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看中國》「我愛澳洲」徵文比賽結果公布
2026 年 7 月 20 日
2008年，日本電視台製作了一部電視片《那時候，我們的生命薄如紙》（On That Day, Our Lives Are Lighter Than The Toilet Paper: The Great Cowra Breakout），作為曾震驚世界的一場戰犯血腥越獄事件的55年祭奠。該事件發生在二戰結束時的澳洲Cowra，導致2百多日本戰俘的亡魂永遠地留在這塊土地上。為了讓後人銘記那段不堪回首的慘痛歷史，1992年，聯合國將澳洲的世界和平鍾設在了Cowra，成為了世界上唯一一個設立在偏遠小鎮的和平鍾，偏遠寧靜的Cowra鎮也因此聲名遠播，遊客不絕。 1992年，聯合國將澳洲的世界和平鍾設在了Cowra，成為了世界上唯一一個設立在偏遠小鎮的和平鍾。（圖：Cowra地方政府） VCT News 看傳媒新聞網 · 來自Cowra的和平鐘聲 點入音頻收聽：來自Cowra的和平鐘聲 櫻花盛開的Cowra Cowra是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中西部地區的一個城鎮，坐落在翠綠的拉克蘭山谷中美麗的拉克蘭河畔，距離悉尼大約300公里，中西部高速公路，奧林匹克公路和拉克蘭山谷路等三條國道在Cowra交匯，天然的地理環境成為十九世紀中期淘金客的落腳地和交易處。寧靜的花園，肥沃的農田，優質的葡萄酒和文化遺產吸引了眾多早期移民的遠赴與開拓。 每年的9月，當千樹萬樹的櫻花在這片土地上盛開時，Cowra的日本花園中就會舉辦一年一度的「櫻花節」。（圖：Cowra地方政府） 戰俘越獄事件過去了近八十年，如今的Cowra鎮充滿了日本元素，歷史建築原貌、日本花園、遍地櫻花、戰俘集中營遺址以及那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成為了Cowra獨有的象徵。 越獄事件 那一年，二戰瀕臨結束，澳洲軍艦將幾千名被俘軍人從亞洲戰場運送回澳洲，並關押在地處Cowra的戰俘集中營里。戰俘主要是日本人、義大利人和日籍台灣人。他們悠閑地生活在集中營里等待著戰敗國的認領。 二戰瀕臨結束，澳洲軍艦將幾千名被俘軍人從亞洲戰場運送回澳洲，並關押在地處Cowra的戰俘集中營里。（圖：Vision雜誌） 但對於血液里流著武士道精神的日本軍人來說，被俘是一種無顏面對祖國的恥辱，他們寧願犧牲在作戰戰場上，也不能以戰俘的身份回到故土。 1944年8月5日凌晨，皓月當空，戰俘集中營中的1,104名日本戰俘，突然發起一場當代軍事史上最大的集體越獄行動。他們手持木棍等粗製的「武器」，在狂叫聲中，以「自殺式襲擊」勇敢地撲向帶刺的鐵絲網和機槍射擊區域。他們僅有的掩護是棒球套、毛毯和大衣，情急之下的澳洲守衛士兵用機槍掃射都無法阻止日本士兵一心赴死的決心，他們前赴後繼，用一層層的血肉之軀架起一座翻越鐵絲網的人牆，並攀上崗哨亭徒手殺了澳洲機關槍手，最終三百五十多名戰俘越獄成功。 但一周之後，所有逃犯全部被抓回營地。整個事件中，共有107名戰俘受傷，231名日本戰俘和4名澳大利亞士兵喪生。 日本花園 越獄事件震驚了世界，也給崇尚和平自由的澳大利亞蒙上了一層羞愧無奈的色彩。為了尊重與安撫命喪Cowra的日本戰俘的亡魂，也為了獲得亡魂親屬的諒解。在Cowra退伍軍人俱樂部及當地政府的努力下，不但在當地的澳洲烈士公墓邊修築了日本死亡軍人靈園公墓外，還決定為那些亡魂建造一座獨具日本特色的花園。 日本死亡軍人靈園公墓。（圖：Cowra地方政府） 1979年，一座由日本著名園藝景觀師中島劍Ken Nakajima設計的「日本花園」在Cowra誕生了。這座超越國界的花園秉承了日本園林景觀的特點，利用山、水、石的組合，既富有傳統的日本風情，也體現了日本勇士信仰中「禪」的意境。花園的周圍充滿了澳洲的桉樹與日本的櫻花，澳日之間化悲痛為友誼的情結盡在這無言的盎然花樹之中。 1979年，一座由日本著名園藝景觀師中島劍Ken Nakajima設計的「日本花園」在Cowra誕生了。（圖：Cowra地方政府） 2000年，中島劍去世後，他的後人依照他的遺言，將他的骨灰安葬在這座日本花園裡，他願意伴隨那些日本將士的亡魂一起留在Cowra這片土地上。 亡魂與遺址同在 當年的戰俘集中營早已是斷壁殘垣，但當地政府儘可能地保留了歷史原址，為後人留下一些可以想像的空間。原址的周圍是綠色曠野，鐵絲網與崗哨亭依在，通向外面的車道兩旁布滿了粉紅色的櫻花樹。