟當下不可否認，中美現在更加凸顯的部分確實是在「敵對」和「競爭」。 以至於在這樣的氣氛和現實上，拜登政府會有一連串動作，諸如以中國鎮壓香港為由對中國24名官員發出制裁；選擇繼續「相信新疆地區發生種族滅絕（genocide）」；且未即刻在川普時期對孔子學院的反制上、在驅逐中國記者案和中共黨員赴美簽證限制中，有所回復修正。尤有甚者，更在4月9日發布了《對台交往準則》（New Guidelines for U.S. Government Interactions with Taiwan Counterparts ），並在聲明中表示：「鼓勵美國政府與台灣的接觸，反映我們不斷深化的非官方關係。」主要則允許美國官員常態性在聯邦機構接待台灣官員，也能前往台灣駐美代表處洽公。 當然，拜登政府在台美關係上的新作法，若被拿來和川普政府後期，由國務卿龐佩奧卸任前宣布的「取消所有美國政府對台政策自我施加的限制」進行比較，或將認為拜登政府正式宣布的新準則，在「實際放寬」幅度上和川普政府「打算放寬」（尚未正式成文化）之間，顯然仍有一定的落差，但落差到甚麼程度，這恐怕難有確切解答，而台灣當下也未必需要一個若是川普繼續執政將會如何的「答案」。可以確定的是，政治人物會因為效益極大化，無論基於權力的「追求」還是「穩固」，都是以當下最利己的方式去左右其策略，回溯川普競選最後階段那幾個月對台政策的大躍進，也帶有幾分同樣的道理。 美國國務院發布新對台交往準則，初步鬆綁並令雙邊官方新的接觸進一步成文化，說明了過去10餘年來物換星移，拜登上台後很清楚地是「轉過來」了，而這必然會比呂秀蓮下台後的「轉過去」，更為遷系台灣的前途命運。 （※作者為《上報》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美中阿拉斯加會談失敗之後，美國再回頭尋找歐洲盟友的支持。這次比2月份的G7視訊會議順利，布林肯與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兼歐委會副主席博雷利（Josep Borrell ）舉行會談後，雙方發表了一份聯合聲明，同意重啟美國與歐盟之間的中國對話。 聲明的核心話句是：「布林肯國務卿和博雷利高級代表確認，可信的多黨民主、保護人權和遵守國際法支援印太地區的穩定和繁榮。雙方的目標是合作促進安全、可持續、自由和開放的海上供應路線和供應鏈，並期待著與志同道合的夥伴在利益和方法交匯的地方深化合作。」 關鍵字只有兩句：可信的多黨民主、印太地區。為便於敘述上的邏輯，先從第二點說起。 拜登為何不重拾奧巴馬的「亞太再平衡」？ 拜登政府在內政上一切都以否定川普為出發點，但在國際地緣政治上沒能否定川普的做法，連印太戰略都「川規拜隨」，原因何在？ 印太地區從地理概念演變為地緣政治戰略概念這個過程，並非只是個名詞遊戲，有其實際意義。 奧巴馬任美國總統時期提出「亞太再平衡」地緣政治戰略時，印太只是個地理概念。2011年11月7日，時任國務卿希拉里·柯林頓在《外交政策》上發文闡釋美國的亞太政策，文章所指「亞太地區」就是從印度次大陸經東南亞至美國西海岸這塊呈半月弧形的「海陸帶」，並稱這一地區是21世紀世界戰略和經濟重心所在。中國作為亞太地區的頭號主要國家，對此特別敏感，因而進行研究，據研究者稱，基於白宮檔案進行的統計表明，奧巴馬政府的外交戰略中有537次提到「亞太」，6次提到「印太」。 川普總統在執政的第一年內就將借用了印太這個概念正式納為官方語言，將「印太」從地理概念演變為戰略概念，並賦予其新的戰略含義。2017年10月18日，美國國務卿蒂勒森在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發表演講，題為《下個世紀的美印關係》，演講中沒有使用傳統的「亞太」地緣概念，而改用「印太」來界定美國亞洲戰略框架中從西太平洋到印度洋的地緣政治區域。 簡言之，亞太與印太是兩大戰略概念，容納於其中的利益相關國家有區別。「亞太」囊括亞洲和西太平洋地區，利益相關國家主要是日本與澳大利亞；「印太」則將印度囊括進來，澳大利亞與日本也很歡迎擴大盟友隊伍。 從美國來說，印太戰略將整合從西太平洋沿東南亞泰國、緬甸至印度洋以西的海上通道，繼續推進美國的戰略東移，扼止中國在這一地區的擴張，並繼續保持這一地區的巨大市場向美國開放，同時維護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從亞太再平衡到印太戰略，是川普地緣政治的一大成功。 