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媒帶火沙丁魚 澳洲超市出現搶購潮
2026 年 8 月 12 日
中共為紀念建黨一百周年，最近推出黨史新編。這本二十八萬字的書，貫徹習近平「不以前三十年否定後三十年，也不以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的混亂邏輯，全面肯定中共百年歷史，看來中共真是史上最偉大的政黨了。從頭到尾，沒有犯一點錯，有錯也是試錯，試過錯不再試，也就變成沒有錯。 在這個邏輯之下，文革當然也沒有錯。 不久前，有陶斯亮者（文革時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鑄的女兒），參加了葉劍英家族的一次大集會，幾乎所有的紅色後代都出席了，陶斯亮為這次聚會寫了一篇文章，為紅色後代唱了一番讚歌，但因此卻惹來另一些紅色後代的不滿。陶斯亮夾在中間不好做人，終於刪掉稿子完事。 陶鑄當年一度風頭很勁，從廣東第一把手，一躍而成全國第四把手，可惜沒「闊」上一年半載就被打倒，打倒還不算，還被迫害到患癌，失治而死。陶斯亮與老毛﹑林彪這些文革始作俑者的後代，再加上劉少奇﹑鄧小平等文革受害者後代一起，紅色家族濟濟一堂，果真相逢一笑泯恩仇了嗎? 近年來在習近平的「英明」領導下，文革正以迅猛的氣勢在中國大陸復活，網上已經有不少視頻，拍到大陸中小學生在跳忠字舞，唱紅歌，叫囂征服世界。政府對極少數異見人士實行大圍剿，網路審查無遠勿屆，文化創作上禁區重設，全國上下一片肅殺空氣。 習近平復活文革，是基於他對未來大陸相當悲觀的預測。國際環境急速惡化，必定影響國內經濟，科技被圍堵，與世界發展脫節，外貿更因為外部環境惡劣而必定走低。多年來積累的經濟發展不平衡諸多困素，一時間都集中在一起爆發，再加上人口紅利吃到盡頭，總之放眼國內外，滿眼都是壞消息。 面對預後兇險的判斷，習近平最近在視察廣西時，在湘江戰役紀念館發出「向死而生」的悲鳴，就是不但要準備過苦日子，還要準備過兇險的日子。為應付社會動蕩，只有把社會打造成更加專制﹑更加封閉﹑更加嚴酷，才能保全中共自己。 習近平老爸習仲勛也是文革受害者，習近平文革中也受衝擊，還要上山下鄉。他父親文革後，是痛定思痛比較深刻的一位中共高幹，也是最早倡議改革開放的一個政壇老人。習近平沒有跟著老爸的路子走，是因為他處在最高位置上，要保住中共紅色江山，唯有走迴文革。 習近平以老毛第二自居，一心想做世界革命領袖，改變世界歷史。他缺乏自知之明，野心大於能力，抱負流於空想。他上台後幾年，帶引中共走到今日這個惡劣的環境，證明他的思想和謀略都不足以承擔重任。他有權術，但權術可以保權力，不能為人民謀福祉。 最近溫家寶在澳門發表一篇文章，流露對當前中共處境的憂心，這在中共體制內是很不尋常的一種表現，是一種不和諧聲音。溫家寶發表文章的目的，有跳船的意味，公開表示他不認同習近平的極左路線。 習近平把中共搞到今日這種惡劣的境地，黨內老人當然不會滿意，但改革數十年，中國這塊肥肉已被紅色家族瓜分得差不多，各人的勢力範圍都已劃定，稍不小心失去平衡，就可能引起黨內激烈鬥爭，釀成大禍。因此，紅色家族都被綁在一架馬車上，互相依存，也等於互相保護，習近平駕車狂奔，車上的人即使心驚肉跳，也不敢跳車，一跳就有翻車的危險。 再說，有哪一個紅色家族沒有一點貪腐的把柄被習抓在手上？任何人敢亂說亂動，一旦被習針對，就可能被「繩之以法」，抄沒家財，身陷囹圄，永世不得超生。 因此，沒有人膽敢挑戰習的權威，各人守著自己的家業，全黨一起挨下去，且看會有什麼事發生。 今日要挽救中共，挽救中國，唯有出來一個大國手刮骨療毒，取習近平而代之，但遍觀朝廷內外，再找不到一個有擔當有本事有魄力的人，站出來登高一呼，扭轉乾坤了。因此中共與中國，都只有在這架馬車上狂奔下去，直至車毀人亡。 文革一定會重來，不但文革，中共終究會將大陸打造成一個軍國主義大國，美中之間必有一戰，世界必有一次大災劫。世界只有在一次大災劫後才能重生（如果沒有毀滅的話），這是我們的宿命，大家都坐穩了，系好安全帶，準備未來的大動蕩。 希望我看錯了，我只是依書直說，文革也回魂，世上就沒什麼事不會發生。 （全文轉自作者臉書）
據人民網報道，過去十多年，「紅色旅遊」成為中國特有的現象。中共文化和旅遊部部長鬍和平說，從2004年到2019年，每年參加紅色旅遊的人次從1.4億增長到了14.1億。陝西的延安一向被稱為革命聖地，自然是「紅色旅遊」的熱點。胡和平說，2019年，延安接待遊客達到了7300多萬人次。 文革中有首紅歌叫《回延安》，歌中以老革命的口吻唱道：「離別三十年，今日回延安」。當時我就納悶，怎麼離別三十年才回延安啊？又想起我們上中學時，語文課本里有賀敬之寫於1956年的長詩《回延安》，其中寫道：「分別十年又回家中」。我突然想到一個問題：怎麼毛澤東沒回過延安呢？ 延安是毛澤東的發祥地。毛澤東自從走出家鄉韶山，直到1949年進京稱帝，其中生活時間最長的就是延安，從1935年到1948年，長達13年。正是在延安時期，毛澤東在中共黨內贏得了至高無上的地位。在四卷本《毛選》中，70%的文章是在延安寫的。按理說，毛澤東是最應該回延安的。可奇怪的是，從49年毛澤東進入北京到76年毛去世，整整27年，毛澤東竟然一次都沒回過延安。這是為什麼？ 依我看，原因之一是，當年中共紮根延安，和延安人民相處太不愉快了。想想也是，陝北本來就窮，如今卻要養一個龐大的政府和軍隊，負擔之重可以想見。中共對延安人民的壓榨之重，苛捐雜稅之多，拉丁派差之繁，可以想見。 再有就是毛澤東和陝北幫斬不斷、理還亂的恩怨。 想當年，在井岡山的中央紅軍遭國軍圍剿被迫棄地而逃，在逃跑的路上得知陝北有一塊共產黨的根據地，於是率殘部投奔了延安。陝北根據地的劉志丹、高崗等收留了中央紅軍，這就是「陝北救中央」。雖然陝北幫對中共功勞很大，可是在黨內鬥爭中卻是首當其衝的犧牲品。 且不談劉志丹死亡的種種疑點，尤其是高崗，49年就當上國家副主席，深受毛澤東重用。