當地的解說員向駐足遊客詳盡敘說著當年那個驚心動魄的夜晚。 1944年8月5日凌晨，皓月當空，戰俘集中營中的1,104名日本戰俘，突然發起一場當代軍事史上最大的集體越獄行動。（圖：Cowra地方政府） 靜靜地望著眼前這片殘留著硝煙與血淚的土壤，似乎看到了戰俘們瘋狂地湧出和機關槍的火焰，彷彿聽見了劃破星空的怒吼與一心赴死的慘烈。 日本學生在日本軍人墓前追思。（圖：Vision雜誌） 77年前，日本戰俘原本已經迎來了自由，卻依然為了捍衛軍人的尊嚴，不惜客死他鄉，選擇永遠地躺在了這片土地上，留下231個再也回不去的亡魂。 Cowra的夜幕慢慢降臨，市政廳門口和平鍾再次響起，鐘聲顯得格外的沉重，穿過田野，在山巒中回蕩。 文化與和平的力量 令人傷心遺憾的往事不值得宣揚，但澳洲人也並沒有刻意隱瞞，從世界和平鍾破例落腳在Cowra那時起，Cowra已經成為了頗具盛名的旅遊之地。 日本藝人會在這裡舉行精彩絕倫的節目表演。（圖：Cowra地方政府） 每年的9月，當千樹萬樹的櫻花在這片土地上盛開時，Cowra的日本花園中就會舉辦一年一度的「櫻花節」，一些日本藝人會在這裡舉行精彩絕倫的節目表演，過往遊客可以在此感受經典傳統的日本文化。 當地的退伍軍人俱樂部還會在日本死亡軍人靈園中舉辦一個告慰亡靈的儀式。一位老年的退伍軍人麥克表示：「這些日本軍人原本可以回國去的，卻意外地留下了，我們有義務替他們的家人守護他們的亡魂。」 澳洲老兵向日本戰俘死難者致意。（圖：Vision雜誌） 一位專程從悉尼趕來參加儀式的日本總領事對此非常感嘆，「戰俘的亡魂能獲得澳洲人如此的尊重，那是日本人的榮幸。」他說：「這不僅體現了澳洲與日本的友誼，也是兩國人民共同維護和平的決心。」 日本花園與和平鍾，構建的不僅僅是一塊旅遊勝地，更是澳大利亞人引以為豪的善良與價值觀。 Funding for the above 「From China to Australia」 project has been provided by the NSW government.
55年前，北京發生了一系列的殺戮、抄家、批鬥事件，這些文革初期紅衛兵主動參與致使上千人非正常死亡的事件主要發生在1966年8月，故稱「紅八月」。當年8月24日和隨後幾天，已故清華大學水利系教授黃萬里及其家人經歷並見證了人才濟濟的中國高等學府清華園如何一夜之間變成了人間煉獄。黃萬里先生的女兒黃肖路近日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回憶了她父親和一些她熟悉的清華學者、文人在1966年「紅八月」中的遭遇，以此來揭露那些讚美毛時代、篡改歷史並煽動文革回潮的中共官方宣傳，並呼籲人們牢記「十年浩劫」的慘痛教訓。 黃萬里先生1911年出生於上海，是著名教育家、民主人士黃炎培的第三個兒子， 2001年在北京清華園因肺癌病逝。 黃萬里的小女兒、黃萬里研究基金會主席黃肖路近日在接受美國之音訪談中回憶了黃萬里一家人和其他清華師生在55年前的「紅八月」中遭受的慘烈衝擊。 同在清華園 父子見面難 黃肖路說，她父親黃萬里1957年因在清華校內刊物發表散文《花叢小語》而被毛澤東批評「這是什麼話？」 中了毛的陽謀，以後被打成右派分子，文革時仍未「摘帽」。她母親丁玉雋當時在清華大學校醫院工作。 黃肖路說，她二哥黃二陶是清華大學冶金系學生，正常情況下應該1967年畢業，當時住在清華園學生宿舍，卻因文革開始後的政治氣氛，有三個半月不敢回到清華園新林院5號甲的家看望「右派」父親、母親和妹妹。 「他是住在7號樓學生宿舍。自從6月份清華附中和清華大學文革鬧得轟轟烈烈開始到9月中，我二哥黃二陶都沒有回家看過。因為我們都互相避諱，怕（被認為）回反動的沒摘帽的大右派父親家串聯什麼的。我們互相都要迴避。」 陰陽頭、癩痢頭、光頭 1966年8月24日，黃萬里被紅衛兵用皮帶抽打以後還被剪了陰陽頭。 黃肖路說，她父親當天晚上從二校門被拆現場搬石頭後回家，用家中使用多年的理髮推子自己把陰陽頭剪成接近於光頭的平頭。 「到了1966年8.24晚上，就派上了用處。我父親就把這個推子找出來。我媽還沒回到家，他自己就把紅衛兵給他剃的陰陽頭，照著鏡子，差不多地推成平頭、一個光頭。」 黃肖路告訴美國之音，第二天黃萬里到水利系勞改地點後，紅衛兵命令他把一同勞改的難友們剪成陰陽頭。 「紅衛兵遞給他一把破剪子，說黃萬里，去把他們那幾個人的頭理了，理成陰陽頭。我爸當時特有心眼兒。就故意把他們的頭髮左邊剪掉一些，右邊剪掉一些，弄成了我們所謂的癩痢頭。」 黃肖路說，這些批鬥對象被拉出去示眾以後，因為害怕遇到外校紅衛兵或者路上的小孩子再遭受毆打凌辱，一直在勞改地點躲到天黑以後才敢回宿舍。 