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监管机构允许浆果农药残留增至500倍 被斥“疯了”
2026 年 7 月 20 日
2008年，日本电视台制作了一部电视片《那时候，我们的生命薄如纸》（On That Day, Our Lives Are Lighter Than The Toilet Paper: The Great Cowra Breakout），作为曾震惊世界的一场战犯血腥越狱事件的55年祭奠。该事件发生在二战结束时的澳洲Cowra，导致2百多日本战俘的亡魂永远地留在这块土地上。为了让后人铭记那段不堪回首的惨痛历史，1992年，联合国将澳洲的世界和平钟设在了Cowra，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个设立在偏远小镇的和平钟，偏远宁静的Cowra镇也因此声名远播，游客不绝。 1992年，联合国将澳洲的世界和平钟设在了Cowra，成为了世界上唯一一个设立在偏远小镇的和平钟。（图：Cowra地方政府） VCT News 看传媒新闻网 · 来自Cowra的和平钟声 点入音频收听：来自Cowra的和平钟声 樱花盛开的Cowra Cowra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西部地区的一个城镇，坐落在翠绿的拉克兰山谷中美丽的拉克兰河畔，距离悉尼大约300公里，中西部高速公路，奥林匹克公路和拉克兰山谷路等三条国道在Cowra交汇，天然的地理环境成为十九世纪中期淘金客的落脚地和交易处。宁静的花园，肥沃的农田，优质的葡萄酒和文化遗产吸引了众多早期移民的远赴与开拓。 每年的9月，当千树万树的樱花在这片土地上盛开时，Cowra的日本花园中就会举办一年一度的“樱花节”。（图：Cowra地方政府） 战俘越狱事件过去了近八十年，如今的Cowra镇充满了日本元素，历史建筑原貌、日本花园、遍地樱花、战俘集中营遗址以及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成为了Cowra独有的象征。 越狱事件 那一年，二战濒临结束，澳洲军舰将几千名被俘军人从亚洲战场运送回澳洲，并关押在地处Cowra的战俘集中营里。战俘主要是日本人、意大利人和日籍台湾人。他们悠闲地生活在集中营里等待着战败国的认领。 二战濒临结束，澳洲军舰将几千名被俘军人从亚洲战场运送回澳洲，并关押在地处Cowra的战俘集中营里。（图：Vision杂志） 但对于血液里流着武士道精神的日本军人来说，被俘是一种无颜面对祖国的耻辱，他们宁愿牺牲在作战战场上，也不能以战俘的身份回到故土。 1944年8月5日凌晨，皓月当空，战俘集中营中的1,104名日本战俘，突然发起一场当代军事史上最大的集体越狱行动。他们手持木棍等粗制的“武器”，在狂叫声中，以“自杀式袭击”勇敢地扑向带刺的铁丝网和机枪射击区域。他们仅有的掩护是棒球套、毛毯和大衣，情急之下的澳洲守卫士兵用机枪扫射都无法阻止日本士兵一心赴死的决心，他们前赴后继，用一层层的血肉之躯架起一座翻越铁丝网的人墙，并攀上岗哨亭徒手杀了澳洲机关枪手，最终三百五十多名战俘越狱成功。 但一周之后，所有逃犯全部被抓回营地。整个事件中，共有107名战俘受伤，231名日本战俘和4名澳大利亚士兵丧生。 日本花园 越狱事件震惊了世界，也给崇尚和平自由的澳大利亚蒙上了一层羞愧无奈的色彩。为了尊重与安抚命丧Cowra的日本战俘的亡魂，也为了获得亡魂亲属的谅解。在Cowra退伍军人俱乐部及当地政府的努力下，不但在当地的澳洲烈士公墓边修筑了日本死亡军人灵园公墓外，还决定为那些亡魂建造一座独具日本特色的花园。 日本死亡军人灵园公墓。（图：Cowra地方政府） 1979年，一座由日本著名园艺景观师中岛剑Ken Nakajima设计的“日本花园”在Cowra诞生了。这座超越国界的花园秉承了日本园林景观的特点，利用山、水、石的组合，既富有传统的日本风情，也体现了日本勇士信仰中“禅”的意境。花园的周围充满了澳洲的桉树与日本的樱花，澳日之间化悲痛为友谊的情结尽在这无言的盎然花树之中。 1979年，一座由日本著名园艺景观师中岛剑Ken Nakajima设计的“日本花园”在Cowra诞生了。（图：Cowra地方政府） 2000年，中岛剑去世后，他的后人依照他的遗言，将他的骨灰安葬在这座日本花园里，他愿意伴随那些日本将士的亡魂一起留在Cowra这片土地上。 亡魂与遗址同在 当年的战俘集中营早已是断壁残垣，但当地政府尽可能地保留了历史原址，为后人留下一些可以想象的空间。原址的周围是绿色旷野，铁丝网与岗哨亭依在，通向外面的车道两旁布满了粉红色的樱花树。