可是毛澤東出爾反爾，後來又出於自己的政治需要，給高崗扣上「篡黨奪權」的帽子嚴厲批判；高崗被逼自殺，死後被開除黨籍。高崗手下的幾員幹將也紛紛遭到整肅。到了1962年，陝北幫的習仲勛又以支持「反黨小說」《劉志丹》而遭到批判和貶黜，文革中更是被打成黑幫。陝北幫幾乎全軍覆沒。 毛澤東深知他對不起陝北幫。毛澤東深知他無法面對劉志丹、高崗等人的親人和部屬，所以只好迴避，從不回延安。在整個毛時代，中共領導人里，只有周恩來在1973年回了趟延安。那時，周恩來已查出身患不治之症，自知來日無多。在延安和地方官員見面時，周恩來說：延安人民哺育了我們，使我們取得了全國革命的勝利。但是延安的農業還很落後，老百姓的日子比戰爭年代還苦，我們對不起延安人民。 「四人幫」垮台後，中共當局大力平反冤假錯案，高崗手下的幾員幹將和習仲勛都重新獲得重用。胡耀邦主張給高崗平反，但被鄧小平否決。當年鄧小平揭發過高崗，高崗自殺後，鄧小平進了政治局，緊接著又當上總書記。鄧小平帶頭整高崗、後來又從中獲得最大利益，無怪乎他堅決反對給高崗平反。 到了江澤民、胡錦濤時代，中共當局對高崗案進行複查，然後告知高崗的遺孀李力群說，高崗的案子「現在還不宜糾正。假使是現在，就不會那樣處理他了。」2009年8月29日，高崗的半身銅像在陝西省橫山縣武鎮鄉高家溝村高崗的故鄉落成。 2012年陝北幫的後人習近平上台，不少人以為習近平總要為高崗公開平反吧？殊不知，習近平也沒給高崗公開平反。箇中原因也很簡單，因為習近平一心要給共產黨遮醜。以高崗原來的地位，如果為高崗公開平反，央視、人民日報等官媒不能不大加報道，那就必然會引發民眾對毛澤東的錯誤、鄧小平的錯誤說長道短，對共產黨制度的說長道短。這是習近平不願意看到的，所以他也要對這件事輕描淡寫，盡量掩蓋。新出版的中共黨史對高崗事件竟然隻字不提。習近平一再強調要反對歷史虛無主義，可是他就連中共黨內的一樁70年前的案子都不敢面對。其實，他才是最大的歷史虛無主義。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美國政府正在大力推動基建計劃，方式與中國2009年政府投入五萬億救市（地方配套資金當年高達二十多萬億）相同，都離不開印鈔機的功勞。他山之玉，可以攻石，美國人特別需要記取中國當年5萬億救市的經驗。如今回過頭看，中國2009年5萬億救市的主要成功在於保障了就業，主要失敗在於扭曲了經濟結構，形成了政府對土地財政的高度依賴，嚴重抑制了居民的消費。更大的後果則是當時「鐵（路）公（路）基（基礎設施）」建設已經嚴重過剩，資金的主要流向是房地產，尤其是流向居民住房，當房地產嚴重過剩之後，中國不得不為過剩產能尋找出路，於是有了推向全世界幾大洲的「一帶一路」計劃，這個計劃如今經濟效益不彰，引發的國際矛盾甚多，不少項目成了一個又一個「援外」的准爛尾工程。 當此際，有必要分析當年中國5萬億救市的成敗得失。 印鈔機的開動 從2009年開始，中國經濟基本依靠增發貨幣來拉動增長。形象地說，每年發的貨幣，除了堆到房子里，剩下都堆積在債務鏈條里。 我這話不是唱衰中國，引自金融高官的話。2010年，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吳曉靈就說過：「過去30年，我們是以超量的貨幣供給推動了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貨幣超發嚴重 經濟貨幣化領先全球》（21世紀網，2013年1月28日）一文稱，2009年以來中國央行的貨幣供應量先後超過日本、美國、歐元區，成為當時全球最大的「印鈔機」，2012年全球新增貨幣供應量超26萬億元人民幣，中國占近一半。該文稱，經評估發現，均衡人均收入差異後，中國的經濟貨幣化程度高居全球前列。 中國到底超發了多少貨幣？以下數據可供參考：1. 中國貨幣發行增速遠遠快於GDP增速，截至2012年，中國十年間M2增速平均是18%，而GDP是9.5%；2. 截止2011年底，中國M2與GDP比值為1.89倍。其結果是人民幣購買力快速下降，中國陷入持續的高通脹狀態。這種情況下，一些專家討論過發行大面額鈔票，以便於流通，也可節約印鈔成本。中國政府權衡再三，寧可承擔高發行成本，也不肯發行大面額鈔票，其實主要是基於心理因素，不願意通貸膨脹顯性化，造成民眾心理恐慌。不少人已經公開說過，中國經濟穩與不穩，在於民眾信心。 美國是否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印鈔機？只要上美聯儲網站查詢，不難得出結論。 房地產抑制消費 中國人收入有限，出於對通脹的恐懼，人們擔心「鈔票毛了」，覺得只有買房子才算穩妥，所以居民購房支出逐年大幅增加，這裡只列幾個居民購房支出破千億、萬億、10萬億數據的年份。 年 份 居民年購房總支出（億元） 當年度購房負擔率 1998年 859 18.9% 1999年 1210 22.3% 2003年 4177 40.7% 2006年 11084 62.1% 2009年 24303 76.7% 2019年 124518 102.7% 2020年 138984 96.2% 從上述圖表所列的幾個關鍵數據可見： 一、房價直線上升。1998年，房屋銷售均價為2,062元人民幣；2020年，銷售均價為9,860元，較2019年上升2.6%。22年之間，中國房價平均上漲4倍多； 二、居民消費被購房支出嚴重擠壓。2020年，城鎮居民收入增幅只有3.5%，全年消費物價漲幅為2.5%，而消費支出萎縮了3.8%，是從1990年以來的首次消費支出萎縮，也是中共建政以來的首次。根據測算，2020年中國的購房總支出規模為13.90萬億，較2019年的12.45萬億，增長11.6%。直白一點說，居民寧可擠壓其它消費支出，也得買房。 三、中國居民個人債務沉重，多數源於購房。