「那時候單身的人連把剪刀都沒有。他們想著明天要帶著黃萬里給剃的癩痢頭要再去勞改，將要受到鞭打呀、侮辱啊，正在非常恐怖無奈的時候，突然乓乓乓敲門，宋德楠和陳爾桔一看，黃萬里衝進來了，遞給了他們這個推子，說你們倆趕快理，你們理完了，我還得送給胡嘉博他們呢。這兩個人當然用感激涕零都沒法形容了。」 黃肖路指出，黃萬里當時的身份是沒摘帽右派，竟然敢在8.24恐怖經歷的一天之後冒著生命危險騎著自行車去給他的難友們送理髮推子，盡其可能地維護他們起碼的一點尊嚴，他的仗義為人讓當年的難友們至今難忘。 「黑幫」被迫互相打人 又過一天，8月26日，黃萬里的好友、清華校醫院院長謝祖培等一批被打倒的專家、學者與清華大學黨委第一副書記劉冰等校領導被紅衛兵拉出去遊街。他們被要求一邊行走一邊用木棍打前邊的人。 據劉冰的文革回憶錄《風雨歲月》記載，劉冰前面的人是謝祖培，他不忍心動手打這位非黨人士的老專家，但是在旁邊監視的紅衛兵打劉冰耳光，以武力逼迫他打人，無奈之下劉冰只好在謝祖培的屁股上打了幾下。 後來謝祖培把這件事告訴了黃萬里和家人，並且講了他在生物館關押期間另一件遭受虐待的事。 醫學專家渴飲廁所水 黃肖路說，謝祖培是留德醫學博士，是一級醫生，月薪300多元人民幣，在當時是很高的工資，是看管他的那名炊事員工資的將近十倍。黃肖路說，謝祖培在8月24日那天被打得皮開肉綻，血跡斑斑，並且出了很多汗，口渴難耐，可是那名炊事員不許他喝水，他就想了個辦法，到廁所去喝沖廁所蹲坑的自來水。 「我看過清華公共廁所蹲坑有多臟。作為外科大夫的謝祖培，就趴在蹲坑，拉了水箱，水流下來，他趴在蹲坑那，用嘴接住了清涼的水。他笑眯眯地對我爸說，『黃先生啊，我這輩子可沒喝過這麼甜美、清涼的水了。』” 錢偉長拒當搬屍工 1982年，黃肖路移居美國，目前在華盛頓近郊居住。她告訴美國之音，1990年代末，她開始搜集資料，研究文革歷史。 黃肖路指出，1966年8月24日，清華大學一大批被打倒的所謂當權派校系領導和專家教授們被關進「牛棚」生物館，其中包括著名力學家錢偉長，四十天以後才放出來。 黃肖路引用清華校史專家黃延復教授的回憶著述表示，黃延復當時也被關在生物館，他曾聽到錢偉長在被關押幾天後向紅衛兵要求回家，並說他不想再去搬死屍。 「他就聽見，可能是8.26、8.27了，錢偉長就在那大吵，好像連哭帶吵，說『我今天再也不去搬死屍了。我寧願……你們就把我放了吧，我回家了。』」 黃肖路表示，那段日子清華園幾乎每天有人喪生，有不堪凌辱暴力虐待被迫自殺的，有被毆打致死的，也有一些老人為了不連累家人服安眠藥自盡的。 黃肖路估計，1966年 8月24日之後幾天之內，清華園至少有10位老人死於非命。但是她說，那段時間究竟多少人非正常死亡一直是個謎。 親人相聚 悲喜交集 黃萬里夫婦育有三子三女，黃肖路在三姐妹中排行最小。 黃肖路說，1966年8月27日，北京紅衛兵抄家打人的狂潮稍微緩和，她的大姐和二姐等家人從北京市東城來到清華園探望父母。二姐黃無滿看過黃萬里後背上被皮帶抽打的道道傷痕後，慶幸父親仍然活著，並且說了讓黃肖路感到驚訝的一番話。 「我二姐就特別高興，說『爹，你真幸運吶。你知道嗎？我們東四禮士衚衕小學的體育老師都被打死了。東城區、西城區糾察隊見著地富反壞右，甚至於根本不是地富反壞右，他們認為的壞人，就是往死里打。你在清華大學裡待著，到底是大學生，比那些中學生文明多了。你才受了這麼點皮肉痛苦。』」 黃肖路回憶說，聽了黃萬里用推子把自己被剪的陰陽頭改成了平頭，第二天又冒險送推子給四個難友，讓他們把癩痢頭改成平頭、光頭的故事，她大姐黃且圓嚇得幾乎要哭了。 「她說，『爹，你怎麼這麼大膽？你不怕紅衛兵要報復，要刮你的頭皮呀？你怎麼這麼大膽。兩個人，一個是高興得不得了，一個害怕得快要哭了。唉，我永生難忘。她們說話的表情、語氣我永遠記著。」 在結束接受美國之音的專訪時，黃肖路引用已故文學家巴金的話說，「我們都應該有一個共同的決心，絕不讓我們國家再發生一次「文革」，因為第二次的災難，就會使我們民族徹底毀滅。」 「所以對我來說，記錄文革歷史，是防範文革災難再來的第一首要任務。」