当地的解说员向驻足游客详尽叙说着当年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 1944年8月5日凌晨，皓月当空，战俘集中营中的1,104名日本战俘，突然发起一场当代军事史上最大的集体越狱行动。（图：Cowra地方政府） 静静地望着眼前这片残留着硝烟与血泪的土壤，似乎看到了战俘们疯狂地涌出和机关枪的火焰，仿佛听见了划破星空的怒吼与一心赴死的惨烈。 日本学生在日本军人墓前追思。（图：Vision杂志） 77年前，日本战俘原本已经迎来了自由，却依然为了捍卫军人的尊严，不惜客死他乡，选择永远地躺在了这片土地上，留下231个再也回不去的亡魂。 Cowra的夜幕慢慢降临，市政厅门口和平钟再次响起，钟声显得格外的沉重，穿过田野，在山峦中回荡。 文化与和平的力量 令人伤心遗憾的往事不值得宣扬，但澳洲人也并没有刻意隐瞒，从世界和平钟破例落脚在Cowra那时起，Cowra已经成为了颇具盛名的旅游之地。 日本艺人会在这里举行精彩绝伦的节目表演。（图：Cowra地方政府） 每年的9月，当千树万树的樱花在这片土地上盛开时，Cowra的日本花园中就会举办一年一度的“樱花节”，一些日本艺人会在这里举行精彩绝伦的节目表演，过往游客可以在此感受经典传统的日本文化。 当地的退伍军人俱乐部还会在日本死亡军人灵园中举办一个告慰亡灵的仪式。一位老年的退伍军人麦克表示：“这些日本军人原本可以回国去的，却意外地留下了，我们有义务替他们的家人守护他们的亡魂。” 澳洲老兵向日本战俘死难者致意。（图：Vision杂志） 一位专程从悉尼赶来参加仪式的日本总领事对此非常感叹，“战俘的亡魂能获得澳洲人如此的尊重，那是日本人的荣幸。”他说：“这不仅体现了澳洲与日本的友谊，也是两国人民共同维护和平的决心。” 日本花园与和平钟，构建的不仅仅是一块旅游胜地，更是澳大利亚人引以为豪的善良与价值观。 Funding for the above “From China to Australia” project has been provided by the NSW government.
55年前，北京发生了一系列的杀戮、抄家、批斗事件，这些文革初期红卫兵主动参与致使上千人非正常死亡的事件主要发生在1966年8月，故称“红八月”。当年8月24日和随后几天，已故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及其家人经历并见证了人才济济的中国高等学府清华园如何一夜之间变成了人间炼狱。黄万里先生的女儿黄肖路近日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回忆了她父亲和一些她熟悉的清华学者、文人在1966年“红八月”中的遭遇，以此来揭露那些赞美毛时代、篡改历史并煽动文革回潮的中共官方宣传，并呼吁人们牢记“十年浩劫”的惨痛教训。 黄万里先生1911年出生于上海，是著名教育家、民主人士黄炎培的第三个儿子， 2001年在北京清华园因肺癌病逝。 黄万里的小女儿、黄万里研究基金会主席黄肖路近日在接受美国之音访谈中回忆了黄万里一家人和其他清华师生在55年前的“红八月”中遭受的惨烈冲击。 同在清华园 父子见面难 黄肖路说，她父亲黄万里1957年因在清华校内刊物发表散文《花丛小语》而被毛泽东批评“这是什么话？” 中了毛的阳谋，以后被打成右派分子，文革时仍未“摘帽”。她母亲丁玉隽当时在清华大学校医院工作。 黄肖路说，她二哥黄二陶是清华大学冶金系学生，正常情况下应该1967年毕业，当时住在清华园学生宿舍，却因文革开始后的政治气氛，有三个半月不敢回到清华园新林院5号甲的家看望“右派”父亲、母亲和妹妹。 “他是住在7号楼学生宿舍。自从6月份清华附中和清华大学文革闹得轰轰烈烈开始到9月中，我二哥黄二陶都没有回家看过。因为我们都互相避讳，怕（被认为）回反动的没摘帽的大右派父亲家串联什么的。我们互相都要回避。” 阴阳头、癞痢头、光头 1966年8月24日，黄万里被红卫兵用皮带抽打以后还被剪了阴阳头。 黄肖路说，她父亲当天晚上从二校门被拆现场搬石头后回家，用家中使用多年的理发推子自己把阴阳头剪成接近于光头的平头。 “到了1966年8.24晚上，就派上了用处。我父亲就把这个推子找出来。我妈还没回到家，他自己就把红卫兵给他剃的阴阳头，照着镜子，差不多地推成平头、一个光头。” 黄肖路告诉美国之音，第二天黄万里到水利系劳改地点后，红卫兵命令他把一同劳改的难友们剪成阴阳头。 “红卫兵递给他一把破剪子，说黄万里，去把他们那几个人的头理了，理成阴阳头。我爸当时特有心眼儿。就故意把他们的头发左边剪掉一些，右边剪掉一些，弄成了我们所谓的癞痢头。” 黄肖路说，这些批斗对象被拉出去示众以后，因为害怕遇到外校红卫兵或者路上的小孩子再遭受殴打凌辱，一直在劳改地点躲到天黑以后才敢回宿舍。 “那时候单身的人连把剪刀都没有。他们想着明天要带着黄万里给剃的癞痢头要再去劳改，将要受到鞭打呀、侮辱啊，正在非常恐怖无奈的时候，突然乓乓乓敲门，宋德楠和陈尔桔一看，黄万里冲进来了，递给了他们这个推子，说你们俩赶快理，你们理完了，我还得送给胡嘉博他们呢。这两个人当然用感激涕零都没法形容了。” 黄肖路指出，黄万里当时的身份是没摘帽右派，竟然敢在8.24恐怖经历的一天之后冒着生命危险骑着自行车去给他的难友们送理发推子，尽其可能地维护他们起码的一点尊严，他的仗义为人让当年的难友们至今难忘。 “黑帮”被迫互相打人 又过一天，8月26日，黄万里的好友、清华校医院院长谢祖培等一批被打倒的专家、学者与清华大学党委第一副书记刘冰等校领导被红卫兵拉出去游街。他们被要求一边行走一边用木棍打前边的人。 据刘冰的文革回忆录《风雨岁月》记载，刘冰前面的人是谢祖培，他不忍心动手打这位非党人士的老专家，但是在旁边监视的红卫兵打刘冰耳光，以武力逼迫他打人，无奈之下刘冰只好在谢祖培的屁股上打了几下。 后来谢祖培把这件事告诉了黄万里和家人，并且讲了他在生物馆关押期间另一件遭受虐待的事。 医学专家渴饮厕所水 黄肖路说，谢祖培是留德医学博士，是一级医生，月薪300多元人民币，在当时是很高的工资，是看管他的那名炊事员工资的将近十倍。黄肖路说，谢祖培在8月24日那天被打得皮开肉绽，血迹斑斑，并且出了很多汗，口渴难耐，可是那名炊事员不许他喝水，他就想了个办法，到厕所去喝冲厕所蹲坑的自来水。 “我看过清华公共厕所蹲坑有多脏。作为外科大夫的谢祖培，就趴在蹲坑，拉了水箱，水流下来，他趴在蹲坑那，用嘴接住了清凉的水。他笑眯眯地对我爸说，‘黄先生啊，我这辈子可没喝过这么甜美、清凉的水了。’” 钱伟长拒当搬尸工 1982年，黄肖路移居美国，目前在华盛顿近郊居住。她告诉美国之音，1990年代末，她开始搜集资料，研究文革历史。 黄肖路指出，1966年8月24日，清华大学一大批被打倒的所谓当权派校系领导和专家教授们被关进“牛棚”生物馆，其中包括著名力学家钱伟长，四十天以后才放出来。 黄肖路引用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教授的回忆著述表示，黄延复当时也被关在生物馆，他曾听到钱伟长在被关押几天后向红卫兵要求回家，并说他不想再去搬死尸。 “他就听见，可能是8.26、8.27了，钱伟长就在那大吵，好像连哭带吵，说‘我今天再也不去搬死尸了。我宁愿……你们就把我放了吧，我回家了。’” 黄肖路表示，那段日子清华园几乎每天有人丧生，有不堪凌辱暴力虐待被迫自杀的，有被殴打致死的，也有一些老人为了不连累家人服安眠药自尽的。 黄肖路估计，1966年 8月24日之后几天之内，清华园至少有10位老人死于非命。但是她说，那段时间究竟多少人非正常死亡一直是个谜。 亲人相聚 悲喜交集 黄万里夫妇育有三子三女，黄肖路在三姐妹中排行最小。 黄肖路说，1966年8月27日，北京红卫兵抄家打人的狂潮稍微缓和，她的大姐和二姐等家人从北京市东城来到清华园探望父母。二姐黄无满看过黄万里后背上被皮带抽打的道道伤痕后，庆幸父亲仍然活着，并且说了让黄肖路感到惊讶的一番话。 “我二姐就特别高兴，说‘爹，你真幸运呐。你知道吗？我们东四礼士胡同小学的体育老师都被打死了。东城区、西城区纠察队见着地富反坏右，甚至于根本不是地富反坏右，他们认为的坏人，就是往死里打。你在清华大学里待着，到底是大学生，比那些中学生文明多了。你才受了这么点皮肉痛苦。’” 黄肖路回忆说，听了黄万里用推子把自己被剪的阴阳头改成了平头，第二天又冒险送推子给四个难友，让他们把癞痢头改成平头、光头的故事，她大姐黄且圆吓得几乎要哭了。 “她说，‘爹，你怎么这么大胆？你不怕红卫兵要报复，要刮你的头皮呀？你怎么这么大胆。两个人，一个是高兴得不得了，一个害怕得快要哭了。唉，我永生难忘。她们说话的表情、语气我永远记着。” 在结束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时，黄肖路引用已故文学家巴金的话说，“我们都应该有一个共同的决心，绝不让我们国家再发生一次“文革”，因为第二次的灾难，就会使我们民族彻底毁灭。” “所以对我来说，记录文革历史，是防范文革灾难再来的第一首要任务。”