據金融從業者統計，在過去五年（2016-2020年），中國是居民債務增速最快的國家之一，增幅達22.2%，遠超過美國的0.9%、日本的7.2%和德國的4%。這就是中國居民的購房負擔率超高的原因。 政府對房地產的財政依賴更形嚴重 據中國官方數據，2020年中國賣地收入8.41萬億，全國財政收入約18萬億元，賣地收入佔全國財政收入44%，佔地方財政收入84%，這種情況下，無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都無法也無真實意願調整經濟結構。 無法調整，是因為中國國內消費萎縮，市場不景氣，產業結構自然無法調整，仍然是政府財政仍然依賴房地產的格局。這種情況下，自然也無意願調整。數年前我就撰文分析過，中國政府控制房地產的價格與規模，努力維持這個泡沫的存在，到後來，政府出於財政需要，房地產公司出於市場需要、房產擁有者出於個人財富不至於縮水，早在2010年代中期就形成了一個利益一致的利益共同體，都需要這個泡沫繼續維持。這也是房地產泡沫這頭灰犀牛至今仍然未發瘋的原因。 一個普遍的誤解：中國出口重興 2020年，中國出口增加，除了中國官方媒體之外，美國幾家主流媒體也一致認為中國出口重新興旺，很快可以與美國經濟一爭雄長。 美國經濟會怎樣，目前拜登政府的經濟政策追求意識形態滿足，違反市場規則，非常多的變數，本文另文專論。但如果仔細分析中國出口商品結構，就會發現，醫療用品、生活用品和在家辦公用品這三類商品，就是推動2020年中國外貿出口數據小幅增長的三大支柱，增幅最高的是醫療用品和紡織品（其實主要就是口罩用料），增幅分別達到40.5%和29.2%，這種增幅與疫情有關，註定是不可持續。其它的主要出口增長商品，以手提電腦為主的數據設備出口增加，是迎合疫情封閉狀態下人們在家辦公之需。塑料製品主要各類生活類用品、燈具、傢具、玩具之類，都是全球在疫情狀態下，各國被迫增加向中國的進口。概言之，到2021年年中疫苗大規模普及之後，這一波出口熱潮就結束了，不可能長期持續。 3月下旬，美國智庫、大學教授（含六位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前總統經濟顧問共20餘位去中國參加《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21》，其中包括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兩位及現任成員；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耶魯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大學的六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親民主黨智庫布魯金斯學會、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會長與前任會長、福特基金會會長、《經濟學人》主編等全部出場，這些機構、這些人是近二十多年美國對華關係的主導者。其中有幾位都在會上透露，美國拜登政府大興基建之後，將向中國、日本、歐盟購買大量商品，這對中國來說是個好消息。 從「二戰」以來，羅斯福新政成了政府實行寬鬆貨幣政策、通過大量印鈔加大財政投入刺激經濟、減少失業的代名詞，這些舉措既來自於凱恩斯的理論，又得到他的盛讚，在二戰之後成為西方國家政府干預經濟的模式，並且只談它的好處，但也有將近30%的經濟學家們對此持異議。如今，各國央行（美國是財政部，因為美國央行與財政部的功能正好與中國顛倒）都是凱恩斯主義者，奉行貨幣寬鬆政策。中國2009年五萬億刺激經濟，當時西方一片讚譽之聲，認為中國在國際金融危機之時拯救了世界經濟。但是，中國此後一直苦苦掙扎於債務泥潭，改善經濟結構無望，這些經驗都值得記取。 （全文轉自大紀元）
日前中國周姓男子駕駛著一艘橡皮艇，號稱從福建渡過台灣海峽偷渡到台中的台中港，該名男子聲稱他是為了投奔自由而來。 同時國防部通信電子資訊參謀次長室次長曹進平則表示，確實有觀察到不正常的畫面顯示，但是沒有證據證明是電戰干擾。但不管如何這名周姓男子的事件確實充滿不少疑點。 中國一年內適合攻台的時間不多，5月是一個非常好的時間點。4月梅雨季、接下來；且該名男子是被台中港的港務工人發現的，這個行為模式極其詭異。一般來說除非是政治性出逃偷渡，要不然沒有一個偷渡客會明目張胆向在地國國民主動曝光身分，下場絕對是抓起來問口供後，遣返回去，他在媒體面前說台灣比較好中國非常不好，現在不比從前，中華民國政府基本上不再收留所謂的「反共義士」，遣返的機率高於送到第三國與留在境內，討食物吃自曝蹤跡，絕非智舉。 且上述戰略與環境因素不論，人為方面有三個疑點： 1.此人真為了投奔自由，漂流到金門或馬祖不是更近？ 2.事發至今已過多時，海軍和海巡都被質詢一輪了，國台辦還沒出來開記者會，令人存疑。 3.何況海峽中線以西是解放軍軍艦和中國海警的常態巡邏區域，假設他們連一個偷渡男子都抓不到，那中國海警與解放軍海軍是將雷達都關閉、全員艦艇上睡才有可能。所以明顯是過來探路的機率更高。 同時海軍司令部參謀長蔣正國也明言，其油料判斷來看，直接從福建漂流到台中的機率頗低，已有不少人研判為接應者中途將汽艇放置海上再駕駛過來的。 倘若今天它可以一路從福建漂流過來，沒有被我國海巡發現也沒有被海軍雷達偵測到，千萬不可將其親易縱放與遣返。國防部、國安局、調查局等必須詳細從他的口供中追問出情報。假設這是一種練兵模式，用類單人汽艇的模式登台可進行滲透或者研擬另一種可規避我國反艦反登陸武器的先遣部隊登陸。 中華民國海軍極有可能在未來的監偵任務不再僅是監偵正規的航母、驅逐艦、攻擊艦等，這種疑似海上先遣隊或海上特工可能也必須納入偵搜範疇，甚至要放在國防部或海軍司令部的即時軍情動態內。 海巡就更不用提了，過去抓到偷渡與非法漁船一律都是扣留與遣返，現在要培養海巡的艦長與副艦長第一時間就得先判斷這個人的船隻類型、衣著、物資、油料等去判斷到底是單純的偷渡還是先遣特工，因為脫離了當下的時空環境和第一手的情報研判，假設這個人真的是訓練有素且有目的前來，要躲過情報單位的調查方式是有可能的，反正遣返本來就是他的目的，留在台灣內部接受庇護就變成間諜。 海軍上至司令部下至各基地未來的戰術地位將因此提升，這種海上偷渡模式已經從安全問題上綱到國防問題，這是一種戰爭模式開啟的前哨，海軍單位不能只是強化戰備而已，重整戰力與軍情偵搜的時代已經正式來臨了，也希望全民可以充當海軍更強的後盾。 （※作者為退役少校政治作戰官，目前就讀印度金德爾大學博士班。全文轉自上報）