延宕一年之久的東京奧運會終於在緊張與驚喜中圓滿閉幕。奧運會不僅是一場追求更高、更快、更強體育精神的盛會，也是各國展現國家綜合實力和國民精神面貌的一次絕佳舞台。各國選手參加奧運會有舉國體制下的負重前行，也有興緻所至輕鬆上陣。澳洲展現的是南半球欣欣向榮的土地上走出來的一群多元文化、英姿博發的運動健兒。 澳洲展現的是南半球欣欣向榮的土地上走出來的一群多元文化、英姿博發的運動健兒。（圖：看傳媒） 這次澳洲派出的奧運代表隊被認為是最多元化的，不分族群、年齡、性別、職業的人都可以參加，堪稱一場全民運動，體現了澳洲是一個多元文化主義和機會均等的社會。 VCT News 看傳媒新聞網 · 多元文化主義是澳洲最閃亮的名片 點入音頻收聽 「多元文化主義是澳洲最閃亮的名片」 常言道：羅馬不是一天建成的。澳洲取得今天的成就並非一蹴而就，她也有一個曲折的歷程。眾所周知，在20世紀初葉，澳洲從地方到聯邦有過一段限制亞洲裔移民的歷史，這段歷史也被後人們詬病為「白澳政策」。如果我們用今天的眼光來看，這樣的排他性移民政策顯然不符合普世價值，但是放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卻有其必然性。 當時澳洲限制亞洲移民的原因，除了有對亞洲移民的刻板印象，也有擔心大量亞洲移民的湧入會衝擊當地的勞動市場，給社會帶來負面效應。 梅光達 Mei Quong Tart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的澳洲社會對於亞洲移民的看法並不非鐵桶一塊。像梅光達這樣的華人通過努力躍升到澳洲主流社會，依然能受到社區的尊敬。還有華人和歐洲裔移民通婚，譜寫錦瑟和鳴的佳話。如果我們評價這段歷史，只看到族群衝突的明線，而忽略了多元融合的暗線，顯然是不客觀的。 今天澳洲呈現在我們面前多元文化主義的絕美畫卷正是從那時徐徐展開的。二戰後，世界範圍內都掀起了民族解放和民族自決的運動，共產主義勢力乘機進入東南亞地區，給當地帶來衝突和動蕩。為了應對共產黨的威脅，以澳洲為首的英聯邦國家啟動了「科倫坡計劃」，一些東南亞國家的學生得以進入澳洲留學。加上韓戰以後，澳洲在亞洲的位置越來越重要，對移民的需求也越來旺盛，不合時宜的「白澳政策」開始受到各方抨擊。 今天澳洲呈現在我們面前多元文化主義的絕美畫卷正是從那時徐徐展開的。（圖片來源：青蘋果節官方） 1966年，愛德華•霍爾特出任澳洲總理後，在移民政策方面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並推行多元文化計劃，解除對移民和定居的法律限制。從此，澳洲邁向了廢除「白澳政策」的關鍵一步，並於1973年徹底終結了這一備受爭議的政策。 澳洲邁向了廢除「白澳政策」的關鍵一步，並於1973年徹底終結了這一備受爭議的政策。（圖：看傳媒） 中國歷史學家錢穆曾經說過：「文化是一個民族生活的總體，把每一個民族的一切生活包括起來，稱之為文化。」 多元文化帶給我們最直接的感受的是不出國門，就能感受到濃濃的異域風情，在家門口就可以品嘗到中國菜、泰國菜、義大利菜等各色菜肴。多元文化融合也為澳洲各行各業輸送人才，保證了澳洲的創新發展能力。 多元文化融合也為澳洲各行各業輸送人才，保證了澳洲的創新發展能力。（圖： Shivakkumar Rajendram） 多元文化主義呈現出了不同文化的差異性，鼓勵不同文化之間的寬容與尊重，這是其顯著優勢。然而當今多元文化主義也因為歐洲難民危機、恐怖襲擊等面臨挑戰。不同文化之間如果各自掙地盤、搶出鏡，而沒有一些共同的理念與規則，那麼這樣的社區或國家將不可避免地遇到凝聚力下降和難以抵禦外部威脅的問題。 近些年，澳洲政府大力向新移民宣導澳洲價值觀，被部分人解讀為種族歧視或是白澳政策回潮，這是十分不公允的。 多元文化主義呈現出了不同文化的差異性，鼓勵不同文化之間的寬容與尊重，這是其顯著優勢。（圖：看傳媒） 首先，澳洲價值觀和多元文化主義並不衝突，澳洲價值觀強調的尊重他人的宗教信仰和言論自由，正是保證每種文化都有展現自己的機會。 其次，澳洲價值觀是多元文化的紐帶，不同文化之間共有的準則。如果把多元文化比作磚瓦的話，那麼澳洲價值觀就是填補它們之間縫隙的水泥，只有它們有機組合在一起，房子才能穩定地聳立起來，抵擋任何風吹雨打。 澳洲價值觀和多元文化主義並不衝突。（圖：看傳媒） 再者，尺有所短 ，寸有所長。正如沒有一個人是完美無缺的，一個民族或族群也是如此。多元文化主義在強調多元的同時，也應該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最後，今天的澳洲已經沒有系統性的歧視政策，種族歧視行為不僅沒有市場，還會受到法律制裁。澳州政府也已經對過去的爭議性政策一步步作出了調整，也許相比於那一代人受到的傷害，這些是遠遠不夠的，但是對於建立一個良性互動的社會永遠大有裨益。 Funding for the above 「From China to Australia」 project has been provided by the NSW government.