延宕一年之久的东京奥运会终于在紧张与惊喜中圆满闭幕。奥运会不仅是一场追求更高、更快、更强体育精神的盛会，也是各国展现国家综合实力和国民精神面貌的一次绝佳舞台。各国选手参加奥运会有举国体制下的负重前行，也有兴致所至轻松上阵。澳洲展现的是南半球欣欣向荣的土地上走出来的一群多元文化、英姿博发的运动健儿。 澳洲展现的是南半球欣欣向荣的土地上走出来的一群多元文化、英姿博发的运动健儿。（图：看传媒） 这次澳洲派出的奥运代表队被认为是最多元化的，不分族群、年龄、性别、职业的人都可以参加，堪称一场全民运动，体现了澳洲是一个多元文化主义和机会均等的社会。 VCT News 看传媒新闻网 · 多元文化主义是澳洲最闪亮的名片 点入音频收听 “多元文化主义是澳洲最闪亮的名片” 常言道：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澳洲取得今天的成就并非一蹴而就，她也有一个曲折的历程。众所周知，在20世纪初叶，澳洲从地方到联邦有过一段限制亚洲裔移民的历史，这段历史也被后人们诟病为“白澳政策”。如果我们用今天的眼光来看，这样的排他性移民政策显然不符合普世价值，但是放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却有其必然性。 当时澳洲限制亚洲移民的原因，除了有对亚洲移民的刻板印象，也有担心大量亚洲移民的涌入会冲击当地的劳动市场，给社会带来负面效应。 梅光达 Mei Quong Tart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澳洲社会对于亚洲移民的看法并不非铁桶一块。像梅光达这样的华人通过努力跃升到澳洲主流社会，依然能受到社区的尊敬。还有华人和欧洲裔移民通婚，谱写锦瑟和鸣的佳话。如果我们评价这段历史，只看到族群冲突的明线，而忽略了多元融合的暗线，显然是不客观的。 今天澳洲呈现在我们面前多元文化主义的绝美画卷正是从那时徐徐展开的。二战后，世界范围内都掀起了民族解放和民族自决的运动，共产主义势力乘机进入东南亚地区，给当地带来冲突和动荡。为了应对共产党的威胁，以澳洲为首的英联邦国家启动了“科伦坡计划”，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学生得以进入澳洲留学。加上韩战以后，澳洲在亚洲的位置越来越重要，对移民的需求也越来旺盛，不合时宜的“白澳政策”开始受到各方抨击。 今天澳洲呈现在我们面前多元文化主义的绝美画卷正是从那时徐徐展开的。（图片来源：青苹果节官方） 1966年，爱德华•霍尔特出任澳洲总理后，在移民政策方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并推行多元文化计划，解除对移民和定居的法律限制。从此，澳洲迈向了废除“白澳政策”的关键一步，并于1973年彻底终结了这一备受争议的政策。 澳洲迈向了废除“白澳政策”的关键一步，并于1973年彻底终结了这一备受争议的政策。（图：看传媒） 中国历史学家钱穆曾经说过：“文化是一个民族生活的总体，把每一个民族的一切生活包括起来，称之为文化。” 多元文化带给我们最直接的感受的是不出国门，就能感受到浓浓的异域风情，在家门口就可以品尝到中国菜、泰国菜、意大利菜等各色菜肴。多元文化融合也为澳洲各行各业输送人才，保证了澳洲的创新发展能力。 多元文化融合也为澳洲各行各业输送人才，保证了澳洲的创新发展能力。（图： Shivakkumar Rajendram） 多元文化主义呈现出了不同文化的差异性，鼓励不同文化之间的宽容与尊重，这是其显著优势。然而当今多元文化主义也因为欧洲难民危机、恐怖袭击等面临挑战。不同文化之间如果各自挣地盘、抢出镜，而没有一些共同的理念与规则，那么这样的社区或国家将不可避免地遇到凝聚力下降和难以抵御外部威胁的问题。 近些年，澳洲政府大力向新移民宣导澳洲价值观，被部分人解读为种族歧视或是白澳政策回潮，这是十分不公允的。 多元文化主义呈现出了不同文化的差异性，鼓励不同文化之间的宽容与尊重，这是其显著优势。（图：看传媒） 首先，澳洲价值观和多元文化主义并不冲突，澳洲价值观强调的尊重他人的宗教信仰和言论自由，正是保证每种文化都有展现自己的机会。 其次，澳洲价值观是多元文化的纽带，不同文化之间共有的准则。如果把多元文化比作砖瓦的话，那么澳洲价值观就是填补它们之间缝隙的水泥，只有它们有机组合在一起，房子才能稳定地耸立起来，抵挡任何风吹雨打。 澳洲价值观和多元文化主义并不冲突。（图：看传媒） 再者，尺有所短 ，寸有所长。正如没有一个人是完美无缺的，一个民族或族群也是如此。多元文化主义在强调多元的同时，也应该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最后，今天的澳洲已经没有系统性的歧视政策，种族歧视行为不仅没有市场，还会受到法律制裁。澳州政府也已经对过去的争议性政策一步步作出了调整，也许相比于那一代人受到的伤害，这些是远远不够的，但是对于建立一个良性互动的社会永远大有裨益。 Funding for the above “From China to Australia” project has been provided by the NSW government.