英國的百年老店《經濟學人》雜誌發表了一篇封面文章，標題就是《台灣是世界上最危險的地方》，林林總總一通議論。記者們為此訪問了台灣各階層人士，得到的回答很有趣，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我們不緊張，外國人替我們緊張。次有代表性的就是：他們又在讓我們出錢買武器了。小地主心態躍然紙上。 台海危機是不是進入了危險時刻呢？前幾年還真不是。那時候大陸的經濟狀況還好，習近平地位也還好，正在忙於整肅官僚隊伍，以便確保他的個人獨裁更加穩固。反腐倡廉，唱紅打黑，就像一個強勢的皇帝該做的一樣。他沒工夫搭理台灣那個彈丸之地。 如今反腐倡廉被認為沒有反腐的效果，只不過是清理階級隊伍；中國經濟在快速下滑，各種不利因素積累的民怨正在走向沸騰；外交也不得不走向戰狼化，越來越依靠鼓動極端民族主義來獲取合法性。這時候需要一個高潮，來掩蓋獨裁政治的失敗，而軍力的擴充卻穩步向前，冒險的成本大大降低。這和當年希特勒的處境頗為相似。 就像美國政治家常問我的：中國周邊哪個國家會成為目標呢？我開玩笑地答道：最好是朝鮮。老百姓對朝鮮的核武器最緊張，而且那個白眼狼對中共也不怎麼友好。可是認真回答道：當然是台灣。這有三個理由：第一是名正言順，你們也承認那應該算國內戰爭；第二是美國來不及反應，你們要向中國宣戰得等著國會辯論；第三就是台灣人民生活富足，不願意打仗，一廂情願相信不可能打仗，這和大陸七十年前還沒被鎮壓的地主富農是一樣的心態，還說如果刺激了共產黨反而促使它開戰。 這第三條，確實是習近平的勝算。兵法云：算計勝則可戰。台灣人民正在促使習近平冒險。以色列為什麼面對強敵戰無不勝？根本原因就是全民理智，懂得自己保護自己的道理。台灣人民心無戰意，少數政治家再著急也改變不了必敗的形勢。何況武器兵力都不佔優勢，甚至是劣勢，哪裡有什麼勝算呢？ 台灣的小地主們有恃無恐的主要論據就是，我們這個重要，那個重要，美國必須保護我們。把寶壓在了美國的利益和國際信譽上：丟掉了台灣，國際就不再相信美國的保護了，美國地位將下降。這是個理由，但沒那麼強烈，地攤秀才們一廂情願的判斷其實最不可信。 美國確實有保護台灣的動機，這一點毋庸置疑。但和世界第二的大國開戰，和決策佔領格瑞那達一樣容易嗎？何況美國還有大量親共的政治家和學者，包括反戰的群眾組織來製造阻力。台灣唯有堅持足夠長的時間，美國、日本才有機會救你，假如美國真能通過國會的批准和第二軍事大國開戰。 所以保衛台灣的第一重要因素，是台灣人民有保衛自己的決心。一幫政客為了競選資金順著台商說話，政府官員和共產黨暗通款曲，勾勾搭搭，讓台灣人民怎麼提得起抵抗的決心？再加上小地主們說：台灣多驕傲呀，我們村三十里內都是老大了，誰敢惹我們？村民們也就跟著阿Q起來了。 美國新任情報總監說，不要戰略清晰，理由是否則中國會四處給美國搗亂。這理由確實牽強，那是因為她不願得罪親台灣的政客們。真正的理由是美國人民多年來對台灣的不信任：一邊靠美國保護，一邊和共產黨勾勾搭搭賺錢。兩黨一樣。一旦清晰了台灣政策，白眼狼們會變本加厲，最後把美國拖入泥潭。 （全文轉自自由亞洲電台）
4月16日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21年1季度經濟數據顯示，與去年同期相比，按可比價格計算，經濟增長18.3%；4月27日該機構又公布說，1季度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增長1.4倍。中共官媒不斷宣傳說，中國經濟已經完全克服疫情的困擾，在全球領先繁榮，一馬當先。從上述經濟新聞來看，似乎如此，但很少有人懂得中共統計數據的「貓膩」和奧秘，而真相就藏在這「貓膩」和奧秘背後。筆者為讀者們提供幾個中國統計局計算經濟增長數據的「貓膩」。 一、從「克強指數」一度走紅看中國的經濟增長數據 中共當局公布的經濟增長數據通常都領先全球。在世界各國和國際組織當中，凡是中共影響力比較深的地方，對這樣的經濟增長數據都不加質疑地接受，比如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貿易組織等；一些偏好於誇獎中共成就的各國學者往往也如此。但是，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人不免有一些懷疑，中國經濟真的那樣出色嗎？當然了，懷疑不能替代結論，所以，他們往往傾向於不太相信中共公布的經濟增長數據，但是卻無法得出自認為可靠的數據。 李克強在遼寧任職時曾經試圖用幾個較少受到政治因素干擾的經濟指標，即耗電量、鐵路貨運量和銀行貸款數量，來判斷遼寧經濟的真實走勢。當時這幾個指標被媒體稱為「克強指數」，一度在國際上和中國國內的經濟新聞報導中頗受關注。「克強指數」受到關注，本身就說明中國的經濟增長數據並不可靠，北京高層和地方當局心知肚明；而「克強指數」能一度走紅、並未遭到高層批判，也證明高層明白此「指數」自有其道理，並非「污衊大好形勢」。 「克強指數」不用GDP的增長數據來判斷經濟情況，自然是因為GDP的統計過程產生了浮誇。但是，「克強指數」所用的指標也未必就真可靠。1987年我在國家計委參加過一次經濟形式分析會，就挖出了水利電力部的數據造假。