一種語文的發展往往會隨著時間的推移漸漸被影響或重塑；英語在過往數世紀當中亦受到其他語言的影響，注入了新生命產生了新的型態。許多說英語的人都知道拉丁文和德語是兩個對英文最重要的基礎語言；然而絕大多數人卻不清楚法語對英語的影響也是相當重大。 以台灣的國立大學外國語文為本科的我，受過嚴格語言學養的訓練，外文系專業分類屬於語文學家Linguist，而歷史文化和語言文學是不可分割地緊緊相扣在一起；語文的演進背後的故事往往不是血腥的爭戰侵略、奪權并吞，就是天災人禍的逃亡大遷徙；英文這個世界通用語言過去的形成和歷史演變路程，其背後故事細節亦不外乎於此，而這一切也都記錄在語言之中了。 大家都知道許多歐洲人都能夠輕鬆掌握好幾種語言，是因為他們更聰明？其原因是他們的語言屬於同一個語言祖先脈系，稱為「印歐語系」，所以這些語言就是同根同源，其本身就有許多的相似性；這個「印歐語系」幾乎囊括了所有歐洲國家的語言，其中的日耳曼語族、凱爾特語族、義大利語族是印歐語系的三大派別，都是英語的直繫上溯語言，其中以日耳曼語對英語的影響最大，因此英語可定義為日耳曼語系中的一支。 示意圖（圖片來源：Piqsels） 英語既然是在英國形成的，那麼故事還得從英國這塊土地上最早出現的語言說起；目前在英國發現的主要的最早人類是凱爾特人Celt（也譯塞爾特）。公元前2000年，凱爾特人生活在歐洲中部，然後逐漸向四周擴散，向西就來到了不列顛島，帶來了凱爾特語。這時的不列顛島還完全沒有國家的概念，只是片土地。來自歐洲中部的凱爾特人在此生活繁衍了幾百年，此時在歐洲南部發跡的古羅馬人逐漸強大起來，建立了羅馬帝國，他們也向四周侵略征服，也向西北來到了不列顛島。 文明先進的古羅馬人在不列顛島南部建立了不列顛尼亞行省，帶來了官方語言拉丁語，以及農業、城市規劃、工業和建築等。古羅馬人征服和統治期間，和先來的凱爾特人展開了多次戰爭衝突，由於古羅馬人需要大量士兵作戰，引入了外籍來自北歐的日耳曼人的一支，稱為「盎格魯．撒克遜人」作為僱傭兵；如此「引狼入室」，在古羅馬日漸衰敗的同時，不列顛島上的日耳曼人逐漸強大起來，成為定居不列顛島的第三支外來民族，也給不列顛島帶入了日耳曼語。 英國的土地上，移入民族自凱爾特人、古羅馬人至北歐的日耳曼人，帶來了語言先是公元5世紀前的凱爾特語和拉丁語在不列顛島上通行；古羅馬人引入的北歐日耳曼民族，分三個主要部落方言為「盎格魯」Angles、「朱特」Jutes及「撒克遜」Saxons，這三種日耳曼部落方言的組合就是「盎格魯撒克遜」語。 此時起源南歐的古羅馬亡國後，不列顛土地上就是起源北歐的日耳曼人和起源中歐的凱爾特人繼續爭戰；最終日耳曼人佔領了大部份土地，建立諸多王國，其中以盎格魯Angles分支的人最為強大，他們的居住地Land of the Angles，古英語謂之Englaland，他們使用的語言叫做Englisc，這也就是English英語這個名詞的起源了。「古英語」脫胎於大約公元450年，經過了三個民族的文化洗禮，自此古英語在不列顛島上成為主導的語言，在這片土地上融和成型而繼續演化。 示意圖 （圖片來源：Piqsels） 而當時的凱爾特人被強悍的日耳曼人驅趕到了今日蘇格蘭、威爾士、愛爾蘭等地方，自此凱爾特語逐漸淡出英格蘭，但仍有部份融入了古英語。同時，古羅馬雖滅亡，昔日的強大導致他們的拉丁語早先就融入了日耳曼語之中，後期隨著基督教的發展，拉丁語又二度融入為古英語作進一步的塑型演變。 日耳曼人定居不列顛島幾個世代也成為地道的不列顛人，諸多王國統一成為英格蘭王國。公元1066年，法國諾曼地公爵威廉征服英格蘭The Norman conquest，此歷史事件對古英語造成了相當巨大的衝擊。 當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諾曼地公爵Duke of Normandy，征服英格蘭入主成為英格蘭國王，法語開始在王室和貴族階層盛行，並逐漸的融入古英語當中；當時的人們認為使用加了法語的中古英語是一種高貴身份的象徵，法語也成為政府行政的官方語言，此情此景持續了三百年，原本的日耳曼古英語被貶為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用語，在英格蘭英法這兩種語言並行了若干餘年；由於英語在這段時期的卑微地位，這語文反道是在民間自成一格的發展成為一個語法簡單的通俗語言，這個諾曼地征服的文化入侵，對古英語造成了相當的激變；此時的古英語融入了大量的法語，也因此走進了「中古英語」的時期。 示意圖。（圖片來源：Piqsels） 在現今英格蘭正式的文獻及記載可以顯示，諾曼人征服英格蘭後，古英語先是逐漸的被拉丁文所取代，接下來再大幅度的被諾曼語所覆蓋，書寫的古英語在十三世紀前已不復存在。 15世紀開始，隨著英國的逐漸強大和出版業的發展等因素，英語已經變得相對穩定與現代英語十分相似。