一种语文的发展往往会随著时间的推移渐渐被影响或重塑；英语在过往数世纪当中亦受到其他语言的影响，注入了新生命产生了新的型态。许多说英语的人都知道拉丁文和德语是两个对英文最重要的基础语言；然而绝大多数人却不清楚法语对英语的影响也是相当重大。 以台湾的国立大学外国语文为本科的我，受过严格语言学养的训练，外文系专业分类属于语文学家Linguist，而历史文化和语言文学是不可分割地紧紧相扣在一起；语文的演进背后的故事往往不是血腥的争战侵略、夺权并吞，就是天灾人祸的逃亡大迁徙；英文这个世界通用语言过去的形成和历史演变路程，其背后故事细节亦不外乎于此，而这一切也都记录在语言之中了。 大家都知道许多欧洲人都能够轻松掌握好几种语言，是因为他们更聪明？其原因是他们的语言属于同一个语言祖先脉系，称为“印欧语系”，所以这些语言就是同根同源，其本身就有许多的相似性；这个“印欧语系”几乎囊括了所有欧洲国家的语言，其中的日耳曼语族、凯尔特语族、意大利语族是印欧语系的三大派别，都是英语的直系上溯语言，其中以日耳曼语对英语的影响最大，因此英语可定义为日耳曼语系中的一支。 示意图（图片来源：Piqsels） 英语既然是在英国形成的，那么故事还得从英国这块土地上最早出现的语言说起；目前在英国发现的主要的最早人类是凯尔特人Celt（也译塞尔特）。公元前2000年，凯尔特人生活在欧洲中部，然后逐渐向四周扩散，向西就来到了不列颠岛，带来了凯尔特语。这时的不列颠岛还完全没有国家的概念，只是片土地。来自欧洲中部的凯尔特人在此生活繁衍了几百年，此时在欧洲南部发迹的古罗马人逐渐强大起来，建立了罗马帝国，他们也向四周侵略征服，也向西北来到了不列颠岛。 文明先进的古罗马人在不列颠岛南部建立了不列颠尼亚行省，带来了官方语言拉丁语，以及农业、城市规划、工业和建筑等。古罗马人征服和统治期间，和先来的凯尔特人展开了多次战争冲突，由于古罗马人需要大量士兵作战，引入了外籍来自北欧的日耳曼人的一支，称为“盎格鲁．撒克逊人”作为雇佣兵；如此“引狼入室”，在古罗马日渐衰败的同时，不列颠岛上的日耳曼人逐渐强大起来，成为定居不列颠岛的第三支外来民族，也给不列颠岛带入了日耳曼语。 英国的土地上，移入民族自凯尔特人、古罗马人至北欧的日耳曼人，带来了语言先是公元5世纪前的凯尔特语和拉丁语在不列颠岛上通行；古罗马人引入的北欧日耳曼民族，分三个主要部落方言为“盎格鲁”Angles、“朱特”Jutes及“撒克逊”Saxons，这三种日耳曼部落方言的组合就是“盎格鲁撒克逊”语。 此时起源南欧的古罗马亡国后，不列颠土地上就是起源北欧的日耳曼人和起源中欧的凯尔特人继续争战；最终日耳曼人占领了大部份土地，建立诸多王国，其中以盎格鲁Angles分支的人最为强大，他们的居住地Land of the Angles，古英语谓之Englaland，他们使用的语言叫做Englisc，这也就是English英语这个名词的起源了。“古英语”脱胎于大约公元450年，经过了三个民族的文化洗礼，自此古英语在不列颠岛上成为主导的语言，在这片土地上融和成型而继续演化。 示意图 （图片来源：Piqsels） 而当时的凯尔特人被强悍的日耳曼人驱赶到了今日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等地方，自此凯尔特语逐渐淡出英格兰，但仍有部份融入了古英语。同时，古罗马虽灭亡，昔日的强大导致他们的拉丁语早先就融入了日耳曼语之中，后期随著基督教的发展，拉丁语又二度融入为古英语作进一步的塑型演变。 日耳曼人定居不列颠岛几个世代也成为地道的不列颠人，诸多王国统一成为英格兰王国。公元1066年，法国诺曼地公爵威廉征服英格兰The Norman conquest，此历史事件对古英语造成了相当巨大的冲击。 当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诺曼地公爵Duke of Normandy，征服英格兰入主成为英格兰国王，法语开始在王室和贵族阶层盛行，并逐渐的融入古英语当中；当时的人们认为使用加了法语的中古英语是一种高贵身份的象征，法语也成为政府行政的官方语言，此情此景持续了三百年，原本的日耳曼古英语被贬为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用语，在英格兰英法这两种语言并行了若干馀年；由于英语在这段时期的卑微地位，这语文反道是在民间自成一格的发展成为一个语法简单的通俗语言，这个诺曼地征服的文化入侵，对古英语造成了相当的激变；此时的古英语融入了大量的法语，也因此走进了“中古英语”的时期。 示意图。（图片来源：Piqsels） 在现今英格兰正式的文献及记载可以显示，诺曼人征服英格兰后，古英语先是逐渐的被拉丁文所取代，接下来再大幅度的被诺曼语所覆盖，书写的古英语在十三世纪前已不复存在。 15世纪开始，随著英国的逐渐强大和出版业的发展等因素，英语已经变得相对稳定与现代英语十分相似。经语文学家整理归纳，在诺曼人占领时期，约有10,000法语单词被并入英文，这些法国辞汇分布各个不同领域，从政府内外行文和法律章节程序，到艺术和文学等，其中的四分之三仍延用于今日。