更何況，這四年內美中關係早已翻過萬重山，即使中方明確希望回到奧巴馬時期的中美關係，拜登政府也做不到。這是拜登政府無法重拾亞太戰略的主要原因。 印太戰略利益相關者：核心與周邊關切重點不同 從川普政府提出「印太戰略」至今，這個地緣政治的概念已被廣為接受，但是利益相關國的核心與周邊關切重點不同。 澳大利亞與日本側重點在防務。早在幾年前，澳大利亞開始關注與中國的「軍事競爭」——2018年，澳大利亞通過相對優越的競標條件擊敗中國，贏下斐濟黑石軍事基地的建造權，這事表明澳大利亞政府對南太地區戰略競爭的真實關切。對中國染指萬那杜，澳大利亞也努力通過外交途徑解決，只是未獲成功。 日本現在深切感受到中國那日漸加強的政治、軍事壓力，從各方面做了認真準備。3月16日至17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和防長奧斯丁（Lloyd Austin）訪問日本，與日本外相、防相舉行「2+2」會議。會議舉行之前一天，《日本經濟新聞》刊文稱，以軍事來說，儘管美國總軍力遠超中國，但如果中美在亞太發生衝突，美國對華軍事優勢仍有可能發生動搖，因為美國要把在全世界的戰力集中並帶到亞太需要很長時間。 據報導，美國國防部近年在電腦上進行了多次「假想戰爭」推演，在這幾年針對台灣海峽進行的兵棋推演中，美軍毫無例外每次都敗給了中國軍隊。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政府也秘密舉行過多次兵棋推演，設想日本周邊有事時的各種狀況，但結果都顯示在印太的美軍和日本自衛隊加起來針對中國都處於劣勢。基於美日兩國推演，日本現在特別認真。日媒還報導：這次2+2會談，美日確認就台灣緊急事件進行合作。 但是，歐洲大國在印太戰略上的態度側重點在政治不在防務。德版戰略從「印太地區」的經濟重要性和戰略複雜性入手，強調的仍是「規則主導」和「力量平衡」主題，德國外長馬斯多次發言，主題是政治和外交存在，並未突出戰略的安全內涵。法版印太戰略，提出之初是防務與力量平衡兼顧，但拜登上任之後並未更新。 布林肯與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雖然發表了聯合聲明，但一則歐盟職權較虛，具體執行則依靠法德兩大國，如果是防務，就只有法國了。二則雙方只談了「雙方的目標是合作促進安全、可持續、自由和開放的海上供應路線和供應鏈」，重點在商務利益，並非該地區的安全防務。 從歐盟有關財政預算的爭論一直不斷中可以看出，主張強化地緣政治意識、體現「大國式存在」的法德，與主要關心自身經濟利益的其他歐盟國家之間，在把錢花在哪兒的問題上分歧不小。所以，歐盟與布林肯的聯合聲明，其外交意味也將遠遠大於戰略內涵。 2020之後盟友對美國尚存觀望 現在回到美歐聯合聲明中那句「可信的多黨民主」，歐盟委員均由各國委任，不奉行多黨輪流執政，這「可信的多黨民主」應該是歐盟對美國的要求。歐盟現在對美國提出這要求不為無因，從各種公開的言論上看，歐洲各國政要及觀察家們在2020大選真相浮出水面之後，有過無數次討論，對美國現在呈完全對立的兩黨政治有懷疑。 英國前首相戰略總監史蒂夫·希爾頓在3月20日的Fox台福克納焦點中說：”美國總統的能力是重要的公共問題。美國和全世界都在想，到底誰在管理拜登這幫人？有人懷疑奧巴馬是在經營拜登的陣營，奧巴馬的幕僚和首席戰略家是索羅斯。這也是外界懷疑選舉有問題的重要原因。」 在印太防禦上，美國軍方要求加強，但拜登當局卻在削減軍費，也讓外界心存猶疑。 最近幾個月來，美國軍方從海軍、空軍到戰略司令部的高級將領和退役將領們到參眾兩院的軍事委員會作證時，除了強調美軍必須全力應對中共的軍事威脅，也不約而同地指出，奧巴馬時代美軍對中共的防範程度很低，並未做好必要的國防準備，不但軍隊的裝備陳舊，而且軍費不足。3月3日Politico網站報導，美軍印太司令部司令大衛森（Phil Davidson）要求國防部長施壓國會，2022年為其批准50億美元的預算，用以購買「震懾」中國的武器和導彈。 大衛森的請求在美軍高層中獲得了回應，但眾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來自華盛頓州西雅圖選區的民主黨議員Adam Smith卻表示，他反對大規模增加軍事開支，認為美軍沒必要那麼做。