經語文學家整理歸納，在諾曼人佔領時期，約有10,000法語單詞被併入英文，這些法國辭彙分布各個不同領域，從政府內外行文和法律章節程序，到藝術和文學等，其中的四分之三仍延用於今日。現今的英語辭彙有超過三分之一是直接或間接源自於當時注入的法語，據估計，一個從未學過法語的精通英語的人已經擁有15,000法語辭彙。 隨著文學作品的增多，人們四處遊歷，文藝復興時期，中古英語又從拉丁語、希臘語、義大利語、德語等吸收了許多辭彙。在16世紀的伊利沙白一世女王時期的文學代表作品莎士比亞，所使用的英語，已經基本上能被現代人們所理解；不似古英語與現代所使用的英語幾乎是面目全非。 隨著英國海上霸主地位的穩固和海外大量的殖民擴張，英語開始被英國殖民者傳播到北美洲、澳洲、非洲、亞洲等諸多地區，在演進的過程中，英語還在不斷地吸收外來語來創造出國際化，同時深入各個不同領域來增強其辭彙量。 回顧英語的形成和發展過程，看似複雜，卻也清晰，它始終與國家命運和各種文化息息相關。前期英國土地來了一些新的民族，新的文化，便為英語帶來了新的元素；後期當英國入侵其他領土，英語便隨之傳播並繼續融入新的當地元素。 這不僅僅是英語這一種語言的演變特點，也是歐洲大多數主流語言的共通過程，彼此交換，互相融合。只是英語的語文架構上更有彈性，使其包容性和延伸性要比其他語文要大一些。歷史選擇了後來居上的英國作為世界殖民霸主，四處傳播英語，而英語也因此成為至今仍延用的世界通用語言。 本篇取材於多元百科，由作者林思允Suellyn Lin編纂成篇。
想知道中古世紀的巴黎是什麼樣子，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去看電影 Les Misérables《悲慘世界》，這是法國大文豪雨果Victor Hugo 於1862年所發表的長篇小說，故事中人物的生活背景是在19世紀初的拿破崙戰爭， 到1832年巴黎共和黨人革命期間的大時代。故事的主線圍繞在因偷麵包而入獄的罪犯尚萬強Jean Valjean服刑獲釋的贖罪歷程。 《悲慘世界》這類小說改編的電影是屬於故事有來歷的電影，好的電影劇組專業人員會對電影故事的大時代背景作深入的歷史文化考據，以搭設正確的電影場景及人物服裝，我們透過 《悲慘世界》這部考據過的電影時代場景 ，可以走入19世紀初期的老舊巴黎的世界。 中古世紀的歐洲城市一般市容狹窄污穢，擁擠不堪、黑暗不透光，有傳染病充斥的落後。小說中可以看出當時巴黎社會的動蕩，貧富差距懸殊，巴黎流民階層倍增，街頭充斥窮苦壓抑的人們，這一切與200年後的時尚、光猛、開闊的花都巴黎相比，兩者之間有著天壤之差別。回溯歐洲中世紀的大流行黑死病不就是在這樣一個腐臭不堪的社會溫床中滋生蔓延開來的嗎？福克斯歷史頻道節目曾播出The Filthy Cities「骯髒的城市」，有製作詳細報導過中世紀黑暗髒亂，傳染病流竄的歐洲大城市。 1845年法國的社會改革家維克多•孔西德朗Victor Considerant曾寫道：「巴黎就像一座大型的工廠，內部已朽爛不堪。那裡人世間的疾苦、害蟲和疾病橫行四方，那裡連光和空氣都難以穿通。巴黎是一個討厭至極的地方，植物不是枯萎就是死亡⋯」。 交通也是當時巴黎的另一個主要問題，街道狹窄不容四輪或二輪的運貨載人馬車在街道通行。《悲慘世界》的故事場景所體現出來的就是部份當時巴黎市區街頭的真實寫照。 拿破崙三世Napoléon III，路易-拿破崙•波拿巴Charles-Louis-Napoléon Bonaparte，拿破崙的侄子，在1848年當選法國總統，自七歲他就離開出生的巴黎，他到過義大利、瑞士、英國和美國，後來流亡在英國，他對倫敦寬闊的道路、廣場和大型的公共公園留下了深刻印象。 1852年拿破崙三世向公眾演講中發表宣言「巴黎乃法國之心臟，來用我們的努力建設一座偉大的城市；來讓我們為她開闢新的道路；來讓我們將沒有光照和新鮮空氣的工人階級的住所變得更加衛生宜居；並讓充滿生機的光穿透各位內心的牆，讓這光到達各個地方！」 拿破崙三世時期法國產業迅速現代化，經濟快速成長；拿破崙三世開始對巴黎進行了改造，大幅度地改變了巴黎的風貌，都市計划具有很強的前瞻性，基本奠定了巴黎今天的城市格局。 獲得拿破崙三世重用的法國都市計畫師，喬治-歐仁•奧斯曼男爵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接受拿破崙三世的委任，主導了1852年至1870年間的巴黎城市改造規劃，奧斯曼男爵也因為其大膽的城市規劃，有魄力地改造法國首都巴黎而享譽國際，現今巴黎的奧斯曼大道Boulevard Haussmann即取其名以茲紀念。 