现今的英语辞汇有超过三分之一是直接或间接源自于当时注入的法语，据估计，一个从未学过法语的精通英语的人已经拥有15,000法语辞汇。 随著文学作品的增多，人们四处游历，文艺复兴时期，中古英语又从拉丁语、希腊语、意大利语、德语等吸收了许多辞汇。在16世纪的伊利沙白一世女王时期的文学代表作品莎士比亚，所使用的英语，已经基本上能被现代人们所理解；不似古英语与现代所使用的英语几乎是面目全非。 随著英国海上霸主地位的稳固和海外大量的殖民扩张，英语开始被英国殖民者传播到北美洲、澳洲、非洲、亚洲等诸多地区，在演进的过程中，英语还在不断地吸收外来语来创造出国际化，同时深入各个不同领域来增强其辞汇量。 回顾英语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看似复杂，却也清晰，它始终与国家命运和各种文化息息相关。前期英国土地来了一些新的民族，新的文化，便为英语带来了新的元素；后期当英国入侵其他领土，英语便随之传播并继续融入新的当地元素。 这不仅仅是英语这一种语言的演变特点，也是欧洲大多数主流语言的共通过程，彼此交换，互相融合。只是英语的语文架构上更有弹性，使其包容性和延伸性要比其他语文要大一些。历史选择了后来居上的英国作为世界殖民霸主，四处传播英语，而英语也因此成为至今仍延用的世界通用语言。 本篇取材于多元百科，由作者林思允Suellyn Lin编纂成篇。
想知道中古世纪的巴黎是什么样子，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去看电影 Les Misérables《悲惨世界》，这是法国大文豪雨果Victor Hugo 于1862年所发表的长篇小说，故事中人物的生活背景是在19世纪初的拿破仑战争， 到1832年巴黎共和党人革命期间的大时代。故事的主线围绕在因偷面包而入狱的罪犯尚万强Jean Valjean服刑获释的赎罪历程。 《悲惨世界》这类小说改编的电影是属于故事有来历的电影，好的电影剧组专业人员会对电影故事的大时代背景作深入的历史文化考据，以搭设正确的电影场景及人物服装，我们透过 《悲惨世界》这部考据过的电影时代场景 ，可以走入19世纪初期的老旧巴黎的世界。 中古世纪的欧洲城市一般市容狭窄污秽，拥挤不堪、黑暗不透光，有传染病充斥的落后。小说中可以看出当时巴黎社会的动荡，贫富差距悬殊，巴黎流民阶层倍增，街头充斥穷苦压抑的人们，这一切与200年后的时尚、光猛、开阔的花都巴黎相比，两者之间有著天壤之差别。回溯欧洲中世纪的大流行黑死病不就是在这样一个腐臭不堪的社会温床中滋生蔓延开来的吗？福克斯历史频道节目曾播出The Filthy Cities“肮脏的城市”，有制作详细报导过中世纪黑暗脏乱，传染病流窜的欧洲大城市。 1845年法国的社会改革家维克多•孔西德朗Victor Considerant曾写道：“巴黎就像一座大型的工厂，内部已朽烂不堪。那里人世间的疾苦、害虫和疾病横行四方，那里连光和空气都难以穿通。巴黎是一个讨厌至极的地方，植物不是枯萎就是死亡⋯”。 交通也是当时巴黎的另一个主要问题，街道狭窄不容四轮或二轮的运货载人马车在街道通行。《悲惨世界》的故事场景所体现出来的就是部份当时巴黎市区街头的真实写照。 拿破仑三世Napoléon III，路易-拿破仑•波拿巴Charles-Louis-Napoléon Bonaparte，拿破仑的侄子，在1848年当选法国总统，自七岁他就离开出生的巴黎，他到过义大利、瑞士、英国和美国，后来流亡在英国，他对伦敦宽阔的道路、广场和大型的公共公园留下了深刻印象。 1852年拿破仑三世向公众演讲中发表宣言“巴黎乃法国之心脏，来用我们的努力建设一座伟大的城市；来让我们为她开辟新的道路；来让我们将没有光照和新鲜空气的工人阶级的住所变得更加卫生宜居；并让充满生机的光穿透各位内心的墙，让这光到达各个地方！” 拿破仑三世时期法国产业迅速现代化，经济快速成长；拿破仑三世开始对巴黎进行了改造，大幅度地改变了巴黎的风貌，都市计划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基本奠定了巴黎今天的城市格局。 获得拿破仑三世重用的法国都市计画师，乔治-欧仁•奥斯曼男爵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接受拿破仑三世的委任，主导了1852年至1870年间的巴黎城市改造规划，奥斯曼男爵也因为其大胆的城市规划，有魄力地改造法国首都巴黎而享誉国际，现今巴黎的奥斯曼大道Boulevard Haussmann即取其名以兹纪念。 乔治-欧仁•奥斯曼男爵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维基百科） 乔治-欧仁•奥斯曼男爵的宏伟历史性巴黎现代化工程一共花费了18年时间改变了巴黎的全貌，让巴黎脱胎换骨；奥斯曼男爵的巴黎改造计划核心是干道网的规划及建设，他拆除中世纪城区旧日建筑物及贫民窟共二万多户，切割大型公共花园，开辟出一条条寛敞的大道，这些辐射状大型街道直线贯穿各个人口密集的街区中心，成为巴黎的主要交通干道。 