當時我在會上提出，水利電力部為了誇大火電設備超負荷出力的程度，以爭取更多電廠投資，統計火電設備發電利用時數時造假，因為該部公布的1986年4季度火電設備利用時數是按12月有32天計算的。當時社科院的吳敬璉也在會場，他倍感驚訝。事後國家統計局工交統計司承認，水利電力部報送給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工交統計司照單全收，未發現這個問題。 李克強進中南海了，「克強指數」卻無影無蹤了；他並沒把這套思路帶到北京，要求國家統計局仿效。顯然，李克強進中南海之後，只能按「規矩」唱「中央」的「乘勝前進歌」，而「克強指數」顯然不符合這首「歌」的「曲譜和旋律」，實屬「雜音」。 其實，西方的不少大投資銀行為了經營上做判斷，常常會研究出一套自己的估算辦法，來判斷中國經濟增長的真實狀況。比如，日本的野村證券公司從上世紀90年代就研究了自己的中國經濟數據分析方法，建立了獨家資料庫。筆者1987年在北京與該公司的研究人員交流過，那時我就發現，他們對中國經濟的把握，往往從中國學者不注意的細節入手，有一套獨特的路數。不過它們不會公開這些方法，而它們的估算方法也未必十分可靠。 二、中國的剛性經濟「增長」 中國官方公布的經濟增長數據有一個全球獨一無二的特點，那就是，這些數據總是展現出一種剛性「增長」，無論經濟情況好壞，基本上永遠是「增長」的。其原因在於，那不是經濟現實的準確反映，而是政治需要。 首先，經濟增長數據是中共的宣傳手段，所以它的功能不是如實反映現實經濟活動的真實面貌，而是務必體現高層確定的經濟增長目標；也就是說，既然經濟增長（不管是否給出具體百分比）是反映中共統治成效的政治性計量指標，就需要統計局用經濟增長率為這個政治指標背書。因此，統計局公布的經濟增長率之政治意涵，遠遠重於其反映經濟現實的原本功能。 其次，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經濟現實狀況背離了高層確定的經濟增長方向和範圍，統計局就必須設法在統計技術上玩出「花樣」，加以補救，直到產生出符合高層政治宣傳需要的經濟增長數據。中共統計數據中的「貓膩」和奧秘便應運而生。 再次，由於總有一些懂這種「貓膩」和奧秘的專家，經常從其它相關數據中挖掘經濟活動的真實面貌，為了防止他們「得逞」，在中國，宏觀層級的經濟統計數據並不完全公開，很多有助於推算真實經濟狀況的數據被列為國家機密。如此，統計數據中的「貓膩」和奧秘才能被掩藏起來。 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統計部門並不是一個單純處理調查數據的業務部門；它也是一個配合經濟宣傳的「喉舌」部門，它產生的統計數據必須為當局的政治需要服務。而宣傳當局的統治成效，需要「適當」的經濟增長率；若找不到客觀因素可以解釋經濟下降，一種政治上「不適當」的經濟增長率，高層是不會接受的，包括發明「克強指數」的李克強在內，中南海里辦公的「頭頭」們誰也不會中止統計局「玩」的這些「貓膩」。於是中國經濟就通常「增長」得很快了。 當然，還有一些經濟指標不管現實如何惡化都基本上靜止不變，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失業率。像這種高度體現中共經濟管理成敗的政治指標，統計局不敢如實統計，只能把它當作「常數」公布。 總之，統計局的目標是，讓公布的統計數據符合高層提出的經濟政策目標；高層提出什麼樣的目標，或者提出一個對內對外宣傳經濟成就的口號，統計局就必須算出一個符合「上面」意圖的數據。像經濟增長率這樣的政治指標，「上面」要求是多少，統計局肯定會給出符合要求的數據，對統計局長而言，那是政治任務。從這個角度來看，當你完全相信中國官方的經濟增長數據時，就等於你完全相信中共的文件口號。 三、識破中國經濟增長數據的統計奧秘 中國的經濟增長率實際上變成了一種統計局設計的數字遊戲，看不懂其中的把戲，就無法了解中國經濟的真相。所謂的中共統計數據的「貓膩」和奧秘，「貓膩」指的是統計局在技術手法上玩的「花樣」，而奧秘指的是這種「花樣」產出的統計結果。在工業統計方面，「貓膩」至少包括三種「法寶」：一，「計大不計小」；二，「計興不計衰」；三，「計虛不計實」。 「計大不計小」是只公布大企業的業績，不公布小企業的盈虧。經濟景氣的變化首先反映在中小企業身上，大企業不容易倒閉；何況大企業包括所有的壟斷性企業，它們還得到銀行的全力支持，經濟不景氣時所受衝擊自然小於競爭激烈的中小企業。在這方面，統計局設定了一個統計「口徑」，即本文開頭引用的經濟新聞中提到的「規模以上」工業企業。這個概念排除了所有中小企業，所謂的「規模以上」，其範圍是不斷升級的。據國家統計局公開介紹，1998-2006年指全部國有和年主營業務收入500萬元以上的非國有企業；2007-2010年統計範圍調整為年主營業務收入500萬元以上的工業企業；2011年開始，統計範圍變更為年主營業務收入2,000萬元以上的工業企業。之所以要不斷「升級」，就是為了「計大不計小」，以免中小企業的衰落倒閉影響經濟「增長」率。 「計興不計衰」是統計數據只包括經營業績較好的企業，但排除經營不良的企業。與「規模以上」這個統計「口徑」配套的，是統計局設立的一個「企業名錄庫」；統計經濟「增長」時，只有納入「企業名錄庫」的數據才用來計算經濟「增長」。為此，統計局把企業分成兩類，其行話稱為「規上企業」和「規下企業」，「規」者，上面提到的「規模」也。一個企業如果去年的業績上升，達到了上述的「規模」要求，便作為「規上企業」列入統計；如果今年其業績跌破上述的「規模」要求，明顯呈經營衰敗之勢，甚或陷入破產，那麼今年統計經濟增長時就把它「定性」為「規下企業」，從「企業名錄庫」中除名，連帶它去年的業績記錄也清除掉。這樣，在統計局的操作下，在經濟現實中企業的衰敗、破產和關閉永遠不會影響經濟增長的統計，自然，中共的經濟增長率也永遠是「正面」的。 