喬治-歐仁•奧斯曼男爵Baron Georges-Eugène Haussmann（維基百科） 喬治-歐仁•奧斯曼男爵的宏偉歷史性巴黎現代化工程一共花費了18年時間改變了巴黎的全貌，讓巴黎脫胎換骨；奧斯曼男爵的巴黎改造計劃核心是幹道網的規劃及建設，他拆除中世紀城區舊日建築物及貧民窟共二萬多戶，切割大型公共花園，開闢出一條條寛敞的大道，這些輻射狀大型街道直線貫穿各個人口密集的街區中心，成為巴黎的主要交通幹道。 他的計劃目標是建設兩倍大的巴黎行政區，由中心向外擴張，實施方案包括遷居巴黎城區勞動人口至市郊，並讓他們就近工廠從事勞動工作。 輻射狀大型街道直線貫穿各個人口密集的街區中心.（網路圖片） 奧斯曼同時在巴黎的地下建造了較為完善的地下水道和地鐵網路系統，保證了巴黎的前瞻發展，直到今天這些空間都仍然充滿生命的活力。 此外，奧斯曼塑造了一新的巴黎特殊氣息，在這些新建豪邁的大道兩側種植高大喬木，成為林蔭大道。開闢了「蔥鬱空間」就是近距離增加綠地公園和園林；開闢廣場讓光線及空氣進入巴黎的各個角落。 巴黎歌劇院的建設打造出巴黎優雅的藝文氣息，同時設計了新法國的建築風格，規範了各種民用住宅的規格沿用至今。 現今人們在遊歷巴黎的時候，巴黎地標建築埃菲爾鐵塔Le Tour de Eiffel、巴黎聖母院Norte Dame及凱旋門Arc de Triomphe 是觀光客必游巴黎的代表景點。在遊歷了很多國家和地區後才發現，巴黎處處可見的奶油色外牆、灰黑色屋頂的居民公寓才是巴黎，那時第一時間浮現在我腦海中獨有的巴黎市貌風情，而非那些代表性的旅遊景點。 這樣獨具特色的灰黑色屋頂建築，在整個法國也只有在巴黎可以看見，這種「巴黎灰」公寓建築，其外觀統一為奶油黃色，屋頂為黑灰色，固定規格高度不能超過37米，也就是不能高過凱旋門的內門高度。為了彰顯個性，門窗可以用不同樣式，但是外觀必須保持協調一致。 這種19世紀新建的市民公寓統一了巴黎的街景，奧斯曼建築風格的樓房一共興建了四萬戶，排列整齊地划過巴黎的天際線，「灰黑色搭配米色」有著典雅大方的氣質，給人輕快舒適的感覺，讓巴黎市貌充滿著希望和喜悅，象徵著明朗與和平。以現在眼光來看，這種獨具特色的建築不但毫無過時的感覺，反而成為代表巴黎的象徵。 奧斯曼大道Boulevard Haussmann.（維基百科） 作為世界上最適合於城市漫步之一的巴黎，當您漫步在它的街道上時，您會遇到各種引人注目的景點，例如法國不同時期的建築風格、舉世聞名的地鐵入口、獨一無二的店面，而那些寬闊的大道兩側，整齊排列的方石和錯綜複雜的鍛鐵陽台所構建的奧斯曼公寓建築才是真正的巴黎專屬風貌。 1852年開始改造，三年後，巴黎第一條大道Rue de Rivoli .（網路圖片） 19世紀奧斯曼男爵的宏偉巴黎城市現代化規劃，讓巴黎人民的生活品質、公共衛生條件得到大幅改善，傳染病絕跡，交通較以前順暢，統一氣派的奧斯曼新建築公寓實用又美觀；在國際上，奧斯曼男爵因其對法國首都的規劃改造，廣受讚譽。 在21世紀的今天，當我們走在巴黎的街頭，眼前是經歷了時間洗禮的奶油黃色樓房和黑灰色屋頂，從老佛爺百貨Les Galeries Lafayette頂樓看奧斯曼大道Boulevard Haussmann，摩登時尚的現代化巴黎已成為帶領世界時尚的藝術首都。 本文取材不同百科及歷史傳記，由筆者林思允Suellyn Lin編纂成篇。
中共河北省委書記王東峰上周率領包括省公安廳長等多名官員前往中共元老消暑勝地北戴河，為了中共高層和元老到北戴河度假做好安保工作，惹來「北戴河會議已經召開」的猜測。姑勿論傳聞的真假，歷史上的「北戴河會議」過去對中共運作確實曾扮演著重要的角色。 據中共南方網2003年7月24日的報道，1953年秋天，中央決定每年夏季在北戴河辦公，北戴河辦公制度正式形成，1954年更成立了北戴河暑期工作委員會，下設暑期工作辦公室。但隨著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北戴河辦公制度中斷，暑期工作委員會也被取消。 南方網又指，1984年，在趙紫陽擔任總理時期，北戴河辦公制度恢復。1985年，中央五套班子（中共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全國政協、中央軍委）包括中顧委的領導都來北戴河辦公休養，直到2002年，北戴河每年夏季都是中共處理內政外交的重要地點。2003年7月19日，即胡錦濤成為中共總書記後大半年，人民網發布消息稱：「中央已經決定，⋯⋯五大領導班子將不到北戴河辦公。」 北戴河曾經作出的重要決策包括：1958年敲定「大躍進」運動的推行；1962年北戴河會議上，毛澤東號召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掀起毛跟劉少奇惡鬥的序幕；1983年，鄧小平在北戴河下令展開「嚴打」運動；1988年，中央工作會議在北戴河召開，「價格闖關」由此開始，這一措施造成大量「官倒」現象，直接觸發1989年的天安門抗議事件；另據2019年8月13日新華網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委託其親信、中央組織部部長陳希看望慰問在北戴河休假的「專家」，由於當時正值中美貿易戰以及香港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運動浪潮，外傳中共「政治老人」討論了相關問題。