他的计划目标是建设两倍大的巴黎行政区，由中心向外扩张，实施方案包括迁居巴黎城区劳动人口至市郊，并让他们就近工厂从事劳动工作。 辐射状大型街道直线贯穿各个人口密集的街区中心.（网络图片） 奥斯曼同时在巴黎的地下建造了较为完善的地下水道和地铁网络系统，保证了巴黎的前瞻发展，直到今天这些空间都仍然充满生命的活力。 此外，奥斯曼塑造了一新的巴黎特殊气息，在这些新建豪迈的大道两侧种植高大乔木，成为林荫大道。开辟了“葱郁空间”就是近距离增加绿地公园和园林；开辟广场让光线及空气进入巴黎的各个角落。 巴黎歌剧院的建设打造出巴黎优雅的艺文气息，同时设计了新法国的建筑风格，规范了各种民用住宅的规格沿用至今。 现今人们在游历巴黎的时候，巴黎地标建筑埃菲尔铁塔Le Tour de Eiffel、巴黎圣母院Norte Dame及凯旋门Arc de Triomphe 是观光客必游巴黎的代表景点。在游历了很多国家和地区后才发现，巴黎处处可见的奶油色外墙、灰黑色屋顶的居民公寓才是巴黎，那时第一时间浮现在我脑海中独有的巴黎市貌风情，而非那些代表性的旅游景点。 这样独具特色的灰黑色屋顶建筑，在整个法国也只有在巴黎可以看见，这种“巴黎灰”公寓建筑，其外观统一为奶油黄色，屋顶为黑灰色，固定规格高度不能超过37米，也就是不能高过凯旋门的内门高度。为了彰显个性，门窗可以用不同样式，但是外观必须保持协调一致。 这种19世纪新建的市民公寓统一了巴黎的街景，奥斯曼建筑风格的楼房一共兴建了四万户，排列整齐地划过巴黎的天际线，“灰黑色搭配米色”有著典雅大方的气质，给人轻快舒适的感觉，让巴黎市貌充满着希望和喜悦，象征着明朗与和平。以现在眼光来看，这种独具特色的建筑不但毫无过时的感觉，反而成为代表巴黎的象征。 奥斯曼大道Boulevard Haussmann.（维基百科） 作为世界上最适合于城市漫步之一的巴黎，当您漫步在它的街道上时，您会遇到各种引人注目的景点，例如法国不同时期的建筑风格、举世闻名的地铁入口、独一无二的店面，而那些宽阔的大道两侧，整齐排列的方石和错综复杂的锻铁阳台所构建的奥斯曼公寓建筑才是真正的巴黎专属风貌。 1852年开始改造，三年后，巴黎第一条大道Rue de Rivoli .（网络图片） 19世纪奥斯曼男爵的宏伟巴黎城市现代化规划，让巴黎人民的生活品质、公共卫生条件得到大幅改善，传染病绝迹，交通较以前顺畅，统一气派的奥斯曼新建筑公寓实用又美观；在国际上，奥斯曼男爵因其对法国首都的规划改造，广受赞誉。 在21世纪的今天，当我们走在巴黎的街头，眼前是经历了时间洗礼的奶油黄色楼房和黑灰色屋顶，从老佛爷百货Les Galeries Lafayette顶楼看奥斯曼大道Boulevard Haussmann，摩登时尚的现代化巴黎已成为带领世界时尚的艺术首都。 本文取材不同百科及历史传记，由笔者林思允Suellyn Lin编纂成篇。
中共河北省委书记王东峰上周率领包括省公安厅长等多名官员前往中共元老消暑胜地北戴河，为了中共高层和元老到北戴河度假做好安保工作，惹来“北戴河会议已经召开”的猜测。姑勿论传闻的真假，历史上的“北戴河会议”过去对中共运作确实曾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据中共南方网2003年7月24日的报道，1953年秋天，中央决定每年夏季在北戴河办公，北戴河办公制度正式形成，1954年更成立了北戴河暑期工作委员会，下设暑期工作办公室。但随著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北戴河办公制度中断，暑期工作委员会也被取消。 南方网又指，1984年，在赵紫阳担任总理时期，北戴河办公制度恢复。1985年，中央五套班子（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包括中顾委的领导都来北戴河办公休养，直到2002年，北戴河每年夏季都是中共处理内政外交的重要地点。2003年7月19日，即胡锦涛成为中共总书记后大半年，人民网发布消息称：“中央已经决定，⋯⋯五大领导班子将不到北戴河办公。” 北戴河曾经作出的重要决策包括：1958年敲定“大跃进”运动的推行；1962年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号召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掀起毛跟刘少奇恶斗的序幕；1983年，邓小平在北戴河下令展开“严打”运动；1988年，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价格闯关”由此开始，这一措施造成大量“官倒”现象，直接触发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事件；另据2019年8月13日新华网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委托其亲信、中央组织部部长陈希看望慰问在北戴河休假的“专家”，由于当时正值中美贸易战以及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浪潮，外传中共“政治老人”讨论了相关问题。