海軍官網3月10日和3月16日報導，拜登當局的第一個軍事預算準備把川普確定的上一個財政年度的軍事預算削減2.5%。由於削減軍費預算，五角大樓不得不考慮壓縮海軍艦隊的規模，這直接讓美國落實印太地區的安全承諾時面臨軍力不足的困難。 川普當政時，要求日本、韓國、德國等承擔美國駐軍部分軍費，盟國雖然對此不滿，但清楚地知道川普並未放棄盟國，對美國保障盟友安全有信心。但如今在中國軍事壓力日漸加大之時，拜登政府卻與軍方意見相左，削減軍費，除了日本、澳大利亞等印太戰略的核心成員國之外，歐洲等對印太戰略的另一主角中國，肯定還會有各種折衝樽俎。 （※作者為中國湖南邵陽人、作家、中國經濟社會學者。現今流亡美國，曾任職於湖南財經學院、暨南大學和《深圳法制報》報社。長期從事中國當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著有《中國：潰而不崩》、《中國的陷阱》、《霧鎖中國：中國大陸控制媒體大揭密》等書。全文轉自上報）
清明節，大家都到墳前祭奠自己的長輩。我沒辦法回國在父母墳前獻上一束鮮花，就獻上一篇思考，來滿足他們生前對我的期望吧。 他們終其一生可能都沒想明白，怎麼當年為了人民有好的生活、不再受貪官污吏和姦商們的欺壓而投身的革命，最後搞成了這個樣子？比他們當年的貪官污吏還要嚴重地剝削和欺壓老百姓。他們很早就開始懷疑，可能最終也沒想清楚。 確實，我認識的他們那一代人都是懷著對舊制度的深深仇恨，想讓老百姓不受剝削和欺壓，才冒著生命危險參加革命的。但是他們自己建立的共產黨如今卻墮落到比當年還嚴重的腐敗、還殘酷地欺壓百姓，他們到底是錯在哪兒呢？我很早就開始思考這個問題，並且得到許多老一輩人的認可。記得民主牆時期，就有幾個剛從監獄裡出來的老共產黨託人要我們的刊物，對我們的思考和探索很感興趣。 我覺得，他們從那個時候開始對比理想和現實，就在思考自己到底錯在哪兒了？難道是他們解民於倒懸的熱情錯了嗎？難道是他們想讓中國老百姓都不受欺壓的理想錯了嗎？我覺得這些都沒錯，這就是他們還能認同我，認為我繼承了他們年輕時候理想的原因。 但是他們確實錯了，以至於他們革命造成的後果，就是現在老百姓受到了更嚴重的剝削、更殘酷的欺壓；以至於反對共產黨、咒罵共產黨成了當今中國的政治正確，誰在網路上幫共產黨辯解，立刻就被認定為特務五毛。他們的熱情和犧牲，為什麼有這樣的結果呢？ 那是因為他們沒有認真思考，就憑著一股熱情或者仇恨選擇了一個被欺騙的道路。簡單說就是被馬克思這個大騙子給忽悠了，然後又去欺騙了更多的人，最終把自己的國家拖進了一個世紀大泥坑。中國一百多年來的災難雖然有種種原因，但最大的災難就來自這個共產主義的大騙局。 為什麼說馬克思是個大騙子呢？因為就在他那個時代，就在他旁邊的法國就有過一次失敗的教訓。巴黎公社用暴力建立的民主，被證明是更加殘酷的暴政，最終轉換成皇帝的體制。這和中國、蘇聯等共產黨國家的結局是一樣的。那他馬克思為什麼看不見，而且從德國大學培養出來的邏輯嚴謹一下子跳躍到了法國、義大利式的天馬行空呢？這需要歷史學家們去研究。我的結論不複雜，這是騙局的需要。 和世界上的所有騙子一樣，馬克思掌握了大多數人的弱點。多數人喜歡簡單直接的方法，喜歡最爽的結果及窮人的貪婪；但不喜歡深刻地思考，不喜歡不完美的結果及對不平均的厭惡。正是因為大多數人都有的這些弱點，騙子們就能夠很容易地忽悠。正是因為人們不進行深刻的思考，這個世紀大騙局才能夠成功。 我父親他們那一代熱血青年，就是熱血大于思考的一些人。那時的中國有文化的人很少，這些被忽悠的知識分子又去忽悠了更多的人，最終造成了整個國家走上邪路，帶來了一個世紀的災難。邪教和亂世結合，果然將災難放大了幾倍。最終的責任，應該由馬克思開始的一代代的領袖們承擔。但是被忽悠跟著邪教做了壞事的人，也愧對受迫害的百姓和他們的子孫。 現在的年輕人已經遠離了文革和六四屠殺，他們可能更容易接受共產主義之後的新的大忽悠，也就是所謂的愛國主義。當年的法西斯就是在愛國主義的熱潮下做出了反人類的罪行，那不是希特勒等少數人，而是被他們忽悠的大多數不深思熟慮的德國民眾。我希望中國年輕人不要犯老幾代人的錯誤，不要再被新一代騙局帶到坑裡去。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