「計虛不計實」是把物價上漲造成的工業增加值和利潤虛增統計成經濟「增長」。企業的收入永遠是按現行價格計算的，統計局宣稱，它計算經濟「增長」時排除了物價因素，只按「不變價格」計算增長率；技術上就是用現價產值除以物價指數（產出品價格指數）。如果要檢驗統計局是否故意低估物價指數，使得按「不變價格」計算的企業產值虛增，只要對比統計局計算「增長」時所用的物價指數就一目了然。但統計局卻從來不公布這個計算參數；不僅如此，統計局還特地規定，「自2008年開始不再對外發布年度規模以上工業分行業增加值數據」。這樣，統計局通過把「工業增加值」和計算時的物價指數這兩個關鍵數據列為「國家機密」，就堵住了專家們一窺「計虛不計實」奧秘的大門，使得「計虛不計實」的手法永遠「不見天日」。 四、中共經濟增長率的統計遊戲 上述這三種方法在中國其實是公開的秘密，國家統計局在它的網站上解釋「統計知識」時已明確說明，本文所引用者，蓋出於此。統計局欺絕大部分讀者看不懂其中的「貓膩」，所以它並非暗中「作鬼」，而是明裡「戲弄」讀者，諒你們也拿我誇大了的經濟「增長率」無可奈何。這類把戲，統計局內部使用的術語是「統計口徑或統計範圍」，只要玩弄「統計口徑」，就可以輕而易舉地讓經濟增長數據「報好不報壞」。 下面我引證中國國家統計局4月16日發表的統計數據新聞，標題是「2021年3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14.1%」。在新聞最後有一段附註，其中關於「統計範圍」的說明寫道：這個增長率是指「年主營業務收入2,000萬元及以上的工業企業；其次，「由於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範圍每年發生變化……和上年公布的數據存在口徑差異，主要原因是，（一）每年有部分企業達到規模納入調查範圍，也有部分企業因規模變小退出調查範圍，還有新建投產企業、破產、注（吊）銷企業等影響。」 絕大多數讀者看到的是「工業增加值增長14.1%」這幾個詞，卻極少有人細讀上引附註的文字；即便讀了，也未必理解其中之意。中國的國家統計局用這種半透明的辦法，其實已經告訴我們，它的經濟增長數據因為「計大不計小」和「計興不計衰」這類數字遊戲，本來就不可與上年度比，因此也是不可信的。 究竟要怎樣看待中國的經濟增長數據？這是個高深的經濟和統計研究課題。我以前在大學裡學的就是統計，工作後又長期研究中國的統計數據，所以積累了一些體會：一是要盡量參考非官方統計數據；二是要隨時了解中國官方統計的「統計口徑」變化並分析這種變化給數據本身帶來什麼樣的影響；三是要尋找官方統計機構宣傳經濟成就時不太使用的統計指標來觀察中國經濟。 面對統計數據成為宣傳手段的共產黨國家，相信其統計數據的可靠性，其實不只是天真而已。 （全文轉自大紀元）
華航機師群聚風暴繼續蔓延，又有政客抨擊防疫指揮中心有「機組員與一般旅客入境檢疫雙標」是嚴重的防疫漏洞。其實，病毒會變異，人也有不好的慣性與惰性，任何地方都有可能是「防疫破口」；倒是有人為了攻訐台灣的防疫政策，而裝作不知道為何機組員會有如今的檢疫規定？實在令人詫異。 航空公司機組員必須頻繁地出國，所以一直是國家檢疫規定里的特殊族群；如果要求他們每趟出國都與一般民眾一模一樣的兩周居檢規定，航空公司將難以運作。早前，機組人員的檢疫規定為機師為3天（居家檢疫）、空服組員為5天，再加上各自自主健康管理的天數；不過，在去年底發生長榮航空的紐西蘭籍機師到處趴趴走的事件後，長程航班或入境他國的機組員改成必須完成7天居家檢疫、7天加強版自主健康管理。 這項規定一出來，航空公司機組員怨聲載道，有人哀嚎這種生活根本像在坐牢，感慨自己淪為「上班工具」；也有人認為中央的新制是在逼迫機組員在工作和生活間做取捨，可能引發明年一波留職停薪及育嬰假等請假潮；更多人認為指揮中心不該只因一位機師染疫就延長居檢時間，這對其他守規矩的機組員不公平。指揮中心當時就回應，只要航空公司外站管理能落實，會在觀察1個月調整這個模式。 果然，在今年3月12日起，長程航班（入境第三級流行地區）機組員返國後得轉至「低風險」管理模式，居家檢疫5日，自主健康管理9日；4月15日再放寬，變成居家檢疫3天，以及自主健康管理11天，也就是目前的檢疫規定。 之所以不厭其煩地說明航空公司機組員過去一年檢疫規定的流變，其實是要強調：歷經將近一年半的長期抗疫，台灣的每一項防疫措施都有其規定的現實基礎。民主國家的防疫最難的不是它的「強度」，而在於如何有效防疫又能兼顧大多數人的正常生活運作。放寬航空公司機組員的檢疫規定，部分原因是基於對機組員的人道考量，更大的原因是要讓台灣的航空貨運能夠正常地運作；而過去一年，幾乎是台灣航空貨運有史以來最忙碌的期間，兩大航空公司貨暢其流對台灣的經濟成長更是居功厥偉。 所以，到現在還用事後諸葛的角度追究為何當初要放寬機組員檢疫規定，除了著眼於惡意的政治攻防，其實無甚實益。事實上，指揮中心早已祭出接種疫苗者的機組員可以不用隔離，只需7天自主健康管理的規定；但台灣疫情平穩，華航員工始終接種意願低落；言者諄諄，聽者藐藐，再好的政策也只能徒呼負負。 防疫是全民的事，指揮中心只能做出政策指引；但若當事人不落實，一切都成為枉然。防疫旅館內有沒有落實分艙分流？有沒有做好個人衛生？出現癥狀時有沒有即時通報，或者只是行險僥倖認為「不可能是我」？這都非指揮中心能力所及；倒是出了事之後，立刻說你「警覺性太低明顯疏失」，立馬要追出「戰犯」，而就算台灣防疫已經是世界冠軍了，還是要用事後諸葛的方式貼你一個「戰術錯誤」的標籤。試問，這對已經抵擋病毒近500天的防疫人員公平嗎？ 疫情再起，檢疫規定勢必趨嚴，許多人被限制活動，大型活動可能取消，公共場所必須實名制，連商家店面的生意都可能受影響，有怨懟與恐懼都是正常的。但互相的攻訐與猜忌無助於台灣防疫共同體，只有信任才能抗擊瘟疫，台灣人千萬記得過去一年抗疫成功的來時路。 （文章為上報主筆室撰寫的社論）