本周二（3日），中共官媒、官媒新华社旗下的《经济参考报》称大陆网上游戏软件是“精神鸦片”；与此同时，中共更以“大跃进”模式发展体育产业，发展目标是到2025年体育产业总规模达到5万亿元人民币。应该说，中共站在“道德高地”上谴责“精神鸦片”，又以“举国体制”大搞体育产业，总令人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因为中共在1949年之前，自己也曾贩卖真正的鸦片。 大陆敢言杂志《炎黄春秋》2013年8月刊发《延安时期的“特产”贸易》一文说，种鸦片的地区，在中共历史上不止于陕甘宁边区，时间也不限于延安时期，比如所谓“解放战争”时期曾在东北大量种植罂粟。该文援引1947年在东北行政委员会辽东办事处工作的王锡富的回忆：“为支援前线，一九四七年，东北行政委员会在临江、长白、扶松、蒙江（今为靖宇）等四县大量播种罂粟。直接由元兴商店经营管理，由总店负责组织领导，总店下设四个分店，每县设一分店。当时总店经理由辽宁省公安局秘书长孙敬之兼任”，“种大烟的多为个体烟户，也有机关和部队参加生产”。 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历史学者陈永发曾于1990年发表论文《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该文指出，当年中共五大常委之一的任弼时，甚至被任命为“鸦片问题专员”。朱德、贺龙和王震等等军头都是鸦片贩子。当年中央靠卖鸦片获得经济支援，成了延安半公开的秘密。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一文中表扬“死得重于泰山”的八路军战士张思德，其实是死于烧制鸦片过程。 据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七师分会蔡晓鹏《往事辉煌——新四军七师暨皖江根据地创新发展战时经济的历史回顾》一文：1942年—1943年，中共领导下的全国各根据地处于最艰难时期。根据地缩小、部队减员、供给困难成为各根据地面临的三大难题。而新四军七师皖江根据地，主要靠拓展“特种贸易”（即贩卖鸦片），以百倍以上的差价，为根据地获取了巨额利润。 毛泽东曾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号召全国“锻炼身体，保卫祖国”，但他领导之下的中共却又曾经种植罂粟和贩卖鸦片，都令人有一种“违和感”。
中研院发布新闻稿证实，一代史学大师、中研院院士余英时8月1日在美国寓所睡梦中逝世，享耆寿91岁。 余英时1930年出生于中国天津，先是师从国学大师钱穆，后赴美国哈佛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专长以现代学术方法诠释中国传统思想，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所作的研究，皆扮演开创性的角色，西方学界皆推崇其为21世纪中国史学泰斗。 中研院指出，余英时为全球极具影响力的史学大师，他深入研究中国思想、政治与文化史，贯通古今，在当今学界十分罕见，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的研究皆扮演开创性的角色，更提出许多发人深思的议题。 出版“余英时回忆录”的允晨文化发行人廖志峰闻讯表示意外与难过，直呼不敢相信。 余英时许多重要著作都由允晨出版，7月25日廖志峰才打越洋电话给余英时，请他为允晨文化成立40年纪念题几个字，余英时也一口答应。没想到今天传来这样的噩耗。 除了学术研究外，中研院表示，余英时也是具社会关怀、维护自由民主价值公众知识分子，在2014年获得首届唐奖汉学奖殊荣后，为鼓励年轻学人投入人文研究领域，委托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设置“余英时先生人文研究奖”，提携后进不遗馀力。 中研院说，余英时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荣誉教授，曾任美国密西根大学副教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一生也获颁多项海内外学术荣誉，包含1991年获行政院文化奖、2004年美国哲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院士、2006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John W. Kluge Prize）、2014首届唐奖汉学奖等，并于1974年当选中研院第10届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