本周二（3日），中共官媒、官媒新華社旗下的《經濟參考報》稱大陸網上遊戲軟體是「精神鴉片」；與此同時，中共更以「大躍進」模式發展體育產業，發展目標是到2025年體育產業總規模達到5萬億元人民幣。應該說，中共站在「道德高地」上譴責「精神鴉片」，又以「舉國體制」大搞體育產業，總令人有種毛骨悚然的感覺，因為中共在1949年之前，自己也曾販賣真正的鴉片。 大陸敢言雜誌《炎黃春秋》2013年8月刊發《延安時期的「特產」貿易》一文說，種鴉片的地區，在中共歷史上不止於陝甘寧邊區，時間也不限於延安時期，比如所謂「解放戰爭」時期曾在東北大量種植罌粟。該文援引1947年在東北行政委員會遼東辦事處工作的王錫富的回憶：「為支援前線，一九四七年，東北行政委員會在臨江、長白、扶松、蒙江（今為靖宇）等四縣大量播種罌粟。直接由元興商店經營管理，由總店負責組織領導，總店下設四個分店，每縣設一分店。當時總店經理由遼寧省公安局秘書長孫敬之兼任」，「種大煙的多為個體煙戶，也有機關和部隊參加生產」。 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歷史學者陳永發曾於1990年發表論文《紅太陽下的罌粟花：鴉片貿易與延安模式》，該文指出，當年中共五大常委之一的任弼時，甚至被任命為「鴉片問題專員」。朱德、賀龍和王震等等軍頭都是鴉片販子。當年中央靠賣鴉片獲得經濟支援，成了延安半公開的秘密。毛澤東《為人民服務》一文中表揚「死得重於泰山」的八路軍戰士張思德，其實是死於燒制鴉片過程。 據北京新四軍研究會七師分會蔡曉鵬《往事輝煌——新四軍七師暨皖江根據地創新發展戰時經濟的歷史回顧》一文：1942年—1943年，中共領導下的全國各根據地處於最艱難時期。根據地縮小、部隊減員、供給困難成為各根據地面臨的三大難題。而新四軍七師皖江根據地，主要靠拓展「特種貿易」（即販賣鴉片），以百倍以上的差價，為根據地獲取了巨額利潤。 毛澤東曾於上世紀五十年代號召全國「鍛煉身體，保衛祖國」，但他領導之下的中共卻又曾經種植罌粟和販賣鴉片，都令人有一種「違和感」。
中研院發布新聞稿證實，一代史學大師、中研院院士余英時8月1日在美國寓所睡夢中逝世，享耆壽91歲。 余英時1930年出生於中國天津，先是師從國學大師錢穆，後赴美國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專長以現代學術方法詮釋中國傳統思想，為當代最具影響力的華裔知識分子，在中國歷史、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所作的研究，皆扮演開創性的角色，西方學界皆推崇其為21世紀中國史學泰斗。 中研院指出，余英時為全球極具影響力的史學大師，他深入研究中國思想、政治與文化史，貫通古今，在當今學界十分罕見，尤其是思想史和文化史方面的研究皆扮演開創性的角色，更提出許多發人深思的議題。 出版「余英時回憶錄」的允晨文化發行人廖志峰聞訊表示意外與難過，直呼不敢相信。 余英時許多重要著作都由允晨出版，7月25日廖志峰才打越洋電話給余英時，請他為允晨文化成立40年紀念題幾個字，余英時也一口答應。沒想到今天傳來這樣的噩耗。 除了學術研究外，中研院表示，余英時也是具社會關懷、維護自由民主價值公眾知識分子，在2014年獲得首屆唐獎漢學獎殊榮後，為鼓勵年輕學人投入人文研究領域，委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設置「余英時先生人文研究獎」，提攜後進不遺餘力。 中研院說，余英時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榮譽教授，曾任美國密西根大學副教授、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一生也獲頒多項海內外學術榮譽，包含1991年獲行政院文化獎、2004年美國哲學會（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院士、2006年美國國會圖書館「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John W. Kluge Prize）、2014首屆唐獎漢學獎等，並於1974年當選中研院第10屆院士。