今年是中共建黨一百周年，中共推出一本《中國共產黨簡史》，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著，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號召全國大範圍學習這部歷史。 我沒有心情去找這本書來看，不問可知，編寫這部書，一定遵照習近平的「最高指示：「不能以後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也不能以前三十年否定後三十年」，就是中國共產黨永遠正確，光榮偉大。 我們讀歷史，最重要的依據是史實，有了史實才能有史識，有了史識才能形成史觀。 何為史實？就是真實的歷史，而不是扭曲、破碎、掩飾、割裂的歷史，先把歷史真實找出來，然後才作研究。 何為史識？史識就是對歷史的解讀。解讀歷史不能憑主觀好惡，首先要依循歷史的發展規律，其次要依循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後還要依循人性。歷史是人的行為組成，離開人性根本無法解釋；歷史的發展都以人民的根本利益為基礎，離開人民的整體利益，歷史就沒有方向；歷史有自己的發展規律，它依循人性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去發展，違背這三個大原則去解釋歷史，都是荒唐的。 何為史觀？史觀就是對歷史的宏觀認識。歷史不但要解釋，還需要有一個通盤的宏觀的概括，通過史實去掌握史識，由史識去確立史觀，唯有掌握了史觀，歷史對我們才是有意義的。正確的史觀帶引我們去認識歷史，透視現實，瞻望未來，錯誤的史觀使我們耳塞目盲。 中共可能是世界上最重視歷史的政黨，中共統治中國的合法性，不是來源於中國人的授權，而是來源於他的打江山坐江山。歷史是他們對自己的描述，把自己描述得越偉大越英明，他的合法性才得到確認。反之，如果中共給中國人的認知，是不但沒有做多少好事，反而把中國人害得很慘，政治上壓迫，經濟上盤剝，文化上專制，如果他做了很多壞事，中國人無人不知，那他統治的合法性就不存在，不存在合法性，他就很容易被中國人推翻。 所以中共重視歷史，千方百計打扮自己，把「衰嘢」都抹去，把成績都放大，只要中國人個個相信他提供的歷史，接受他對歷史的解釋，確立與他一致的史觀，那中共就可以堂而皇之大模斯樣坐江山了。 反之，如果真實的歷史呈現出來的中共，卻是一副殘暴、無恥、專制的面目，數十年來折磨中國人，害死數以千萬的同胞，又把經濟文化搞得一塌糊塗，民不聊生，那他統治中國的合法性就大有疑問。因此，中共的歷史是不能有瑕疵的，是不能質疑的，歷史真相要掩蓋，歷史研究要限制，歷史觀要符合中共的利益，而不是中國人的利益。 前三十年是誰否定的？其實都是中共自己否定的。反右運動在文革後徹底否定，為什麼右派分子都要平反？不但平反，還要作出賠償，如果反右正確，何必平反？大躍進也被中共自己否定了，大饑荒一來，大躍進就做不下去了，如果大躍進、大鍊鋼鐵、人民公社都是偉大正確，那為什麼沒有一直推行下去，直到現在還在躍進？大饑荒死了四千萬人，這是有統計數字依據的，連劉少奇都說，餓死人要上史書的。文革也是中共自己否定的，中共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里，就把文革定性為「由領導者（毛澤東)錯誤發動的，被反動集團（林彪集團和江青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中共承認自己在歷史上對中國人民犯下的錯誤和罪行，這本是會得到中國人民擁護的，一個政黨正視自己的錯誤歷史，正是這個黨的生命力所在，也是中國人繼續對中共黨抱有希望的依據。但中共認識自己的錯誤，只是在文革後痛定思痛的那十年左右時間，此後中共對自己的錯誤和罪惡，越來越諱莫如深，越來越文過飾非，直至習近平手上，乾脆把所有的過錯和罪惡都一手抹去，連自己否定過的，也都再一次不認帳。 古今中外，歷史真相從來不會埋沒，中共的骯髒歷史遲早都會大白於天下（其實在海外無人不知)。中共粉飾自己的歷史，基於一種農民式的愚昧和無賴，與現代觀念背道而馳。事實就是事實，謊言就謊言，歷史嚴明，容不得抵賴和諉過。 不久前香港教育局把小學課本中的「中華民國退守台灣」，悄悄改成「國民黨退守台灣」，就是篡改歷史的一個例子。香港中文大學把「大學研究服務中心」拆散（這個服務中心收藏了最豐富的中國當代歷史資料），目的也是阻止香港和海外華人去追究中共的歷史罪惡。統治者以為他們能操控歷史，事實證明，他們最終將被歷史清算。秦始皇是千古暴君，毛澤東也終究是千古暴君，習近平粉飾黨史，到頭來只是白費心機。 （※作者1978年赴香港定居。曾任《新晚報》副刊編輯、《文匯報》副刊編輯及天地圖書公司總編輯。本文轉載自作者臉書專頁／原標題：篡改歷史者，最終必遭歷史清算）
自美國前總統川普因應中國不公平競爭手段與竊取美國先進技術疑慮以來，美國政府對中國產品的進口關稅政策，以及美國輸出中國的科技產品與外國使用美國技術生產的產品等，皆已採取嚴格管制手段。截至目前為止，美國政府對於中國的政策態度並未因為拜登上台而發生改變。此外，在以美國為首的許多先進國家對中國負面看法逐漸增加當下，中國卻未有調整，還祭出負向攻擊，甚而發起戰狼外交，這樣的現象，在近期違反人權的新疆棉花事件更是一覽無遺。 新疆棉事件後，即使過去一向與中國維持友好關係的歐盟，各會員國面對中國的交往政策也有所調整。特別是近期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CSIS)」的網站在中國被封禁，外界認為可能是該智庫在其網站上聯名發表了題為《我們和MERICS站在一起》的文章。MERICS是指總部位於德國柏林的智庫「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中國政府在3月22日宣布對該智庫實施制裁。 換言之，即使外國重要學術智庫對於新疆人權相關議題提出不同於中國政府的看法，中國政府也無法容許，若中國對於外國智庫的言論審查政策態度持續封閉，中國與西方國家的衝突只會愈來愈大。 如果外國智庫對於不利中國的言論會立即受到中國政府管制，顯見中國境內的人民或廠商更不可能有言論自由，或者該國境內的人民或團體同樣也會受到中國政府的控制，若此，則中國的廠商或人民到外國投資或就學，將有可能繼續受到中國政府的控制。如今，中國廠商所生產的產品已逐漸被發現會將消費者的使用資訊傳回中國，這表示使用中國產品的個別消費者資訊，一樣是沒有受到保護的。 民間也該禁用海康威視 隨著中國手機APP軟體、華為、大疆（DJI）無人機與海康威視等公司產品陸續被揭露有竊取消費者資料疑慮後，許多國家的政府部門已陸續禁止上述公司的產品，我國政府也採取相同措施。可惜的是，目前尚未看到民間部門自主禁止採用，或政府限制私部門使用那些會讓我國消費者資料外泄或回傳至中國的產品。 近期媒體報導，中國火鍋品牌「海底撈」溫哥華分店裝監視器的影像會回傳中國，台灣的海底撈公司也被發現使用的監視器品牌，就是中國最大的安全監控公司「海康威視」(Hikvision)，該品牌也是中國在東突厥斯坦地區壓迫維吾爾族監控技術的合約商，提供該地區臉部辨識系統、「再教育營」的「司法局教育轉化基地監控系統」。雖然海底撈公司聲明店內影像不會在台灣以外地區備份，且宣稱若有違反法律，會願意承擔所有責任，但是，民主國家的政府不會像共產政權監控所有廠商與人民的一舉一動，因此，海底撈公司是否有將資料回傳中國，且台灣政府有無能力知道其是否有回傳，消費者並不清楚，亦即，海底撈公司對台灣消費者的聲明並不可信。 應禁止私部門業者使用 行政院在2019年曾將中國華為、中興通訊及海康威視三家廠商列入公務機關禁止採購的黑名單，但是，若政府對於這些品牌有疑慮而不敢採用，自然應該同步禁止這類產品輸入台灣，而非僅是政府部門片面禁止使用。 雖然政府要盤點所有監視器品牌必然耗費大量成本，但在面對大型連鎖業者已被檢舉使用侵犯新疆人權的監視器品牌情況下，除非政府有能力為該中國品牌背書，否則政府有責任禁止民間業者更換該品牌監視器，以保護消費者權益。政府禁止有國安疑慮的產品進入台灣，並不會違反世界貿易組織的規範，反而是放任這類產品進入台灣竊取資料，才是和WTO主張公平貿易的精神有所違背。因此，資料保護與資訊安全不應區分公部門與私部門，希望政府對於上述中國產品的管制政策需有更周延的設計。 （※作者為淡江大學產業經濟與經濟學系合聘教授，全文轉自上報）
國民黨智庫副董事長連勝文4月29日再次批評民進黨無法解決疫苗問題，他說，如果今天是國民黨在執政，疫苗問題早就解決了；連勝文還不斷強調，他實在太想出國了，如果台灣現在有高效能疫苗，他一定馬上施打，然後去夏威夷。 連勝文談話的前提是「如果是國民黨執政」，外界或許可以來揣度一下，「如果國民黨執政」，台灣的疫情會變怎樣？ 如果國民黨執政，第一個面對的其實是口罩問題。去年元月初爆發新冠肺炎的第一時間，閣揆蘇貞昌宣布管制台灣的口罩出口，前總統馬英九抨擊此舉「氣度不夠、沒有人性」；當時還是高雄市長的韓國瑜認為「這未必是聰明的決定」。這些國民黨頭人當時主張應該用口罩援助中國，對照去年上半年台灣到處搶口罩的窘境，迄今還沒看到他們為自己當時的口出惡言，還給蘇貞昌一個應有的公道。 至於國民黨是不是有腦子在這麼早的時間就想出「口罩國家隊」的點子，實在很令人懷疑；倒是當時看到不少國民黨立委當時對口罩國家隊有「圖利（口罩）廠商」、「盲目擴廠」、「政府牟利」、「（領取）手續不便民」的批評。只是，如果當時口罩沒及時擴產，快速而又公平地送到民眾手中，別說不會有延續到現在的「Taiwan can help」外交援助計劃，連疫情能否擋下來恐怕都還是未知數。 回顧這場抗疫戰爭，幾乎所有的公衛專家都認為，在第一時間關閉與中國的邊境往來，是台灣能及時控制疫情的關鍵；以當時對病毒毫無所知的情況，只要慢個一兩天，染疫人數恐怕就是以等比級數增加。「如果國民黨執政」的第二個問題是，以國民黨人與對岸政府交好的程度，要他們在去年元月23日斷然關閉邊境，給中共難堪，是多強人所難的一件事。但如果不關閉，後來的台灣又會陷入什麼樣的疫情煉獄？ 再用比較長的時空背景看待現在加諸於台灣疫苗政策的批評，那就更荒謬了。台灣沒疫苗時，這些人質問人命關天，政府為何不趕快去搶疫苗？台灣好不容易有疫苗了，同一批人又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指控「買貴了」、「有利益輸送」。現在開始施打疫苗了，卻開始大罵為什麼沒有「高效能疫苗」？為什麼打疫苗的人這麼少？怎麼看都不順眼，怎麼做也都不滿意。 其實，以上的問題，都只要用常識就可以回答。 台灣疫情防控世界第一，別說台灣人根本沒有打疫苗的迫切需求，即使從人道的角度，台灣人都不該花大錢在國際市場跟疫情瀕臨失控的印度、歐陸與美洲國家搶疫苗。而指揮中心已經不只一次公開說他們無法掌握國際疫苗到台灣的時間了，地方政府與政治人物還裝腔作勢攻訐中央「不給疫苗到的時間」、「沒疫苗怎麼防疫」，無非是想營造莫須有的政治衝突。 民主國家的防疫政策當然可以批評，但既然防疫人員還在前線打仗，甚至有人因此而染疫，那些見獵心喜以為找到「政治破口」的人，至少也該為別人留些餘地，或問問自己：「如果我是他，能做得比他更好嗎？」對辛苦的人多些體諒，對未知的事多點謙卑，這種身為同胞的同理心，真的很難嗎？ 直到今天，印度醫療崩潰、哀鴻遍野；歐美國家反覆封城、經濟停頓；就連日韓迄今都人心惶惶，難以倖免；但連勝文卻說他好想出國，好想打「高效能的疫苗」去夏威夷。站著說話不腰疼，看人挑擔不吃力；這樣一群只用口水防疫的政客，到底是活在什麼樣的平行時空？ （※作者為《上報》總主筆，全文轉自上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